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瓷器欧洲。
揭秘为何欧洲国王钟爱中国瓷器
埃德蒙在作品《白瓷之路》中，记述了瓷器出现和传播的历史。瓷器诞生于景德镇，之后，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便宣布自己制成了瓷器，瓷器传到了德国麦森，欧洲首家瓷器工厂得以建立。
后来，英国信徒WilliamCookworthy也制成瓷器，随后英国工艺公司Wedgwood诞生了。如今，Wedgwood已成为全球最具英国传统的陶瓷艺术象征，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瓷器提供商。
瓷器制作过程中，耐心和技术两者缺一不可。哪怕水多一点，就可能改变瓷器的质地。瓷器厚度也必须均匀，否则瓷器在冷却环节时，会出现裂缝。“其他制品，或许薄厚不均没大的影响，但瓷器却不然。制作中任何差错都会导致制作失败”，埃德蒙写道。
虽然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这丝毫不能掩盖成功后制品的价值。瓷器薄厚均匀，富有光泽，又强劲稳固，以汤勺敲击，声音清亮，充满令人惊异的美感和力感。唐代有诗这样描述瓷器：“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埃德蒙这样描述瓷器制作：“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核桃大小的土块，直到它变得稀薄如纸，直到它表面有你的指纹显现。继续小心捏薄，那过程似乎永无止境。你感到它越来越薄，直到变得像一片金色叶子，仿佛轻得要飘在空中。你感到它洁净无瑕，连你的手也干净清爽。那种感觉是纯白色的”。埃德蒙的文字，让人感到他对瓷器的迷恋。
为什么有人会花半辈子时间研究瓷器工艺？为什么国王那么渴望、需要瓷器？毕竟这种层次的物质早就脱离了必需品的范畴。“国王们享受被人嫉妒、令人恐惧的感受，享受搜罗奇珍异宝的乐趣，并且贪婪地想要更多。”
疑云
其实，欧洲瓷器的创始者并非是德国炼金术士波特格。事实上，最有可能解密瓷器的人是契恩豪斯，他是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当时萨克森王兼波兰国王是奥古斯特二世，他指派波特格，辅助契恩豪斯完成瓷器制造的试验。两人一同工作了足足5年，研究始终由契恩豪斯主导。之后，两人完成了首个瓷器的雏形，即一个“半透明、奶白色的”罐子，不久，契恩豪斯去世了。波特格在契恩豪斯的数据基础上，最终完善了制造瓷器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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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彩瓷器为何能让欧洲人如此痴迷
清王朝时期，中国的陶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这个时候，中国瓷器远销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大到贵族上层的赏悦，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日用，都有中国瓷器的身影。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广彩瓷器的出口量不断扩大，至此光彩瓷业也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广彩是广州釉上彩瓷的简称，也称“广东彩”、“广州织金彩瓷”，它是使用广州烧制的织金彩瓷、施以低温釉上彩装饰技法，在各种白瓷器皿上彩绘，而烧制而成的汉族传统工艺品，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广彩瓷分日用瓷和艺术瓷两大类，日用瓷包括碗、碟、壶、盅等，加彩方法简单、豪放、富于民间装饰风味；艺术瓷的彩绘以国画画法为主，讲究技巧，笔工精湛，主题多为人物花卉，也有外国油画的西方风景、人物和故事。
广州彩瓷在构图设计上，完整紧密，统一和谐，加上使用了新颜料，显现的彩绘色彩更加丰富鲜艳。后来，广彩仿照中国缎锦纹样来作瓷器的装饰，这成为广彩花色的一种基础；它采用乳金作地色，色彩更加艳丽辉煌，逐渐形成广彩“堆金积玉”的独特风格。
“广彩”始于康熙晚期，在三彩、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各种彩瓷艺术的影响下独树一帜。依靠广东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彩”瓷艺在对外贸易的销量上效果显著。在康熙二十三年，海禁被解除后，外国商船纷纷入华购瓷，在广东订货或者来样加工。
曾经，旅行家马克·波罗将一个精致小巧的茶壶瓷器从中国带回了欧洲，精美绝伦，耐看经用，至此以后欧洲无不痴迷中国的瓷器。后来，随着中国广彩瓷多元化的发展，技艺得以创新，风格也越加多样化，彩瓷事业达到空前繁荣。所以，一直将瓷器视为“白色黄金”的欧洲人，都纷纷来华订瓷。后来，中国与欧洲通商以后，这种现象更加普遍，他们十分期待中国更多优质的瓷器能进入西方，所以常常会将样式做好描述之后再下订单，由中国进行生产制造。
欧洲采用的来样加工，所定制的瓷器产品常见于皇家宫殿、博物馆，这些商标纪念性纹样较多，极富西方艺术色彩。用广彩对瓷器加工，画法上仿造西洋画法，色彩上绚丽多姿、金碧辉煌，这些都非常符合西方的审美情趣，所以这也是广彩瓷器为何能让欧洲人如此痴迷的原因。探秘明代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
7头妖怪海德拉克拉克瓷碗
从早期开始，为什么中国瓷器在欧洲受到格外的珍视？中国瓷器输入对当地陶瓷生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应复旦大学文博系邀请，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资深研究员、中国陶瓷专家前不久在复旦大学作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系列讲座，介绍其中关于明代外销瓷器的内容，介绍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对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
澳门圣保罗大学定烧青花瓷罐
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
早期的中国青花瓷贸易控制在伊斯兰商人手中。从土耳其托布卡比宫殿收藏的这幅画中可以看到运输青花瓷器的场景。展示了早期中国和土耳其以及伊朗之间的联系交流。明早期永乐宣德的瓷器在这一地区的收藏一般都会刻有主人的标记或者姓名，这类瓷器在Regina Krahl(康蕊君)编著的三大册《托布卡比宫收藏的中国瓷器》有详细研究。而15世纪早期模仿中东金银器造型的中国瓷器都没有运到欧洲，仅限出口中东地区，同时明初宫廷为了追求时髦要求陶瓷工匠模仿中东器物的造型。中国出口到中东地区的青花瓷器对当地的陶瓷生产有很大的影响，当地开始仿制中国青花瓷器。
欧洲最早记录的中国瓷器是一件著名的Fonthill元代青白瓷玉壶瓶，现收藏在爱尔兰国立博物馆。这件瓶子是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送给匈牙利王路易的礼物，这位元朝皇帝曾于1338年派一个使团通过陆路出访阿维尼翁教皇。1381年这件瓷瓶被加装了金质的流、盖子和把手，在它的历任收藏者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后来流传到19世纪，上面的金饰都被去掉了，就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此外早期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还有一件非常著名的龙泉碗，它最初的收藏者叫做Phillip of Katzenelnbogen，是他在去巴勒斯坦朝圣的途中所得，1435-1453年期间加装了繁复的金饰，现收藏在德国卡塞尔市博物馆。英国收藏的最早的中国瓷器也是一件龙泉碗，这件瓷器生产出来不久就由坎特伯雷大主教William Warham(1450-1532)从印度购得，瓷器上的金饰是在1500-1530年间加上的，现收藏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元末到洪武、永乐的龙泉青瓷，都是从印度过来的。这其中有一些带有刻款，标明该件瓷器的重量，瓷器主人的姓名、职位。
