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刻花瓷器鉴别。
大同，塞上明珠，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是古代汉民族北出大漠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交融的接合带。作为北魏帝都、辽金西京、元朝重镇，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这座文化名城及周边地区留下了丰富的人文遗产和艺术瑰宝。其中，大同地区辽、金、元时期制作的瓷器就极具艺术欣赏和美学研究价值。
冯先铭先生在1977年发表的《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首次披露发现了大同浑源窑，并确认了浑源窑的创烧年代为唐代，同时根据窑址上的标本初步认定黑釉剔花精品为雁北地区烧造。新时期，陶瓷鉴定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在其新修订的《中国陶瓷史》中，再次将大同浑源窑列为唐代名窑，又按纪年和朝代分类，科学地将大同地区的青磁窑和怀仁窑列为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瓷窑。同时，从造型、装饰和烧制工艺上对大同地区各窑进行了分类和初探，并初步提出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瓷器的艺术价值。这样，就从系统上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的瓷器进行了梳理，从而为进一步归类同类型瓷器的烧造窑口和制作年代找到了坐标系。
大同地区瓷器创烧于唐代，辽、金时期，随着大同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制瓷业逐渐进入繁荣期。辽代建国初期，由于其游牧民族习性，财物主要靠掠夺获取，《辽史·肖阿古只传》载，“天赞初年（922年），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其中磁窑镇即为今大同浑源县青磁镇。攻取青磁镇，一为掠夺财物，二为带走能工巧匠。公元927年，具有远大抱负的耶律德光继位，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开明政策。这一时期，契丹人进入大同后结束了“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游猎生活，改为定居生活，据《辽史·仪卫志》载，“辽国自太宗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而同时，由于中原战火连天，大批汉人工匠为逃避战乱进入辽国境内，因此辽代早期就应该有从大同地区进入辽境内的工匠开始尝试利用当地条件生产瓷器。938年，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大同划为辽地，契丹人从占领变为正式统治。之后，北宋建立，大同也成为战争前沿，由此导致制瓷业转入凋敝期。1004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结束了长期的战争挞伐，大同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1044年，大同升为西京，1062年又建祖庙，大同成为“非亲王不得入主”的陪都。原本契丹人就对积淀深厚的唐文化极其崇拜，唐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从衣、食、住、行以及文学艺术、手工艺品等诸多方面都渗透到契丹人的生活中，大同地区从契丹贵族的迅速汉化进入到民族相融阶段。从辽地回归到大同的工匠子孙开始重操旧业，发扬光大了被战争摧毁的制瓷业。
影响是相互的，契丹人被汉人影响的同时，汉人也被契丹人所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融合。这时期，大同窑瓷器上出现了契丹人喜欢的纹饰和题材，而同时又保留了汉人的工艺和造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同地区瓷窑进行了革命性创新，创烧了仿金银器錾刻的黑、白釉瓷器剔刻这一极具民族融合特征的伟大工艺。
瓷器剔刻工艺起源有许多种说法，而我倾向于仿金银器錾刻，而剔刻瓷器是金银器的替代品。契丹人属于马背民族，辽代早期，出于携带方便和羡慕唐代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金银器，而金银器的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均是仿唐的工艺风格和艺术特征，不排除有使用传世的唐代器物。进入辽代中期（992年－1044年），圣宗、光宗先后都下达过禁止金银器入殓随葬的政令，由于限制使用金银器，契丹人适应了汉人的生活方式，瓷器的使用和制作得以普及，仿金银器纹饰和工艺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
从辽宁法叶库茂台七号墓出土的剔刻牡丹花长颈瓶（同时也出土了一些金银器，证实为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的器物）可以看出，其应为大同地区浑源窑工匠制造的剔刻工艺器物，它与在大同浑源窑窑址上所发现瓷器标本的剔刻纹饰非常一致。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大同浑源窑及怀仁窑（窑址也有剔刻遗存物）是瓷器剔刻工艺的发源地（这一点还有大量的论据）。大同地区创烧的剔刻工艺主要有：1.白釉地剔刻装饰工艺。2.黑釉地剔刻装饰工艺。3.黑地白剔刻装饰工艺。
大同地区瓷器的剔刻工艺，深深地烙着唐文化印记，它是石雕、金银器錾刻和锤碟艺术的演进，是北魏与盛唐雕刻艺术在瓷器上的运用，是赋予了传统雕刻艺术后继生命力的新载体。
