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砖。
唐（公元618年—907年）和五代（公元907年—960年），是中国瓷器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了著名的北方白瓷和南方釉下彩瓷。
白瓷是一种胎和釉都呈纯净洁白色的瓷器。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料的进一步选择淘洗，并降低胎、釉中铁含量而烧成的。中国最早的白瓷出现于北朝北齐（550年-577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碗、杯、长颈瓶可作为代表。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某些釉层中略泛青，仍保留着青的瓷痕迹，是创烧阶段的产品。
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年）宗室贵族少女李静训墓中，发现了多件精美的白瓷小扁瓶、小盒、小罐等。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件白瓷龙柄鸡首壶，高26.4厘米，通体以片纹白釉装饰，造型修长俏丽，夸张的龙首柄和昂首高鸣的鸡头更增添了华美的装饰效果。这批白瓷釉色已不见泛青或泛黄现象，说明白瓷工艺已走向成熟。
唐代白瓷窑址和瓷器多发现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及安徽地区，长江以南则很少见，因此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南方仍以生产青瓷为主。
这一时期，南方的青瓷在前代基础上稳步发展，仍以浙江越窑知名度最高。其胎质细腻致密，器形规整，釉层匀净，呈色青黄或青绿，温润如玉，光洁似冰；品种主要是用作食具的碗、盘和酒器、茶具，还有各式灯、枕、唾壶、印盒、粉盒等；造型增加了大量仿植物花卉的外轮廓，如荷叶形碗、莲瓣形盘、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器物整体或口沿部有的像盛开的海棠，有的仿佛出水的荷叶，起伏坦张，婀娜多姿，令人爱不释手。
晚唐到五代，越窑曾一度成为专为皇室烧制高级青瓷的官窑，所烧之器，臣僚百姓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究竟是什么颜色，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大批唐皇室供奉的佛教文物和各类精美供器，根据同时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账”，地宫中出土的16件青瓷器均被称为“秘色瓷”，人们才终于见识了皇室御制秘色瓷庐山真面目。这些秘色瓷呈现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和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釉层均匀细腻。这些瓷器造型简洁明快，有数件仿植物外形，如秘瓷八棱净水瓶，颈细长，肩腹部有八条竖向凸棱外鼓，呈瓜样。又如一件秘瓷盘口沿作五曲花瓣形。这些凸棱和凹曲的转折处分界明显，表明其成形操作十分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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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素瓷
隋代历史虽短，但在白瓷发展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隋瓷特点是：胎土细腻、洁白，坯胎坚硬、釉润，白色有时微微闪黄，带一点乳白色，器型平底折边，边的外缘凸起一条边沿，平底处无釉，腹部凸起弦纹。
隋代白瓷的烧制，已具备一定水平，白瓷的烧造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为后来的彩绘瓷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的国势强盛，文化发达，是中国瓷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各地出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瓷窑。这一时期青瓷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量生产。北方河北邢窑的白瓷与南方浙江越窑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有“南青北白”之说。青瓷起步较早，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邢窑瓷器，质地坚硬，制作精致，洁白如雪。邢窑白瓷较之隋代白瓷又前进了一步，改变了以青瓷为主导的瓷器的发展方向。在邢窑的白瓷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烧造白瓷的定窑。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与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从此并驾齐驱。
从青瓷而黑瓷到白瓷
关于各地茶具的优劣，陆羽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风，茶汤显“白红”（即淡红），青瓷色泽沉稳，“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虽然洁白莹亮，就未免稍嫌轻浮了。”（郑培凯，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序）给茶碗分等级，不是以瓷器的质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调为标准，看它是否能和茶汤的色度调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为如此，以越窑为代表的质朴大方、色泽沉稳的青瓷茶碗，就被陆羽和整个唐代奉为上品了。虽然以邢州瓷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也不乏拥戴者。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从青瓷转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体方法为：事先用茶末和开水调好茶膏，然后一边用沸水点泡，一边用茶筅回旋击拂，打出白色的沫饽（汤花），要求色泽纯白，汤花保持时间长（“咬盏”）者优，先出现水痕的就失败。这样，为了以黑衬白，更为了便于裁判孰优孰劣，黑瓷当然是最好的选择。蔡襄所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茶录》），宋徽宗所谓“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大观茶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过去被奉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适用，在重黑瓷这一点上，宋代做到了“从认识到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们对茶碗的色泽选择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因为到了明代，点茶已成往事，饮用散茶蔚为主流，洁白如玉的白瓷衬托绿色的茶汤，清新悦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说：“宣庙（指明宣宗）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绝对优越地位，而且质疑了蔡襄对黑瓷的看重。其实，这都是茶水惹的祸，蔡襄时代茶贵白，当然瓷贵黑，明代茶贵绿，当然瓷贵白。观点不同，其实其理则一，只是各为其茶。
