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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的四大佛教名山，分别为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这四大菩萨的坐骑各有不同，不同的坐骑分别代表着怎样不同的佛教意义呢？
12寸文殊
文殊菩萨的坐骑是口首仙的青狮。文殊菩萨的形象，通常是手持慧剑，骑乘狮子，比喻以智慧利剑斩断烦恼，以狮吼威风震慑魔怨。其道场在山西五台山。与普贤菩萨为释迦牟尼佛之胁士。即文殊驾狮子侍如来之左侧，普贤乘白象侍右侧。若以此二胁士表法，文殊师利显智、慧、证，普贤显理、定、行，共诠本尊如来理智、定慧、行证之完备圆满。文殊、普贤共为一切菩萨之上首，常助成宣扬如来之化导摄益。
12寸普贤
普贤菩萨的坐骑是灵牙仙的六牙白象。与骑乘狮子的文殊菩萨，同为毗卢遮那佛之胁士，合称为“华严三圣”。白象代表愿行殷深，辛勤不倦;六牙，表示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慧智。佛教称六牙白象是菩萨所化,以表威灵,象征“愿行广大,功德圆满”。
象自然象征力大无比，也就是说，我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坚韧不拔，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成功。
观音菩萨坐骑的是金光仙的金毛犼，又名“朝天吼”。犼，俗称为望天吼，朝天吼:犼，俗称为望天吼，朝天吼，传说是龙王的儿子，有守望习惯。华表柱顶之蹬龙(即朝天吼)对天咆哮，被视为上传天意，下达民情。又有文献记载，观世音菩萨的坐骑即为“朝天吼”。犼是什么动物呢?《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犼，兽名，似犬，食人。”据说，犼凶猛异常，别说吃人，连蛟龙都不是它的对手。清代东轩主人的《述异记》中记载：“东海有兽名犼，能食龙脑，腾空上下，鸷猛异常。每与龙斗，口中喷火数丈，龙辄不胜。康熙二十五年夏间，平阳县有犼从海中逐龙至空中，斗三日夜，人见三蛟二龙，合斗一犼，杀一龙二蛟，犼亦随毙，俱堕山谷。其中一物，长一二丈，形类马，有鳞鬣。死后，鳞鬣中犹焰起火光丈余，盖即犼也。”
地藏菩萨，像以一头形似狮子的怪兽为坐骑的，名号曰：“谛听”。谛听又称“独角兽”，“地听”，“善听”，乃九华山镇山之宝，相传为金地藏菩萨坐骑。金地藏卓锡九华，立志修行，因有谛听昼夜相随，处处逢凶化吉，终成佛法。佛教尊称谛听为神犬，后人缘其晓佛理，通人性，避邪恶，视为吉祥的象征。是佛门传言和民间演绎而存在下来的一个图腾和圣物。
谛听集群兽之瑞像于一身，聚众物之优容为一体，虎头、独角、犬耳、龙身、狮尾、麒麟足，形态别致，想象丰富。世人珍之为“镇宅之宝”、“庙堂之尊”、“天地精灵”和“万兽征物”，广泛纳为收藏。
从造型看谛听，它的独角其一是象征着能接受宇宙之信息，似为“天线”之用;(其二能起到护身保险之用，它的犬耳是听宇宙之音频、传递给信者分辨是非，它的龙身示为吉祥如意，它的虎头表示智勇，有困难勇往直前，决不退让，它的狮尾表示有耐性、有雄心，办任何事坚持就是胜利，它的麒麟足视为四平八稳，与人为善、和睦相处、为善为宝。
中国佛教寺院中的地藏菩萨形象也很有特点，一般菩萨为头戴宝冠、身披天衣、璎珞装饰的天人相。而地藏菩萨则多为光头或是头戴毗卢冠，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之相。一手持锡杖，一手持莲花，或是手持幡幢、宝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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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的四大谜
元青花之谜—蓝色纹饰
青花的创烧有宋代创烧说和唐代创烧说，但都不是景德镇青花，与景德镇没有传承关系，也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到目前为止，几乎未见完整器，都是一些残片，这些残片的胎质跟景德镇的胎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所谓的唐青花、宋青花跟元青花有什么直接关系。
元青花有很多谜。第一个谜就是它为什么是蓝色的。首先，蒙古人尚白尚蓝，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波斯的工艺提倡繁缛，与宋的追求完全不一样。蒙古当时跟西域的关系密切，在13世纪初，由于成吉思汗异军突起，他和他的继承者多次征服了中亚、西亚，打通了中西文化交通的要道。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崇尚伊斯兰文化的突厥人涌入中国，其中包括工匠、天文学家、医学家等，带来了西域的文化。
元朝建立以后，又有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元代的各类文献中，都将这种东来的穆斯林统称为“回回人”。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贸易能力都非常强，愿意跟其他地区进行贸易。自从灭了“回回”以后，把工匠、器械都带回来，就慢慢发达了。