15-16世纪
15世纪，龙泉青瓷和其他中国瓷器被当做礼物进献给意大利的贵族。有记录表明，1487年，埃及苏丹曾送给佛罗伦萨的贵族Lorenzo de Medici20件中国瓷器。1461年，埃及苏丹也曾将中国瓷器作为礼物送给威尼斯的贵族。在一幅东方三王朝见基督的油画中，我们看到这件青花小杯子，里面装满了金币，以进献给耶稣基督，足以显示中国瓷器的贵重。这幅画绘制于1495-1505年之间。对于这件青花瓷杯，有人认为是明早期永乐的样式或者嘉靖的样式，但是我们从15世纪晚期沉船出水的一件青花瓷杯来看，油画中的这件瓷器应该跟这件油画绘制的年代相去不远。在美国国家美术馆收藏的一件贝里尼于1514年绘制的《诸神之宴》油画作品中，也能看到中国青花瓷器。
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改变了15世纪欧洲只能辗转通过印度或者中东获得中国瓷器的情况。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46厘米的青花大盘，在内壁开光内写有IHS，这是耶稣基督名字的缩写。这件盘子的生产年代在1500-1525年之间，可能是在1520年。它的图案设计来源很可能是当时的祈祷手册。同样的盘子在私人收藏手中还有一件，直径达到50.4厘米，内壁写有IHS字母，内底则是中国传统的狮子滚绣球图案。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批量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销往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比如在一艘Lena沉船，出水很多青花瓷器——为什么青花瓷器在欧洲会如此受欢迎？此时欧洲只能生产铅釉、锡釉陶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16世纪英国出土的陶器，我们可以看到，质量很差，胎质疏松有很多杂质，釉面灰暗。在15世纪，西班牙生产的一些彩绘釉陶，其中也有釉下钴蓝彩绘，明显受到伊斯兰的影响，但是质量与中国瓷器相比，相去甚远。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的时候，认为它是由一种神奇的材料制成的。普通的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会加上各种金属装饰，赋予神圣的用途。比如这件Lennard杯，是一件嘉靖时期的瓷器，外面有刻花装饰，下面有青花款。上面金属附件是一个叫做Samuel Lennard的英国人在1569-1570年加上去的。关于它的用途，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基本可以肯定是在基督教仪式上使用的，在现代基督教仪式中还能看到类似的器物。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中国瓷器，都被装饰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件矾红釉的小碗，装饰有银质的盖子，据说类似瓷器曾进献给伊丽莎白女王。英国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Walter Raleigh，在他1597年的遗嘱中，赠送一套金银装饰的瓷器给他的朋友Robert Cecill爵士，这其中的一件瓷器目前收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该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批明晚期的克拉克瓷器，通过加装金银附件改变它们的用途。
比如一件克拉克瓷碗，碗身8开光，分别绘有8只牝鹿。这样的瓷器在晚明曾大量生产运往美洲、欧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各地。在英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国的沉船也有发现。其中有一艘沉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雷克海湾被发现，船上有类似的瓷器，这艘船可能属于英国的著名探险家Francis Drake。同样两只类似的碗在1600年沉没的西班牙战舰“圣迭戈”号上也有发现，此外还有1613年沉没的荷兰船“白狮”号。尽管此时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它们还是受到格外的珍视，被当作是重要的私人财产。在早期英国，这样的中国瓷器都会作为贵重财产记录在案。英国和西班牙海战期间，1588年在爱尔兰海域沉没的一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舰上，发现有少量的中国瓷器，当然船上使用的大部分都是葡萄牙、西班牙制的陶器。尽管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受到珍视，这件在西班牙战舰上发现的青花瓷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民窑瓷器，外壁绘有飞马图案。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内青花，外铁红加金彩的嘉靖时期的瓷碗，流传到德国后被改成了一件高足杯。还有一件瓷碗和这件瓷器一起在1583年从土耳其带回欧洲，当时有不少瓷器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到欧洲的。关于这些瓷器，还有一种传说，它们遇到毒药就会炸裂，在埃及也流传着这种关于中国瓷器神奇魔力的说法。
这些传说刺激了欧洲对中国瓷器的模仿，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生产的软质瓷，关于这种软质瓷生产的最早记录是在1575年。严格来说这种软质瓷还不是真正的瓷器，从图案设计来看，它们受到伊兹尼克陶器的影响要比中国瓷器的影响更大，尽管这种软质瓷的装饰也是釉下青花。目前流传下来的梅第奇软质瓷只有大约60件，当初生产的时候它们主要是用作实用器而非陈设用器。
波斯人物青花罐
17世纪
在17世纪荷兰的静物画中，大量出现中国的青花瓷器，有一些瓷器我们还能找到实物原型。葡萄牙是最早向中国定制特殊样式瓷器的国家，当然其中有些纹样景德镇的工匠可以理解，有些完全不能理解，导致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无论如何，这些瓷器到达欧洲，都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物品。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碗，主题纹饰是七头妖怪海德拉，这是欧洲传说中的怪物，两旁的飘带内用拉丁文写着“对智者而言，没有什么是新的”，此外所有的纹饰都是典型中国式的。在1638年的一幅荷兰静物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纹饰的瓷碗。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17世纪早期伊朗的青花陶器仿制品，其中的拉丁文格言被写错了。此外在葡萄牙里斯本著名的桑托斯宫天花板上镶嵌的中国瓷器中，有一件盘子，主题纹样也是这个设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葡萄牙人定制的这种纹样的瓷器不仅出口到葡萄牙，还有一些到了荷兰和中东地区。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拥有自己的中国瓷器收藏。在这些收藏中，有几件青花瓶的主题图案设计来源于当时的西班牙银币，有人认为这几件青花瓶是菲利普二世本人定制的。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的大宗瓷器是克拉克瓷，在1600年沉没于马尼拉海湾的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上打捞上来500余件克拉克瓷器，这些瓷器本来是要运往墨西哥的。葡萄牙船只在当时经常被劫持到欧洲其他地方，船货进行拍卖，获利极其丰厚，这就刺激了荷兰和英国加入对华贸易。这一阶段，普通的青花瓷器占据了船货的很大一部分。1602年荷兰人劫持了一艘葡萄牙商船，然后在米德堡进行了拍卖，船上装载了大量的克拉克瓷器，极大地刺激了荷兰人对中国瓷器的渴望。从1604-1657年，荷兰进口了300万件中国瓷器。在英国的地方史资料中，个人财产清单里经常会列有中国瓷器。
