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瓷器欧洲。
几个世纪以前，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时，无不惊叹于这种半透明的精美艺术品。他们的结论是，瓷器一定是以魔法制成的，他们把瓷器称作“白色黄金”。曾经有位海外游客说过，他是怀着朝圣的虔诚来江西景德镇的。
2015年10月，总占地面积8.6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翻开了它的历史扉页，向你敞开一个熠熠生辉的陶瓷世界。
草鞋码头与“青花瓷”传说
草鞋码头，是景德镇的另一个称呼，喻指从五湖四海来的制瓷技工。
从其貌不扬的泥土到美丽得令人惊叹的瓷器，制瓷业需经历72道工序。在成型坯房中有数不胜数的从事瓶、缸、钵、罐等琢器生产的打杂工、码头工、装坯工。明清时代因为由厂主免费提供草鞋，他们也被称为“草鞋”。一句“耕且陶焉”，显示了当时这些人的身份变动。既是陶瓷工人，又是种田的农民。因为陶瓷，他们才走上了城镇的码头，走进了城镇的作坊；因为陶瓷，他们离开田野后仍然穿草鞋，一如在田野里奔波。
拉坯、利坯、画坯、施釉、烧窑……瓷器离不了泥土。这些工人离不了泥土与田野，而草鞋无意中又成了一种与土地相连的依据。
一名装坯工（如果还兼做打杂工、码头工）、两名利坯工只需要提供一双草鞋；而一个打杂工、一个码头工、一个装坯工、4个利坯工，就是3双草鞋。精明的厂主比谁都会算计。如果想知道陶瓷厂的规模与生产能力，从草鞋数量就可以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如生产大件的琢器，或遇到工艺复杂的，则需配备6个利坯工。草鞋还演变成衡量生产能力的单位。
利坯时，坯体湿度已干至七八分，非常不好用力，若掌握不好力度，坯体顷刻间就会化为齑粉，一切前功尽弃。利坯工有两道考验：一是面前的坯体必须修得均匀合适，厚薄有样；二是烧窑后无变形、破损。高明的利坯师傅，不仅会眼看，还会用耳朵听。他们能够通过指弹坯体发出的声音，来决定手下利刀的轻重，真有庖丁解牛的功夫和阵式。利坯工的工钱，要等二次考验后才能结算。
可以说，从泥土到陶瓷，整个生产过程繁杂无比，真是步步惊心、处处谨慎，任何一个小小的环节都不能马虎，一点瑕疵都不能出现，处处都是对陶瓷工人的考验。扛坯工行走时，两手五指朝上托着坯板，长约6尺、宽约3寸的坯板上摆满了瓷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大器”，不能有丝毫闪失。因为一旦掉落就无法再用了。
想象扛坯工穿着草鞋行走的情景，一定是走得非常小心，如同走在薄薄的瓷器之上。他们深知肩上的分量。听说，那时路上的人看到掉在地上的瓷坯，也不会去践踏，要等扛坯工回来时再捡回坯房。
对于陶瓷，这些“草鞋”们付出的还有自己的生命。
“青花瓷”传说中，当美丽的青花姑娘听说自己心爱的人想在瓷坯上直接画画，却苦于找不到颜料时，心急如焚，便找到开矿的舅舅，要求进山。女孩子进山，多有不便。但舅舅面对执拗的青花，不得不答应。在山里，青花忍饥受寒，从不放过任何犄角旮旯。几个月后，找到石料之时，窑倒舅舅亡、青花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青花以生命为代价寻找到的石料，真的可以在瓷坯上直接画画。她的恋人画后用高温焙烧，白中泛青的瓷器上出现了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成就了青花瓷的美丽。自此，一种代表这个小镇，甚至可以说代表中国的陶瓷出现了，“只供迩俗粗用”的景德镇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书中记载，那时景德镇的昌江码头“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人头攒动，船只穿梭。“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小镇“争渡者日夜不息”，竟有三百多条小弄堂。当时家家做瓷器，还成立了御器厂，“窑火通明两岸红”。泥、水、火完美结合，“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器，从昌江汇入大海，从东南沿海直通到了日本和朝鲜；还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了非洲。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带上了它。
这些来自东方、来自小镇的器物，在海外令人称奇。以至于在西班牙，人们坚信瓷器能唤醒亡灵，成为国王、王后去世时必不可少的陪葬品。有些民族还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而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的小写就是瓷器的意思，CHINA的英文发音就源自小镇的历史名称——“昌南”。
督陶官和珠山八友
中国瓷器为什么能在明清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督陶官，这一历史特有的称号，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展台上出现时，特别引人注目。
当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的时候，就派来了督陶官。此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
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是臧应选奉旨到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时间。他原是工部郎中，也是自他开始，创下了以督陶官姓氏称窑的先例——臧窑。臧应选能开此先例，自然是由于他这段时间督造出的精美瓷器了。
《景德镇陶录》“康熙年臧窑”条曰：“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可见臧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单色釉品种上，传世的康熙官窑器，除了鳝鱼黄、黄斑点之外，其他都能得到印证。
臧窑还有青花五彩瓷，多仿造明代的精品，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景德镇陶录》记载臧氏曾得力于神助，才烧出如此精美的瓷器。总之，臧窑代表的是康熙朝前期景德镇陶瓷的烧造水平！
在景德镇的历任督陶官中，清代唐英也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督陶官。唐英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是一窍不通，于是他就利用9个月的时间，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坯房窑厂，和陶工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绘画，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
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他不仅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形状、纹样等屡屡过问，亲自审定画样，甚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兴趣。唐英就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书稿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唐英虽然逝去已两个多世纪，但“玉山不颓清流在”，他对我国陶瓷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不磨灭。
景德镇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随着清朝国力衰败，皇家御窑厂衰落，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珠山八友就是其中技艺超群的代表人物。
“珠山八友”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其成员不止8人，都是御窑厂停烧以后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的高手。
据悉，“珠山八友”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鼎盛于20世纪30年代，影响却超越了整个20世纪，并延续至今。其弟子、后裔今天仍活跃在陶瓷艺坛，在粉彩、青花、古彩、新彩、颜色釉及陶瓷雕塑诸多方面继往开来。
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中，珠山八友的大量瓷板画，使景德镇的陶瓷彩绘装饰风格具有了新的面貌。
今世书画名家在景德镇制作的素胎器物上，把釉土当纸墨创造，犹如在宣纸上作画，寻求一种大气磅礴的国画滋味，并融入书画家各自的艺术风格。经窑中施釉等十几道工序以后，在气窑内高达1480摄氏度的高温中接连烧制11小时，才变成美丽、亮堂、纯粹的青花瓷。因为受胎质、釉质、温度等许多条件影响，出窑后瓷器的精品率只有30%左右，所以一件白璧无瑕的瓷器艺术品亦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的复杂增添了它宝贵的存世价值。
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到“珠山八友”时代，陶瓷技术与绘画艺术展现出一种新的结合。“珠山八友”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兼容并蓄，将陶瓷的商品化与艺术化融为一体。他们各人的性情、履历、涵养、气质都有所不同，在挑选体裁、描写景象、体现技法等方面也各不相同，经过长时间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徐仲南的萧疏，邓碧珊的整齐，王琦的雄奇，何许人的荒寒，田鹤仙的朴茂，毕伯涛的隽永，汪野亭的苍润，王大凡的古雅，程意亭的瑰丽，刘雨岑的韶秀，堪称是奇光异彩，显现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他们彼此沟通、彼此影响，又形成了大概一致的艺术基调，变成一种明显的时代风貌。他们的艺术寻求，突破了传统粉彩的审美特征和认识，他们的艺术观与审美理想，为陶瓷美学添加了新的审美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东郊学堂为博物馆注入新内容
