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瓷砖。
两艘保存比较完整的大船。碗底落款“清道光制”的大碗。现场发掘的“虎子”（尿壶）。一个碗底打着像韩文的字号。文图/记者黄丹彤特约通讯员罗世聪
探秘
在发掘的土层里，发现了数十件破瓷器和一些铜钱。其中有落款大清嘉庆年和道光年制的民窑青花瓷；铜钱中包括宋代的元丰通宝、景兴通宝，清代的道光通宝、嘉庆通宝等。
3艘清代古船今年4月中旬在广州北京路45~65号考古工地被发掘，因为考古人员对现场封锁严密，同城媒体均一直未能进入现场。昨天，本报记者经过多次努力独家进入现场探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挖掘人员罗世聪向本报记者透露，从考古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看，目前初步判断该古船废弃于清代中晚期，即嘉庆、道光年间，或为官府所用快船。
记者了解到，这是广州历史城区第一次考古发掘古船。这3艘古船经过细心发掘后将进行复原修复，作为一件重要展品进驻正在建设中的广州博物馆新馆。广州考古专家指出，3艘古船的发现，对于广船的造船工艺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也为研究广州历史地理和珠江岸线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wwW.taOci52.CoM
昨天下午，本报记者被允许进入现场探究。发现古船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南关电影院对面马路，位于北京路45~65号考古工地内。准确位置与现在珠江的天字码头相距169米。参与发掘的罗世聪介绍，3艘木船呈南北走向，离地面约2.5米的深度，3艘船船头都是朝北向上翘起，高低相差约1米。3艘木船最长一艘残长19.2米，中部残宽3米；中等一艘残长15.2米，中部残宽2.5米；最短一艘残长约3米，中部残宽约1米。3艘木船经过两个月清理，基本清理完毕，其中的两艘大船保存比较完整。残余的构件看上去，船的深度约1米，由此挖掘人员估测，真实的船体从船上甲板到船底应该有1.6米~1.7米深。
“船内有两层填土，都是一些废砖瓦块，夹层是一些碎木屑，由此估计是被废弃后堆积而成。”罗世聪说，在发掘的土层里，发现了数十件的破瓷器和一些铜钱。其中有落款大清嘉庆年和道光年制的民窑青花瓷；铜钱中包括宋代的元丰通宝、景兴通宝，清代的道光通宝、嘉庆通宝等等。
记者现场看到几十件民窑瓷器，都为破损件。其中有的碗盘底部还有“嘉庆造”、“清道光造”等落款。其中一件缺口的青花盘子内还题有一首草书诗句，是描写中秋夜月景象的。还有一个碗底，打着一个类似中文的“石”或者“否”字，但仔细看起来又不是。看上去倒像韩文的字体，给碗的来历添加了神秘。
解谜：隔舱板约30块或为官府用快船
挖掘专家注意到，其中两艘大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隔舱板很密，整艘船的隔舱板约30块之多。不同于一般的民用渔船，一般情况下约1米才有一块隔舱板。结合古船结构形制，有考古专家初步推测，本次发掘的木船属于快船类型，有可能为官府所用。
本次发掘是广州历史城区第一次考古发现古船，有专家回忆，早在1977年，曾经在番禺钟村发掘过一艘长达40多米的龙舟，挖掘出来几乎腐烂了。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3艘木船的发掘地一带在清代属于广州城南，早在清朝中期以前，这里还是珠江河道所在。根据《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建设单位在建设施工前主动报请文物部门组织考古勘探工作。
今年3月中旬，配合工程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发掘。有专家指出，本次发掘发现对于广船的造船工艺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也为研究广州历史地理和珠江岸线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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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案犯罪嫌疑人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定性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构成倒卖文物罪；第二种意见，构成盗窃罪；第三种意见，构成侵占罪。
