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在古代的作用。
陶瓷文化，千年沉淀，成就了土与火的艺术；潮州陶瓷，十载腾飞，孕育出知合行之智慧。陶瓷在行业里被称之为火与土的艺术，作为国外认识中国的古老载体（China），可以说是我国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总结：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火药在中国做成鞭炮烟花用来过年喜庆，而被国外引进改制成火枪利炮用在战争侵略。指南针在中仅用于风水阴阳，而被国外用在海上导航开辟新大陆。陶瓷虽然不是中国独有的发明专利，可却是我国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其悠久的历史很好地传承了中国文化。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心调整为经济建设上，作为建材产品的陶瓷行业也得到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时代发展机遇。其中最先行动起来的就是“珠三角”，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让南方沿海彻底苏醒过来了，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蠢蠢欲动，潮州陶瓷也如凤凰涅槃。经过十年发展，潮州陶瓷开始了起飞前的助跑，从国外引进整套陶瓷生产线，现代生产技术，改变了陶瓷生产的传统模式，不管在产品质量上还是产量上，都比以前提高了几倍，让整个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潮州陶瓷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2002年到2012年又经历了势不可挡地十年腾飞，全国各地城市大建设，巨大的市场需求完成了建陶产业原始的资金和技术积累，继而打造了抛光砖国际领先地位。新产品层出不穷：不透水瓷片的诞生，亚光砖的引进改善直到市场火爆，微晶石的横空出世，木纹砖的燎原之势，无不见证着潮州陶瓷十载腾飞的辉煌。十年涅槃，整体上是从国营企业的巅峰盛世逐渐转向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又十载腾飞，从乡镇企业的盛极一时，很快由私营企业带头领飞，多元结构打造了潮州陶瓷在国内不可撼动的领头羊地位。
几千年的历史沉淀，遇到改革开放的春风，猛然惊醒，一跃而成为全球产量最大的陶瓷产区。有了大政策地正确引导，抓住了国内外巨大的市场需求，珠三角跨步式地经济建设速度，这些都使得潮州陶瓷能够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当地政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高瞻远瞩，大胆地进行股权改革，规避了种种弊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没有受到制度上的思想束缚，从而能够在十年时间就完成了一个跳跃，在技术上、生产上和管理上都实现了三级跳。接着许多陶瓷企业家开始洗掉脚上的泥土，卷下裤腿，踏上了陶瓷之路，做起了企业。他们凭借着一身胆略边走边学，克勤克俭，终于打下了自己的一席江山。也许有些企业家当时并不知道王阳明，更没听说过什么是心学，可是却把“知行合一”用地淋漓尽致。在市场实践中积累，把学习的知识快速应用到市场经营，可以这样说潮州陶瓷的发展也是“知与行”的行业应用过程。也是在不断社会实践中，佛山这边的企业家们率先看到了渠道发展模式对于目前更符合市场发展，从而在后来腾飞的十年中，就很快超过了当时走分公司制的华东陶瓷产区。
经过这个十年腾飞，潮州陶瓷为行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除了为潮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很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同时也为潮州培育出一张名片，形成了一个共有的品牌，即潮州陶瓷。它代表着产品创新，代表了质量过硬，代表了技术国内领先，代表了用户放心等。
在国际上，为中国确立了一个陶瓷生产大国形象，紧随意大利、西班牙两个陶瓷强国，带领产业从“中国制式”向“中国智式”飞速发展。以陶瓷生产为主线，带动配套的陶机设备生产全面实现国产化。
在产业中，率先走出差异化发展模式，让一种传统粗放式生产行业逐渐走向高端品牌，走进高消费人群，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在文化上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对于一个传统行业走向现代化发展，最缺少的不是雄厚资金，不是先进设备，而是理论上的指导。可以这样说，潮州陶瓷这十年，是超常规发展的十年，带领各产区迎来了一个陶瓷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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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潮州外销青瓷的起源与发展
