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壶。
十八罗汉题材出于唐宋。五代时，张玄和贯休两和尚画了一幅十六罗汉像，后又因苏东坡为此画题诗时误写成十八罗汉，后人干脆在十六罗汉像中加入降龙与伏虎罗汉，从此十八罗汉一直流传至今。如今，好友陆金良又在仿曼生十八式壶上自画、自书、自刻十八罗汉。
陆金良刻十八罗汉壶将书法、绘画、篆刻融于仿曼生十八壶中，且又要锦上添花，难度确实很大，何况十八罗汉又是广为流传的题材，如苏州东山紫金庵的木雕十六罗汉以及玉雕大师关盛春设计雕刻的十八罗汉无不栩栩如生，人见人爱。如何在砂壶上突破前人的模式，标新立异，这对陆金良来说，无疑是一次艺术的考试。陆金良毕业于上海轻工专科学校艺术系，师承金石大家韩天衡。他长期从事大学艺术类的教学，见多识广。陆金良知道罗汉的形象都以他们的特征和所持法物加以称呼的，如坐鹿罗汉、长眉罗汉、托塔罗汉、举钵罗汉。何不抓住他们的特征与法物，用最简练的线条表现呢？
一把石瓢壶的正面，陆金良极其夸张地刻了一个额头前冲的类似寿星的罗汉，满面堆笑，而后侧一头梅花鹿，鹿角耸起，机灵的双眼惊视着四方，神仙与梅花鹿和谐合一。壶的反面陆金良用汉隶点题，刻上了“坐鹿”二字，古朴典雅，又不失大气。在“坐鹿”中间以行草刻上“罗汉”，与汉隶笔势动情结合，耐人寻味。wWW.TAOci52.CoM
陆金良在扁石壶上刻了一幅托塔罗汉，他一改托塔罗汉右手高举宝塔之态，而让托塔罗汉以高枕仰卧，手托宝塔之势出现，一副自乐自得模样，让人回味，壶面上的线条飘逸流畅，粗细得体。还有托着两腮凝思的沉思罗汉，高举双手，伸着懒腰的探手罗汉……
陆金良刻十八罗汉壶拓片陆金良擅书画金石，他深谙中国画笔墨全在线上的道理，他也深知金石的千变万化，他以刀传神，碎刀露锋，静穆苍劲，极尽笔情墨趣，将十八式壶上的十八罗汉的精气神展露无疑。陆金良在壶的坯体上，使用“冲、切、披”等手法，单刀直入，有时砂壶上也会有些爆裂，有人说他刻坏了，而他却说“无妨，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样更有视觉冲击力，更有金石气息，更有玩味。”
人道是“壶随字贵，字以壶传”，陆金良不仅自书、自画、自刻，而且还自拓。墨拓看来是小技，但它是一门艺术。它不仅能把几千年的文物原貌在墨拓的作用下保存下来，而且还为后人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墨拓技艺上，陆金良最崇拜墨拓大师万育仁，特别是他在砂壶上的墨拓功夫。为此，陆金良刻苦钻研万老先生的墨拓技艺。陆金良利用他学到的本领，把在仿曼生十八壶的十八罗汉及罗汉雅名一一拓出。拓法上用墨温润，墨色层次分明，清朗干净，令人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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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黑陶壶的修复
1986年，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一批新石器时期（距今6000至4000年）良渚文化的玉器、石器、陶器．其中一件黑陶双鼻壶弥足珍贵。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作为随葬品人土埋葬，历经四、五千年，由千上海地处东南沿海，地下水位较高，再加上地层叠压、器物与泥土粘在一起，出土时几乎没有完整者。少则碎成几十块。多则碎成百十来块。发掘时，考古人员连泥带土切割成比器物稍大些的土块，现场略做处理，然后送进工作室或专业场地做进一步处理。
修复时，首先将器物与泥土分离，将陶片器物取出。在土块上浇少量水，使上质湿润软化，用富有弹性的牛角刀剔去泥块，或者用小型皮管接通水源，边冲边洗。水管要细，水流要缓。泥土软化后将陶片逐一取出，再用软质毛刷蘸水后仔细清洗。清洗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灰沙陶、酥陶不得入水清洗，以防陶器人水后散架；其二，彩绘陶、加彩陶器不要入水清洗，以防色彩掉落；其三，细刻花的陶器要谨慎处理，不得使用质地坚硬的刷子洗刷，小心图案被处理模糊。冲洗完毕，将陶片的接茬处处理干净，以防拼接时错位。
清洗时既要将器物表里处理干净，又要尽量保持其原来的面貌。
