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瑚红瓷器新老鉴别。
珊瑚红釉指始于康熙，盛于雍正、乾隆的一种低温铁红釉，因其呈色红中闪黄，与珊瑚颜色相似而顾名。以吹釉法施彩，施釉薄而细匀，色调沉着含蓄，光润艳美。
珐琅彩是清宫御用瓷器，俗称“古月轩瓷”，又称“瓷胎画珐琅器”。珐琅彩是一种在不透明的白色易熔的珐琅中，加入适量的金属元素氧化物色素而制成的彩料。
此对大碗正是结合了含蓄艳美的珊瑚红地， 及透如玻璃质感的珐琅彩于一身，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乃雍正官窑一代名品。
整器线条优美，隽雅娇巧，秀丽俊逸，瓷胎淘炼细腻，胎体坚致缜密，灯光下呈通透莹亮之感。内壁亦施珊瑚红釉，温润滢美，色泽匀净浓妍。底部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字体平整秀雅，转角停顿亦圆润有力，如此功力必乃雍正御用代笔人所为，其身份也更显此碗名贵。
绘画敷彩准确，毫无逸漏，技术水准极高。各色花卉妍美妩媚之态在秋日华光之下一览无遗，花枝招展，风姿卓越，彩料之浓淡变化来表现花叶的阴阳向背，突出花卉的立体质感，绘画技艺细腻生动，家禽鲜活灵动，颇富工笔意态，布局繁密而有致，不减清疏之气，益见设计构图之佳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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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碗
珐琅彩是我国陶瓷装饰艺术中一朵奇葩，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极为名贵的御用器。其诞生后的二百年内都是皇家御用瓷器，用景德镇的半成品在北京二次烧造，民间几乎没有也不知道，至民国三年故宫第一次展览后才被社会所知。珐琅彩瓷的制作技艺奇绝，时代特色鲜明，传世极少，至为珍罕，备受全球收藏界推崇。
珐琅彩瓷是清代皇室自用瓷器中最具特色，釉上彩瓷中最为精美的彩瓷器。从康熙的色浓庄重至雍正的清淡素雅，到乾隆时的精密繁复的雍荣华贵，使珐琅，这一洋味十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集中西风韵于一身，画尽了皇家身份的高贵与荣华。御藏国际此绿松石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碗高7.7厘米，口径16厘米。撇口、深腹、圈足。内壁施绿松石釉，外壁为绿松石地，以珐琅彩绘花卉纹饰，口沿饰如意纹，中间部位绘缠枝莲纹，底部为莲瓣纹。纹饰繁缛，色彩丰富多样，颜色艳丽，绘工精细。底足落款大清乾隆年制，经专家鉴定为嘉庆仿乾隆期作品。器物为一对，器形规整，色彩绚丽，光泽柔和，历史沧桑感及古旧气息浓重。实物整体感觉非常漂亮，画工极其精湛！
清代珐琅彩传世的数量不多，因为珐琅彩的制作工艺是极为复杂的。在古代皇宫，珐琅彩是在皇帝直接干预、监督下，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由皇宫内“造办处” 选取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上好的白瓷素胎，再经“如意馆”画师打稿、绘画、填彩等绘画工序之后，然后将其放入宫内窑炉烘烧而成的。一件珐琅彩每上一种颜色就需要进窑烧制一次，颜色越多，烧制的次数就越多，工序就越复杂，损坏率也就越高。一件成品往往需要经过数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珐琅彩的珍贵在于它的不可多得。这对绿松石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碗，自清代流传至今，完好无损，瓷质细润，彩料凝重，色泽鲜艳靓丽，画工精致。收藏价值极高。
清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穿带橄榄瓶
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大夫，仅仅沉湎于自我欣赏，而皇帝的个人喜好可以影响整个朝代艺术、审美发展倾向。雍正皇帝学养深醇，眼光极高，追求器物的至善至美，尤其对颜色釉情有独钟。
