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10月19日，由景德镇海外联谊会、景德镇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在豪门大酒店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汪立耕，市人大副主任吴光辉为《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论坛》一书首发式揭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方府春，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周建新讲话。
此次论坛在2011国际陶瓷博览会召开之际，通过景德镇海外联谊会这个平台邀请了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康等国内外致力于陶瓷研究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旨在弘扬和传承历史文化，就陶瓷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表现出了对历史文化乃至中国陶瓷文化的极大热情。论坛上还宣布了“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
方府春代表市政府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此次论坛的召开对文化遗产挖掘，对景德镇的陶瓷事业发展，对该市形成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精品荟萃、器走天下的繁荣景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希望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再接再厉，不断发掘探索陶瓷历史，以陶瓷振兴为突破口，做大做强陶瓷产业，繁荣陶瓷艺术，让“灿烂的文明”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建设繁荣和谐魅力瓷都作出积极的贡献。
周建新指出，这次论坛的召开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事业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必将推动该市陶瓷历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并希望通过论坛，积极探求历史文化研究新路径，努力开辟历史文化研究新舞台，共同引领陶瓷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携手开创陶瓷文化更加美好的未来。
景德镇汉唐陶瓷文化研究院研究的重点在于立足汉唐高古陶瓷文化的发掘，加强其历史沉积层的研究，把原始属于景德镇地区或者影响景德镇地区陶瓷渊源脉络疏理清晰，还原于历史的面貌。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使汉唐陶瓷文化研究成为顺应现代陶瓷文化发展潮流，赋予现代陶瓷文化更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样也为现代陶瓷经济助威与添彩，承传与发扬，开发出独具刘汉、李唐王朝风彩的日用陶瓷、艺术陶瓷、陈设瓷、礼品瓷、旅游观光瓷、汉唐古典瓷等，也即在开发中永久保护，在发展承传中保护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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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片《钧瓷国礼》开机仪式隆重举行
“钧瓷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12月17日上午，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编导侯志军女士，连用三句“太美了”来形容钧瓷。当天，由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组织拍摄的大型电视记录片《钧瓷国礼》在禹州坪山钧窑有限公司隆重开机。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频道编导侯志军、《钧瓷国礼》总策划耿富华、中共禹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钧瓷文化产业园办公室主任霍保宏、禹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刘果岭、禹州市文广局局长白剑华、禹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丁进兴、禹州坪山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禹州坪山钧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淇出席开机仪式，并共同为开机仪式揭幕。
《发现之旅》频道是中央电视台以人文探索、科学揭秘类节目为主的专业频道，内容以中国的原创作品，展现中国的本土特色为主，包括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理、社会、自然的真实探秘等。此次是国内首次以“钧瓷国礼”为题材，全面展现、挖掘和记录钧瓷的最高艺术形式——国礼，以及钧瓷国礼创作背后的故事，从而更好的传播和弘扬钧瓷文化，诠释钧瓷的独特魅力。
钧瓷始于唐而盛于宋，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瓷”之一。素有“黄金有价钧无价”和“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的美誉。钧瓷国礼是钧瓷这一瓷种巅峰艺术的结晶，是钧瓷艺人高超创作智慧的凝聚，更是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与钧瓷文化的高度融合。自建国以来，钧瓷国礼频频出现在政治、外交等重大场合，由国家领导人作为珍贵礼品缔结国际关系，传递中华友谊，承载中华文明，彰显着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独有、世界共认的知名品牌。
开机仪式上，禹州市向来自中央电视台、各大媒体和社会各界的钧瓷爱好者介绍发布了禹州钧瓷被选定国礼参与重大政治外交活动的情况。近年来，禹州市各个钧瓷生产厂家致力于钧瓷创作，在器型、釉色等方面突飞猛进，呈现出“万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先后有18个钧瓷窑口的56件作品，被选定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成为钧瓷作品中的传世珍宝。其中，我国驻泰使馆赠送泰国国会主席颂萨的钧瓷国礼——禹州坪山钧窑独家推出的“钧瓷首饰”作品，采用传统钧瓷釉珠和瓷片，与金银珠宝和钻石等镶嵌结合，以独特的创意、精湛的工艺和完美的艺术效果，赢得了所有人的眼球。大型记录片《钧瓷国礼》的开拍，将全面荟萃展示禹州市各个钧瓷生产厂家、各个历史时段创烧出来的钧瓷国礼，对于深度挖掘钧瓷文化底蕴、集中表现钧瓷最高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该记录片的拍摄和播出，钧瓷这一中华瑰宝将以更好、更高的形态，绽放于中华艺术之林。