[速解]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不构成倒卖文物罪
倒卖文物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观上表现为故意，且以牟利为目的，对于不知为禁止买卖的文物而倒卖的，不以犯罪论处。本案中，杨某、蒋某、陈某对捡拾的出土瓷器进行贩卖时，并不知道该瓷器为文物，只知道是一些老东西、古董，可能要值钱，主观上并不明知所卖的瓷器为文物，且相关的贩卖出去的疑似文物公安机关未进行鉴定，是否属于文物无法确定，进而也无法确定已经贩卖的文物是否属于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因此，不符合倒卖文物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上述人员构成倒卖文物罪，宜认定为事后不可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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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均属于国家所有；发现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本案中，杨某、蒋某、陈某在发现出土文物后，一直未向施工方报告，也未向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报告，而是擅自藏匿并转移变卖，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手段将出土文物占为己有，变卖获利，且在相关部门通知后仍拒不交出部分文物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杨某、蒋某、陈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平阳发现宋朝古村遗迹
▲村民挖出的古瓷片。
▲盖竹村唯一一座基本完好的古石板桥。姚行亮摄
日前，苍南龙港的林先生向“党报热线”88869996反映：平阳县麻步镇盖竹村，是一个在宋朝时盛极一时的古村落。可惜在明洪武年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原先的繁华被淹没在废墟之中。现在，古村落的一些遗迹仍在，村民还在村后的斜坡上挖出了据说是宋代的陶瓷残器和碎片，希望“党报热线”加以关注。
后山挖出宋时文物
根据林先生提供的线索，日前，记者约请了平阳县文物馆馆长蔡昌振，在林先生等热心读者的引领下，前往麻步镇盖竹村进行考察和采访。
找到据说是挖出了宋代陶瓷的村民温学勤时，他从家中拎出了一个小编织袋来到门口。从中拿出几个陶瓷残器后，将里面的碎片一并倒出，里面共有16件残器和许多碎片。
温学勤说，因为村里一直传说后面的山上有宋代的文物，去年6月份，他便和七八个村民一起去挖掘，居然在一处看似墙角附近的地底下，陆续挖出了这些东西。
这些陶瓷残器和碎片，有碗、盘、碟、盏等，精粗不一，釉色和器型各异，精细的胎质细腻，还有划花装饰，有的底下有墨书的字符，以精细的占多数。蔡昌振在仔细翻检观看后认为，陶瓷残器和碎片确实是宋代的，大多为北宋时期。且从精细程度看，这些瓷器并非本地生产，而是出自北方及福建等地，在当时，普通人家是用不起的，应为官宦人家所用。
村民毛昌逵向我们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1981年，他家盖房子时，在屋后的地里取土。挖到1米多深后，挖到了“铜”箸和“铜”调羹，还有碗盆和铜钱等。碗的底下有一个像是“宋”字的字，铜钱是南宋建炎年的。奇怪的是铜钱锈了，而“铜”箸和“铜”调羹却没有生锈。事后，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从“铜”箸和“铜”调羹在南方地下历经七八百年没有生锈看，应为金箸和金调羹，或金铜合金的。
宋时废墟今犹在
毛昌逵对盖竹村的历史所知颇多。他告诉我们，他们家族在明末清初从青田搬到这里时，盖竹已经荒无人烟。而盖竹在明以前为一林氏望族聚居之地，与附近的东坑、东桥、埠头、沿口等4村合称盖竹里。
