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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配白瓷 要的就是轻盈淡雅

绿茶配白瓷 要的就是轻盈淡雅

白瓷砖 全瓷的瓷砖 爵士白瓷砖

2020-11-17

白瓷砖。

□东方今报记者张勐

茶与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株灿烂的花朵。中国人爱喝茶,爱瓷器,而精美的陶瓷茶具更能让品茶者享受到整个品茶活动的意境之美。中国茶与瓷器一样品类众多,品不同的茶时配上合适的陶瓷茶具,更能赏心悦目。

绿茶配白瓷轻盈淡雅

“人生如茶,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香似爱情,第三道淡如清风。”绿茶堪称最古老的茶类,干茶叶的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叶底都以绿色为主,代表品种有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信阳毛尖等。蓝天茗茶的茶叶专家将绿茶比作佳人:“绿茶清新脱俗,幽香宜人,淡雅素净的白瓷茶具与之最为匹配,茶友可在品茶过程中欣赏叶尖在茶汤中的轻盈身姿。”

红茶配青瓷相得益彰

多道工序给红茶带来了甘甜醇美的品质,而龙泉青瓷通体青幽,能使茶色看起来更红、更浓,两者相得益彰。“茶是有灵性的,在水中时,茶叶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释放出的是它生长所在的那片山、那片土、那脉水和那里的人文气息,品饮入喉自然生出无尽回味,余韵无穷。”茶友唐诗逸曾多次只身访遍龙泉,全为寻找红茶的“知心伴侣”。

乌龙配广彩“织金”更醇厚

乌龙茶品尝后齿颊留香,回味甘鲜,代表品种有铁观音、大红袍、单枞等。正因为乌龙茶“不红不绿也不黑”,茶色并不艳丽夺目,因此搭配的茶具应该增加一抹亮色,织金广彩恰好是本土单枞的“绝配”。

普洱配青花沉静内敛

有人说,男人跟普洱都是一个“德行”,喜欢并期许用一生的坚忍、努力换来成功和成功后的平和;用一生的沉默洗去曾经的浮躁和张狂,使生命趋于平静、内敛、成熟,静静地散发出淡淡的、苦涩的、醇厚的香。而青花的唯美恰恰能给普洱的沉静增添几分活力。“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有来太极生。”清代龚轼先生此言着实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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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白瓷的历史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曲阳涧磁村及东西燕州村,古代属定州而名。宋定窑白瓷因进贡宫廷,“白定”扬名陶瓷史,淹没了唐、五代定窑器及宋“紫定”、“黑定”、“绿定”的工艺成就。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唐定窑史,以还定窑真实面目。

定窑白瓷源于唐邢窑白瓷,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使得唐邢窑白瓷名噪天下。但唐邢窑“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几乎均属于日用瓷,后远销海外,成为唐代产量最多的出口瓷。字串6

河北唐邢窑衰落之后,河北唐定窑继而代之。进入宋代,定窑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即著名的“紫定”、“黑定”和“绿定”。其实宋定窑中的“紫定”、“黑定”和“绿定”,是中国陶瓷史上除青釉之外最具历史文化收藏价值及美学评判价值的高古颜色釉瓷,先说“绿定”,文献上无记载,仅见一件窑址标本“绿定刻龙纹花纹器”,龙纹刻法犹如“白定”。绿釉始见汉绿釉陶,而宋“绿定”却是陶瓷史上最早的绿釉瓷。次说“黑定”,黑釉始见于东汉的德清窑黑釉瓷,德清窑以黑釉瓷壶闻名,其黑釉本身枯涩,其名声在于器型。宋建窑黑釉茶盏美在于黑釉之窑变纹、窑变斑。而宋“黑定”美在于胎体洁白,黑釉晶亮莹润。再说“紫定”,“紫定”是宋以前高古瓷中唯一可以与景德镇元明清颜色釉瓷媲美的一种颜色釉,源于仿酱色漆器。古玩市场上,民窑“紫定”器要比民窑“白定”器贵十倍以上。苏富比1997年香港拍卖会上,一件类似宋定窑“紫定”器的宋耀州窑酱色釉梅瓶,拍卖估价已达220万至280万港元,如真品宋“紫定”器,估价还应更高。

