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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将军罐”的由来与用途

陶瓷“将军罐”的由来与用途

瓷器罐的鉴别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将军瓷砖

2021-01-18

瓷器罐的鉴别。

清康熙 青花五彩人物故事将军罐 成交价: 34.72万 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北京) 拍卖日期: 2009-09-10

在瓷器收藏圈里,了解将军罐的人并不多。一些外行人士甚至以“将军”、“将领”的字义来理解将军罐,殊不知,这是对将军罐的误解。

将军罐和“将军”没关系

将军罐,罐身为直口,丰肩,敛腹,平面砂底,附宝珠顶高圆盖,其外形酷似头戴战盔、挺胸凸肚的将军,因而得名“将军罐”。对于完全没有瓷器知识的外行人士来说,初次接触将军罐,要猜出其名称的由来,往往望文生义。

清康熙 青花五彩人物故事将军罐 成交价: 34.72万 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北京) 拍卖日期: 2009-09-10

将军罐用来作何用途?外行人常说的版本有两种,一是将军罐为古代皇帝奖赏给战场上有功的将士,这将军罐是古代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二是将军罐为专供将军级人物使用的一种陶瓷,古代的将军家里都用这种陶瓷来装东西。

清康熙 青花松鼠葡萄纹将军罐 (一对) 成交价: 36.80万 拍卖公司: 中国嘉德(北京) 拍卖日期: 2011-11-14

然而据专家介绍,实际上,将军罐原本的用途类似于今天的“骨灰盒”。 将军罐创烧于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清代各朝都有烧造,直到民国时期还流行于市。明朝嘉万初创时期,将军罐这种器皿是佛教寺院为装殓僧、尼圆寂火化后所遗骨灰订烧的专用骨灰罐。到了明朝末年,因为将军罐的器型高大挺拔、丰硕俊美,器物外壁又可以用青花、五彩等多种手法进行装饰,逐渐被人们当作摆置观赏的陈设器。在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将军罐大量生产,其粉彩、单色釉及青花双喜字罐与象耳瓶等一些器型,可以算得上当时婚礼嫁妆所必备之物。

清康熙 五彩四妃十六子人物故事图将军罐 (一对) 成交价: 34.50万 拍卖公司: 中国嘉德(北京) 拍卖日期: 2014-03-23

一些卖家担心买家不喜欢将军罐曾用来盛敛遗骨的说法,就“忽悠”说是从将军家里出来的东西。有少许藏友确实有所避忌,不过,专家认为这都是庸人自扰的想法。

将军罐为何多出自广西?

广西藏家收藏将军罐,不论是数量还是档次,在全国的瓷器收藏圈里,都是具有相当名气的。今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作者与一支古玩专家团队到广西南宁搞活动,面对众多携宝求见的藏友,专家们对将军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清康熙 青花四妃十六子将军罐 成交价: 28.00万 拍卖公司: 中国嘉德(北京) 拍卖日期: 2009-03-28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桂林的靖江王陵以及周边一带的墓地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使得桂林博物馆馆藏梅瓶的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器型之多样在国内均属罕见。而将军罐,在广西玉林一带有大量遗存,这是为何?

玉林一带多出将军罐,与当地的二次葬风俗以及经济水平有密切的关系。据藏家介绍,二次葬是我国许多民族殡丧习俗。广西不少地区有二次捡骨葬习俗,他们先用棺木土葬死者,过了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后,挖墓开棺,从脚骨开始依次往上捡骨,并顺序装入陶瓮,盖上圆盖,再修永久性坟地埋葬。

清康熙 青花岁寒三友诗文瓜棱将军罐 成交价: 24.15万 拍卖公司: 中国嘉德(北京) 拍卖日期: 2015-04-01

将军罐并不是广西当地制造,而是瓷都景德镇出品。要从景德镇采购、运送回广西来使用,以古代的交通条件来说,这必定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士才能做到。 此外,将军罐器型比较大,要是陆路运输往往容易破损,难度也大,采用水路运输就便利得多了。玉林一带不仅是广西历史上经济发达地区,而且水系发达,具备了运输上的客观条件,因此较多出土将军罐。我国的江南一带地区也使用将军罐,多为花卉罐、缠枝牡丹罐。在两广地区,广西主要出的是龙纹罐。