接下来是拼合粘接，拼接的方法有三种；由底至上，即底部、腹部、颈部、口沿一块一块逐步向上拼合粘接而成；或由上至下，口沿：颈部、腹部、底部逐一完成；另外也可以局部拼接，整体合拢。对破损严重、块数较多的器物。可将器物的各部分分类拼接，由小而大逐块拼接，最后整体合拢。对于破损特别严重的器物，可以将碎片逐块编号，按编号顺序逐块拼接，最后整体合拢。
粘接陶器的粘接剂品种较多，有乳胶、虫胶、清漆、502快速胶及环氧树脂胶等。
目前修复用胶一般是环氧树脂胶，该胶由甲乙两组组成，甲剂为粘接剂，乙剂为固化剂。接比例调配胶体，取少量环氧树脂涂于陶片拼接处，用力合拢，使之凝固。使用环氧树脂，宁少勿多，涂胶完毕，用棉花球沾酒精，将多余的胶体理干净，常温下2至3小时，胶体便完全固化。
拼接粘合后的残缺部位，需补缺复原，不论是考古发掘品，还是传世品，补缺一定要有科学依据，不可主观臆造。补缺的原则是宁缺勿滥，修复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目前陶器补缺材料一般采用石膏。
取医用橡皮碗，操作时先放水后放石膏，将石膏粉沫均匀地撒人水中，以水浸没石膏为准，用不锈钢工具搅拌调匀、不得有沉积物，不得留有气泡。调至浆糊状时，迅速将石膏糊填入残缺部位，速度要快，切人要准，动作要轻。常温下10分钟左右，石膏即发热固化成形。待石膏定型后，用金属利器将多余部分清除，修正造型，轻微的凹凸不平处可用木质细砂纸打磨，直至平整，补缺即告完毕。
一般考古发掘品修复残缺处用白色石膏处理，使补缺处与原器有明显的区别。有些器物需展览陈列，用矿物质颜色做进一步做色，使补缺处与原器物颜色相近，以增加展示的艺术效果。
200多件精美陶瓷登陆深圳 用“良器”带你看懂传统的创新
1月16日，“良器——侯宝斋艺术陶瓷展”在观澜侯宝斋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幕。该展是创意十二月专项活动之一，得到深圳市龙华新区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深圳市美术家协会的大力支持。
展览集中展示了侯宝斋出品的各类艺术陶瓷，包括刘大为、梁宇、郝平、钟曦、陈湘波、李康、杨晓洋、潘喜良、文祯非、陈向兵、史文集、李文秀、马英良、李振飞、黄广才等众多著名书画家的数百件陶瓷艺术作品。中国美协理事、广东省美协副主席、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梁宇，深圳市龙华新区文产办主任、深圳市美协副主席李康，侯宝斋文化传媒集团首席文化执行官肖曾祥，侯宝斋文化创意产业园总经理谢梓平等多人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是中国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通路。陶瓷、丝绸和茶叶并称为中国的标志，尤其是陶瓷艺术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与徽章——China，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文化交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保障，要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发挥更强的影响力，才能够将“一带一路”更好地推动下去，陶瓷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在陶瓷文化领域上的创新实践，“良器——侯宝斋艺术陶瓷展”集中展示了书画名家200余件陶瓷艺术作品。通过不一样的作者、不一样的题材、不一样的风格全面展现名家陶瓷艺术的魅力。参展艺术家在美术和书法等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如今在陶瓷艺术领域的创新也备受瞩目，他们将传统的平面艺术与立体的陶瓷工艺结合，让水墨艺术更立体、更具象、更生动地表达，也为陶瓷工艺赋予了更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内涵。
现场的名家绘陶创作不仅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更是为广大市民展现了艺术陶瓷的文化魅力。此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并免费向广大市民开放。
