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彩瓷器鉴别。
清末民国墨彩瓷器的特征。
墨彩瓷器上用黑色釉料描绘的图案纹饰，即称墨彩，又称“彩水墨”。墨彩萌芽于清康熙五彩器中的黑彩，以黑彩描绘人物，以黑彩作底再施加五彩，是康熙五彩之特色。清康熙萌芽期墨彩色彩浓厚，花绘以花卉为主，大都为没骨法作画，画意比较粗糙。
作为瓷器彩饰之一的成熟的墨彩，始见于清雍正时期。清雍正六年后，国产珐琅彩料替代进口珐琅彩料。当时瓷匠用景德镇国产料仿烧水墨珐琅彩之效果，即在白瓷器上用黑料描绘纹样，再经低温烘烧而成。墨彩制品犹如白底作水墨画，墨色浓淡适宜，传统书画笔墨趣味浓郁。
清雍正墨彩施彩较淡，似水墨状，除单一墨彩外，还有由盖雪红、粉蓝、粉黄作为衬托的产品。但色彩衬托部分比重较多，一般为1/10至2/10左右。此外还有墨彩加金彩制品，墨彩开框制品，多为木纹釉。如人物多以盖雪红衬托，山水则以粉蓝、粉黄衬托渲染成浅绛色，或珊瑚釉开框，框内绘墨彩花卉。
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墨彩图案，施彩流行浅绛彩，以水墨和淡赭并用，色调柔和。当时绘人物著称的王廷佐（王少维）、金品卿等，又以王少维擅长绘写意人物。光绪时期绘山水的有程雪笠、程门和程门之子程音等。
清光绪开始，纯粹的墨彩制品又得到革新，独创出水墨五彩新品种，为受同时代水墨书画名家风格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瓷饰新工艺。色彩浅淡柔和，笔法细腻，浓施淡抹，颇具水墨画韵味。此时墨彩文房用具多见。有墨彩笔筒、笔架印盒、笔洗水盂等，颇受文人收藏者青睐。民国初年延续生产。民国晚年，出现精细墨彩加五彩制品。
清末民国墨彩多见墨彩描绘在生瓷上，也可称“生瓷墨彩”。即在烧成素器上，直接用墨彩描画，不再晕透明釉、低温入窑烧成。
当代墨彩新仿品，包括民国后期墨彩新制品，用的大部分都是艳黑料，墨色浓黑，清代墨彩黑色较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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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墨彩？清末民国墨彩有什么区别吗？
什么是墨彩？清末民国墨彩有什么区别吗？
墨彩瓷器上用黑色釉料描绘的图案纹饰，即称墨彩，又称“彩水墨”。墨彩萌芽于清康熙五彩器中的黑彩，以黑彩描绘人物，以黑彩作底再施加五彩，是康熙五彩之特色。清康熙萌芽期墨彩色彩浓厚，花绘以花卉为主，大都为没骨法作画，画意比较粗糙。
作为瓷器彩饰之一的成熟的墨彩，始见于清雍正时期。清雍正六年后，国产珐琅彩料替代进口珐琅彩料。当时瓷匠用景德镇国产料仿烧水墨珐琅彩之效果，即在白瓷器上用黑料描绘纹样，再经低温烘烧而成。墨彩制品犹如白底作水墨画，墨色浓淡适宜，传统书画笔墨趣味浓郁。
清雍正墨彩施彩较淡，似水墨状，除单一墨彩外，还有由盖雪红、粉蓝、粉黄作为衬托的产品。但色彩衬托部分比重较多，一般为1/10至2/10左右。此外还有墨彩加金彩制品，墨彩开框制品，多为木纹釉。如人物多以盖雪红衬托，山水则以粉蓝、粉黄衬托渲染成浅绛色，或珊瑚釉开框，框内绘墨彩花卉。
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墨彩图案，施彩流行浅绛彩，以水墨和淡赭并用，色调柔和。当时绘人物着称的王廷佐（王少维）、金品卿等，又以王少维擅长绘写意人物。光绪时期绘山水的有程雪笠、程门和程门之子程音等。
清光绪开始，纯粹的墨彩制品又得到革新，独创出水墨五彩新品种，为受同时代水墨书画名家风格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瓷饰新工艺。色彩浅淡柔和，笔法细腻，浓施淡抹，颇具水墨画韵味。此时墨彩文房用具多见。有墨彩笔筒、笔架印盒、笔洗水盂等，颇受文人收藏者青睐。民国初年延续生产。民国晚年，出现精细墨彩加五彩制品。
清末民国墨彩多见墨彩描绘在生瓷上，也可称“生瓷墨彩”。即在烧成素器上，直接用墨彩描画，不再晕透明釉、低温入窑烧成。
清末民国“行名款”瓷器
清光绪晚期至民国年间，有许多瓷器底部书写“江西某某记制”“江西某某瓷庄督造”等款式，书写这些字款的瓷器以彩瓷类居多。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不属于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那段时期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代有官窑器后被分为两大类，即官窑类和民窑类。在官窑器上直接书写纪年款开始于明永乐，直到清宣统而止。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兴起于明代天顺。民窑款延续到光绪中期逐渐减少并被新产生的资本商办窑厂代替。
清光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的资本入侵，迫使清王朝签定了许多允许他们在我国沿海、沿江港口通商和在内地投资办厂的条约。此时，国内改良派提出的一系列维新主张，民族工业已经开始崛起，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商督官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应运而生。景德镇瓷业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办企业（如江西瓷业公司），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厂大多被兴起的窑货商行取代，成为新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