辽代的剔刻工艺古拙而流畅，粗犷而肯定，简洁的手法，显现出刻工的老到，同时又透露着初创时代的青涩，这正是艺术创新的特征。它以刀作笔，在立体的瓷面上挥运，刻刀起舞，心到意到，意到刀到，一气呵成，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韵律感；其纹饰看似草率，实则率真流畅，近看，是线条，是枝叶，远观，却是流动的草原与飞花，既写实又抽象；它的工艺不造作，不追求纹饰标准与大小一致，自然天成，不仅充盈着崇尚自然的古远哲学精神，也体现出草原民族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豪迈。
进入金、元时期，北方稳定统一，晋、冀、豫、鲁连为一体，剔刻工艺开始进入成熟期。此时，大同地区的汉族文人不愿入仕，为求生存便加入到制瓷工匠的队伍当中。这可以从当时瓷器上留下的诗文得到验证。因此，金、元的剔刻风格不仅继承了辽的自然与率性，技艺也更加精进，剔刀游刃有余，剔刻更加自然，线条更加优美，韵律感也更强，剔过的地方不留斧痕，工艺难度极大。同时，将书画技艺运用到瓷器上，加入了文人色彩：一段文字，间架结构完整、刀笔凌厉，刻过的线条犹如留下的文字，仿佛魏碑重现；一个动物，采用大写意，刀为笔，笔为刀，一笔完成，体现了工匠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和精湛的剔刻技艺手法。剔刻工艺在观赏器物上的运用，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完美结合，它将千年前的书法留在了瓷器上，给了我们无尽的艺术享受。业内有朋友就讲，这要比纸上的书法更弥足珍贵。
辽、金、元时期的大同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交融的地区，这里的文化和艺术也必然有着多民族融合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就增加了它所创造出的艺术品的历史高度，比如云冈石窟、辽代彩塑，以及瓷器剔刻工艺，特别是瓷器上的剔刻艺术，还未被世人所熟悉。
但这一具有北魏遗风、盛唐挽歌的艺术品终将会被人们认知，而且应当成为大同地区高古艺术的终结。
我们有理由赋予大同诸窑口一个正式的名称——大同窑。
大同窑的典型器物黑釉剔花，黑釉如漆、如墨玉，胎为白，黑白对比而不对立，犹如阴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托、相互转化，合而为道，过犹不及。这正是对千万年来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达，反映古人天人合一、天地轮回、周而复始的哲学精神思想。而作为收藏者，就要善待这千年遗存，继承祖先的文化并发扬光大，让这散发着人性自由的光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怀抱。
高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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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工艺：剔花
剔花--瓷器的一种装饰技法。在划出花纹的瓷坯上，将花纹以外的部分剔除，使花纹凸起，故名。始于宋代北方磁州窑系，以褐地白花最具特色。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瓷窑亦颇流行，黑釉剔花独具一格。
大同窑——北魏遗风 盛唐挽歌
大同，塞上明珠，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是古代汉民族北出大漠和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交融的结合带。作为北魏帝都、辽金西京、元朝重镇，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这座文化名城及周边地区留下了丰富的人文遗产和艺术瑰宝。其中，大同地区辽、金、元时期制作的瓷器就极具艺术欣赏和美学研究价值。
冯先铭先生在1977年发表的《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首次披露发现了大同浑源窑，并确认了浑源窑的创烧年代为唐代，同时根据窑址上的标本初步认定黑釉剔花精品为雁北地区烧造。新时期，陶瓷鉴定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在其新修订的《中国陶瓷史》中再次将大同浑源窑列为唐代名窑，又按纪年和朝代分类科学地将大同地区的青磁窑和怀仁窑列为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瓷窑；同时，从造型、装饰和烧制工艺上对大同地区各窑进行了分类和初探，并初步提出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瓷器的艺术价值，这样就从系统上将大同地区各窑所制作的瓷器进行了梳理，从而为进一步归类同类型瓷器的烧造窑口和制作年代找到了坐标系。可以说先生是学者同时又是田野实践者，先生对大同地区瓷窑的确认和整理为古陶瓷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支撑点。
大同地区瓷器创烧于唐代，辽、金时期，随着大同地区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制瓷业逐渐进入繁荣期。辽代建国初期，由于其游牧民族习性，财物主要靠掠夺获取，《辽史·肖阿古只传》载“天赞初年（922年），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其中磁窑镇即为今大同浑源县青磁镇。攻取青磁镇，一为掠夺财物，二为带走能工巧匠。
影响是相互的，契丹人被汉人影响的同时，汉人也被契丹人所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民族融合。这时期，大同窑瓷器上出现了契丹人喜欢的纹饰和题材，而同时又保留了汉人的工艺和造型。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同地区瓷窑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创烧了仿金银器錾刻的黑、白釉瓷器剔刻这一极具民族融合特征的伟大工艺。
