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开始了早期瓷器的制作——烧制陶器。原始社会末期发明了瓷器，到了商周时期发明了原始青瓷。被世界上尊称为CHINA——瓷器之都。中国的制瓷技术早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经朝鲜就已经传入日本，同一时期日本也曾派人到中国学习仿制中国瓷器。
据我国学术界考证；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日本御渥天皇时期，曾派山城人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随通元禅师到中国的福建学习造瓷技术，他在中国学习六年之后回到日本尾张的濑户村，开始仿制中国的建窑“黑釉器”。仿“乌泥建”极为成功，这也就是日本人所推崇的“天目器”瓷器。到明朝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又有当时的日本陶瓷艺术家伊藤五郎大夫（伊藤五良大辅），此人曾为僧人，他跟随日本使节，京都东福寺名僧了庵、桂悟来我国江西景德镇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学习期间改称中文名“吴祥瑞”，两年后于大明正德八年返回日本，并把景德镇经典的青花瓷器烧制技术传到了日本。回国后的伊藤五郎大夫自己又改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借以表示对中国、对景德镇一行学习的传承。他在日本肥前开窑，称“伊万里”窑，这是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由于当时使用烧制的青花料非常昂贵，并且回国时由景德镇带回的高苓土有限，所以伊万里窑当初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多供日本天皇和皇室使用，平常百姓很难得到真正的祥瑞瓷。其日本创造出来的作品，与当时中国景德镇窑的制品非常相似，这样类似的瓷器在日本都被称作“祥瑞”或“祥瑞手。”当时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青花料被分作“祥瑞”、“染付”、“吴须”三等，祥瑞是其中的上品，具有极高的评价和地位。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署有“五良大甫吴祥瑞造”的“祥瑞瓷”器物，由于造价高器物少，所以多年来，难以满足日本民众的需求。
明崇祯祥瑞瓷青花茶碗
祥瑞瓷从胎体上看，胎质较细白，有些在胎上涂上一层氧化铁而呈赫石色，但是，由于露胎多在圈足与器底，往往由于摩擦而露出胎体本身的白碴，而且大多器物胎体较薄、体轻，形状规整。从釉质上看，釉质发亮。从花纹图案上看，青花图案优美繁多，由于结合了日本式的审美特色，青花涂色显得深浅不一，常用以表现图案层次，纹饰繁密、描画细致、不杂乱、形成了一种整齐地自我特色。并且常常用水纹、树枝纹、樱花、皮球花、缨络等图案装饰于器物内侧，也有的画在丸纹内。所以器物的口沿、近底部经常绘有云纹、水纹、七宝系、石叠纹、几何纹等装饰纹样，有的器形口边和体边的折棱上施以酱色釉形成“口红”或“眮纽”。主体部分的图案善于表现出陶瓷本身的质感和体现陶瓷艺人的“意匠”，常运用花鸟、山水人物、诗文和具有日本绘画风格的著名日本画家雪舟等扬、狩野元信等的作品装饰作品。经常使用小的菱花形或圆形开光（丸纹），画有图案的丸纹往往连续成花边，多用各种织锦纹为图案的地，而且，一件器物上常饰有多种不同织锦纹，形成所谓“祥瑞纹样”或“祥瑞风格”。少部分祥瑞瓷属于青花五彩，就是在青花的主体图案基础上加以彩绘（主要是红、绿彩）被称作“色绘祥瑞”或“赤绘祥瑞”。
“祥瑞瓷”主要器形有盘、碗、笔筒、罐、人物等。明朝崇祯时期，“祥瑞瓷”需求量大增。大多改由日本定制，而由中国景德镇制造，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国内很少留存。明朝末年崇祯年间，以日本著名茶人小堀远州为中心的一批茶人在景德镇定制茶碗，主要在景德镇定制有各种日本风格的茶碗（沓形、筒形等）、茶入（茶叶小罐）、香炉、香盒（放茶道用薰香的小盒）、水指（茶道中贮放清水的罐子）、盖置（用以搁置茶釜盖、水勺等的器物）、火入（抽烟用的放置炭火的小器皿）、巾筒（放茶巾的筒）、香煎入等茶具，此外还有一些茶道用的食器（怀石道具）。其中有很多造型是我国传统陶瓷所未见的。