【精选】“土之印”艺术馆开张庆典隆重举行
“土之印”艺术馆于1506古玩街隆重开幕
【导读】李品康，广东佛山美朮家协会会员。1993年来到佛山，拜潘柏林为师，潜心学艺三年。1997年后，为打好基础，李品康更先后到景德镇陶瓷学院和佛山科技学院等院校求学，并于2000年白手起家，创立美陶河陶艺工作室，可谓历尽艰辛。其代表作包括《稳坐钓鱼台》、《勇往直前》、《顺流、逆流》、《雄风依旧》、《义勇关圣》等，此外，更有多件作品被海外藏家及博物馆收藏。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潘柏林
6月23日，李品康大师再一次迎来了艺术人生的另一个里程碑——“土之印”艺术馆于1506古玩街隆重开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柏林、佛山精武会会长梁旭辉，联益陶瓷总经理霍协森、欧艺腰线厂总经理何灿先生、佛山卫浴洁具协会副秘书长吴少梅、总编金亚范以及众多媒体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中国陶艺家李品康大师
活动当日，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整个开业式沉浸在浓浓的喜庆氛围中；为了突显“土之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主办方还特意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醒狮表演，邀请了潘柏林大师以及梁旭辉会长分别为狮子点睛，点精后醒狮马上龙腾生风、威武雄壮，醒狮舞动，寓意着带来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左起：李品康、潘柏林、梁旭辉、金亚范
开幕仪式上，潘柏林大师对“土之印”的开业表示热烈祝贺。作为李品康的启蒙老师，潘柏林更表示对李品康今天的成就感到欣慰，并希望李品康能够再接再厉，创造出更多有灵魂的作品，让更多人了解石湾陶艺。而精武门的梁旭辉会长在致词中则对李品康大师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认可，表示今后将会一如既往支持李品康大师的艺术创造，为石湾陶艺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作为“土之印”的掌门人，李品康大师听到了潘大师以及梁会长的寄望后也发表了感言，感谢了潘柏林大师多年的栽培，表示今后将会继续努力，不但创造更多动人的作品，更会以传承石湾陶艺为己任，让石湾陶瓷薪火相传！
佛山精武会会长梁旭辉赠送木人桩
“咏春图”剪纸赠送
发言结束后，迎来了整个开业活动的高潮，各大嘉宾被邀请到台上，为“土之印”开业正式剪彩。潘柏林大师，梁旭辉会长、总编金亚范女士以及李品康为“土之印”揭幕，霎时间，掌声雷动，“土之印”艺术馆正式开业。随后，梁会长更赠予李品康大师同样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色彩“木人桩”，寓意艺术传承，生生不息。而中国咏春剪纸第一人邓燕平也即场赠送剪纸工艺——“咏春拳”，在场观众个个拍案叫绝，把“土之印”的开业式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据悉，“土之印”艺术馆位于1506古玩街B331铺，店内珍藏了众多李品康大师的作品。问及“土之印”的成立初衷，李品康大师表示：“其实目前的石湾陶瓷遇到了瓶颈，到底如何更好地发展石湾陶瓷，成了更多老中青石湾陶艺家思考的问题。“土之印”的创立，除了希望让更多市民了解石湾陶艺，关注石湾陶瓷外，更希望把“土之印”打造成艺术交流平台，让更多的有识之士聚集在一起，探讨石湾陶艺。同时，我也希望从交流中获取灵感，创造更多有灵魂的陶艺作品。”
“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大师陶瓷艺术展”在成都隆重举行
12月1日中午，由四川省传统文化促进会、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四川省江西商会、成都传统文化保护协会、艺术经纪人协会主办，成都丽晶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丽晶瓷庄）陶瓷艺术馆承办约主题为“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大师陶瓷艺术展”——暨根种玉风窑，花开新平瓷”回顾展，在成都市锦江区南府街59号丽晶瓷庄举行。
开展仪式锣鼓喧天、狮舞贺喜，展览现场充满陶瓷艺术浓浓的氛围。著名书法艺术大师侯逸安、成都武侯祠“锦里”打造者张丽君、著名电影人申书凤等四川艺术界名人共300多人集体出席捧场。
承办方负责人董水林先生向封面新闻记者介绍，江西陶瓷艺术闻名世界，此次“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大师陶瓷艺术展”来川展览，是希望通过活动能让成都的朋友有机会了解到当代的江西民间青花釉里红艺术，了解当代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感受陶瓷艺术带来的精神享受。
艺术展风格多样，闻名世界的玉风窑瓷器以青花、釉里红等为主。玉风窑一度引领了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景德镇艺术陶瓷的主流与时尚，其影响延续至今。玉风窑出窑作品被各大收藏家收藏，现有作品稀缺、珍贵，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本次展会以“回顾”为主题，穿越将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通过过去与现在的人、作品与艺术价值的相互对比，再现当年炉火旺盛的玉风窑。
玉风窑，深耕在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的艺术土壤里，经历二十余年，在青花、釉里红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景德镇当代的陶瓷业界享誉盛名。
二十多年前，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秦锡麟先生的指引、教导下，入职江西省陶瓷研究所不久的邱舍与陈敏创立了“玉风窑”。他们出于对民间青花、釉里红的热爱，结盟了学院青年教授何炳钦，并陆续吸引了彭竞强、黄杨、曹金兴、曾瑾、高广聪、彭松、钟起宝等艺术家及孙建文、李克荣、周志兵、丁仕东、屈小鸣、形当当等一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陶瓷艺家，在“玉风窑”的炉火中尽兴挥酒出对民间青花、釉里红的感悟，收获了满意的民间青花、釉里红作品。
此次来川参展的祝贺大师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何炳钦，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邱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瑾，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副所长李少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品刚，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钟起宝，青年陶瓷艺术家周志兵，景德镇市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李永慧等。