窑货行（旧社会民间通称）是以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运行的商业性质行业，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自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各自确立了自己的行名，并要求窑厂在制造时不再书写或印上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写或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到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写“私家款”和没款的器物质量要好。
清末民国行名款瓷器
清光绪晚期至民国年间，有许多瓷器底部书写“江西某某记制”“江西某某瓷庄督造”等款式，书写这些字款的瓷器以彩瓷类居多。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不属于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那段时期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代有官窑器后被分为两大类，即官窑类和民窑类。在官窑器上直接书写纪年款开始于明永乐，直到清宣统而止。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兴起于明代天顺。民窑款延续到光绪中期逐渐减少并被新产生的资本商办窑厂代替。
清光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的资本入侵，迫使清王朝签定了许多允许他们在我国沿海、沿江港口通商和在内地投资办厂的条约。此时，国内改良派提出的一系列维新主张，民族工业已经开始崛起，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商督官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应运而生。景德镇瓷业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办企业(如江西瓷业公司)，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厂大多被兴起的窑货商行取代，成为新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
窑货行(旧社会民间通称)是以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运行的商业性质行业，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自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各自确立了自己的行名，并要求窑厂在制造时不再书写或印上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写或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到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写“私家款”和没款的器物质量要好。
清末民国粉彩冬瓜罐
清道光朝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小:大器分有盖与无盖两种，小器均无盖。以粉彩器为常见，多以瓜蝶和白菜等为饰。民窑器，有豆青釉青花和信哥釉品种。其形制始见于湖北武汉龙泉明永乐年间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后历朝未再见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现并成为晚清时极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因器身形似冬瓜而名。清道光朝新创器型，收口丰肩，器身呈高筒形。器有大小：大器分有盖与无盖两种，小器均无盖。以粉彩器为常见，多以瓜蝶和白菜等为饰。民窑器，有豆青釉青花和信哥釉品种。其形制始见于湖北武汉龙泉明永乐年间楚昭王墓出土物，此后历朝未再见这一造型，至清代道光朝再度出现并成为晚清时极为流行的器形。道光、咸丰时盖钮似宝珠，同治以后则呈烛焰式。