如今在中国仿制的五良大浦吴祥瑞造等各种形式的祥瑞瓷，主要还是在中国销售，也有一些日本人挑选及订单。五良大浦吴祥瑞造底款的瓷器很多，其制作水平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无论从胎体上、釉质、釉色上以及画风都有一定的差别。就笔者多年来收集到的一些仿制品了解到，很多作坊在经营了一段时间后，就无法继续制作下去，其主要原因是仿制品的快速跟进，数量庞大。虽然说这类瓷器都是仿制品，只不过是先做或后做的。刚刚投入市场就会被四面八方的仿制，加上仿制品制作工艺低下，画工差，卖价低。收藏者也就是那种便宜买那种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前期几个五良大浦吴祥瑞造的专业制造工坊纷纷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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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中的“虞美人”
这件粉彩虞美人小罐，高18厘米，直颈敛口，溜肩鼓腹，收足凹底。在腹部以粉彩精绘虞美人花一束，雅美至极。在一片深绿色的叶丛里，高高浮起无数枝浅绿色的花茎，花茎上长满毛茸茸的小刺，顶端直直地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有着千娇百媚的神韵；花瓣质薄如蝉翼，光洁似绫绸，花冠轻盈灿若锦霞，似乎有微风吹过，花朵摇曳，枝叶翻卷，俨然翩翩起舞的彩蝶，又似天空飘荡彩云，姿态葱秀，袅袅娉娉，引人遐思。这真是“似通舞态逞娇容，嫩条纤丽玉玲珑。”该罐胎质致密明润，釉子白净素洁，看上去就挺舒服。
粉彩虞美人小罐
虞美人是英雄美人的壮歌，想当年“霸王别姬”，一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霸王项羽演绎了英雄最悲壮的歌声，也是英雄项羽和美人虞姬生死别离痛苦的哀歌。歌罢虞姬自刎，血溅一地而生草，开红花，时人遂以“虞美人”命名此花，后人则以虞美人寄托相思。想当年《虞美人》，一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就招来了杀身之祸，宋太宗赐他一杯以虞美人草制成的“牵机药”酒，可叹一代词宗君王就此驾鹤归西。
有人说虞美人就是罂粟花，是毒害国人的恶之花，但其实虞美人和罂粟花虽然同属草本植物，花朵颜色形状和植株叶子非常相似，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植物。虞美人枝干细柔，其上布有刚毛，叶狭卵形，羽状分裂，花朵小巧单薄柔嫩；而罂粟全株光滑并被白粉，茎粗壮，叶长卵形，边缘呈锯齿状，不分裂，花瓣质地较厚实，非常有光泽。细微的差别，经常让荡气回肠的虞美人蒙受莫须有的罪名，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虞美人瓷器始于康熙时代，兴盛于雍正时代，这和当时督窑官唐英的偏爱不无关系，当年景德镇御窑场所在的珠山上，遍植俏丽的虞美人花，盛开时曾引得唐英赋诗赞美：“羞匀红妆投时好，愿换衣裳学晚霞，月榭淡笼添雅致，珠廉斜映见丰标。”再加上雍正皇帝崇尚英雄，因此娇艳柔美成了粉彩瓷器的装饰图。我收藏粉彩虞美人小罐，藏友们一致认为是雍正时期的精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瓷中君子”——绞胎瓷
绞胎陶碗
明斯顿博物馆藏绞胎杯
孟子曰：“君子本色，表里如一”。
绞胎瓷因其表里如一，常被称为“瓷中君子”。通常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瓷土（古代主要是白、黑或白、褐、黄）分别制成泥色，然后像拧麻花一样将它们拧在一起，制成新的泥料，待用，或直接拉坯成型，或切成片状作镶嵌使用。经过如此繁琐反复加工的陶瓷器，坯体可呈现出两种瓷泥绞在一起所形成的各种花纹。目前，所见花纹有五种：①像木材的年轮；②像并列的羽毛；③像并排的雉尾；④像盛开的梅花；⑤像浮云流水。所有这些精美纹饰无疑给人们以变化万千之感。
唐代绞胎骑马俑
唐代绿釉绞胎水盂
唐代绞胎水盂
唐代绞胎枕
唐代绞胎釉盘
唐代浅黄釉绞胎枕
唐代绞胎粉盒
绞胎始于唐代，当今人们都知唐三彩，对绞胎瓷器却知之甚少，缘于难见其真容。三彩器用于殉葬，而绞胎器为贵族日用品，使得本身难度大，产量少的绞胎器更少传世。据分析，唐代绞胎残片的时代、窑口、质地、器型和装饰特征等方面，和唐三彩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唐代绞胎和唐三彩一致，均以高岭土作胎，因烧成温度不同，胎色白中带粉红，大都施低温黄釉、绿釉和三彩釉三种色调，以黄釉居多，三彩釉最少。