蓝色是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今天去中东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以蓝色为主的建筑。
元青花之谜—突然成熟
第二个谜就是它没有初创期，没有萌芽期，一出来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有小苗。过去任何一个窑口的发展脉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元青花则不然，你看见的时候，就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这有多种解释。有的说元青花不是元代早期出现的，而是出现于元代的中晚期，受波斯的影响，原材料和工艺都是从波斯输入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元代以后，大量北方工匠南迁。北方工匠绘画能力都比较强，比如磁州窑就是以绘画为主。工匠到了南方景德镇驻扎下来，在景德镇这么漂亮的瓷胎上重新开始作画，就跟一个画家到另外一个地方画画似的，只不过就是换了纸，换了颜料而已，技艺上没有什么区别。元青花的这种突然成熟，至今从学术角度上讲，还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
元青花之谜—题材众多
第三个谜是元青花为什么题材众多。元青花跟其他瓷器的题材表现不一样，它的题材尤其多，有花卉、鱼藻、翎毛走兽、龙凤、人物，什么都画。元青花早期的题材大致都是花卉、翎毛走兽、龙凤，后期出现了大量戏剧故事，画人物。
后期画人物的第一个原因是元青花受元曲和小说的影响，愿意画情节。第二个原因是在元朝后期，朱元璋没拿下江山之前，长时间驻扎于景德镇。他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应该有过影响，由于他的关注人物纹的作品开始逐渐增多。
元青花之谜——造型硕大
第四个谜就是元青花大器特别多，大盘、大罐、大瓶。土耳其托布卡比宫里有元青花大件瓷器几十件，都是中国当时出口的。
元青花大器多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蒙古人的性格有关。蒙古人性格粗犷，不拘小节。比如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当中有一个把杯。所谓“把杯”，就是高足杯，喝酒用的，下面的足可以用手攥着。为什么做成这样呢？因为元人是马上民族，他骑在马上，一只手腾出来就可以攥住这个杯子。“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这个感觉。高安出土的这个把杯，上面写着两句诗，非常有意思：“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我能活一百年，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天天喝醉一场，也无非是三万六千场，人生苦短啊。我们说过，元代开始就有蒸馏酒了，度数开始提高了，但就用这杯子，要喝蒸馏酒也够呛。
高安当时还出土了六个带盖的梅瓶，梅瓶也是装酒的，每个瓶子底下都有一个字，写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古代说的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掌握这六艺，你就是一个全才，在今天的社会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周礼·保氏》就有这样的说法：“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高安出土的六个梅瓶全部带盖。底下六个字，盖上六个字，互相都是对应的。当时可能就是为了配套，底是“礼”字，就拿写“礼”的盖扣上。江西高安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批出土元青花，每个都精美至极。
紫砂壶：四大家、三大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紫砂壶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
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茗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明朝著名四大紫砂名家大师
明代是紫砂茗壶的兴旺成熟期，名手辈出，代有精品。至今有实物遗存并有制作者记载的，当属明正德年间的紫砂壶名师供春，供春之壶，制品很少，留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自从供春树瘿壶问世以后，继起的名家有董翰、赵梁、元畅、时鹏，称为“四大家”
李仲芳制作的紫砂壶
四大家以后有李养心，号茂林，也是明万历时名艺人。他善于制作小圆壶，世称“名玩”。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以“小圆壶李四老官”得名。起初，名家壶坯都附入缸窑烧造，没有用匣钵封闭起来，因而都“不免沾缸坦釉泪。”从李茂林开始，“壶乃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从而防治了紫砂壶的粘染釉泪。