回到宋定窑白瓷。白瓷是宋定窑的主流产品,也是代表性的产品。北宋早期定窑白瓷多为盘、碗、碟、杯、盒子、瓶等日用器。装饰有模印、贴花、浮雕、划花和刻花四种。纹饰以浮雕莲瓣纹居多,莲花瓣肥,器底刻划“官”或“新官”字铭的多为晚唐、五代的产品。

北宋中期定窑白瓷出土器不多,浮雕莲花瓣纹明显减少,葵瓣口碗也少见。“紫定”器多为北宋中期,此时耀州窑也出现酱色釉器物。

北宋晚期,定窑白瓷佳品多,刻花装饰线条有的粗犷有力,也有的纤细流畅。多以印花装饰为主,构图严谨,层次分明。有牡丹、莲花、凤凰、孔雀、鹭鸶、鸳鸯、水鸭、鹦鹉、游鱼等,其纹饰模本采用定代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工艺成熟。北宋晚期定窑为官府定烧宫廷用瓷,典型器为宋定窑牡丹纹大盘,印花云龙云凤大盘。

宋定窑白瓷鉴定:胎质坚实,釉面有泪痕釉,釉中有竹丝刷纹,为鉴定要点,釉色白中微闪黄色为典型特征。当代新仿品,胎质过于细腻,釉面可见泪痕及竹丝刷纹,釉色多闪青白,刻划纹呆板,凹凸生硬。没做旧之器有贼光,做旧釉面呆涩,刻有“官”字铭器,多太精细,无古朴之气。古玩市场宋定窑白瓷碎片较多,可藏几件作为鉴定标本。

可惜,北宋汝窑瓷进宫廷后,原宋宫廷“宠器”定窑白瓷被弃,原因定窑白瓷器口有芒,汝窑天青釉更完美。

“老厂货”就是现代“官窑瓷”


蓝釉葫芦瓶,上世纪50年代厂货,回流出口货。

红楼梦十二金钗之黛玉挂盘,1988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监制。

描金花卉盖杯,上世纪80年代厂货。

上世纪80年代的华风瓷厂厂货,8头带茶盘青花茶具(部分)。

戴文辉最近喜欢上“老厂货”。他刚从古玩城用3000多元淘到一个蓝釉花瓶,只算是当时的二级品,但他却认为物有所值。不过,相比起前几年,老厂货中的精品价格也已经不低,而且市场“买少见少”,回流的货源也逐渐被市场消化,一对50厘米高的青花瓶价格也可达10万元。“不要以为老厂货就是便宜货,这些青花瓶40年前就已经值2000~3000元。”景德镇瓷器行家李木容说,“老厂货就是现代的‘官窑瓷’。”

1985年前的厂货最值得收藏

“厂货”在景德镇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十大瓷厂和后来陆续建立的四大瓷厂生产的瓷器,时间截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十大瓷厂是著名的建国、人民、光明、艺术、宇宙、东风、红星、红旗等,四大瓷厂则包括了华丰、曙光等国营和私营厂。

这些瓷厂的设置沿袭了明清官窑的传统,各有分工。譬如建国瓷厂是在古代官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高温釉和低温颜色釉、仿古瓷为主;艺术瓷厂以釉上粉彩为主;光明瓷厂生产青花和玲珑比较多;宇宙、红星瓷厂主要生产高档日用瓷,而红旗则“主攻”高温釉釉下彩。

这种官窑的分工方法有其优势。“一个人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出色,集中力量进行创作和生产,才容易出精品。”李木容认为,能出精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的老艺人思想单纯,没有任何商业市场的意识,能够专心致志创作;其次,当时即使是生产日用瓷也是倾多方之力,不惜成本,质量自然高。更重要的是,当时对于瓷器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100件(件是瓷器的专有计算单位)的瓷器,我们非常严谨,要精确到毫米计算。”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瓷器的海外需求量增大,生产要求开始不如之前。“以前别说四级品,三级品也不要,后来三、四级也都用上了。”李木容因此认为,真正好的厂货集中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连普通货、日用瓷的质量都很高,因为那正是老艺人年富力强的时期,“1985年前的东西还算过得去,收藏就要找这个时间前的厂货。后来老艺人、老工人都去生产高档东西了,年轻人跟着老人学艺,东西就稍微嫩了点。”