“严格说来，茶碗的色泽与茶叶的品质是不相干的，然而，饮茶作为美感体验的艺术，茶碗的形制与色调，配合盛出的茶汤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间氛围中得到相应的感受，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响”（郑培凯，出处同上）。诚哉斯言。据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们，都追求茶、盏一体的整体艺术美感，虽则时代不同、取舍各异，究其缘由，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
德化白瓷与景德镇白瓷的异同及特点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代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生产的白瓷也异样。它们之间不同点主要有：
（1）瓷胎致密，透光极其良好，为唐宋其他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钾，含量高达６%，烧成后玻璃质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特别良好。
（2）从釉面上看，德化白釉为纯白釉，而北方唐宋时代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代景德镇生产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Aio含量比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中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Tio、Aio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o含量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明代德化白瓷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少女白”之称。流传欧洲后，外国人又称之为“鹅绒白”。直到现在，法国人还以“中国白”直呼德化窑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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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北方白瓷和南方釉下彩瓷的我文化
唐（公元618年—907年）和五代（公元907年—960年），是中国瓷器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了著名的北方白瓷和南方釉下彩瓷。
白瓷是一种胎和釉都呈纯净洁白色的瓷器。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通过对原料的进一步选择淘洗，并降低胎、釉中铁含量而烧成的。中国最早的白瓷出现于北朝北齐（550年-577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碗、杯、长颈瓶可作为代表。这些瓷器胎质和釉色均呈乳白色，但某些釉层中略泛青，仍保留着青的瓷痕迹，是创烧阶段的产品。
隋唐以后，白瓷的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色调日趋稳定，器形更加精巧秀丽，成为深受上层社会喜爱的日用器。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的隋大业四年（608年）宗室贵族少女李静训墓中，发现了多件精美的白瓷小扁瓶、小盒、小罐等。其中最令人赞叹的是一件白瓷龙柄鸡首壶，高26.4厘米，通体以片纹白釉装饰，造型修长俏丽，夸张的龙首柄和昂首高鸣的鸡头更增添了华美的装饰效果。这批白瓷釉色已不见泛青或泛黄现象，说明白瓷工艺已走向成熟。
唐代白瓷窑址和瓷器多发现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及安徽地区，长江以南则很少见，因此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南方仍以生产青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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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南方的青瓷在前代基础上稳步发展，仍以浙江越窑知名度最高。其胎质细腻致密，器形规整，釉层匀净，呈色青黄或青绿，温润如玉，光洁似冰；品种主要是用作食具的碗、盘和酒器、茶具，还有各式灯、枕、唾壶、印盒、粉盒等；造型增加了大量仿植物花卉的外轮廓，如荷叶形碗、莲瓣形盘、海棠式碗和葵瓣口碗等，器物整体或口沿部有的像盛开的海棠，有的仿佛出水的荷叶，起伏坦张，婀娜多姿，令人爱不释手。
晚唐到五代，越窑曾一度成为专为皇室烧制高级青瓷的官窑，所烧之器，臣僚百姓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但秘色瓷的“千峰翠色”究竟是什么颜色，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大批唐皇室供奉的佛教文物和各类精美供器，根据同时出土的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账”，地宫中出土的16件青瓷器均被称为“秘色瓷”，人们才终于见识了皇室御制秘色瓷庐山真面目。这些秘色瓷呈现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和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釉层均匀细腻。这些瓷器造型简洁明快，有数件仿植物外形，如秘瓷八棱净水瓶，颈细长，肩腹部有八条竖向凸棱外鼓，呈瓜样。又如一件秘瓷盘口沿作五曲花瓣形。这些凸棱和凹曲的转折处分界明显，表明其成形操作十分严格。
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