潮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瓷都”。潮州陶瓷源远流长，其产品在中国陶瓷中独具—格，深受世人喜爱，饮誉海外。作者近十多年来，从开发工地收集到晋唐时期潮州青釉瓷器，经请教有关专家、学者和翻阅有关资料，试论唐代潮州青瓷出口外销的问题。
潮州处于中国大陆的东南端，韩江又直接流向南海，水运交通方便。唐代潮州地方人烟稀少，但窑场，窑地规模较大，有北关古窑群和南关古窑群盛产青釉日用瓷器，这些瓷器不仅当地自用，主要还是供出口外销。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对外贸易的瓷器自唐宋以来，畅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杭州和宁波，凡大食(阿拉伯半岛)，左逻(马来西亚)，安南(越南)，泰国、新加坡、三佛齐(巨港)诸番并通贸易，以金、银、铅、锡、杂色帛、瓷器、檀香等对换药品、犀角、珊瑚、琥珀、珠宝、镔铁、皮革、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苏木等物。”所记的我国“瓷器”对外输出贸易，虽然没有指明瓷器的品种和产地或窑口，但是可以确认包括“潮州青瓷”在内的瓷器，其数量也不少。在《中国陶瓷》史书上记载：“唐代广东与东 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等一些国家，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潮州、梅县、廉江、遂溪等地烧造的青瓷已成为出口的重要商品。”
近年来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等国，也出土了不少唐代中国广东陶片陶器，说明广东潮州在唐代及五代时，陶瓷曾经大量外销。由此可以证实，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非常繁荣，“潮州青瓷”也在此时已经畅销世界各地。唐代潮州陶瓷的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和大规模的生产，产品种类之多，何去何从?《中国陶瓷》一书中记载：“晚唐时期，朝廷设置广州、后置泉州、交州及扬州舶司、管理纳税机构后同世界各地通商，其中以广州最盛”。当时潮州陶 瓷及商品出口只有二个渠道，一须经广州检验纳税，路途较远，增加成本费用。二是经福建泉州检验纳税，陆路交通阻塞不通，水路虽较接近泉州可运输出口，但费用也高。除部分瓷器经上述两地检验出口外，从韩江直通大海，船只可便利地通往世界各国，节省成本费用。潮州地处韩江三角洲，唐朝韩愈贬潮时，尚有鳄患，可知当时潮州离海为“零距离”，可直接装货上船销往世界各地。古时北关有“埠头”、“埠尾”的叫法，是上货卸货的地方，潮州有“陶瓷换高丽(参)”的俗语。
唐代时期大量的青瓷器就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节省了大量的交通费用，提高了运输效率。自“贞观之治”至“安史教乱”这段时期，由于避逃官府的检验纳税，大量的内地、外地商客在这里建窑烧制，后发展到府城外的南关窑群，现在韩江沿边的唐代陶瓷堆积层便是有力的佐证。古时潮州府的北阁佛灯前之龙湫宝塔，前沿江边这一带地方很热闹，沿韩江边原来都是旧破的商店遗址至青天白日前的“伯公庙”、“妈祖庙”一带地方古时是热闹的埠市，上连兴梅及福建，下通大海至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中一道分支线的始发港码头。
唐代广东潮州烧制的日用陶瓷，以青釉为主。碗型一般敞口平底，素面，莲花纹，莲花瓣，菊花纹，潮州唐代北关古窑出土的种类壶、碗，都是平底、附 盖、带把、短流口，容易提，罐有二耳，三耳，四耳罐，有些器型还粘附人物环坛一周或捏成水波纹环罐一周，具有地方的民俗特色，这些“宝珠坛”、“骨灰罐” 的装饰正好迎合唐代时期的佛教意识，使潮州陶瓷走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佛教圣地。海上“丝绸之路”可通往许多海洋国家。先谈一谈一衣带水的日本，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唐代“开元盛世”时期，中日互派高僧传教学法，在日本法隆寺，收藏的中国青釉四耳壶，镰仑市博多县、琉球群岛等遗址也出土了中国唐代青瓷的遗物陶片陶器。奈良正历寺古墓出土的青瓷深钵，岐阜县鹈饲村出土的青瓷碗，土云市出土的青瓷盘等器物便是有力的佐证。日本古陶瓷专家三上次南曾针对这个历史阶段 指出，“中国输出的陶瓷—福建和广东瓷窑的制品占一半以上”。在邻国的安南(越南)西贡市多处发现我国唐代青瓷器。在泰国，新加坡以及渤泥等国也出土有我国青瓷，特别在土耳其的伊期坦布尔博物院藏有我国瓷品1万多件，其中就有潮州唐代时期的青瓷。在印度和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埃及的福斯塔特也发现了青瓷 碎片瓷器，笔者到过10多个国家，曾到过泰国的巴堤雅市参观，在那里的一家博物院就发现了潮州唐代的青釉罐和青釉玉壁底碗，盘，茶垫等青瓷器皿。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陶瓷史略》一书中记载，6、7世纪时，我国的青釉器就由我国的海船或经阿拉伯商人之手传到印度、波斯，并 由波斯到达埃及、新西兰，以至非洲的东部与北部，甚至通过地中海，远至海牙，曾有新西兰学者艾黎参观潮州古瓷展品之后，激动地说：“我在国外看到好多古瓷 器，原来它的老家就在这里。”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国家级权威人士耿宝昌先生曾先后二次到潮州，鉴赏唐代北关窑出土的瓷器，对一件青釉四花瓣口玉壁底 碗色面，旋釉均匀，开片裂纹，晶莹似玉，在阳光下照射出道道金色光线的景象，连声赞誉称：“这是唐代潮州窑的代表作。”