北宋绞胎釉盘
宋代绞胎羽纹小壶
宋代绞胎罐
宋代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剧局面，经济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时间全国广大地区已窑场纷立，绞胎陶瓷生产由原先四个窑场扩大到北方许多地区。根据发表的资料，得知有修武当阳峪窑、焦作的恩村和矿山窑、巩县芝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宝丰清凉寺窑、山西榆次窑、山东淄博的博山大街窑和磁村窑等。其中，以当阳峪窑及其附近矿山、恩村诸窑的绞胎产品数量较大，且质量、纹饰也最为精美。
宋元之后，绞胎陶瓷日渐走向势微，命若游丝，乃至不幸失传。
绞胎陶瓷怎么绞的、怎么烧的，无人知晓。元明清，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瓷业的中心，北方窑场总体趋于衰落，传统的绞胎器生产也不例外，后人无法也无心去破解失传已久的绞胎之谜了。
日本当代绞胎瓷
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小山富士夫撰写《北宋修武窑》一文将绞胎瓷技艺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介绍给了日本陶艺界，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并成就了一批“练上手（绞胎在日本的称呼）”陶艺大师，就这样，失传600年之久的当阳峪绞胎技艺居然首先在日本复活。
回看国内，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当阳峪古窑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始被人们所认识，古窑遗址的瓷器碎片也因此被收藏爱好者席卷一空，而独步天下的绞胎瓷技艺在当时却无人问津，更无人萌生复活绞胎瓷的念头。
中国当代绞胎瓷直到1981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梅健鹰教授在一次参观中被两件宋代当阳峪绞胎引起了极大兴趣，并激起了他将之复活的雄心壮志。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与陶瓷企业投入其中。直到2002年4月28日，绞胎瓷在中国终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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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的颜色在古诗中有“祥瑞”的意思
紫砂壶颜色各异，但紫砂茶壶为什么称为“紫色”？这个问题是不少紫砂壶爱好者心中的一个疑问。在当今的中文或英文字典里，紫色的解释都可能是“红色与兰色的复合颜色”。这个宜兴茶壶的紫色的来源问题好像从未在任何相关的书刊上提及过。
实际上在古汉语中褐色就是紫色。例如将褐色兔毛做成的毛笔称为紫毫，将有褐色斑纹的竹子称为紫竹，以及将褐色的檀木称为紫檀，褐色的貂皮紫貂皮等等。根据“辞海”的解释，紫色还有帝王专用物的含义。如将帝都的道路称为紫陌，北京的故宫称为紫禁城。此外，紫色的另一含义是祥瑞的意思。例如古诗文“紫气东来”中的紫气即为祥瑞之气。因此，古代文人将这褐色的泥料称为紫泥，将这褐色泥料做成的茶壶称为紫砂壶，应不乏是将宜兴紫砂视为一种祥瑞，高贵器物的意思。
中国学术界将陶瓷划分为陶器与瓷器两大类，而美国学术界将陶瓷分为土器，炻器和瓷器三大类。中国称紫砂器为陶器，或归为高温陶器。然而，西方陶瓷界却将紫砂器称为炻石器。宜兴紫砂壶在世界各地的东方工艺品商店不难看到，但是，那些5-6位数的高价的大师级紫砂器现在还未出亚洲市场。中西方文化对紫砂艺术的审美方面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终有一天我们的文化会得到接受。
瓷器纹饰中的抽象艺术
陶瓷纹饰即是陶瓷的装饰图文。主要是装饰陶瓷之用，但同时也是我们判断陶瓷年代的重要依据。提到有关瓷器的艺术，一般人总是认为官窑瓷器艺术品位高。原因是在制瓷方面，御用瓷的制作选料非常讲究，工具和技术等方面都非常精湛，画工又非常严谨，加上有御派的督造大臣监制，更力求尽善尽美。也正因此，反过来画工则显得拘谨了。