“汝、官、哥、定、钧”，定窑是宋代唯一烧制白瓷的窑场。定窑白瓷以其色白、质薄、釉润、纹饰丰富而精美著称于世，美誉“天下第一”。关于定窑的历史及相关诸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定窑白瓷铭文的研究，由于缺少一定的实物资料，尚涉及甚少。多年来，笔者从古代临安(杭州)收集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中，惊奇的发现，定窑瓷器的铭文，特别是南宋时期后刻的铭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宋代瓷器上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古陶瓷史上可谓开一代先河而空前绝后。同时，铭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折射出浓厚的南宋宫廷色彩。为此，笔者以收藏的实物，就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的某些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与研究。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纯属业余之作，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敬请中外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一．定窑白瓷铭文的刻制方式和基本特征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宋王朝自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灭亡后周创建以来，历经九帝九传168年，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称为北宋。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历经九帝九传152年，至1279年陆秀夫广州负帝，宋卫王投海宋亡，称之南宋。特定的历史铸就了特定的文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瓷器，自然会有时代的烙印。
综观笔者收藏的定窑白瓷铭文瓷片，虽然数量和品种较多，但其刻制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装坯烧窑前刻制的，数量很少，是北宋初官府定烧和宫廷定制的御用品。如“官”、“尚药局”、“乔位”、“子温”等。对于这类铭文，笔者称它为“北铭”。另一种是瓷器运到宫廷后，根据需要后刻上去的，铭文的多数属于这一类，它们是南宋宫廷的专用器物。如“奉华”、“德寿”、“寿成殿”、“皇太后殿”、“内苑”等。这一类后刻的铭文笔者又称其为“南铭”。
烧窑前刻制的“北铭”，由于刻制工序的不同，又有釉上和釉下之分。釉上刻制的铭文主要见于盘、碗、洗底部，铭文是在坯胎上釉阴干前，在釉上连同坯胎一起刻、划而成，刻出的铭文字体露胎，见“乔位”、“官”等，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之“釉上款”。当铭文刻在器身或盘、碗内底时，为了考虑瓷器的美观，铭文刻在半干的坯胎上，然后上釉烧制，使铭文完全被罩在釉下，如“尚药局”。这种铭文款式笔者称它为“釉下款”。烧窑前刻制的铭文，据笔者长期观察它和定窑刻、划花纹有十分相似之处，也有刻和划之分。刻者，重也。多用金属工具，字体线条较宽，所刻部位较深，有明显的刀锋，刻出的铭文颇具书法效果，如“官”字铭文。划者，轻也。多用竹制工具，字体线条较细，部位较浅，笔画粗细基本相等，铭文有如圆珠笔书写的效果，如“乔位”、“子温”。
宫廷玉工后刻的铭文，笔者从查阅有关古代玉器制作资料和长期实物观察中，找到的答案是用一种叫砣子的圆形工具刻制而成的，工具的具体材料还无法考证。史书记载商代的玉器上有使用砣子的痕迹。唐宋时期是玉器发展的精制期，托子的工艺技术应该相当成熟了，这从笔者收藏的当时用砣子在龙泉窑瓷片上曾试刻的实物，可以得到证实。其坚硬锋利的程度，并不逊色于今天的切割工具。用砣子刻制的铭文，字体工整，笔画欠自然流畅，以直行为主，缺少自然转弯和笔锋。刻出的笔画呈中间粗，两头尖之势。这和砣子转动时的落点和收点有关。为了显目，铭文刻制后多数还填上朱砂一类的红色颜料，见图十六、十九、二十、三十六等都留有明显的红色痕迹。
二．定窑白瓷铭文的分类和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内容和宫廷相关的虽然较多，但经整理、归类大致可用二种类型来区别。一种是以瓷器的使用单位来表示，铭文多刻有宫廷建筑的名称和为宫廷服务的某些官署机构的名称。另一种则以瓷器使用的主人来表示，有后妃、宦官、皇亲、外戚等，并以他们各自的职位、封号、姓名出现在铭文中，他们是宫廷生活中的主要成员。现分别择要介绍如下：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有宫殿名称的瓷片有：“殿”、“德寿”、“奉华”、“皇太后殿”、“寿成殿”、“坤”、“寿慈殿”、“东宫”、“承光”、“锺秀”。
铭文“殿”，均为盘底残片，印花。“殿”字铭文近年发现较多，并见于高丽窑、官窑、越窑等窑口，器型以盘、碗为主。“殿，帝王所居及朝会之所或供奉神佛之所为殿”1。笔者分析字款和庙宇有关的可能性不大，而和南宋宫殿有关，理由有三：其一，“殿”字定窑白瓷制作规整，釉色牙黄且滋润，纹饰精美，非民间用品。同时与“殿”字相关的铭文还有“殿库”、“殿徐”、“殿辛”，都和宫殿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其二，南宋帝王崇道轻佛，如是施舍之物一般均会写明施主姓名之类的文字和庙宇殿名。其三，“殿”字铭文除了定窑白瓷外，还见于官窑、高丽窑、越窑等窑口的瓷片，一般人是不能使用这些高档瓷器的，同时“殿”字铭文发现地点以中河南端的望江门、通江桥、卷烟场附近居多，距离大内不远。但是有一点曾让我们百思不解，为什么当时玉工不直接刻上宫殿的全称，而只刻一个“殿”字？最后笔者在查阅大量有关南宋时期的史料中得到启示，找到了答案。
北宋之后，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南迁，改元建炎。三年闰八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为行在所，以州治为行宫。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对南宋行宫初创时的情况，当时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甲集卷二中对绍兴间行宫作了如实记述：“今大内，旧杭州州治也。绍兴初，高宗自越州复还临安，命有司截为行宫，百楹而已。时内恃杨公弼董其事，欲以为三百楹，上不可而止。盖上所御殿，茅屋才三楹。九年秦宰相用事，始作慈宁宫。十二年和议成，因作崇政殿。十八年仍名皇城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于是禁中已复营祥曦，福宁等殿。苑中有澄碧观堂，凌虚阁等。而上又自作复古殿，损斋，实所常御也。”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皇宫，厉朝都建有数以十计的宫殿，以备举行各种国家大典时用。北宋汴京的皇宫亦有三十多处以适应各种隆重仪式所需。而刚刚草创的行宫是无法一一具备的，由此一殿多用途，一殿多名称便应运而成。一殿多用和一殿多名是南宋初期宫殿的一大特点，在诸书中都有明确记载。《梦梁录》卷八《大内》云：“丽正门内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chen2)；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堙(yin1)为明堂殿。次日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云》：“文德殿，绍兴十二年建，正衙，六参官起居。紫宸(上寿)，大庆(朝贺)，明堂(宗祀)，集英(策士)，以上四殿皆文德殿，随事揭名。”《宋史》卷85《地理志&S226;行在所》曰：“宫室制度，皆从简省，不尚华饰。垂拱、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以上所提到一殿多用，一殿多名的情况基本相同。稍有不同的是《梦梁录》和《咸淳临安志》二书所指的殿名不包括《宋史》记载的垂拱殿，应示为两殿。王应麟《玉海》中云：“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庚子十二日，命内侍王晋锡作崇政，垂拱二殿(移诸司屋宇147间)，时言者请复朔日视朝之礼，而行宫只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为之，朔望则权置账门以为文德，紫宸殿。按射殿则以为选德，策士以为集英。”明显是把崇政与垂拱各作为一殿的。