弘治黄釉暗刻龙凤纹僧帽壶
据有关文献记载，娇黄釉创烧于明代宣德时期，曾名噪一时。明代弘治时期，娇黄釉釉面光亮，淡雅悦目，公认为历史最高水平，与宣德时期娇黄釉相比，更精细油润。
弘治黄釉暗刻龙凤纹僧帽壶极为少见，整器里外皆施黄釉，按《国朝宫史》所载，仅供帝后使用，以彰显身份尊贵，任何人不得僭越。
由此得知黄釉器皿属于首禁之物，其独尊地位不容冒犯。越是严法禁止，越是彰显黄釉瓷器的尊贵和无比稀缺。弘治黄釉在其“宣黄”的基础上竭力改进技术，颜色更显清亮匀净，透明度高，更因其时烧造数量甚少，流传至今更是难能可贵。
此壶黄釉釉面光亮，淡雅悦目，通体清逸明朗，自然流畅，器形端庄秀雅胎坚质密，胎体厚重，釉面腴厚，白晰亮丽，具有典型明代弘治黄釉特征。
整体造型大气端庄，静谧之中赋予动态美感，静中生威，雍容华丽；造型为口沿平直，鸭嘴形流，壶盖卧于口沿内，束颈、鼓腹、圈足、曲柄，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格。
弘治 黄釉暗刻龙凤纹僧帽壶 尺寸：
口径：11cm
高：21.5cm
足径：8.3cm
高价买进王锡良的一把壶居然也是捡漏
夏建平是谁？知道的人不多，但夏四毛是谁？只要是陶瓷圈的人没有人不知，他有一双很“毒”的眼睛，那是他的无价之宝。
凭这双眼睛他收藏了很多陶瓷艺术品，夏圣陶瓷也成为景德镇第一品牌。这些艺术品入别人的眼时往往很普通，入他的眼后就身价倍增。
他曾高价收藏了王锡良一把壶，别人琢磨不透，他怡然自得，因为他的收藏不是盲目，他对王锡良深有研究，而且只收藏精品、珍品。
一、茶壶•放牧图
这把茶壶画面清雅，简约而不简单。
画面中一位绿衣姑娘围了紫色围裙，手持木浆正在划动一只小木舟，舟上坐了一位红衣小童，手持竹枝，似在玩耍，又似在驱赶水中的八只水鸭。姑娘一定有颗热爱自然和生活的心，因为她扎了红色发带、穿着有粉嫩碎花的外衣，也许她正在放牧途中，也许她正在归家，她摘了两朵荷花，盛放的那朵荷花是娇艳的她，含苞待放的那朵正被童子抱在怀中。
主画面的八只水鸭形态各异，三只在小舟前面带路，两只在小舟两边护航，两只在舟尾歌吟，还有一只在远处扇着翅膀扑腾，也许它步调太慢正在追赶掉下的队伍。淡淡的水波和绿色的水草让水鸭游动起来，也让整个画面生动。
虽然是一把茶壶，一件日用瓷，却当成艺术品在构思、绘画。画面大面积留白，这些留白也成了构图的一部分，人和动物就在留白中游。
巧妙的是，有只小鸭似乎迷了路，在壶的另一侧寻觅，题款就书在这只孤单的小鸭旁，是画面的注脚，也是岸边的风景，与主画面融合在一起。
茶壶有个名字，叫“放牧图”，整个画面用粉彩绘制，充满野趣。根据画面风格和款识推断，这是一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锡良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陶瓷作品。
二、大匠•王锡良
王锡良大师看到这件作品后，证实这是他于1961年在陶瓷研究所创作。大师惊叹于自己当初的创作水准和作品的难得，还提出要用其他作品换回这件作品。
大师为什么对这件作品爱不释手？这一切是有原因的。
在50多年陶瓷艺术作生涯中，大师以山水、人物画最为擅长。他的作品大处着眼有气势，小处观之有意味，因善画中国画，刻意在陶瓷作品中揉进中国画讲求神韵、计白当黑的形式美感。他的作品，讲究立意，注重装饰，追求静水流深的艺术效果。其用笔繁简有度、设色清雅丰润、构图巧妙自然。
大师12岁辍学随叔父王大凡（“珠山八友”之一，美术名家）学绘瓷画，在叔父的指导下，全面掌握了陶瓷绘画技艺，且秉承天赋，悟性很强，对陶瓷艺术的理解颇有见地。15岁时，他能独立创作，瓷画艺品出手不凡，当时老一辈艺人对他高度称赞，说：“年轻有志气，画瓷很得意，料盘碟子咯咯响，长大要进御窑厂。”不过大师最初学习传统的笔法和创作较多，他创作初期的作品有很多模仿叔父的痕迹。
直到他开始练素描画速写，画风才为之一变。他开始尝试去繁就简，表现整体画面的轮廓，表达他所理解的：简约就是美。他笔下的人物，素素的、淡淡的，没有浓妆艳抹，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放牧图”正是他转型时期的作品，虽是一件日用瓷，却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性。
三、藏家•四毛
