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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发展史为低潮的时期:民国

陶瓷发展史为低潮的时期:民国

民国瓷器的鉴别 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 民国瓷器笔筒的鉴别

2021-03-17

民国瓷器的鉴别。

民国是我国陶瓷生产、发展史上最为低潮的时期。我国陶瓷业发展到宋、元、明、清诸代,都有一个复苏、发展、全盛至衰落的过程,但到了民国时期,整个陶瓷业就一直低迷不振,瓷器生产已呈全面衰退之势。袁世凯为了效仿封建王朝,在江西景德镇建立了御窑厂,派郭葆昌监督窑务,陶瓷业中心仍在景德镇。这些瓷器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传统官窑瓷器的精美细腻,但总体上看工艺低劣,精美程度甚至不及工艺衰落的晚清瓷器。

民国时期仿古成风,以青花、五彩、粉彩为主流:一个原因是官窑败落以后,窑工流散到民问,以前民间不得制造的御器,现在随便烧造了,仿官窑的制式已不再被阻止;二是利益驱使,从三国、两晋一直到居、宋、元、明、清,没有不仿的,数量极其庞大。

“洪宪”瓷与“觯斋”瓷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声中,郭世五想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江西景德镇烧制名贵瓷器,供宫廷陈设使用。郭世五将这一想法禀报给袁世凯,袁世凯大为赞许,当即委任郭世五为陶务署监督,赴江西烧造“洪宪”帝号御用瓷器。为此,郭世五成了景德镇御窑厂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督陶官。

御窑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烧出数量极少的一批“洪宪’瓷。它多取兴旺祥瑞的雍、乾盛行瓷器为标本,精心效仿。这批瓷器质地精良,彩料考究,造型美观大方,是一批极为特殊的产品。

其实“洪宪”瓷只是一种通称,郭世五烧制的高级名贵瓷器并没有用“洪宪”款识。郭世五督理景德镇制瓷时,开始先烧“居仁堂制”款瓷,未等“洪宪年制”款御瓷烧制,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便倒台了。“居仁堂”为当时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寓所,正宗的“洪宪”瓷是闻名于世的“屏仁堂制”款瓷。所以。现在见到的“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的器物,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年代民窑烧制的,虽制作精细,但确属赝品。郭世五还用自己的别号“触斋”为款识,烧制了一部分瓷器,与“居仁堂制”款瓷都堪称名贵。

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将“洪宪”款识的瓷器视为珍品。“居仁章”、“觯斋”款识的名贵瓷器甚少,有人见了不识货、不重视,乃至轻易出手。鉴别真、伪品时,应特别注意到署“居仁堂制”款的器物,其胎釉、器型、绘画等均有工细的特点,并且是小件器物多于大件,而仿品往往是“款”十分相像,其余的都很粗糙。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胎骨较粗,民窑产品较多。与历代瓷器相比差距很大。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釉面上出现气泡和脱釉现象。一般而言,如发现蓝色花纹面留有爆釉点且釉色向外爆破的痕迹,其制作年代在近百年内。青花瓷颜色晕暗发蓝,俗称洋蓝。洋蓝是光绪末期在我国出现的,这时民窑青花瓷器大部分施用洋蓝,绘画精细的渐少,草率的增多。大量青花瓷仿品表现得呆滞,有的虽青翠、艳丽,但漂浮感极强。

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一种瓷器彩色,此种彩色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玻璃质釉的特征。由于选料精细,瓷器胎骨很薄。当时烧制水彩和软彩瓷器。有的落“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蓝料或红料款。民国时的五彩瓷,其色彩艳丽。大红大绿的品种多见,很容易与前期的品种区分。较着名的还有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据文献记载:1916年,郭葆昌存江西督陶,曾经烧制仿古珐琅彩瓷百枚左右,题“居仁堂”三字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告失败。

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仍为稀品。

较高的文化素养,多数都兼能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而绝无专工一门者。他们往往从图稿设计、勾画到渲染皆由一人完成,自由表达画者的个性,因而浅绛瓷画就显得“活”,而且比较“放”,又往往诗书画协调统一,署款留名,模式新颖。那时瓷板上才逐渐兴起署匠师名款、书写制作年月的风气。并涌现出一批专画浅绛彩的名家。

20世纪20年代后,粉彩逐渐取代浅绛彩成为瓷板画的主流。此时出现了以王琦为首的“珠山八友”,绘制了一批深受各阶层人士喜爱的瓷板画精品。除“八友”外,李明亮、方云峰、邓碧孙、王步等名家作品也名噪一时。

民国时期的瓷器造型上品种单调,器型丧失了过去浑厚朴素的风格,显得笨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些国外工业产品的影响。这时期瓷器造型有:陈设品和生活用品。陈设品有:瓷像(人像、佛像、飞禽走兽、三星人、大肚人、和合二仙等)。生活用品有:盘、碗、杯、碟、胆瓶、缸、小瓶、皂盒、烟壶、扣盒、节盒、水仙盘、水洗、帽筒、花盆、笔筒、水孟、笔架、茶壶、鱼缸、粥罐、药瓶、花瓶、将军罐等。还出现了大量仿古怪器。它的特点是数量多、范围广,不仅有仿制历代名窑陶瓷,还有民国后期仿前期的瓷器。常见的仿制古瓷器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白瓷;仿宋元时期官、汝、钧、哥、定五大名窑瓷器。仿明、清和民国前期瓷器的,制作工艺相当粗糙,如笔筒口沿处修胎不圆润,摸上去有坚硬感,瓶类器型线条轮廓没有同治、光绪时分明,瓶双耳由前朝双狮耳简化成为回形耳、花耳,耳的装饰性愈来越差。

这时期出现了贴花瓷器,有的瓷器全部是贴花的,有的是贴花与水彩相间的瓷器,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贴花,有一部分是绘画水彩,两者融为一体。

清末和民国初期,瓷器上出现了“公司”款。如出现了“江西瓷业公司”、“江西桐华公司”、“江西义成公司”、“刘荣盛号”、“唐益源号”、“陈和顺号”等款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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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砖发展史


China is china。瓷器的英文与中国的英文是一样的,中国陶瓷博大精深。但是关于瓷砖,从明朝的第一片青花釉面砖到现在流行起来的仿古砖、柔光砖,你又知道多少呢?