景德镇陶瓷蜚声中外始于宋代，位于景德镇东郊的进坑是宋代最优质的瓷石出产地。时隔千年，景德镇民办非盈利机构东郊学堂挑起了保护和传承进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担，向世人讲述景德镇宋代陶瓷故事。“没有优质的瓷石，景德镇不可能烧造出精美的青白瓷。”东郊学堂创始人黄薇说，进坑作为最优质瓷石的出产地，是毋庸置疑的“瓷都摇篮”。
记者看到，进坑还完整地保存着景德镇宋代制瓷业的原始风貌。以黄薇为执行负责人的考古调查发现，进坑拥有古矿坑5个、古窑址15个、古水碓16个以及6公里长的千年瓷石古道。“这些窑业遗址，完整地揭示了从原料开采、加工、运输到制作烧成的古陶瓷生产过程。”她说。
2014年6月，古陶瓷学者、“80后”夫妇黄清华、黄薇创办东郊学堂，其地址就位于进坑村村头。在考古调查的同时，黄清华、黄薇发动当地百姓对古矿坑、古水碓、古窑址和瓷石古道进行保护，并设立进坑村史馆，开发了宋代制瓷风情游览路线，向世人再现宋代时期景德镇的制瓷场景。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赵纲向记者透露，在今天的景德镇市域内，至今仍保存着大量完整、系统的历代瓷业遗产——原料产地、作坊窑房、道路码头、商铺民居、窑砖里弄，这些文化遗址遗迹浸润了景德镇的生活方式、传统制瓷技艺和人文禀赋。据最新统计，全市目前有52处151个著名窑址，这些著名窑址代表了从唐代至民国年间的陶瓷文脉，成为该市留住城市记忆、留住美丽乡愁的重要载体。
全市现存的1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绝大多数与陶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窑房、作坊、码头、民居、瓷行、树行、寺庙、戏台、教堂、古井等；老城区地下60%都是历代窑业堆积物。位于珠山中路一侧的御窑厂，为明、清两代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地底下埋藏着数量繁多的“瓷片”，被视作不可多得的珍宝。现在，这里是御窑遗址保护的核心区域。
从2002年开始，景德镇市正式启动御窑遗址保护工作。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编制完成《御窑厂遗址保护规划》，并由江西省政府公布实施；入选第六批古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国家重点大遗址、全国25处大遗址重点保护展示工程和全国10处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相继完成“御窑遗址陶瓷历史文化旅游”“御窑遗址保护设施建设”“御窑遗址保护与研究建设”等项目。
近年来，景德镇市还清理和修复了御窑厂内中轴线和古井、御窑厂大门、龙珠阁、南北麓窑炉作坊遗迹保护房、佑陶灵祠等；清理和修复周边遗存的徐家窑、刘家窑、黄鹤大窑以及老罗汉肚部分窑房、窑炉、作坊，抢救性修缮彭家上弄、斗富弄、方家弄部分民居、瓷行、会馆等风貌建筑和历史建筑，抢救保护复原龙缸弄老街区建筑立面，修复迎祥弄6号老宅主体等。
与此同时，景德镇市先后对湖田古窑址、浮梁古县衙、三闾庙历史文化街区等遗产进行了保护；加大对老窑址、老街区、老厂区的保护力度，着力恢复一批老寺庙、古店铺、古码头、古里弄、古会馆和古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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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彩人物画瓷器为何受欧洲人喜爱
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亦称“广东彩”、“广州织金彩瓷”。指广州烧制的织金彩瓷及其采用的低温釉上彩装饰技法，在各种白瓷器皿上彩绘而烧制而成的特色传统工艺品。
广彩以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为特色，犹如万缕金丝织白玉，始于明代的广州三彩，到清代发展为五彩，并在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广彩的生产始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时广州工匠借西方传入的“金胎烧珐琅”技法，用进口材料，创制出“铜胎烧珐琅”，后又把这种方法用在白瓷胎上，成为著名的珐琅彩，这是广州彩瓷的萌芽。
是令人惊叹的图像数据库
时间来到两三百年前，在一个叫欧罗巴的地方，星罗棋布的大宅门中，奇装异服的上流社会精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向着大海的方向望穿秋水。温暖的海风，会送来塞壬的歌声，也会送来东方的瓷器。那些透明釉覆盖的形形色色的小画，就是他们了解那个遥远国度的大门。此时此刻，千言万语比不上画面中的一抹裙摆。
在作为广州博物馆主展馆的镇海楼里，我们可以在一堵靠墙的玻璃柜中找到一大堆华丽的瓷器。这些东西，都是当年令欧洲人神魂颠倒的外销瓷。是广州这个世界级口岸送给世界的珍贵礼物。在乾隆皇帝大大咧咧地将景德镇瓷器的商业机密几乎免费地送给一个法国人之前，中国的瓷器，对多数的欧洲人来说，就是穿越云层的那一米阳光，是洒入爱琴海的一滴泪，美轮美奂，难以捉摸。
大约在雍正年间，广州出现了附属于洋行的彩绘作坊，将来自景德镇的白瓷加工成适应外销的彩绘瓷，称之为广彩瓷。
广彩瓷从出现之初，就是一种以直接销往海外为目的的产品。十八世纪中叶向欧洲出口的数量最大。美国旅行者 Willlarn Hickey（威廉哈克）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当时广州类似的各种工场数量多达百家，说明了当时外销瓷的数量之大。
清 同治广彩宫廷人物大瓶
“西洋重华瓷”。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那些生活在油画里的外国人为什么对杯杯盘盘、坛坛罐罐抱有如此的深情。法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内修建了托里阿诺宫(Trianon)，专用于陈列中国青花瓷，其继任者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帕杜夫人及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中国瓷器的狂热爱好者。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是一位中国瓷器鉴赏家，当时的人记载她习惯于在宫廷中摆设大量的中国瓷器。萨克森王国、西班牙王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王宫都收藏有数量众多的瓷器，甚至有些君主死后以瓷器陪葬。
广彩瓷的彩绘内容融合了西洋油画技法，多用金彩，设色绚彩华丽，对习惯了温润素丽的清代中国人来说，有点儿太农家乐了。但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卓越尝试，习惯了在商海中打拼的广州人，对于一切能够引发市场反响的风格和技法，都不吝于大胆尝试。世俗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当然并不是不重要，但相比于客户的需求和时代的呼唤，有时候需要多一点冒险精神。毕竟本质上，广彩是一种订制化的产品。客户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再正常不过了。
欧洲人深爱广彩人物画瓷器
18世纪，广彩艺人用作绘制底版的图片，主要包括欧洲的油画、铜版画、素描，甚至漫画和讽刺画、书籍插图等。这些图像在昏暗的船舱中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被送到一批批之前对它们一无所知的东方陶瓷画师手中。外来的式样刺激着画师们的神经，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和世俗生活，那些陌生的山脉、峡谷、橄榄油和葡萄酒，给他们的手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成功地绘制出了从风格到色彩都和中国传统陶瓷绘画明显不同的样品，立体、透视、明暗，让初次见到它们的国人大为吃惊。
关于广州的外销瓷，关于广彩，能讲的故事很多。但当我又一次站在这巨大的玻璃柜前，迷住我的，是上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人物。当中，出现了一口巨大的广彩碗。穿着长衫，戴着软帽，把玩着文房和乐器的古代官人与仕女，正用他们惯有的波澜不惊的神情，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而这些也深受欧洲人喜爱。
清 道光广彩人物故事纹盘
用上了中西融合的手法
大约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广彩的人物表现形式开始有广州的独特风格，也即将西方元素或技法与传统、本土的元素巧妙融合。到道光年间，广彩行业后来称之为“长行人物”的风格出现了，这是唯一在广州出现的独特格调。它的人物像头用红线条表现，眉目用黑色，五官表现清楚，姿态各不相同。人物的服装和衣纹不同于传统国画形式的先勾轮廓后填色，而是用色釉直接绘画，并且用颜色绘出衣纹的深浅明暗和衣服上的花纹图案。这类作品常用楼阁来表现大件产品的人物，以使人物数量的增加显得更加和谐自然。“金殿比武”“鸿门宴”这样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故事，漂洋过海地去往欧洲，呈现在收货人案头，收获他们的点赞和评价。