瓷器剔刻工艺起源有许多种说法，笔者倾向于仿金银器錾刻，而剔刻瓷器是金银器的替代品。契丹人属于马背民族，辽代早期，出于携带方便和羡慕唐代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金银器，而金银器的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均是仿唐的工艺风格和艺术特征，不排除有使用传世的唐代器物。进入辽代中期（992年——1044年），辽圣宗、辽光宗先后都下达过禁止金银器入殓随葬的政令，由于限制使用金银器，而契丹人已经适应了汉人的生活方式，瓷器的使用和制作就普及起来，仿金银器纹饰和工艺也就在这段时期出现。从辽宁法叶库茂台七号墓出土的剔刻牡丹花长颈瓶（同时也出土了一些金银器，证实为10世纪末与11世纪初的器物）可以看出，其应为大同地区浑源窑工匠制造的剔刻工艺器物，它与在大同浑源窑窑址上所发现瓷器标本的剔刻纹饰非常一致。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大同浑源窑及怀仁窑（窑址也有剔刻遗存物）是瓷器剔刻工艺的发源地（这一点还有大量论据，在此文中不作表述）。
大同地区创烧的剔刻工艺主要有：1）白釉地剔刻装饰工艺；2）黑釉地剔刻装饰工艺；3）黑地白剔刻装饰工艺。大同地区瓷器的剔刻工艺深深地烙着唐文化的印记，准确地讲它是石雕、金银器錾刻和锤碟艺术的演进，也可以说是瓷雕刻艺术，它是北魏与盛唐雕刻艺术在瓷器上的运用，是赋予了传统雕刻艺术后继生命力的新载体。
辽代的剔刻工艺古拙而流畅、粗犷而肯定，简洁的手法既显现出刻工的老到又透露着初创的青涩，这正是艺术创新的特征。它以刀作笔，在立体的瓷面上运笔，刻刀起舞时，心到意到，意到刀到，一气呵成，使作品具有立体感和韵律感。其纹饰看似草率，实则率真流畅，近看，剔刻的是线条和枝叶，远观，却是流动的草原和草原上飞舞的花，既写实又抽象，跃然一幅天野茫茫、风吹草低的国画。其工艺不造作，不追求纹饰标准与大小一致，只追求自然天成，充盈着崇尚自然的哲学精神，体现着草原生命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豪迈。其工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真正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是挣脱精神枷锁放飞人性自由的翅膀，是汉人在强大盛唐文化照耀下残留的最后一抹阳光。
进入金、元时期，北方稳定统一，晋、冀、豫、鲁连为一体，剔刻工艺也开始进入了成熟期。此时，大同地区的汉族文人不愿入仕，为求生存便加入到制瓷工匠的队伍当中，这可以从当时瓷器上留下的诗文得到验证。因此，金、元的剔刻风格不仅继承了辽的自然与率性，技艺也更加精进，剔刀游刃有余，剔刻更加自然，线条更加优美，韵律感也更强，剔过的地方不留斧痕，工艺难度极大。同时，将书画技艺运用到瓷器上，加入了文人色彩：一段文字，间架结构完整、刀笔凌厉，刻过的线条犹如留下的文字，仿佛魏碑重现；一个动物，采用大写意，刀为笔、笔为刀、一气呵成、一笔完成，体现了工匠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和精湛的剔刻技艺手法。剔刻工艺在观赏器物上的运用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完美结合，它将千年前的书法留在了瓷器上，留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无尽的艺术享受，这要比纸上的书法更加珍贵。
辽、金、元时期的大同是一个多民族聚集、交融的地区，这里的文化和艺术也必然有着多民族融合的特征，而这样的特征就增加了它所创造出的艺术品的历史高度，比如云岗石窟、辽代彩塑，以及瓷器剔刻工艺，特别是瓷器上的剔刻艺术，还未被世人所熟悉。但这一具有北魏遗风、盛唐挽歌的艺术品终将会被人们认知，而且应当成为大同地区高古艺术的终结者。在这里，我们有理由赋予大同诸窑口一个正式的名称――大同窑。
大同窑的典型器物黑釉地剔花，黑釉如漆、如墨玉，胎为白，黑白对比而不对立，犹如阴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依托、相互转化，合而为道、过犹不及。这正是对千万年来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达，反映古人天人合一、天地轮回、周而复始的哲学思路。而作为收藏者，就要善待这千年遗存，继承祖先的文化并发扬光大，让这散发人性自由的光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怀抱。
宋代登封窑瓷器特征及收藏价值
提起宋代瓷器，往往第一时间映入人们脑海的，是“官汝钧哥定”这五大名窑；再多一些，或许大家也很容易想到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等大型窑口。但是如果说起登封窑，似乎不少人都表示没有太多了解。实际上，登封窑也是宋代一座比较著名的窑口，在北宋早中期还曾烧过贡瓷。那么，为什么登封窑在宋代的发展明明繁盛，却总是被后人忽略呢？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登封窑的衰落。登封窑的烧造始于隋朝，经过唐代的技法和艺术积淀，在北宋时期达到全盛。此后的金元时期即步入衰落。更加遗憾的是，明清时期虽然仿古之风盛行，但是官窑仿登封窑瓷器的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在古瓷界，登封窑自元代衰落以后， 一直处于籍籍无名的状态。
登封窑实际的瓷器烧造成就是很高的。在宋代全盛时期，登封窑是北方白瓷的烧造中心，这种中心指的是登封窑在陶瓷装饰上的集大成的造诣。毫不夸张地说，北方所有白瓷的装饰方法在登封窑都可以找到实物。虽然登封窑是民间陶瓷窑口，生产的大部分都是民间陶瓷用器，但是在北宋年间也是贡窑之一，这也证明了登封窑瓷器产品的精致与出色。
登封窑瓷器以白釉瓷为主，器型以瓶、枕较多，品种丰富，主要有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白釉刻划花、白釉剔花、白地黑花、白釉珍珠地划花等，也有部分黑釉、三彩及青釉类瓷器。其中，白釉珍珠地刻划花是登封窑最典型的瓷器代表。