今天小V为大家科普一下中国瓷砖的进化史:

中国建筑陶瓷历史悠久,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原始的制陶术。

殷商时期人们用粗陶制作建筑物的地下排水道和建筑物饰物;

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精美的陶质铺地砖;

秦砖汉瓦的大量应用,是中国对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贡献;

(秦砖 狩猎图)

明代早期,景德镇开始生产青花釉面砖,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质墙地砖。

而在近现代,建陶行业发展迅猛。

1926 陶瓷墙地砖

第一片陶瓷墙地砖——民族资本家黄首民在上海创办了泰山砖瓦股份有限公司,其“泰山”牌陶瓷砖成功开启建陶发展先河。

1943 釉面砖

第一片釉面砖——温州的西山窑业厂研发了“西山”牌釉面砖和铺地砖,作坊式瓷砖生产企业逐渐冒出。

1978 彩釉地砖

第一片釉面砖——佛山市陶瓷工业公司下属的石湾化工陶瓷厂推出了我国第一块彩釉地砖,规格为100mm×200mm。

1989 耐磨砖

第一片耐磨砖——石湾工业陶瓷厂在彩釉砖的基础上推出300×300mm大规格耐磨砖。

1990 抛光砖

第一块抛光砖——石湾工业陶瓷厂于1990年1月引进全国最大的玻化砖生产线,开始生产抛光砖(最初名为磨光砖)。因其产品表面光亮平面得名,但其纹理单一局限,未能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装饰的需求。

1997 仿古砖

第一片仿古砖——1997年,唯美公司率先在国内开发生产仿古砖。20世纪90年代,上釉瓷砖即仿古砖逐渐受到市场关注,在抛光砖同质化日渐严重的背景下,仿古砖以其丰富的色彩及文化内涵,让消费者初尝个性化装饰体验。

2002年前后 微晶石

21世纪初期,第一批具备微晶石大规模生产能力的企业几乎同时开发投产,微晶石兼采抛光砖、仿古砖的优越性,成为瓷砖市场新宠,但其亮光表面容易刮花磨损。

2005年 艺术瓷砖

艺术瓷砖就是运用当代最新的印刷技术,加上特殊的制作工艺,可以把任意所喜爱的艺术品印制到我们日常所见的不同材质的普普通通瓷砖上,让每一片常规的瓷砖成为一件件艺术品。艺术瓷砖的艺术图案可以来源于名家油画、国画、书法、摄影作品或者任意创作的艺术图案,把此类图案制作到瓷砖上都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瓷砖。

2008年前后 全抛釉

全抛釉的出现,将瓷砖装饰的光洁亮丽、富丽堂皇效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喷墨技术更是一场颠覆行业的革命。花色图案纹理效果,应有尽有。

2009年 大理石瓷砖

大理石瓷砖是模仿天然大理石逼真纹理、色彩和质感的一类瓷砖产品。在实用性方面能摒弃天然石材色差大、瑕疵多以及辐射等缺陷,在装饰效果上满足了更多的消费者。

2010年 抛晶砖

抛晶砖是在坯体表面施一层透明釉,经艺术创作而成的一类瓷砖产品,其色彩斑斓的图案和千变万化的纹理,开拓了追求瓷砖个性化、时尚化的新境界,突显空间的奢华感觉。

2012年亚光砖

亚光瓷砖最大的优点是相对高亮瓷砖光反射系数比较低,不会造成光污染。过亮的瓷砖,不仅会影响家居环境的温馨、舒适,长此以往还会影响家人的视力健康。装修时使用亚光砖则能一定程度上呵护视力。

2014年 柔光瓷砖

柔光瓷砖兼收亮光与哑光的优点,专注柔和的感官享受,还原自然的视觉光感和柔润的细腻触感,仿石材效果出众,更多地去考虑健康、舒适、品味与个性的本源需求。

2015年 喷墨抛光砖(瓷抛砖):

瓷抛砖开创了瓷砖的新品类,它兼具了抛光砖的特性、釉抛砖的花色,克服了普通抛光砖花色简单、釉抛砖耐磨性差的缺点,实现了装饰性和功能性的完美统一。

2016 现代仿古砖

现代仿古砖是在传统仿古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相对于传统仿古砖整体风格偏重、风格特征明显的表现来说,现代仿古砖风格更简约,更随意,更工业风,但工艺又不简单,在表面效果的处理、细节处理上更亲近自然效果。

2018

威尼斯商人瓷砖将推出全新瓷砖品类,打破传统,开创先河,引领潮流,为您打造美好新生活。

威尼斯商人瓷砖现已经拥有艺术瓷砖、仿古砖、大理石瓷砖、柔光砖等多个类型瓷砖,可以满足不同的家居空间需求。在即将到来的威尼斯商人瓷砖新品发布会上,我们将发布2018新产品,敬请期待!