有航海文化的研究者认为，广彩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富足、极乐”的迷离想象。我们从当时欧洲一些仿制的瓷器上，就能很容易地看到这种影响。那些瓷画中的中国人，常是叼着烟杆，提壶品茶，悠闲地在美丽的庭院中消闲享乐。
就像我们今天不能判断被网络连接的另外一台电脑前，坐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器那样，两三百年前这种跨越大洋的图像式传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失真的问题。中国的陶瓷匠在点下发送键送上国际贸易互联网的《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后，常常在一次次转手带来的信息衰减中被简化为纯粹的人物图像。中国人无法理解那些长着翅膀的小孩为什么一定要光着屁股，而西方人也宁可高声传颂一个今人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叫铁中玉的古代中国人，而对真正的超级网络大V张生和崔莺莺视而不见。
无论怎样，经由广州口岸远赴欧洲和美洲的广彩人物画瓷器，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根纽带。它在历史上的光辉，在未来的价值，可能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充分理解。
清 乾隆广彩描金八角形盘
探秘明代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
7头妖怪海德拉克拉克瓷碗
从早期开始，为什么中国瓷器在欧洲受到格外的珍视？中国瓷器输入对当地陶瓷生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应复旦大学文博系邀请，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资深研究员、中国陶瓷专家前不久在复旦大学作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系列讲座，介绍其中关于明代外销瓷器的内容，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对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
澳门圣保罗大学定烧青花瓷罐
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
早期的中国青花瓷贸易控制在伊斯兰商人手中。从土耳其托布卡比宫殿收藏的这幅画中可以看到运输青花瓷器的场景。展示了早期中国和土耳其以及伊朗之间的联系交流。明早期永乐宣德的瓷器在这一地区的收藏一般都会刻有主人的标记或者姓名，这类瓷器在Regina Krahl(康蕊君)编著的三大册《托布卡比宫收藏的中国瓷器》有详细研究。而15世纪早期模仿中东金银器造型的中国瓷器都没有运到欧洲，仅限出口中东地区，同时明初宫廷为了追求时髦要求陶瓷工匠模仿中东器物的造型。中国出口到中东地区的青花瓷器对当地的陶瓷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当地开始仿制中国青花瓷器。
欧洲最早记录的中国瓷器是一件著名的Fonthill元代青白瓷玉壶瓶，现收藏在爱尔兰国立博物馆。这件瓶子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送给匈牙利王路易的礼物，这位元朝皇帝曾于1338年派一个使团通过陆路出访阿维尼翁教皇。1381年这件瓷瓶被加装了金质的流、盖子和把手，在它的历任收藏者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流传到19世纪，上面的金饰都被去掉了，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此外早期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还有一件非常著名的龙泉碗，它最初的收藏者叫做Phillip of Katzenelnbogen，是他在去巴勒斯坦朝圣的途中所得，1435-1453年期间加装了繁复的金饰，现收藏在德国卡塞尔市博物馆。英国收藏的最早的中国瓷器也是一件龙泉碗，这件瓷器生产出来不久就由坎特伯雷大主教William Warham(1450-1532)从印度购得，瓷器上的金饰是在1500-1530年间加上的，现收藏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元末到洪武、永乐的龙泉青瓷，都是从印度过来的。这其中有一些带有刻款，标明该件瓷器的重量，瓷器主人的姓名、职位。
15-16世纪
15世纪，龙泉青瓷和其他中国瓷器被当做礼物进献给意大利的贵族。有记录表明，1487年，埃及苏丹曾送给佛罗伦萨的贵族Lorenzo de Medici20件中国瓷器。1461年，埃及苏丹也曾将中国瓷器作为礼物送给威尼斯的贵族。在一幅东方三王朝见基督的油画中，我们看到这件青花小杯子，里面装满了金币，以进献给耶稣基督，足以显示中国瓷器的贵重。这幅画绘制于1495-1505年之间。对于这件青花瓷杯，有人认为是明早期永乐的样式或者嘉靖的样式，但是我们从15世纪晚期沉船出水的一件青花瓷杯来看，油画中的这件瓷器应该跟这件油画绘制的年代相去不远。在美国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一件贝里尼于1514年绘制的《诸神之宴》油画作品中，也能看到中国青花瓷器。
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改变了15世纪欧洲只能辗转通过印度或者中东获得中国瓷器的情况。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46厘米的青花大盘，在内壁开光内写有IHS，这是耶稣基督名字的缩写。这件盘子的生产年代在1500-1525年之间，可能是在1520年。它的图案设计来源很可能是当时的祈祷手册。同样的盘子在私人收藏手中还有一件，直径达到50.4厘米，内壁写有IHS字母，内底则是中国传统的狮子滚绣球图案。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批量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销往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比如在一艘Lena沉船，出水很多青花瓷器——为什么青花瓷器在欧洲会如此受欢迎？此时欧洲只能生产铅釉、锡釉陶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16世纪英国出土的陶器，我们可以看到，质量很差，胎质疏松有很多杂质，釉面灰暗。在15世纪，西班牙生产的一些彩绘釉陶，其中也有釉下钴蓝彩绘，明显受到伊斯兰的影响，但是质量与中国瓷器相比，相去甚远。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的时候，认为它是由一种神奇的材料制成的。普通的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会加上各种金属装饰，赋予神圣的用途。比如这件Lennard杯，是一件嘉靖时期的瓷器，外面有刻花装饰，下面有青花款。上面金属附件是一个叫做Samuel Lennard的英国人在1569-1570年加上去的。关于它的用途，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基本可以肯定是在基督教仪式上使用的，在现代基督教仪式中还能看到类似的器物。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中国瓷器，都被装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件矾红釉的小碗，装饰有银质的盖子，据说类似瓷器曾进献给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Walter Raleigh，在他1597年的遗嘱中，赠送一套金银装饰的瓷器给他的朋友Robert Cecill爵士，这其中的一件瓷器目前收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批明晚期的克拉克瓷器，通过加装金银附件改变它们的用途。
比如一件克拉克瓷碗，碗身8开光，分别绘有8只牝鹿。这样的瓷器在晚明曾大量生产运往美洲、欧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各地。在英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国的沉船也有发现。其中有一艘沉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雷克海湾被发现，船上有类似的瓷器，这艘船可能属于英国的著名探险家Francis Drake。同样两只类似的碗在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上也有发现，此外还有1613年沉没的荷兰船“白狮”号。尽管此时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它们还是受到格外的珍视，被当作是重要的私人财产。在早期英国，这样的中国瓷器都会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英国和西班牙海战期间，1588年在爱尔兰海域沉没的一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舰上，发现有少量的中国瓷器，当然船上使用的大部分都是葡萄牙、西班牙制的陶器。尽管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受到珍视，这件在西班牙战舰上发现的青花瓷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民窑瓷器，外壁绘有飞马图案。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内青花，外铁红加金彩的嘉靖时期的瓷碗，流传到德国后被改成了一件高足杯。还有一件瓷碗和这件瓷器一起在1583年从土耳其带回欧洲，当时有不少瓷器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到欧洲的。关于这些瓷器，还有一种传说，它们遇到毒药就会炸裂，在埃及也流传着这种关于中国瓷器神奇魔力的说法。