相传供春曾经带过一个徒弟，他把制壶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这个徒弟叫时大彬。时大彬既继承了供春制壶地传统，又创造出自己地特色。他淘土为壶，有时杂以砂土，作品时见巧思，出人意外。他开始制作地时候还只是单纯地模仿供春，以大壶为主，后来和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陈继儒等交往，突破了老师地樊篱而多做小壶，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学趣味，因此当时就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类推崇的诗句。时大彬也有两个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都行大，因而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的说法。李仲芳，其艺术成就与师父不相上下。
紫砂茶具的制作，已经有简单朴素而渐趋文巧。李仲芳父主张复古，极力“督其敦古”；李仲芳是主张趋新，不同意敦古的意见。父子争论激励。据传，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壶，急忙送到父亲面前问道：“老兄，这个如何？”从此，人们称仲芳壶为“老兄壶”。据文献记载，仲芳“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竟。”《阳羡茗壶赋》评论李仲芳有“仲芳骨胜而秀出刀镌”之语，可见其壶艺技法的精绝。至于徐友泉的作品，则又别具一格，他喜欢仿效古代瓷器尊罍的形制。造型式样较多，而且泥色也变化多端。文献上评论他的作品是“种种变异，别出心裁”。和上述“三大”同时或稍后的名手，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时英、陈俊卿、沈君用、陈用卿、陈仲美、陈和之、承从云、沈子澈、惠孟臣、陈子畦等人，争奇斗艳，壶式千姿百态，制作了许多超越古人的作品，都为人们所宝重喜欢。
明代的紫砂杯与紫砂壶，不但式样变化多端，壶形大小也很不相同。大体上说，明万历之前，好尚大壶；万历之后，壶形日渐缩小。时大彬自他游娄东和诸名士交接之后，才改作小壶。以后徐友泉诸家，更向这一方面推进，从“盈尺兮丰隆”转向“径寸而平柢”一途。明末清初更有陈子畦、惠孟臣都是“小壶精妙”、“各擅胜场”的名手。壶形由大而小，不得不承认决定于士大夫饮茶趣味和习惯的改变，逐步走进千家万户，集家居装饰、实用性、艺术性为一身，得到人们的喜爱。
古代四大美人 瓷器花神傳說
古代四大美人瓷器花神傳說
今夏，法藍瓷首度結合傳說與花神故事，創新演繹古代四大美人瓷瓶-沉魚（西施∕荷花）、落雁（王昭君∕山茶花）、閉月（貂蟬∕芙蓉）與羞花（楊貴妃∕牡丹）瓷品。法藍瓷設計師首度演繹四大美人瓷品，自經典的陶瓷觀音瓶、天球瓶、梅瓶、玉壺春瓶線條，更凸顯立體瓷藝花卉盛放，透過國畫水墨筆觸於花卉上暈染，烘托美人氣質神韻。
芒夏五月，迎接端午與夏至之際，除古代四大美人瓷瓶外，法藍瓷於今夏同時推出「粽」意十足的《粽意濃情椒鹽罐》，作為端午佳節贈禮之選。浮雕艾草點綴其間，代表祝願親友招納百福、福氣滿堂。粽子造形討喜椒鹽罐，除意指「包中」連連，更於端午佳節伴全家老小展笑顏。
透過設計語彙創意呈現，法藍瓷於今夏描繪古代美人萬千風情，呈現令人陶醉之精湛瓷品；「粽」情擺飾可納福滿堂，使人收一份陶瓷，享一分心意。從傳統到現代，法藍瓷跨越國界、穿越時空，揉合經典創意，淬煉當代價值，展現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之品味，打造當代珍藏經典。
地藏圣号由来
地藏王菩萨即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梵名乞叉底鹐沙(Ksitigarbha)。据《地藏十轮经》讲，由于此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所以称为地藏。
菩萨因何名为地藏？据《三宝感应要略录》载：如来昔在灵鹫山时，地藏菩萨游行诸国，教化众生，到毗富罗山下，至乔提长者家。其长者家内，被鬼夺其精气，其家五百人，并皆闷绝，不醒人事，经于旬日。地藏菩萨见此情景，即作是念：‘实可苦哉，实可痛哉；世间有如是等不可说事。我今愍此众生，而作救济。’说此语已，便即腾身，往灵鹫山，白佛言：‘世尊！我见乔提长者家五百余人，皆被恶鬼夺其精气，闷绝在地，已经数日。我见是事已，生怜愍心，生爱护心，唯愿世尊，许我设此救济之法。令诸恶鬼降伏于人，令诸行者随意驱使，复令长者还得如故。’尔时如来，从顶上毫，放光万寻，照地藏身。与会大众各相谓曰：‘今日如来，放光照地藏身，此菩萨必成大法，教化众生。’时地藏菩萨白佛言‘我今有一神咒，能去邪心，复驱使诸恶鬼等。我念过去无量无边久远有佛，号烧光王。其佛灭后，于像法中，我住凡夫地。有一仙人，在俱特罗山，善行道术。我见众生被诸鬼所恼，如彼长者家无异。我于尔时作是誓愿：遇善知识，求学降伏之法。即往俱特罗山，语彼仙人。仙人心生欢喜，于三日内，授我预知万理，消除罪恶。又将一切恶鬼，招集我所，依师法教，调伏其心，令发道心。于须臾间一切地狱受苦众生，各乘莲花，诸苦停息。尔时仙人，见我得如是神力，与我授记，而作是言：汝于无量无边世，佛与授记，名曰地藏。于五浊世中，人天地狱，常当化身，救度众生，令离灾难，今见长者，如本无异。我今往彼家，特救护之。’世尊听许，菩萨往化，五百余人，一时还活。