古语云：“酒逢知己，琴遇知音。”在“放牧图”遇到夏圣陶瓷老总夏建平之前，这把壶一直没有遇到知音，没人肯定它的价值和艺术性。当有人把这把壶送到夏总面前时，凭借多年的收藏经验和对王锡良大师的了解，他高价收藏了这把壶。
夏总很年轻，他的收藏经历却很丰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陶瓷收藏，他便一直致力于推介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他常常对人说，陶瓷收藏有很大风险，不能盲目，要理性，要买精品，“不管东西大小，即使是小件作品，只要是精品花大价钱也划算。好的陶瓷一定要是精品，才有生命力。”几个月前朋友把王锡良先生的这把壶送到他的面前时，因为是小件作品，而且要价很高而无人问津，他一看就知道这是王锡良大师的精品之作，他很喜欢，愿意高价收购。
现在很多人收藏只用耳朵听名气，夏总收藏这把壶不同，他看的是王锡良大师的风格和艺术。据他分析，王锡良大师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变化，其作品可以分几个时期，在民国时先生跟叔父王大凡学习传统题材，这把壶是1961年创作，那时大师进入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作品不但时代特征明显，体现了中国农村当时的社会新面貌，而且摆脱了叔父王大凡那种传统风格，“这是先生比较精细的作品，造型、填色都很精致，是他的一件精美的代表作。”
明 永乐黑釉罗汉炉
明朝永乐大帝朱棣在位22年，国力强盛，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对外交流频繁，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与贸易往来，大大推动了制瓷工艺的进步，在继承元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
朱棣是一位凭借战争夺得皇位的颇受争议的皇帝，他文韬武略，足智多谋，惜才爱才，又小肚鸡肠，设置东厂，开创宦官干政先例；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重视细节的人，处理朝政极为谨慎。他追求完美也反映到瓷器制作上，要求器物规整，不许马虎，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可以说是明代最规整的。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永乐黑釉罗汉炉，胎骨与甜白瓷完全一致，规整大气，十分罕见，要不是我在景德镇珠山御窑亲眼看到出土的黑釉瓷器，绝不敢相信此为永乐器物。
明永乐黑釉罗汉炉，高7.6厘米，直径17.2厘米，内口径13.3厘米，鼓腹、束颈、圈足。炉身光洁，中腰一段呈乌金釉，釉光可鉴，同时朝口沿和炉底上下两方面折射，釉色由深黑变为褐色，中间还有自然交叉的过渡，轻重相间，浓淡相生，疾缓相调，使原本较为沉闷的黑色具有了生命，活了起来。炉口沿为满釉，平口沿中间施黑釉，两边为褐色釉，但衔接得天衣无缝，釉色能做到如此这般自然，可谓极也。内壁施半釉，留有一圈乌金釉，露胎处可见拉坯痕迹。炉底为外撇式八字形浅圈足，露胎，瓷土洁白细腻，偶有泛火石红斑，修胎平整精细。底部还挖有一条凹边，富有立体感，以手拭之颇为锋利。胎体的衔接痕几乎看不见，可见工匠制作之精细，而元朝与明初时器物的接口则相对较为明显。
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款识，始于永乐，均为四字篆书，笔法特点为折角处浑圆，起落处尖细，字体结构紧凑，显示了永乐大帝特有的审美情趣。当然，景德镇珠山御厂故址也出土大量不带款的器物，可能是因为刚开始使用纪年款，人们还不习惯所致。
人们将此造型器物称为罗汉炉，与我国传统的佛教文化有关，因为这种香炉的形状与和尚化缘的钵相似，故民间称此类形状的香炉为罗汉炉。有一次，在与一位高僧谈论罗汉时，我说，用现今的职称打比方，罗汉为讲师，菩萨为副教授，佛为教授。只要肯修炼，就能得正果。放下屠刀，立地也能成佛，佛教真的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位高僧对我这通俗的比喻表示认同。罗汉，为阿罗汉的简称，最早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是十六罗汉。罗汉有三层意思：一说可以帮人除去生活中一切烦恼；二说可以接受天地间的人天供养；三说可以帮人不再受轮回之苦。