厂货日用瓷也有收藏价值

在景德镇瓷厂最辉煌的几十年间,出现了不少后来赫赫有名的陶瓷大师。不过当时仍然沿袭明清的做法,作品不署作者名,这也是王锡良大师一直强调的“瓷器不是一个人之力而成,而是多个能工巧匠共同完成的。”李木容认为,正因为这样的观念,上世纪70年代时也只有个别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作品上署名,瓷厂的产品极少有此做法,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种作品上署名的做法才逐渐增多。

这种历史形成的习惯也为现在收藏厂货的人带来难题。“无名无姓,只能看画风,收藏什么才有价值?”这是大多数收藏者的疑惑。李木容承认,现代瓷器中,署名非常关键,决定了作品的市场价格高低,但是对于无证可循的厂货来说,只能从作品的年代和风格来判断。近年一直收藏厂货的吴先生告诉记者:“我一般先看画风,然后再细致去对比有署名的真品。”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没有对证的作品价格远不能跟署名的作品相比。

“只要东西好,就有价值。”李木容说,这是收藏者在考虑市场之外必须坚持的重点。因此,厂货中日用瓷也有收藏价值。“以前明清的官窑也是以日用瓷为多,后来生活条件好了,艺术瓷陈列瓷才多起来。这些官窑日用瓷,不也能在市场中出高价?”事实上,当时只是“大路货”的厂货,价格也要几元或十几元,现在市场价格也并不便宜,高于现在生产的日用瓷。

回流厂货也已经买少见少

尽管很少人炒作厂货,但是市场上可以寻找到的厂货也买少见少。据了解,近两年,早年出口海外的厂货逐渐回流,很快被市场消化。目前在景德镇可找到的存货并不多,完整器物价格很高,甚至比外地市场更贵。有景德镇收藏者告诉记者,他自己还经常跑到深圳和广东找货:“当然新仿也很多,收藏都要靠眼力。”他认为,如果不熟悉厂货,不熟悉那段历史的收藏者还是不要随意入市,否则可能吃亏。

不过,相对于现代名家瓷器来说,厂货的价格还是很低。李木容说,近现代瓷器并非都好,只是1945年后的东西品质较高。不过,近年近现代瓷器整体价格因为“珠山八友”受关注而出现上涨,而现代名家瓷价格更是不停翻番。近日有市场观点认为,行情大涨的所谓近现代名家瓷资金参与炒作现象明显,宣传、包装手法越来越高明、多样,值得警惕。有行家认为,忽略近现代瓷器的时间概念而过分强调近现代名家的作用,会因为突出名家而使真伪鉴别的关键性问题变得模糊。这也意味着,市场很可能转而关注其他尚未崛起的板块。

“厂货的价格终有一天会涨上去的,毕竟这些老厂都已经不存在了。”戴文辉说,只要收藏的是好东西,总有一天会变成珍品,“厂货出现的那个时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未来市场价格将体现其重要性”。

德化白瓷与景德镇白瓷的异同及特点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生产的白瓷也异样。它们之间不同点主要有:

(1)瓷胎致密,透光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质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

(2)从釉面上看,德化白釉为纯白釉,而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Aio含量比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中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Tio、Aio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o含量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明代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少女白”之称。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直呼德化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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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曲折发展的身世


在陶瓷的历史上,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至少走了一千年。大约在北齐(550——577年),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以今天的眼光,这种白瓷不算太白,在釉厚处闪着不经意青色,但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拉开的中国白瓷的序幕,使得后世在陶瓷装饰上有了拓展空间的可能。

古人长久地观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天上的白云,飘落的白雪,盛开的白花,千姿百态,都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标准。这一标准本是天赐之色,上苍赐予。古人在不知目标是否能达到之时,仍在努力执着地追求;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结局来评价古人的追求,在历史的局限中,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烧成白色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踽踽前行。

早期白瓷不是横空出世,仅是青瓷的改进型:工匠们在摸索了上千年的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发现了烧造白瓷的技巧。白瓷与青瓷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一个系统中的拓展,简单的表述就是把青瓷中的青色去掉,就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北齐(575年)范粹墓中的早期白瓷的确不白,但它没使用化妆土,仅凭本色,这一点尤其重要,使它作为早期白瓷的证据载入史册。

仅二十年后,还是在河南安阳,隋(595年)张盛墓出土的那一批白瓷无可争议地让白瓷从此真正登上中国陶瓷的舞台,一展风姿。今天来看这批白瓷,仍惊叹当时北方瓷业之先进。

白瓷的诞生平平淡淡,却藏有一个千古之迷。白瓷是在青瓷基础上提纯,去掉铁及杂质,使之纯粹起来,白瓷并没有易帜,仍打着青瓷的旗帜前行。问题是,白瓷却在中国北方诞生,而南方才是青瓷的发祥地,也是大本营,那此题做何解呢?