专家介绍,一些体积颇大的将军罐,刷洗干净后放在密闭的玻璃柜里收藏,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透气,可以见到玻璃内壁和罐身上起了霉斑。再打开,还能闻到浊腐的气味。这是其他瓷器收藏中所没有的现象。

青花将军罐收藏价值高

将军罐之所以受到古玩藏界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其艺术价值。

将军罐发展至清代顺治时期基本定型,康熙年间尤为流行。虽然各时期的器型略有变化,但都以大气、宏伟为其特征。青花将军罐更是康熙朝青花瓷器的翘楚之作,因为其器形硕大,青花工艺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清雍正 粉彩百子婴戏将军罐 成交价: 21.28万 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北京) 拍卖日期: 2008-10-12

瓷器藏家认为,荷叶罐、大盖罐都是将军罐的前身。现在,市场上也有现代烧制的将军罐,体积非常巨大,有的甚至高达一两米,摆设起来非常有气势。作者曾与景德镇的瓷器专家交流过,就现代的技术而言,要手工制作大型的将军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是拉坯还是烧制都相当困难。可想而知,在古代生产条件下,体积大的将军罐更加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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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明宣德年间官窑特定用途的器物——蟋蟀罐


斗蟋蟀和养蟋蟀是中国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风行。宣德皇帝就有养虫和斗虫的喜好。

宣德瓜瓞纹蟋蟀罐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执政277年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精于绘事、留神词翰、好促织之戏等等。

宣德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天马、凤凰、珍禽、海兽、小鸟、瓜果、牡丹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宣德凤纹蟋蟀罐

据查资料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螭龙纹蟋蟀罐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宣德翠鸟鸳鸯纹蟋蟀罐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

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年款书写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

二是非常稀有。

目前仅有三件传世品,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3件传世品就因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

元青花瓷的历史由来与鉴赏


古代清真寺内的花纹装饰

古代金银器上的花纹装饰

位于格哈默沙村的古代“苏麻泥青”料矿洞

古代“苏麻泥青”料矿洞口

伊朗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上的 釉里红方章款

国内藏家所藏青花瓷器上的釉里红款识 波斯文写法有误,疑为中国人所写公元13世纪,蒙古族崛起,建立了元帝国,揭开了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一页。元帝国征服了欧亚许多民族,使其统治范围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往来十分频繁,海外贸易发达。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不但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大量销往海外。

到14世纪以后,中国的青花瓷器就通过贸易的渠道输往西亚、东南亚、南非、欧洲等地。这些青花瓷今天能看到的不外乎当时出口而保存至今的传世品,以及古代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土的发掘品两类,其中传世品主要集中于伊朗德黑兰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此次能有机会来到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微博)亲眼见到这些传世至今的精美元代青花瓷,实现了笔者50多年的夙愿。该馆的收藏不仅数量大,质量精,而且来源可靠,科学价值极高。这是中伊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器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些青花瓷器是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出口到波斯地区的,所以在国内十分少见。现在由于国内元青花瓷器出土多了,可资研究的资料得到了丰富,它们在造型与花纹装饰上与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与之进行比较研究,是我们此次来考察的一个重要任务。