明永乐黑釉罗汉炉，见证了明代瓷业生产的水平。景德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以创新的激情，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各地制瓷能工巧匠先后流向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景德镇一枝独秀，铸就了景德镇瓷业的千年辉煌。
瓷塑负书罗汉
德化窑因窑址位于福建省德化县而得名。这里瓷土资源丰富，水源充足，交通方便，是烧造瓷器的理想之地。德化窑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三大古瓷都”，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工艺独特的名窑之一。
德化窑在宋代已烧制白瓷和青白釉瓷器，元代青白瓷已远销海外。德化窑的明代白瓷胎质致密，透光度极好。釉面为纯白色，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胎釉浑然一体，如霜似雪，被称为“猪油白”、“象牙白”，法国人把它称为“鹅绒白”。
明代德化窑生产的白瓷，品类繁多，最负盛名的是生动传神的瓷塑像，所制达摩、寿星、观音、弥勒佛等像均极精致。瓷像不仅面部刻画细腻，衣纹深而洗练，而且能很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瓷像背面常见一些瓷塑艺术大师的钤印。尤以何朝宗为代表的“象牙白”瓷塑雕像最具特色。他是明代嘉靖年间福建德化人，他雕塑的观音像以世俗女子形象为蓝本进行艺术加工，一丝不苟，准确生动，宛若出水芙蓉，典雅可爱，令人叹为观止。
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着一尊明代德化窑瓷塑负书罗汉立像，高23厘米，底径9厘米，胎体厚重，洁白坚细，通体施乳白色釉，色泽莹润如玉。罗汉光头大耳，笑容可掬，袒胸露腹，脚踏浪花，眯双眼，口微开，面相丰满，显露出喜笑颜开的神态。身披袈裟随风飘动，右肩负几册经书，右手握系书之绳。形神兼备，惹人喜爱。像背后正中钤阳文篆书“张寿山”葫芦状戳印。张寿山与何朝宗同为明代德化瓷塑名家，作品传世很少。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尊负书罗汉立像为张寿山的代表作。
唐黄堡窑黑釉剔刻花填白花卉纹壶欣赏
黄堡窑是耀州窑的前身，宋代黄堡属耀州治，故宋以后称耀州窑。长久以来，人们对耀州窑的青釉刻花瓷熟知，并公认其为耀州窑鼎盛时期的代表产品，但宋代以前尤其是五代时期黄堡窑的生产状况和内涵知之不详。80年代以后，经对黄堡地区大规模发掘，第一次确定了五代地层，揭露出了五代足迹和遗物，对五代黄堡窑的产品风格和生产状况有了认识。出土遗物中一批胎体细薄、釉色粉青或天青的标本，及底刻“官”款的标本引起了学术界对五代黄堡窑青瓷的广泛关注。
铜川黄堡位于陕西西安以北，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北向南倾斜，海拔高度一般为700一1600米。境内沟壑纵横，梁峁相间，川原山丘交错，大部分为黄土覆盖的丘陵山地。漆水河自铜川市由东北往西南流，至黄堡地段河谷开阔，阶地发育，有较宽的川道。黄堡附近盛产煤炭、陶瓷粘土和耐火粘土，古时森林茂密，水源充足，交通便利。这里自古宜陶，据《德应侯碑》记载，铜川黄堡烧造瓷器的历史可早至东晋，这虽然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证实，但铜川黄堡早在唐代已有发达的陶瓷业已为考古发现所证明。五代瓷业在唐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不断创新，其窑场仍分布在黄堡镇。
唐黄堡窑黑釉剔刻花填白花卉纹壶，小唇口、直颈、修长腹、平底；肩上有鋬与口相连，另面出短直流，流下采用剔刻花填白形式饰花卉纹；通体施黑釉，釉层近底，釉色略带酱色，为唐晚期物。
镶嵌瓷和青釉白彩瓷是晚唐时期陕西黄堡窑特有的产品，其中镶嵌瓷就是人们通常称呼的黑釉剔刻花填白彩瓷。其加工方法是，先在生坯上加施黑釉，晾干后划出纹饰轮廓，将轮廓中的釉和部分坯胎剔刻掉形成凹槽，然后将白色的粉状材料填入剔刻后的凹槽处，再入窑烧制。这种装饰手段使得瓷器表面具有立体感，黑白对比分明，装饰效果很好。