王应麟在度宗时曾任礼部尚书。《咸淳临安志》的作者潜说友为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兼详定敕令官，兼知临安军府事，兼点检行在瞻军激赏酒库所。他们为同一时代人，所说大内情况应有一定的可靠性。由此“殿”字铭文为大庆、文德、紫宸、祥曦、集英的殿名无疑。
由于宫殿名称随事易名的不确定性，给宫廷玉工在刻宫殿名称时带来麻烦，最后只能以一个“殿”字统而代之。“殿”字铭文也为后人研究，了解南宋初期历史和宫殿状况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
铭文“德寿”盘底残片，印花。“寿慈殿”盘底残片，印花。“德寿”指德寿宫，是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退位居住的宫殿。以后诸帝大都效学高宗退居此宫，它是由望仙桥东面的秦桧府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德寿宫旧址的范围，以现在的地名来定它的四至：“南至望仙桥直街，北至佑圣观路，西临盐桥大河，东至城墙(即今吉祥巷、织造马弄)，范围之大，是可以想见的”2。德寿宫规模之宏制，建筑之华丽，花园景色之奇秀与皇宫无异，故有“南内”与“北内”并称。宋&S226;岳珂《□史&S226;行都南北内》载“……桧薨(hong1)于位，僖犹恋恋，不能决去，请以其侄(zhi1)常州通判xuan为光禄丞，留莅(li4)家庙，以为复居之萌芽。言者风闻，逐请罢煊，并迁庙主于建康，逐空其居。高宗将倦勤，诏即所筑新宫，赐名德寿居之，以膺(ying1)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请陛躬朝，岁时烨(ye4)奕，重华继御，更慈福，寿慈，凡四侈鸿名，宫室实皆无所更”。《梦梁录》卷八载：“德寿宫在望仙桥东，元系秦太师赐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庙卷勤，不治国事，别创宫廷御之，逐命工建宫殿，匾德寿为名。后生金芝于左栋，改殿匾曰康寿。……后孝庙受禅，议德寿宫改匾曰重华御之，次宪明太皇后欲御，又改为慈福宫。寿成皇太后亦改宫匾曰寿慈御之。继后宫室空闲，因而逐废。”由上而知，德寿、重华、慈福、寿慈四个殿，各因主人的更换屡有更改名称，但实为一处。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禅位三子赵敦，移居此宫改德寿为重华宫。后来宁宗赵扩奉养他的祖母宪圣太后住在这里，又把重华宫改为慈福宫。后来奉养寿成太后住居这里，又将慈福宫改为寿慈宫。铭文“寿慈殿”就是寿成皇太后谢氏居住时的殿名，史书记载与其相符。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史——定窑》一文中，讲到的定窑白瓷铭文“慈福”，应该是宪圣皇太后吴氏居住时的殿名“慈福宫”。虽然至今未发现“重华”的铭文，四个殿名已有三个被发现，剩下的一个它的存在是可能的。
铭文“奉华”折腹盘残底，内外刻牡丹纹，北宋遗物。“奉华”指“奉华堂”而言。是德寿宫的一座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婉容所居。刘氏临安(今杭州)人。入宫为红霞帔(pei4)，迁才人，累迁婕妤(jie2yu2)，婉容，绍兴二十四年进贵妃，颇恃宠骄侈，宫中号刘氏为大刘娘子。据传她喜爱书画，并刻有“奉华堂”印一枚，它曾在自己收藏的一幅名画中钤“奉华堂”印一方。“奉华”铭文除定窑白瓷外，还见有汝窑、高丽窑等窑口瓷片，器物均精美且多为北宋宫廷遗物。北京、台湾故宫博物院均藏有“奉华”铭文的传世瓷器，铭文均为后刻，字体工整，同出自宫廷玉工之手。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在发掘钧台窑址时，在窑址出土一件钧窑出戟尊，底部刻有“奉华”铭文。值得注意的是该字铭是器物成型后在未入窑烧制时刻制的，这显然是北宋的遗物。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奉华”的名称在北宋时就已存在。南宋初期很多方面都沿用南渡前汴京旧制，是否在宫殿名称上也有这种情况呢？事实是存在的，例如北宋皇宫有文德、紫宸、集英等殿名，而南宋也沿用了这些殿名。但“奉华堂”在“德寿宫”内，由刘婉容所居的事实，史书早有记载。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云：“……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刘婉容位奉华堂听摘院奏曲罢，婉容进茶讫，逐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得就纳于官家则剧”。
铭文“皇太后殿”折腰盘残底，印花。铭文“坤”碗底残片，印花。“皇太后殿”顾名思义指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梦梁录》卷八《大内》载：“皇太后殿名曰坤宁，皇后殿名曰和宁，两殿各有大官及殿长，内恃，及黄院子，幕士，殿属，亲从，辇官等人祗候”。《梦梁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又云：“初八日，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起居，邀驾过皇太后殿上寿起居，舞蹈嵩呼，回诣(yi)紫宸殿”。
由上可知“皇太后殿”又名坤宁殿，位置在皇宫大内，是皇太后居住的地方。铭文“坤”，据笔者考察应是坤宁殿的简称，当时宫殿名称以简称的形式刻制并不少见，如“寿”、“华”分别是宫殿德寿和奉华的简称。同时古代有主阴阳，乾坤之说，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以坤极，坤元指女性中最高贵的皇后。《宋史&S226;后妃列传&S226;真宗刘皇后》：“章献明肃处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贵，功德莫与为比”。“坤”字铭还见于官窑、龙泉窑瓷片。
铭文“寿成殿”碗底残片，印花。“寿成殿”史书未见记载，经分析应该和寿成皇后有关。淳熙十六年(1189)，肖宋禅位于第三子赵敦是为光宗。尊孝宗为“至尊寿皇圣帝”(简称寿圣)，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皇太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此时孝宗已从大内移居德寿宫，皇后谢氏应随他同去，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寿成殿位置应在德寿宫内，时间约在绍熙年间。“寿成殿”铭文除定窑外还见于官窑、汝窑。笔者有一个汝窑铭文残片，惜铭文残缺不全，仅可见“成殿后阁”四字，若完整的铭文应为“寿成殿皇后阁”，铭文的内容所指寿成皇后的住所更加明确。