毛昌逵说：古时候，鳌江自盖竹村前经过。自鳌江上岸，走过虹桥，就进入了盖竹。如今虹桥还在，只是改成了可通汽车的钢筋水泥桥了，桥前方的鳌江更是大幅度地改道南移。毛昌逵说，在解放后平整土地时，他们挖到了街区的遗址，规模这么大，想当年这里应该十分繁华。
从至今仍保存的一些墙垣遗迹看，当时7座府第的规模有一二百亩。据说林府的后花园，被后山高耸如蘑菇的华盖峰遮盖，不见天日，石壁上布满藤蔓。我们在盖竹村转了转，在田头地角，不时可见断垣残壁。毛昌逵说，村里人在耕作挖土时，经常有古砖挖出。砖为青砖，有现在的两块那么大。
在靠近后山的一排房子的后门，毛昌逵指着浇了已经有些年头的水泥地面告诉我们：这里浇地面时，曾经挖到了一条青砖砌的路，应该是古时候的一条通道。
天灾人祸淹繁华？
据《平阳林氏志》等书籍记载，在宋代，盖竹一村出了11名文进士、17名武进士。曾经繁华一时的古盖竹，为何在明时烟消云散？原来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农历七月初二，台风暴雨引发的泥石流从盖竹后山倾泻而下，古盖竹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幸存的林氏子孙也迁移他乡。此后，因灾迁居萧江前村的盖竹林氏后人、刑部主事林升，在胡惟庸案中被处死，族人肯定也受到株连，盖竹自此更加湮没无闻。
从现状看，如今的盖竹村，是建在古盖竹林氏府第的前院遗址上。文保部门的有关人士认为，在村庄下面，可能还有一个被淹没了600余年的繁华古村庄。
聋哑兄弟上山采草药挖出50件明代青花瓷
20天前，什邡红白镇五桂坪村1组聋哑兄弟王邦田、王邦林在深山采药，一锄头下去，挖出勺子、碗、碟子、罐等50件完整瓷器。前日，兄弟俩将50件瓷器捐赠给什邡市文管所。经什邡文物管理所专家鉴定，这些瓷器为明代青花瓷。
两兄弟在采药过程中，一共挖出瓷碗23个，瓷碟12个，瓷勺子14个，此外还发现一个小型瓷罐，一共50件瓷器。兄弟二人将50件瓷器背回家，一番清洗后装进纸箱，表哥陈代全联系了当地文物管理所。
“可以肯定的是，这批瓷器是明代青花瓷，属于民间瓷窑生产。”什邡市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李灿在查看50件瓷器后表示，这批瓷器有勺、碗、碟、罐，器形丰富，保存都十分完好，釉色也比较亮，具有一定的文物收藏价值。
王邦田几兄弟都是聋哑人，家里挖到稀奇宝贝，表哥陈代全有些担忧。他认为，由于市场价值难以估算，怕有人来谋财，“家人安全第一。”陈代全和兄弟俩商量后，决定将50件瓷器捐赠给国家。
“我们曾经在山顶上找到过崇祯时期的铁瓦，因此发现这些瓷器也很平常。”什邡市文管所所长杨剑称，发现地是海拔3000多米蓥华山上，这里曾经是西羌要道，明清时期有很多佛教寺庙，“是否与佛教有关有待考证，何人所埋成迷。”
“我们将按有关规定给予王邦田、王邦林二人精神和物质奖励。”杨剑表示。
陶瓷文化：吉木萨尔再现清代烧陶遗址
日前，吉木萨尔县在历史文化名城普查中，专家学者在距吉木萨尔县城西南约10公里的水溪沟找到了清代烧陶遗址4处。
据史料记载，吉木萨尔县自汉唐时期，就有陶瓷业，从北庭故城出土的文物以及故城南城墙外5处烧陶遗址足以证明当时陶瓷业的兴旺，到清光绪年间，陶瓷业再度发展，迁址到了距吉木萨尔县城西南10公里的水西沟。由于水西沟有较好的烧陶粘土做原料，地下贮藏的煤炭又是烧陶必不可少的燃料，使得水西沟的陶瓷业一度繁荣，陶砖、陶瓦、陶罐以及其它的陶制民用器皿等产品畅销乌鲁木齐、阜康、奇台等地。这次在水西沟发现的清代烧陶遗址4处，共有窑址10多座，现保存尚好的有7座，并发现了许多清代烧制的陶器残片等，参加普查的专家学者将进一步进行实地勘测、考察、论证，对水西沟的陶瓷遗迹加以发掘和保护。
泉州宋船 香料瓷器的转运商
华光礁1号出水的折枝花卉图案粉盒。
清末美璋照相馆出版的明信片有泉州“镇国塔”。
泉州开元寺内海上交通博物馆的古船博物馆所展示的南宋古船。
华光礁1号出水瓷器，其中不少小巧玲珑、做工精美。
据泉州海交馆的专家说，以前认为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后来，研究阿拉伯人墓碑才知道，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有许多是由“陆上丝绸之路”转道而来。可见当时的泉州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汇聚的地方。这也证明，海丝与路丝是一种循环式，海陆相沟通的商路与交流之路。