邢窑

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叫后来居上。现状如果优秀,很快就会成为负担,让前行受阻,变得缓慢。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这一朴素道理。

唐及唐以前南方青瓷的优秀使之容易满足现状,不思进取;而北方瓷业在唐之前明显不如南方,故发奋努力属正常状态,尤其是隋唐结束南北朝的分裂,政治中心确立在北方,至北宋晚期徽宗时代,北方一直视南方为蛮夷之地。

唐代白瓷显然明确对抗唐三彩的华丽。三彩属低温釉陶,色泽绚丽,仅为死者服务,古人重葬,不求朴素,求鲜艳,求热烈,求繁缛,求地下仍是一个人间。唐代是一个张扬的时代,不追求收敛,唐诗中的名篇大都浪漫豪放,集中体现唐人的生存哲学,而白瓷与之背道而弛,一副文静修练的样子。

史载唐天宝年间:“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此事有证据。百宝大盈库简称大盈库,并非国库,乃皇帝私库,专门用于赏赐。过去带“盈”字款的白瓷堪称国宝,二十年前仅有数的几件,分布于各博物馆。近年来出土骤增,凡拍卖市肆常见,器型品种仅限执壶,浅盏,万年罐几种,器型变化不大,可见唐时已成定式。

唐明皇携杨贵妃一路赏赐,邢窑之白瓷独领风骚,科技含量起了决定性作用。有文字以来,文明史中多了科学追求,历朝历代的皇家奖励,都注重奖品的科技含量。邢窑以其白在唐代傲视同侪,让唐明皇下令在器底深刻“盈”字,标榜金贵。

多贵重的东西,只要具备商品价值,早晚它会进入民间普及,经济力量之大都可能改变政治格局。邢窑在唐“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唐李肇《国史补》),大凡商品到了无贵贱通用的境地,它就能为社会创造极大的价值。即便在今天,千年以前的唐白瓷并不算太稀罕之物,可见当时的产量。

湖北天门人陆羽写过《茶经》。他认为邢不如越,可他对邢窑的评价仍为类银类雪,客观描述准确。如银似雪的邢窑毕竟是陶瓷史上白釉老大,得此评语,实至名归。

白瓷在唐朝较之白瓷在任何一个朝代都白,这个白是心里之白,感受之白,境界之白,是陶瓷史上对白色这一基色或曰无色的追求与肯定。

定窑

宋定窑白瓷,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身好的不行。在邢窑的创业下,定窑坐享其成,让其白重新演绎。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不是技术上的革命,而是思想的飞跃。可以看出,邢窑使尽浑身解数,唯恐器具不白,而定窑则轻松上阵,游刃有余地将白淋漓尽致的表现。定窑觉得客观白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感觉名贵才是重要的,所以定窑镶上了金口银口铜口。

定窑镶金银口是奢侈之举,不是无奈的选择。许多书籍以讹传讹地讲,镶金银口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岂非就在定窑身上独现?理论上讲,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

定器包镶金银口,华贵时髦,宫廷盛兴,逐渐蔓延民间。于是,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设“棱作”,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棱作”,只负责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镶口。汴京城内,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不必金银,铜口亦使定器增色。

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被后人不负责任地指责为亡羊补牢之举,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定器有芒不堪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即涩口,古之大谬。定窑有芒,光芒耀眼。徽宗以此抑定扬青。北宋末年,青瓷得宠,白瓷渐入后宫。五代及北宋,定窑白瓷风头也已出了一百多年,看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大净瓶可知定窑之辉煌,洋洋洒洒,百多件瓷器以定为主,足见彼时佛教对白瓷的虔诚态度。

