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宝瓷砖。
清冬青釉盖罐
此物品系清雍正时期作品。器小口，带盖，丰肩，腹收敛，圈足，底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青花双圈楷书款，胎质纯净细腻，器身通体施冬青釉，釉色匀净莹润。青釉是以铁为着色剂，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的，这种传统的高温釉是中国陶瓷史上最早出现的釉，是中国最古老的颜色釉。青釉瓷器一直是中国瓷器的主要产品，历经了东汉、六朝、唐、宋、元直到明、清不绝。明清景德镇窑继承龙泉青瓷的优良传统，烧出了深浅不同的各种青釉瓷器，但直到清雍正时才达到了呈色均匀，稳定的烧造水平，是青釉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雍正时景德镇青釉瓷器的生产，无论是配方还是烧窑技术的掌握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同类品种的釉色保持高度一致，青釉按呈色深浅不同划分，淡青色称粉青，稍深者称冬青，最深者称豆青，此罐为冬青釉色，堪称佳器。
物品描述：高46.3厘米，口径9.4厘米，腹部最大直径33厘米。
物品年代：清雍正年间
持有人：吴女士
当代青花龙纹碗
此藏品系当代作品。深腹、弧壁、敞口、圈足较小，器壁较厚，为仿制明宣德永乐胎碗。此碗浓艳明亮，碗上青花绘釉下九龙，形象各异，釉上海水以细腻鲜艳的抹红绘出，和釉下九龙的豪放形成鲜明的对比。釉下青花和釉上红彩相结合，在中国陶瓷的彩瓷制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只可惜此碗为当代作品。
青花和矾红彩结合，是明宣德时期一种新创的瓷面彩绘方式，其制作程序为：先在透明釉下以钴蓝绘九龙，高温烧成后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矾红画出浪花，经低温烧成。釉下青花艳丽深沉，釉上矾红凝腻温润，在如脂的白釉的衬托下，呈现出强烈的色彩对比，极好地表现出雄健的画面主题。
物品描述：高11厘米，口径12厘米物品年代：当代持有人：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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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瓷真伪：底足才是关键！
鉴定古陶瓷的真伪，可以说底足是关键。随着市场经济的步步深入古玩市场的赝品铺天盖地，笼罩着市场，可以说90以上为赝品，如宋之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瓷，全世界不足100件，且都收藏在一些大博物馆和收藏家之手，件件价值连城。如今何来如此多的汝窑瓷？宋五大名窑之官、哥、钧窑瓷也到处都是，令人防不胜防。所以鉴定其真与伪就成了收藏中关键之关键了，而器物的底足为古陶瓷的信息量最大的地方在底足。底足，可以见其胎，可以见其釉，可以见其胎釉这结合情况，可以见其烧造之工艺，可以察看其老化程度等等。
一般来说，断代容易定位难。确实如此，一般的收藏者就是因为断得了代，却难分其真伪，懂得其物哪种造型、哪种纹饰、哪种特征为哪个时代，哪种珍品。所以一见那种造型、纹饰都对的器物就激动，结果呢，一经鉴定便傻了眼。
如何从底足鉴定真伪呢？笔者认为:
首先应掌握各个朝代的器代之工艺，再看其相符不相符，如足是什么形状的足，胎是什么质量的胎；
二、观察其露胎之处胎骨老化及自然磨损情况（伪品之磨损比较平滑，没有真品那么自然）。一般来说古陶瓷真品，其露胎骨显得比较干燥，而仿品则不同，显得轻滑或坚腻。当然也不能绝对而言，有的古陶瓷露胎也很细润坚腻，然而相比仿品还是稍显干燥；
三、鉴定其垫烧痕迹，如汝窑有芝麻钉支烧，官哥有“跌足”，明之以前之物器时常可以清晰地看到垫烧痕迹，只不过是各窑有各窑的垫烧方法而已；
四、鉴定其足底露胎之处之火石红，各个时期都有不同，或多或少或无，如明之民窑削足之处火石红就特别浓显，仿品之火石红就完全不同，有的是用浆釉涂抹的，尽显轻浮不定，有的还偏黄；
五、明之中期以前的器物，其挖脚就特别明显，如宋之瓶的挖脚，明之洪武碗之脚就特别突出，尤其是民窑，仿佛挖得像个小碗（因挖脚挖得浅），而仿品则挖得做作不自然，甚至不是挖脚，而是模注；
六、由底足察看各个时期其胎釉的结合情况，尤其是明以前，一般都有护胎土，或化状土、或子金土呈现，而仿品则要不涂点朱砂红，要不涂点浆水，要不没有；
七、观察其粘沙现象，如明之以前的器物多有不同程度的粘沙现象，清官民之窑足内积釉处也有粘沙，而仿品这一点却极少做到（伪品也有少数粘沙，然不像真品那样显得老化干燥），因其烧造工艺高于古时，釉也施得不是那么厚，不会造成积釉，再加多为模注而过于规整等原因，使之极少有粘沙；