御窑厂把皇帝的喜好作为色釉调配的唯一标准，严格按照造办处提供的样品配釉烧制，生产出一批胎土细腻，体现宫廷艺术雅、秀、精、巧的高贵气质的颜色釉瓷器。
雍正年间造型胎釉和彩绘有了空前的发展，图案纹饰以花卉为主，特别是官窑产品绘画益臻精妙，可使数朵绮丽彩花婀娜多姿。其次所绘折枝花果、团花、花鸟、人物故事和山水画等也都栩栩如生，内容极为丰富。传世臻品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穿带橄榄瓶就是一件代表作品。
此橄榄瓶为直口，削肩，腹部呈橄榄形，胫部微敛，圈足。颈部以一双贯耳为饰；足边有两个长方形管状穿代孔。此种器形，只有珊瑚红地粉彩一个品种，而未见其它釉色。
通体为珊瑚红釉铺底，釉质细腻均匀，色彩浓艳而不失典雅。在珊瑚红地色上绘黄色、粉色，白色三朵怒放的牡丹花，花蕊密布其间，花瓣层迭绽放，枝干辗转婀娜，色泽明暗转换自然，笔触点染细腻。绿叶布局得当，明暗反转妩媚，色泽由绿渐黄，过渡自然。国色天香的牡丹称为国花，象征富贵与华丽，被世人争相赞颂。在百转千回间为我们留下了上千年的传奇故事和眼前的繁花似锦。
此瓶的牡丹花构图主题突出，布局疏密得宜，色彩浓重艳丽，层次丰富，为清代粉彩花卉瓷器花工之翘楚，极为难得，底部白釉蓝料双圈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书体出自徐国正之手，四平八稳跌宕有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青花款的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瓶，完全如出一辙。
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于2004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成交过一件清代道光年制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橄榄瓶，其成交价为人民币1205248元。与之相比雍正珊瑚红地粉彩牡丹纹贯耳穿带橄榄瓶其珍贵程度与艺术水准还有些许差距，价值更无可估量。
雍正粉彩过墙花卉纹盘
雍正朝过枝花卉纹饰多以清疏淡雅取胜，观赏效果如瓶花之逼真，其流行颇广，正是胤禛喜好宋人花道的一种反映。清宫旧藏《胤禛行乐图》册页当中所绘已是深冬时节，胤禛围炉读书，身后阁栏内置一红木立几，上设青铜大觚，觚中插饰梅花与茶花，雅致之态与本品所绘如出一辙，极见意蕴。
可鉴本品之出现必为胤禛亲自裁决挑选的结果，梅花月季之造型、设色为清初恽南田传派画法，当出自雍正朝恽派宫廷画家蒋廷锡、邹一桂之画稿粉本。雍正御瓷粉彩花卉以逸丽清新著称，世人赞誉无数，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宫中画师为之画稿，上呈胤禛审核修裁同意之后，再交与御窑厂画手绘制成器。正是胤禛不遗余力的追求，将文人的意趣融进瓷器之中，开创了清代御瓷的新时代，成就后世不可企及的艺术巅峰，从而令此式过枝花卉盘亦因以画笔精美和布局新巧成为清宫御瓷美学之典范。
本品尺幅恢弘，气势不凡，胎质坚致厚实，釉汁白胜霜雪，莹润可爱。彩绘红梅、白梅、月季三枝由外壁攀延过盘边伸展铺陈于盘心，梅者屈曲斜袅，横欹生姿，枝头吐萼含苞，各具意态，月季风姿绰约，与梅花高低呼应，多情蜜蜂，欲落还飞，于一动一静中饶添野趣。
画笔清秀细腻，设色淡雅逸丽，双蜂细处妙入毫颠，寒梅画为五瓣单层，红梅萼片以矾红彩敷染，花瓣略染胭脂红，白梅萼片以绿彩敷染，花瓣填绘玻璃白彩，两者对比鲜明，朵朵粉嫩宜人，极为清雅，尽显梅花的劲峭冷香、丰韵傲骨。更以丹青妙笔皴染出灰褐的枝干，点染青苔，苔点为绿釉上加染白料，形成苍雅浑厚之感。灵芝二朵寄生梅干上，厚实茁健，质感如真，传出片片瑞意。外壁一侧红白二梅俯仰生姿，相映交辉，月季妍放飘香，风情无限。
其布局别具巧思，于器足上攀，延伸过壁至盘心，连续不断，使内外图案既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构思之精令人叹绝。此式装饰技法名曰：“过枝花”，始见于康熙后期，尤以五彩瓷器为多见，凡运用此法者，皆质量非凡。
雍正 粉彩过墙花卉纹盘 尺寸：
口径：51.8cm