所谓白釉珍珠地划花，就是在白釉基础上，模仿金银器錾胎工艺。其制作相对是最复杂的一种，要先在瓷器胎体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刻划图案纹样以后，填涂赭石彩。待图案纹样成形，再用特制的圆形工具蘸上同色赭石颜料，压印细小的圆圈纹，最后罩透明釉入窑二烧。这些细小的圆圈纹密布在图案纹样的间隙或者空白地子上，白赭相间犹如珍珠落地，故名珍珠地划花瓷器。宋代登封窑中的珍珠地划花瓷器以腰圆形枕最多。
就收藏价值来说，宋代登封窑瓷器是它全部烧造历史中、总体价值最出众的。毕竟北宋时期是登封窑瓷器的全盛阶段，它也烧了很大一批宫廷贡瓷，其材质、工艺及装饰水平肯定都是一流的。2015年12月，一件宋代登封窑的珍珠地划花牡丹纹枕被拍出，最终以269.5万的价格成交，成为登封窑瓷器拍卖的价格之最。
虽然相比于明清御窑瓷器，宋代登封窑瓷器的市场价格并不足以形成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宋代登封窑瓷器距今历史更加久远，存世量也不如明清瓷器多；同时它作为白瓷装饰技法的集大成者和曾经的贡瓷窑之一，未来它的升值空间一定是比较大的。
洛阳唐三彩的工艺价值鉴赏及鉴定
一、洛阳唐三彩的制作工艺
洛阳唐三彩的制作过程，首先是对胎料进行选择和加工。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大多采用比较纯净的高岭土加工而成，这种矿藏洛阳周围便有出产。这种土质较为细腻，可塑性强，成型后不易开裂、变形，是制作各种陶器上等的材料。选用的矿土需要经过挑选、舂捣、研磨、淘洗、沉淀、揉搓、捏练、陈腐等系列工序加工成备用的陶泥，然后才能使用。从出土的器物胎体来看，唐代的工匠们对胎料的选择不是很精，胎质中含有石英颗粒等矿物杂质。
唐三彩常见的成型方法有三种，即雕塑、模制和轮制。制作一件器物往往使用两种以上方法。工匠们首先要进行细致的构思设计，再用专门雕塑工具用陶泥进行雕塑创作，经反复修改后，最后成型。制模，是将雕塑成型的作品进行分割、翻模。简单的造型分割较少，甚至少到只需一、两件模具。复杂的造型如天王俑、镇墓兽、形态各异的马、建筑模型等往往需要翻制的模具较多。对于不规则部位还需要有套模，因此这类造型模具往往多达十几件。模具分单模、合模两种。单模适用于器物上装饰用的贴花、堆塑等小附件。合模是用两个半模压制后对接粘合而成，适用于各种人物、动物和一些生活器皿。工匠们首先将经过揉搓和陈腐过的软硬适中的陶泥放入模子用手按压，其厚度根据制作物体的大小灵活掌握，然后用泥浆粘接合模，等到模具里的陶泥本身有一定的强度时，取出粘接组装成型，并用专用刀具将粘合部位修平，用手指抿抹，用毛笔或毛刷蘸水修饰。技术好的工匠能够使胎体均匀，薄厚适中，黏合过的部位天衣无缝，宛若一体。轮制，适宜于制作器体呈圆形的器皿，如日用器皿中的杯、盘、碗、碟、豆、瓶、炉、壶、罐等，但也有一些扁圆体、椭圆体、不规则体等器物采用合模制法。
一件成型的器物需要彻底阴干才能进行素烧，这样可以避免高温烧制过程中胎体变形和开裂。唐三彩一般需要两次焙烧，第一次经过1000℃~1100℃左右的温度将胎体烧坚，取出后施釉，再入窑经过800℃~900℃温度釉烧，胎体上的釉料开始融化，釉汁熔融流动相互浸润，形成斑斓的色彩。
唐三彩的施釉方法常用的有两种，即分区施釉法和点彩施釉法。分区施釉法是在不同部位涂上不同的釉色，几种釉色同施在一件器物上，釉色之间的组合和交融会产生一种全新的效果。点彩施釉法，是用毛笔在器物的一些部位点上大小一致或不一致、或点状、或块状的点，或带状线条。有的排列整齐，有的自然随意，经过高温熔融，釉彩的流串和交融，形成奇幻的画面，虚虚实实，斑斑驳驳，如晚霞，如梦境，形成一种自然天成的美术风格。
唐三彩最成功的地方是它多变的釉彩和精美的造型。经过对出土三彩的釉的成分进行检测，发现三彩釉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铅和金属呈色剂。唐代工匠们经过百千次的试验，成功地掌握了不同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并配制出了不同色泽的釉料。在釉料中加入石英和铅粉，以氧化铅为助溶剂，适量加入铜、铁、钴、锰、锑、铬等成分，经过800℃~900℃的温度，便还原成了各种色彩。例如铜的氧化物呈现绿色，铁的氧化物呈现黄或黄褐色，钴的氧化物呈现蓝色，锰的氧化物呈现紫色或黑色。工匠们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以及产生特殊的色彩，经过对各种金属矿料比例的调配，在这些釉色的基础上又成功地烧制出了褐红、橙黄、淡青、翠绿、深绿、天蓝、赫色、茄紫等色彩。釉彩之间相互流淌交融，创造了唐三彩艺术辉煌华丽的时代风格。
二、洛阳唐三彩的鉴定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不断升温，唐三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由于唐三彩来源的逐渐枯竭和市场价值的攀升，于是出现了许多赝品。至于唐三彩赝品何时开始出现，一般认为是民国时期。笔者所在单位洛阳市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是洛阳博物馆文物复制工厂，因此有机会对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以及唐三彩的鉴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洛阳市文物交流中心曾经征集到一些民国仿制的唐三彩，除了胎体与唐代三彩略有区别外，从造型到釉色很难与唐代三彩区分开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洛阳唐三彩仿制品的制作主要集中在市区北面邙山上的孟津县朝阳到南石山村一带，这里生产的三彩以工艺品为主，还制作一些仿制品，但做过旧后真正达到以假乱真程度的并不多。之所以造成鉴定困难，主要原因是人们接触唐三彩真品的机会太少。德化陶瓷总站专家通过长期实践，认为唐三彩的鉴定主要从造型、釉色、胎体、工艺这四个方面入手。