八、纵观各个时期的足之做法都有其特别之处，所以还可鉴察其露胎痕迹之纹路，如南宋瓶脚就有圆圈之旋纹，元之器物也都多有旋坯痕并有鸡心点，明时则多有放射状的跳刀痕，旋坯痕则少（仅前几朝带有元朝之遗迹），清之民窑大多数能透过釉层看到旋坯之痕，官窑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了，而仿品则往往做不到这点，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通过这些鉴定，若万一还拿不下来，那就不得细看纹饰和其他了。
清瓷款堂名鉴览
清代瓷器款识中的堂名、斋名大多数都使用楷书。制作此品之人有四种：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做大官者，一为制瓷界雅匠良工。
清帝中，康熙、乾隆好讲理学，所以两帝时代御制瓷器堂名，也就多爱用理学语。亲贵诸王所制瓷品，康熙时有“拙存斋”、“绍闻堂”。也有不用理学语做堂名、斋名的。乾隆时有“彩华堂”、“彩绣堂”，所制瓷品也都是内府御用之物。至于名士且做大官的人所制瓷，则有乾隆时的“雅雨堂制”、“玉杯书屋”、“听松庐”等。当时名工雅匠则有“宝啬斋”，有陈国治、王炳荣等。道光时的“听雨堂”、”惜阴堂”，这些瓷品的主制人是谁，则不可知也。概而言之，清瓷款识中，称“堂”、“斋”者，则帝王、亲贵、达官、名匠所制瓷皆有之；而在瓷款中称“书房”、“山房”，称“珍藏”、“珍玩”，称“雅制”、“雅玩”者，则仅仅达官亲贵有之，而帝王所制瓷绝无之。说到这类瓷器的价值，亲贵中雅制之品，以“慎德堂”、“绍闻堂”、“解竹主人”所制最为有名；其次则“东园文石山房”、“瑶华道人”、“十砚斋”、“红荔山房”所制亦堪称珍玩；“慎德斋”所制瓶类瓷品，至近代则已极罕见，因而价格昂贵。
值得一提的是，清慈禧太后制瓷名“大雅斋”，多以豆青色作底，黑线双勾花；也有五彩者，则多绘牡丹、萱花、绣球之类。豆青色底的横题“大雅斋”3个字，旁有“天地一家春”印章；底有“永庆长春”4个字，亦有“大雅斋”款字在底。此瓷品制作虽为近代，但其价值却也昂贵。说到清瓷器款字的多少，则以道光时“有恒堂”瓷款为最多。其款识云：“道光某年定府行有恒堂珍赏”，实为清瓷款识中之奇品。
耿宝昌复议宋官窑青瓷
文献记载宋代有汴京、修内司、郊坛下三处官窑，由于北宋晚期有诏令汝州造青窑器之记且宫内大量使用汝瓷，遂有汝官窑之说。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已发现了汝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三处窑址，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两宋官窑的材料。且有人把新发现的汝州张公巷青瓷窑址和北宋官窑联系起来。本文不仅是作者对考古所发现新材料的思考，也是对近年有关两宋官窑研究的综述。浙江省杭州市凤凰山麓万松岭老虎洞南宋官窑窑址，自1998至2001年，先后经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数次发掘，.其品种丰富釉色不一，有粉青、淡青、灰青等诸色，器物造型更为多样，大器与小品不等，如大壶、双环耳壶都很少见，炉有各式筒炉、双耳三足炉，鬲式炉、鼎炉及双层相套的镂孔熏炉等，另有方琮、温器和葵瓣盏托及各式瓶类；均造型优美，独特新颖，极大的丰富了官窑作品的内涵，其烧造工艺有支钉、垫圈与垫饼烧；圈足露胎或宽或窄，胎体呈紫褐色；釉面肥腴温润，所呈的自然斜切纹路的冰裂片纹，十分美观，若将其他各种类型青釉开片瓷与之相比，无一可出其右。它与北京原明清皇宫遗留物,和传世宋官窑名品完全一致；也与不久前杭州市卷烟厂的出土废积物相近；但有别于1936、1956及1986年在其他地址发现的“官窑”品类，将此次发掘的老虎洞出土的官窑瓷实物与文献等相印证，其名定位应可肯定，即《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北宋朝廷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所建的专贡朝廷的南宋修内司官窑。对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这次科学发掘，是在原貌未被搅乱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的，所以遗址的标本无所遗漏，这也可谓一大幸事。这是杭州市考古工作者为中国古陶瓷考古做的巨大贡献。而不久前，杭州市卷烟厂宋官窑堆积品被哄抢和走私，从而使这一处珍贵遗迹及诸多遗物散失殆尽，如石沉大海无从寻觅，无从稽考，则令人扼腕叹息，成为文物工作者全方位研究南宋官窑永远难以弥补的千古之憾。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发掘品的分期，现在是据地层关系而确定，当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也不可绝对化，其确切的分期应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依据也应更加充分与全面；结论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应立足于“修书好古，实事求是”，笔者赞成现阶段暂且将发掘品大致分成早中晚三期。