青花原料为氧化钴,是一种着色力极强、稳定性好的彩绘原料,它不仅烧成面较宽,而且容易烧成,这是它的主要性能。氧化钴一般含有氧化铁与氧化锰等多种元素,其他元素含量的多少,决定了氧化钴的性质。经科学研究,我国古代青花瓷器使用的青料分进口与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称“苏麻离青”,又叫“苏尼勃青”。这种青料含氧化铁成分高,含氧化锰成分低,并含有砷,是一种高铁低锰料。国产青料含氧化铁低,含氧化锰高,是一种高锰低铁料。这种进口青料的最大特点是高铁,在还原焰中烧成,呈黑色结晶斑块,绘制纹饰线条具有晕散、流淌的特征。因此,这种青料的性能会直接影响纹饰密集、多层次的装饰效果,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这种多层次、密集型、不留地的装饰风格,正是来自波斯,古代清真寺的装饰花纹与金银器的装饰风格,以及地毯上的各种缠枝莲纹、莲花瓣纹、卷草纹、s形纹和回纹等,都与元代青花瓷上的装饰不仅在题材与结构上相同,而且在艺术风格上也如出一辙(图1、2),难怪有的学者称它为“波斯风格”。满足青花纹饰的密集型以及多层次不留地装饰的要求,首先必须对进口青料进行改造与提炼,才能使用。氧化钴是一种着色力极强的彩绘原料,用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青花的呈色效果。绘瓷时要浓淡适度,厚薄均匀,还要求画工掌握好一定的速度,用笔不能停顿。烧窑技术尤为重要,窑温的高低,窑炉的气氛等,都会影响到青花的呈色。窑温过高青料流淌,过低时又会影响到青花的呈色。

以上对青料性能的改变,青料的科学使用与绘制,以及青花瓷器的烧成这一系列的创造,才解决了元青花艺术风格(波斯风格)与青料性能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元青花瓷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原因与其特征的由来。可以看出,这种元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筛选最精的青料绘制,由最好的窑工烧制出来的,代表了中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

元代青花瓷得以创新与发展,除了国内外需求这一主要原因以外,元朝各种艺术形式与多样性文化来源,也影响与造就了青花瓷器以新异的面貌独树一帜。

元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征服,使得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迁居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伊斯兰文化的大量涌入,西域的音乐、绘画、文化习俗、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国,景德镇青花瓷生产使用“苏麻离青”料就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结果。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进口“苏麻离青”料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这一问题学术界说法不一。关于进口青料“苏麻泥青”来源地的调查,是我们此次伊朗之行的重点。信心来自13世纪波斯语复印本的记载与许明先生上次伊朗考察的基础。

2010年9月2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为了使我们的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德黑兰国家博物馆还专门派了一位从事考古工作的女士陪同。从德黑兰到卡尚市大约240公里,乘汽车需要3个小时左右。我们乘坐小面包车从德黑兰出发,在经过苏尔坦、阿米尔、阿赫默德区的阿拉维大街时,顺便参观了博鲁杰尔迪古宅,然后就直奔目的地一一罗杰发尔德山区。

钴矿所在的小村,离卡尚市大约40公里。汽车在光秃秃起伏不断的山间小路上拐弯抹角地行驶。为了节省时间,能够准确地找到钴矿,便请了一位熟悉情况的村民作为我们的向导,换乘货车快速前进。不料山高无路,前行受阻,只好下车徒步行走。目的地格哈默沙位于罗杰发尔德的山脚下,我们就沿着山边小“路”前行着。“路”是上下坡多,地表坚硬,由大小石子自然覆盖,行走时脚不贴地,如穿上旱冰鞋一样,走起来十分困难。

“苏麻泥青”在召唤着我们,路再难行也要前进!走在后面的人不断高声喊问着:“到了没有?”走在前面的人无力回答,只好尽力往前走。在大家都低着头奋力行走的“咔咔”声中,突然听到了向导的“乌拉”声!到了!终于到了!

我们站在了格哈默沙村,据说矿在60年前已经封了,矿也塌了。但两个洞口还可看见(图3、4)。我们在周边找到了闪着银色光芒的石头一一“苏麻泥青”。同时,也印证了13世纪波斯语复印本记载的真实性。

以上文中有关地名、矿山名、钴料名等有混淆处,应正名为:拉杰瓦德为矿山地名,格哈默沙与夸姆萨为村名,苏来麻尼与苏来曼尼为“苏麻泥青”。

我们这次调查的目的地是到达了,但调查的目的还没有达到。这是因为按照伊朗方面的规定,矿石不能随身带出,一定要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后寄到上海,经过科学测试后才能证实。

元青花所用的“苏麻泥青”属进口青料,过去弄不清楚具体产地,学术界的说法也不一样。这次赴伊朗实地考察,可以说是较深层次研究的一种空前举措,其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弥补了元青花瓷器研究上的空白,而且为科学测试对比元青花的真伪提供了新的可靠的鉴证资料。如果我们用新发现的“苏麻泥青”即古代用于元青花的着色钴料来制作青花瓷,并与新仿品进行对比的话,就会一目了然了。

