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壶。
《阳羡砂壶图考》辑录汇集了近30则曼生壶铭，本文辑录了一部分加以鉴赏。
一、石铫式“挑之制，抟之工；自我作，非周种。”
二、汲直式“苦而旨，直其体；公孙丞相甘如醴。”
三、却月式“月满则亏，置之座右，以为我规。”
四、横云式“此云之腴，餐之不 瞿，列仙之儒。”
五、百衲式“勿轻短褐，其中有物，倾之活活。”
六、合欢式“蠲忿去渴，眉寿无割。”
七、春胜式“宜春日，强饮吉。”
八、古春式“春何供，供茶事；谁云者，两丫髻 。”
九、饮虹式“光熊熊，气若虹；朝阊阖，乘清风。”
十、瓜形式“饮之吉，瓠瓜无匹。”
十一、葫芦式“作葫芦画，悦亲戚之情话。”
十二、天鸡式“天鸡鸣，宝露盈。”
十三、合斗式“北斗高，南斗下；银河泻，阑干挂。”
十四、圆珠式“如瓜镇心，以涤烦襟。”
十五、乳鼎式“乳泉霏雪，沁我吟颊。”
十六、镜瓦式“鉴取水，瓦承泽；泉源源，润无极。”
十七、棋奁式“帘深月回，敲棋斗茗，器无差等。”
十八、方壶式“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臧。”
十九、井栏式“栏井养不穷，是以知汲古之功。”
二十、钿盒式“钿合丁宁，改注茶经。”
二十一、覆斗式“一勺水，八斗才，引活活，词源来。”
这些由曼生及其幕僚精心构撰的壶铭，可谓字字玑珠，句句华美。曼生的题铭，影响了一代文人，其后如瞿子冶、邓奎、梅调鼎的壶铭中都可看到曼生壶铭的影子。我们敢说自曼生到目前为止，在壶铭方面，可能有一、二则题得精辟深刻，但在整体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没有人可以与曼生壶铭相比，达到或超越其高度的。
曼生壶是文人参与紫砂艺术、文人与艺人珠联壁合成功创作的一代典范。曼生壶的简洁明快的造型，深刻隽永的题铭乃至书法篆刻、在壶体上的布局章法都值得后人细细品位。使紫砂壶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令后人叹为观止。
编辑推荐
瓷器的铭文
瓷器上的文字称铭文。明、清以来的瓷器上的帝王年号又称款识。
铭文可以直接刻划在胎上，也可以用釉彩书写，这样就形成了胎体铭文和釉彩铭文两大类。
胎体铭文是在瓷器的胎体上用刻划、模印、堆帖、雕塑的方法题写的铭文，其中主要用刻划和模印两种方法，胎体铭文通常用于单色釉瓷品上。刻划方法既在生胚上用刀刻和用锥划的方法。刻划而就的铭文有阴文、阳文两种。从传世瓷品来看，以阴文居多。从明宣德开始，有阳文楷书的年号款出现。模印是胎体铭文的另一种基本形式。这种铭文是用事先刻就的字模在胎体未干时压印上去，分阴文、阳文两种。
釉彩铭文是用毛笔或其它工具以釉彩在瓷器上题写的铭文。釉彩铭文按铭文釉彩和瓷器底面釉彩的上下位置不同，可分为釉下彩铭文和釉上彩铭文。元、明、清三代以青花瓷为瓷业生产主流，这一时期，瓷器的绝大部分为釉下青花铭文。另有一种釉里红釉下彩铭文，但相当稀少。釉上彩铭文是在烧成的瓷器的底釉上用另一种釉彩题写铭文后再次入窑烧就，釉上彩铭文按其釉色有红彩、墨彩、金彩、珐琅彩等。明代自宣德起铭文用釉上红彩题写。清乾隆以后，大量使用釉上红彩铭文，且多篆书。有些红彩铭文的文字排列如印章，俗称“图书款”。清康熙至嘉庆所制珐琅彩瓷上，用珐琅彩题铭，因釉厚而高出底面，又称“堆料款”，有蓝、红等色。
砚台收藏铭文很重要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家嗜砚、藏砚、编砚谱、著砚文者，代不乏人，特别著名者如唐代柳公权，宋代米芾、欧阳修、苏东坡、陆游，清代高凤翰、朱彝尊、纪昀等，他们的《论砚》、《砚史》、《砚谱》、《研评》、《说砚》、《砚录》、《阅微草堂砚谱》等影响深远。读书人离不开砚，书法家（画家）就更离不开砚，砚一经诞生，便与文化人相依相伴。
砚既是实用器，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把砚作为一种收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非淹通者不能为之。眼力来自实践，学养决定砚识。愚以为，砚者研也，抛开文字学上的“砚”、“研”相通，砚亦可称为砚学，涉及材质、美术、雕刻、文学、文化、书法、民俗、历史等诸方面，实难兼通。
明代红丝砚
以铭文论，藏砚界素以“有铭为贵”，不但可以从铭文、印章中鉴古知人，欣赏篆刻，更可从中窥探其文化底蕴。一般说来，砚铭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赞砚，二是记事，三是抒怀。如唐代褚遂良款砚铭：“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又如明代隆池（彭年）款砚铭：“我砚有百，唯此最坚，方寸墨池，磨如涌泉。”再如清代王文治款砚铭：“读书世受和平福，学佛人多欢喜缘。”
以形制论，则有足支形、几何形（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六棱形、八棱形等）、仿生形、随意形等。宋代的《端溪砚谱》记载，砚之形制有数十种典型样式，它们分别是平底风字、有脚风字、瓜样、卵样、人面、合欢四直、斧样、荷叶、仙桃、琴样、双鱼样、团样、蟾样、龟样、钟样、圭样、笏样、砚板、琵琶样、月样等。每种形制的砚台又有不同的雕刻方式，而且越到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形制更多，雕刻更精，并出现从实用性向赏玩性转变的倾向。