原始青瓷在其创烧之初，也就开始生产印有凹弦纹、云雷纹等花纹的带系青瓷罐。汉代，青瓷罐因烧造技术成熟，加上质地坚固，又有宜人的青绿光泽，便取代陶罐，成为人们生活需求的首选物品。东汉时，青瓷罐的形制呈显多样化，其中的青釉五孔罐、青釉布纹四系罐，为当时代表作。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后来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并延续至唐宋。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作用有关。同时，亦与四系、八系，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譬如，西晋青瓷不单把系设计成弓形、桥形，还出现狮形、羊形等造型；东晋时又刻意在系上施加点彩；南北朝时的系竟多达8至10枚，这些，并非都应了功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美观，或者说，是集实用与装饰于一系。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使青釉、白釉如冰似玉。而此时，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加上罐体又出现了瓜楞、柳条形等花样制式，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清代，把婀娜多姿的瓶，同"平升三级"仕途凑在一起，同"吉庆平安"、"平生富贵"等人生美好追求联系在一块。甚至，干脆把有些瓶称为尊(康熙时多尊)，或就其外形赋予各种人文精神，如观音瓶、柳叶瓶、一统瓶等等。这些，是因为瓶有瓶的可爱之处，敬而远之实属愚蠢，为此，才找出这么一些谐音和理由，让瓶儿不独官复原职，还与百姓同乐，共享荣华富贵。于是，罐被贬去重当盛贮之用器，瓶则名正言顺地重得宠幸。这是明清两代一个罐多瓶少和一个瓶多罐少的原委，也是明代罐不同于清代罐的关键所在。
以上供大家参考 （图文无必然联系）
民国瓷器特征介绍
提到民国瓷器特征，首先手民国这个概念。民国的概念不太好把握，晚清与民国初年很多瓷器在生产工艺上非常接近，难以区分。目前古玩收藏界对民国瓷器也不太重视，其价格低是主要原因。相比起来，古玩收藏者跟喜欢民国之前的瓷器，特别是明清瓷器深受众多藏家的追捧。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民国瓷器特征。
1.胎釉 民国时期瓷器胎质同明清时期比，相对疏松。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釉面上出现气泡和脱釉现象。早期的民国瓷器有精粗之分，粗者胎釉结合部多泛黄，晚清瓷器大多没有这种特征，也比青瓷要显得紧密一些。
釉料均机械处理，故釉面均匀明净，细若凝脂，光亮柔和不刺眼，在放大镜下观察下可见汽泡排列非常均匀，且大小也相一至。
2.工艺 民国初期瓷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开始明显由制瓷作坊向瓷业公司转型。民国时期瓷器制造逐渐完成了由传统的手工生产到现代机械化生产的转变。这时期机制瓷器普遍出现，使得器物造型更加统一并且规范化，但同时也显得呆板，这在一般商品化日用粗瓷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瓷胎有明显的现代瓷质感，白度和硬度都相对较高。描金工艺是民国瓷的一大特色，主要在器口、壶嘴、瓶的双耳、瓷塑罗汉像、底款等实施描金。一部分描金瓷器销往海外。
一般制作工艺水平较高，现代化制作的痕迹明显。民国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各窑厂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加工程序，从采料、练泥、制坯、晾晒、成型等各个环节均基本上采取流水作业，因此制作出来的坯体整齐划一，厚薄均匀，旋削切割精准，干净利索，胎土细润，少有铁星。
3、窑炉通常均已采用名种类型的隧道窑，燃料多用煤、气、油，因此窑温提高、温差小、窑内器物受火均匀。这样烧成的瓷器一般胎土完全瓷化，不易变形，釉面光润，胎体坚致，以手弹之其声音清脆而有余韵。
4 纹式 由于使用化学彩料，大多数产品色彩浮艳，以“洋蓝”绘画的青花更是普遍有飘浮的感觉。为省工力，日用粗瓷的绘画也常见偷工减料，更多采用了简笔画法。 除机械炼泥、制坯、成型外，民国制瓷工艺最大的变化是贴花纸的使用，大大提高瓷器生产力。民国瓷器以彩绘为主要装饰手法，彩绘内容丰富多彩，人物、花卉、山水、鸟兽、博古、吉祥图案等一应俱全，装饰图案也由过去的山水、人物、花卉图案，演变为一面是绘画，一面是诗词文字装饰。但画风和图案等均未脱清朝人的绘画特点。尽管如此，在图案内容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民国瓷器的特点主要是通过绘画而表现出来的。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流行于清代的吉祥寓意纹样依然很多见，但也出现了一些宣传时事和政治主张的内容。
5 民国彩瓷 有浅绛彩和粉彩等多种彩瓷。尤其是新粉彩工艺与内容的革新，还表现在原本作为瓷器装饰而存在的彩绘，一部分发展为专门的瓷画艺术。民国二十年代已成风尚，彩绘工匠中的佼佼者们完成了由瓷画艺匠到瓷画画家的转变。除传统画法外，与彩料的变化相适应，还引入了西洋画法。除了大量手工绘画瓷器以外还有大量瓷板画同时出现。事实上民国彩瓷已经成为绘画艺术的载体之一。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瓷绘艺术家当首推景德镇的“珠山八友”。1928年中秋节，王琦、王大凡、田鹤仙、汪野亭、程意亭、邓碧珊、刘雨岑、徐仲南等多人（其实是以十二人为主，组织的一个群体）在景德镇文明酒楼组织“珠山八友月圆会”，约定以后每月十五日集会，论画品茗。这些名家各怀绝技，饮誉瓷画艺术界。由于瓷画艺术的发展，瓷器装饰匠师的艺术家化，使得短暂的三四十年间留下姓名的制瓷名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各朝代。为后人留下珍贵艺术品。王琦在参加上海国际博览会时其瓷板画作品被外国人订销，回来后王琦组织一些人，制做了大量瓷板画销往国外，和同时期外销描金瓷器制做工艺水平不比清三代官窑瓷差，为世界留下珍贵艺术品。