由此可见，潮州制陶瓷不只是在宋代就臻于鼎盛时期，就能一下子规模宏大，更应该是在承接唐代的烧制技艺基础上发展的起来的，唐代潮州也是制瓷的盛产地和出口贸易地，由于后期潮州陶瓷的不断发展壮大，有“水东窑”、“南门窑”，大埔窑“饶贵缶”，“枋溪缶”的窑址的众多名称出现，因窑口之多而忘却了 唐代的“青瓷”叫法。
陶瓷：《陶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清代朱琰所撰六卷本《陶说》，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有助于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瓷路”两个层面深化人心与物性陶冶成器的认知与传播。
一、书籍之路视域中的《陶说》
作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籍在东亚文化圈诸方面的交流与传承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纽带作用。故较之东西文明之间的“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以“书籍之路”更得东亚的交流实质。
在东亚文化交流意义上讲，“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见证了中日两国之间深厚的交往印记，其中包括历代陶瓷文献在内的“陶书之路”同样为中日书籍之路与陶瓷之路衍生出独特的东亚交往新模式。作为两国“陶书之路”交流的初端，《陶说》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陶说》，为清代朱琰著，全书共分6卷。分别以“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为题，以饶州窑（景德镇窑）为重点，勾勒了古代陶瓷业发展各时期窑口不同器物的品类、特征与功用等内容，对研究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以及历代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同时，作为陶瓷文化传承的载体，《陶说》也被传入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通过梳理日本现有馆藏可知，多种版本《陶说》传入日本后既有重刻亦有译本。
二、《陶说》与日本馆藏文献考论
1、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馆藏的《陶说》。该版本隶属于《龙威祕书》为其戊集《古今丛说拾遗三十四种》戊3～戊4共计二册6卷。据版本信息为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石门马氏刻本。按：石门马氏，即是清代学者马骏良私人辑录的丛书，收录各种作品一百七十七种，共分为十集。
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藏《陶说》。该馆藏同样隶属于《龙威秘书》。刊本《龙威祕书》（1～10集）共计十册，原为津田左右吉旧蔵。集数完整且刊本众多。有具体时间者为第二集大酉山房嘉庆元（1796）刊本。
涵盖有陶说的第五集虽无具体刊本信息，但从序文后有“石门马俊良嵰山识男佩愉，佩忞全校”可知，应当晚于1796年。
3、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鲍氏知不足斋”版《陶说》。该版本《陶说》为6卷，其中2、3卷合一册，4、5卷合一册，共计四册。有乾隆39年，即1774年跋，印记有“听雪庵清赏”“海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等，外盒里有昭和甲午石隐道人的识语。
按“知不足斋”，乃是中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雅号”。据鲍氏所藏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至道光间共刻成30集，收书207种。此外，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陶说》一册六卷，严格意义上说是据《知不足斋从书》本的抄本，其依据推断可以从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尚馆藏封面上的“金匮思慎堂藏版”字样以及线装帙入本亦有印记“听雪庵清赏”。另“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有乾隆47年即1782的序。此本外盒内也有昭和29年石隐叟的识语。