早期的贸易瓷器定制瓷数量很少，尤其是纹章瓷，纹样设计大多来自于当时的绘画或者印刷品，从欧洲带到景德镇，交给中国陶瓷工匠生产。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葡萄牙海军主帅Almeida在1570年驻扎在澳门时定制的纹章瓷盘，同样的盘子还有几件。该图案设计来源可能是陶瓷器、玻璃器，甚至可能是皮革或者金属器。还有一件青花纹章瓷方瓶，器型是模仿欧洲的玻璃器，用来装酒，还有小一点，用来装油。在荷兰的绘画中可以看到这种青花方瓶，在荷兰也曾出土过类似的玻璃方瓶。我前面讲过的绘有IHS字母的瓷器，这里还有一件青花大罐，是为澳门的葡萄牙耶稣会圣保罗大学定烧的瓷器，上面除了绘有IHS字样还有圣保罗的名字缩写S和P。图案设计来源可能与16、17世纪欧洲的纺织品有关。此外还有源自中东的图案设计，在一件17世纪早期的青花盖罐上，开光内绘有波斯射手的形象，尽管主题纹样是波斯人，开光之外以及盖子上却是绘制的中国人形象。这样的图案在中东地区的纺织品和细密画上可以看到。英国玛丽女王二世也曾拥有过一件类似的罐子。作为威廉三世的王后，正是她把青花瓷器的风潮从荷兰带到了英国。她的瓷器收藏主要集中在伦敦近郊的汉普顿宫。
有一对青花啤酒杯是1635年根据荷兰人送到中国的木质模型生产的，器型是荷兰的，但是纹饰完全是典型晚明时期中国的纹饰。这种杯子一般到了欧洲后还会加上金属盖子。早期西方还定制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一对盖罐的原型是葡萄牙的彩陶，柄做成耶稣受难的形象，17世纪的牙雕耶稣受难像与这个造型非常接近。同一时期，中国销往日本的瓷器似乎是专门为日本生产的，在欧洲、中东、东南亚都看不到这类瓷器。除了景德镇外，生产外销瓷的窑口还有福建平和漳州窑，产品有青花瓷和彩瓷，销往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日本、荷兰。漳州窑的瓷器一般胎质比较粗，画风随意。这两件漳州窑的盘子，中心绘有罗盘形象指引船只航向，内壁写有4个汉字“近悦远来”。
到了明末，说到外销瓷会提到一艘著名的沉船——“哈彻”号。从这艘沉船上打捞出23000余件中国瓷器，风格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转变期风格，另一类是克拉克瓷。这其中还有一些欧洲样式的瓷器，例如一些小芥末罐和猫型夜灯。明代瓷器大量输入欧洲，就引发了当地模仿中国瓷器的生产，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的德尔夫特生产的锡釉青花陶，装饰风格非常中国化。为了达到中国青花瓷器的这种效果，荷兰的陶工会先在陶胎上涂一层薄薄的釉料，先低温烧一次，然后再用钴料绘制图案，最后罩一层透明釉高温烧成。在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杂交的图案设计，荷兰生产的德尔夫特陶上绘有中国人的形象，而中国生产的克拉克瓷器边饰采用欧洲的花卉，人物则是波斯形象。不独是在荷兰，当时世界各地都在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器。伊朗在17世纪仿制的产品，边线用黑色而不是蓝色，这是与中国青花瓷器的区别。德国在17世纪也有仿制。早期英国使用的粗制铅釉陶几乎是在100年之内，都转变成为这种锡釉青花陶。明代的外销瓷器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6世纪前中国瓷器通过中东地区辗转到达欧洲，只有国王、王后以及高级别的贵族才能拥有。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已经开始在中国定制一些瓷器运回欧洲，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龙泉和景德镇的传统产品。之后则是荷兰人和英国人运送了大量瓷器到欧洲。
广彩人物画瓷器为何受欧洲人喜爱
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亦称“广东彩”、“广州织金彩瓷”。指广州烧制的织金彩瓷及其采用的低温釉上彩装饰技法，在各种白瓷器皿上彩绘而烧制而成的特色传统工艺品。
广彩以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为特色，犹如万缕金丝织白玉，始于明代的广州三彩，到清代发展为五彩，并在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广彩的生产始于清康熙年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时广州工匠借西方传入的“金胎烧珐琅”技法，用进口材料，创制出“铜胎烧珐琅”，后又把这种方法用在白瓷胎上，成为著名的珐琅彩，这是广州彩瓷的萌芽。
是令人惊叹的图像数据库
时间来到两三百年前，在一个叫欧罗巴的地方，星罗棋布的大宅门中，奇装异服的上流社会精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向着大海的方向望穿秋水。温暖的海风，会送来塞壬的歌声，也会送来东方的瓷器。那些透明釉覆盖的形形色色的小画，就是他们了解那个遥远国度的大门。此时此刻，千言万语比不上画面中的一抹裙摆。
在作为广州博物馆主展馆的镇海楼里，我们可以在一堵靠墙的玻璃柜中找到一大堆华丽的瓷器。这些东西，都是当年令欧洲人神魂颠倒的外销瓷。是广州这个世界级口岸送给世界的珍贵礼物。在乾隆皇帝大大咧咧地将景德镇瓷器的商业机密几乎免费地送给一个法国人之前，中国的瓷器，对多数的欧洲人来说，就是穿越云层的那一米阳光，是洒入爱琴海的一滴泪，美轮美奂，难以捉摸。
大约在雍正年间，广州出现了附属于洋行的彩绘作坊，将来自景德镇的白瓷加工成适应外销的彩绘瓷，称之为广彩瓷。
广彩瓷从出现之初，就是一种以直接销往海外为目的的产品。十八世纪中叶向欧洲出口的数量最大。美国旅行者 Willlarn Hickey（威廉哈克）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当时广州类似的各种工场数量多达百家，说明了当时外销瓷的数量之大。
清 同治广彩宫廷人物大瓶
“西洋重华瓷”。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那些生活在油画里的外国人为什么对杯杯盘盘、坛坛罐罐抱有如此的深情。法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内修建了托里阿诺宫(Trianon)，专用于陈列中国青花瓷，其继任者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帕杜夫人及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中国瓷器的狂热爱好者。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是一位中国瓷器鉴赏家，当时的人记载她习惯于在宫廷中摆设大量的中国瓷器。萨克森王国、西班牙王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王宫都收藏有数量众多的瓷器，甚至有些君主死后以瓷器陪葬。
广彩瓷的彩绘内容融合了西洋油画技法，多用金彩，设色绚彩华丽，对习惯了温润素丽的清代中国人来说，有点儿太农家乐了。但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卓越尝试，习惯了在商海中打拼的广州人，对于一切能够引发市场反响的风格和技法，都不吝于大胆尝试。世俗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当然并不是不重要，但相比于客户的需求和时代的呼唤，有时候需要多一点冒险精神。毕竟本质上，广彩是一种订制化的产品。客户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再正常不过了。
欧洲人深爱广彩人物画瓷器