梁二平
泉州开元寺的历史比开元还久远，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3年)，改名开元寺，此寺是泉州最古老的“景点”。上个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至泉州时，看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开元寺，但开元寺吸引我的并非是寺。
走进开元寺的大院内，我先看的是院内相距约200米的两座古塔。东塔名为“镇国塔”，建于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当初为五层木塔，后改为石塔。西塔名为“仁寿塔”，建于五代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当初也是五层木塔，后几经毁坏，改建为砖塔。东塔通高48米，西塔高44米。如此高塔，立在泉州湾的晋江东岸，在古代，它们已不仅仅是佛塔，还兼具泉州湾地标和航标的功能，给出海归港船只以指引。我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到塔下驻足仰望。据史料载，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泉州曾发生八级大地震，而双塔无损，仅“镇国塔”顶盖石角折宝刹倾斜，在清末厦门美璋照相馆出版的“镇国塔”明信片上，还可见到这一奇景。
巧的是这个院子不仅有古代航标的意义，后来，它还“泊”入了一艘宋代古船，也被称之为“泉州古船”。当年，古船出土时，泉州还没一个像样的博物馆，所以古船一直住在这个寺院里，后来，这里就成了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的古船博物馆。
泉州后渚港出土古船
今天的泉州已把历史当做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格外珍爱。
21世纪初，我又多次到泉州考察，这里已建好了新的泉州博物馆和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新馆。据海交馆的朋友介绍，“泉州古船”现身之时，是大众文物意识很薄弱的时代。那是“文革”十年中的1973年，泉州后渚港的渔民在附近海滩上捡了很多烂在泥沙中的木板，就拿回家中当柴烧，但这些木块却难以引燃。刚好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为玑在泉州考察海上交通史迹与文物，听到此消息后，感到这可能是一种考古发现，立即赶到现场。后来发现这里确实是一个古沉船遗址。
1974年8月，中国首次大型海湾考古发掘工程在后渚港展开，当沉船上面2米多厚的堆积层被清除后，一艘（实际上是半艘）古船出现在人们面前。经测算，沉船残长24米，残9米，船下部有12道隔板隔出的13个水密隔舱，排水量近400吨，载重200吨；应当是一艘首部尖、尾部宽、高尾尖底“福船”型海船；沉船年代大约在南宋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即宋室南逃至泉州之际。
那么，它是一艘渔船，还是商船呢？是将要出港的船，还是归港船呢？专家从船中残存的货物来看，首先它应是一艘商船。人们从船舱中发掘出2350余公斤香料木及贵重药材，还有500多枚唐宋铜铁钱、50多件宋代陶瓷器、90多件木牌木签、2000多个暖海种贝壳，此外，还有许多桃、李、橄榄、荔枝等果核，及船上水手娱乐用的象棋子共有14种器物出土。此外，这艘商船应是载着南洋等地的货物从海上归来的船，不幸沉在了家门口，也许当时正是蒙元追兵进入泉州的兵乱之际。这艘商船原本打算贩运南洋香料到泉州，而后再倒卖给阿拉伯商人，由他们转手贩给不产香料的欧洲。出海时，还是宋朝呢，回来，就是蒙元的天下了。也有人进一步猜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泉州的最大海商蒲寿庚家族的商船。蒲寿庚家族主要在海上经营香料。并且，在宋元之交正是他们海上交易的兴旺之时。
中型福船可远洋
从《中国古船谱》来看，宋代的造船技术已相当成熟。据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宋时海船大者载重达300吨，可载五六百人。中型船可载150吨，载人可达300人左右。宋代海船船体坚固，结构良好。船体“以巨木全方，搀叠而成”。