铭文“东宫”大盘残底，印花。留有旧时曾用银皮补过的痕迹。“东宫”指皇太子居住的宫殿，在大内东部，其位置可能在今馒头山东部。《宋史&S226;地理志》云：“在丽正门内，孝宗，庄文，景献，光宗皆常居之”。据《行在所录》又云：“孝宗初育宫中，只造书院于宫门，日内资堂。迨为太子，越旬日即受禅；乾道七年，光宗升储，始于丽正门内之东，建太子宫门”。按此推算铭文“东宫”刻制的时间在乾道七年(1171)以后，器物的主人时为东宫太子的光宗可能性较大。
另外刻有宫殿名称的铭文还有“承光”、“锺秀”。史书上均未见记载，也无从查考，留作以后考证。
定窑白瓷铭文中刻制宫廷官署机构的铭文有“尚药局”、“内司”、“阁子库”、“后苑”、“内苑”、“德寿苑”、“苑”、“苑天”、“后苑三”。
铭文“尚药局”盒子残片，口沿下由右向左釉下横刻“尚药局”三字，盒盖残片刻龙纹，北宋宫廷遗物。“尚药局”为官署名，后齐置，属门下省。设典御及丞各二人，总知御药事。另设恃御师，尚药监各4人。隋炀帝时属殿中省(因避杨忠讳)，置奉御二人，直长四人，又恃御医，司医，医佐等员。唐高祖武德六年(618)改殿中省，掌供奉皇帝饮食、医药、服御、幄□、舆(yu)辇(nian)、余次之政令。以殿中监为长官，少监为副长官。总管六局：尚食局掌膳羞，尚药局掌和剂诊候，尚乘局掌乘骑，尚衣局掌衣服冠冕，尚舍局掌次舍幄□，尚辇局掌舆辇，尚药局为六局之一。宋代沿置，然无尚乘局，另设尚酝局。北宋时，尚药局一度属宣微院。《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后苑、御膳所、六尚局、翰林司、仪鸾司、八作司、修内司……”。南宋时尚药局仍属殿中省管辖。刻有“尚药局”铭文的盒子应该是装药的，属北宋宫廷御用品，有可能是高宗南逃时随身医官所带之物，数量不会很多。
铭文“内司”碗底残片，无纹饰，略粗。“‘内司’即‘修内司’，官署名。宋代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以内恃省使臣2人，入内内恃省使臣1人管理”3。《宋史&S226;官职志》载：将作监“所隶官署十”首列“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宋初期，修内司曾负责烧制官窑曰“修内司官窑”。《坦斋笔衡》中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好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窑器，名曰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牟矣”。由此得知，修内司除营缮宫城太庙本职外，还兼烧官窑。南宋初创时，战事不断、百废恃兴，官署多有裁并是可以想象的的。另外铭文“内司”发现地点在中河通江桥南端，离太庙旧址和修内司营地不远，和史书有关记载相符。
铭文“阁子库”洗子底残片，内刻荷花纹饰。“阁子库”是机构名称，属皇家私库。《南宋京城杭州》一书《皇城图》中所标位置在大内和宁门西北侧，内司机房旁边。对于“阁子库”的记载《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说：“……小刘婉容进自制《十色菊》，《千秋岁》曲破，内人琼琼、柔柔对舞。上于阁子库取赐五两数珠子一号，细色白段各十匹，太后又赐七宝花十枝，珠翠芙蓉缘领一副，又移坐灵芝殿有木犀处进酒”。文章中上指太上皇高宗，他从阁子库取珠宝赏赐小刘婉容等人。从以上情节看阁子库应是帝王私库。值得注意的是铭文“阁子库”右侧还刻有“婉仪位”三字，小刘婉容即刘婉仪。“宋高宗妃，初入宫，封宜春郡夫人。进美人，与刘婉容俱得宠，进婉仪”4。宫中称刘贵妃和她为大小刘娘子，宫中帝王对妃子赏赐是常有的事，把定器作为赏赐物品赐给妃子也是可能的，对于是否是刘婉仪之物就难说了。
铭文“后苑”碗底残片，内刻双鱼。“后苑”是皇宫的后花园，同时又是官署机构的名称。《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中记载殿中省下属各机构把后苑列为第一位，后苑多为宦官管理，但它不只是皇家后宫的一个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作为皇宫的园圃，供帝王、后妃们游玩观赏，消夏避暑的去处。“自延和殿循庑而西，进入后苑。这里“怪石夹列，献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yao)”。有“三堂三，临池上，左右为明楼，有蟠桃亭，又西为流杯堂，跨水堂，梅岗亭，北为四并堂，皆咸淳五年(1269年)重建。其余四时花木，各题雅名……”5。后苑的位置应该在凤凰山的西北部。
铭文中和“后苑”相关的铭文还有“内苑”、“德寿苑”、“苑天”、“后苑三”、“苑”等。铭文“内苑”中内指皇宫大内，“苑”指后花园，和“后苑”意思相近。“德寿苑”指德寿宫中的后花园。“后苑三”指后苑的某一处。“苑天”、“苑”所指更为广泛，它即可指大内和德寿宫的后花园，也可指如聚景园，玉津园等皇家花园，为此“苑”字铭文是铭文中最多的一个字款。
定窑白瓷铭文中与宫廷后妃有关的铭文有“婉仪位”、“婉”、“才人位”、“贵戊”、“乔位”、“关位”、“陈位”、“嘉位”。
要明白有关后妃铭文的含义，首先要对宋代后妃制度的基本情况作一大概的了解。《宋会要》后妃4之1称：“宋朝承旧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义、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宋史》卷163《职官志》亦云：“内命妇之品五：日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曰大仪、贵仪、淑仪、淑容、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日婕妤，日美人，日才人，贵人”。尽管二者记载不尽相同，但由此可以看出宋代后宫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史书记载宋朝后妃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等级：一，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二，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宸妃(明道三年特设)，以上为正一品；三，大仪(景德二年增设)，贵仪(仁宗乾兴元年增设)，涉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大中祥符六年增设)，以上为从一品；四，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以上正二品；五，婕妤、正三品；六，美人，正四品；七，才人，正五品。通过以上的了解，我们就可对有关铭文进行分析了。