因为“苏麻泥青”属天然矿物料,它所含的成分相当复杂,但主要特点是高铁低锰并且含有砷等其他微量元素。国产青料都是高锰低铁型,不含砷等微量元素。从科学角度上讲,用一种青料去仿另一种青料,烧成后的青花呈色能达到乱真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当代的仿品都是用国产青料仿进口青料,如果想要达到与被仿者相同和接近的水平,就必须对原料进行人工配制,然而人工配制的钴料与天然伴生的钴料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真”“伪”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是绝对的,相同点是相对的或者是有限的。只不过是我们用眼睛看不见而难以区别罢了,但在本质上它们是不同的。

钴蓝作为瓷器的装饰,首先为景德镇窑工们所创造。虽然把钴蓝运用于陶器装饰由来已久,但因钴蓝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喜色”相一致,把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就是景德镇窑工受其影响,改用波斯蓝绘制的结果。

根据伊朗博物馆伊斯兰部主任Rohfar女士说:“元时有伊朗人在中国,是伊朗派到中国去学习制瓷的,但具体材料在什么书上有什么记载,要去专门查找。”这一点我们从伊朗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瓷器上的方形图章上看,就可以得到证实。伊朗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上的图章大多数是刻上去后加红色颜料的,有的又在其上加了一层似透明釉的保护层。也有少数看起来就是直接在景德镇用笔在瓷胎上写上去的(釉里红,图5)。这与收藏家在国内收藏的元青花瓷器上的图章不同(图6),尽管都是在大窑中烧成的釉里红,但据伊朗学者看后认为,肯定是波斯文,然而在写法上有错误,怀疑是中国人所写。另外在落款的部位上也明显不同。以各种大盘为例,伊朗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大盘,款识均落在外壁圈足与纹饰之间的空档上,而国内收藏家收藏的元青花大盘的款识却都落在盘的外壁板沿上(编者注:此处提及的民间藏大盘图片由作者提供,未提供大盘全貌图)。这应当是与伊朗人跟中国人在书写方法上的不同有关。这证明Rohfar主任为我们提供的资料,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王朝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适应销往国家和地区的需要,鼓励来料加工,使用进口青料,采用与借鉴异国的造型、装饰进行生产。因此,作为特殊外销商品的青花瓷器,就更多地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因素,呈现出其风格的多样性。因此,元青花瓷器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又是中西亚文化直接交流融合的结晶。

龙泉窑贯耳瓶的起源与用途


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龙泉窑瓶类器物品种丰富,式样优美,贯耳瓶即是典型之一。

龙泉窑烧制的贯耳瓶式样有多种,如四川遂宁窖藏出土器物中就有两类造型迥异的龙泉窑贯耳瓶。其一是长腹式贯耳瓶,敞口,圆唇,束颈,颈部附一对小的管状贯耳,长弧腹,内圈足。处州青瓷博物馆也有类似贯耳瓶(可参见拙著《龙泉窑》页127图75),黄釉泛青灰,局部开冰裂纹,为南宋早期制品,而遂宁窖藏出土的这只胎骨厚重,其胎釉特征明显为南宋晚期制品。两者在器式细节上有些微区别。另一种是长颈式贯耳瓶,直口,长颈,颈上部附一对管状贯耳,圆鼓腹,圈足直而略内敛。遂宁窖藏出土的此式贯耳瓶有大小两种尺寸,小的高度仅16公分左右,大的则有31公分。类似贯耳瓶还见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相关藏品(高33.7公分,断代为元/明)以及杭州元代鲜于枢墓相关出土器物。此式贯耳瓶亦见于哥瓷制品,如1952年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上与龙泉窑产品有一定区别:腹扁鼓近荸荠状,管耳直径较大,管耳与瓶口齐平。

(左)敞口贯耳长腹瓷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黄釉长腹贯耳瓶(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品)

(左)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大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小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