浅谈景德镇的“四大名瓷”
陶瓷， 是我向这个世界宣泄感情的独特方式， 把隐藏起来的情绪和压抑住的性格用泥与火炼烧出来。所以我说，陶瓷是另一个我，另一个更加真实的我。出生在景德镇，我一直觉得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而更加幸运的是我喜欢这里，喜欢陶瓷。从幼时开始，身边的朋友和亲人都说大城市有多好，多么发达， 大家都向往着前沿的科技， 向往着霓虹灯下的灿烂生活。但是，景德镇这座城市在这几千年来也用自己的韵味向全世界的人们展示自己的美。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里，可能会被这里混乱的交通，以及一些破旧的房屋给吓跑了，不过当你在这里多了解一点，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特产美味至极，这里的文化底蕴通过几千年的积淀越发深厚。
景德镇青花瓷花瓶仿古摆件
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是这里的瓷业砥柱，分别为颜色釉瓷、青花瓷、玲珑瓷和粉彩瓷。要说景德镇白瓷如玉，那么颜色釉瓷就是宝石了，其釉色可谓五彩缤纷，晶莹夺目，被誉之为人造宝石。颜色釉是在釉中掺入不同金属氧化物和天然矿石为着色剂，施在瓷器的坯胎上，再将坯胎高温焙烧，烧成后呈现不同颜色的瓷器。由于窑变的不确定性，每件颜色釉瓷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绝品。其红釉光艳华丽，青釉素洁雅致，黄釉明朗清晰，花釉斑驳古雅。而结晶釉则更变化无穷，爆发出大小不一的品花，花团锦簇，光芒四射，其艺术效果之妙是难以形容的，所以说釉是陶瓷的另一层生命。高温颜色釉绘画是经过高温烧炼下的二度创作，是利用自然界的金属氧化物为色剂，将硅、钙、钾、钠及多种矿物质元素科学配置成釉料，浮附在陶瓷坯体上，经过1300多度高温形成的液态玻璃质，其交融、渗透、流畅，形成晶莹绚丽、斑驳厚重的色彩。而且其成品率也是极低的，10个陶坯一起放入1300℃以上的炉火中烧制，一般仅有2个到3个成品能够完好无损地出炉，成功率仅有20%。
说到青花，这应该是大家对景德镇瓷最熟悉的瓷种了吧。青花艺术有着古朴的意境，其起源于元代，盛于明清，传承发扬于现代，近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之成为古代东方艺术的代表而举世闻名。用青花色调表现山水等具有苍翠古朴的格调，特别是经过岁月的沧桑，逾显其古朴之神韵，使人回味无穷。青花瓷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青花玲珑瓷是在瓷器坯体上通过镂雕工艺， 雕镂出许多有规则的“玲珑眼”，然后以施釉烧成后这些洞眼成半透明的亮孔。景德镇青花玲珑瓷是明永乐年间在镂空工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据说青花玲珑的创烧还有一个故事。在宋代景德镇瓷器中有一种叫熏炉的产品，炉盖采用镂空装饰，在烧成过程中，由于釉料的高温流动性好，加之烧成温度往往控制不严，常使窑内温度过高，从而使釉料熔融后流动而将炉盖上的孔洞填平，出窑后对光一照，光亮透明。这种偶然的产品缺陷却使工匠们大受启发，终于在明代永乐年间成功烧制出晶莹剔透的玲珑瓷器，永乐年间的玲珑瓷流传极少，很不易见。晶莹、幽雅的青花玲珑瓷，外国人称其为“嵌玻璃的瓷器”，数百年来一直誉满中外。碧绿透明的玲珑和淡雅青翠的青花相互衬托，其釉面白里泛青，料色青翠欲滴，玲珑碧绿透明，釉中有釉，花里有花，结合得天衣无缝，展示着我国古代制瓷业高度的技术成就和艺术成就。
粉彩瓷， 也是我画瓷器最多的瓷种。其不同于青花、玲珑和颜色釉，是一种釉上彩瓷，而前三者都是属于釉下瓷。那么，釉上瓷与釉下瓷究竟有着什么区别呢？所谓釉上彩是指在已烧成瓷器的釉面上用彩料绘画，再入窑在600～900℃之间进行二次焙烧而成的品种。这种彩，因施在釉上，用手扪之，有凸起感觉。粉彩就是釉上彩瓷的代表，其也可以称软彩，是在古彩基础上，用国画技法发展而成的低温釉上彩。从施彩的方法看，粉彩在素胎白瓷上勾出图案的轮廓，然后在轮廓内填上一层玻璃白，再在玻璃白上堆填色料，用干净的毛笔轻轻地将颜色洗染成深浅不同的层次，这与中国画中的没骨画法有着相似之处。由于玻璃白对彩料的粉化和乳浊作用，使彩绘颜色粉润柔和，画面细腻工整，形象生动逼真，并有浮雕之感。粉彩始创于康熙，极盛于雍正，粉彩的问世撼动了青花这几千年来的霸主地位，迅速成为宫廷新宠，在所有的彩瓷中，粉彩的表现力为第一，其艺术价值也是极高。就我而言，我画的较多的就是粉彩花鸟，是将国画的花鸟运用到粉彩瓷中，以粉彩为技法的花鸟柔和生动，仿佛在瓷面上舞蹈一般，鸟的性格、花的娇艳都是我在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
粉彩的收藏价值是在不断攀升的，俗话说“盛世收藏，乱世黄金”，翻开近年来中国陶瓷拍卖成交表，粉彩瓷器从2000年开始价位连年飙升，一件雍正粉彩橄榄瓶，在香港的成交价达到4150万港币，而另一件清乾隆的粉彩瓶，在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更是拍出5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所以说，粉彩瓷不管是在艺术方面还是在价值方面都是十分可观。
陶瓷文化鉴赏-隋唐陶瓷四大名窑