6、各种彩料通常采用科学配制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矿物颜料，因此彩料纯度提高，少有杂质，颜色鲜嫩有光泽。又由于二次入窑烧彩时多用小窑炉，温度、时间及火向都能很好地控制，故少有烧坏的彩面。
近些年来民国瓷器精品已经在悄悄地升温了。主要是因为民国瓷器本身就具备了较高品质，其艺术表现力也并不逊色于前朝。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已在不动声色地把平常人仍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地纳入怀中收藏了起来，等待着“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民国瓷器的特征从胎釉、工艺、窑炉、纹式、色彩上都具有现代科技的特征，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初级作假者喜欢从民国瓷器上入手。但是只要我们具有一定的鉴定知识，辨别民国瓷器的真假还是比较容易的。
民国粉彩瓷器
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
民国初年，西风东渐，追逐新潮的海派服饰成为新女性公认的时尚。随之，在瓷都景德镇的彩绘瓷器上，也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以“摩登女郎”及其生活为装饰题材的时装人物粉彩瓷，它一洗传统古装美人瓷绘的程式化形象，将现代新女性的现实生活予以理想化，通过夸张大胆的笔触手法，将时装形象融于瓷绘艺术之中。同时，通过新粉彩技艺的运用，结合西洋水彩画技法，让人物面部勾线与服饰晕染能细微地表现明暗层次，色彩透明艳丽，极具现代绘画的气息。
与传统仕女瓷绘不同的是，民国时装粉彩瓷器上的女性，都一律身着文明新装，画中人物身份、服饰、器具及背景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以时装区别于古装，以摩登女郎取代传统仕女，以现代西式洋房取代传统台榭楼阁，这些特征几乎反映在每一件时尚女性瓷器上。随着西式建筑与现代器具介入画面，时装人物瓷器便记录了浓郁的东方诗情与西式浪漫，将现实理想与古典想象熔于一炉。在民国早期的景德镇，有很多著名画师（如“珠山八友”的王琦等）都参与了时装人物瓷绘的创作，在艺术创新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时装人物瓷绘与月份牌堪称双峰并峙，代表性地塑造了民国初期时尚新女性的经典形象。
在一幅幅充满时代气息的时装人物瓷绘作品前,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前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以及融合后给当时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到处可见的“洋”物无疑成了那个时代“时尚”的代名词。在这些瓷绘作品上,洋人、洋房、洋车、洋装、洋伞、洋犬、洋乐器、洋家具、洋摆设……连同呈现出这些艳丽色彩的瓷画颜料,也大都是刚刚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化工釉料——洋彩。这些数不胜数的时髦“洋玩意”和画面上诸多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搭配,创造了独具特色、气质迷人的新一类瓷画品种。画面之外的题款诗句,既有传统书画作品中常用的古典诗词,又有与画面上现实生活主题相符的带有舶来文化元素的题句,画意与题句珠联璧合，相映成趣。
只可惜生非盛世，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景德镇瓷业萧条，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也于上世纪2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现的昙花。
李安源博士是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的副院长，他曾将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作为专题收藏与研究对象，历经多年，收藏有各类粉彩时装人物瓷器400余件，并对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做了相应的研究，界定了瓷器制作的滥觞与终结年代，探索了瓷器的初步类型、分期和画师群体、画风衍变等问题。本次展览即是李安源先生拿出个人收藏的一部分，同南京博物院古建所和陈列所一起策划制作，奉献给社会大众。
▌第一部分：黄金期
从民国元年（1912）至1914年，粉彩时装人物瓷器的制作规模较小，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画师在进行着一些探索性的绘制，画风尚带有晚清浅绛彩之余韵。而1915—1919年，是时装人物瓷器制作的黄金时代。这一阶段的时装人物瓷绘，器型品种多样，胎质细腻考究，题材丰富多彩，技法严谨简练，构图生动饱满，设色温润明艳，在艺术表现上将时装人物粉彩推向极致。这一时期，有很多画师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面貌，自成一格，如洪步馀的雍容，夏鼎臣的古典，毛子荣的清新，潘肇唐的飘逸，梯青室的玲珑，余钊的妩媚，益友斋的素静，桐华居的明艳，有如春兰秋菊，各擅其芳。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60厘米