首先是遴选毛坯，稍有缺点即抛弃，一百件毛坯中只有少数几件被选中上釉，显得非常珍贵。绘瓷师绘画战战兢兢，往往过于拘谨。瓷器上所绘的人物、动物、植物、山水等纹饰基本都直接或间接与皇宫活动有关，甚至是某种东西的重复，与真正的艺术定义相差甚远。而民用瓷器，由于制造量大，在选料、制作工具等方面相对不可能像官窑那么严谨和讲究。然而，画工则显得自然豁达，绘瓷师的技法反而显得老练和洒脱。他们自由地在瓷器上表现自己心灵的感受，用不着受皇家旨意、干预的影响，创作出完全不同于官窑的产品，并使之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从传统的形象艺术，到印象派和抽象派艺术，丰富多彩。因此，真正的艺术，则多见于民窑瓷器。例如：不少民窑瓷器中的风景画布局比较模糊，笔触只画出景色的大致轮廓。因而，我们看到了印象派的手法，即只用一些简练准确的线条就描绘出一幅风景画，并且通过它来展现一种精神境界。之所以谈到精神这一中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因为艺术只有升华到精神，才具有灵魂。
在印象派表现手法出现后，同时也由于民用瓷器需求量的增加，艺人们在绘画中，更大胆地将所表现的对象以高度的概括形式来表现，然而，产生了抽象派的画法。
抽象派使我们登上了中国画艺术的一个新的高峰。通过难以辨认的勾画和造型，制造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使人不由自主地怀着极高的崇敬走近它们。我们在民窑瓷器的一些画图中所看到的，已经不是印象派画了，因为我们无法确切说出它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甚至搞不清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观赏。因此，我们从印象派过渡到抽象派，在想象力方面有了自由发挥的天地，并使注视它的人产生快感。这些除了向我们展示抽象派画法发展到至极的境界外，还使我们看到抽象派本身简明和线条性的特点。这种手法与人们印象中的中国人传统的“千篇一律”的形象相距甚远。
尽管这些瓷器上所画的东西令人费解，但其造型本身已经充满美学感染力，给人直观上的艺术享受，而色彩的运用也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应当承认这些艺术品之所以能与形象化艺术并驾齐驱，说明在当时不仅有能够在创作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画家，而且有能够理解欣赏这类艺术表现手法的人们。
明清瓷器中的寿文化
瓦当上的寿字纹饰
寿作为纹饰最直接的运用，便是以象形文字出现在各种古陶器中，从相关考古资料看，在出土的陶器中便发现了“寿”字，这些寿字即是经典的古陶文。古人对寿字的运用具有浪漫的想象力，其中作为纹饰既有对变形变体的创造，也有对寿字的巧妙组合。由于寿字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简单又直接的寓意，因此寿字作为纹饰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与生活实物中。瓦当中“寿”字纹便是最常见的一种，从汉代瓦当延宕至今，仍不由分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图一清代瓦当中，倒三角形祥云状瓦当中最明显的纹饰便是“福寿禄”三字，其中“寿”字最为传神，兼具了古代象形文字的特点，如一耄耋老者手扶竹仗，福禄相随，十分精致。
瓷器上的福寿神话
到了明清瓷器，装饰手法日渐多样化，简单的以“寿”字纹饰出现的装饰已不多见，即便有，也只出现在民窑民器中，官窑中寿文化题材的瓷器装饰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是以双色钩添为主，这个时期，大量神话传说中有关福寿的题材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其中多为八仙、麻姑、寿星为主。在图二清代光绪粉彩麻姑献寿图诗文耳花耳瓶中便是经典的麻姑献寿纹饰。瓶上口沿施酱釉，颈部两侧置花耳各一、并描金，局部脱金。腹部一侧绘麻姑、其面容娇美，神态娴静，右手持灵芝，神情专注；头挽大髻簪金钗鲜花，肩着披巾，对襟大袖衫，下裳长裙正中系垂带，腰系双玉环佩。衣纹线条刻画传神，旁有仙鹿，仙鹿背上有一神童持花瓶、瓶内有一束盛开的灵芝瑞草，颈部再绘仙鹤、一仙童跪骑在仙鹤上手捧九千年才成熟的寿桃。腾云驾雾，一同陪伴麻姑在三月初三这天，为瑶池的王母去祝寿。整个画面在山石、树木、花鸟的衬托下，显现了仙人仙境般的景致。另一侧提诗文，字里行间均围绕着麻姑献寿内容的记载。此瓶图文并茂，名家所绘。汪照藜是清末民国著名画瓷名人，清晰、简洁、潇洒、细腻地表现出神仙的超凡风度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意境幽远，器形流畅饱满，造型古朴，瓷质坚硬。