在河北，能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民族文化遗产，当属古代瓷窑中的“四大窑”，它们是：代表隋唐北方白瓷的邢窑，列入北宋五大名窑之首的定窑，以白地黑花艺术影响了南北一大批窑场的宋金磁州窑和世纪之交在国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井陉窑。它们在中国灿烂的陶瓷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邢窑：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
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发明在我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的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我国还是对外国的物质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起，中外学者开始注意了对邢窑的研究。明清时代，我国出现了一些博古著作和陶瓷著作。如明曹昭著有《格古要论》、谷应泰著有《博物要览》，在这些著作中都提到唐代邢窑白瓷。我国学者对邢窑的真正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开始的，作为我国第一代古陶瓷专家的吴仁敬、陈万里、傅振伦等都对邢窑关注有加，但所知的仍是一些“内丘白瓷瓯”、“邢瓯”一类的词汇，至于它的真正产地、范围、产品以及发展进程等很少被人提及。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内的几代工作者便为解开邢窑之谜做着不懈的努力。陶瓷考古界的权威陈万里曾几次到内丘实地考察，未能发现邢窑，史学界专家杨文山等人50至70年代屡次到内丘、沙河、邢台等地考察，同样失望而归……1980年初，临城县陶瓷厂成立了“恢复邢瓷技术小组”，一年时间，小组在临城境内共查出包括祁村、岗头、山下等在内的古瓷窑址17处，神秘的邢窑揭开了一角面纱。1981年春，欣喜不已的考古工作者，在临城县召开了由中央、省、地、县和新闻部门参加的“邢窑与邢瓷艺术鉴赏会”，为邢窑之谜付出了几十年心血的老专家们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这标志着邢窑与邢瓷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取得的成就大大提高了考古工作者寻找邢窑的信心，调查工作进入冲刺阶段。1982年至1984年底，内丘县文化馆贾中敏等人在内丘县境内共查出邢窑遗址20余处，1987年，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为主组成的邢窑考古队开始进入内丘、临城工作，共对内丘城关、临城祁村、山下等处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出土52座灰坑，4座晚唐五代时期的窑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隋代薄胎透影细白瓷的面世，为此后邢窑的精略分期断代及对邢窑不同时期遗迹遗物的认识、了解提供了可能。专家们不约而同地提出邢窑是隋唐北方白瓷的代表，对于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提出：邢窑的发展特别是白瓷对邻近诸窑诸如定窑、平定窑等有很大影响；邢窑的薄胎细瓷已基本上达到了欧洲“硬质瓷”的标准，把薄胎细瓷的起源提前了近10个世纪。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瓷器收藏四大要素——“古、稀、美、俏”
第二要“稀”
物以稀为贵。如宋代汝瓷，便因其稀有而倍加珍贵，尤其是御用汝瓷。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北宋晚期至今传世的御用汝瓷总数不超过百件，且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各地、各国博物馆和少数收藏家手中，故有了“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据了解，目前市面上，一块带有芝麻钉的汝瓷残片已达数千元，如果是一件完好无缺的汝瓷器，那将是数万，数百万元甚至更高的价位。国内外古瓷收藏界，均以宋代“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作品为热点，其次要数元代青花彩瓷了。而唐代青花(唐青花是由白瓷与三彩孕育而生，唐代白瓷成熟的烧制工艺，使三彩器与唐青花以其洁白的衬底映照出艳丽的色彩效果)因其存世数量极少而难得，故唐青花瓷从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上讲，均具有相当高的收藏价值。
第四要“俏”
要注重收藏市场需求量大、行情看涨的古瓷。这种“俏”货价格攀升潜力大。约10年前，清三代官窑瓷器在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才几千、几万元。由于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现在的官窑瓷器已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了。另外，国内古瓷的拍卖价近年来虽然不断升高，但与国际拍卖价相比还是较低的，后者往往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因此，古瓷的市场前景看好，升值潜力仍较大。