18世纪，广彩艺人用作绘制底版的图片，主要包括欧洲的油画、铜版画、素描，甚至漫画和讽刺画、书籍插图等。这些图像在昏暗的船舱中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被送到一批批之前对它们一无所知的东方陶瓷画师手中。外来的式样刺激着画师们的神经，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和世俗生活，那些陌生的山脉、峡谷、橄榄油和葡萄酒，给他们的手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成功地绘制出了从风格到色彩都和中国传统陶瓷绘画明显不同的样品，立体、透视、明暗，让初次见到它们的国人大为吃惊。
关于广州的外销瓷，关于广彩，能讲的故事很多。但当我又一次站在这巨大的玻璃柜前，迷住我的，是上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人物。当中，出现了一口巨大的广彩碗。穿着长衫，戴着软帽，把玩着文房和乐器的古代官人与仕女，正用他们惯有的波澜不惊的神情，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而这些也深受欧洲人喜爱。
清 道光广彩人物故事纹盘
用上了中西融合的手法
大约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广彩的人物表现形式开始有广州的独特风格，也即将西方元素或技法与传统、本土的元素巧妙融合。到道光年间，广彩行业后来称之为“长行人物”的风格出现了，这是唯一在广州出现的独特格调。它的人物像头用红线条表现，眉目用黑色，五官表现清楚，姿态各不相同。人物的服装和衣纹不同于传统国画形式的先勾轮廓后填色，而是用色釉直接绘画，并且用颜色绘出衣纹的深浅明暗和衣服上的花纹图案。这类作品常用楼阁来表现大件产品的人物，以使人物数量的增加显得更加和谐自然。“金殿比武”“鸿门宴”这样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故事，漂洋过海地去往欧洲，呈现在收货人案头，收获他们的点赞和评价。
有航海文化的研究者认为，广彩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富足、极乐”的迷离想象。我们从当时欧洲一些仿制的瓷器上，就能很容易地看到这种影响。那些瓷画中的中国人，常是叼着烟杆，提壶品茶，悠闲地在美丽的庭院中消闲享乐。
就像我们今天不能判断被网络连接的另外一台电脑前，坐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器那样，两三百年前这种跨越大洋的图像式传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失真的问题。中国的陶瓷匠在点下发送键送上国际贸易互联网的《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后，常常在一次次转手带来的信息衰减中被简化为纯粹的人物图像。中国人无法理解那些长着翅膀的小孩为什么一定要光着屁股，而西方人也宁可高声传颂一个今人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叫铁中玉的古代中国人，而对真正的超级网络大V张生和崔莺莺视而不见。
无论怎样，经由广州口岸远赴欧洲和美洲的广彩人物画瓷器，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根纽带。它在历史上的光辉，在未来的价值，可能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充分理解。
清 乾隆广彩描金八角形盘
收藏欧洲瓷器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从16世纪起，欧洲航海业获得空前的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珍贵文物，源源不断地运至欧洲各国，尤其是光润柔美的硬质瓷器，更为王公贵族所珍爱，致使瓷器的价值超过了黄金，瓷器已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掀起了竞相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但是，制瓷技术相当复杂，要想成功绝非易事。然而终于被一位从未接触过制陶业的逃亡炼金术师发明了欧洲瓷器。他就是约翰·弗里德里西·伯特格尔（1682～1719）。伯特格尔于1709年3月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
接下来的五十年，欧洲的瓷器中心转移到德国Meissen地区，而这一时期生产的瓷器也成为了目前收藏家所寻觅的珍品，图1为十八世纪三十年代Meissen地区制作的茶壶，其在2000年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中以1540英镑成交，而图2则是当时Meissen地区茶壶中的精品，其制作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相比前面的一个茶壶，其在绘画工艺上更加讲究，因而其在2000年的拍卖中以14300英镑成交。
十八世纪中期，欧洲制瓷业的中心从Meissen转移到法国，当时法国的Sesvres瓷器厂是欧洲著名瓷器生产中心。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欧洲瓷器工业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英国。英国的普利茅斯、切尔西等地因形成大规模的生产瓷器而闻名。当时的欧洲瓷器生产基地的变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是欧洲瓷器从软瓷向硬瓷发展的标志：从1709年以后，虽然欧洲已能仿制中国德化白釉瓷和孔雀釉瓷，但火度较低，仍属软瓷。而当时英国就是在十八世纪通过仿造中国的德化瓷而发展出硬瓷。
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当时英国的瓷器已经开始逐渐由生活用品转换到装饰用途，在1851年伦敦举行的瓷器展览会上，英国的瓷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变化。而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各国的装饰瓷器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对于广大中国的收藏爱好者来说，欧洲瓷器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收藏领域，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瓷器的影子，特别是德化瓷的影响，而在2000年11月17日至25日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瓷器拍卖———“泰兴号”船载瓷器拍卖中就有大量明代的德化瓷珍品，全部的成交额达到了1100多万美元。右上图为明代德化瓷最著名瓷圣何朝宗大师的作品《观音渡海》。因此对于有实力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不妨花点时间收集一些早期的欧洲的瓷器，其回报一定不菲。
中国瓷器——欧洲人眼中的“白色黄金”
几个世纪以前，当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瓷器时，无不惊叹于这种半透明的精美艺术品。他们的结论是，瓷器一定是以魔法制成的，他们把瓷器称作“白色黄金”。曾经有位海外游客说过，他是怀着朝圣的虔诚来江西景德镇的。
2015年10月，总占地面积8.6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翻开了它的历史扉页，向你敞开一个熠熠生辉的陶瓷世界。
草鞋码头与“青花瓷”传说
草鞋码头，是景德镇的另一个称呼，喻指从五湖四海来的制瓷技工。
从其貌不扬的泥土到美丽得令人惊叹的瓷器，制瓷业需经历72道工序。在成型坯房中有数不胜数的从事瓶、缸、钵、罐等琢器生产的打杂工、码头工、装坯工。明清时代因为由厂主免费提供草鞋，他们也被称为“草鞋”。一句“耕且陶焉”，显示了当时这些人的身份变动。既是陶瓷工人，又是种田的农民。因为陶瓷，他们才走上了城镇的码头，走进了城镇的作坊；因为陶瓷，他们离开田野后仍然穿草鞋，一如在田野里奔波。
拉坯、利坯、画坯、施釉、烧窑……瓷器离不了泥土。这些工人离不了泥土与田野，而草鞋无意中又成了一种与土地相连的依据。