小结: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瓷砖行业近四十年的时间经历过三代产品的变革。第一代产品是以抛光砖为主的“亮光”时代,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入中国,又大、又平、又直、又亮统治了中国大多数公共建筑。经销商上门抢货,抢到什么直接拉走,厂家生产什么消费者就买什么,不过,突然,有人感慨“你说,抛光砖为什么就不好卖了呢?”

第二代是仿古砖的异军突起,那是属于“亚光”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带动着整个社会审美不再局限于又大又亮的材质,人们开始怀念那些返璞归真,充满着田园诗意的情境,仿古砖用低调内敛的色调,质朴隽永的纹理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仿古砖以陈旧为美,强调历史记忆。

不过仿古砖离不开一个仿字,仿石纹、仿木纹、仿布纹……当“仿”成为流行趋势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第三代产品呢?在我们看来,是以威尼斯商人瓷砖为代表的艺术瓷砖。将中国的家居装饰水准带到了一个更好的水平,在我们看来家居装修的最终目的是组织生活、表达背景,满足基本使用功能、满足美学观点,从而表现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最终的目的是教育后代,传承后人。如果说,苹果让人们看到的是科技的人文之美,那么威尼斯商人瓷砖则是让世人见识了瓷砖的艺术之美。

陶瓷知识:瓷板画的发展史


张松茂作品『仙女湖』百年馆藏品

以板面形式出现的瓷品是陶瓷生产工艺不断完美的结果,瓷板的出现使瓷板画有了物质条件,具有平整而光洁的瓷板形状,又有绘画艺术形式的瓷板画是从明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瓷板画既是瓷、又是画,它是陶瓷艺术摆脱纯工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

王琦作品『渔翁』百年馆藏品

几百年来,瓷板画在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边缘获得了发展空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将陶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他们具备更纯的文化品格。瓷板画艺术的发展,是整个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一个部分,它既具有不同的时代性,又具有个性艺术的独特性。

刘雨岑作品『英雄独立』百年馆藏品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囿于制作工艺水平,瓷板画面积较小,虽有青花、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几种,但作品远没有器皿类陶瓷多。晚清时期,一种与粉彩工艺风格相近的浅绛彩悄然出现。浅绛彩艺术摒弃了当时粉彩分工细、工艺强,以发样照描的工艺过程,从咸丰年间兴盛以来,一度成为景德镇釉上彩的主要品种,它是由较高素养的文人亲力亲为,以绘画形式表现的陶瓷艺术新门类。早期浅绛彩瓷画名家都是善在纸绢上挥毫泼墨的画家,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新安派画家加入景德镇瓷艺界。他们把文人画的艺术特色、表现技法及审美旨趣带进瓷上彩绘,作品也多以瓷板画形式出现。因此,浅绛彩瓷板画一度成为景德镇瓷板画发展中的一个高潮。

王云泉作品『湖光山色』百年馆藏品

民国初年

然而,浅绛彩瓷画乃文人画家初入瓷苑之阶段,由于他们对陶瓷工艺的浅尝辄止,瓷艺与画艺的结合尚有不足。民国初年,浅绛彩已渐衰微,随之而起的民国粉彩承接了浅绛彩艺术所创的先河,将中国画韵致与粉彩工艺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早期名家潘宇、汪晓棠等人融画理笔墨于工艺技巧之中,用笔灵活而工谨,设色雅致而俊秀,瓷画结合,别具怀抱。

徐仲南作品『山寺钟声』百年馆藏品

继之而起的珠山八友结社方云峰、余翰青等,他们对粉彩工艺能驾驭自如,作品写人物之品貌,邓碧珊作品『鱼』百年馆藏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景德镇制作瓷板的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为瓷板画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五六十年代景德镇瓷画家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走入现实生活,以造化为师,融合古今,用饱满的激情,创作了一批主题明确、寓意深刻、讴歌新社会的瓷板画作品。如汪以俊的瓷板画《六鹤迎春勃勃生机的精神面貌。

徐亚凤作品『屏开富贵』百年馆藏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概念化、媒质与风格的变化。瓷画家们情真意切,热血沸腾,为花鸟写照,为人物传神,写高山气质,展丽水风情。如王锡良的瓷板画《黄山西》,张松茂的瓷板画《三顾茅庐》、《紫归牡怀图》等就是瓷画家用彩笔构筑的精神家园。而今日,瓷板画形式多样,博采众长,不断出新,各种艺术观念与风格并存,乃时代之新面貌。

壶的早期发展史


壶,为古代的盛贮器,用途很广,基本造型为小口、长颈、圆腹,平底或有足。新时器时代至商周流行陶壶,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生产的陶壶为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质红陶小口双耳壶,可称为陶壶之鼻祖。

汉代以后,盛行瓷制器,瓷壶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器型多种多样,见于陶瓷专著的唐代以前的典型标准器主要有汉代的蒜头壶、匏壶、圈足壶、喇叭口壶;东汉至唐的盘口壶;三国至南朝的四系盘口壶;唐代的六系盘口壶;三国至宋时的唾壶;晋代至唐初的鸡头壶;西晋的铺首扁壶、鹰形壶;南朝的单柄壶、托盘壶;北齐的杏仁形扁壶、龙凤壶;唐代的凤头壶、短嘴注壶、銎口把壶、双耳鱼形壶以及注子。从宋代开始,全国各地的瓷窑生产了各式各样的壶,器型各异、种类繁多,难以描述,仅《中国陶瓷》一书描绘出宋代各式壶的标准器就有15种之多,实际的出土物及传世品应更多。