此瓶画工精湛，出于民国时装粉彩大家夏鼎臣之手，创作时间为民国八年（1919），是“五四”运动的同一年。掸瓶背面题跋云：“妙手新开色界天，裁云镂月笔何妍。此中尽有颜如玉，抵得名花次第编。己未之秋月夏鼎臣作。”
瓶颈部装饰红色铺首衔环双耳，所绘人物身处欧式庭院，众多美人于一高足石砖桌几周围，或相谈甚欢，或嬉子共乐。最前方侧身站立的美妇纤腰玉手，拿一红白相间的时尚手包，造型简洁大方，她上身穿紫色团花纹立领长衫，领高至脸颊，下着水绿色马面裙，正与身旁蓝衣女子窃窃私语；蓝衣女子梳类似唐人的日式高发髻，仪态雍容端庄，眼露笑意，朱唇轻启，似乎在侃侃而谈，她身着锦花纹紧袖上衣，袖口小露一截打底红衫，手持素色包裹式提包，下着深色绣花马面裙。侧后方怀抱婴孩的女子好像为侍女，留燕尾式刘海，着草绿色高领上衣，墨绿色网格纹裤，婴孩橙衣蓝裤，头戴贝雷帽，身体前倾似乎想要扑向蓝衣女子，无奈被侍女双手紧抱。侍女身后还站着一个头戴网格纹帽、系长丝巾的绿衣孩童，他扯着侍女的衣衫，眼神游离，四处张望。画面左侧绘一燕尾刘海的结髻女子，手持一束鲜花向后回首，似在向捧着花篮、系着围裙的侍女询问什么。她身着立领素色锦花纹长衫，袖长八分，袖口紧小，下着紫底黑花长裙，微露碧色三寸金莲；她身侧还有一位盘高发髻、穿翻领网格纹青碧色长衫的美妇，身段修长，略低头颔首，神情温婉。画面右侧还有两孩童玩耍嬉闹，一孩童背对画面，梳髻扎在头顶，碧衣绿裤，另一孩童穿斜襟蓝衣，着紫裤，二童玩得不亦乐乎。背后绘立式罗马圆柱的庭院，在艳花高树前尽显高贵氛围，洞孔式围栏后隐现茂密草林，一派生机盎然。（王静艺）
粉彩时装人物罐
民国
高28厘米
1915年，民国时装人物彩绘大师洪步馀开始涉足制作时装人物粉彩瓷器。洪步馀的早期时装人物瓷绘作品极为精致。如这件作于丙辰年（1916）的冬瓜罐，四位时尚女子仪态各异，伫立画面中心，而背景绘制极其简单，只为点缀。所绘女性人物身材修长，妙曼多姿；神情刻画婉约可人，雍容自若；色调搭配也甚为和谐，温润雅致。洪步馀早期塑造的时装女性形象极其动人，背景简略，大抵以凸显人物形象为鹄，画面总体有着一种装饰性美感。约在1919年前后，洪步馀的瓷绘风格开始变化，其典型特征就是人物比例的缩小，背景物象开始丰富，由前期的装饰性朝着一种写实性发展。迨至1924年，洪步馀的画风再一次变革，画中仕女的鹅蛋脸一律变成了圆形的苹果脸，身材也变得较为矮小，然背景建筑的写实性风味也进一步加强，至此，时装人物一律变成了外景描绘。1924年后，洪步馀的时装人物题材开始变得狭窄，瓷绘图样单调，审美意象逐步滑落。（李安源）
粉彩时装人物瓶
民国
高47厘米
在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毛子荣所绘《龙女双姝图掸瓶》可谓拔得头筹，其画工之细腻，画艺之精湛，足令其他同类作品望尘莫及。这件掸瓶，原高度为60厘米左右，这个尺寸的花瓶俗称“三百件”，系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最大器型。遗憾的是，此瓶已被齐颈锯断，现高48厘米，算是一件精彩的残件。
《龙女双姝图掸瓶》的正面，绘有两位明眸善睐的时尚美姝，如翩翩洛神，跃然瓶上。由于该瓶器型大，人物少，画师旨在全力刻画两位现代女郎的时尚形象，画工细致入微，极尽写实之能事，无论是人物的五官、手足之局部，还是人物的服装、首饰及背景器具，每个细节都刻画到位，这在民国新粉彩人物瓷绘中殊为罕见。此作为典型二美图，虽为刻画民国新女性，仍令人想到传统仕女题材“二乔图”。二美图在民国月份牌广告、报刊插画、书籍封面中为常见，系表现民国女性形象之常见图像，画中女郎，含情脉脉，清新脱俗，其画工细腻微妙处足以与月份牌争锋。如郑曼陀作于1914年的月份牌《晚妆图》，图中两位女郎形象即与此图如出一辙。一般而言，一件民国时装人物“三百件”大瓶，绘制人物的数量多在十数人以上，而这件作品只集中刻画两人，故画面人物之形体要大于寻常数倍。如此构图乃作者精心刻意为之，它对作者的绘画写实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此阐幽发微之作，不仅是画师毛子荣鼎盛期的代表作，也是笔者迄今所见时装人物瓷器之扛鼎之作。作品背面，以较为方正的行书落款云：“毕竟全身无色相，善如龙女两相随。时在己未仲秋月，于珠山客次之轩，毛子荣写。”据此知，该瓶绘于民国八年（1919）秋天。又查题诗，典出清雪樵主人《双凤奇缘》，大抵是吟咏佳人之美的妙语，因着二美题材，画家取“双凤”之典，可谓词旨剀切。（李安源）
粉彩时装人物花插
民国
高26厘米
▌第二部分：改良期
1920—1923年，随着女性上衣长袄的缩短，时装人物瓷绘画家们求变意识强烈，随之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人物改良。改良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画面背景逐渐扩张增多，特别强调对庭院、高楼等现代建筑的刻画，这样便使得作为主体的时装人物比例开始缩小，逐渐消弥了对女性形象刻画的专注性，其整体审美意蕴稍逊前期。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60厘米
该“三百件”掸瓶,高60厘米,为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绘名家毛子荣所制，作于民国九年（1920），系毛子荣创作盛期之精品力作。