这样，可为再进一步细致分类留下商榷的余地。目前有一部分归于元代的遗物，以支烧工具上的八思巴文、凸虎纹与“元”字为依据，但他们以何类器物来相互印证，尚需进一步材料来确认，就如其中的“元”字，是否有可能是千字文中的“元亨利贞”之“元”？因其他窑口有此先例，本次发掘品中还有一些以色料在底部釉下写“宝用”二字的残器，也应是重大发现之一，传世品中所存的完整之器，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其文字的真正含意尚在探索之中；书写用的原料，更应进一步测试；这些都是下一步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与工作。此外，宋官窑与汝窑，南宋官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也是陶瓷界同仁长久以来关注的问题。北宋朝廷南渡之后，在临安建修内司官窑烧造青瓷，肯定借鉴了北方的窑艺技术并受其影响。老虎洞窑址发掘品及前时杭州卷烟厂出土物均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其一些器物的釉色，造型和器足的处理，支烧与垫烧工艺等明显源于汝窑，诸如三足奁、洗、盘、凸莲瓣熏炉等；当然也不排除当时的特定技术与时尚。北宋汝窑窑址，笔者认为不应就是已发现的宝丰与临汝两地，应该还有其他地方；而北宋官窑的遗址是在上述之地，抑或另有别处？迄止目前，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北宋官窑真面目也还是未解之谜。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待新的发现与发掘及科技测试方法的改进。20世纪初就有部分河南人与北京人关注北宋官窑。当时的注意点在河南省开封自有其历史原因，是时，发掘宋汝窑和官窑的不乏其人，但真正知情者也十分有限，当时军阀混战，文物盗挖不受干预，任其自便；故爱好文物者和古董商分别进行，都有收获，如199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论坛会》，其展出的馆藏资料青釉瓷片中有三片是自得上海古董界三十年代名人叶氏兄弟之手。叶月轩与叶叔重是昆仲，同为法国巴黎吴卢公司吴启周的外甥；曾先后受命做该公司的事务，所做之事均为大手笔，二人与开封商家多有来往，这三片瓷为叶氏兄弟所有，得之于开封一家较大的古董店，除他们外，当时其他人手上亦有此类瓷片，当时就都认为是宋汝窑瓷片，解放后，陈万里先生也曾得到同样类型的青瓷片，2001年，河南省临汝市张公巷窑址出土物中发现了与上述青釉瓷片完全相同的标本,由此为研究北宋汝窑、北宋官窑提供了新的信息与内容。以下再谈谈有关“官哥不分”之说与“哥哥洞窑”的问题，万松岭老虎洞窑址旁，临山而下的沟壑中积淤的泥土，已历时年久，经遇大水冲刷，出现许多古老的残器与破片。它们与老虎洞窑址主体，发掘品不完全相同，其中一部分小品与残器，就是以往陶瓷界称谓的“官哥不分”的一类。这些偶然的发现，令人费解，亦令人兴奋，它们究竟是这一窑址的产品，抑或另有出处？难怪有人说，难以破解的哥窑露出了端倪；亦有人说，老虎洞不是修内司官窑，而是哥窑；孰是孰非，一时难下结论。哥窑亦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最早见于明初《宣德鼎彝谱》的记载；近代海内外学者多有异说，将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一书中所述的“哥哥洞窑”与之联系在一起，进而对原宫廷藏品、传世品与窖藏及其他墓藏出土等哥窑器的断代，由原定的“宋代”，更改为“元代”或“明代”，笔者对上述观点尚难苟同。据笔者观察，元、明时期的景德镇所仿烧的哥釉瓷，实在是与宋哥窑瓷相差甚远，笔者认为，可否认真研究一下当地方言的真正内涵？如“老虎洞”与“哥哥洞”之“洞”字的含意，杭州凤凰山万松岭既然有地处老虎洞的官窑，那么附近是否可能也曾会有地处哥哥洞的哥窑呢？此地周围的地名中，历史上是否有称之为“哥哥洞”的地方？或者“老虎洞”之名在历史上曾有异称？所谓“官哥不分”一类实物的出现，为我们的宋瓷研究拓宽了思路与领域。以下再谈谈科技测试、分析的结论问题。杭州凤凰山万松岭老虎洞窑址附近，雨水山洪自山中沟壑中冲刷出的类似“官哥不分”传世哥窑的残器与碎片，于今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老先生做了测试；结论认为，这一标本为杭州万松岭地区所产，李先生并由此提起当年初次化验故宫的传世宋哥窑标本，或许就是与此相同的品类，此处李先生所指之事，即为1964年，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周仁先生为当时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传世哥窑标本做过的测试。