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

此外还有一种仿青铜壶式样的贯耳瓶,仿古色彩浓厚,且称之为仿古式贯耳瓶,可参见日本常盘山文库相关藏品,整器作椭园形,敞口外撇,硕颈微束,丰腹下垂,高圈足,圈足在器身正面对称置两长方形穿孔,颈部上下饰凸弦纹两道,两侧附管耳一对,管耳装饰夔龙纹,紧贴瓶颈呈束腰式。另有一种瓶式接近仿古式贯耳瓶,但风格上较随意,且称之为仿古变式贯耳瓶。仿古式贯耳瓶除龙泉窑之外,亦有南宋官窑、哥瓷制品。官窑产品制样严谨,仿古近古,最堪见重,具体可参见两岸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哥瓷仿古式贯耳瓶则不乏明仿制品,须审慎明辨。另,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的遗物中有一“景德镇窑青白瓷蟠龙纹贯耳瓶”,颈部和胫部装饰卷草夔龙纹,与龙泉窑产品具有时代共性,应为南宋晚期至元初产品。

(左)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花瓶/(右)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私人收藏)

南宋官窑贯耳瓶

韩国新安沉船景德镇影青贯耳瓶

瑞士保尔博物馆收藏的哥式贯耳瓶

龙泉窑贯耳瓶从南宋至元明一直有烧制,元明普通产品在形制上变化较大。类似将管耳移植于长颈瓶上,风格纤细。

(左)元龙泉窑六棱贯耳瓶一对(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右)元/明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山口县立荻美术馆藏)

所谓“贯耳”,即以箭穿耳,最早是一种刑罚,后以“贯耳”为投壶活动玩法之一。贯耳瓶的起源和用途,一般认为正是来源于汉代贵族燕乐所用的投壶。关于“投壶”的发展历史,有很多人考证过,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笔者想就龙泉窑这几种不同式样的贯耳瓶谈些一己之见。上述这几类贯耳瓶虽都有“贯耳”,实难一以贯之,它们的母型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其中不能排除相互影响或借鉴的因素。比如仿古式贯耳瓶,明显仿自商周青铜贯耳壶,长腹式贯耳瓶其实也可以归入仿古一类,但其形制上似乎受到上古其他壶式的影响,其雏形早自新石器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制品,这两类贯耳瓶称之为“管耳壶”更合适。

商晚期矢壶 壶内底铸铭文“矢”字,“矢”为做器者的族名 故宫博物院馆藏

至于长颈式贯耳瓶,类似器型最早见于巩县窑址出土的“唐巩县白釉贯耳瓶”,与前两类贯耳瓶区别较大,与投壶关系密切,此可从有关投壶图石刻、绘画、实物等资料得到佐证。不过汉代石刻拓片投壶图里的壶都是没有管耳的,到了五代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出现了一只插着箭的“贯耳瓶”,再到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的投壶部分以及《三才图会》(明王圻、黄晟撰)的投壶图,投壶工具明确为“贯耳瓶”,对称的两管耳正是为“贯耳”玩法所置。仅从绘画资料的比对发现,汉代到明代投壶,所用之器基本样制均为直口长颈,多出的两耳实为后来玩法翻新所需而添设。可资印证的实物资料还有扬州宋代铁投壶(现藏南京博物院),也是筒形长颈加一对竖直的大管耳。很明显,要数管耳与瓶口一线齐平的哥窑式贯耳瓶最接近投壶贯耳瓶,宋元龙泉窑长颈式贯耳瓶的两管耳较细,可能更倾向于一般的陈设使用。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则是标准的投壶样制,应系宣德朝龙泉官窑器物,是宣宗喜欢投壶活动的实物佐证。(原题目:龙泉窑贯耳瓶及其相关问题)

唐巩县白釉贯耳瓶,巩县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扬州出土宋代铁投壶

宣德皇帝与蟋蟀罐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 但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是何故?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罕究其原因,即: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其珍稀亦是自然之理。

但在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从此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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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格哈默沙村的古代苏麻泥青料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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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博物馆藏元青花大盘上的釉里红方章款