画面中，炎炎夏日，桑茂蝉鸣，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子外出游玩。水榭楼台，蛙声阵阵，女子们在石砌的庭前小憩，欣赏四周美景。中间锦绣花纹的蓝衣女子正收拢了长柄阳伞，似乎想要用手帕拂去汗水；身旁有一草绿宽衣的女子，胸前戴花朵形项链，双手交叉握帕，手腕戴着西式女表，下着长裙，裙门平且绣花，两边打褶，裙下露黑色高跟鞋。二人均梳髻，留细碎刘海，眉清目秀，俨然为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二人身后有一水红衣衫、格纹锁边碧裤的活泼女子，她一脚支在台阶上，侧手扶头，着紫色丝袜和高跟鞋，翘着兰花指，似乎在看对面女子手中的花束；持花束的女子倚坐在台阶上，身着青色条纹花衫，宽松中袖，露出纤纤玉手，她望着红衣女子，眉间传来嬉笑之意。她旁边的女子背对画面，梳长辫，着素色绣花小衫，绣花条纹七分裤，绿袜黑鞋，手持西洋望远镜，斜挎着望远镜的专用便携包，轻踮脚尖，观赏远处的荷塘美景。画面右侧还有一对谈笑风生的妙龄女子，皆梳如云团髻。前面的女子别着精巧的发簪，一手持帕轻捂丹唇，似乎掩面而笑，她身着青碧团花纹小衫，下着黑褶裙，长及脚踝，小露尖头平底鞋；对面的女子身着紫衣条纹高领衫，面容姣好，眉目间洋溢着喜悦的神色。亭台有传统的瓦梁结构，也有圆窗和百叶帘，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别具韵味。整个人物场面又是一幅都市丽人的出游图，各位少女神态不同，性格迥异，全景热闹非凡。（王静艺）
燕尔之喜图掸瓶
民国
高60厘米
在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中，杨青山《燕尔之喜图掸瓶》是一件绘画题材独特的孤品，是迄今所见唯一绘有民国婚礼场景的粉彩瓷器。
《燕尔之喜图掸瓶》高60厘米，为典型民国“三百件”掸瓶，其正面绘有一对款款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尚新人，新郎身着西式礼服，手拿礼帽，英俊洒脱。新娘则风姿卓约，上着红色长袄，下着深色百褶裙，头戴大花冠，婚纱披拂，衬托得新娘愈发娇羞可人。主角之外，另绘有四位玲珑剔透的少女，她们手捧鲜花，顾盼有姿，拥簇着新人鱼贯而入，那种欢喜雀跃的喜庆氛围，被画师淋漓尽致地绘出。该瓶颈部，画家以金文书体摹写《集古斋原本》吉语数行，并以隶书书写“燕尔之喜”四字，以示点题。掸瓶背面题跋极为生动，云：“笼纱一幅称身长，初着霞裙出洞房。恼□丫鬟工笑谑，也随人唤作新娘。辛酉之夏，杨青山写于珠山客舍之西轩。”《燕尔之喜图掸瓶》作于民国十年（1921），今由欧洲回流，由画面瓷绘题材之独特推测，这件瓷器很有可能为定制器，后流向海外。（李安源）
“文明礼仪”挂彩紫砂壶
民国早期
高17厘米
“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风俗西化潮流汹涌，婚礼的形式多种多样，婚服也形式各异，时称“文明礼仪”。如民初制作于宜兴的《“文明礼仪”挂彩紫砂壶》上，便绘制了一对新人，新娘礼服为中西合璧式，而新郎则身穿军阀装，手执宝剑，极具时代气息。（李安源）
粉彩时装人物瓷板
民国
长12厘米
粉彩时装人物茶壶
民国
高13厘米
此壶为民国时装粉彩画师袁和兴所绘，作于民国十年（1921），画面生动，极具时代生活气息，壶身背题：“风琴弄一曲，韵雅乐无穷。”
晴日的庭院内，一美妇为孩童演奏手风琴。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高涨，而手风琴作为西洋乐器，拥有独特的音色以及方便携带等特点，在都市女性日常娱乐生活中风靡一时。美妇梳多绺盘髻，两侧有精巧花簪，倚在台凳上神情自若地演奏手风琴；她上穿蓝色锦花衫，下着绿色褶裙。身旁的孩童乖巧地端坐着，双目望向拉琴女子，仿佛被琴声所陶醉。孩童着红衣，系绿色围脖，青碧色裤子，蓝袜翘头鞋。背景有轻巧的欧式桌几，上摆茶杯与纸张。孩童一侧还有像小型喷泉的装置，各色层叠似塔状，喷出的水流向两边散落，情趣盎然。远处粉墙上开一扇圆窗，暖色挡帘拿绿丝带系在一旁，露出些许窗棂。（王静艺）
▌第三部分：没落期
自1924年开始，民国粉彩时装人物瓷器的发展进入晚期。或许意识到改良之失败，以洪步馀、毛子荣、潘肇唐等为代表的画师再一次率先进行变法，在作品中，他们进一步加强了背景的空间深度，建筑、假山、树木的结构变得异常复杂，人物所占画面空间的比例也进一步缩小，使得早期的装饰性风味完全被具象写实取代。而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其总体趋势是脸型由过去的椭圆变成了圆脸，身材也略显臃肿，不堪与早期时装人物相映生辉。尽管时装人物粉彩败落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1926年前后，以群益画馆、天津德庆仁、天津兴隆为代表的一些画馆介入时装瓷绘领域，给时装人物粉彩带来了最后一抹亮色。
粉彩时装人物瓶（对）
民国
高43厘米
□□□□。□□□□宝鼎□作。
人面不知何去处，桃花依旧笑春风。时在丙寅年春天，书笔于江右客次，徐祥兴作。
粉彩时装人物双耳瓶
民国
高43厘米
伯作宝鼎，子子孙孙永用。
汗湿红妆花带露，云堆绿髻柳拖烟。仿六如居士笔，书于珠山之西轩，松林阁作。
粉彩时装人物帽筒
民国
高28厘米
如花似玉，时乙丑年夏月，潘肇唐写。
江西潘肇唐造出品。
印：吉。
粉彩时装人物罐（对）
民国
高18厘米
元人之法。
云堆绿鬓柳拖烟。洪步馀书于昌江。