“金匮思慎堂藏版”中的“金匮”为“无锡”古时旧称，“思慎堂”为清代无锡的重要书坊。
以上二部《陶说》中的“听雪庵清赏”印记，据目前查找资料所知，只有江户时代中期的茶人石州流嘉顺派二代谷村嘉顺正胜以“听雪庵”为号。从茶与陶的密切联系来看：二代谷村正胜曾收藏过此两部陶说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其具体生殁年不详，不过从其父谷村三育殁年为宝历3年（1754）及其师清水道简的生卒年来看（1716～1783），其活动时期应当主要是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多至十九世纪初。由于目前研究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根据文献确认其详细的内容差异。
4、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线装《翠琅玕馆丛书》中的《陶说》。左右双边，有界，小黑口，无鱼尾，9行21字。封面内有“光绪十年甲申冬十二月羊城翠琅玕馆校刊”字样。印记分别有“王秉恩”“常”“秉恩”“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得归茅屋”“太田书巢”“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
由封面内信息可知，此本是1884年广州翠琅玕馆校的版本，印记中“王秉恩”（1845～1928）为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曾在广州为官，并经张之洞推荐任广雅书局提调，民国后寓居上海，此本当是在广州为官时期所获。
“常”之印，详义不明，但由后“秉恩”印来看应该仍为王秉恩之印。“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中王芑庈无法准确断定所属，因为王秉恩及其子王文焘均无相关名号。虽然秉恩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渡日，但是从“华阳王”的字样来看，应该可以推断此书仍然属于王氏族人。后“得归茅屋”的印主也无法确认，据“得归茅屋”意义来看，很可能是引用杜甫旅居成都期间创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典故，印主应该还是成都地区人，进而判断依然可能是属于国人所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陶说》线装写本，在正文的页面上有“秀文斋”字样。遍查中日资料，找到“秀文斋”可能是指中国山东日照的印刷刻字的老字号“秀文斋”。据史料记载：“秀文斋起源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创始人董佩琳，出生于康熙八年（1670），例赠文林郎，创建秀文斋刻字业，由于农业兴旺，延师课子，使其子董怀录成材。董怀录，字洛如，奎文阁典籍、例授文林郎、出任上海文富堂书局执行理事，负责刻版印刷“四大名著”，董怀录写字非常好，蝇头小楷，隽秀工整，美丽端庄，受到当局的器重，后其子董家驷长成，在文富堂书局当学徒。董家驷，勤奋好学，在文富堂不久，刻字、印刷样样都掌握的娴熟，在文富堂已是骨干”。
5、筑波大学图书馆馆藏写本《历代磁器谱》（2册）收录的《陶说》。目前同样受资料所限，其内容以及依据何种版本仍有待进一步考究。
6、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一部内有朱笔，有虫损，印记为菩萨楼图书记《陶说》。该版本由葛西质（又名葛西因是）所点校的上善堂刊本经摄阳（大坂）种玉堂重印，此本有文化三年（1806）的序。此本在多图书馆均有馆藏。“上善堂”当是编修有《上善堂书目》的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楼名。
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有葛西质的合装写本陶说俗译稿，内有朱笔书入，但书写者不明。葛西质字休文，号因是，生于大阪居于江户，师从平沢旭山。林述斋，古注学派。著书有《通俗唐诗解》《老子辐注》。
三、结语
以上主要考察了《陶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各知名大学的馆藏文献情况，从陶书之路的个案典籍可以管窥蠡测，自清末民国以来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不仅西望“西洋”，同样也一直关注近邻“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烧造技艺与重视陶瓷文献的刊、刻、抄、印、藏等事宜。“陶书之路”的例证，体现了日本不断汲取中国陶瓷技术及陶瓷经典文献以发展自身的重要方略。透过现存日本各大图书馆的《陶说》考究，比照中国国内相关的馆藏文献，其内容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现存的各个版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在陶瓷工艺上的交流，也可佐证日本陶瓷界广泛涉猎并收藏中国陶瓷典籍的“日积月累”、“代际层累”的持之不渝精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这也是日本惯于拿来并消化吸收域外文明以充实自身、文以开化的表现。
