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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蟋蟀罐(明宣德)

官窑蟋蟀罐(明宣德)

瓷器鉴别 瓷砖 陶瓷文化

2020-01-20

【www.taoci52.com - 瓷器鉴别】

斗蟋蟀和养蟋蟀是中国历史上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仍十分风行。宣德皇帝就有养虫和斗虫的喜好。

宣德瓜瓞纹蟋蟀罐

从文献记载看,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就整个明王朝执政277年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一瞬间,却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精于绘事”、“留神词翰”、“好促织之戏”等等。

宣德白鹭黄鹂纹蟋蟀罐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天马、凤凰、珍禽、海兽、小鸟、瓜果、牡丹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宣德凤纹蟋蟀罐

据查资料可知,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宣德螭龙纹蟋蟀罐

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一直到正统、正德时期仍停止烧造。

宣德翠鸟鸳鸯纹蟋蟀罐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已极为珍贵,究其原因:

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年款书写郑重,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

二是非常稀有。

目前仅有三件传世品(其中苏州文物商店的一件还缺盖),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可以推测,3件传世品就因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故宫以外保存至今。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世华艺术馆把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18件各种纹饰的宣德官窑蟋蟀罐全部借到上海展览,还可以亲手触摸,展期到9月23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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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世奇珍——明宣德云龙纹罐


明朝有名的航海事件——郑和下西洋,前后共七次,其中有六次是在永乐年间。他的舰队带回了“苏麻离青”料,为永宣时期烧制出富有特色的青花瓷提供了物质基础。“苏麻离青”料实际上是一种含铁量高、含锰量最低的进口钴料,在当时就十分名贵,有“诸料悉精,青花最贵”之说。烧成的青花色泽凝重、发黑,在釉面上形成凝聚的黑色结晶斑,黑斑深入胎骨,反射出一种金属锡光,以手抚之,可以感受到凹凸不平之感。这是后世无法仿制的,也是鉴定永宣青花瓷的特点之一。

明朝宣德官窑青花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烧造数量上也是空前的,据《大明会典》记载:“宣德八年,朝廷一次就下达了要景德镇烧造龙凤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的任务,其中青花占大多数,由此可见其烧造规模、数量之大。产品不仅供宫廷日常生活之需,而且也作为商品大量行销海外,以及对国外入贡者的答赠,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永宣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瓷器生产进入了黄金时代。瓷胎质洁白、细腻,釉面平滑光润,肥厚晶亮,且修胎讲究,瓶罐类琢器接胎痕不明显,底部一般无釉,为砂底,但光滑细腻,抚之有糯米粉般的爽滑感。此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瓷器多模仿西亚的金银器及陶器,天球瓶就是仿西亚的造型而烧制成功的。

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出现已经十多个年头,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今日的欣欣向荣,成长之路坎坷崎岖,着实不易;这个年轻的市场真正发展起来并被国际大家庭所接受乃至重视,则是在跨进21世纪的事情。较之书画古玉青铜市场的“井喷”景象,内地的瓷器市场“处变不惊”,始终处于“平稳发展”态势。

此件宣德青花云龙纹罐,造型丰满,端庄大方,罐直口短颈,口径略大于底径,唇口稍厚,溜肩圆腹,肩以下渐广,至腹部下渐收,至底微撇。釉质润亮,施釉较厚,绘画生动,青花苍翠浓艳。色釉质朴内敛,却又不似彩瓷那般五彩斑斓,画面当中的游龙似在龙腾云海间自由驰骋,霸气十足,彰显宣德朝盛世景观。青白两色之间交相辉映,散发着古朴而又灿烂的光彩,这便是青花瓷器独有的魅力。

据2013年某艺术网站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2年明宣德瓷器成交前十名,其中六件成交总额为2.15亿元,占榜单成交总额的75.92%,是同时期其他瓷器望尘莫及的。据广州百鸿艺术市场部人员说:“宣德青花瓷器目前市场价值非常高,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之一,它以其广博精深的内涵,华美绚丽的外表,始终是中外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关注点,堪称海内外收藏市场的无价瑰宝。作为古代中国的特产奢侈品之一,瓷器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已作为极具收藏价值的古董被各类收藏家所珍藏。