根据是时数据所做的测试结论，认为该哥窑标本的产地，不应在我国的最南方，应在江西境内，尤与景德镇的碎器窑产品接近。事隔年久，同类瓷片标本再未重新做过第二次测试与化验。但笔者几次三番在江西省吉安窑与景德镇窑址考察，均未发现与之相同的标本。测试的标本仅此一例，成为孤证。笔者认为，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现在理应再次找出当年测试的标本或同类器，用各种可能利用的仪器与方法，进一步取得各种数据，去伪存真，以求得出更为贴切实际如今，明初《宣德鼎彝谱》所记载的宋代五大名窑，除柴窑面目十分渺茫，哥窑与北宋管窑尚在寻觅外；其中之定窑早已明确在河北省曲阳县；为北宋“花石纲”陈设而置烧的钧窑也早在1974年于河南省禹县八卦洞与钧台发现窑址；汝窑也在河南省宝丰与临汝先后发现。现今，几经寻觅与发掘，南宋官窑之谜在杭州市凤凰山万松岭老虎洞窑址被破解，可谓是揭示了几个世纪渴求寻觅宝藏之谜。这一极为重要的发现，客观地证实了历史真相，为世人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科学资料，其窑址作为200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可谓名副其实。
《鉴藏阁》浅议日本仿中国瓷器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远在上古的绳纹土器时代，中国的陶器文化就经朝鲜传入日本列岛。随后，陶瓷技术也以各种渠道不断传入日本，使日本从纯粹的手工制作进入了采用辘轳制作须惠器(釉陶器)的时代。到了奈良时期，日本又经历了模仿中国唐三彩，制造奈良三彩的尝试。之后，一些带有中国风格和日本本土风格的古陶器相继产生，但日本仍未摆脱陶器时代。13世纪初期，日本开始进入了学习和模仿中国瓷器的阶段。从此，这种带有涉猎、摄取、尝试等不同目的的仿制和学习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由于仿制目的的不同，日本仿制中国的瓷器又分为两种：第一，以吸收中国优秀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第二，以牟利为目的的造假作伪。到目前为止，带有上述风格的瓷器常见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公私藏品中。
一、吸收中国文化的仿制品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体现的是全盘吸收，有时则是部分地将中国文化韵味融入到日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去，使之以一种和谐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作为陶瓷文化的输入日本，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上述两种因素。由于技术传承性质的不同，这种吸收文化的过程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即从弥生时代到17世纪以前，中国陶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如辘轳的使用、拉坯成型到入窑烧制等全部过程。17世纪以后则侧重社会科学方面，即装饰艺术和题材等方面的移植。
如前所述，中日两国陶器文化的传承自弥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而瓷器文化的影响则在稍晚的时期才出现。有人认为，远在弥生时代的须惠器，就已在造型和釉色等方面留下了中国原始青瓷的影子，但真正能从器物本身反映出中国陶瓷文化影响痕迹的，是日本制作的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在奈良时期，受这种文化心理的趋使，日本人还仿制了许多中国的青瓷，一部分还刻有相同的暗花，常见的器型有罐、瓶、壶和碗等。主要供居住京都皇室和贵族作为中国陶瓷的代用品使用。