潮州陶瓷历史
潮州，是广东省省辖市，位于广东省东部，韩江中下游，
潮州的先民属古闽越族。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后裔南迁入潮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地域属南海郡，始载入版图。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南海郡揭阳县地，潮州最早的建制始于东晋成和六年（公元331年）在南海郡东部析置东官郡，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分东官置义安郡。这义安便是潮州的前身。义安郡这个名称一共使用了260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全国撤郡设州，义安郡属循州之义安县，是年，升立州，因地临南海取“潮水往复之意”，首命名“潮州”，义安县为州治。 后人也有诗句：“潮之州，大海在其南”。 “潮州”名称的正式出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后1400多年来，基本都是沿用这个名称。
潮州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岭东首邑”等美誉，有史以来至建国前，一直是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府治之所在地。潮州市文物古迹众多，全市现有文物古迹728处，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5处，是广东文物古迹荟萃之地。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和业陶，唐高宗仪凤调露初年（公元676－679年），潮州已有较大规模的陶瓷生产，并出现了釉下点褐彩瓷器。潮州作为宋代的广东瓷都，其中心产区就在潮州城四围，即今湘桥区辖区。
潮州陶瓷分美术陈设瓷、日用瓷、建筑卫生瓷和特种陶瓷等大类，以美术陈设瓷的通花瓷花为特点，通花瓷花以雕镂精细的镂空技艺配以捏制的各式瓷花，以玲珑剔透之美而独步瓷坛。其装饰多以镂空几何纹样为底纹，底纹多为四方连续图案，便于雕刻，适于烧制，易于表现出精工细致的艺术效果。大体上有通花与釉上彩绘结合、通花与浮雕结合、通花与瓷花结合。雕刻技法上有单层雕刻、双层雕刻、多层雕刻且可转动。是具有民族风格和浓厚地方特色的瓷器艺术品，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雕塑镂空与提花融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品；潮州彩瓷中的釉上彩绘，颜料丰富，构图清新，工笔彩绘，工整细腻，色彩富丽，经历代艺人的努力，形成了有别于其它瓷区的彩绘风格，陶瓷界誉之为“潮彩” 。
潮州陶瓷：别具风格的陶瓷艺术
潮州瓷塑制作鼎盛于宋代，明代以后南移枫溪。解放后，枫溪瓷塑得以更快发展，逐渐形成“清新、素雅、细腻、玲珑”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陶瓷一大流派，有“中国瓷都”之称。
枫溪瓷艺利用雕、镂、塑、捏、贴、刻、划、印、压等技法，通花（镂空瓷）、瓷花（寄花瓷）是最具特色的产品，充分展示了枫溪瓷的玲珑剔透、清雅、华丽的艺术风格，令人赏心悦目。
潮州陶瓷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演化有绪。自８０００多年前之新石器时代开始，代不间断。枫溪境内周围也有６０００多年前新石器时代贝坵遗址及陶器的发现和唐宋窑址的遗迹。宋代笔架山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便有大量人物、动物瓷的制作，为全国同期各窑口所罕见。宋以后，枫溪成为陶瓷生产中心，一直延续至今。
潮州枫溪瓷艺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吸收潮州民间艺术之精华，形成了富于艺术特色的独特风格。
枫溪瓷艺的艺术制作手法独特多样。技法上雕、塑、镂、捏、贴、刻、划、印、压等多种，装饰手法也独特多样。人物瓷塑、动物瓷塑有写实、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光彩照人，神韵独具。通体镂空艺术瓷彩通花瓷，与捏塑瓷花结合而成通花瓷花技艺，在国内外瓷坛独步，多层次镂空和寄贴立体瓷花，技艺卓绝。
枫溪瓷艺题材广泛，品种繁多，主题突出，格调高雅，催人奋进。但随着时代变迁，工厂改制，原有创作组艺人星散，不少人为生计改弦易辙，放弃了原先的追求。中青年艺人多数下海，为企业生存发展而奔波，造成瓷艺人才的青黄不接。一批老艺人相继谢世，其他几位代表人物年事已高，独特技艺难以为继，后继乏人。艺术陈设瓷的产量、产值、件数大量萎缩，一些技艺已处濒危状态。