青花瓷器在洪武、永乐、宣德三朝时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无论质量、数量都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匠师们发挥智慧,精工巧制,使瓷器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因此,许多瓷器精品在拥有历史价值的同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就拍场看,近十年来创高价成交的官窑瓷器,绝大部分都出自明清官窑瓷器。此外,高古瓷器因鉴定赏析困难导致的曲高和寡,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明清官窑瓷器的走好。

如此之艺术瑰宝,望世人众家共赏之,有缘人收藏之,让它闪耀出应有的光芒!

明宣德青花蓝查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


明代宣德年间,明代宫廷御用瓷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高28.7厘米,口径19.1厘米;盖口径22厘米,底径24.7厘米。 罐直口,平肩,硕腹,下部微向内收,平底,口上有槽,肩部凸起8个长方平面扳手,附圆盖。胎体厚重,釉色青白,青花浓艳并有黑疵,以渲染手法描绘纹饰。罐身分层饰海水纹、八宝、蓝查体梵文及莲瓣纹。罐盖面饰四朵云纹,间以五个蓝查体梵文,是佛种子字,盖之外壁饰海水纹;盖内顶面莲瓣纹环围,九瓣之上各书一蓝查体文字,中央双线圈内从左至右篆书“大德吉祥场”五字,与罐内底面同样的五字相对应。 盖内九字中,前五字为五方佛中的五佛种子字,后四字分别代表前四佛双身像中的四女像种子字。罐外壁中间一行梵文为密咒真言,其上下两层文字相同,代表各方佛双身像中的女像种子字。此种文字组合图案被密宗信徒称为“法曼荼罗”。 此器在宣德青花中极为少见,其花纹、造型均充满宗教仪式的含义,当为佛教徒作道场时所用的法器,是景德镇专为宫廷烧制的佛事用具。 这件青花罐上面的梵文装饰,因梵文字母已变成一种装饰符号,无法破译它的内涵。 此罐铭文书写的是“大德吉祥场”。“大德”是佛教史上对有德高僧的尊称。梵语叫“婆檀陀”,《毗奈耶律》载,“佛言:从今日后,小下艹必艹刍于长宿处,应唤大德。”因而“大德”变成有德高僧同义词。“艹必艹刍”在佛经上即比丘僧众,意思是小和尚遇见长老应礼貌地尊称“大德”。在我国历史上,自唐代元和以后僧官与道士都加“大德”称号。“吉祥”二字也是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授予僧侣的名号。元仁宗延祐年间“特授僧众吉祥荣禄大夫”。而“场”这就是佛教僧侣所作的水陆法会的道场了。据《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二十载:“洪武元年,二年两次于蒋山禅寺水陆法会升座法语,都为奉旨而行。”明代洪武,以后这种法会时有奉行。这五个铭文是纪录了当时佛教密宗高僧为作水陆法会道场专门烧制的供器或者是法器,此器佛教气氛非常浓郁,形制俯视为法轮,文字装饰通体内外的梵文密咒,花纹装饰,罐体内外无处不是莲叶、莲枝、莲花瓣。罐内底有仰莲纹九瓣,腹部有折枝莲花加上轮片的折枝莲花共二十四枝,盖内仰莲纹九瓣,这些莲纹都是我国佛教艺术的主题。

明宣德瓷器的橘皮釉


橘皮釉是瓷器烧造时候形成的气孔,从明代宣德年间漆器上就出现了橘皮釉现象,所以橘皮釉是宣德器物的鉴定的方法之一。宣德朝器物的橘皮纹釉面几乎涵盖其所有的品种,尤以青花器为甚。而宣德瓷器釉面上橘皮棕眼的“棕眼”很少有人谈起,往往被大家所忽视,“橘皮棕眼”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橘皮纹釉面。其二、是指橘皮纹釉面上有棕眼。