以礼品和贸易形式输送中国瓷器到日本，其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日本社会的需求。来华学习瓷艺，创造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瓷器，供本民族使用，是日本一代又一代陶工的梦想，代表人物是加藤四郎和五良太甫。其中的加藤四郎，曾在镰仓时代初期，来到中国浙江天目山（一说是福建)学习制做黑釉瓷器的技术，回国以后，仿制了很多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称之为“濑户天目”。到了14世纪，濑户烧已成为得心应手的仿制窑了。五良太甫是于明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学习制瓷技术的，带有“五良太甫祥瑞造”款识的青花瓷器，即是其来华学艺后融合了中日两种文化韵味而创造出来的日本民间生活用品。在日本模仿中国瓷器艺术这一行为中，尚有许多事例，只是未留下任何记载。但是，他们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播，并使之植根于日本社会的土壤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他们的作品也使我们对一些富含华夏风采的日本瓷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之，上述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或是完全吸收，如仿建阳窑的濑户天目瓷；或是部分摄取，如用日本本土的造型，饰以中国瓷器的纹饰等，但都是以学习中国先进的制陶经验及吸收中国文化韵味为目的而进行模拟仿制的。这种文化行为具有极大的承接能力，直至现在，吸收中国古瓷造型、装饰的尝试和模拟活动在日本部分地区仍然存在。
二、具有牟利性质的造假作伪。
中国瓷器一经以贸易和礼品形式传入日本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各阶层的珍爱。收藏中国瓷器，也是日本一些民众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瓷器的价值也随之增长。因此带有商品性质的仿制品开始充斥日本瓷器市场。尤其是17世纪后期，日本仿制中国瓷器的风气愈演愈烈。从目前的传世物来看，其所仿制传世品的范围，上自宋代的龙泉、黑釉瓷，下自明代五彩、青花及德化窑瓷器。其中带有欺骗性的作伪手法着实令人震惊，为了达到目的，诱使购买者的信任，他们往往在日本本土烧制这类器物，然后经商人带来中国，在中国本土定做适合盒、罐、盘、碗等小件器物的锦盒，然后饰以中国式的包装，并在封面书以“中国龙泉”、“万历五彩”、“明代德化白瓷”等标签，几经反复以后，重新带回日本，并以中国瓷器的面目被日本各界广泛收藏和珍视。至今为止，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仍然被日本收藏界视为“唐物”而买卖、珍藏。
从上述事实得知，以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为目的的模拟仿制的瓷器，促进了中国瓷器文化的传播，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以牟利性质的作伪活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至今为止，该类瓷器的鉴定仍然困扰着许多收藏家和爱好者。辽宁省现庋藏数件这种类型的日本仿古器，其中仿制的对象有唐代的三彩器，宋代的龙泉，明代五彩、青花、建窑白瓷。现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特征，以及和中国瓷器的细微区别：
１、仿龙泉类瓷器：龙泉瓷器是中国浙江地区的主要烧瓷品种，尤其是南宋时期，陶工们创造性的烧制了粉青、梅子青釉瓷器，釉色温润如玉，含蓄雅致，一直被日本收藏界奉为珍宝。所以该类瓷器的仿品在日本比比皆是。由于原料、陶工技术上的差异，日本仿的龙泉瓷器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在胎土上，日本仿的胎土过于细腻，胎色洁白。其坚致程度几近明清瓷器的胎土。烧成温度也远远高于中国南宋时期的龙泉瓷器，用手轻扣胎土，发声清脆悦耳，似金属的声音。其次，在造型上过于规整，日本仿龙泉瓷器的时间大多在17世纪，这时的成型技术已很先进，所以器物的口沿、圈足及其余地方的细部处理都较精细，尤其是足部处理，日本仿的器物底足过于尖薄，露胎处所呈现的酱黄色是经人工涂抹而成，不似自然烧成的颜色色阶过渡和谐统一。最后是釉色上的差异，日本仿龙泉制品与中国宋时期龙泉瓷器温润厚密的釉质相比，稍显轻薄，且过于光亮匀净。
２、仿五彩类瓷器：中国五彩瓷器以嘉靖、万历时期最具典型性。为了满足日本民众的尚古心理，嘉、万时期又生产了适合日本民族审美习惯的外销瓷，其浓艳的色调，繁密的纹饰，深深吸引了日本社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胎体厚重粗松，器身多有变形，不太规整。绘画风格繁缛，彩色对比强烈。由于勾勒填彩的技法稍显草率，彩料常常溢出边线，纹饰显得模糊含混。这类瓷器的日本仿品，由于作伪者不同的动机和手法，也呈现出复杂的社会面貌。有的是完全的仿制；有的本身则是带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却伪以中国嘉靖、万历时期的款识。因与景德镇瓷器的烧造温度不同，日本仿的瓷器胎体玲珑，胎质瓷化成度较高，玻璃质感强，迎光透视胎体透亮。