铭文“婉仪位”盘底残片，印花。“婉仪”是妃嫔中的一个职位，她在贵妃之下，从一品，是由帝王加封。高宗宠妃刘氏(小刘婉容)曾被封为婉仪。“位”的释义有二。一指对自己职位的代称，相当于做官的人对自己称本官的官字。如《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中高宗宠妃刘婉容逐奏太后曰：“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其中本位的位字就是对自己职位的称呼。其二指某妃子的官邸宅所。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云：“……诸殿属，缉熙殿、垂拱殿、睿思殿、资政殿、观文殿、皇后殿、贵妃位、淑妃位、美人位、才人位、后苑、阁下”。文章中按等级对皇后的住所称殿，皇后以下贵妃至才人均称位，此时“位”字又有官邸和宅所的意思了。由此铭文“婉仪位”是否可解释为某位居“婉仪”职位妃子的官邸和宅所。
铭文“才人位”，由于铭文残缺，分别由盘底残片铭文“才人”和碗底残片铭文“人位”组成，瓷片均为印花。才人职位在美人之下，正五品。高宗宠妃婉容绍兴十六年就当过才人，该瓷器应该是妃子中某才人使用过的器物。铭文“才人位”和铭文“婉仪位”是相似的，无非职位不同而已，可释义为妃子中某才人的官邸和宅所。刻有此类铭文的还见有汝窑“贵妃位”。
铭文“婉”盘底残片，刻荷叶纹。“婉”字据分析可为“婉容”和“婉仪”的简称，“婉容”定窑白瓷铭文至今未见，而“婉仪”所见较多。到底是婉容还是婉仪就很难说了，但“婉”字铭文瓷器属宫廷某妃子之物是没有问题的。
铭文“贵戊”碗底残片，内刻荷叶纹。贵字从妃嫔的封号中查找为贵妃的简称可能性较大，“贵妃”铭文定窑白瓷中未见，而见于高丽窑、汝窑瓷片中。“戊”字应和刻制时间有关。
铭文“乔位”，釉上款，洗(破修复)，高2.4厘米、口径11.4厘米、覆烧，口沿镶铜扣。内刻一条蟠卷的漓龙，矫健生动、线条流畅，呈牙黄色釉。从龙的纹饰、制作工艺看应该是北宋晚期宫廷定烧之物。铭文“乔位”指某姓乔妃子的官邸宅所。北宋晚期，后宫中姓乔的妃子会是谁呢？从北宋晚期皇帝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的妃子中资料显示，唯徽宗的妃子乔贵妃姓乔。“乔贵妃，宋徽宗妃。初与韦妃共恃郑皇后，后为姊妹，约先贵者毋相忘。贵妃得幸徽宗，逐引韦妃，二人愈相得。徽宗、钦宗北迁，贵妃与韦妃俱从。韦妃将还，贵妃以金50两赠金臣高居安，愿平安护送还江南。又举酒酌韦妃，祝她为皇太后。因已无归期，大哭以别”6。韦妃为高宗生母，绍兴十二年和议成迎还，封皇太后。乔贵妃送别韦妃后终未回归，死于五国城。她的遗物怎么会在杭州？是否当时临别时赠送韦妃，还是她的亲属南迁时所带，不得而知。
铭文“陈位”盘底残片，内刻荷叶纹。“关位”盘底残片，印花。“嘉位”碗底残片，印花。铭文“陈位”、“关位”、“嘉位”指三位不同姓名的妃子，其含义是和“乔位”是相同的，所不同的“乔位”是北宋遗物，在烧窑前就刻制好了，而后者是南宋后刻的，是三位妃子曾使用过的遗物。
帝王宗室、后妃外戚等，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享有的特权与宫廷关系密切。定窑白瓷铭文中与他们相关的有“荣国”、“高平郡”、“希哲”、“子温”。
铭文“荣国”碗底残片，外刻多层莲瓣纹，内底刻双鱼，刀法流畅。该铭文是笔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杨贵妃三姊妹被唐玄宗封为“虢(guo)国”、“秦国”、“韩国”夫人的资料中受到感悟。铭文“荣国”可能与其类似为皇室某妃嫔的封号，查找的资料最后和光宗的李后有关。“李皇后(1145——1200年)，宋光宗皇后。安阳人，字凤娘。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以为凤娘当母天下，言于高宗，逐聘为恭王妃，封荣国夫人，进定国夫人。乾道四年(1168年)生嘉王。七年，皇太子妃。太子即位，册为皇后”7。由上可知，李后封“荣国”夫人时，宋光宗还未升储太子，时为恭王，李后为恭王的妃子。铭文“荣国”据此推算刻制的时间为乾道四年前(1168年)至隆兴年间。
隋唐时期山东制瓷业
史学界认为，隋唐时期在北方地区，制瓷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而山东省域似乎处于附属地位。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先后发现数十处北朝晚期和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中南部的淄博、泰安、济宁、枣庄、临沂等市。根据对山东古代窑址的调查和出土遗物的判定，其年代横跨北朝到明清，前后约达千年之久。据对山东省域所发掘的众多瓷窑遗址及出土的瓷器物考察，山东地区制瓷业应不弱于当时其他地区。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瓷窑烧造的瓷器，釉色以青瓷为主，白釉、黑釉、酱釉、黄釉、褐釉等多种釉色并存，造型美观，质地精良的瓷器不在少数。如青釉龙柄蹲猴盘口壶，造型生动，妙趣横生，堪称隋代瓷器中的精品。该壶盘口稍外侈，细颈斜肩，有凸弦纹装饰，肩部贴附条状双系，从肩部至口沿堆塑单龙形柄，简括生动的龙首，张口衔着盘沿，似在吮水。龙柄高11.5厘米，龙颈细长，上贴泥丸装饰，龙须卷曲，龙眼凸起，给人一种生龙活现的感觉。与龙柄相对的一面，古代瓷塑工匠别出心裁的堆塑了一只生动活泼的顽猴。猴高5厘米，曲腿蹲坐在壶的肩部，侧着脑袋一手扶膝，一手挠头，十分逗人喜爱。壶身瘦长，自肩而上渐次收敛。平底，足根微外撇。器内外均施青绿色釉，外部施釉不到底，釉面光泽较强，流釉显著，凝釉处呈褐绿色，釉面有细碎开片。胎体厚重，为灰白色，颗粒较粗，有杂质斑点。此壶的造型受隋代南方流行的鸡首龙柄壶影响较深，但盘口比南方的较浅，单行龙柄也与南方常见的双形龙柄不同，此壶造型及堆塑已具有北方瓷器自身的特点。
淄博淄川区磁村窑址出土的油滴黑釉瓷葫芦瓶，瓶口呈葫芦状，斜平唇，小口细颈；内外饰黑色薄釉，折角处釉略厚，釉色黑中泛酱色，不甚光亮；釉面烧制出均匀的油滴，油滴外小内大，小者小如针尖，大者直径约2.5厘米。胎骨呈白色，较细硬。口径2.7厘米，残高3.8厘米。油滴黑釉是黑釉瓷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油滴黑釉瓷器则是我国黑釉瓷器中的名品之一。淄博地区油滴黑釉瓷器的发现，证实了本地区烧制油滴黑釉瓷器的年代可追溯至晚唐，同时也反映了淄博地区烧制瓷器的悠久历史和制瓷工艺。
《唐六典》记载：在河南道的土贡中，有河南府的瓷器；河北道的土贡中，有邢州的瓷器，这些地区所产瓷器能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其质量、造型当为上品。官窑瓷窑工匠生产瓷器的工艺风格，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民窑的产品。毗邻的山东地区作为北方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其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或多或少会受到不小影响，所出瓷器品质自然不会太差。
山东地区瓷器作为商品，起码可追溯到隋朝。1975年秋，在山东省平度县新河公社大苗家村（今平度市新河镇大苗家村）西南0.5公里泽河东岸，发现一只隋船。该船身残长20.24米，两条独木舟首尾均残，可能每头至少还需向外延伸1~2米，因此推测该船的总长度约23米，载重量约23吨。这样的大船在内河或沿海一带行驶，若以桨为主兼施橹棹，所用船工当在一二十人以上。由于在其附近未发现橹棹、楫桨航驶工具，可推知此船可能是作为趸船使用。船体所在第五层出土若干瓷器残片。由此可知，当时山东沿海地区，商品贸易较为繁盛，海运或河运较为发达，并且贸易产品中有瓷器。
瓷器的流通，会促使当地制瓷业的快速发展。而便利的交通，又给瓷器流通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正是具备了这些特点。