（一）造型唐三彩是唐代工匠在特定历史时期创作的，与当时社会风俗、生活环境、审美意识、制作材料、工艺水平分不开，因此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均能表现出生动逼真的神态，生活气息浓郁。从出土的唐三彩来看，唐代工匠雕塑水平非常高而且技艺娴熟，人物、动物比例协调，形象生动。人物的面部、五官、表情、身姿、手势变化有致，各种动物或静、或动，神完气足，形态自然传神。仿制品的制作，一是按原物，二是按图片，三是在原型上创新，四是臆造。制作者虽然在造型上下了一番工夫，有的与原物相似，但由于雕塑者功底欠缺，再加上制作者与唐代工匠生活的环境不同，所以制作出来的只能形似而达不到神似，往往造型生硬，缺少变化。如制作的俑类往往比例上不协调，面部呆滞，线条生硬，有的线条过于规整。唐代三彩圆形器物的底足一般呈“飞棱”状，并在棱尖外修一刀，这在碗、盘、瓶、执壶、钵等器物上最常见，而仿制品往往缺少这道工序。
（二）釉色唐三彩埋入地下，历经千余年，受土壤环境和土壤中化学物质如酸、碱等的侵蚀，光亮夺目的光泽已变得柔和莹润，釉面的开片均匀细小，有规律，开片四边微微上翘，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片与片之间的间隙有锈蚀的银沁，类似于汉代绿釉陶壶的泛铅现象。用肉眼直接观察，从侧面看釉面的表层，生成一种像蝇翅一样薄薄的一层，开片之间像是鼓起的线条，这即是唐三彩的“包浆”。仿制品为了去除釉面耀眼刺目的光泽，往往采用氢氟酸去光，再用碱中和，因此看上去很生涩。近年来，制作者也研究烧制出了釉面开小片的方法，但开片坚硬，有的过于细碎，有的纹路杂乱无章，开片往往产生个别纹线过长的现象，釉面无蝇翅“包浆”。有的虽然也制作上了一层银片或出现五色虹光，但像是浮在釉面上的一层薄雾，很浅薄，而且不牢固。
（三）胎体洛阳出土的唐三彩，胎料中含有微量的铁质。因烧成温度和炉内气氛的差异，烧成后的胎体颜色有白色、淡粉色或淡黄色等多种，胎质不是很精，胎质中含有像是石英的微小颗粒，并有其他矿物杂质。从胎体坚实度来看，有的因烧成温度高，胎体比较坚硬；有的因烧成温度低，胎体硬度小一些，胎体较疏松，釉层容易剥落。仿制品的制作，一种是采用加工现代三彩工艺品的胎体材料，即纯净的高岭土，没有经过特殊配料加工，烧成后胎体洁白细腻，比较坚硬，杂质少，叩之声音响亮，手感较重，与唐代三彩区别较大。另一种选用的材料也是高岭土，采用与古代相近的工艺对胎料进行加工，制作者挖空心思，在胎料中加入少量石英粉和其他物质，经过精心配制，烧成后无论从硬度、胎色还是疏密度都与唐代三彩接近，区别开来有一定难度。
（四）工艺唐三彩的制作一般采用先雕塑，后翻模，再按坯，最后粘接组装。同时采用轮制和捏制的方法，无论是在俑类和器物类都留下了这些工艺痕迹。人物、动物多为分段制模，用手按坯，用陶泥粘接。从出土实物来看，这些痕迹非常明显，仔细观察这些三彩身体内部的胎面上，许多都留有唐代工匠的指印。扁圆体三彩器物如扁壶等，侧面基本都有对接及刀削痕。再如钵、罐、瓶、水注、盘、碗等采用轮制法，制作过程中留下的细小弦纹清晰可见。仿制品有的采用注浆工艺，器物胎体上看不到捏塑和轮制以及合模泥粘工艺，其制作方法与真品迥然不同，成品手感较轻。圆型器物有的是在注浆或模制成型后放在转盘上，利用转盘的旋转用工具划出一道道轮制的痕迹，但弦纹看上去线条不自然。有的采用与唐代相类似的模制按坯工艺制作，但组合后无论是人物、动物还是器皿都显得笨拙，比例不协调，线条生硬。还有的过于精雕细做，画蛇添足，让人感觉不到唐代三彩的神韵。通常情况下唐三彩人物俑凡是没有衣物遮住的皮肤均不施釉，如人物的脸部、颈部、手部，一般采用彩绘。头发、眉毛、眼睛、胡须、巾帽等用黑色，口唇和面颊用朱红。人物的五官、须眉描绘的细致入微。这些彩绘历经千年颜色已经变淡变薄，且渗入胎体。仿制品的彩绘颜色鲜艳清晰，看上去比较浮，勾画的线条不干净利落，人物表情显得呆滞，所用笔法描绘的往往不到位，与真品有一定的差别。
宋瓷的美学价值与收藏机会
南宋建窑茶盏
永和窑彩瓷伏听俑
磁州窑白地黑花卷草纹盖罐
湖田窑堆塑龙首龙把壶
回望两宋，我们忍不住会发出“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的感喟。宋代离我们很远，却又近在咫尺。倘若悉心观照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回闪着宋代的身影，有时像马远笔下的一丛修竹，摇曳生姿，有时像苏东坡吟诵的赤壁大战，惊涛拍岸。更直接的证据是，我们许多触手可摸的器物，到那个朝代就发展得非常精致了，比如家具、园林、赏石、首饰、服装、文房用品等，闻香、品茶、抚琴等雅致的休闲方式也整理出一整套高度仪式化的程式。
今天，在讨论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我们从宋代汲取的话题最有趣味。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内涵，它紧跟着绚烂辉煌的唐代之后粉墨登场，打造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类型，那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省、色调淡雅但又不乏炫目亮点的文化类型。中国瓷器披一肩岁月风尘走来，略经整饬与梳理后，就很自觉地与宋代成熟的哲学思想与飘逸的道教文化以及市民社会高度认可的趣味相适应，并达到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高峰。
宋瓷之美，何止五大名窑
说起宋瓷，不少人一定会轻轻念出：汝、哥、定、均、官……其实，宋瓷何止五大名窑！
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宋瓷以一个规整的方阵向我们走来，在北方窑口中，除了汝窑、定窑、均窑之外，还有庞大的磁州窑系、同样窑场很大而影响至远的耀州窑系，还有登封窑、介休窑、扒村窑、浑源窑、大同窑、长治窑、鹤壁窑、淄博窑、霍县窑等，北宋的官窑应该特指汴京的官窑，“雨过天青”的汝窑因为特别珍稀而受到最高礼遇。而在南方呢，则有景德镇窑、龙泉窑、吉州窑、越窑、建窑、繁昌窑、同安窑、泉窑、西村窑、潮州窑、永福窑、衡山窑等，南宋哥窑的窑址迄今也未发现，成了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南宋官窑是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是汴京官窑的延续，因称南宋官窑，今有郊下坛和修内司两处遗址供我们怀想。