纹饰绘制过于纤细，尤其是龙纹的画法，从日本仿万历龙纹尊的纹饰上就能看出区别。龙身蜷曲粗短，缺乏神气。除仿嘉、万时期的五彩瓷器以外，一些工匠还仿制明成化年间的五彩器，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两件日本仿成化时期的五彩花鸟纹盘，均制作于十七世纪，敞口、浅弧壁、圈足、平底。器身的黄、绿、红等釉色绘饰花鸟纹，底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和成化真器相比，这两件器物，色调过于柔和，款识青料呈色蓝中泛黑，书写笔划较为粗重，排列稀疏，不似真款，以圆润的中锋运笔，苍劲有力。
３、日本所仿的青花器以罐、瓶、盘、碗等常见，模仿的对象也以嘉万时期为主。青花色调柔和，不似嘉、万时期的色泽，或蓝中泛紫；或晕散灰暗。器物胎体处理干净平整，没有明显的对按痕迹。画笔纤细，具有不可掩饰的日本工艺
风格。所仿万历款识，几乎可以乱真，但内涵日本书道风韵，青花色泽较为鲜亮和浓艳。
综上所述，日本模仿中国瓷器之风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其后果一方面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负面影响。日本仿制的中国瓷器，尽管不能作为国内学者鉴定的主要目标，但正确认识其本来面目，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瓷器文化的内涵是大有益处的。
陶器和瓷器的六点区别
陶瓷制品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历史发展与陶瓷的发展相融合，汇集了浓厚的陶瓷文化底蕴。我们经常把陶和瓷连在一起说，人们往往认为认为陶瓷是一种东西，没有意识到陶和瓷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陶器
1、出现的年代不同
陶器与瓷器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原始的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我国在距今约一万年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在使用陶器了，而现今发现的最早的瓷器碎片则出自于商代。陶器与瓷器的烧制方法亦有相同之处，瓷器的出现要比陶器晚几千年。
2、烧制的温度不同
陶器烧制的温度也要比后来出现的瓷器低很多。陶器烧制的温度一般在800℃-1100℃之间，因为烧制陶器的黏土如果温度过高则会被熔成玻璃质，不可能称为陶器，所以烧陶器的温度一般控制在1200℃以下，当然也有800℃以下的。而烧制瓷器的最低温度一般都在1200℃以上，一般在1200-1400℃之间。
景德镇青花陶瓷泡菜坛子梅花图
3、烧制的原料不同
陶器出现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所以取材没有什么讲究，一般的黏土都可以作为烧制陶器的材料。黏土随处都可以取材，把黏土制成坯后烧制，温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烧制出陶器。瓷器一般需要高岭土，用高岭土作坯，在温度上加以控制就可以烧制出瓷器。高岭土不是随处都有的，所以瓷器取材没有陶器取材方便。
4、质地不同
陶器的做工非常简单，质地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颜色非常暗淡，还带有杂色。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土质没有完全烧结，所以它的胎质比较疏松，断面有很强的吸水性，用刀很容易就可以划出划痕，敲击时声音低哑沉闷，如瓦木一般。瓷器出现的年代晚，做工也相对细腻，质地细密，手感相对细滑，颜色也相对鲜亮。瓷器的烧制温度较高，土质已经完全烧结，所以胎质坚实细密，断面基本上不吸水，用刀很难划出痕迹，敲击时声音清脆响亮，如金石一般。
5、釉料不同
烧制陶器既可以用釉，也可以不用釉。陶器的用釉不是很讲究，对釉料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釉料烧成后直接低温挂釉即可。瓷器的用釉也很简单，可以在烧制瓷器的同时在高温的情况下直接挂釉，也可以在直接低温挂釉。
6、透明度不同
陶器颜色比较暗淡，无论薄厚都是不透明的。瓷器的颜色相对比较鲜亮，质地细腻，一般都是呈半透明状态的。