一名装坯工（如果还兼做打杂工、码头工）、两名利坯工只需要提供一双草鞋；而一个打杂工、一个码头工、一个装坯工、4个利坯工，就是3双草鞋。精明的厂主比谁都会算计。如果想知道陶瓷厂的规模与生产能力，从草鞋数量就可以估计个八九不离十。如生产大件的琢器，或遇到工艺复杂的，则需配备6个利坯工。草鞋还演变成衡量生产能力的单位。
利坯时，坯体湿度已干至七八分，非常不好用力，若掌握不好力度，坯体顷刻间就会化为齑粉，一切前功尽弃。利坯工有两道考验：一是面前的坯体必须修得均匀合适，厚薄有样；二是烧窑后无变形、破损。高明的利坯师傅，不仅会眼看，还会用耳朵听。他们能够通过指弹坯体发出的声音，来决定手下利刀的轻重，真有庖丁解牛的功夫和阵式。利坯工的工钱，要等二次考验后才能结算。
可以说，从泥土到陶瓷，整个生产过程繁杂无比，真是步步惊心、处处谨慎，任何一个小小的环节都不能马虎，一点瑕疵都不能出现，处处都是对陶瓷工人的考验。扛坯工行走时，两手五指朝上托着坯板，长约6尺、宽约3寸的坯板上摆满了瓷坯。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大器”，不能有丝毫闪失。因为一旦掉落就无法再用了。
想象扛坯工穿着草鞋行走的情景，一定是走得非常小心，如同走在薄薄的瓷器之上。他们深知肩上的分量。听说，那时路上的人看到掉在地上的瓷坯，也不会去践踏，要等扛坯工回来时再捡回坯房。
对于陶瓷，这些“草鞋”们付出的还有自己的生命。
“青花瓷”传说中，当美丽的青花姑娘听说自己心爱的人想在瓷坯上直接画画，却苦于找不到颜料时，心急如焚，便找到开矿的舅舅，要求进山。女孩子进山，多有不便。但舅舅面对执拗的青花，不得不答应。在山里，青花忍饥受寒，从不放过任何犄角旮旯。几个月后，找到石料之时，窑倒舅舅亡、青花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青花以生命为代价寻找到的石料，真的可以在瓷坯上直接画画。她的恋人画后用高温焙烧，白中泛青的瓷器上出现了青翠欲滴的蓝色花纹，成就了青花瓷的美丽。自此，一种代表这个小镇，甚至可以说代表中国的陶瓷出现了，“只供迩俗粗用”的景德镇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书中记载，那时景德镇的昌江码头“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人头攒动，船只穿梭。“重重水碓夹江开，未雨殷传数里雷”、小镇“争渡者日夜不息”，竟有三百多条小弄堂。当时家家做瓷器，还成立了御器厂，“窑火通明两岸红”。泥、水、火完美结合，“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器，从昌江汇入大海，从东南沿海直通到了日本和朝鲜；还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达了非洲。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带上了它。
这些来自东方、来自小镇的器物，在海外令人称奇。以至于在西班牙，人们坚信瓷器能唤醒亡灵，成为国王、王后去世时必不可少的陪葬品。有些民族还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而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的小写就是瓷器的意思，CHINA的英文发音就源自小镇的历史名称——“昌南”。
督陶官和珠山八友
中国瓷器为什么能在明清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督陶官，这一历史特有的称号，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展台上出现时，特别引人注目。
当明朝政府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的时候，就派来了督陶官。此后的几百年间，有很多督陶官被派往景德镇，专门负责监督御用瓷器的生产。
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是臧应选奉旨到景德镇督造官窑的时间。他原是工部郎中，也是自他开始，创下了以督陶官姓氏称窑的先例——臧窑。臧应选能开此先例，自然是由于他这段时间督造出的精美瓷器了。
《景德镇陶录》“康熙年臧窑”条曰：“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可见臧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单色釉品种上，传世的康熙官窑器，除了鳝鱼黄、黄斑点之外，其他都能得到印证。
臧窑还有青花五彩瓷，多仿造明代的精品，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景德镇陶录》记载臧氏曾得力于神助，才烧出如此精美的瓷器。总之，臧窑代表的是康熙朝前期景德镇陶瓷的烧造水平！
在景德镇的历任督陶官中，清代唐英也是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浓重一笔的督陶官。唐英初到景德镇时对陶瓷是一窍不通，于是他就利用9个月的时间，拒绝了所有官场上的应酬，深入到坯房窑厂，和陶工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一起绘画，很快就熟悉了制瓷的各种工艺，由一个外行转变成内行。
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他不仅对宫内瓷器的用途、形状、纹样等屡屡过问，亲自审定画样，甚至对于瓷器的烧制过程也极感兴趣。唐英就奉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了《陶冶图》，书稿图文并茂，详尽地展示了制瓷的全部工序，被后世誉为“集厂窑之大成”，是中国陶瓷史上一部不朽的著作。唐英虽然逝去已两个多世纪，但“玉山不颓清流在”，他对我国陶瓷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不磨灭。
景德镇人杰地灵，人才辈出。随着清朝国力衰败，皇家御窑厂衰落，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珠山八友就是其中技艺超群的代表人物。
“珠山八友”当时的名称是“月圆会”，其成员不止8人，都是御窑厂停烧以后流落到民间的粉彩和瓷版画的高手。
据悉，“珠山八友”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鼎盛于20世纪30年代，影响却超越了整个20世纪，并延续至今。其弟子、后裔今天仍活跃在陶瓷艺坛，在粉彩、青花、古彩、新彩、颜色釉及陶瓷雕塑诸多方面继往开来。
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中，珠山八友的大量瓷板画，使景德镇的陶瓷彩绘装饰风格具有了新的面貌。
今世书画名家在景德镇制作的素胎器物上，把釉土当纸墨创造，犹如在宣纸上作画，寻求一种大气磅礴的国画滋味，并融入书画家各自的艺术风格。经窑中施釉等十几道工序以后，在气窑内高达1480摄氏度的高温中接连烧制11小时，才变成美丽、亮堂、纯粹的青花瓷。因为受胎质、釉质、温度等许多条件影响，出窑后瓷器的精品率只有30%左右，所以一件白璧无瑕的瓷器艺术品亦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的复杂增添了它宝贵的存世价值。
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到“珠山八友”时代，陶瓷技术与绘画艺术展现出一种新的结合。“珠山八友”对传统文人画与传统瓷艺兼容并蓄，将陶瓷的商品化与艺术化融为一体。他们各人的性情、履历、涵养、气质都有所不同，在挑选体裁、描写景象、体现技法等方面也各不相同，经过长时间的创作，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徐仲南的萧疏，邓碧珊的整齐，王琦的雄奇，何许人的荒寒，田鹤仙的朴茂，毕伯涛的隽永，汪野亭的苍润，王大凡的古雅，程意亭的瑰丽，刘雨岑的韶秀，堪称是奇光异彩，显现出“珠山八友”瓷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而他们彼此沟通、彼此影响，又形成了大概一致的艺术基调，变成一种明显的时代风貌。他们的艺术寻求，突破了传统粉彩的审美特征和认识，他们的艺术观与审美理想，为陶瓷美学添加了新的审美范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东郊学堂为博物馆注入新内容