高：6.8cm
足径：27.4cm
清代雍正珐琅彩秋实山雀纹诗文小碗
康熙对西洋珐琅彩器物青睐有加，并想方设法令国内作品与之比肩，就此文献著述颇丰。譬如，当时京城宫内设立了多个作坊，珐琅作便是其中之一。为了让上乘珐琅彩器物像西洋作品般五彩缤纷，康熙征集了一批外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例如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受命督办清宫玻璃厂的便是德国人纪瑞安（Kilian Stumpf）。
经过宫廷作坊的多方尝试，康熙末年及雍正初期涌现了大批新的珐琅彩料共十八种之多，以供装饰陶瓷之用。江西景德镇的白釉素胎从南方运抵京城，必须经皇上御览和钦准后，方可交由相关的作坊添绘纹饰。本雍正珐琅彩秋实山雀纹诗文小碗，即将给中国瓷器纹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品依据画面而题写诗句，诗句是画面表达的延伸，画面又是诗句的形象展现，与器物及纹饰相得益彩。画意与诗境洗炼，寥寥数语，点出画作的特色和精华所在，寓闲情逸致于幽美画境中，独具诗情画意。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像这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装饰风格，是雍正皇帝极力倡导的。
胎体质地莹润，坚实细密，色泽柔和光滑。敞口，深腹弧壁，矮圈足。其上珐琅彩绘一段树枝，枝叶舒展，自然下垂，上面结有饱满的果实和活灵活现的枝叶；一对山雀站立枝头，小巧可爱，昂首翘望，双目有神，惬意自得。另一只形态矫健，像似是被硕果所引。
该器造型规整大方，碗壁秋实山雀图表现的惟妙惟肖，细节之处也有精准的把握和淋漓尽致的展现。景物构思巧妙，图案布局错落有致，将各项事物完美地结合起来，层次分明，形象逼真，生动有趣，充满生机和情趣。特别是部分叶片还原出自然的焦黄色，以及昆虫啃食叶片留下的虫洞痕迹，细节还原极其自然，刻画生动贴近现实堪称完美。而巧施色彩，更添生气。整体色彩淡雅雅致，符合雍正帝的审美观，从内在气场流露出“雅、秀、精、巧”的风范。
碗身背面墨彩行书题明朝陈于陛《花植独鹊》之五言诗，“拂羽琼花丽，穿林宝树垂” 二句，旁落红料印款三枚，皆为美好吉祥之意。器底以蓝色珐琅彩署”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款外书双框。
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相似珐琅彩花鸟纹诗文碗，与本品差别无多，其形制和写实的花卉纹均与本品大同小异，详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本品属宫廷内陈设，至今当属凤毛麟角，极少在拍卖场上出现。而这对小碗更是从未公开过，其珍稀程度可想而知，乃当世罕见的顶级御用佳器。
雍正珐琅彩黄地兰石图碗
雍正天子文采风流，诗书双绝，按他的喜欢与品位计划的珐琅彩瓷器中诗、书、画、印四绝成为雍正年瓷器的一大亮点。 在纹样上，由于雍正天子提倡“内廷恭造式样”，并亲身提出“秀雅”“过细”的要求，指定唐岱、戴恒、贺金昆、汤振基及郎士宁等宫廷画家为画珐琅器制作样稿。无论是满饰人物、花鸟、山川纹样的器皿，照旧装饰有诗、书、画、印四种组合的器皿，无不竹苞松茂。
此碗撇口、弧壁、圈足内施白釉，外壁黄釉地上绘洞石兰花图，雍正时期的花鸟比康熙时的花鸟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的花鸟体现力丰富精致，花鸟之间彰显灵动，且活龙活现，相得益彰。
画面临侧以墨彩题写：“云深琼岛开仙径，春暖芝兰花自香”，此诗出自明代墨客、大学者叶子奇之《塘上闻兰香》诗句。上落款“美人”篆印，着落“金成”“旭映”二篆印，共三枚均为胭脂红彩，诗句笔墨浓淡、笔画轻重，天然流通，字体娟秀灵动，与器物的绘画相得益彰。足内施白釉，底书“雍正年制”四字双行楷体，双框蓝料款。
纵观整图，雍正时虽相沿了康熙时在色地上绘画之特性，但一改康熙时之花草为主的风格，增加了山石、兰草等图案，并有花鸟题材的作品出现，再配以诗文，印章等图案，彰显出高雅的审美意见意义。此碗与现今故宫博物馆馆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官瓷是同类藏品。