唐代以前的壶无把柄,只在肩部安系或在颈部饰双耳。从唐开始,带把壶流行。大约从唐代中期开始,鸡首壶便不再多见而消失了,执壶便出现,俗称“短嘴注壶”,是唐人饮酒的典型器皿,特征是盘口为喇叭口,短颈,圆鼓腹,短嘴,嘴外壁一般为六边形或圆筒形,与嘴相对的一边安置宽扁形曲把柄。晚唐五代时壶颈加高,腹体作椭圆形或瓜形(腹部压有四条内凹直线)。嘴延长,五代时嘴变成较长的曲流。五代时,瓜形腹不再内凹而成凸棱线,成为很有时代特征的“瓜棱腹”,饼形足仍占绝大多数,把柄稍窄,把与颈腹间的距离(孔径)较前大些。唐、五代以青釉执壶为多见。

宋代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不仅器型轻巧优美,而且样式极为丰富,举凡日用器皿、酒器茶具、陈设用瓷、文房雅玩、宗教供器、瓷塑人物和动物应有尽有。品种之全为宋代诸窑所烧造的青白瓷之冠。执壶为宋代景德镇窑的大宗产品,多为撇口、溜肩、椭圆或瓜棱式腹、平底或浅圈足,肩腹一侧置长曲流,另一侧对称饰以宽扁带状曲柄与口沿相接。亦有盘口、喇叭口、直口、唇口以及葫芦形执壶。另常在壶颈两侧以及柄顶端和壶口沿饰有圆形管状的双系或四系壶。宋代早期景德镇的青白瓷生产器类简单,造型多承袭晚唐、五代遗风。器型低矮,平底足或宽大圆足,卷沿唇口,器壁较厚。

这件宋代早期烧制的青白瓷盘口双系执壶,器型低矮,高9厘米,口径5.3厘米,底径4.7厘米,折沿、盘(洗)口、斜直颈、扁圆腹、肩颈处饰有对称的两个圆形管状系,肩一侧上腹饰长曲流,对称另一侧饰宽扁带状曲柄与口沿相连,流口稍残,平底无釉饼形足。

陶瓷知识:中国瓷器发展史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凉谟源善鳎乇鹗前不帐『料亟辏?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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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器发展史


青花瓷器产生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是从事实出发吧。

本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发现了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纪年铭款的元代青花瓷瓶。从此以后,国内外研究我国古瓷器的人,便根据这件瓷器的造型、胎、釉、料色与纹饰方面的特征,把许多传世的、或出土的和这件瓷器的工艺与装饰风格相近的青花瓷器,确定为元代的青花。这只带有年款的瓶子公诸于世以后,中外研究古陶瓷的作为元代创始青花的依据。但是这些青花瓷器纹饰精美,料色浓艳,气势宏伟,无论是装饰还是工艺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TodayHot}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已普遍出现,而风格固定趋于成熟,因此有些人认为,这样成熟的青花瓷器,不可能是突然出现的,它一定经历了一个草创的阶段而逐步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青花瓷器的创始时期,近年来有些人根据元代作品本身给人的感觉,宋代的青白瓷盛传江湖,造成景德镇瓷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推定青花瓷萌芽于当时已具有质地优良、能清晰以发显青花蓝色透明釉的景德镇宋窑场。

综观元、明、清三朝六百多年的青花瓷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青花瓷器是景德镇劳动人民的血泪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统治阶级残酷压榨的罪证。历代统治者均在景德镇设立专为统治阶级烧造奢侈品的御器厂,并设有督陶官吏驻厂造办。它是当时劳动人民一项沉重的负担,据邑志记载:“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之力不下千计,”以致“民以陶病久矣。”可见御器厂每年要役使一千余人替皇家卖力,沉重压榨人民。督陶官吏“借上供之名,分外苛索”,对景德镇的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百般压榨。元代著名民谣:“一里窑,五里焦”,就是{HotTag}劳动人民深受灾难的真实写照。明嘉靖末期,地方上加派随粮带征的银两,弄得“公私苦匮”,民穷财尽,成为扰民的苛政。万历十九年一次就加派瓷器二十三万九千多套、件。万历二十七所宦官潘相来镇督理陶务,潘相和他的爪牙王四到处滥征商税,盘剥窑工,因烧造青花龙缸,致逼陶工童宾赴火而死。万历时期有个叫王敬民的官员曾上疏皇帝"奏罢烧造奇器淫巧。这种疏奏,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减轻对景德镇劳动人员的压榨,反而变本加厉,仅在嘉靖二十五年所烧造“御器”追加的费用就高达十二万两白银,合大米205,480石,相当于当时贫苦农民的一十三万七千人一年多的口粮。明定陵出土的青花龙缸,就是当时景德镇陶工烧造的,烧造这口龙缸,需银五十两,等于当时一个陶工六年的工资。

皇家的御窑厂,劳动人民的地狱。御窑厂的成就,是建筑在残酷的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浮梁县志》沈怀?“窑民行”,对当时景德镇陶工生活的写照是:陶工们吃的是“粝食克苦肠,不敢问齑韭”,而工作方面则还是"心向主人倾,力不辞抖擞”。到了老、病,毫元元保障,他们有的“服务二十年,病老逢阳九。飦粥先谁供,死况思槥车卯。弃我青山阳,青磷照我旁,死生不自觉,显晦竟微茫。狼狈于此极,速愿归异乡“。清代民谣:”坯房佬,坯房佬,淘泥作坯双手拢,弯腰驼背受压榨,死了不如一根草。“这些都是景德镇陶工生活的血泪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阶级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掠夺,也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明、清两代中,几乎年年都有规模大小不等反抗发生。如从明万历二十七年由烧造龙缸逼死陶工童宾而激起民变起,景德镇劳动人民就坚持了四年之久的反封建专制斗争,至到万历三年,陶工一万余人包围了御窑厂,火烧御窑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清嘉庆期间御窑厂青花画坯工人王子真领导?毛银改纹银"运动,清乾隆间茭草工人的"白围裙运动"嘉道间的"知四肉"运动等,都显示了景德镇陶工们斗争的顽强性。