与邢窑固守素器不同,定窑此刻开始动脑筋装饰,刀刻、竹划、模印,尽其想尽其能。定窑于是朝着媚俗迈步,走到北宋末年遇见宋徽宗这样一个艺术天才不买帐,定窑的艺术探索号角才逐渐走弱。至于辽定,南定,地域的效仿;粉定,土定,质量的追随,都为定窑之白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白瓷在唐宋,随政治沉浮。古人没有知识产权、无形资产这些现代概念,古人就是一个抄袭,想尽方法把白瓷烧白,占领市场,分摊份额。南方的景德镇,白瓷不如北方,只好扬长避短,烧出青白瓷,俗称影青,改良了白瓷,以期适应南人的审美。应该说影青的改良是大获成功的,元代以后景德镇成为瓷都,其早在宋时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定

金人打仗在行,一路南下,逼得宋人节节败退。金人治国有点儿麻烦,哲学高度上不去,不知从何下手。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改国号为“金”,他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金太祖认识还算有点儿意思,《金史》载: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

金之定窑在此理论基础上发扬光大。尽管此时宋人抑定扬青,金人不管那套,在其统治地区河北山西推崇白瓷。定窑延续不用多说,井陘、介休、霍州等地白瓷其白有过之而无不及。金人的汉化由于太祖放纵,向汉文化迅速靠拢。辽人的衰败,给金人以警钟。金人提高自我修养,培养生活情趣,难怪有学者曾赞美:金之文物,远胜辽元。

北方定窑白瓷的发展至金,虽战火频仍,但一直未有间断,尤其印花手段,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提高了质量,使其手工业文明带有工业文明的前兆。印花工艺的采用,让白瓷放下身段,根植民间,观察印花定窑,可以看出百姓的乐趣,婴戏、走兽、花卉禽鸟、水波游鱼,无一不是宋金百姓生活的写照。 枢府釉

“蒙古”意为银,与“金”相对。元文治未修,只重疆土,却明白手工艺的重要,宽待工匠,以求丰足。元代白瓷移师景德镇。景德镇地处江南腹地,山水齐备,客观条件良好,尤其具有杀手锏——高岭土,没有理由白瓷不在此大显身手。有了宋青白瓷的捶炼,卵白釉如夏蛇之蜕使之脱胎换骨,一反邢定牙白之明确,先是卵青色,透亮不浑;继而迅速改良为苶(nié)白釉,乳浊不透;枢府釉的烧造娴熟,无意中为元青花准备了迅速登场亮相的机会,这一点枢府釉始料不及。

元代尚白绝非偶然。马背民族看惯了蓝天白云,心胸开阔,受不了半点委琐。以白为吉在元人生活中处处体现。皇帝骑白马,著白色长袍,住白色蒙古包;佛教仪式时,皇帝宝座上撑起白色华盖;顺理成章,白色瓷器为元宫廷首选。

枢府白釉与邢相反,不见素器。元人还是很难理解朴素之美。印模的枢府釉使乳浊釉下的纹样及字迹若隐若现,反倒多了一层朦胧之美。元代青花成型基本都是模制,虽以画笔装饰,但也没能彻底躲开模制工艺。枢府釉的纹样追求耐人寻味,非仔细端详不能欣赏,尤其“枢府”二字,还有“太禧”、“东卫”,辨认的前提多数是已知内容才显容易。

枢府,元代政权中心枢密院,国家的中枢神经,可见要害。元代蒙古人心急,马的奔行速度在历史上是最快的,养就了元人的急脾气。元人在政权尚未完全夺取之时,就于至元15年(1278年,南宋祥兴元年)在江西设置浮梁瓷局。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表明中央政府对官方制瓷的高度垄断。景德镇的官窑制度由此诞生,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年间才告终结。

甜白釉

朱元璋江山拿得不易,不依不饶的陈友谅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历史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那神奇射中陈友谅眼睛、令其毙命的一箭,如果偏上三寸,江山姓朱姓陈还得再说呢!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毋庸质疑,艺术判断力就强他所难了。有品味的皇帝都是治天下的皇帝,打天下的皇帝不拿品味当饭吃。洪武白釉限于小盘小碗,不见大器,烧大烧小不是明太祖操心的事。可到了儿子永乐,白釉成为其瓷器中的重要品种。永乐白釉,声名远播,关键在一字上:甜。