隋唐时期，从京都到各地设置了四通八达的驿路，日本高僧圆仁以亲身所见所历，记述了山东陆路交通之发达。当时在各州县的交通干线上，均设立了用来计算行程的“里隔柱”，“唐国行五里立一候子，行十里立二候子。筑土堆，四角，上狭下阔，高四尺或五尺、六尺不定，曰唤之为‘里隔柱’。”这种“里隔柱”类似现代的路程标牌，提示行人客商的行程。在山东主要交通线所经城市，还设有供外国客商、使节往来食宿的驿站和客馆。如在文登县，圆仁一行住在招贤馆和斜山馆；在牟平县，曾住法云寺（又名“伐台馆”）、芝阳馆，并途径故县馆；在黄县，于战斋馆、乘夫馆吃斋喝茶；在莱州掖县，于图丘馆吃斋；在青州北海县则停宿芙蓉驿；在临淄县，途径淄水驿，宿于金岭驿。这些驿馆，均是供往来于该地的中外使节和客商使用，食宿极为方便。隋代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把江、淮、黄、海四大水系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内河交通运输网络。唐代，又对大运河的永济渠进行积极的改善和治理，并开辟了若干条支流航道，进一步促进了华北平原及鲁西北地区的水运交通发展。在山东地区，河流交错，且在各瓷窑址附近都有河流经过，因此山东的瓷器产品运往洛阳、长安的水路交通应是便利的。
此外，隋唐时期山东沿海的登、莱、青、密诸州都设有出海港口，形成当时北方最大的海上交通网络。客货船只从这些口岸定期或不定期地出发，或北达辽东和渤海国，或东往高丽、新罗和日本，或南下东南沿海城市，进入江浙港湾。《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朝交通四邻的7条路线，其中两条海上交通线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就是通过登、莱——辽东、朝鲜一线而远航载运，互通有无。这条海路，大抵从登州主港出发，穿过渤海，到达今旅顺一带，然后向东沿海岸线行驶，直抵鸭绿江口，可北通渤海国；若再沿海岸线南下，可以到达新罗国的各个港口。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谈到：“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又说：“从赤浦（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东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东望见新罗国西面之山。风变正北，侧帆向东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晓，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艄工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登州黄县的大人故城港口：“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可见，山东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往极为便利。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在其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谈到了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即从日本难波的三津浦港口（今大坂市南区三津寺町）登船出发，经过壹岐、对马，通过朝鲜南畔与聃罗国（济州岛）之间到达现在的仁川附近，然后或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的西岸及辽东半岛的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山东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也异常方便，圆仁在其著中多有记载。如圆仁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到密州路上曾遇一商船，船上人称：“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有余。”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山东地区，从瓷窑的分布与生产时代、瓷器的工艺与品质以及瓷器的流通状况看，足以说明了制瓷业的发展，其地位同北方其他地区一样，是当时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
隋唐瓷器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唐代白瓷瓷器
唐代白瓷窑口多集中于北方，主要有河北的邢窑、定窑，河南的巩县窑、密县窑、山西的浑源窑、平定窑、陕西的黄堡镇窑。五代时期，江西景德镇也开始烧造白瓷。
邢窑白瓷按其胎、釉的质地，可以分为粗、细两大类。粗白瓷的胎质又有粗、细之分，粗胎的一类胎色灰白，胎质粗糙；细胎的一类胎体致密，胎色较淡，但仍不够白，往往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粗白瓷的釉质较细，有些还有细碎的纹片，釉色为灰白或乳白色，还有黄白色。细白瓷的胎色纯白，个别的白中闪黄釉质很细，釉层中有微细的小棕眼，器物多施满釉，釉色纯白或白中微泛青色。邢窑白瓷多是素面无装饰，唐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晚唐五代，邢窑常常采用雕塑、堆贴、印花、刻花、压边、起棱、花口等装饰方法。
唐初定窑瓷器胎质较粗，胎色为青灰色，淘洗欠精者呈褐色，瓷胎均己烧结；白釉器物内璧施满釉，外施半釉，釉面光润，积釉处呈灰色。唐代中期，胎土经过仔细淘洗，胎质坚硬，胎色纯白，釉直接施于瓷胎上，无化妆上，釉色乳白，个别积釉处呈灰绿色或浅青白色，釉质细洁失透。晚唐至五代时期胎土质地此前期更细，胎壁薄而轻巧，釉质细洁，呈乳白色，器物除底足等接触面外，均施满釉。
晚唐五代直到宋初，定窑还有一种带有"官"或"新官"款字的精白瓷，其基本特征是：胎薄轻巧，质地细洁，呈纯白色；釉面滋润，釉为乳白色或白中泛青色，除底足外，均施满釉。一般讲，"官"、"新官"款宇刻在胎薄细腻、制作精巧，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器物上的，属于唐、五代时期；刻在釉色白或白中泛黄或部分微微闪青，有时带有刻划花装饰器物上的，属于北宋早期；刻在用覆烧法烧成，口沿无釉并带有刻划花装饰的器物上的，则属于北宋后期。
邢窑白釉碗 唐 直径14.3厘兴
口外卷贴壁成唇，斜弧壁，浅宽足似璧，全器光素无纹。胎体坚致，釉色雪白，有"类雪类银"的说法。
白釉双龙耳瓶 唐 60.8X12X15.5厘米
此瓶盘，弦纹长颈，长圆鼓形腹，平底。两只龙柄连接于盘与瓶肩之上，龙口紧紧衔住盘，形成了此瓶最突出的部分，给人以匀称稳重之感，同时亦便于提拿，集装饰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瓶身通施白釉。此类器物形成于隋代，盛行于唐代。
邢窑白瓷执壶 唐 高33.2厘米
邢窑白瓷在唐代与越窑产的青瓷同时著称于世，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此壶线条流畅，造型优美，胎质坚硬，釉色洁白莹透，通体素净，有 "美银类雪"的美誉。
白釉广腹盖瓶 唐 高 14.6厘米
东汉青瓷与原始瓷器