通过小编的介绍，相信大家对陶器和瓷器的区别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陶器和瓷器作为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们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陶器与瓷器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归根结底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的，是陶器的进步与飞跃，陶器和瓷器都是火与土的交融。所以，我们往往把陶器和瓷器合在一起称为陶瓷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陶瓷伴随中华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沉淀了浓郁的陶瓷文化，每个历史时期的陶瓷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收藏界，古代名窑所产的陶瓷制品非常珍贵，如唐朝的唐三彩、元代的青花瓷等，它们的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探访景德镇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区古窑
青花瓷乐队在演出
镇窑内烧制成品展示
镇窑
太平窑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形容的就是蜚声海内外的景德镇瓷器。其在工艺瓷上的成就无需多说，“千年瓷都”的美名享誉世界。仅就生活瓷而言，中国的传统家庭，谁家没几个景德镇产的瓷器餐具？我家的饭碗，至今用的都是景德镇青花玲珑的蓝边碗，已经很多年了，可是这碗好像越用越新，反而是后来在超市买的一些瓷碗，不是褪色了，就是磕破了。
真正的手工制瓷，为何能流传千年？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带着疑问，探访了景德镇最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区——古窑。
夏天去看窑炉岂不炙热难耐？其实不然，来到古窑，我发现不仅不会觉得热，反而从触觉到视觉、听觉，都能享受到透彻的清凉。
触觉：白釉瓷凉意由手至心
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专业化程度强，行业分工极其细致，最核心的包括拉坯、利坯、画坯、施釉和烧窑等五项工序。古窑再现了当年古作坊、古窑厂的一些场景，这是一个活的陶瓷博物馆，不仅有工序、物料、作品的展示，更吸引人的是有老工匠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现场制作。而且，游客们还可以亲身参与釉上彩的制作，你不妨挑选一个白釉瓷瓶、瓷碗或瓷杯，然后根据想象自由创作进行彩绘，当然，如果你对自己的绘画技艺没有信心的话，还可以请身边的手绘名家指点一二。
握着白釉瓷，那份凉意由手至心，能将你心头的烦躁一扫而空。这经过高温考验才出现在你面前的精美瓷器，在你完成手绘之后，将再次入窑在600～900摄氏度温度下烘烤，方能成为你最终的作品。
视觉：随处可见的瓷器元素
如果你认为古窑仅仅是一个陶瓷博物馆，那就错了，这里还是一个避暑胜地。参观完作坊区、镇窑、柴火窑、葫芦窑，前往明清古建筑群落，要翻过一座小山，那里竹林蔽日，古树参天，小径幽静，阵阵凉意扑面而来。随处可见瓷器的元素：瓷瓶做成的垃圾桶、碎瓷片拼成的地面装饰……行走其中，仿佛与千年的青花瓷进行着隔空对话。“……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哼上一曲《青花瓷》，那样的意境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听觉：景德镇瓷器“声如磬”
来到古窑，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青花瓷乐队的演出。舞台设在湖面上，凉风袭来，荷花飘香，身着青花瓷图案长裙的美女乐手们鱼贯而入，动听的音乐悠然响起。这套瓷乐器包括瓷瓯、瓷笛、瓷箫、瓷方响、瓷鼓、瓷管钟、瓷编钟、瓷胡琴等，充分体现了景德镇瓷器“声如磬”的特点，演奏出的乐曲优美流畅，柔和婉转，精致细腻，回味无穷。
攻略：
1.古窑门票65元/人，讲解需要另付费。
2.由于古窑的大门及购票处离公交车行驶的主干道有一段距离，最好自驾或搭乘出租车前往。
3.如携带行李不便于参观，可在售票处对面的小卖部寄存，5元/件。
4.釉上彩制作体验因为烧制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作品不能马上带走，可留下地址由工作人员快递寄送。
5.瓷乐队演出有场次时间，需提前安排好行程，以免错过。
深圳御宝轩展出海捞瓷器
中国明朝末年，瓷器大量出口，而马六甲海峡作为亚、非、欧等地往来的海上枢纽，成为中国商船必经之地，由于自然条件及当时造船技术落后等问题，一些商船因故在此沉没，所载瓷器打捞出水后统称为海捞瓷。