历史事实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谁发明创造了青花瓷器?是谁使青花瓷器得到发展?发明它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不是那个督陶官史,而是千百个劳动的陶工。青花瓷器是几个世纪以来景德镇的劳动人民劳动、发明与坚强斗争的产物。当我们了解青花瓷器的历史时,绝不能为这些名称所拘泥,误认是统治阶级、督陶官吏、御窑厂的成就。

清代顺治八年,江西道额造龙碗,官书上说:“得旨方与民休息。龙碗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这是清初入关收买人心的冠冕话,其实北京雍和宫佛座前之青花云龙香炉,上楷书“顺治八年江西监察奉政敬造,”又有青龙大碗数件,都是顺治八年额造的东西,并非名胜官书所说:“与民休息”了。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文物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我们弄清早期青花的面貌,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元大都遗址时,和景德镇陶瓷馆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中,都出土了有确切地层关系的青花瓷器。如景德镇陶瓷馆在试掘湖田古瓷窑遗址时,发现有青黑釉下彩绘的影青碗底心残片一块,及影青釉下加褐斑点黑彩的虎形枕等遗物,对研究景德镇瓷器釉下彩绘的起源和青花瓷器的萌芽问题,提供了一些实物资料。由于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早期青花瓷器都是元代景德镇生产的,而景德镇湖田古瓷窑遗址出土的元代青花又与国内外传世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基本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青花瓷器在世界上出现。最晚在我国元代(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并为我国的陶工所制作。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二)


烧瓷窑场日益增多。蒋祈在《陶记》中写道:“景德镇陶,昔(注:指宋代)三百余座”。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的古代窑址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查明在湖田、杨梅亭、三宝篷、南山下、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月光山、白虎湾、柳家湾、牛屎岭、枫源、李家坞、宁村、半路港、寺前、盈田、汪村、枫湾、山坞里、凤凰嘴、周路口、落马桥、赛宝坦、现新村东路、现轻工业部陶研所、现陶瓷学院、董家坞等30多处均有宋代的窑址,可见其间景德镇的瓷业已相当兴旺。

器型品种逐渐增加。宋代,器型品种已发展到鼓腹碗、葵口碗、葵口折腰盅、葵口碟、圆口碟、花口瓜棱小碟、葵口卧足小碟、茶盏托杯、喇叭口瓜棱执壶、洁口瓜棱执壶、酒壶、葫芦执壶、子母盒、盖钵、折肩钵、盖罐、盖缸、三足香炉、镂空香熏、谷仓、盏托、灶、碾、碓、象棋子、骰子、荷叶口瓜棱形瓶、梅瓶、直口弦纹梅瓶、葫芦瓶等数百种。

陶瓷装饰颇为讲究。其一,创出了影青釉刻花瓷。影青釉,釉色白里泛青,透过釉层,可窥见刻在釉下瓷胎上的各种花纹,清淡秀丽,古朴典雅。当年刻于影青瓷上的花纹多为牡丹、莲花、鸭纹之类。工匠所刻的牡丹,“或茎蔓缠绕,花叶连绵;或两枝相交,花朵环抱;或一枝独放,姿容娇 娆;或双花对开,婀娜俊俏”。工匠在刻莲花时,常先用铁刀在坯体上刻出花叶轮廓(其刀痕较宽且较深),再用蔑刀在坯体上刻出花脉叶筋(其刀痕较窄且较浅),使莲花颇富立体感。工匠所刻的鸭纹,多为池塘游鸭,其中又以月夜游鸭纹最为生动,“但见皓月明空,微波荡漾,芦苇轻摇,双鸭并列仰首缓游,极富诗意”。其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仿汝窑之造法,烧出了天青、蟹青、豆青、茶叶末等色釉瓷器;仿官窑之造法,烧出了月白、大绿等色釉瓷器;仿哥窑之造法,烧出了百圾碎釉瓷器;仿钧窑之造法,烧出了朱砂红、海棠红、梅子青、玫瑰紫、天蓝、姻脂红、火里红、窑变等色釉瓷器。其三,创出了大批造型各异的影青釉瓷雕。这些瓷雕中,既有供供奉的观音,也有供陪葬的男女侍从 俑、守护武士俑、舞乐俑等瓷俑及十二生肖;既有供玩赏的小动物、骑马人,也有供枕头用的孩儿睡莲枕、狮子戏球枕,等等。

瓷业分工更为细致。宋时的制瓷行业已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分工细致的手工业。瓷石、匣钵及模具原料的开采,泥墩、釉墩和釉灰的生产,匣钵、模具的制造,也已从制瓷业中离析出来,成为服务于制瓷业的独立行业。同时,在各种瓷业作坊内,也已有了较细的分工。