甜白釉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瓷器不能品尝,何甜之有?!永乐一朝,下如此大工夫追逐白釉,相必会有皇帝的旨意。洪武时期景德镇御窑厂设立,《大明会典》记载: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元年九月)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器祭器。宣德皇帝登基伊始即为其祖父永乐、父亲洪熙烧造龙凤纹白釉器,可见他深知永乐之好。

永乐白釉的进步显而易见。前人古籍中屡屡赞颂。永乐之前的白釉,多少也会闪青,原因是色釉中只有白釉没有呈色剂,换言之,任何颜色的瓷器都需要添加金属呈色剂,才能达到追求的效果。而白釉的追求是减法,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是白里透白,从根本上白,永乐一朝做到了,所以永乐白釉成为后世白釉的楷模。

甜白一词,极尽赞美。有人认为永乐白釉与白砂糖形似,故名。此大谬不然,甜白,重在神似,强调内心之感受,不屑外在之表现。十六世纪,当白砂糖技术普及中国时,中国人才想起用什么来形容永乐白釉——甜白。这一名称至少迟到了一百多年。

永乐甜白釉是古代白瓷之顶峰,与宣德炉齐名,后世一直试图超越未果,索性就将其视为榜样。清雍正时期摹仿过,形似神不似,按说雍正白釉也不是等闲之辈,但仿永乐甜白还差一节,如雍亲王私邸郎唫阁的僧帽壶,透光清亮,与永乐透光肉红明显有别。说起来,永乐之白由体内传递到体外,仿品则是在体外循环了。

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都大肆烧造过白瓷,除月坛祭器外,艺术瓷器比比皆是。天地日月,蓝黄红白;皇天后土,日升月恒。而艺术白瓷较之白瓷之楷模,康熙失之于硬,雍正失之于腻,乾隆失之于薄。而永乐甜白,不硬而酥,不腻而甜,不薄而淳,展现一代白釉之王的风采。

德化白瓷

偏安一隅的福建德化,地理位置优越,离港口近,便于海运。在古代,运输成本大大高于今天,所以古人临水便于运输乃是大福。1998年东南亚出水的黑石号唐代沉船,60000件文物中有300件白瓷,其他文物繁荣,白瓷可以说器型丰富,其中经典作品反映了唐代白瓷的最高成就。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泉州港临近的德化,制瓷多且美。大批商贾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盛况难以想象。由于马可波罗带回了德化白瓷,他又拼命宣传介绍,意大利等学者将德化白瓷戏称为“马可波罗瓷”。

德化白瓷与众不同,先是透光率极好,为群瓷之冠,其次可塑性极强,无一不能塑造。见过明何朝宗德化观音的人无不为之惊呼,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德化白瓷由于特性十足,名称千奇百怪。象牙白,1610年出版的《葡萄牙国王记述》载,德化白瓷乃瓷器之上品,与其他东方名瓷迥然不同,质滑腻,色乳白,宛如象牙。估计象牙白之美名就是这样流传开来。明德化白瓷确实呈现象牙白,白中略闪黄,正因为如此,生机无限。而清乾隆以后的德化白瓷,白中略闪青,失之象牙之质感,甚是可惜。

猪油白,显然为当地人所称谓。新疆人称和田白玉为羊脂玉,地域文化使然。古人食用动物油由来已久,凝固之上等猪油确实让人垂涎。文化之高雅低俗其实多在表述,象牙白就比猪油白高雅,所以猪油白都在商人中传递,难上文献。

中国白,此名大气明确,其实国际上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不过百年之内的事。西方人对这一特殊白瓷,给予很高评价,把中国赋予白瓷之上足见西人的重视。

德化白瓷对西方人产生过巨大影响,17、18世纪,至少有几千万件德化白瓷运往欧洲各国,至今还随处可见之踪迹。德化白瓷的特性意外地满足市场两种需求,艺术与实用。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各显神通之日,正是中国陶瓷感动世界之时。

今天,我们对瓷的感情越来越淡,熟视无睹。第一件白瓷的诞生掐指一算一千五百年过去了。文明就是这样,画下一个个记号,不管后人在意与否,高度就是高度,跨越的只是纪录,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辉煌,纪录着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情感。一个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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