据古船专家介绍，泉州古船，其龙骨由两根松木接合而成，采用体外龙骨的设计和直角榫合的工艺，增大了船的纵向强度。海船的船壳、船底用二重板叠合，舷侧则用三重板叠成。自龙骨至舷有侧板14行，1至10行由两层板叠合而成，11至13行由三层板叠合而成，采用搭接和拼接两种结构工艺，以钉榫为主要构件。里层船壳板的上下板之间都用子母衔榫合。尖底造型使船壳弯曲弧度大，多重板工艺使取材、建造和维修较为容易，二重或三重板加固的侧板与船壳板使全船的强度大为提高更耐波浪的冲击，利于远航。古船还使用了铁钉，舶板采用榫联和铁钉加固，并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钉头锈蚀。
据古船专家研究，此船形特点是：底尖、船身扁阔，长宽比小，平面近于圆形，应是宋代泉州海船。这种V型船体的结构设计，不但可增强船舶的稳定性，而且能减少水下阻力，使海船在遇到横风时横向移动较小，在顶风行船时更是优越，“贵其可破浪而行也”。为改善船舶的摇摆性能，宋代水手还在船腹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
我们仅以泉州1973年出土的34米长的海船为例，这艘船可装载200吨的货物，相当于丝路上700头骆驼的承载量。海船借助季风，即使是去东非，160天也就够了。东西贸易无论是速度上，还是运量上，海上运输都是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
华光礁1号或是泉州古船的姐妹船
考古最怕孤证，泉州只有这么一条宋代古沉船，值得关注的是后来，人们在远海又发现了一艘南宋沉船，它和泉州还真有点关系。
1996年南海渔民又在西沙群岛发现了一艘沉船，后命名为“华光礁1号”。此船后来经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船体残长20米、宽约6米，舷深约3～4米，发现11个残留的隔舱，估计排水量大于60吨。但船已烂得严重，估计无法成为又一艘可展示的古船。此沉船尚有近万件宋代文物，其中四分之三是产自福建的陶瓷器。陶瓷产品按釉色分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这些陶瓷器都属于生活用具，大多是民窑生产，质量不高。
福建和海南两省的考古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南宋时期的某一天，它从福建出海，沿丝绸之路航行时，在西沙遇到大风后触礁搁浅，随后沉没”。宋代已经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专门机构，负责内外贸易；泉州港是福建最大的贸易港口；专家们由此推断，它很有可能是从泉州出海。近海的远海的古沉船证明，宋代的泉州确是海上贸易的重镇。
海交馆的小陈博士对我说，以前认为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后来，研究阿拉伯人墓碑才知道，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有许多是由“陆上丝绸之路”转道而来。可见当时的泉州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汇聚的地方。这也证明，海丝与路丝是一种循环式，海陆相沟通的商路与交流之路。
广汉村民挖出24件青花瓷续：鉴定为明代景德镇民窑
广汉出土的24件青花瓷
四川新闻网德阳6月11日讯(记者周鸿)今(11)日，四川新闻网记者从广汉市文管局获悉，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专家组对今年5月广汉市出土的24件青花瓷器进行鉴定，这批明代青花瓷为景德镇民窑烧制。
今年5月，广汉市南兴镇仁寿村冯大爷在自留地取土时，发现一个土罐，里面装有大量瓷器，包括大青花瓷碗1件、中青花瓷碗6件、小青花瓷碗6件、青花瓷碟2件、青花高足杯3件、方形青花碟1件、白瓷碟5件，可辨器物共计24件以及青花瓷片若干。
这批瓷器胎体较薄、色泽艳丽、图案精美、作工考良，表面有的印有龙纹、缠枝花卉，有的是牡丹、还有仕女、山水等图案，部分瓷器底部有“大明嘉靖年制”、“富贵佳器”等年号款和吉祥语款。
“在明代，青花瓷烧制是以景德镇为中心，根据这批瓷器的胎釉、纹饰来看都应该是景德镇烧制。”四川省文物局鉴定站站长苏欣表示，昨日，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专家组评定，明嘉靖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纹碗(“大明嘉靖年制”款)、明景德镇窑青花团花纹碗(“富贵佳器”款)等4件瓷器被评定为二级文物；明嘉靖景德镇窑青花龙纹高足杯(“大明嘉靖年制”款)、明景德镇窑青花山水纹碗、明景德镇窑青花仕女纹盘、明景德镇窑白瓷碟等7件文物被评定为三级文物。