两宋时期，中国陶瓷的覆盖面积不仅广大，而且在工艺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铜红釉发现并应用，釉上红绿彩也出现了，覆烧工艺得到推广，刻花与印花以及白地黑花等富有民间美术趣味的装饰技术被大面积采用。尤其到了南宋，高岭土的使用使青瓷的烧造成为美丽的现实，从此中国瓷器有了可与宝石比美的细腻质地与华美光泽。另外，从文化意义上说，民间趣味与文人审美在陶瓷上的体现，两宋作出了极大贡献与高品位的示范。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上的高峰，必定有着坚实而广泛的民众基础，宋瓷的繁荣及深远影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活在民间的宋瓷，其实并不贵
既然宋瓷优雅，为何在今天的拍卖会上，频频刷新纪录的偏偏是那路花里胡哨的粉彩或珐琅彩？首先，这是时代风气的折射，或者说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出了问题。不少人受到清宫剧或电视里鉴宝类节目的误导，以为唯有清代官窑才代表了中国烧瓷业的最高水平。其实在旧时，收藏家们高度一致地认为，玩宋瓷才是最高境界，一件宋汝窑或哥窑的东西直抵十件清代官窑。清代的那种艳俗的瓶子罐子，只能在暴发户家里显摆显摆。
其次，稀有性也是决定文物价值的一个因素。现在拍卖会上元青花拍得很高，那是因为存世量极少，只有一百多件，而且多半在国外。而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的青花瓷成交价格高，除了存世量较少之外，还因为当时用波斯、印尼等地进口的苏麻里青为呈色剂，后来这种原料没有了，改为国产的珠明料和浙料，永宣两朝青花那种恰如水墨画的晕散效果就差多了。物以稀为贵，永宣青花卖得贵是有道理的。
二十多年前，当民间收藏热刚刚升温时，在古玩市场甚至地摊上经常看到宋瓷一闪而过的身影，价格也不贵。一件景德镇窑的影青斗笠碗（俗称娃娃碗），品相完整的，也不过3000元至6000元。建窑茶盏更便宜，1000元以内完全可以拿到手。上品一点的，比如磁州窑白底划花梅瓶或耀州窑刻划斗笠碗，三五万元也可以买下来。但当时人们并不当它一回事，现在它越来越少了，价格也一路攀升。
灰色地带的现实催生新的法规
按照现行的文物法规，凡出土文物是不能交易的。事实上，在市场上现身的宋瓷以及更早的汉唐时期的陶瓷，都以出土为主，代有传承的极少。但为何还是堂而皇之地在流通呢？这就说明现行法规在现实面前的软弱及严重滞后。
前些年，市场管理方面要活跃市场，默许古陶瓷交易，而文物部门要监管市场，经常冲击、追查古陶瓷交易，两家互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后经过多方博弈，达成了默契。由是，市场上就出现了灰色地带。同样，由于古陶瓷造假的成本比较低，市场上出现的假货也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应该有所警惕。
前些年，由于同样的原因，宋代瓷器是不能上拍卖会的，除非卖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藏品是祖传的。但近年来，市场管理开始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比如铜镜是近年来颇为热门的拍卖品种，而铜镜多半也是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年代远的可追溯到春秋战国，但照样上拍，并屡创佳绩。在铜镜的示范效应下，汉晋唐宋时期的古陶瓷也开始现身拍卖会，比如唐长沙窑点彩水盂、宋吉州窑彩绘奔鹿三足炉、三国越窑青釉杂耍乐俑、唐越窑粉盒、南宋仿官釉小洗、唐越窑青釉粉盒、唐越窑青釉直柄壶等精彩的高古陶瓷都显身国内几大拍卖行近年的大拍，并得到藏家的追捧，价格一路看涨。
而作为中国瓷器的天然代表，宋瓷的行情也在国内古玩市场再次启动，并预示着新一轮的升势。如此奇妙的感觉，收藏家们都如春江戏水的鸭子那样感同身受。他们认为：随着国内大规模基建告一段落，这也许是宋瓷最后的收藏机会了。
实事求是地说，宋瓷一类的古陶瓷，被民间小心收藏，总比流向海外要好，更比砸碎了要好。当然，收藏这档事，关键在于鉴宝的眼光与把握机会的决断力，机会永远是存在的。今天在古玩市场里肯定能看到宋瓷的美丽身影，如果你有心去与它结缘的话，千万不要与它擦肩而过了。
行情参考
古玩市场宋瓷的品种与价格
●景德镇窑影青瓷斗笠大碗 1万元至3万元
●景德镇窑影青瓷执壶 2000元至5000元
●湖田窑刻划镗锣洗 2000元至5000元
●吉州窑茶盏 1000元至4000元
●建窑茶盏 2000元至5000元
●龙泉窑三足弦纹香炉 8000元至1万元
●龙泉窑鬲式炉 2万元12万元
●磁州窑绘图枕头 1万元至6万元
●磁州窑绘图大罐 2万元至14万元
●耀州窑刻划茶盏 2万元至6万元
西夏灵武窑剔刻花瓷浅谈
西夏王国的主体民族党项很早就生活在祖国的西北大地。唐朝末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九传至李继迁时，势力大增，四处侵掠宋朝边境，地盘不断扩大。后经其子李德明30年休养生息，为西夏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德明之子李元吴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开国雄主。他于1038年建国称帝，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号大夏，宋人称其为西夏，此一称谓沿袭至今。西夏王国的领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青海部分地区。西夏王国前期与北宋和辽，后期与南宋和金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1227年为成吉思汗所灭，立国长达190年。