国内藏家所藏青花瓷器上的釉里红款识波斯文写法有误,疑为中国人所写公元13世纪,蒙古族崛起,建立了元帝国,揭开了中西交通史的重要一页。元帝国征服了欧亚许多民族,使其统治范围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往来十分频繁,海外贸易发达。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不但在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大量销往海外。

到14世纪以后,中国的青花瓷器就通过贸易的渠道输往西亚、东南亚、南非、欧洲等地。这些青花瓷今天能看到的不外乎当时出口而保存至今的传世品,以及古代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土的发掘品两类,其中传世品主要集中于伊朗德黑兰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此次能有机会来到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微博)亲眼见到这些传世至今的精美元代青花瓷,实现了笔者50多年的夙愿。该馆的收藏不仅数量大,质量精,而且来源可靠,科学价值极高。这是中伊两国人民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器的珍贵实物资料。这些青花瓷器是在元代江西景德镇烧制出口到波斯地区的,所以在国内十分少见。现在由于国内元青花瓷器出土多了,可资研究的资料得到了丰富,它们在造型与花纹装饰上与伊朗德黑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与之进行比较研究,是我们此次来考察的一个重要任务。

青花原料为氧化钴,是一种着色力极强、稳定性好的彩绘原料,它不仅烧成面较宽,而且容易烧成,这是它的主要性能。氧化钴一般含有氧化铁与氧化锰等多种元素,其他元素含量的多少,决定了氧化钴的性质。经科学研究,我国古代青花瓷器使用的青料分进口与国产青料两种。进口青料称苏麻离青,又叫苏尼勃青。这种青料含氧化铁成分高,含氧化锰成分低,并含有砷,是一种高铁低锰料。国产青料含氧化铁低,含氧化锰高,是一种高锰低铁料。这种进口青料的最大特点是高铁,在还原焰中烧成,呈黑色结晶斑块,绘制纹饰线条具有晕散、流淌的特征。因此,这种青料的性能会直接影响纹饰密集、多层次的装饰效果,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扳指的用途及材质


1、扳指的用途

早在清代,扳指亦指“板指”,又称“班指”或“梆指”

又知道扳指的历史吗? 几千年前就有扳指了,在我国,其中的一种扳指是坡形扳指一直使用到明代。最主要就是保护我们的手指用的,详细的介绍请往下看吧。

韘初见于商代(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在春秋、战国(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就十分流行使用扳指了。

扳指是一种护手的工具,带于勾弦的手指,用以扣住弓弦。同时,在放箭时,也可以防止急速回抽的弓弦擦伤手指。古人亦称为“机”,意义类似于“扳机”,表示扳指的作用相当于扳机。

几千年来,扳指的形制,出现过很多种样式。最为主要的,是坡形扳指和桶形扳指。坡形扳指出现较早,最早还有弦槽,后来取消。在我国,坡形扳指一直使用到明代。国外则韩国、突厥-土耳其至今仍在使用。期间,各种式样的扳指都有存在。蒙古与清朝,则主要使用桶形扳指。传统的汉族扳指儿与蒙古族的扳指略有区别:汉族扳指儿从侧面观是梯形,即一边高一边低,而蒙古族、汉族的扳指儿一般为圆柱体。

据考证,桶形扳指主要出土于14世纪以后。

17世纪以后,汉族将扳指发展为首饰。

2、扳指有多种材质

军事所用的扳指,现今俗称武扳指,皆由驼鹿角制作,在夏季手出汗的时候,驼鹿角中的角质蛋白会由汗液析出,扳指内壁产生粘性,均匀的血线可以增加透气性,久戴并无秽臭之气。

满族人入关后,大量贵族子弟不再习武,却仍然配戴扳指,由于炫富的需要,扳指的质地亦由原来的鹿角、发展为翡翠、水晶、犀角、象牙、玉、瓷、碧玺等名贵滑润的原料。

普通旗人佩戴的扳指,以白玉磨制者为最多。贵族扳指以翡翠质者为上选,其色浑澄不一且花斑各异,碧绿而清澈如水者价值连城,非贵胄而不敢轻易佩带。以其大小厚薄论,又有文武之分,武扳指多素面,文扳指多于外壁精铸诗句或花纹。