作为中国瓷绘艺术之苑中的一枝奇卉，民国时装人物瓷器的制作时间不及同时代的月份牌广告画长久，它只经历了短短的十八春即告终结，其原因当关乎时政、经济等社会因素，却未免不令人深感遗憾与费解。然就其艺术发展本身来讲，民国时装人物瓷绘在艺术质量上，从其诞生伊始直达顶峰，其后则经历了逐渐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短暂，却完整地体现在当时所有最主要职业画师的艺术创作生涯中。这也便说明，民国时装人物粉彩瓷器生产年代虽只有短暂的十八年，但是在艺术上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从昌兴到衰落，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正是由于短短的十八春，使得民国时装人物瓷器的总体数量有限，加之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历经战乱与文革的摧毁，得以幸存者尤少，可谓落华散藻，零落人间。
崛起于清末的浅绛彩瓷器
浅绛彩瓷器
崛起于清末的浅绛彩瓷是当时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它一洗当时繁冗的装饰纹样，开创了瓷画装饰从师法宋院的工致转而师法元人空灵雅淡的风格，因此，立即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从同治、光绪到民国初约50年之间，风靡一时，直至民国后才被进口高温彩所取代。它首次大规模地将中国书画艺术的“三绝”——诗、书、画，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刘新园认为：“毫无夸张地说，晚清浅绛彩艺人是景德镇现代彩瓷风格的开创者”。对浅绛彩瓷的研究，应该是二十世纪景德镇瓷艺研究的重要一环，并且，由于浅绛彩瓷与中国画史上的“海派”有密切关系，因而与近代画史研究也不无关联。
浅绛彩瓷的特征与沿革
“浅绛”原是借用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山水画，起源于元代。其画家代表人物为黄公望。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系特指晚清至民国初流行的一种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650—700℃)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从烧制工艺角度看，浅绛彩所用之彩料与粉彩大致相近，烧成温度也一致，然而它们之间仍有质的区别。据刘新园先生《景德镇近代陶人录》所言，两者区别在于：(1)粉彩所用之黑料为纯度较高的钴土矿，而浅绛彩所用黑料，称之为“粉料”(即在钴土矿中加入铅粉配制而成)。由于粉料含铅，纹样画出后不用“雪白”(一种含钴料)覆盖便能烧成。故粉彩之黑深而亮，浅绛之黑浅而淡，但烧成效果似水墨浑化，别有韵味；(2)粉彩填色之前需用玻璃白(含砷的不透明白色料)打底，浅绛彩不用，而是直接将淡矾红、水绿等彩直接画上瓷胎，故粉彩有渲染而浅绛则无；(3)清代粉彩艺人由于分工细，文化程度不高，故多数只能专工一种题材。浅绛艺人则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多数兼善山水、人物或花鸟；(4)清代官窑粉彩由宫中发样，工匠照描，描完后填色，故很难表现出艺人的个性。浅绛则从图稿设计、勾画到渲染都由一人完成，能自由表达画者的风格与个性，因而粉彩为局部工人分工合作的产物，而浅绛则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艺人得心应手之作，故粉彩板而浅绛活。晚清粉彩多取自前代瓷器图案，浅绛则多借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稿，故粉彩“工”而浅绛“放”。
除上述之外，浅降彩瓷还有一大突破是在瓷画上题写作者名字，或题诗、署款兼备，这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种创举。因为它首次使中国画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诗、书、画”一体的优良传统表现在瓷器上，其文化气息更加浓郁，也为近、现代的新粉彩瓷创造了新模式。
尽管大部分的浅绛彩瓷器上留有作者的款识及年款，但目前仍无法具体判定这种格式诞生于何朝何年，或像其他瓷器一样，也有一个变种和蜕化的过程。笔者认为，浅绛彩瓷产生于道光末年(即1835至1850年前后)应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其一，大部分浅绛彩釉面呈细微波浪纹起伏，称“橘皮釉”，是道光时期釉的特色；其二，浅绛人物画明显受道光时期流行的“无双谱”人物影响；再者，道光时开始，文人士大夫自行设计与制作文玩已不是新鲜事，著名的“曼生壶”、“子冶壶”等即诞生于此时，因此文人画家在瓷器上别出新意的创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这时浅绛绘手名家辈出，蔚然成风，浅绛彩瓷器的书画水平空前发展，足可媲美纸绢丹青。以程门、王少维、金品卿、俞子明等为代表的名家留下不少佳作。在流俗影响下，一些非绘瓷专业名家也加入到创作中来，如篆刻大师黄士陵、山水画家吴待秋等都有作品传世。浅绛彩器也从供观赏的瓷板、扁壶之类转向日常用品，如帽筒、水盂、印盒、花盆等，几乎覆盖整个日用瓷领域，风行一时。一些器物上还烧有“某某堂藏”等字样底款，则说明是藏家专门订制的珍玩。
到了光绪末年，外国进口的洋彩，由于颜色鲜丽，很快吸引了景德镇的绘瓷艺人，同时也给浅绛彩画上了句号，尤其是民国之后，许多陶瓷学校、研究所和私人都致力于复烧各种彩釉。民国时期著名的“珠山八友”很多人在早年都曾画过浅绛彩，但后期亦都转用新粉彩了。到民国初年，浅绛彩瓷便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为粉彩所代替，至今景德镇也没有人能画浅绛彩。但是浅绛彩的技法与创造力并未随之消失，而是被“珠山八友”为首的彩瓷艺人在其它领域成功地继承和发展，其流风余绪至今未绝。