西夏王国的制瓷手工业，以灵武窑生产规模最大，产品有粗细之别。有些精品如高质量的白瓷、剔刻花瓷等显然是为官府生产，但大量较粗的瓷器是为民用。到元代及以后，则主要生产民用瓷。灵武窑地处西北的沙漠地区，烧瓷年代可能始于西夏中期。它的瓷器工艺及大量的产品，证实了西夏王国有着高度发达的制瓷手工业。它在中国瓷器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灵武窑瓷的装饰技法主要是采用剔刻花工艺，一般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刻花，刻花不是在乎面上绘画，而是直接在上好釉的器体上，用刻刀刻绘花纹和图案的轮廓。刻花技术的高低直接影响器体纹饰的效果，所以要求工匠不但要有熟练的技术，而且还要有高超的绘画水平。第二道工序是第一道工序的延续，即剔釉，是将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周围多余的釉剔掉或刮掉，露出胎体。这道工序的技术性很强，不但要熟悉所要表现的花纹图案和结构，而且剔釉不能剔得过深，过深会损坏器体。剔刻花又分为刻釉、剔刻釉、刻化妆土和剔刻化妆土四种。刻釉、剔刻釉都是先在器物胎体上施釉，二者的不同在于当胎体稍干后，前者是在釉上刻划纹饰，后者是剔刻掉部分釉层而形成纹饰。但无论是刻釉或是剔刻釉，刻掉的部分均露出胎体。剔刻釉的技法多用于施墨釉、褐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等器物，从而形成了釉色与胎色的鲜明对比，装饰性很强。剔刻花又有留花剔底和留底剔花两种，前者是在坯体上刻划出纹饰，再剔去花纹外的空间，使花纹凸起，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后者则是在施釉的坯体上直接剔出露胎的纹饰。
刻化妆土和剔刻化妆土均先在胎体上施化妆浆料(一种稀释胎土，烧后呈白色)，待其稍干后再刻掉部分化妆土而形成纹饰，然后罩以透明釉。器物烧成后，剔刻掉化妆土的部分便成胎色。无论是白地上显出胎色花纹还是在胎色的地上衬出白色的纹饰，都具有对比强烈的装饰效果。
剔刻釉(化妆土)的技法是游牧民族在黄河岸边淤泥地上随意刻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其风格粗深挺健，从而使瓷器显得质朴、粗犷，具有极强的立体感，是西夏古瓷的主要装饰技法之一。西夏瓷器上的剔刻构图常以花草为主，并饰以圆形、长方形、菱形、扇面形的边缘。在出土的西夏剔刻花中，以菱形开光的构图较多，尤以一花两叶的构图简洁美观。
宋代瓷器的美学价值与收藏机会
宋瓷的美学价值与收藏
回望两宋，我们忍不住会发出“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的感喟。宋代离我们很远，却又近在咫尺。倘若悉心观照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回闪着宋代的身影，有时像马远笔下的一丛修竹，摇曳生姿，有时像苏东坡吟诵的赤壁大战，惊涛拍岸。更直接的证据是，我们许多触手可摸的器物，到那个朝代就发展得非常精致了，比如家具、园林、赏石、首饰、服装、文房用品等，闻香、品茶、抚琴等雅致的休闲方式也整理出一整套高度仪式化的程式。
今天，在讨论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我们从宋代汲取的话题最有趣味。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内涵，它紧跟着绚烂辉煌的唐代之后粉墨登场，打造了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类型，那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省、色调淡雅但又不乏炫目亮点的文化类型。中国瓷器披一肩岁月风尘走来，略经整饬与梳理后，就很自觉地与宋代成熟的哲学思想与飘逸的道教文化以及市民社会高度认可的趣味相适应，并达到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高峰。
宋瓷之美，何止五大名窑
说起宋瓷，不少人一定会轻轻念出：汝、哥、定、均、官……其实，宋瓷何止五大名窑！
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宋瓷以一个规整的方阵向我们走来，在北方窑口中，除了汝窑、定窑、均窑之外，还有庞大的磁州窑系、同样窑场很大而影响至远的耀州窑系，还有登封窑、介休窑、扒村窑、浑源窑、大同窑、长治窑、鹤壁窑、淄博窑、霍县窑等，北宋的官窑应该特指汴京的官窑，“雨过天青”的汝窑因为特别珍稀而受到最高礼遇。而在南方呢，则有景德镇窑、龙泉窑、吉州窑、越窑、建窑、繁昌窑、同安窑、泉窑、西村窑、潮州窑、永福窑、衡山窑等，南宋哥窑的窑址迄今也未发现，成了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南宋官窑是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是汴京官窑的延续，因称南宋官窑，今有郊下坛和修内司两处遗址供我们怀想。
两宋时期，中国陶瓷的覆盖面积不仅广大，而且在工艺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铜红釉发现并应用，釉上红绿彩也出现了，覆烧工艺得到推广，刻花与印花以及白地黑花等富有民间美术趣味的装饰技术被大面积采用。尤其到了南宋，高岭土的使用使青瓷的烧造成为美丽的现实，从此中国瓷器有了可与宝石比美的细腻质地与华美光泽。另外，从文化意义上说，民间趣味与文人审美在陶瓷上的体现，两宋作出了极大贡献与高品位的示范。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上的高峰，必定有着坚实而广泛的民众基础，宋瓷的繁荣及深远影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活在民间的宋瓷，其实并不贵
既然宋瓷优雅，为何在今天的拍卖会上，频频刷新纪录的偏偏是那路花里胡哨的粉彩或珐琅彩？首先，这是时代风气的折射，或者说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出了问题。不少人受到清宫剧或电视里鉴宝类节目的误导，以为唯有清代官窑才代表了中国烧瓷业的最高水平。其实在旧时，收藏家们高度一致地认为，玩宋瓷才是最高境界，一件宋汝窑或哥窑的东西直抵十件清代官窑。清代的那种艳俗的瓶子罐子，只能在暴发户家里显摆显摆。
其次，稀有性也是决定文物价值的一个因素。现在拍卖会上元青花拍得很高，那是因为存世量极少，只有一百多件，而且多半在国外。而明代永乐、宣德两朝的青花瓷成交价格高，除了存世量较少之外，还因为当时用波斯、印尼等地进口的苏麻里青为呈色剂，后来这种原料没有了，改为国产的珠明料和浙料，永宣两朝青花那种恰如水墨画的晕散效果就差多了。物以稀为贵，永宣青花卖得贵是有道理的。