文图结合寿上加寿
在明代寿纹饰相关的瓷器中，普遍采用文图结合，纹饰繁密的装饰手法，一般在器物中描绘形式各异、字体不一的“寿”字，同时在纹饰中间刻画返老还童的“寿星”，谓之寿上加寿。寿星是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形象，又被称为南极老人星，主寿考，虽为民间瓷器装饰的常见题材，但是明代正德、弘治年间，也被用以青花瓷官窑。具体而言，寿星的额头又高又大，以显示长寿之相。同时，在盘、碗、罐中多采用开光技法，书写长命富贵，同时彰显主体纹饰南极老人图。这在整体上反映了当时寿文化装饰已经作为人们寿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通过不断发展变化的方式，满足人们祝寿活动的需求。在图三明代青花开光寿星图八棱大罐中，罐呈八棱形，唇口，短颈，丰肩，鼓腹，平底，底部露胎无釉。罐通体青花装饰，颈部一周朵花纹，一侧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肩部锦地开光书“福”字。腹部寿字纹为地圆形开光内绘寿星，腹部下端绘海水江崖。近足处绘一周变形莲瓣纹。该罐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纹饰刻画清晰，时代特征鲜明。
以桃祝寿福寿双全
在有关寿纹饰的装饰中，常常与神话人物、象形文字组合使用，凸显寿庆文化主体的是桃子。《神异经》载“东方有树高五十杖，各曰桃，其子经三尺二寸，和羹食之令人益寿”。釉色素净淡雅，寓有“福寿双全”之意。桃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有桃夭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描写桃花盛开时女子出嫁的情景，对新娘的美貌和美德给以赞美。此外，桃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较早且充满神奇、浪漫的色彩，于是桃也衍生出一些神奇的意义。比如，中国文化中把桃与寿联系在一起，在《西游记》中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民间也习惯将寿桃这种面食以桃的形象出现。又如，“桃夭”在民间习俗中渐谐音为“逃之夭夭”，人们开始赋予桃以避邪、逃避等意义，又有了传说中避邪功能的桃木剑、“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用于避邪的桃符等意象。在图四清康熙万寿五彩加金盘中，盘心以褐色、翠绿、草绿绘枝干绿叶，黑彩勾勒叶脉，以红、黄及绿彩绘硕大的桃实，桃中心金彩书篆体“寿”字。外壁亦以同法绘三簇折枝寿桃，桃上加金彩篆书“寿”字，与盘心相呼应，盘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其形隽秀优雅，胎体轻巧细薄，釉润而莹白，一如良玉，彩绘的折枝蟠桃，画笔工致，色泽淡雅，以少许矾红点染桃红，质感逼真，极得清疏雅致之妙，下启雍正彩瓷阴柔婉约之气。
题材繁复构图多样
整体而言，明清瓷器上的寿文化题材与构图汪洋恣肆、富丽堂皇，或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或舒朗俊奇，或浓墨重彩，共同构筑了我国传统寿文化的审美艺术与精神内涵。从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图文结合；从在器物上书写“寿”字，到部分笔画用寿星、仙鹤、或鹿等长寿之物替代，生动形象，福庆喜人。由于民间道教及神话故事的盛行和流传，东方朔偷桃、麻姑献寿、南极老寿星、八仙庆寿等庆寿图案更多地出现在瓷器装饰中。尤其是用树枝巧妙地表现“寿”字，结合于松、竹、梅三友图上，既雅致又寓意明确。在同一器物上大量书写“寿”字，并以缠枝莲等构图方式自然地结合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官窑器上，用龙、仙鹤、缠枝莲托“寿”字的形象时常出现。团寿、篆寿字体在瓷器上大量出现，与寿桃、蝙蝠、龙凤纹、八宝纹、缠枝莲、花绘纹结合，呈现出盛世太平，福寿人间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