景德镇陶瓷蜚声中外始于宋代，位于景德镇东郊的进坑是宋代最优质的瓷石出产地。时隔千年，景德镇民办非盈利机构东郊学堂挑起了保护和传承进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担，向世人讲述景德镇宋代陶瓷故事。“没有优质的瓷石，景德镇不可能烧造出精美的青白瓷。”东郊学堂创始人黄薇说，进坑作为最优质瓷石的出产地，是毋庸置疑的“瓷都摇篮”。
记者看到，进坑还完整地保存着景德镇宋代制瓷业的原始风貌。以黄薇为执行负责人的考古调查发现，进坑拥有古矿坑5个、古窑址15个、古水碓16个以及6公里长的千年瓷石古道。“这些窑业遗址，完整地揭示了从原料开采、加工、运输到制作烧成的古陶瓷生产过程。”她说。
2014年6月，古陶瓷学者、“80后”夫妇黄清华、黄薇创办东郊学堂，其地址就位于进坑村村头。在考古调查的同时，黄清华、黄薇发动当地百姓对古矿坑、古水碓、古窑址和瓷石古道进行保护，并设立进坑村史馆，开发了宋代制瓷风情游览路线，向世人再现宋代时期景德镇的制瓷场景。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赵纲向记者透露，在今天的景德镇市域内，至今仍保存着大量完整、系统的历代瓷业遗产——原料产地、作坊窑房、道路码头、商铺民居、窑砖里弄，这些文化遗址遗迹浸润了景德镇的生活方式、传统制瓷技艺和人文禀赋。据最新统计，全市目前有52处151个著名窑址，这些著名窑址代表了从唐代至民国年间的陶瓷文脉，成为该市留住城市记忆、留住美丽乡愁的重要载体。
全市现存的1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绝大多数与陶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窑房、作坊、码头、民居、瓷行、树行、寺庙、戏台、教堂、古井等；老城区地下60%都是历代窑业堆积物。位于珠山中路一侧的御窑厂，为明、清两代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地底下埋藏着数量繁多的“瓷片”，被视作不可多得的珍宝。现在，这里是御窑遗址保护的核心区域。
从2002年开始，景德镇市正式启动御窑遗址保护工作。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编制完成《御窑厂遗址保护规划》，并由江西省政府公布实施；入选第六批古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国家重点大遗址、全国25处大遗址重点保护展示工程和全国10处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相继完成“御窑遗址陶瓷历史文化旅游”“御窑遗址保护设施建设”“御窑遗址保护与研究建设”等项目。
近年来，景德镇市还清理和修复了御窑厂内中轴线和古井、御窑厂大门、龙珠阁、南北麓窑炉作坊遗迹保护房、佑陶灵祠等；清理和修复周边遗存的徐家窑、刘家窑、黄鹤大窑以及老罗汉肚部分窑房、窑炉、作坊，抢救性修缮彭家上弄、斗富弄、方家弄部分民居、瓷行、会馆等风貌建筑和历史建筑，抢救保护复原龙缸弄老街区建筑立面，修复迎祥弄6号老宅主体等。
与此同时，景德镇市先后对湖田古窑址、浮梁古县衙、三闾庙历史文化街区等遗产进行了保护；加大对老窑址、老街区、老厂区的保护力度，着力恢复一批老寺庙、古店铺、古码头、古里弄、古会馆和古戏台。
中国品牌陶瓷进军欧洲 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对欧洲的建材出口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大多数的中国生产企业在欧洲市场销售的建材产品只是依附于欧洲现有知名品牌，即大家所共知的“贴牌销售”，销售的产品，而不是商品。这使中国的生产企业变成欧洲厂商的生产车间。从企业的短期发展来看，这也许算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生产企业可以据此了解欧洲的技术和质量要求，提升本企业的生产制造水准，培养一批符合世界生产标准的人才。另一方面，即使产品在市场不受欢迎，生产企业本身的名誉也不会受损。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很多生产企业依赖于某些品牌，长期低价供货，没有提高利润的空间，而那些品牌管理公司却可以获得大多数利润。
广东一家陶瓷制品公司的老总在谈到“贴牌销售”时，颇有感触。当初，这家公司也是看到欧洲市场的高额利润，计划将其产品在出口，先后花巨资建设了两条先进的生产线，产品完全采用国际标准生产，与欧洲同类产品并无多少差距。但苦于自己产品品牌在欧洲市场没有知名度，消费者并不认可，产品很难打开销路。无奈，这位老总只得与一家欧洲著名陶瓷生产商签定成品加工协议，以极低的价格向欧洲生产商供货。产品虽然出口，回报却并不丰厚。
虽然中国企业也想在欧洲市场确立自己的品牌，但在品牌推广的过程中产生巨额的费用令中国企业望而却步。
欧洲中国采购中心中方项目负责人徐克伟先生对此谈出了他的观点：中国企业初涉欧洲市场，遇到的困难会比原来设想的多。若要降低进入欧洲市场的风险，就应寻找到像欧洲中国采购中心这样可靠而且有着巨大资源优势的本土合作伙伴。如何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最佳合作伙伴，欧洲中国采购中心在对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企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后，启动了一整套全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首先，中心吸纳100家在中国建筑装饰材料与建筑机械领域内具有一定生产规模、能够生产高品质出口产品、并且在国内同行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企业作为采购中心会员企业，并与中心签定长期供货合同，再由中心推荐给旗下400余家建筑装饰与建筑机械行业批发商，帮助中国建材及建筑机械行业企业组建欧洲营销网络，为中国建材及建筑机械领域内的出口企业获得更多的欧洲长期客户。
其次，中心利用和德国建材与建筑机械行业专业报纸、杂志等媒体为会员企业产品进行整体宣传和推广，让中国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大力推广自己的品牌，自始至终拥有且使用自己的品牌，以品牌作为开拓市场的利剑，以品牌作为企业坚实的后盾，展现自身实力，提高企业的声誉，尽快让会员企业在欧洲市场做大做强。
初探欧洲瓷款鉴别 鉴赏欧洲瓷器
欧洲瓷款鉴别初探
掌握有关瓷款知识，是鉴赏欧洲瓷器的基本技能之一。在欧洲，辨识旧瓷器，主要依据款记，因为瓷款带有字母、文字、图标、号码或数字等，能反映出瓷器出处、年份或时代、质量等比较准确的信息。收藏者总是先看款记，再决定是否购买瓷器。对品质优良的瓷器而言，款记象征着名窑或名厂对其技艺的自信，是向购买者传递质量保证的信息，给藏家一种有形的承诺。
１、欧洲瓷款及其作用
欧洲瓷器史上最早的款记，是迈森瓷厂１７２０年开始使用的花押字母“ＡＲ”标记（见图一），由迈森厂创建者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瑞克斯（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Ｒｅｘ）（又称奥古斯特大帝，后成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的姓名首字母组成。１７２２年，迈森厂开始使用交叉双剑标志，该标记成为欧洲陶瓷史上最著名的瓷器标记。１８世纪前半期，迈森厂两种款记并用，但花押“ＡＲ”属特殊标记，专用于选帝侯奥古斯特大帝及其继承人奥古斯特三世的宫廷用瓷。该款为釉下钴蓝，手工书写。带有“ＡＲ”标记的瓷器，为迈森厂早期产品，装饰纹样效仿东方题材，具有鲜明的中国和日本风格。现在，这类存世器多藏于博物馆或皇家收藏室，但并不意味市价奇贵或踪影难觅。国际市场时有“ＡＲ”款瓷器出售，多为１９世纪后半期仿制品，大多是彩绘装饰，与１８世纪的早期迈森瓷迥然不同。
欧洲其他建得较早的瓷厂，纷纷效仿迈森开始采用瓷款。早期瓷款图案主要来自工厂所在地区、庇护人或厂主的徽章纹饰。如迈森著名的双剑标志源于萨克森选帝侯徽章，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手绘标志影响着几乎所有欧洲瓷厂，直到１９世纪初贴花转印和刻印标记流行起来。但像德比、斯波德、迈森等瓷厂仍采用传统手绘方式制款。