将其列入非物质遗产，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抢救保护，对于保护有突出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的瓷艺，保护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艺术，促进艺术的创作、欣赏、收藏、研究、继承和发扬我国陶瓷艺术，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发展地方经济、促进陶瓷经济、文化发展，具有较大的意义。
在酒道中悟人道
在阳谷参加文创研讨会期间，协办方景阳冈酒厂的领导，邀请我们参观了酒道馆。所谓酒道馆，诠释酿酒饮酒艺术之展览馆也。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酒文化，经过起起落落的文化沉淀，去糟存精，遗留下来的各种盛酒器物，无疑是其最真实的体现，故馆内多置酒具。
乍进酒道馆，我就被一幅生动的画卷吸引住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人，身着原始服饰，围跪在祭台前祭拜苍天，祭台上除了牛头还有美酒。我暗自思索，难怪晋人江统在《酒诰》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酒的历史是惊人的！诸多精美绝伦的酒具，按材质可分为陶器、瓷器、漆器、青铜器等；按年代可分为上古、汉唐、两宋、明清等；按用途可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等。各具特色的酒具，细细品来，倒有点儿折射人生的意味，譬如明清两代的珐琅酒壶，色彩艳丽精致华美，恰似风华正茂的青年；战国时代的青铜酒樽，器圆腹深三足鼎立，如同淡然从容的中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瓮，口小腹大古朴典雅，像极了深邃厚重的老年。
有位文友在镇馆之宝之一的商代方罍前，驻足欣赏良久，叹而问道:“诸位可知道酒姓甚名谁？”我们相视而笑，答曰:“仪狄造酒，莫不是姓仪？”文友摇头，又答:“有世人以酒为姓，难道应当姓酒？”文友再次摇头，笑道:“酒以陈者为上，愈陈愈妙。故酒姓陈，名久，号宿落。”我们听罢大笑，好一个“愈陈愈妙”，酒道如此，人道亦如此！
酒道馆的四壁，挂有古今名人的书画作品。宋人所作《西江月》:“神仙爱酒不归家，醉倒景阳冈下”；迟浩田将军挥毫:“昔日助英雄驱虎豹，今朝壮军威杀豺狼”；书法家欧阳中石题词:“阳谷人厚，景阳酒香”。另外还有文学家沈雁冰，书画家舒同、刘海粟、韩美林、李苦禅等或吟诗留辞，或题字作画。其中最发人深省，饱含哲理意味的，当属关华先生的题词:“品酒论英雄，问道厚人生”，短短二五字，却凸显出了酒文化的况味所在。
品酒论英雄，何为论英雄所品之酒？钟情于绍兴黄酒的人，一觞一咏中回味的是酒香郁沉，一袭长衫尝半盏，其度贵“幽”；喜饮葡萄酒的人，多熟悉一些国外葡萄酒知识，浅斟中辨其滋味，高足杯悠然而起，其致贵“雅”；爱喝啤酒的人，不以杯数而以瓶论，无休止地互敬干杯，用酒精代表诚心，其境贵“量”；而畅饮白酒的人，则“酒酣耳热处，意气素霓生”，其情也深，其意也真，觥筹交错间透出一股豪迈之气，君不闻武二郎酒醉景阳冈，赤膊降猛虎，当为论英雄所品之酒也。
史载，本意使人头脑清醒的“醍醐”一词，曾被代指为美酒，可见酒本无辜，世人纵饮无度使然，孔子云:“惟酒无量，不及乱。”品酒使人神定气清，才思泉涌，诗仙李白者有之；品酒使人以器为美，考古研今，史学家窦苹者有之；品酒使人释放情愁，怡然自得，普天之下众所周知。
酒道亦是人道，问道厚我人生。酒醇人亦淳，味真人品正，举杯人豁达，缓饮人慎行。
景德镇陶瓷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应用
景德镇因“瓷都”著称世界，其丰富的陶瓷文化已然是这座城市的旅游形象和金字招牌，如何结合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文化旅游资源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试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综合分析与研判，试图探寻出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应用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资源。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文化旅游正成为一种倍受青睐生机盎然的旅游形式，文化因素已渗透在现代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该类型旅游地通常在实现或潜在旅游者意象中有着相对鲜明的文化形象特征，如西安--古都文化，庐山--地质文化，延安--革命文化。景德镇因其独特陶瓷文化已成为闻名世界的陶瓷旅游胜地。但是在开发文化旅游资源中仍在形式单一、创新不足、缺乏后劲等问题。如何有效高效地挖掘陶瓷文化资源使之与旅游有效结合显得尤为迫切，因为这是实现瓷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陶瓷文化是他们最为迫切要了解并体验的景德镇文化。也正是基于这点，研究陶瓷与旅游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陶瓷文化的界定