这些传说刺激了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模仿，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生产的软质瓷，关于这种软质瓷生产的最早记录是在1575年。严格来说这种软质瓷还不是真正的瓷器，从图案设计来看，它们受到伊兹尼克陶器的影响要比中国瓷器的影响更大，尽管这种软质瓷的装饰也是釉下青花。目前流传下来的梅第奇软质瓷只有大约60件，当初生产的时候它们主要是用作实用器而非陈设用器。
波斯人物青花罐
17世纪
在17世纪荷兰的静物画中，大量出现中国的青花瓷器，有一些瓷器我们还能找到实物原型。葡萄牙是最早向中国定制特殊样式瓷器的国家，当然其中有些纹样景德镇的工匠可以理解，有些完全不能理解，导致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无论如何，这些瓷器到达欧洲，都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物品。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碗，主题纹饰是七头妖怪海德拉，这是欧洲传说中的怪物，两旁的飘带内用拉丁文写着“对智者而言，没有什么是新的”，此外所有的纹饰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在1638年的一幅荷兰静物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纹饰的瓷碗。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17世纪早期伊朗的青花陶器仿制品，其中的拉丁文格言被写错了。此外在葡萄牙里斯本著名的桑托斯宫天花板上镶嵌的中国瓷器中，有一件盘子，主题纹样也是这个设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葡萄牙人定制的这种纹样的瓷器不仅出口到葡萄牙，还有一些到了荷兰和中东地区。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拥有自己的中国瓷器收藏。在这些收藏中，有几件青花瓶的主题图案设计来源于当时的西班牙银币，有人认为这几件青花瓶是菲利普二世本人定制的。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的大宗瓷器是克拉克瓷，在1600年沉没于马尼拉海湾的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上打捞上来500余件克拉克瓷器，这些瓷器本来是要运往墨西哥的。葡萄牙船只在当时经常被劫持到欧洲其他地方，船货进行拍卖，获利极其丰厚，这就刺激了荷兰和英国加入对华贸易。这一阶段，普通的青花瓷器占据了船货的很大一部分。1602年荷兰人劫持了一艘葡萄牙商船，然后在米德堡进行了拍卖，船上装载了大量的克拉克瓷器，极大地刺激了荷兰人对中国瓷器的渴望。从1604-1657年，荷兰进口了300万件中国瓷器。在英国的地方史资料中，个人财产清单里经常会列有中国瓷器。
早期的贸易瓷器定制瓷数量很少，尤其是纹章瓷，纹样设计大多来自于当时的绘画或者印刷品，从欧洲带到景德镇，交给中国陶瓷工匠生产。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葡萄牙海军主帅Almeida在1570年驻扎在澳门时定制的纹章瓷盘，同样的盘子还有几件。该图案设计来源可能是陶瓷器、玻璃器，甚至可能是皮革或者金属器。还有一件青花纹章瓷方瓶，器型是模仿欧洲的玻璃器，用来装酒，还有小一点，用来装油。在荷兰的绘画中可以看到这种青花方瓶，在荷兰也曾出土过类似的玻璃方瓶。我前面讲过的绘有IHS字母的瓷器，这里还有一件青花大罐，是为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圣保罗大学定烧的瓷器，上面除了绘有IHS字样还有圣保罗的名字缩写S和P。图案设计来源可能与16、17世纪欧洲的纺织品有关。此外还有源自中东的图案设计，在一件17世纪早期的青花盖罐上，开光内绘有波斯射手的形象，尽管主题纹样是波斯人，开光之外以及盖子上却是绘制的中国人形象。这样的图案在中东地区的纺织品和细密画上可以看到。英国玛丽女王二世也曾拥有过一件类似的罐子。作为威廉三世的王后，正是她把青花瓷器的风潮从荷兰带到了英国。她的瓷器收藏主要集中在伦敦近郊的汉普顿宫。
有一对青花啤酒杯是1635年根据荷兰人送到中国的木质模型生产的，器型是荷兰的，但是纹饰完全是典型晚明时期中国的纹饰。这种杯子一般到了欧洲后还会加上金属盖子。早期西方还定制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一对盖罐的原型是葡萄牙的彩陶，柄做成耶稣受难的形象，17世纪的牙雕耶稣受难像与这个造型非常接近。同一时期，中国销往日本的瓷器似乎是专门为日本生产的，在欧洲、中东、东南亚都看不到这类瓷器。除了景德镇外，生产外销瓷的窑口还有福建平和漳州窑，产品有青花瓷和彩瓷，销往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日本、荷兰。漳州窑的瓷器一般胎质比较粗，画风随意。这两件漳州窑的盘子，中心绘有罗盘形象指引船只航向，内壁写有4个汉字“近悦远来”。
到了明末，说到外销瓷会提到一艘著名的沉船——“哈彻”号。从这艘沉船上打捞出23000余件中国瓷器，风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转变期风格，另一类是克拉克瓷。这其中还有一些欧洲样式的瓷器，例如一些小芥末罐和猫型夜灯。明代瓷器大量输入欧洲，就引发了当地模仿中国瓷器的生产，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的德尔夫特生产的锡釉青花陶，装饰风格非常中国化。为了达到中国青花瓷器的这种效果，荷兰的陶工会先在陶胎上涂一层薄薄的釉料，先低温烧一次，然后再用钴料绘制图案，最后罩一层透明釉高温烧成。在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杂交的图案设计，荷兰生产的德尔夫特陶上绘有中国人的形象，而中国生产的克拉克瓷器边饰采用欧洲的花卉，人物则是波斯形象。不独是在荷兰，当时世界各地都在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器。伊朗在17世纪仿制的产品，边线用黑色而不是蓝色，这是与中国青花瓷器的区别。德国在17世纪也有仿制。早期英国使用的粗制铅釉陶几乎是在100年之内，都转变成为这种锡釉青花陶。明代的外销瓷器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6世纪前中国瓷器通过中东地区辗转到达欧洲，只有国王、王后以及高级别的贵族才能拥有。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在中国定制一些瓷器运回欧洲，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龙泉和景德镇的传统产品。之后则是荷兰人和英国人运送了大量瓷器到欧洲。
揭秘为何欧洲国王钟爱中国瓷器
揭秘为何欧洲国王钟爱中国瓷器
埃德蒙在作品《白瓷之路》中，记述了瓷器出现和传播的历史。瓷器诞生于景德镇，之后，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便宣布自己制成了瓷器，瓷器传到了德国麦森，欧洲首家瓷器工厂得以建立。
后来，英国信徒WilliamCookworthy也制成瓷器，随后英国工艺公司Wedgwood诞生了。如今，Wedgwood已成为全球最具英国传统的陶瓷艺术象征，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瓷器提供商。
瓷器制作过程中，耐心和技术两者缺一不可。哪怕水多一点，就可能改变瓷器的质地。瓷器厚度也必须均匀，否则瓷器在冷却环节时，会出现裂缝。“其他制品，或许薄厚不均没大的影响，但瓷器却不然。制作中任何差错都会导致制作失败”，埃德蒙写道。
虽然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成功后制品的价值。瓷器薄厚均匀，富有光泽，又强劲稳固，以汤勺敲击，声音清亮，充满令人惊异的美感和力感。唐代有诗这样描述瓷器：“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埃德蒙这样描述瓷器制作：“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核桃大小的土块，直到它变得稀薄如纸，直到它表面有你的指纹显现。继续小心捏薄，那过程似乎永无止境。你感到它越来越薄，直到变得像一片金色叶子，仿佛轻得要飘在空中。你感到它洁净无瑕，连你的手也干净清爽。那种感觉是纯白色的”。埃德蒙的文字，让人感到他对瓷器的迷恋。
为什么有人会花半辈子时间研究瓷器工艺？为什么国王那么渴望、需要瓷器？毕竟这种层次的物质早就脱离了必需品的范畴。“国王们享受被人嫉妒、令人恐惧的感受，享受搜罗奇珍异宝的乐趣，并且贪婪地想要更多。”
疑云
其实，欧洲瓷器的创始者并非是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事实上，最有可能解密瓷器的人是契恩豪斯，他是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当时萨克森王兼波兰国王是奥古斯特二世，他指派波特格，辅助契恩豪斯完成瓷器制造的试验。两人一同工作了足足5年，研究始终由契恩豪斯主导。之后，两人完成了首个瓷器的雏形，即一个“半透明、奶白色的”罐子，不久，契恩豪斯去世了。波特格在契恩豪斯的数据基础上，最终完善了制造瓷器的工序。
中国瓷器及制瓷技术在欧洲的流传
古代陆、海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辗转销往欧洲，欧洲制作的玻璃器、葡萄酒、钟表等商品不断输入中国。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使得东西方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同物品的相互传播，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印迹。本期文章分别从中国瓷器外传以及西洋钟表传入中国的角度展开写作，以期从“小”的物品中折射出“大”的人类交流图景。