据悉，江西省陶瓷研究所大师陶瓷艺术展，将在成都公开展览一个月。
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高层论坛举行
陶瓷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圆形会议厅举行
近日，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在景德镇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圆形会议厅举行。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经出土和仍埋藏着的丰富的古代陶瓷制品，更难得的是仍然遗存着古代特大规模、相当完整复杂的瓷业体系，堪称人类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 高层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发表各自真知灼见，就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及古窑民俗博览区工作进行科学评价和深入研讨，并为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及古窑民俗博览区的发展建言献策。保存至今的古瓷遗迹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景德镇是我国最著名的瓷器产地，它创造和继承了中国绚丽多彩的陶瓷文化，为世人留下了丰厚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景德镇制瓷始于汉,至宋代便已跻身天下名窑行列。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景德镇承载和累积了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和制瓷技艺。在景德镇，每年中秋烧太平窑、拜祭风火仙师的传统，大量的民间故事、瓷坊歌谣，手工制瓷技艺和传统窑炉作坊建造技艺，更是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奇葩。景德镇文物古迹众多且保存完好，现有地面陶瓷遗迹30多处，其中，世界陶瓷原料“高岭土”的命名地高岭古矿遗址、历经600多年的珠山御窑厂遗址、我国古代制瓷规模最大的湖田民窑遗址、完整保存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古窑遗址等，都属于精品级文化资源。
本届上海世博会中，景德镇有较多瓷器作品被定为世博会纪念品，其精美的器型，精湛的工艺，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与称赞。景德镇瓷器品种繁多又精美绝伦。如五代的朴实无华、宋代的温润清新、元代的充实茂美、明代的精工典雅、清代的雍容华贵，可谓姚黄魏紫，各有千秋。瓷器质地则有“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之美誉。青花瓷、青花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瓷是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代表了我国历史上瓷器制作的最高艺术成就。“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华”，“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景德镇生产的陶瓷“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开拓了世人称颂的“海上丝绸之路”，以集大成者的英姿和开放兼容的胸怀，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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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都领航中国瓷器
营销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5月9日下午，景德镇市紫晶宾馆1号楼三楼会议室内高朋满座。由瓷都晚报社主办，景德镇市唐臣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景德镇假日地产协办的2013景德镇春季陶瓷营销高峰论坛在这里隆重举行。数十名来自界的精英人士就企业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认为，创新、合作是陶瓷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据悉，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面对挑战，共赢未来”。在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作为肩负景德镇经济提速、文化复兴重担的陶瓷业，应如何调整思路、整合资源，如何积极应对等话题成为当天参与论坛的诸位嘉宾讨论的焦点。
作为此次论坛的主办方，瓷都晚报社社长李新华在致辞中表示，在国家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加快产业调整升级的战略背景下，业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景德镇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拥有陶瓷艺术人才的巨大优势，并由此保持了景德镇艺术陶瓷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品牌陶瓷企业作为景德镇最具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创造主体，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陶瓷发展主力军的作用。
李新华说，莅临本次高峰论坛的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品牌企业负责人，都是产业振兴发展的忠实实践者，对于陶瓷，对于陶瓷未来的发展，他们有着最真切的感受和最深刻的思考。
他希望通过对话交流，与会的陶瓷企业家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而汇集成推动行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希望这些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活力四射的陶瓷企业，为千年古都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格联策划机构负责人朱修生在论坛上进行了主题演讲。朱修生有着多年企业策划、品牌包装工作经验，他围绕产业存在的问题、陶瓷品牌包装、陶瓷营销模式的探索和陶瓷市场破局之道等问题进行了精彩的阐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熊钢如、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程久发、江西省陶瓷研究所所长刘少平以及博大陶瓷、玉柏陶瓷、泥之歌陶瓷、吕艺陶瓷、熊建军窑、诚德轩陶瓷、玉风瓷业、精业陶瓷、利发陶瓷、瑜晨啸陶瓷、陶行天下、永和春、陶瓷股份公司、金品陶、鹏飞建陶、古方圆包装、玉竹陶瓷、康艺影瓷、千景陶瓷、金冠陶瓷、振中陶瓷、三雄陶瓷、宏菁瓷业等景德镇知名陶瓷企业负责人参与此次论坛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彭城镇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中部的彭城镇，系滏阳河的发源地，是一个城乡交错，工农交叉的历史名镇。