东汉时，在中国浙江地区已经生产出真正的瓷器了。窑址发掘出的瓷片经化验证明：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表面施釉较厚，釉层透明，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是在1260℃-1300℃的高温下烧成的，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各项基本条件。因此说，中国真正的瓷器应该生产于东汉。
东汉时期原始青瓷制作精致，胎多为灰白色，施釉方法已改为浸釉法，生活日用器入碗、盘、罐、盘口壶等成为主流。东汉青瓷在造型和装饰上与原始青瓷很相似，但是在胎釉的化学组成以及烧成温度等方面则有本质的不同。
东汉青瓷胎质致密坚硬，胎色多为灰白或淡青灰色，瓷化程度较高，敲击声音清脆。釉层均匀，胎釉结合紧密，仅个别有剥釉、积釉现象；釉色青绿，也有些为青黄，但釉面匀净。由于瓷土中含较多的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论，尽管淘洗很仔细，依旧残留一部分，因此当时陶瓷的胎中都含有2%以下铁的成分。早期瓷器的釉是含钙的石灰釉，以铁为着色剂。入窑烧造时空气流通，进氧很多，形成氧化气氛，釉中的铁遇到空气中的氧，烧出来呈黄绿色；如果不让空气进入窑内，则窑中产生还原气氛，烧出来的瓷器就是青绿色。因此，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为青瓷。
隋代白瓷概述
隋代的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晚于青瓷，是在青瓷烧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白瓷与青瓷的唯一区别是白瓷胎釉的原料中含铁量甚少，其他生产工序并无差异。考古资料表明，白瓷的出现不是在青瓷发达的南方，而首先是在北方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白瓷在北朝时期已露端倪，烧制成功是在隋代。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隋开皇十五年 (595)张盛墓，出土了一批白瓷。这种白瓷虽然还带有若干青瓷的特征,但较之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要好得多，胎釉中的含铁量较前减少，烧成温度有所提高，施釉技术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器物的白度与坚硬度。瓷器的造型也较前大为丰富，表明器物成型技术有明显的提高。晚于张盛墓15年的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 (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瓷器中，既有青瓷又有白瓷。白瓷胎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隋代白瓷尤以龙柄双连瓶和龙柄鸡头壶称最。双连瓶的造型奇特，制作精致。龙柄鸡头壶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青瓷的传统器形。西安郭家滩隋大业元年 (605)墓出土的白瓷瓶、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罐，更是隋代白瓷的佳作。以北齐武平六年 (575)范粹墓出土的初期白瓷为起始，到隋大业四年 (608)的李静训墓为止，仅仅经历了短短的30余年，白瓷的发展就已迅速地成熟了。
范粹墓出土早期白瓷
范粹墓是一座北齐墓葬，具体年份是北齐武平六年（575），距离隋代开国仅六年。这些瓷器就是“最早”的纪年白瓷了。这批瓷器还是有很多青瓷的影子在，但很明显，主观上是在往白瓷靠的，只不过由于技术难度，还没有完全排除掉氧化铁的干扰，呈色并没有那么白净，但胎是经过淘洗的，也没有施化妆土。
张盛墓出土白瓷
张盛墓出土白釉棋盘
张盛墓出土白釉贴花壶
张盛墓出土白釉四环足盘
隋开皇十五年（595），经过了20年发展过度，这时候的隋代从战乱到一统经济开始复苏，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白瓷也在这个时间节点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的白瓷已经比范粹墓的要好得多了，胎釉中的铁含量减少了，白度变高了，连烧造温度也有所提升。
李静训墓出土白釉双系龙柄鸡首壶
李静训墓出土双把双身壶
李静训墓葬中出土器物虽然造型上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风格，但是釉色方面与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不可同日而语了。可见历经三十多年的尝试，此时的白瓷已经基本烧造成熟了，剩下的只是优化。
隋姬威墓出土束腰白瓷盖罐
隋大业六年（610），隋代制造业进入鼎盛时期。至此，隋白瓷进入一个高峰期，大量不施化妆土便可达到很高白度的器物开始出现。 长期以来，隋代白瓷虽然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很多又出土于具有确凿纪年的墓葬之中，然而烧制这些白瓷的隋代窑址却一直未能发现。1982年，继唐代邢窑白瓷窑址发现以后，在河北内丘与临城交界处的贾村发现了隋代烧制白瓷窑址一处。贾村窑既烧青瓷又烧白瓷，白瓷中又分粗白瓷和细白瓷两大类。粗白瓷一般胎质灰白，为了增加瓷器烧成后的白度，施釉之前，先施一层“化妆土”，然后在“化妆土”上施一层透明的白釉，这类粗白瓷以微微闪黄者居多。细白瓷一般胎质洁白，在胎釉之间不施“化妆土”，制作也较粗白瓷精致。 隋代白瓷窑址的发现，不仅证明隋代白瓷烧制技术已臻完善，而且也解决了隋代墓葬中出土的部分白瓷的窑口问题。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根据《国史补》中关于“内丘白瓷瓯”的记载，在内丘城关发现了隋唐时代的窑址多处。内丘白瓷窑与贾村窑相类似，烧制的白瓷同样有粗细之分，也有施“化妆土”与不施“化妆土”的区别，可以看出它们同属于一个瓷窑系统，两窑有着共同特征。考古工作者在内丘隋代窑址中还发现了一种高白度的具有透明度较高的白瓷,虽然数量较少,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由此证明，在唐代邢窑白瓷以前，白瓷在这一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并达到了一定高度。从所发现的白瓷残片看，大致可以看出是碗，平底，足心微凹，足高外撇，去一周，近底处丰满，壁斜直，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制作极为精细规整，胎洁白细腻，透明度高，断面呈油脂光泽，胎厚0.3～0.8厘米，造型与隋墓出土的碗式相同，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结果表明，胎料中含氧化铝高达26.8％，而含氧化铁仅为0.34％，反映出中国北方白瓷所具有的高铝低铁的特点。其中，氧化铝的含量大幅度增加，说明它是在13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的，且坯体中莫来石针状晶体生成较多。这类白瓷证明隋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高温还原烧造的技术，为唐代白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