由唐至清，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瓷器大量通过中外船舶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水下考古打捞上来的9世纪“黑石号”海船、12世纪“南海一号”海船以及明万历年间的“南澳一号”海船，均装有数以万计的各类瓷器，这是中国瓷器出口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物证。15世纪以前，虽然日本、朝鲜乃至波斯、阿拉伯等地区也都出现了中国瓷器的仿制品，但其质量和规模远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抗衡。当瓷器的传播网络已经覆盖了大部分亚洲地区和部分东非区域之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极为罕见。从16世纪起，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
1499年9月，首航印度的达伽马返回里斯本，将一打从印度带回的中国瓷器进献给了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517年葡萄牙船队抵达中国，便开始为其国王定制专属的瓷器。保存至今的一把1520年生产的青花宽口执壶，绘有古式地球仪图案，既是葡萄牙国王的私人纹章，也是大航海的象征。从此，瓷器成为中欧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欧洲也成为中国制瓷业的重要市场之一。
中国瓷器以如丝般的光滑润泽、美观的器形以及丰富多彩的纹饰，迅速成为欧洲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些王公贵族对瓷器如痴如醉，不惜重金竞相购买。有“瓷王”之称的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35000多件瓷器，他曾用600名萨克森士兵与腓特烈·威廉一世交换151件康熙时期的青花瓷。有学者估计，17—18世纪英国、荷兰、瑞典、法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回的瓷器总量高达三亿件以上。中国瓷器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礼仪、室内装饰、生活品位和审美情趣，也对欧洲艺术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欧洲人而言，购买一件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中国的瓷器生产历经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三千座瓷窑的景德镇，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复合生产区，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分工的细密程度，都堪比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生产分工协作，但比其所描绘的生产情形更早出现。
由于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价格高昂，从16世纪下半叶起，欧洲便开始出现仿制瓷器的工厂，例如建于1575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陶瓷厂，建于1673年的法国诺曼底鲁昂陶瓷厂等。从器形和纹饰上看，这些陶瓷厂的产品可称得上是中国瓷器的“高仿”品，但在质地方面始终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只能停留在“软质瓷”的阶段。因此，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进口瓷器，仍然是欧洲瓷器市场的主流。
欧洲从中国大量进口瓷器，导致对华贸易严重入超，大量重金属货币外流。这在当时一些重商主义人士看来，是对国家经济的一种损害。一位17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抱怨道，从亚洲进口货物“有碍我们本国制造品的消费，而且以我国国库购入时，这个现象更为严重”。因此，从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不断有人提出限制进口数量，不准贵金属过度外流，并呼吁立法禁止中国瓷器、印度棉布等商品的进口，以及实行提高关税、特许专卖和政府对本土制造业加以补贴等措施。
与此同时，欧洲研究瓷器生产技术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并在1710年取得重大突破。自17世纪90年代起，因使用大型聚焦镜加热陶土而名声大噪的日耳曼科学家契恩豪斯开始为奥古斯都二世服务，他在实验室中已经可以通过光学镜片获得烧制瓷器的高温，此后又研究戴夫特陶艺和奥古斯都二世收藏的中国瓷器样本，并在炼金师博特格的协助下，终于成功烧制出硬质瓷。奥古斯都二世喜出望外，立即着手创建迈森瓷厂。该厂成为欧洲第一家能够生产硬质瓷的陶瓷厂，但是其在上釉、瓷绘等工艺方面，仍无法与中国瓷器相媲美。奥古斯都二世对迈森瓷器生产工艺严格管控，以防技术外泄。迈森瓷器刺激了法国人的神经，寻找制瓷秘方已成为燃眉之急，“制出和中国一样的瓷器”成为捍卫法兰西王国经济的口号。
1664年，法国在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贝的主导下建立东印度公司，与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此同时，为了对抗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强国，法国也开始向海外派遣自己的传教士。1688年，由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国王的数学家”以宁波作为起点，进入中国。与以往的来华耶稣会士不同，法国耶稣会士更重视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察，向法国传递科技信息。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多位都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这一时期欧洲已经有人对派遣具有高级科学素养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播天文学、数学等欧洲科学知识表示不满，认为这些传教士更应该为本国效力。
1693年，“国王的数学家”之一的白晋返回欧洲。1698年，白晋携新招募的十名耶稣会士搭乘法国东印度公司“海后号”商船在广州登岸，其中之一便是殷弘绪。在谒见完康熙皇帝后，白晋将殷弘绪派到景德镇传教。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目的就是让殷弘绪打探景德镇制瓷的秘方，以便向本国汇报。
到达景德镇后，殷弘绪积极发展教徒，尤其是从事瓷器生产的陶工，向他们打探制瓷原料和工艺；同时也积极结交当地官员，比如督陶官郎廷极和唐英，以获得出入窑坊之间打探制瓷秘密的便利。此外，殷弘绪还查阅包括《浮梁县志》在内的相关书籍，以获得中国瓷业知识。通过亲身观察、向教友询问以及查阅中国文字资料，殷弘绪于1712年9月完成了一份长篇书信，并寄给了时任中印传道事务部司库的欧里，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制瓷所需的各类原料和整个工艺流程。殷弘绪还把瓷土样本寄给欧里，欧里将该样本转交给对热力学和岩石很有研究的列奥米尔。列奥米尔通过分析瓷土样本成功辨认出其主要成分，并于1715年协助指挥在法国各地搜寻合适的黏土材料。或许由于资料不充分，法国仍无法造出硬质瓷，因此要求殷弘绪进一步打探。1722年，殷弘绪给欧里写了第二封书信，补充了大量的颜色和釉料信息。
殷弘绪有关瓷器的两封书信寄回欧洲后，很快被收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后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都收录了殷弘绪的中国瓷器书简，从而使其广为流传，并对整个欧洲陶瓷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至18世纪末，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俄国、奥地利、瑞典、丹麦等欧洲各地陆续建立了数十家陶瓷厂。1768年，化学家比拉里及其朋友达尔内首次在法国利摩日南部发现高岭土，不久法国便造出了硬质瓷，在技术和影响力方面终于赶上甚至超越了迈森瓷。1738年，《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英文，五年后英国一位一心想改造陶瓷世界的年轻人韦奇伍德，便把其中殷弘绪陶瓷书简部分内容抄入了自己的笔记本中。韦奇伍德尤其对景德镇复杂的生产工序着迷，并仿照景德镇的分工形式来组织他的伊特鲁里亚陶瓷厂，该厂为现代工厂制度树立了典型，因此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的胜利显然有一部分必须归功于景德镇。殷弘绪的瓷器书简可谓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文献之一。
18世纪欧洲瓷器的发展，导致中国瓷器长达1000多年的一枝独秀地位被打破了。欧洲瓷器很快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中国瓷器的出口则出现滑坡，走向衰落。
新瓷器里的新中国 中美学者眼中的景德镇
一艘象征瓷器贸易的船，被放置在用青花瓷碎片拼接成的盘子上，寓意由文明的碎片拼接的世界版图上，承载着瓷器贸易的航程。这是原哈佛大学陶艺中心主任、美国知名陶艺家南希·塞尔维吉最近在景德镇完成的新作。该作品将参加10月18日在江西景德镇开幕的第十届国际陶瓷博览会。