“这应该是近年来四川地区一次出土明代民窑瓷器最多的一次。”苏欣说。
肯尼亚有27处中国古瓷遗址
东非素有“瓷器海岸”之称，而肯尼亚被认为是东非出土中国古陶瓷最多的国家。因此，今年2月底举行签字仪式的中国和肯尼亚合作考古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肯尼亚已发现中国瓷器做系统研究。
郑和时期中国瓷器很少见
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就在赴肯尼亚调研期间，对肯尼亚上加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做过初步研究。
上世纪8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马克?霍特还是剑桥大学的博士生，读博期间，他就对肯尼亚最重要的聚落上加古城进行了长达8个季度的大规模挖掘。上加的重要地方如王宫、市场、贵族居住区和清真寺等，已经全部被马克?霍特挖掘过。马克?霍特实际上并不懂中国文物，他在报告中说，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但要留待别人做进一步研究。肯尼亚人将这些材料很好地保存起来。
秦大树发现，上加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大体与我国的外销瓷发展状况吻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销售到肯尼亚的瓷器表现出阶段性和相当的规模。
一般认为，15世纪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使舶贸易发展的顶峰。但通过整理现有材料秦大树发现，除了一两件龙泉官器可能与郑和有关之外，还看不到多少郑和时期的瓷器。“虽然有郑和下西洋这样一个伟大的壮举，但明初民间海外贸易不发达，后来很快实行了海禁，一直到明中期正统以后，葡萄牙人开始转口贸易，中国的外销瓷才又发展起来。”
非洲外销瓷民窑居多
虽然“郑和瓷器”不多见，但肯尼亚出土的中国古瓷数量之大，种类之繁多，超乎普通人想象。在古代肯尼亚，中国瓷器不仅被大量用作餐具、茶具，还成为贵族家庭、清真寺和墓园最为多见的装饰物。肯尼亚经过考古发掘和调查的中国古瓷遗址有27处之多。
2006年赴肯尼亚调研期间，秦大树见过肯尼亚出土的各个时期的中国古瓷，元代釉里红、9世纪的长沙窑、定窑、元青花、龙泉窑、10-11世纪的越窑瓷器以及明清瓷器。但“一件官窑的都没有，都是民窑的”。
秦大树解释说，其实中国外销瓷基本是民窑，官窑就是给皇家用的，不能入选的次品都要打碎掩埋。他举例说，曾有学者去调查葡萄牙一个宫殿，宫殿的整个房顶都是拿中国瓷器装饰的，但几百件瓷器中可能只有一件是官窑。
北京特色传统景泰蓝瓷器
景泰蓝又名珐琅，是一种金属工艺品，以铜为胎，经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而成。成品有各种器皿、灯具、烟具等，既有小不盈寸的案头摆设及首饰，也有大型的厅堂陈列品。，起源于元朝，盛行于明朝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其釉料颜色主要以蓝为主，古称为景泰蓝。
北京是景泰蓝技术的发源地。最初的景泰蓝多为仿古青铜器皿，到明朝景泰年间，工艺家们找到了一种深蓝色的蓝釉材料，用这种材料制作的工艺品端庄富丽，沉着大方，这就是今天的“景泰蓝”；清代乾隆年间采用延伸性更好的纯铜作原料，使景泰蓝工艺达到顶峰，其中尤以明朝宣德年间的最为精致。景泰蓝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制作时先要用紫铜制胎，再用扁细的铜丝在铜胎上粘出图案花纹，然后用色彩不同的珐琅釉料镶嵌填充在图案中。这道工序完成后才是反复烧结，磨光镀金。可以说，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既运用了青铜工艺，又利用了瓷器工艺，同时又大量引进了传统绘画和雕刻技艺，堪称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