墨彩瓷的色彩词汇
水墨画是最能表现中国画意境的一个种类。一点点墨兑上不同比例的水，就能呈现出焦、浓、重、淡、清5个层次的色彩；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不同，就把浓淡轻重、凹凸远近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人说，中国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水墨画。清康熙中期，水墨画成功地移植到了瓷器上，于是诞生出一个新的釉上彩绘品种——墨彩瓷。水墨离开了柔软的纸、绢，在光滑的瓷器釉面上同样能表现出“五色俱全”的妙韵。
墨彩瓷画一般以黑色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彩料。在似雪的白釉上装饰墨彩画，可浓可淡。早期的墨彩瓷器以笔筒、笔洗、印盒、笔架等文房用具居多熏自墨彩瓷诞生起，就打上了“清雅”的印记。由于墨彩瓷比较少见，历来也不被藏家重视，因此在这方面的专著也少；而且藏界多数人认为墨彩出现比较晚，一见到墨彩绘瓷往往都认为是晚清乃至民国的产品。其实，在清代光绪年间的《陶雅》一书中，已有“墨彩”一词的明确记载；而据考证，墨彩瓷画是从珐琅彩画派生出来的一种釉上彩画瓷，与粉彩瓷画的产生几乎同时。
用于墨彩瓷画的墨彩，其主要原料是铜粉、青料和石绿。墨彩是釉上彩，在已烧成的白釉器上，以上述原料的墨彩绘画写字，再置入800℃左右的烘炉中烘烤，形成的墨彩画和墨字，极似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因此备受文人画家和藏家青睐。
墨彩瓷的数量不多，问世的年代也不太长。清代雍正时期，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出精美的墨彩瓷，于是这种墨彩瓷自此才成为景德镇特有的一种传统釉上装饰。用墨彩来装饰瓷器，有如在白纸上作画一样；画面墨色浓淡相宜，色彩雅洁宜人，具有与水墨画同样的艺术效果。不过，当时称这种彩色瓷为水墨彩瓷。雍正时期墨彩瓷的制作方法是在烧成白中泛青的瓷釉上施绘水墨彩，然后经低温烧成。此时的墨彩瓷画以水墨彩绘为主，并加以部分粉彩，如蓝粉、淡赭或淡黄等彩色。但在每件器物画面上所加施的粉彩面并不大，仅起到点缀的作用。在雍正和乾隆的墨彩瓷中，有的器物上并加绘金色，也有的以其它色彩或色釉为底，如木化釉或珊瑚红釉彩瓷中的开框内绘以墨彩。
在小小的瓷器上并不能完美地展现气势豪放的大写意山水，也不可能真正达到那种烟云满幅的效果。所以，晚清的墨彩瓷绘家们继承了雍正墨彩瓷画精细的风格。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全因袭前人的旧例。这一时期的墨彩风格虽然还是以淡雅幽静为主，但题材和表现手法已经大大突破了前人的框架，达到了“无意不可入画”的境地。
墨彩瓷画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词汇。这种彩色瓷从一诞生就并非只有黑白二色，有时为了使画面更丰富，画师们会在墨色中加入其他淡雅的颜色，如矾红、浅紫、淡蓝等，或者干脆以彩釉打底来托衬墨色。这种另加彩的绘制手法，并不会影响墨彩的清雅美丽，反而更能显出墨彩朦胧的效果。“着色之法贵乎淡，非为敷彩悦目。亦取气也。”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墨彩瓷画的色彩词汇也有了表现:以笔取形，以墨取色的墨彩瓷画，用墨的各种变化来表现景物的色彩、明暗、凹凸、空间、质量和意境气氛。墨彩瓷画的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扫去粉黛，淡毫轻墨”,完全凭借粗细、曲直、刚柔、轻重而又富于韵律的线条，去赋形造象，表情达意，形成一种高度简洁概括而又明快的表现手法。到了民国，陈设瓷不再只是文人士大夫、官僚阶层和有钱人的雅玩清供。这个时候，墨彩瓷画中所加的彩不再只是有限的几种浅淡色，或大量描金加红，或衬一个鲜艳的底色，直欲喧宾夺主。于是墨彩瓷画的色彩词汇在这个时期已成主流的“敷彩悦目”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民国的墨彩瓷画，红色温馨、蓝色清逸、黑色稳健尽在一管柔毫和三色兼妍中，达到了“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的艺术效果。
墨彩瓷画大体是以线条为主的工笔重彩。而墨彩瓷有墨色浓淡、雅洁宜人的韵律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但是，绘制墨彩瓷画不仅要有细致的耐心，还要有刻意追求的毅力，更要有扎实的线描功底和绘画的综合素质。由于墨彩瓷画的工艺要求高，再加上粉彩瓷画的盛行和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化，墨彩瓷画自民国初期开始受到冷落。到了民国中、后期，墨彩瓷画几乎濒于失传。好在现在不少景德镇瓷画家们感悟到了墨彩瓷画的艺术真谛，感悟到了墨彩瓷画的色彩词汇，全身心地挖掘、整理和振兴墨彩瓷画艺术，使墨彩瓷画这一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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