在历史上，彭城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立于北响堂寺的明万历年间《游鼓山滏水》碑记里记载：“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煅冶。入室，赌为缸者用双轮，一轮坐泥其上，一轮别一人牵转，以便彼轮之作者。作者圆融快便入化矣。为碗者止一轮，自拨转之，而作亦如是。[揣]之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期甲天下哉！而今以旱故，各减十之一二矣！”有“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可达于京师。”
据考证，早在明清时期，朝廷便在彭城镇设置官窑数十座，此地的制瓷业迎来了一个高峰。明《大明会典》记载：岁造磁坛堆积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清《磁州志》营造卷五：官坛厂在南关石桥东，后移至琉璃村。旋复旋移，又再复故处。彭城厂在滏源里，明制于此设官窑40余座。岁造磁坛，堆积官厂，舟运入京，纳于广禄寺……
进入新时期，彭城镇的制瓷业再攀高峰，殊荣不断。近年来，国务院授予了它“磁州窑窑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和“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播基地——磁州窑烧造技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协会授予了它“中国磁州窑之乡”、“中国民窑研究基地”；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为它题写了“中国磁州窑历史博物馆”；古陶瓷研究泰斗叶民也为它题写了“富田磁州窑遗址”……2011年8月13日，彭城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授予“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当时彭城镇作为河北省唯一的推荐参评城市并获此殊荣，充分体现了峰峰陶瓷的地位和品质。
据调查，彭城镇迄今保存有30余座古窑、50余座古作坊、7座渣堆等大量地面遗存，且地下遗存极其丰富。时至今日，彭城镇仍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高档出口瓷生产基地和全国八大瓷区之一。特别是磁州窑开创的釉下白底黑（褐）花等装饰艺术，极其富有民间乡土气息和民间艺术特色，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划时代意义。其经典性的装饰意涵和意趣，对吉州窑、景德镇窑等窑业，对后世彩瓷工艺，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贲巴壶的历史文化背景
所谓贲巴是藏语译音，在藏语中是“瓶”的意思，因此贲巴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瓶。
从贲巴壶的造型来看，主要可以氛围有流嘴和无流嘴两种。无流嘴的贲巴壶又被称为“贲巴瓶”，也相当于有流嘴的贲巴壶除去嘴的部分，它的造型看起来就像是小型的喇嘛塔，喇嘛壶的底部也相当于是塔底。贲巴壶的腹部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半圆形的覆钵，它的壶颈就相当于塔刹，贲巴壶的瓶口就相当于华盖。常见的贲巴壶有流嘴，但是没有执柄，人们在使用贲巴壶的时候，需要用手握住贲巴壶的壶颈。
贲巴壶在藏族地区被广泛使用，虔诚的佛教信徒们一般使用贲巴壶装水，或者将贲巴壶作为一种具有欣赏陈设功能的礼佛器皿，通常把草放在壶里面，故而贲巴壶又被人们称为“藏草瓶”或者“藏草壶”。贲巴的梵音意为：军持，佛教典籍《庶物异各疏》中是这么描述贲巴壶的：梵语军持，一云军迟，此云瓶也。由此可见，贲巴壶蕴含深厚的禅意。
在我国古代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已经将贲巴壶作为宗教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法器，它主要是用来盛水的净水壶。元朝的时候，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传教十分成功，与此同时，蒙古文化对满族人民的影响非常大，故而也信奉喇嘛教。出现最早的贲巴壶的制作原料主要是金质、银质、铜质，而瓷质的贲巴壶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烧制出来的。
大清皇室的人非常信仰佛教，故而为了迎合统治阶层的喜好，景德镇窑的制瓷工匠们开始大规模地烧制各种各样与佛教相关的陶瓷器皿，就这样，七珍、八宝、贲巴瓶等等纷纷横空出世。在那个时候，贲巴瓶不只是作为皇家礼佛的法器净水壶，还被清朝皇帝用来作为赏赐藏传佛教代表领袖人物的佳品。而在乾隆和嘉庆年间，皇帝们也将贲巴壶进献给内地多个寺庙。就比如说，根据我国清朝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乾隆皇帝曾经在泰山岱庙进行祭祀活动，并且进献了贲巴壶。清政府为了表示对传统文化的敬仰和青睐，一度把贲巴壶作为礼品赠给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庙。在清代乾隆年间，贲巴壶的烧制技术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令人遗憾的是，清代嘉庆年间之后，烧制贲巴壶的工艺逐渐走向没落。
陶瓷知识：元青花的历史文化背景
引子：2005年7月12日，元代鬼谷下山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青白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蒙古帝国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近百年的各个时期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蒙古帝国中晚期：忽必烈蒙元时期的汉儒文化背景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必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后来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对于蒙古贵族集团制定的汗制来牵制最高统治者，使其完全要维护本集团和成员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在忽必烈统治时得到了改观，