此番她是作为“高岭杯”国际陶艺大赛的国际评委再度来到中国的。南希在景德镇见到了特意从北京赶来的老朋友方李莉，这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去年曾与南希在美国纽约合作策划了题为“NEW‘CHINA’”的景德镇百年陶艺展，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NEW‘CHINA’”一语双关，既是“新瓷器”，也是“新中国”。方李莉说，希望人们通过这个展览看到中国100年来的变迁以及中国人的诉求，从对传统的否定，到重新认识传统和复兴传统。如今回忆起这次展览，两位学者都感慨良多。
景德镇：承载时代的“文化记忆”
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在景德镇做田野考察的方李莉，写过3本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专著—《景德镇民窑》、《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和《飘逝的古镇—瓷城旧话》。目前，她正带领一个艺术人类学课题组做“景德镇百年变迁”的学术项目。
中国花了百余年时间从一个古老传统的国家蜕化成为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方李莉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为早期现代化时期（1911－1949）；2、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中后期（1949－2000年），为中期现代化时期；3、改革开放后期至今（2000年至今），为后期现代化时期。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具有不同的认识的，这不同的认识导致了景德镇这座千年古镇的不同发展模式，甚至影响了不同时期的景德镇艺术的创作风格。
瓷器：“当代文化的试金石”
“我第一次来景德镇时，景德镇街上的车很少，人也不多，那时这里的外地人很少，更不用说外国人了。如今的景德镇，在哪儿都能看见人们工作的场景，而且他们制瓷的工艺非常特别，这些保留下来的手工艺传统在这个地区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文化。”南希·塞尔维吉说。
“但这些制瓷传统在景德镇已经受到了全球陶瓷艺术的影响，因为景德镇的陶瓷贸易非常广泛，与很多国家之间都有，也就有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景德镇如此特殊的瓷泥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她说。
南希·塞尔维吉不仅做陶艺和雕塑创作，还有许多有关艺术方面的新的思考，她以美国学者的视角来看待景德镇的陶瓷艺术、陶瓷历史和文化价值，眼光独到。她曾以“瓷器：当代文化的点金石”为题，在展览期间为纽约观众做了专题讲座。
她认为，对于上一代而言，全球化竞争使得世界陶瓷格局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更廉价的瓷器让整个欧洲的陶瓷手工业迅速萎缩甚至彻底消失。与此同时，景德镇正经历着一场陶瓷文化的复兴。在世界陶瓷发展的格局中，景德镇将会发挥它新的作用。现在中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工匠和设计师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景德镇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人才的圣地。
南希·塞尔维吉认为，在当代实践中，景德镇悠久的历史依旧鲜活，工匠们是如此的娴熟，以至于鉴赏家们都很难分辨真品与赝品。景德镇将陶瓷技艺与艺术创想卓越地结合在一起，正因如此景德镇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的学生、艺术家和设计师。几千年来的多元文化滋养为视觉艺术家们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电子化社会提供了更多的陶艺制作机会。他们渴望学习景德镇独特的制陶技术，并陶醉于这鲜活的文化遗产之中，最终获得绝佳的创作源泉。”
传统的”复活”与城市的复兴
景德镇在历史上就是“工匠来四方，器成天下走”的城市，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来到景德镇的不再仅仅是四方的工匠，而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
“就像北京‘798’艺术区已成为众多当代中国思想新锐、个性鲜明的艺术家的聚集地，古老瓷都景德镇也为云集于此的海内外陶瓷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孵化’灵感与梦想的空间。而这种灵感与梦想的空间是由外来艺术家和当地的工匠们共同创造的。”方李莉说。
“陶瓷艺术教育项目、艺术家和博物馆以及富有制瓷技艺的工匠们和工作室共同创造了现在的景德镇。海内外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带来了新的思想，这些新的思想扩展了景德镇的发展空间，并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南希·塞尔维吉说。
两位学者都从景德镇这座古老的瓷都看到了复兴的动力。“新的陶瓷语言已经诞生，”方李莉教授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陶瓷艺术家经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全面洗礼，以“现代陶艺”冠名的年轻群体，其关键词就是反叛和个性，他们要将陶瓷艺术从传统的实用性和工艺美术的范畴中解放出来，以“现代陶艺”重新界定陶瓷艺术的概念，并建立一种表现性的、个人标识性的、以形式创新为主要目标的新语言。”
“这些最有希望的新生代，正是当今景德镇的活力所在。”方李莉说。
收藏欧洲瓷器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从16世纪起，欧洲航海业获得空前的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珍贵文物，源源不断地运至欧洲各国，尤其是光润柔美的硬质瓷器，更为王公贵族所珍爱，致使瓷器的价值超过了黄金，瓷器已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掀起了竞相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但是，制瓷技术相当复杂，要想成功绝非易事。然而终于被一位从未接触过制陶业的逃亡炼金术师发明了欧洲瓷器。他就是约翰·弗里德里西·伯特格尔（1682～1719）。伯特格尔于1709年3月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
接下来的五十年，欧洲的瓷器中心转移到德国Meissen地区，而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也成为了目前收藏家所寻觅的珍品，图1为十八世纪三十年代Meissen地区制作的茶壶，其在2000年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中以1540英镑成交，而图2则是当时Meissen地区茶壶中的精品，其制作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相比前面的一个茶壶，其在绘画工艺上更加讲究，因而其在2000年的拍卖中以14300英镑成交。
十八世纪中期，欧洲制瓷业的中心从Meissen转移到法国，当时法国的Sesvres瓷器厂是欧洲著名瓷器生产中心。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欧洲瓷器工业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英国。英国的普利茅斯、切尔西等地因形成大规模的生产瓷器而闻名。当时的欧洲瓷器生产基地的变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是欧洲瓷器从软瓷向硬瓷发展的标志：从1709年以后，虽然欧洲已能仿制中国德化白釉瓷和孔雀釉瓷，但火度较低，仍属软瓷。而当时英国就是在十八世纪通过仿造中国的德化瓷而发展出硬瓷。
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当时英国的瓷器已经开始逐渐由生活用品转换到装饰用途，在1851年伦敦举行的瓷器展览会上，英国的瓷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变化。而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各国的装饰瓷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于广大中国的收藏爱好者来说，欧洲瓷器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收藏领域，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瓷器的影子，特别是德化瓷的影响，而在2000年11月17日至25日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瓷器拍卖———“泰兴号”船载瓷器拍卖中就有大量明代的德化瓷珍品，全部的成交额达到了1100多万美元。右上图为明代德化瓷最著名瓷圣何朝宗大师的作品《观音渡海》。因此对于有实力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不妨花点时间收集一些早期的欧洲的瓷器，其回报一定不菲。
欧洲瓷器的发展历程
欧洲瓷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瓷器曾是世界上最受推崇的奢侈品，直到欧洲人也掌握了这一技术，那么，欧洲瓷器的成长史又是怎样的呢?