中国工艺品制作中的镶嵌技术由来已早，它的发展是从“线”到“点”再到“面”。战国青铜器加工制作上就有错金银的方法，这种方法镶嵌的是“线”，唐代金银器中就有“点”的镶嵌方法了，如镶嵌宝石、镶嵌玉等等，而黄堡窑陶瓷工匠就借鉴了这种金银器的加工方法，发明了陶瓷剔刻填白的装饰技巧。到宋代，磁州窑工匠更进一步将这种技术发展，将轮廓线内所有的胎釉剔去，再用白色化妆土充填后入窑烧制，这就发展到“面”了。明代以后的“景泰蓝”则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技术，将“线”和“面”结合起来，以镶嵌的“线”框轮廓，以填彩的“面”突出图案和色彩，装饰效果更加绚丽多姿。所以，一切工艺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均是累积的结果。
黄堡窑的这种剔刻花填白的装饰方法对高丽瓷器制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宋代高丽青瓷发展出镶嵌填白青瓷，其源头就与唐黄堡窑剔刻花填白瓷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刻瓷
是绘画和雕刻相结合，将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表现在瓷器上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
刻瓷作为一门独立的瓷器装饰艺术，它的兴起是在七十年代之后，领其风骚的是山东省陶瓷公司的艺术家们。淄博刻瓷主要有各种挂盘、座盘、壁画、文具、花瓶等，涌现出了以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冯乃江、李梓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刻瓷艺术家，代表当今全国刻瓷艺术的最高水平，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其作品被中国政府选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和国际友人。淄博刻瓷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宣传淄博，提高淄博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
刻瓷艺术，巧用陶瓷造型与釉面的特长，通过锤击刀凿的变幻，来表现线条笔墨和情趣神韵。山东省陶瓷界的艺术家们将高超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娴熟的书法绘画艺术一古脑地运用到刻瓷这门新的艺术上，集国画、版画、油画、素描之长，作品层出不穷。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明文的14英寸刻瓷青釉挂盘《鹰》是一幅洗练的泼墨画，盘无衬景，一只“英视眈眈待时发”的雄鹰跃然盘上，采用大刀阔斧的“镌刻”手法，刀痕清晰可见，笔墨淋漓，气势雄伟。他将微刻艺术应用于刻瓷，把《论语》的大部分2万多字刻在一套五头文具上，远看一字没有，细看字字清晰，耐人寻味。
刻瓷艺术中还有一手“绝活”——意刻。即摆脱画稿，以刀代笔，任意而刻。能意刻的人不多，张明文对此得心应手。他腹藏千稿，挥刀成画。他曾多次出国作刻瓷表演，不同肤色的观众无不拍案叫绝。不为“平刻”的基本刀法所禁锢，把刻瓷艺术与陶瓷雕塑、高温彩釉艺术相结合，于是又创造出了浮雕刻瓷和动彩刻瓷。始创者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冯乃江。他将浮雕立体与刻瓷点线结合，把刻瓷艺术从平面推到了半立体。在他的作品《寒雀图》上，几只活灵活现的小麻雀在交头接耳，梅树枝上浮雕的白雪，与麻雀梅树相映成趣。
动彩刻瓷是利用陶瓷釉色高温窑变的自然色彩与刻瓷相结合的艺术。冯乃江的作品《别有洞天》、《仙境》把陶瓷釉面的绚丽色彩与刻瓷的金石韵味结合在一起，洋溢出明快流畅的现代气息。尤其在《仙境》中，把结晶釉工艺运用到刻瓷中，表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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