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行着进一步的整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兴趣，他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他开金莲川藩府，广泛招揽了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建议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国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行汉法也即儒治，蒙古统治者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上治天下，这迫使蒙古集团正视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社会的巨变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多种反映，汉儒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纷纷走上与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期，始终存在以耶律楚材、郑经等儒臣的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丹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由于几次战争的势利，国库亏空，加上蒙古贵族集团的对利益的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王文统、阿合马等人的种种非正常财政敛财措施，引起许多儒臣的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把阿合马刺杀。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结果忽必烈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以此来挽回儒臣和受害民众的心，重新树立蒙古统治阶级在广大汉儒民族当中的统治地位。
从此忽必烈的蒙元时期一度被后世评论为草原民族不用汉儒骂名。其实这是对元代历史的误解，深度研究蒙元历史发现，对于忽必烈从重用汉儒人才，到慎用汉儒人才，再到企有限度的恢复宋唐传统，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庙，自此社会面貌发生新的转变。
继成宗之后，仁宗皇帝可谓儒学最有造诣。在儒师王约的积极倡导下，在李孟等汉人儒臣辅佐下，推行汉法的政治方针。同年，命国子祭酒刘赓去曲阜，以太牢(牛牲)祭孔子。公元1314年下诏袭封孔子53代孙为衍圣公，后来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他多次对臣僚说要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并开科取士，提高文人地位，为了治国安邦，确定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统治思想，要蒙古族大臣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和政治。
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书为先，词章次之。科举考试每3年举行一次，命题以《四书五经》为主，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试出榜。仁宗在政治上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要求，还规定考试采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从而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确立了理学思想的统治，这对后世的科举用人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宗和文宗这两位皇帝不但自幼分别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文宗皇帝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对汉儒治国与成宗相比更甚一筹。更多的体恤民情，发展农业、发展手工业(明确记载文宗亲自向景德镇浮梁瓷局派遣督窑官)、重视商业和海外贸易等。但这种汉儒治国方略，由于蒙古贵族对皇帝的极大牵制和阻扰，使得元代晚期的社会状况并没有摆脱蒙古主体阶级利益的压制。比如重要官职汉儒不能担任正职，科举对待汉儒的录用有所限制(推举为重)。在社会人才选拔层面，除科举而外，还有汉儒推荐制度，这也大大增加汉儒进仕的渠道。这种制度700年之后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目前重要官职也不都是推举吗？少数民族同样也不可以在汉族主体政权里担任正职。完全凭人才实力的选拔任用，我想除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做到，秦汉以后到现在数千年以来的汉儒主体政权统治当中都没有做到，蒙古少数民族没有做到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来讲，蒙古统治时期，儒臣和汉儒文人是多阶段参与到蒙古王朝主体管理之中的，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汉儒人才，更看重汉儒治国策略。只是蒙古贵族的宗法牵制，使得重用汉儒人才和推行汉儒治国策略有所保留。你让一个汉儒文化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完全尊重汉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难以完全做到，何况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中。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700多年人们的思维和做法，显然是缺乏历史认识观的。
我们对蒙古历代帝王与汉儒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元代瓷器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从而对形成元代瓷器装饰风格和纹饰来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视了蒙元时期汉儒文化背景，忽视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纹饰中饱含的大量汉儒文化因素和汉儒学者、藏家们，元代瓷器的主体是汉儒文化，这其中包括传统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历史和蒙古社会状况，否则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闹出很多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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