装烧工艺有新进步。宋早期,装烧工艺已进化为“仰烧”,其装烧情况大致为:把一个用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放入已烧成的匣钵内——用双手托起碗坯(碗口与匣壁之间的空隙约为3.6厘米)装入匣钵,把碗的圈足套在垫饼上——把装有碗坯的匣钵逐件套装送进窑室焙烧。这种仰烧法,与五代时的支钉叠烧法相比,有如下优点:(一)使用匣钵装坯,制品在焙烧过程中受热均匀,釉面不易被烧窑时的尘渣污染,使瓷器的废品率比五代时大大降低。(二)使用匣钵,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竖向空间堆叠制品,使窑室的装载量比五代明显增大,焙烧瓷器的费用比五代有所降低。(三)为了不使在高温下收缩的制品与不收缩的匣钵直接接触,陶工们使用了小于制品圈足的泥饼作支垫物,使烧成的器物釉面比较完整,碗盘的外观质量比五代的大为提高。宋中期,装烧工艺继 续进化,出现一种“垫钵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用瓷泥作好内壁分作数级的盘或钵状物、一一为避免碗口与垫阶粘结,在钵盘状的垫阶上撒上薄薄一层耐火的针状粉末(注:经陶瓷科研部门测运确定这类粉末就是谷壳灰。这种耐火材料,一直沿用至今)——先把一件口径较小的芒口碟扣在钵(盘)状物的最下一级上,再依次扣置直径由小而大的碗坯——把一个泥质的垫圈放在平底匣中把扣好了碗坯的钵(盘)状物放在垫圈上即可堆叠装窑。这种“垫钵覆烧法”的优点是所烧制品比仰烧制品的变形率有所减少,缺点是其垫钵只能装烧由小而大、规格不一的产品。 宋后期,陶工们又发明了一种“支圈覆烧法”,其装烧过程大致为:以大而厚的泥饼为底——把一个用瓷泥作成的断面呈“『”形的圈圈放在泥饼上——在圈圈的垫阶上撤上一薄层谷壳灰——把碗坯的芒口放在垫阶上,将32个左右的碗与圈,一圈一碗地依次覆盖,把圈心下凹的泥饼翻转过来覆盖在最后一个圈上,即组成一个上下直径一致的外观上的圆柱体——用稀薄的耐火泥浆涂抹外壁,用以连接垫圈、封闭空隙,再压装窑。这种“支圈覆烧法”的优点有五:一是,不须依赖匣钵就能装烧同一规格的产品;二是,比匣钵仰烧法增加装烧密度(竖向)4倍以上;三是,能减少产品变形;四是,能节约焙烧燃料;五是,能节省耐火材料。这种装烧方法虽然在宋代曾风行一时,但是由于它会致碗、盘造成芒口,故在当时未能完全取代仰烧法。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五)


朝廷在镇设置御窑。明朝统治者为满足奢侈的需要,于明洪武二年(一说是洪武二十五年)在景德镇的珠山之麓建置了御窑厂。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公元1426—1435年)间增至58座。明中、后期最多时达80座。据王宗 沐《江西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后为轩(穿堂一)、为寝(后堂三)。寝后高阜为亭(扁曰 兀然,今改为纪绩)。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东南有门(三),堂之左为官署(大门三、厅堂三、东西廊房六),堂之前为仪门(三)、为鼓楼(三)、为东西大库房(各六、内外库八)、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间、小泥房七间)、曰酒盅作(房三间)、曰碟作(房八间、小泥房四间)、口盘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盅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印作(房十间、小泥房四间)、曰锥龙作(房一间)、曰画作(房一间)、曰写字作(房一间)、曰色作(房七间)、曰匣作(房三十三间)、曰泥水作(房一间)、曰大木作(房五间)、曰小木作(房五间)、曰船木作(房二间)、曰铁作(房四间)、曰竹作(房二间)、曰漆作(房三间)、曰索作(房—间)、曰桶作(房一间)、曰染作(房一间)、曰东雅作(四十六乘)、曰西破作(一十六乘)……厂之西为宫馆,东为九江道,为窑(六):曰风火窑、曰色窑、曰大小黄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座)。厂内神祠三(曰帝、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 祠一(曰师主)。井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锥龙作)。为厂二(曰船柴厂,屋十间;曰火柴厂,屋九间)。放柴房(八十七)……”。这段文字较具体地记述了明代中期御窑厂的宏大规模。御窑厂工匠夫役共分三类:第一类属官匠(匠籍)性质,约有四百名左右,分别编 入以上六种窑座和二十三种作坊中服役。这类人员为御窑厂生产技术的骨干力量。第二类属编役性质,分上工夫和砂土夫两种,前者共有367名,后者共有190名。第三类属雇役性质,主要是绘画艺人和烧龙缸的大匠”、敲青匠、弹花匠、裱褙匠等,这类人员为数不多。御窑厂的生产计划,平时由工部营缮所下达,这类计划称作“部限瓷器”。有时因御用需要,则临时增加生产计划,这类计划称作“钦限瓷器”。其时每件瓷器的烧造费平均为白银一两左右,嘉靖间每年烧造瓷器十万件以上,每年花去的白银高达十万两左右。瓷器烧成后,分水、陆两路运往京城。

生产作坊更为先进。据文献记载,明代景德镇已出现制瓷大作坊。这种大作坊,就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制瓷作坊的前身。关于这种作坊的布局与构造,笔者将在民国时期的瓷业中详述。

制瓷工艺继续精进。据《天工开物》载:“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其工艺之精细,由此可见一斑。陶瓷考古成果也表明,明代手工制瓷的分工和操作方法也较前有所改进。例如:施釉方面,开始采用了荡釉、蘸釉、浇釉、吹釉等方法;成形方面,开始采用了“二次印坯”、“二次利坯”的方法。