在宣德青花鉴定中,经常提到橘皮釉,在明清瓷器釉面中,只有宣德瓷器和雍正瓷器的釉面出现橘皮釉,两者略有差别。雍正仿明代宣德瓷器隐约有橘皮的效果,但比较浅,这种橘皮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当然,宣德器与雍正器也有非橘皮釉的情况,这样子的瓷器需从另外鉴定点进行瓷器鉴定。

观察宣德瓷器上橘皮釉时主要从侧光看,可以看到釉面有类似橘子皮的效果。

宣德瓷器曲面上的橘皮釉,需要转动器物侧光看。

明宣德炉的鉴赏和收藏


香炉是古代用来熏衣、或陈设、或敬神供佛的一种陶瓷或金属器。千百年来,香炉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尤以大明宣德铜香炉为一绝,其价值连城,一直被各路藏家所青睐。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关于明宣德炉的鉴赏和收藏知识。

宣德炉为明朝宣德年间所创制的焚香之炉,通常用于寺庙、权势之家烧香、拜佛、祭祖神。其冶炼方法十分讲究,一般铜器只经过四炼,而宣德炉的铜要炼十二次之多,其质地晶莹,分量沉重,制作精细,造型古朴,令后人为之倾倒。宣德炉的基本形状为敞口、方唇或圆唇,颈矮而细,扁鼓腹,三钝锥形实足或分裆空足,口沿上置桥形耳、“了”形耳或兽形耳,铭文年款多于炉外底,与宣德瓷器款近似。因传世的宣德炉很少,非常昂贵,因此历朝历代都纷纷仿制,在古玩市场或古玩店,随处可见刻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仿制宣德炉,然而想从这里淘到真品宣德炉简直似大海捞针。

目前在各大拍卖行成交的宣德炉,多是明中期以后的仿品,优质的仿制品成交价格也很惊人。5年前,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曾集中拍卖过著名收藏家王世襄收藏的一批宣德炉。其中,一款刻有“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楷书款的“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估价为5万至8万元人民币,结果以创纪录的166·1万元人民币成交。

一般来说,仿品宣德炉的风格设计有明中期的时代特征,包浆和铜质。明代仿品中也有洒金、错金等特种工艺的精品,其价格可达10万元以上。6年前,在中国嘉德一场拍卖会上,清中期的“洒金扁方宣德炉”,估价为2.5万~3.5万元,结果以7.15万元成交。至于清末民初的仿品,铸工不精的也就数百元,但工艺精、造型好、包浆佳的也会达到数千元。如今在市场中最走俏的宣德炉应该是使用了洒金等特种工艺的,这类铜炉向来受到港台藏家的喜爱,在拍卖会上成交的平均价格也比较高。

真品大明宣德炉造型古朴厚重,用手掂有一种沉甸感。仿品则俗气、单薄,显得轻浮,体积和重量的比例失调;二、真品大明宣德炉铜质多为风磨铜,并含有一定比重的金、银等贵金属成分,呈黄金色,金光锃亮,表面有一层坚硬的传世古,色泽晶莹、滋润、细腻,似乎有一种从内透出的奇光,韵味无穷。仿品则色泽呆板、暗淡,没有金、银等贵金属成分,器表呈黑褐色,用水煮或洗刮极易去掉;三、真品大明宣德炉款识多方形框,内阳文、楷书,有“宣”“宣德”“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等四种,字体笔划生动自然,工整清秀。仿品则字体粗糙、笨拙、呆滞,且其色泽与炉身不同。

宣德炉最奇妙处在于色彩。伪造的宣德炉色彩炫于外表,真的宣德炉色彩融于内质,暗淡中放出奇妙的光泽。宣德炉放在火上烧久了,色彩灿烂多变,如果长时间放在火上烧,即使扔在污泥中,拭去泥污后,也与从前—样,伪造的宣德炉即使用火培养数十年,一旦脱火,则形容枯槁。专家认为,仿古品与作伪品虽然都不是真品,但在价值上相差很大。以一件明代万历年间仿制的宣德炉为例,其价值虽不如宣德炉真品高,但仍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近年来有两种宣德炉较有升值潜力,一种是厚重个大、造型奇特、外表亮丽、纹饰繁复的铜炉;另一种为带金斑的铜炉。这类炉外表高贵富丽,又很雅致,符合有实力投资者的品味,价格也在不断攀升。