雍正粉彩红地牡丹花卉纹碗
雍正皇帝性格严谨有序，审美趣味极高，据说素雅高贵的单色釉正是他最喜欢的瓷器品类。雍正年间的单色釉瓷器颜色较之康熙时期更加精致和柔美，暗纹的绘制也更加的轻巧纤细，且注意构图，有密集有留白，甚至还有规律的几何形韵律纹饰。
宫廷瓷器功能各有不同，例如蓝色釉就往往被用于祭祀活动。而根据遗留下来的瓷器来看，雍正在位期间最常见的单色釉釉色应该是红釉、黄釉和青釉。红釉是在康熙时期进行改制烧至巅峰的品类、黄釉和蓝釉则可能更接近于雍正自身的审美趣味。
此碗釉色莹润，造型端庄。绘画简明干练直述主题，线条表现优美，花朵以竞相开放的姿态来呈现，浓艳的珊瑚红，配以淡雅的粉紫色牡丹花，更显喜庆圆满，很好的表达了“满堂富贵”的吉祥寓意。
此碗通绘牡丹花卉，呈现出绚丽灿烂景象，其美丽的花姿让人为之倾倒，雍容典雅、富贵祥和的美好寓意也象征了古人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美好愿望。
夺目而娇艳的牡丹花不免让人想起宋代诗人晏殊的诗句：“三月和风满上林，牡丹妖艳直千金”的意境。
雍正粉彩描金缠枝莲纹开光花鸟图扁方瓶
雍正朝景德镇御窑厂在督陶官年希尧与唐英的督理下，工艺要求严格，“参古今之式，汇以新意，备储巧妙”，御用瓷器艺术与质量均达到历史最高峰。加之皇帝本人经常对瓷器的造型式样、图案纹饰、颜色搭配等品头论足，依照自己的审美标准一一指点，其时御窑瓷器所体现出的美学风范，深为后人景仰，本品即为一例。
瓶身呈扁方形，顺头而口微外撇，瓶腹中部饰凸弦线，边起棱角，呈「日」字形，底足黄釉底，稍外斜撇。全器蓝釉底；满绘五色缠枝莲纹，勾勒清晰分明，红花绿叶，配黄、蓝鸢尾，纹饰绚燦，精巧华美。
颈、腹之间对称塑描金蝠桃垂穗耳，寓意「福寿双全」，设计奇巧；描金垂穗悬于瓶身两边，益增华贵燦爛。瓶身前、后长方开光，围以描金缠枝花框，形似西洋镜框，倍添富丽堂皇，前绘锦鸡一双，棲于秀石之上，背植翠竹一枝，其中牡丹、洋菊竞茂，正是锦绣河山，富贵荣华，安居乐业，平安是福。
背则绘绶带鸟一对，梅梢相依，后有节竹，又有玫瑰数株于其下，一派鹣鲽情深，白发齐眉，延年益寿，高贵典雅，节节高升之态。头部亦前后花框开光，一绘洋菊，一绘荷塘，轻盈飘逸，妙趣天成，全器绘画细腻，当出自名家之手。瓶口、里及底均施绿松石釉，全器设色绚美，与晶莹润白之开光胎体，互为影映，相得益彰，纹饰则繁缛金燦，与绘画之清秀明绮，互不跨涉，妍丽明快，艳而不俗。
雍正 粉彩描金缠枝莲纹开光花鸟图扁方瓶 尺寸：
口径：13.6 X10.6cm
高：32.9 cm
足径：15.5 X10.4 cm
乾隆花草纹黄地珐琅彩描金军持
军持亦可称作贲巴，“贲巴”为藏语音译，梵音原作“军持”，既藏语“瓶”的意思。其造型从唐朝以来的净瓶演变而来，也可能与西藏、青海等地人民生活用具和宗教寺庙的陈设器有关。
但瓷质军持在御窑场中大量生产，则体现出康、雍、乾三代帝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它是作为皇帝向西藏、青海的宗教领袖赏赐之瓷而存在于世。
这是一件将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宫廷御瓷完美融合的器物，更是汉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其秀美的造型，精细的绘工、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为乾隆一朝当时工艺造型基础上创烧的新颖器物。
此器胎质细腻厚实，釉质光润如玉，颜色丰富娇美，通体绘缠枝莲宝相花等吉祥纹饰，通体黄地，色调纯正尊贵，彰显帝王本色，惟有龙首以矾红设彩的形流，弯曲向上，端庄雅致。
这件军持无论是色彩的比例，亦或细节的绘画，无一不体现了宫廷御瓷的一丝不苟，特别是采用了描金装饰的点缀，更增添了皇家富丽堂皇之感。它不仅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享受，它所包涵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才是它真正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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