以材质论，有石砚、陶砚、澄泥砚、紫砂砚、瓷砚、瓦砚、砖砚、玉砚、水晶砚、木砚、金属砚等。一种材质又有若干区分，如宋人唐积的《歙州砚谱》在“品目第四”中描述歙石时称：“眉子石，其纹七种：金星地眉子、对眉子、短眉子、长眉子、簇眉子、阔眉子、金眉子。”
以名砚论，有“四大名砚”之说，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是也。不同时期又有不同名品，如唐宋之红丝石砚，清之松花石砚，都被列为首品。宋代李之彦的《砚谱》就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谱中载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砚为第一，斧柯山端石为第二，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乾隆的《钦定西清砚谱》则把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亦认为，松花石砚“品当列洮河、龙尾、红丝之上”。
以砚史论，更是洋洋大观。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二十五·谱录类》所录，有《歙州砚谱》、《砚笺》、《歙砚说》、《辨歙石说》、《文房四谱》、《砚史》、《端溪砚谱》、《砚谱》、《钦定西清砚谱》等。其《砚史》称：“《砚史》，一卷。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是书。首冠以用品一条，论石当以发墨为上，后附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详。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芾本工书法，凡石之良楛，皆出亲试，故所论具得砚理，视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论历代制作之变，考据尤极精，确有足为文房鉴古之助者焉。”
以文学论，唐代刘禹锡有两首咏端砚诗，一首是《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中有“端州石砚人间重”之句。另一首是《谢遗端溪砚诗》，诗曰：“娲天补剩石，昆剑切来泥。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李贺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二句更为人所熟知。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砚山行》，赞誉歙砚为“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清查慎行的《赴召集》则记载了御赐松花砚一事，其内容曰，“绿云新斲松花砚，特撤文房赐老臣”。
瓷器铭文的文字排列
明代以前，瓷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文字排列方式也各有千秋。明、清两代，帝王年号成为铭文中的主要内容，由于其字数统一（为六字或四字），因而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明、清的帝王年号款有横行、直行两种，横行的少见。直行排列的有楷书和篆书两种。
直行楷书年号款在宋代就有，自明宣德起盛行。明代楷书年号款有六字（“大明□□年制”或“大明□□年造”）及四字（“□□年制”或“□□年造”）两种。六字的年号款作单行、双行、三行的三种，其中三行的比较少见。（注释：这里所说的行，实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列”）四字年号款分单行和双行两种。明代有一种写前朝年号的寄托款，文字内容和排列方式均类同于年号款。清代的楷书年号款款字有六字（“大清□□年制”）和四字（“□□年制”）两种；四字的嘉庆、道光以后极少出现。清楷书年号款的文字排列有：六字两行每行三字、六字三行每行两字和四字两行每行两字等三种。其中六字分两行每行三字的大都是官窑，六字分三行每行两字的则官窑、民窑皆有。明、清有一些类似年号的铭文如“大明年制”、“大明年造”、“大清年制”等，其文字排列同四字的年号款一样，概做四字两行每行两字。
以篆书题写的年号款较楷书款为少，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等朝瓷上可以见到。其中永乐仅见篆书年号款而不见楷书款，且无论是刻划的还是青花书写的均为四字两行。（注：这些看法也不是绝对的，景德镇御窑场遗址出土过一件明确标明十几个文字的酱釉炉）清代自乾隆至同治的年号款大多以篆书书写。有两种形式：一种无边栏用红彩或蓝釉书写；另一种有双线方栏且用红釉书写居多，俗称“图书款”。无论哪一种都是每行两字，即六字的分三行而四字的分两行。篆书年号款的行距都较紧，如印章文字的排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