美迪奇家族的尝试
在欧洲，最早尝试烧制瓷器的有大名鼎鼎的豪华者洛伦佐∙美迪奇。一天他收到了一件贵重的礼物，这是一件来自中国的瓷器，是一位埃及苏丹送给他的。美迪奇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瓷器，他非常喜爱，后来斥重金收罗了将近400件中国瓷器。
美迪奇家族被瓷器这种漂亮的釉色和惊艳的工艺所吸引，这个家族最喜欢资助发明、艺术创作和革新，整个文艺复兴是他们家族赞助出来的。于是，美迪奇家族在1575年集中了地中海地区最好的陶匠，试图仿制中国的瓷器。
他们实验了各种可能烧出白色瓷器的原材料，包括粘土、蛋壳、玻璃等等。很遗憾，当时还没有现代的化学学科，这些陶工不了解高岭土的成分，也没有办法达到1250度的窑温，因此，美迪奇家族的瓷器仿制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他们的努力带来了一个副产品——一种仿青花的陶器餐盘，今天成了佛罗伦萨传统的手工艺品，不仅在佛罗伦萨买得到，而且意大利的一些饭馆里还在使用。
炼金术士炼出德国瓷器
到了17世纪末期，欧洲的现代科学开始萌芽，各种发明开始涌现，欧洲人不再满足于从亚洲进口瓷器，而试图自己制造瓷器。这一次，他们的做法和美迪奇家族那种盲目的尝试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且最终“再发明”了瓷器。
欧洲人喜欢讲“中国人发明了瓷器，后来欧洲人再发明了它”。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别扭，但是仔细了解一下欧洲人制造瓷器的历史，便会觉得这种说法也颇有道理。欧洲人再发明瓷器的过程富有戏剧性。
这一切还要感谢一位超级瓷器迷——萨克斯公国的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由于和瑞典开战，萨克斯的财力几乎枯竭，依靠横征暴敛当然也不是长久之计。奥古斯都二世想到了一个不用征税也能大量生财的“好办法”——炼金。
1706年，奥古斯都二世抓住了两个炼金术士，他命令二人为自己炼制黄金，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日本也已加入瓷器市场的竞争，但是欧洲的瓷器售价依然很贵，被称为白色的黄金。
于是，奥古斯都二世便命令两个炼金术士开始研制瓷器，这样便无意中成就了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FriedrichBttger，1682—1719)的英名。伯特格尔只活到37岁，但是他却因成为欧洲瓷器发明人而名垂青史。
奥古斯都二世把伯特格尔软禁在阿尔布莱希茨堡(Albrechtsburg)，并在那里为他建立了实验室。伯特格尔尝试用各种材料调制出瓷土，包括大理石、骨粉等颇为怪异的材料。
1707年，他烧制出一种红褐色的陶器，但是没有高岭土就不可能烧出洁白的瓷器，这是困扰欧洲陶工几百年的问题。不过，伯特格尔比较幸运，他于1708年在德国的麦森地区(Meissen)发现了高岭土矿。
但是，他发现的高岭土矿无法直接制造瓷器，因为长石含量较低，粘性不够。伯特格尔进行了很多次实验，终于发现了陶土中各种元素的最佳配比，他在麦森陶土中添加了长石成份。
烧制瓷器的另一个难点是获得1300度的高温。到17世纪，欧洲人还没有掌握制造高温瓷窑的技术。经过各种尝试，伯特格尔使用了科学家特奇豪斯(EhrenfriedWalthervonTschirnhaus，1561-1608)发明的一种大型聚光镜，能够达到1400度的高温，终于烧制出了第一批白瓷。
这批白瓷保存在德国的德累斯顿瓷器馆内的伯特格尔专厅中，非常精美。
从被带到阿尔布莱希茨堡到制造出欧洲的第一件瓷器，伯特格尔和他的助手花了4年时间，做了3万次实验，他不仅记录了全部的实验过程和结果，而且把每一次实验之间的细小差异全都记录下来。
这些历史文件今天保存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里。为了保密，他的文件都是用密码书写的，只有他和他的助手看得懂。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人长期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和材料分析，在没有亚洲工匠的帮助下，终于掌握了瓷器制造的秘诀。与熟练掌握瓷器制造工艺，却不明白它的化学原理的亚洲工匠不同，这些欧洲人对瓷器烧制的原理有理性认识，并有定量的了解，他们善于通过细微调节瓷土中元素的配比和调整烧制过程，来制造各种精致的瓷器。
伯特格尔的成功给萨克森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誉，今天德国的麦森依然是世界瓷都之一，并且在国际高端瓷器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
从奥地利到全欧洲
奥古斯都二世当然要独享瓷器制造的技术和利益，他把陶工们都关在城堡里。可是到了1716年，也就是伯特格尔发明瓷器后的第五年，三名陶工逃出城堡，来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自己开起了瓷窑。
奥地利女王玛丽娅∙特蕾莎(MariaTheresaofAustria，1717—1780)对瓷器同样痴迷。奥地利人到萨克森来挖角，雇来了不少陶工，把维也纳建成了欧洲第二个瓷器制造中心。女王亲自掌管瓷器工厂。
这位喜欢绿色植物的女王把自己的喜好加入到瓷器中，维也纳人制造出一种绘有鲜艳的绿色植物图案的瓷器，称为玛丽娅特蕾西系列。这种瓷器今天还在生产，成为奥地利瓷器的象征。女王在她的宫殿里建起一间巨大的瓷器室，里面不仅摆放着青花瓷仿品，而且沙发座椅的图案也和青花瓷上的一致。
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其他的君王，他们相信瓷器这种技术是有可能掌握的。在麦森制造出瓷器的50年里，大小瓷器就已遍及欧洲——从北方的哥本哈根，到中部的斯特拉斯堡，再到南部的佛罗伦萨;从西边的伦敦到东方的圣彼得堡。
英国，瓷器的革命
蒸汽机和瓷器看上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情，它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英国的一个民间科学社团说起了，这个社团叫做月光社，因为当时没有路灯，因此它的成员便经常选择在月圆的晚上借着月光去聚会，“月光社”因此得名。
月光社听起来像是一个在搞秘密活动的神秘组织，其实它并不神秘，不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他们商量的问题都是正大光明的。
月光社里面的核心成员和通信成员，很多都大名鼎鼎：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发明家和思想家，进化论最早的提出者，也是《物种起源》作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詹姆斯∙瓦特(蒸汽机之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化学家，发现了氧气的助燃作用和对呼吸的必要性)，马修∙博尔顿(瓦特的合伙人，蒸汽机制造商)，地质和矿物学家韦奇伍德(Wedgewood)，另外通信成员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这两位鼎鼎大名，就不用介绍了。
这群科学家和发明家经常在英国当时的工业中心伯明翰聚集，在一起做实验和讨论科学问题。而联系蒸汽机和瓷器的人，便是里面这位韦奇伍徳，他对现代瓷器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贡献。