二十多年前，当民间收藏热刚刚升温时，在古玩市场甚至地摊上经常看到宋瓷一闪而过的身影，价格也不贵。一件景德镇窑的影青斗笠碗(俗称娃娃碗)，品相完整的，也不过3000元至6000元。建窑茶盏更便宜，1000元以内完全可以拿到手。上品一点的，比如磁州窑白底划花梅瓶或耀州窑刻划斗笠碗，三五万元也可以买下来。但当时人们并不当它一回事，现在它越来越少了，价格也一路攀升。
灰色地带的现实催生新的法规
按照现行的文物法规，凡出土文物是不能交易的。事实上，在市场上现身的宋瓷以及更早的汉唐时期的陶瓷，都以出土为主，代有传承的极少。但为何还是堂而皇之地在流通呢？这就说明现行法规在现实面前的软弱及严重滞后。
前些年，市场管理方面要活跃市场，默许古陶瓷交易，而文物部门要监管市场，经常冲击、追查古陶瓷交易，两家互掐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后经过多方博弈，达成了默契。由是，市场上就出现了灰色地带。同样，由于古陶瓷造假的成本比较低，市场上出现的假货也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应该有所警惕。
前些年，由于同样的原因，宋代瓷器是不能上拍卖会的，除非卖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藏品是祖传的。但近年来，市场管理开始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比如铜镜是近年来颇为热门的拍卖品种，而铜镜多半也是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年代远的可追溯到春秋战国，但照样上拍，并屡创佳绩。在铜镜的示范效应下，汉晋唐宋时期的古陶瓷也开始现身拍卖会，比如唐长沙窑点彩水盂、宋吉州窑彩绘奔鹿三足炉、三国越窑青釉杂耍乐俑、唐越窑粉盒、南宋仿官釉小洗、唐越窑青釉粉盒、唐越窑青釉直柄壶等精彩的高古陶瓷都显身国内几大拍卖行近年的大拍，并得到藏家的追捧，价格一路看涨。
而作为中国瓷器的天然代表，宋瓷的行情也在国内古玩市场再次启动，并预示着新一轮的升势。如此奇妙的感觉，收藏家们都如春江戏水的鸭子那样感同身受。他们认为：随着国内大规模基建告一段落，这也许是宋瓷最后的收藏机会了。
实事求是地说，宋瓷一类的古陶瓷，被民间小心收藏，总比流向海外要好，更比砸碎了要好。当然，收藏这档事，关键在于鉴宝的眼光与把握机会的决断力，机会永远是存在的。今天在古玩市场里肯定能看到宋瓷的美丽身影，如果你有心去与它结缘的话，千万不要与它擦肩而过了。
而作为中国瓷器的天然代表，宋瓷的行情也在国内古玩市场再次启动，并预示着新一轮的升势。如此奇妙的感觉，收藏家们都如春江戏水的鸭子那样感同身受。他们认为：随着国内大规模基建告一段落，这也许是宋瓷最后的收藏机会了
实事求是地说，宋瓷一类的古陶瓷，被民间小心收藏，总比流向海外要好，更比砸碎了要好。当然，收藏这档事，关键在于鉴宝的眼光与把握机会的决断力，机会永远是存在的。今天在古玩市场里肯定能看到宋瓷的美丽身影，如果你有心去与它结缘的话，千万不要与它擦肩而过了。
耀州窑和龙泉窑如何区分及价值走向
耀州窑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唐宋时属耀州治，故名耀州窑。该窑唐代开始烧陶瓷，经五代、宋、金、元几朝。早期唐时主要烧制黑釉、白釉、青釉、茶叶末釉和白釉绿彩、褐彩、黑彩以及三彩陶器等。中期（宋、金）以烧青瓷为主。北宋是耀州的鼎盛时期，据记载且为朝廷烧造“贡瓷”。后期（金、元）开始衰落，而终于元初。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的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的储备及练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烧成等七个方面。一件制品完成要经过采料、精选、风化、配比、粑泥、陈腐、熟泥、揉泥、手拉坯、修坯、釉料精选、配制、施釉、手工装饰(雕、刻、贴、印)、窑具制作、装窑、烧窑等17道工序。各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掌握相关技艺的人被称为"匠人"。
耀州窑瓷器1998年一位香港资深藏家在伦敦做过一次高古瓷器的专场拍卖，其中一件宋代青白釉刻花梅瓶成交价约合38万港币。我们再看看这次宋瓷专场“漱玉供菊”之中成交的宋青白釉刻花梅瓶，估价是200至300万港元，成交价格则达到了904万。如果我们要介入艺术品投资这个圈子，这样的功课是必须要做的，而且要好好地做才能有很好的回报。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宋代六大窑系，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创造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器底特点
（1）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足端无釉.碗、盘底较厚，与此装烧方法有关；
（2）北宋早期用托珠垫烧,器底留有托珠痕；
（3）元代中期以后采用盂形垫具，器物外底中间一圈刮釉，中心有釉，似涩圈；
（4）南宋晚期至元中期采用垫饼托住整个器足垫烧，足端无釉， 普遍为朱砂底；
（5）明代又恢复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外底无釉。
2005年香港苏富比春拍，高40厘米的清乾隆外粉青釉浮雕芭蕉叶镂空缠枝花卉纹内青花六方套瓶，拍到了4492万港币。同场中，高31.5厘米的清乾隆粉青釉浮雕夔龙纹双耳瓶拍到1132万港币。2006年11月份苏富比秋拍，高23.4厘米的南宋龙泉窑青釉纸槌瓶拍至118.4万英镑，此瓶曾为日本近代著名茶道大师益田孝(1848-1938年)收藏。两年后，2008年3月纽约佳士得再以228.1万美元拍出一件高28.8厘米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双耳瓶，同样源自日本藏家——茶道大师松平不昧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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