蕴含中国传统文化颜色釉陶瓷的四大特征
五颜六色、璀璨多姿的颜色釉陶瓷，凝聚着中国古代陶瓷工匠的聪明才智，或热烈、或奔放、或沉稳、或雅静，体现出土和火的艺术的真谛。漫长的历史岁月沧桑积淀于缤纷的色彩之中，唐代多彩；宋代理性；元代辉煌；明清华丽。象大树的年轮一样，述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元、明、清颜色釉陶瓷，不但色彩斑斓，而且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品种之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特征。
一、浓厚的宗教观念
广义的宗教观念，包括对自然和先祖的崇拜祭祀行为，从远古时代即已盛行。历代皇朝还规定了祭祀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祭器。明代洪武二年，朱元璋就下令：今后“凡祭器皆用瓷”，自此，陶瓷祭器就成为明清两代官窑的主要品种，烧造数量巨大，作工十分精细。明清皇家祭祀十分频繁，所祀内容有：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等。其中土地、宗庙、社稷、山川为天子亲祀，其余遣官祭告。各种祭祀活动及不同的位置中，需配用不同的颜色釉陶瓷。如天坛正位用青色；地坛正位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月白色；先农坛、天神坛、太岁坛正位用白色等。
许多颜色釉的名称，也与祭祀相关。如有名的“霁红”，其本意应为“祭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论述颇详：“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作霁红，而陶俗皆做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效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红原为祭红，是唐英将其改写为“霁红”的。“霁”与“祭”同音，只是前者更能显示文采而已。“霁蓝”、“霁青”等名，在纷杂的文献中也常称“祭蓝”、“祭青”，均与宗教祭祀相关。
二、森严的等级制度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决定着颜色釉陶瓷的生产和使用。明清两代官窑生产的颜色釉瓷器，民窑不许生产，如果违犯此规，严重者杀头。《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时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如此严酷的法律，保证了皇家对颜色釉瓷器的垄断，提高了官窑颜色釉瓷器的身价，也限制了民窑颜色釉瓷器的发展。
在皇宫中，颜色釉瓷器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清《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里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底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绿地红龙器。由此可知颜色釉的使用，在等级上是多么森严。官窑严格控制着颜色釉瓷器的生产，为防治技术外传，甚至连残次品都送往京城处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曾奏“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建议黄釉及五爪龙瓷器的残次品，押运京城处理。乾隆朱批：“黄器如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残次品押运京城，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浪费，但却保证了皇家对黄釉器的垄断。
以上可以看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对颜色釉瓷器的影响，一方面是限制了它向民间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皇帝的严格要求，促使颜色釉瓷器经过精工细作，使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精湛的制瓷工艺
均匀纯正釉色的烧成，除釉料配方和烧成等因素外，施釉工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的造型和釉色品种，元代以后景德镇陶工发明了多种施釉方法，如一般的碗、盘用蘸釉法，大件器物用浇釉法，方器则用笔榻法。为保证釉色均匀，一般颜色釉多用吹釉法，宣德及康熙的洒蓝、嘉靖的回青、康熙的豇豆红等，其特殊的装饰效果，均与吹釉法相关。清人龚鉽诗赞曰
看他吹釉似吹箫，小管蒙纱蘸不浇。
坯上周遮无渗漏，此中元气要人调。