明宣德瓷器的特征鉴定


宣德官窑瓷器鉴定

方法一:辨胎釉

瓷器胎质较细,釉面有橘皮纹现象

宣德时期瓷器的胎,由于瓷土的选择讲究,加上对窑温及室内气氛的控制较好,所以胎质细腻、洁白、坚硬。细砂底器物,手感极其细腻滑润,有时可见杂质,呈褐色斑点。宣德瓷釉最突出的特点是有橘皮纹,不十分平整。釉色以白中泛青为主,俗称“亮青釉”,少数莹白。宣德晚期釉面透明度较差,感觉较为浑浊,是由于釉中气泡所致,釉面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气泡,群与群之间的间距较疏朗。青花器釉面较厚,个别有细碎无色的自然开片。白釉器釉质肥润细腻,但莹润度不及永乐时期;红釉器釉面均匀,口沿一圈白釉,俗称“灯草口”,微泛青,器物底边垂流的釉汁截然整齐,并泛虾青色。

方法二:辨纹饰

纹饰风格题材大致与永乐时期相同,稍显粗犷

宣德时期纹饰风格题材大致与永乐时期相同。纹饰画法一改永乐的纤细风格,显得粗重豪放,笔法苍劲;纹饰的安排、布局、留白都非常注意,使画面更加疏朗清新、端庄稳重。宣德龙纹描绘在整个明代最富有生气,龙首威武昂扬,头发长而向上飘起,有双角,龙身舒展修长,矫健勇猛,给人一种威慑感;青花器纹饰用软笔勾勒,线条流畅,多用没骨画法,即不用勾线填色,一笔点画而成。有些纹饰填色使用小笔填绘(不用大笔渲染),形成深淡的笔触,不见整片一笔涂抹的画法,另外宣德青花在装饰上还与模印、刻划等方法结合使用。

方法三:辨工艺

砂底细白,抚摸如糯米粉的感觉

宣德时期器物底足有釉底和砂底两种,釉底釉质细腻、光滑,积釉处泛青,呈湖水绿色;砂底细白,抚摸极为细腻,如糯米粉的感觉(也像饺子皮的感觉);由于胎土中含微量杂质,偶见褐色星点;器物底足采用两面斜削的手法,足墙较窄;圈足露胎处泛橙色火石红,足迹露胎处可见护胎釉;由于当时工具所限,除盘碗类小件器物,大件器物底足修足并不十分规整;盘碗类内底面器壁与器底相接处有一周下凹,俗称“月亮底”;琢器类器物(瓶罐类立件器物称为琢器),由于当时是分段拉坯成型,腹部可见接胎痕,宣德时期工艺较好,接胎痕不十分明显;器物里釉依然平滑细腻,并可见白色绞丝纹;盘碗的底足多数有棱边感,非滚圆之“泥鳅背”,大盘的底足内墙自上而下向外斜削,因此无法用手指抓住,盘心有塌底现象;宣德朝青花的颜色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蓝中泛紫,由于采用含低锰高铁的进口料“苏麻离青”,一定条件下可烧制出宝石蓝的色泽,在色泽浓深处,形成黑色结晶斑点、并深陷胎骨中,在阳光下看,泛雪青色;青花纹饰线条上铁锈斑自然分布,像墨点在生宣纸上,自然晕散的感觉,呈放射状,有毛边现象;同时宣德官窑还有一小部分使用国产钴料绘纹饰,颜色艳丽稳定,没有黑斑。还有用国产料和进口料结合使用的,以国产料绘海水,以进口料绘龙纹。