业内人士认为，海捞瓷虽不能与明清官窑瓷器相提并论，但由于来自沉船，具有较明显的历史背景，所反映出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海捞瓷”在拍卖会上的亮相，吸引了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关注。2005年年底，一批在海底沉睡了数百年的海捞瓷首次登陆拍场。尽管这些瓶瓶罐罐算不上官窑的名品，但在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上却大显身手。200多件拍品总成交额达2727万元、成交率为92.05%，而拍前的预估价仅为100万元。显然拍卖成交结果情况出人意料，而各方对明清流失海外的外销瓷的热情也出乎人们的想像。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的京广中心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把元末明初的青花龙纹大提梁壶和一只明洪武釉里红莲口鱼藻大盘，都是海捞瓷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器物，前者以671万元人民币落槌，后者以792万元人民币拍出。自去年底以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海捞瓷专场拍卖，成交率竟达到了92%，成为当年瓷器拍卖的一大亮点。而在此之前，这几年来瓷器拍卖不温不火，即使在香港佳士得公司的大拍上，成交率也只有58%。“海捞瓷”在海外市场也深得藏家的青睐。像佳士得2004年3月份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所拍的“海捞瓷”不仅件件成交，而且多数成交价都高出估价，虽大多小器形的瓷器有的甚至都能拍出22万美元的身价。但是，特大器形海捞瓷在国外拍卖市场还是少见。以去年嘉德拍出的海捞瓷为例，国内目前海捞瓷的成交价格仅是国际上行情价的二三十分之一，有些价差甚至更大。
此套瓷器乃南海岛渔民于西沙群岛浪花礁附近捕鱼作业时潜水发现。发现时是成套在一起,能保存到现在这么完整实属罕见,表面纹理清晰,属于海捞瓷类品相非常好的。表面雕刻松鼠,其含寓意非常深刻。另一套青花花卉纹茶盏雕饰的纹饰非常精美,有理有条,器型也非常不错。此两套藏品品相精美,保存完整,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具有很高的收藏意义。
八仙纹和八宝纹
八仙纹
一种典型的宗教纹样，以八仙为题材。“八仙”即汉锺离、吕洞宾、李铁拐、曹国舅、蓝采和、张果老、韩湘子、何仙姑，相传他们得道成仙，各有一套本领，故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习称八仙纹或八仙图。民间祝寿多以八仙为题，称“八仙祝寿”。
采用八仙手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的，称为暗八仙纹。古时绣球花也称“八仙花”，采用海棠花和绣球花图案组合，也为八仙过海纹。
明嘉靖后，八仙成为瓷器的常见装饰题材之一，这与当时帝王和上层社会倡行道教有关，图样有“八仙过海”、“八仙祝寿”、“八仙捧寿”等内容。八仙图也是清代景德镇瓷器中常见的纹饰。首都博物馆藏明成化珐华八仙纹罐，在腹部以立粉技法描绘八仙过海，栩栩如生，神采奕奕。清康熙朝八仙纹仍旧盛行，并开始流行暗八仙纹。直到民国还很流行八仙纹。
八宝纹
1、传统吉祥纹饰。寓意八宝的纹样常见的有：一为和合，二为鼓板，三龙门，四玉鱼，五仙鹤，六灵芝，七罄，八松。但也有用其他物件作为纹饰者，如珠、球、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叶、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锭等，可随意选择八种，称为“八宝纹”。道教把八仙手持的八种器物，作为记教八宝的符号，参见“暗八仙”。佛教中则用“八吉祥”作为八宝的符号。
2、也称“八吉祥纹”。瓷器佛教纹样，为藏传佛教象征吉祥的八件宝物为题材的纹饰。始见于元，流行于明、清。八宝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结。八宝纹常与莲花组成图案，作折枝莲或缠绕莲托起八宝的构图，也有以八宝捧团寿的图样。元代主要见于龙泉青瓷和景德镇卵白釉瓷，以印花技法加以表现，纹样排列尚未规范化。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多以青花、斗彩、粉彩描绘八宝纹，纹样排列规范化。明代早中期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瓶（罐）、结；明代晚期至清代排列次序为：轮、螺、伞、盖、花、瓶（罐）、鱼、结。清乾隆以后又有见打乱上述次序。明宣德矾红彩八宝纹双耳炉、清乾隆粉彩八宝扁壶，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