古代陶工用的吹管，是当代喷枪的前身。二者的作用完全相同，能保证釉料均匀地附于器物外壁之上，烧成匀净的釉色。各种施釉工艺均有特殊功能，它们是颜色釉的工艺基础，也是精湛的制瓷工艺的具体表现之一。
颜色釉有高温、中温和低温之分，色釉品种至雍正时，已达数十种之多。但决定颜色釉的呈色剂却只有铜、铁、钴、锰、钛、锑、金等几种金属氧化物，尤其是前三种，是中国传统釉色的主要呈色剂。同一种金属氧化物，利用温度和焰性改变其分子结构，可烧出不同的色釉品种。如氧化铜在氧化焰中可烧成绿色，如果在还原焰中可烧成红色。而铁的氧化物，在还原焰中可烧成青绿色，在氧化焰中可烧成黄色或酱色。如果提高氧化铁的含量，再配上钴、锰等金属氧化物，更可烧成黑色。这其中的奥妙，取决于釉料配方的调整和烧成技术的纯熟程度。古代勤劳智慧的陶工，在实践中准确地掌握了各种釉料的变化，得心应手地调制出各种釉料配方，纯熟自如地驾驭了烧成技术，创造出数十种色彩缤纷的颜色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至今仍令世人叹为观止。
四、富于观赏的审美情趣
颜色釉瓷器色彩缤纷，五颜六色的色彩变化能使人从中品味出深沉的文化内涵，后人一向推重宋瓷，而宋瓷的主流就是单一的颜色釉瓷，五大名窑均以釉色取胜。元、明、清颜色釉瓷更显示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条：
1、巧妙地利用缺陷，反丑为美
釉面的裂纹、斑点等，本都是烧成的缺陷，但经陶工之手，反丑为美，均能成为极富装饰性的特殊颜色釉品种。如哥窑的大小开片，本是因釉的收缩率大于胎的收缩率而出现的一种严重缺陷，但陶工巧妙地应用这种缺陷，使之形成各种有规律的大小纹片，妙趣横生，耐人寻味。明清仿哥窑产品很多，直接继承了这种传统。再如清雍正时出现的窑变花釉，本是仿钧釉不成功时，釉面出现的人工难以控制的窑变现象，但陶工善于取势，顺其自然流淌，反而创出变化万千的窑变花釉的新品种。再如豇豆红釉的绿斑点，厂官釉的黄斑点，均是烧成时出现的缺陷，但陶工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反增加了釉色的韵律变化，令人回味无穷。
2、均匀中的变化
均匀纯正是颜色釉的基本要求，但中国传统颜色釉追求的却是均匀纯正中的变化，以自然的工艺变化，增添颜色釉的韵律和节奏感。如宣德红釉棱形洗（图），外壁施均匀纯正的红釉，但口沿及棱角处却露出胎体本色的洁白色，十分整齐规整，俗称为“灯草口”、“出筋”，红白分明，对比强烈，使均匀纯正的釉色给人一种富有韵律的美感。再如雍正青釉鱼篓罐（图），外壁施用粉青色釉，呈色均匀稳定，但仿鱼篓的弦纹却使釉色产生了一种节奏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均可说明中国传统颜色釉在完成均匀纯正的基本要求后，追求均匀中的变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3、釉色与造型的统一
不同的釉色，配用相适应的造型，方能充分体现釉色本身的美感。元、明、清颜色釉产品十分重视釉色与造型的统一。如高温铜红釉有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之分，其特征分别为沉稳、奔放、素雅。传世品中沉稳的霁红釉多与大小适中的瓶、壶、炉、洗等结合；浓艳奔放的郎窑红则多与大件的瓶、罐等相结合；素雅柔润的豇豆红则与小巧的瓶、洗、盒、水丞等文具相结合。再如窑变花釉，色泽浓烈，传世品中多为大、中件的陈设用瓷。而胭脂红釉色泽淡雅柔和，传世品中均为小件的碗、盘、瓶等等。总之，色彩丰富的颜色釉，与相适应的造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颜色釉的天然丽质，体现出中国传统颜色釉高雅的审美情趣。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颜色釉斑斓的色彩中，极富观赏情趣，使人引发高雅的审美体验，领悟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就是颜色釉陶瓷受人喜爱的根本原因，也是它能成为中国陶瓷主流产品之一的关键所在。
景德镇窑四大名瓷之粉彩瓷
粉彩瓷又叫软彩瓷，景德镇窑四大传统名瓷之一。粉彩是一种釉上彩绘经低温烧成的彩绘方法。粉彩瓷器是清康熙晚期在五彩瓷基础上，受珐琅彩瓷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造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所谓釉上彩，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再入窑经摄氏600度至900度温度烘烤而成。粉彩瓷的彩绘方法一般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的不同需要洗开，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法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寡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故称这种釉上彩为“粉彩”。
粉润剔透的粉彩瓷
粉彩瓷器使用“玻璃白”，并与绘画技法紧密结合，这是景德镇陶工们的一项新的创举。经研究化验，所谓“玻璃白”是不透明的白色乳浊剂，属氧化铅、硅、砷的化合物，利用其乳浊作用，可以使彩绘出现浓淡凹凸的变化，增加了彩绘的表现力，让画面粉润柔和，富于国画风格。