陶瓷文化的界定，是研究陶瓷文化的重要问题。景德镇学的构建者之一陈雨前认为：“所谓的陶瓷文化是指陶瓷的泥做人烧与销售、消费的过程中和各个环节中所呈现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形态和情感，心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的面貌，它是由中国文化传统所决定的。”这一界定从陶瓷的质地材料及制作谈起，包括由此衍生的各种文化。
何裕宁从陶瓷衍生的各种文化谈起：陶瓷文化既包括历代著名的陶瓷工艺发明家、制作家及其创作的陶瓷作品，又包括古代制瓷作坊和古窑遗址，陶瓷民俗，陶瓷艺术以及反映古代制瓷风貌的历史街区，还包括为保护和反映古瓷文化面在现实中形成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形象。
笔者认为，陶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支。它以陶瓷为载体，通过形态各异独具特色的陶瓷所传达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等。景德镇是千年古都，陶瓷文化历史悠久，沿袭至今的制瓷工艺、装饰图案、古窑遗址等体现了陶瓷文化的历史性和继承性。陶瓷文化的一脉相承不仅添加了瓷都的历史厚度，也为景德镇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可能。
二、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资源概述
景德镇以悠久的制瓷历史、精湛的制瓷工艺、发达的瓷业经济闻名中外，形成了丰富的陶瓷文化。近年来精神旅游方面的追求与体验提升了景德镇作为旅游城市的广度与厚度，许多游客更是因陶瓷文化慕名而来，文化旅游逐渐成为瓷都旅游业的主导。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千年瓷都的垄断性。景德镇陶瓷始于汉世，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现存的大批陶瓷遗迹建存历史之悠久系统之完整，规模之宏大，价值之珍贵为全世界各产瓷地所不及。除此之外，景德镇至今全市共拥有30余处陶瓷文化遗址风景秀丽，别具一格。其次景德镇人文景观众多。据统计，全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0处，景德镇市文物保护单位43处，如保存完好有“江南第一县衙”之称的清浮梁五品县衙，别致的宋千年红塔等构成了景德镇独特的文化景观。此外景德镇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拥有工艺美术大师最多的一个城市。许多大师通过举办个人陶瓷作品展吸引海内外的陶瓷爱好者前来了解和欣赏陶瓷文化。最后中国景德镇陶瓷博览会自2004年举办以来，历时近10年共吸引了来自世界49个国家和地区共计2427家参展企业，3000多家采购公司共20000多位中外来宾参会、旅游、观光人员达到91万人次，瓷博会的开办更深入地挖掘和推广陶瓷文化，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景德镇陶瓷文化特色旅游资源。
三、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一）打造品牌景点和特色线路
陶瓷文化旅游品牌景点是景德镇旅游业的重要方面。利用现有陶瓷文化旅游的景点规模和效应，综合考虑观赏性参与性以及周边线路等方面的因素，重点扶持和建设特色鲜明的品牌景点。景德镇陶瓷历史博览区是瓷都陶瓷文化旅游的首选景区，景区内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制瓷生产作业线，不同朝代制瓷窑炉等景点。还可以结合周边景观如海慧公园，人民公园等规划出一条特色旅游线路，使游客能以最短时间观赏到最具特色的景点全面整合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旅游资源。
（二）发掘陶瓷文化的多重作用
陶瓷文化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融入生活。其具体表现形式为艺术瓷、日用瓷、工业瓷等。艺术瓷如花瓶、雕塑、陈设瓷等给人带来美德体验和视觉上的享受，通过鉴定，收藏提高修养陶冶情操，体现了文化的兼容开蓄和陶瓷与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日用瓷如餐具、茶具、缸、坛、盒罐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无法替代的必需品，陶瓷文化的鉴赏与发掘不应只停留在欣赏与收藏的高度，还要真正融入生活，扩大陶瓷文化的广度和接受度，使其“更接地气”。工业陶瓷有耐酸碱、耐磨损等优势，用途十分广泛，陶瓷工业不仅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丰富了陶瓷用途突出陶瓷文化的多元性。此外以陶瓷为器，音乐为艺谐奏出动人音符，对观众、听众非常有吸引力，瓷乐新颖的形式和鲜明的特色更是展现了陶瓷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容开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