话说到了18世纪中后期，中国在制造大众瓷器方面的优势也渐渐丧失了，欧洲各国都相继开始生产瓷器了。但是，即使如此，瓷器的制造依然停留在手工水平，将瓷器生产自动化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韦奇伍徳身上。
1781年，月光社的成员瓦特在另一面成员博尔顿的帮助下，制造出了从两边推动活塞的双动蒸汽机，又称万能蒸汽机，这种原理的蒸汽机一直用到了今天。1785年，瓦特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来博尔顿和瓦特合伙的公司将蒸汽机卖到了全世界，加上专利转让的收入，瓦特晚年非常富庶。但是，向全世界显示出这种蒸汽机威力的则是韦奇伍徳。
作为矿业家的韦奇伍徳，在英国找到了高岭土。
但是如何与欧洲大陆的国家在瓷器制造上竞争呢?韦奇伍徳近水楼台先得月，决定使用蒸汽机。经过对制作流程的改进和对工艺的改进，韦奇伍德首先将蒸汽机应用于瓷器的生产中，这带来了一个以前人们都不敢想的结果，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商品供大于求的情况。
蒸汽机的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瓷器的制造效率，而且不同批次的瓷器的品质都能得到保障。粘土的研磨和陶坯的制作等非常耗费人力的工序都被机器取代了。工匠们的职责分得很细，每个工种的技能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样，瓷器制造便第一次做到了质量和数量同时都能提高。而在此之前，增加数量总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韦奇伍德的后人继承了家族的瓷器业，并且在1812年发明了骨质瓷器(最早的骨质瓷器不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发明独立发明了英国的骨质瓷器)——他们将牛骨粉加到高岭土中，这样烧制出来的瓷器更加洁白，并因此发明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骨质瓷器。
骨质瓷器比单纯用高岭土烧制的瓷器更结实，抗撞击力更强，因此可以做得更薄，甚至薄到半透明的状态。靠韦奇伍德等人的贡献，英国人只要花一个先令就能买到一件高品质的瓷器了。而在100年前，高品质的瓷器还只是王室和贵族的专用品。
瓷器的普及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老百姓的分盘用餐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每个家庭都买得起多套瓷器了。从韦奇伍德的时代开始，瓷器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供大于求。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个瓷器厂如果不能不断创新产品的样式、提升产品的品质，产品就没有人要了。
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韦奇伍德瓷器工厂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营销观念。他在伦敦的市中心开了一家展销厅，向市民们展示自己的新产品，这是今天的苹果店和各种品牌展销店的前身。在此之前，瓷器生产厂商都是从销售商那里接订单，然后照单加工，而韦奇伍德的做法让生产厂商能直接了解到消费者的需求，瓷器的更新换代变得非常快。接下来，蒸气机被广泛应用于采矿、纺织和冶金。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制造”走向了全世界。
今天，韦奇伍徳瓷器依然是世界最高端的瓷器之一，一套英国造的四件西餐用的瓷器(大盘子，小盘子，浅碗和茶杯)需要200多美元。同样价位的瓷器有德国造的麦森瓷器和美国的Lenox瓷器。比它们更高档的，则是法国的手工瓷器。今天，世界高端瓷器市场基本上被欧美人把握，日本也占有一席之地。
英国人在瓷器上后来居上，靠的是率先使用新技术。
中国品牌陶瓷进军欧洲 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对欧洲的建材出口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大多数的中国生产企业在欧洲市场销售的建材产品只是依附于欧洲现有知名品牌，即大家所共知的“贴牌销售”，销售的产品，而不是商品。这使中国的生产企业变成欧洲厂商的生产车间。从企业的短期发展来看，这也许算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生产企业可以据此了解欧洲的技术和质量要求，提升本企业的生产制造水准，培养一批符合世界生产标准的人才。另一方面，即使产品在市场不受欢迎，生产企业本身的名誉也不会受损。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很多生产企业依赖于某些品牌，长期低价供货，没有提高利润的空间，而那些品牌管理公司却可以获得大多数利润。
广东一家陶瓷制品公司的老总在谈到“贴牌销售”时，颇有感触。当初，这家公司也是看到欧洲市场的高额利润，计划将其产品在出口，先后花巨资建设了两条先进的生产线，产品完全采用国际标准生产，与欧洲同类产品并无多少差距。但苦于自己产品品牌在欧洲市场没有知名度，消费者并不认可，产品很难打开销路。无奈，这位老总只得与一家欧洲著名陶瓷生产商签定成品加工协议，以极低的价格向欧洲生产商供货。产品虽然出口，回报却并不丰厚。
虽然中国企业也想在欧洲市场确立自己的品牌，但在品牌推广的过程中产生巨额的费用令中国企业望而却步。
欧洲中国采购中心中方项目负责人徐克伟先生对此谈出了他的观点：中国企业初涉欧洲市场，遇到的困难会比原来设想的多。若要降低进入欧洲市场的风险，就应寻找到像欧洲中国采购中心这样可靠而且有着巨大资源优势的本土合作伙伴。如何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最佳合作伙伴，欧洲中国采购中心在对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后，启动了一整套全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首先，中心吸纳100家在中国建筑装饰材料与建筑机械领域内具有一定生产规模、能够生产高品质出口产品、并且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企业作为采购中心会员企业，并与中心签定长期供货合同，再由中心推荐给旗下400余家建筑装饰与建筑机械行业批发商，帮助中国建材及建筑机械行业企业组建欧洲营销网络，为中国建材及建筑机械领域内的出口企业获得更多的欧洲长期客户。
其次，中心利用和德国建材与建筑机械行业专业报纸、杂志等媒体为会员企业产品进行整体宣传和推广，让中国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大力推广自己的品牌，自始至终拥有且使用自己的品牌，以品牌作为开拓市场的利剑，以品牌作为企业坚实的后盾，展现自身实力，提高企业的声誉，尽快让会员企业在欧洲市场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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