１８世纪末开始，欧洲瓷器市场需求极强，虽然价格仍很高，买者却越来越多。雨后春笋般冒出的瓷厂无力开发自己的产品，只能仿造名窑瓷器。１９世纪下半叶，一些名厂开始设法保护款记的原创性。１８７５年，德国厂家申请瓷款专利，皇家柏林瓷厂（Ｋ．Ｐ．Ｍ．）第一个获得专利。迈森厂也不甘落后，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采取法律行动阻止仿造，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款记。
对名厂而言，款记具有特殊广告价值，在英国像明顿、韦奇伍德、皇家王冠德比和皇家沃切斯特等著名厂家款记，向顾客表明器物来自历史悠久、声誉良好的瓷厂。对收藏者而言，瓷款具有更重要的含意，不仅可借此探究每件有款瓷器的生产厂家，而且可弄清大致生产年代，有时甚至是比较精确的年代，尤其是那些来自１９、２０世纪领军企业的器物，因为厂家拥有独特的产品年代体系。随着１９世纪瓷款广泛使用，大多英国陶瓷可被准确辨识，并推出年代。
有关专家总结出依款断年代应掌握的几条规则：带有皇家徽章的印款一般始于１９、２０世纪；带有图案名称的印款始自１８１０年；所有在公司名称或词首字母后带有“Ｌｔｄ．”（有限公司）的英文款记必定晚于１８５５年；带有“商标”一词则表明器物制造日期在１８６２年商标法颁布之后；在公司名称或商标中含有“Ｒｏｙａｌ”?皇家 一词，意味着属１９世纪后半叶或２０世纪产品；１８９１年美国开始实行麦肯利关税法，要求所有进口陶瓷标明原产国，后为避免混淆又加上了“……制造”字样；带有“Ｂ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骨瓷）和“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英国骨瓷）等字样的瓷器表示为２０世纪产品。
２、瓷款种类
欧洲瓷款种类多样，从制款方式看，大致有以下几种：１、用锐器将款记刻在未烧瓷胎上，１９世纪前多为手工雕刻，一种呈细线，另一种为一侧带坡度的明显刻槽，呈现犁田般的自然效果。这类款记一般用于小型陶瓷工作室。２、像“Ｗｅｄｇｗｏｏｄ”（韦奇伍德）等著名瓷款，则用金属印或木戳盖款于未烧瓷胎上，显出机械盖印的匀称；３、名字或姓名首字母组成的文字款记多为手绘，分釉上和釉下。所绘款记多为钴蓝，因这种氧化物最耐高温；４、１９世纪很多款记从雕刻铜板转印到瓷器上，用颜料覆于铜板将图案印到薄纸上，再贴花转印到瓷器表面，可为釉下也可为釉上，若器物主体图纹为釉下蓝，款记一般也为釉下蓝。
款记除有釉下、釉上之分，还有同一器物釉下和釉上款记并用的情形。欧洲名窑出产的古瓷，款记多为釉下施彩，如迈森的釉下蓝剑款记。在欧洲发明硬质瓷后的一百年或一百多年里（１８世纪初到１９世纪初），瓷胎上仅有铁红和钴蓝两种颜料经得起高温焙烧，而后者更为流行，所以大多数欧洲瓷器的款记为釉下钴蓝。但也有例外，１９世纪晚期萨克森首都德累斯顿的一些瓷艺工坊制作的瓷器，款记比较特别。很多工坊主为著名艺术家，他们从其他瓷厂购得瓷器坯料，进行绘画或浮雕创作。这些坯料大多带有瓷厂标记，他们先用金色釉料罩上，再在釉上标示自己的款记，通常为蓝色王冠。
当然，有些厂家的做法与德累斯顿瓷艺家不同，对制胎和装饰在不同地方完成的器物，一般用两个款记进行标注：一为釉下彩，标明制胎厂家，另一为釉上彩，表明装饰者。例如，著名的法国哈维兰瓷器同时拥有绿色釉下款记“Ｈａｖｉｌ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和红色装饰者标记“Ｈａｖｉｌａｎｄ ＆ Ｃｏ． Ｌｉｍｏｇｅｓ”（见图二）。这种情况表明，双款瓷器是在同一工厂的不同生产车间完成制作的。
与厂家款记标在一起的，还常有刻上或印上的纹饰号码（ｐａｔｔｅｒｎ ｎｕｍｂｅｒ），以及成套器物的分序号等。纹饰号码代表不同的装饰风格和器物在瓷厂纹饰目录中的位置。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纹饰名称开始出现在批量生产的转印花器物上，在没有工厂款记的情况下，同样能帮助识辨器物。有时也会有绘画师个人记号出现，这种记号与器物上出现的画家签名作用不同，主要便于厂家计算画师工作量支付报酬。在英国，这种标记则特别用于带有纹饰号码的餐桌用具。
另外，还有些瓷器款记既不代表制造厂家或瓷器工坊，也不代表装饰者，而是代表零售商或批发商。有时，一些大进口商会向瓷厂提出特殊要求，将订购的瓷器标上本国销售商名款，以便创立良好的销售信誉。这类情形可从法国销往美国的哈维兰瓷器上看到，有些器物带有美国本地零售商的标记，如达拉斯市的“山格兄弟”标记，奥克拉霍玛市的“ＴＸ”标记或“Ｗ． Ｊ． Ｐｅｔｅｅ ＆Ｃｏ”标记等。
从瓷款图纹看，造型各异，丰富多彩。有单个字母款记，如带有特体字母“Ａ”（中间短横向下呈尖形）的瓷器，为英国伦敦斯塔福德郡博瓷器工厂１７４７－１７７６年所产，器型仿造中国、日本和迈森瓷器，洛可可装饰风格；有普通的姓名首字母款记，也有花押首字母款记，如上面提到的迈森厂花押“ＡＲ”款记；有手写体姓名和个性化签名款记，也有字母配特定图纹款记。这些特定图纹有王冠、盾、锚、漩涡饰、几何形、星形、十字形、鸟类、动物、鱼类、植物、树木、花草、建筑、罐陶、舟船、人物、旗帜、钟铃、地球仪、翅膀以及其他混合物等。王冠标记如英国王冠德比瓷厂的款记；动物标记如德国阿尔特瓦沙瓷厂的鹰纹款记；帝王徽章标记如德国霍切斯特瓷厂的选帝侯车轮标志。也有以制瓷工具作为款记图形的，像匈牙利海林德瓷厂的交叉画笔标志。还有被称为英国斯塔福德郡风格的款记，主要融合了英国皇家纹章图案，这在１９、２０世纪的英国瓷厂中比较常见。
不同厂家，款记自然不同，但同一瓷厂，因不同时期，不同管理者，瓷款也会有所变化。拿迈森瓷器来说，从１７２０年到现在已经历了十几种瓷款的变化。近年，瓷厂曾烧制一套盘面为不同年代瓷款标志的白釉小碟，深受收藏者欢迎。
３、瓷款仿造及瓷款识别
一般而言，厂家名气越大，其产品款记越有可能被仿造。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使欧洲最声名显赫的瓷厂，一度也曾靠仿造他人瓷器起家。例如，１８世纪迈森瓷厂制作的带有东方人物图案的瓷器，干脆就仿造中国或日本瓷器的款记。１９世纪德累斯顿很有名气的艺术家赫勒纳·沃尔夫松（Ｈｅｌｅｎａ Ｗｏｌｆｓｏｈｎ）等人，也是仿效迈森瓷器进行装饰，甚至因擅用迈森皇家瓷厂款记而遭起诉。当然，在今天由赫勒纳·沃尔夫松仿制的带有花押“ＡＲ”款文的瓷器仍有很高收藏价值。有意思的是，当年德累斯顿热衷于仿造迈森，而在过去的１００年里，德累斯顿的作品又被其他地方仿得不亦乐乎。
可以说，１８世纪前半期的迈森瓷器值得信赖，因为早在１７２０年迈森瓷厂就通过特殊标记，向顾客作出产品信誉保证。仿造款记的瓷厂大多建于１９世纪，因为当时新富们发现了瓷器的收藏价值，这与１８世纪极其昂贵的瓷器只属贵族阶层特有截然不同。随着瓷厂越建越多，瓷器款记显得更为重要。较之手工描绘的款记，刻印或盖印的款记模仿得要少一些，因为手工绘制的款记本身具有不确定因素。
目前，在国内鉴定欧洲瓷器价值，除观其胎质、釉色和装饰外，主要依据瓷款辨别厂家和年代。由于国人历来轻洋瓷，所以市场上除发现有仿制粗糙的荷兰代尔夫特瓷和丹麦皇家哥本哈根瓷外，尚未发现有专门仿造欧洲古瓷的。因此，一般根据款记而识别欧洲古瓷的年代和厂家的方法比较可靠。
要想掌握辨别欧洲瓷厂标志的技巧，首先要全面了解瓷款，可以借助这方面的专门出版物，也可利用现代发达的网络技术。几百年来，欧洲大小瓷厂数以千计，各种瓷器款记数量颇为可观，专门介绍和研究瓷款的书籍也不少，笔者所知年代较早的有１９３０年洛杉矶波登出版社出版的威廉姆·切弗斯《欧洲和东方陶瓷上的标记和花押文字》。近年的有１９９７年美国阿特格兰出版社出版的罗伯特·朗特金《１７１０年以来的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瓷器款记》，收集了３３００个瓷器款记和１３００家瓷厂和装饰者，并收录６５０个容易与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瓷厂混淆的美国及欧陆瓷厂的款记。２００３年伦敦拜瑞和简金斯出版社出版的乔弗瑞·戈登《英国陶瓷款记百科全书》，则收集了４５１６条从１６５０年至今的陶瓷厂家款记和详细资料。笔者曾用过一本英国出版的瓷器款记手册，虽所录款记并非最多，但按类区分排列的编撰方法，查找方便实用。
４、依款识器实例二则