粉彩的绘制，一般要经过打图，升图，做图，拍图，画线，彩料，填色，洗染等工序。其中从打图到拍图，是一个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如绘瓷决定装饰内容与形象构图的阶段。正式绘制时的定稿叫“升图”，把描过浓墨的图样从瓷器上拍印下来叫“做图”。接着把印有墨线的图纸转拍到要正式绘制的瓷胎上去即“拍图”，这样就可进行绘瓷。
粉彩始创于康熙，却盛于雍正，到了雍正时期粉彩才真正发展至粉润剔透。康熙晚期在珐琅彩瓷制作的基础上，景德镇窑开始烧制粉彩瓷，但制作较粗，仅在红花的花朵中运用粉彩点染，其他纹饰仍沿用五彩的制作。目前主要发现有两个品种：一是白地粉彩器；一是绿、黄、紫三彩瓷上加有胭脂红(金红)彩。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怡釉和彩绘方面，粉彩瓷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比如胭脂红底粉彩为康熙时创烧，到雍正朝色调更为匀净艳丽。清雍正珊瑚红地粉彩“九秋同庆”纹碗(图2820)正是此类型作品。此器造形端正，绘画精湛，色彩艳丽，精巧细腻，通过红、黄、绿、蓝、紫等色的浓淡变化，表现花叶的阴阳向背，富立体质感，高贵，华丽，艳而不俗，为雍正御用瓷之精品佳作。
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大多数在白地上、少量在色地上绘纹饰。以花蝶图为最多，牡丹、月季、海棠、四季花也极为普遍。人物故事图，在粉彩中也比较多。此外，粉彩瓷中谐音的“蝠”(福)、“鹿”(禄)图案十分多见。当时突出的是所谓“过枝”技法。
雍正早期有康熙五彩风格，粉彩纹饰多绘团花、团蝶、八桃蝙蝠(喻意多福多寿)、过枝花卉、水仙灵芝、仕女、麻姑献寿、婴戏等。纹饰明显疏朗、规整。如粉彩过枝桃蝠盘，从盘外壁开始绘桃枝叶及桃，通过盘口过到盘心接绘桃枝叶及蝙蝠，雍正时期一般绘8个桃，乾隆时多绘9个，有“雍八乾九”之说。粉彩过枝福寿双全盘(图1880)正是如此。此对盘形态娇小，造型端庄秀雅。运用过枝花的手法在白底上从器外壁起画，经过口沿，延续到器内壁，绘八桃五蝠，取“洪福齐天”、“福寿双全”之意。此画法兴起于雍正时期，一直影响及道光。粉彩始创于康熙，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施釉和彩绘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器正是其中一例。雍正时期粉彩绘八桃、五蝠的瓷盘以尺寸来看可归为四类，如此器口径只有13.4公分的，为同类中最小的一种，是目前传世品中的孤品。
由于在粉彩画面某些部分采用了玻璃白粉打底，用中国传统画中的没骨法渲染，突出了阴阳、浓淡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低，所用彩色比五彩更丰富，有时一件器物上用色多达二十余种，一般也有十余种之多。色彩效果鲜而雅，粉而柔，厚而浓。雍正粉彩不仅有白地绘彩，而且也有多种色地绘彩的。《中国陶瓷史》中说：“雍正粉彩的特点是由于在彩绘画面的某些部分采用了以玻璃白粉打底，用中国统绘画中的没骨画法渲染，突出了阴阳、浓淡的立体感。”如粉彩玉堂富贵碗(图1874)，此对盌上所绘之牡丹、玉兰及雏菊，色彩淡雅逸丽，运笔自然流畅，层次清晰，可见雍正帝品味之高雅，追求自然清新的唯美境界。
雍正粉彩的胎土普遍坚硬洁白，结构细密。胎体轻重适度，达到了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地步。即使是大件器皿，胎体也是上下匀称一致，不显厚重，修胎规整。器物底足极为光滑滚圆，俗称“泥鳅背”。釉面光洁，釉质莹润，匀净，多数为纯白。雍正粉彩的造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总体风格是秀丽精巧，无论是大小器皿都制作精工，讲究细部处理。
雍正官窑粉彩瓷器主要是书写青花双圈六字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写篆书款和四字楷书款极少。青花色调纯净，字体非常工整，笔法清秀有力，结构严谨，多为小楷，时代特征明显。画意手法表现出宫廷装饰，突出庄重、典雅的“富贵气象”。
现代仿制的雍正粉彩盘、碗在市场上比较多见，其特点是胎体过于轻薄，底釉近乎粉白光亮，也有亮青者，有的纹饰绘画精细，器底青花书写“大清雍正年制”款。整体看具有一定的雍正官窑粉彩风格，但仔细观察仿制水平还不能真正达标，而且纹饰过于精细，反映出现代绘画的气息，缺乏200多年的文化积淀。仿制品的青花款字体乍看与传世品一样，但仔细观察则笔划无力、松散，尤其是青花色调不沉着。更要引起注意的是，仿制者为了达到蒙混过关的目的，也采取一些补救的办法，就是在器物上作旧。作旧的方法不一，有的用磨大理石的极细的砂纸打磨，也有的用某种酸将器物腐蚀后再用皮带磨。另外传世品有“蛤蜊光”，因器物年久有些彩料或釉面由于长期与空气中的氧结合，形成彩虹般的反射效果。现代仿制者为了表现此种现象，将器物浸泡在高锰酸钾溶液中，但是这样制作出的“蛤蜊光”与传世品的还是不一样。另外，新仿制的雍正粉彩器也有色彩较厚的，这类器物多数彩面上无光泽，给人以很旧的感觉。仔细观察，彩面是经过打磨的，打磨后还在纹饰线的周围淡淡地涂些黑灰色的东西，模仿出经年使用的痕迹。这些都是收藏者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