至于戒指,又名“约指”,俗称“镏子”。清代,旗人男女皆喜戴上此物。式祥甚多,以光面戒指(即无花者)为最普通,或作扁圈式,或作圆筒式,或作面部(即指盖部)之凸起式者不等。上有铸字者,如“福寿绵长”或单个的“福”字或“寿”字。八旗子弟有其友朋之投契者,于戒指一物,多有用其表示团结精神,彼此各戴一枚,皆铸有“二人平心”之字样,夫妻间亦有借用此种戒指以表示心地无二者。

后汉族人士亦多效此风。

古代瓷器:宣德皇帝与蟋蟀罐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但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是何故?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罕究其原因,即: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其珍稀亦是自然之理。

但在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从此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蚯蚓走泥纹的由来


“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呈蜿蜒曲折而又长短不同的线状,有的为单线条,有的为多线条相互交叉,这种纹路源自宋钧官窑,为钧瓷所独有,是钧瓷窑变的艺术特征之一。

关于蚯蚓走泥纹在禹州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听老年人说,原先禹州城北关的颍河水很深,水里边生活着鱼鳖虾蟹等水族。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头王”。这头王至高无上,掌握着水族们的生杀大权,厉害得很。

蚯蚓那时候也生活在水里,和螃蟹、蚂虾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蚯蚓还和螃蟹是很要好的朋友。到了宋朝,有一天,螃蟹头上的两个钳子无意间夹断了蚂虾的两根长须,蚂虾就到头王那里去告状。蚂虾偷偷送给头王一个米粒大的夜明珠,头王一见十分欢喜,就收下了。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头王受了贿,就向着蚂虾,于是判螃蟹死罪,要用炉火烧死。蚯蚓听说了这事,心里不忿儿,就去找头王评理,头王哪能听得进去,不由分说,也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块处死。

两个行刑的水鬼押着螃蟹和蚯蚓来到岸上,四处寻找有炉火的地方。转来转去,来到颍河南岸的钧窑场,刚好有窑工们正在装窑。两个水鬼就乘人不备,把螃蟹和蚯蚓装进了放瓷器釉坯的笼里。螃蟹爬在了一个鸡心盘上,蚯蚓爬进了一个鼓钉洗里。两个水鬼在暗地里看着窑工们把窑装齐,封住了窑门,就返回水里向头王复命去了。一会儿,窑工们就把窑点着了火。顿时窑里烟雾弥漫,熏得螃蟹直流眼泪,眼泪都滴在了鸡心盘上,它受不住了,就挣扎着往盘外爬,终于爬出了盘子。这时,窑里温度已升起来了,螃蟹还是给烧成了灰。蚯蚓呢,开始也在鼓钉洗里往外爬,但鼓钉洗边沿儿高,蚯蚓爬得又慢,没多会儿也给烧成了灰。

这窑钧瓷住火后开窑,窑工们发现有一个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螃蟹爪子一样的纹路,并且有很多珍珠点;有一件鼓钉洗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两种纹路怪好看,就分别起名叫“蟹爪纹”和“蚯蚓纹”。

说来也怪,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陶瓷,窑窑都有一两件带蟹爪纹和蚯蚓纹的,间或还有“珍珠点”出现。窑工们都感到神奇,不知是咋回事。但是有知道的。谁知道?颍河里的水族们它们知道。这是螃蟹和蚯蚓的冤魂不散啊!不该死罪,硬被判成死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螃蟹和蚯蚓被炉火烧死后没多久,蚯蚓的后代们觉得这个头王太不公道,不想再在水里受欺负,就搬家来到了陆地上,拱到土里去呆着。但完全离开水还不行,看哪儿上湿,就往哪儿去,还经常在湿泥地上爬来爬去。后世的人见了,只知道蚯蚓会拱土,走泥,人们就把“蚯蚓纹”改称为“蚯蚓走泥纹”了。

陶瓷名词:天字罐


天字罐——罐的一种式样。口大,短颈,圆肩,腹略收,浅圈足,底部青花楷书“天”字,故名,明代成化景德镇窑创制,为斗彩器,系宫廷用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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