曾有国内藏者来信或来电咨询英国瓷器款记，据其描述，我查找了有关瓷款资料，认为像位于英国斯塔福德郡汉雷镇的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ＲＯＳ有限公司的产品。该公司建于１８８３年，现已归入英国著名的韦奇伍德公司。这家瓷器公司的款记有几种：“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ＲＯＳ”字样上有王冠图案，下有“ＥＮＧＬＡＮＤ”字样的款记，自１９１３年以来使用；王冠上有“ＲＯＹＡＬ ＩＲＯＮＳＴ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字样，下有卵形盾徽，左右各立狮子和独角兽相守盾徽，并有“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ＲＯＳ ＥＮＧＬＡＮＤ”字样的款记，为１８８３－１９１３年使用。而藏者询问的王冠上有“ＲＯＹＡＬ ＳＥＭＩ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字样，下方有“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ＲＯＳ”字样的横幅旗标，旗标下有“ＥＮＧＬＡＮＤ″字样的款记，则自１９００年起使用。所以可以认定，询问者所藏瓷盘为英国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ＲＯＳ有限公司１９００年以后的产品。
笔者曾见过一套颇有意思的德国阿尔特瓦沙公司的欧洲桌用瓷器，约６０多件，包括餐具和咖啡具。其中一只咖啡杯与其他几杯器型和花饰完全相同，细看发现尺寸略小，胎质稍薄，底款有明显差异：整套器具的款记为字母“Ｃ．Ｔ．”中间绘有鹰纹，下方有“ＴＩＥＬＳＣＨ－ＡＬＴＷＡＳＳＥＲ”字样，其下为数字“３５”，再下是“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Ｗａｒｅ”（意为“德国瓷器”）；那只略有差异的杯子底款最上为鹰纹，其下为字母“Ｃ．Ｔ．”，下为“ＡＬＴＷＡＳＳＥＲ”，再下为“Ｇｅｒｍａｎｙ”，最下面是数字“２８４９”。显然，前一款年代较早，后一款时间晚些，因为“Ｄｅｕｔｓｃｈｅ”（意为“德国的”）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使用，战后则用“Ｇｅｒｍａｎｙ”（德国）。看来这套瓷器为２０世纪早年生产，后藏者因杯子破损而补购同一厂家同类瓷杯，虽模具相同，但时代不同，瓷厂合伙人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款记不同，厂名有差别，国家的名字也有了变化。
康熙青花儿300年前就火了！欧洲国王拿精锐部队换！
一个外国人，疯狂爱上中国陶瓷，会是什么后果？看圈儿里怎么说：
300年前的1717年，奉奥古斯都二世之命，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龙骑兵，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集合完毕，开拔前往普鲁士。
这些后来让拿破仑胆寒的精锐部队，这一次出发，并不是去执行作战任务。他们是被奥古斯都二世选中为“交换物”，用以换取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收藏的127件中国清代康熙青花瓷！
这批瓷器的价值相当于2.7万塔里尔（德国旧银币），在当时堪称一个天文数字。后来，这些身价百倍的青花被称作“龙骑士瓶”，到现在还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博物馆。中国古陶瓷鉴定大家耿宝昌先生，对它们曾有如此感叹：“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 一生痴迷中国古陶瓷的奥古斯都二世
拿一个兵团，就为换百来件青花儿！而这，还只是这位国王疯狂痴迷青花的一个片段。那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室一个比一个奢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城堡内，都至少有一屋子瓷器，但谁都比不过这位奥古斯都二世。他一生共计买过两万多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它们编号入库！
这还不够！因为偏爱康熙青花瓷，他甚至立志要效仿中国进行烧制，因为烧制需要特别的土，当时德国并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军队四处找找找，还亲自参与瓷器的样本设计！作为帝国之君，他一生有两大开支，一是发动战争，一是狂购中国瓷器。也因此，他被称为东方瓷器最为优秀的收藏家之一！
那么，康熙朝青花，又是凭何，在三个世纪前就征服了这位外国人，并且火遍欧洲王室呢？
历史上有这样一段中肯的记载：“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浓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出自清代《陶雅》）
大家知道，明永乐、宣德向来被称为青花的黄金时代，“开前所未有之奇”，以上清人《陶雅》中对之的赞誉也能见其一般。而在前朝如此辉煌的基础上，康熙朝青花还能独步本朝，并独树一帜、蜚声海外！个中缘由，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咱下面简要说三点吧 ~
▲ 康熙大帝
首先，不得不说康熙爷的勤勉开明，以及在艺术品味上的大气浑厚，他十分重视西洋科技，并善于引进和采用，这对包括青花、粉彩等品种的创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使得全国优秀的工匠被聚集起来，他们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创造出诸多大美之作，其纹饰巧妙的精美，甚至赶超明代诸窑，呈现惊艳之姿！（想先睹为快的，看文后实物图）
其次，在开明开化的社会环境下，康熙朝“官搭民烧”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迅速提升。而民窑烧制的青花器，虽没有官窑器的珍贵罕至，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而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更添活力。
再者，非一般的“造假”技艺，也让清康熙出品成为后世楷模。在康熙朝前期，青花瓷烧造原本就处在明末清初的过渡期，各方面还都保留有明末制瓷的余绪，再加上清皇室对明永、宣青花的大力推崇， 于是，上上下下仿制前朝瓷器蔚然成风。
比如，这一时期的仿宣德青花仕女纹碗、缠枝花纹钵缸、折枝花果纹花口碗、缠枝花纹鱼篓尊等等，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有的仿品甚至比宣德器本身更美，价更高。清康熙许谨斋就有诗云：“新来陶器仿前朝，混入成宣价更高。”当然，放之当下，能够遇见康熙朝仿前朝青花大开门，也算是无价之宝啦。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龙纹瓶
最后，清康熙青花不仅只是一只好看的“花瓶”，它强大又接地气的实用功能，也使得它独受追捧并且影响后世，成为中国青花瓷器领域的另一座高峰。这种实用性主要表现在生活用瓷、宫廷祭祀、出口用瓷三个方面。
尤其是生活用瓷上的小件，比如杯、盘、碗、碟、盖罐等器，尽管今天的我们将之供奉于各大博物馆，或是拍回去藏之密室，甚至轻易不为外人道也，但在当时，都是装盐装糖之日用器具。而一旦当艺术真正走进生活，化入生活，必然无可匹敌、无与争锋！
比如，今春北京保利推出的一组清康熙青花五彩十二花神杯，便以2392万高价，再次见证康熙出品的市场魄力。而上溯近年整个青花器的市场成交状况，紧随明永、宣德巅峰之后的，非清康熙出品莫属！
所以，喜欢青花儿的朋友们，尤其是康熙出品，你们的品味，绝对是欧洲皇室级的啦~ 有兴趣入手的亲们，荣宝斋（桂林）与横滨国际夏季拍卖，都将于7月22日同时推出多件清代青花儿器，看好了call我们哦，400-111-8258
最后，晒几件故宫藏康熙青花
个人大爱，希望你也喜欢 ~
▲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松鹤纹罐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冰梅纹开光异兽盖罐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博古纹盒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 清康熙 青花人物故事观音尊
▲ 故宫藏 清康熙青花红拂传故事棒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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