青花装饰水平有所提高。首先是官窑的青花装饰有明显进步。洪武时,因受战争影响,进口青料的供应曾一度中断,这时官窑绘画青花只能使用国产青料,因此所烧造出的青花一般偏于暗黑,其时的青花图案已改变了元代层次多、花纹满的风格而趋于多留空白地。永乐、宣德官窑所产的青花瓷,瓷质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各异,纹饰优美,被称为我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这时官窑绘画青花所用的青料,大都为郑和出航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此料含锰量低,含铁量较高。含锰量低,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能烧成象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而含铁量高,又往往会使青花上面出现黑色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共存于纹饰上面,煞是好看,被视为难以模仿的成功之作。成化官窑早期绘画青花仍采用苏麻离青,后因此种青料货源断绝,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当年绘画青花多采用乐平县产的 陂塘青,此料虽含铁量较少,但由于经过精细的加工,故在适当的温度中仍烧成了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色,从而形成了成化青花的典型风格,青花纹饰更趋轻松潇洒。弘治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成化的大体相似。正德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浓中带灰;瓷器胎骨厚重,釉色闪青;器型趋于多样化,大型器物增多。嘉靖官窑烧造的青花瓷,青花呈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凝重、鲜艳之色泽;分水技汝已成熟;青花料的配备比较恰当。 隆庆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嘉靖基本相似。万历早期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纹饰与嘉靖、隆庆大致相同,但中后期青花的色泽不及嘉靖、险庆那样浓艳。花次是民栅的青花装饰水平有很大提高。明前期,民窑烧造的宵花瓷,色泽大都比官窑的灰些:纹饰多为菊花、牡丹、 孔雀、折枝莲、莲池水禽之类,基本不见龙纹,这与明早期“严禁逾制”的规定有直接关系。明中期,不少民窑产的青花瓷基本接近官窑的水平。但从总体上看,其时民窑青花瓷的色泽仍基本偏灰。明后期,省些民窑所产的青花瓷不仅胎、釉与官窑的产品同样精细,而且在纹饰上亦冲破了官方的有关规定,已开始绘画各种形态的龙、凤了。明末期,民窑烧造的青花瓷,虽色泽不如嘉靖、万历官窑及民窑所产青花那么鲜艳,但在装饰题材方面却完全突破了 万历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烧出了大批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青花作品。

釉里红装饰继续进步。明代烧造的釉里红瓷器,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超过了元代,传世作品主要有梅瓶、玉壶春瓶、墩子式大碗、盖罐、瓷盘等。其时尤其以宣德御厂生产的釉里红瓷最为成功,其色婉如色泽鲜艳的红宝石。

烧成了玲珑瓷及青花玲珑瓷。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成化时,景德镇又在碧绿透亮的玲珑周围配以青翠幽雅的青花装饰,造出了十分精细的青花玲珑瓷。从近年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的成化地层中采集到的玲 珑残器来看,“不仅其玲珑眼大如黄豆,而且极平整,若用手抚摸,很难找到玲珑眼的部位,用眼观察,亦难发现其与一般青花瓷的相异之处,但若对光——照,透明的玲珑便跃然眼前。其技艺之高超,足以令人咋舌,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要造出这般绝纱的青花玲珑瓷器亦非易事”。当然,由于玲珑瓷制作难度大,在当时还只能少量制作,仅能令供宫廷御用,民间人士断难得见。

釉下彩绘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成化时创出了“斗彩”装饰。其装饰方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画出花、鸟等图案之半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用彩料在瓷面补绘图案之另半体。这种“斗彩”装饰,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为绚丽,更为活泼。斗彩装饰以成化时的最为著名,其瓷胎细腻洁白,釉层莹润如脂,色彩鲜艳明快。二是创出了“填彩”装饰技法。其方 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出纹饰之轮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将彩料充填于青花轮廓之中。三是创出了青花五彩。嘉靖时,景德镇又在斗彩、填彩的基础上创出了以釉上彩为主、青花为辅的青花五彩装饰。四是正德时创出了红地金彩装饰。

颜色釉装饰取得显著成就。高温颜色釉方面,永乐时御窑厂成功地烧出了“鲜红釉”,亦称“祭红”。这种色釉,釉厚如脂,光莹鲜艳,享有“永乐之宝”美誉。宣德时烧出了“宝石红釉”,其胎细腻坚致,釉汁晶莹红润。永乐时御窑厂在学习、借鉴宋龙泉粉青釉造法的基础上,创出了一种“翠青釉”,釉色酷似刚吐绿叶的新篁,娇翠细嫩,晶莹光润。宣德时在学习、借鉴宋代汝窑造法的基础上,烧出了尤为精美的天青釉。成化时模仿宋代哥窑之制法,造出了足以乱真的仿哥器。低温颜色釉方面,弘治时,黄釉烧制得特别好,可以说冠绝一时。明中期以后,陆续创出了“烧黄釉三彩”和“素三彩”等装饰。正德时,烧出了釉薄而艳丽的“孔雀绿”,亦称珐翠釉。其时人们常将此釉与珐黄、珐紫等釉配合使用,这种综合性装饰,称为“珐花三彩”。嘉靖时,又创出了色似瓜皮的“瓜皮绿”、通体布有细小纹片的“鱼子绿”及矾红釉。

中国陶瓷装烧工艺发展史(十一)


厂房设备依然简陋。这—时期瓷业的生产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厂房、设备均与清代大体相同,十分简陋。

制造陶瓷仍沿旧法。从原料开采、制匣、制坯、釉下装饰、烧瓷到彩瓷、烤花、包装均基本沿用清代之旧法,仅有极少一部分工艺在清代的基础上有所改进。

旧社会,瓷业工人的生活十分困苦。下面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几个方面来谈谈昔日瓷业工人之生活状况。

解放前,瓷业工人穿的普遍是用家机白土布(农村自纺自织的—种粗劣棉布)缝制的衣服。春、秋两季,多数工人是两件单褂重起来穿,再冷点就另加穿一件土布背搭(棉背心)。冬季上身穿的是破棉袄,腰问缚上—条带子,下身穿两条单裤。过春节时才穿上一件长棉袄,多数老工人 穿的棉袄还是结婚时缝制的。青少年徒工穿的棉袄多是用父母的旧衣改制而成,有的甚至是祖父穿了父亲穿,父亲穿了儿子穿,哥哥穿了弟弟穿,棉袄上面补钉加补钉。过去,瓷业工人中流传着一首十二月歌,歌云:正月机房教子,二月张生起程,三月山伯访友,四月四九问路,五月群英集会,六月夜晃白袍,七月徐庶荐葛,八月画眉跳巢,九月夜打登洲,十月五瞎子算命,冬月魁星点斗,腊月海螺丝打瓜精。其中“六月夜晃白袍”一句,说的是每年六月,天气炎热,工人下班后才穿一件竹布褂子上街晃一晃。一般每个工人只有件把竹布褂子,头夜穿了次日洗,衣服干了夜晚再穿。那么白天呢?那时候天热工人一般是上身打赤膊,下身穿短裤。不是工人不愿穿着上衣 干活,而是所赚的工钱连老婆孩子都供不起,哪还有钱缝制那么多的衣服呢?雨天,多数工人没有胶鞋穿,天气暖和时一般是打赤脚行走,天气寒冷时便穿一双“干湿鞋”(一种用布做成的鞋,鞋底上钉了很多铁钉,鞋面上涂了很多层桐油)。

过去,瓷业工人吃的通常为“粳颈红”,那是一种很糙的米,不仅米糙,而且经常吃发霉变质的米。那年月,平日工人是没有—片肉见面的,每隔10天 才有一次肉吃,每次每人4两(16两制)。

解放前,瓷业工人的家属多数在农村,单身职工多住在作坊楼上,用两条木凳一搁,凳上摆放一些托坯料板,这便是床。多数工人没有垫被,夏、秋是—床棉被—边垫—边盖。到了隆冬,老板才赐—点稻草垫床。那时候, 坯厂环境卫生极差,蚊子、臭虫、跳蚤特多,多数工人又无蚊帐,工人发病的很多,每当传染病曼延时,有的工人便因得不到治疗而死去。

昔时,单身职工每年春节前后都要返乡一次:可那时路生很不安全,波阳地界的金盘岭碧山、梨树下、盐山等地均属强盗土匪出没之地,如若返乡时遇上土匪,不仅—年辛辛苦苦的积蓄要被抢劫一空,甚至有被打伤、打死的可能。

民国时,瓷业中的女工较少,只有针匙、灰可器、画瓷几个行业中有女工。那时女工生小孩,不但停发工资,而且连饭也不能多吃老板一天的。如若你想保住工作,须自己设法请教做(临时工)代班。女工们为了生活,一般产后仅休息十天半月就上位下活。

旧社会,瓷业工,人—日不工,—日 不食。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得常年上位干活。—些无儿无女的工人,年纪—老就只有沿街讨饭,甚至冻死街头。

早年,工人得了病,—般都无钱医治, 常常是带病干活,身体越拖越垮,最后卧床不起,被病魔夺去生命。据老工人讲,解放前镇内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本镇绣球弄有个姓周的圆器业主,他厂里的一个姓吴的打杂工人—天晚上突然“死”去,业主当即吩咐工人连夜将他抬往山上去埋,抬至河边时,骤 降大雨,抬“尸”的人为避大雨,遂将“死尸”搁于河边,打算天亮后再抬走掩埋,大家便回去睡觉了。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有人叫门,仔细听去,竟是那位被搁于河边的“死鬼”的声音,众人听了,都以为是鬼来了,谁都不敢去开门,一个个蒙着头睡觉。次日清晨,伙佬上班弄饭时发现这个“鬼”竟端坐在厂门口,他大吃一惊,掉头就跑。可那“鬼”却大声地呼喊着:“不要怕,我没有死! 我是劳累过度而昏死过去,被大雨淋醒了才跑回来的! 这个姓吴的打杂工,说完后泣不成声。当年象这种活人被当成死人埋的事时有发生。走访中,老工人还同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镇上有个名叫段道寿的画坯老工人,由于年迈体弱,无人雇他干活。他有个儿子名叫段银生,当时在一个姓陈的厂家画坯。银生赚得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他和父母的生活。可是后来银生患了痢疾,接连一个多月都未上班,老板便把他辞退了。为了给年迈的父母寻找吃的,他带病沿街讨饭,结果病情一天天 恶化,最后病死在破庙里。段道寿夫妇失去了儿子,生活无有依靠,没过多久,竟在一个夜晚双双同时死去。究竟是病死、饿死还是自尽,人们不得而知。

解放前,制瓷业和烧瓷业内部有这样一个行规:若工人死在厂里,棺材便由老板出钱购置,并要负责埋葬。因此老板都生怕工人死在厂里,若是某工人接连病—了几天不能起床,老板就要亲自找这个工人谈话,很“关心”地劝某工人快快离开镇上,到乡下去换换运脚。表面上是“体贴”某工人,实际上是叫你快快离,免得死在他的厂里。一般工人也都清楚,既然老板下了驱逐令,也就只好离厂了。可是,一些平日毫无积蓄的穷工人,病了哪能长途行路? 雇人用土车推又怎能付得起钱? 没法,只得白天讨饭糊口,晚上露宿街头,一旦病情恶化,只有死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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