方法四:辨款识

“德”字“心”上无一横

宣德款识曾有遍器身的说法,根据器物造型的不同在口沿、耳、颈、碗心、足底、流、腹部均有书写。主要是以器物足内中心的青花双圈六字楷书款“大明宣德年制”居多。其次是四字款、横款一般写在口沿及器物肩部,高足碗的款识一般是在碗心,多为双圈六字三行款。字体结构布局都很规矩,字与字之间距离适中,模仿晋唐小楷的笔法,笔划粗细适中,笔法遒劲有力,字体清晰。已故古陶瓷鉴定家孙瀛洲先生总结宣德款识,作有歌诀“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坚花四双单园,晋唐小楷最出群”。当时写篆书款极少,双圈往往有深浅,“德”字“心”上无一横。

永乐宣德两朝官窑青花瓷器的区分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题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共33年,且永、宣两代之间的洪熙帝朱高炽在位只有10个月,永乐宣德两朝相近,生产瓷器的大部分应为同一批工匠,加之宣德帝基本上承袭了永乐时期制定的国策,因此永、宣两朝的社会习俗无明显变化,造成永、宣青花瓷器无论器形、纹饰风格大致相同。永乐宣德两朝青花瓷器的区分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题。青花瓷器均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呈色鲜艳,蓝中泛紫,在纹饰上凝结有“铁锈斑”,因而历来有‘永宣不分’的说法。但通过对已知器物比较依然可以发现一些区别,总体来说,宣德时期瓷器较永乐时期无论器形、纹饰、品种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永乐青花写款的极少,永乐青花瓷藏品中仅有压手杯的碗心有“永乐年制”四字青花篆书款,而宣德青花瓷则写款的较多,有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永乐瓷器胎体轻巧,纹饰纤细,釉面无橘皮纹;宣德胎体厚重,釉面有橘皮纹,纹饰粗放,同一种造型,永乐轻、宣德重,火石红斑重于永乐。

宣德民窑瓷器高足杯杯把常见有一圈竹节式凸起

宣德民窑瓷器遗存较多,常见器物有盘、碗、高足杯、盖罐、梅瓶、香炉等,造型圆润、古朴。器物胎土淘炼较粗糙,胎质干涩,间有孔隙;釉面光洁,釉色灰青;器物底足施釉,足墙较薄,采用两面斜削得修足手法,高足杯杯把常见有一圈竹节式凸起;纹饰常在器内底心书写“福”、“寿”字,也有绘月映梅、兰草,葡萄、缠枝花卉等纹饰;碗外壁装饰较前朝丰富,以海水云气纹最具代表;器物口沿常以酱色装饰,底足外足墙饰旋纹两周;纹饰画法用笔简练、朴实无华,俗称“一笔点画”,即在绘画中没有勾、勒、点、染,直接绘画使纹饰一气呵成;青花用料为国产的“土青”,色调普遍晦暗,常见有蓝中泛灰黑和蓝中泛灰黑和蓝中泛灰两种青花发色,凝聚出黑褐色斑点、但无晕散现象。

景德镇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公元1426年,28岁的朱瞻基继父位登皇位,世号宣宗,遂改年号为宣德,九年零七个月后,宣宗病逝,宣德一朝随之结束。宣宗文治武功,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明史》称其“蒸然有治平之象”,明史家盛赞仁、宣二朝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的确,宣德一朝确实为有明一代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官窑瓷器的烧制也代表了明代官窑烧制的极盛。直到今天,宣德官窑还代表明清官窑烧制的高品位。宣宗才干卓越,且有许多雅好,如“尤工绘事”,“留神词翰”,其中尤为人道的是“好促织之戏”。明《万历野获编》载:“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这里,沈德符说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在明代就已成为时人追捧的名品。

促织又名秋虫,古代俗称蟋蟀或蛐蛐。宣德蟋蟀罐是专为宣宗斗蟋蟀烧制的官窑虫具。明代养蟋蟀成风,袁宏道《促织志》有“京师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的记录,当属这一真情的写照。斗养蟋蟀既为时俗又为民俗,沈德符尤以善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典故而闻名,但他关于宣德蟋蟀罐的记录毕竟不属正史,其所记是否可靠,必须具备真实的证据。然而,北京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八百七十余件,台北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连同国内外各博物馆的同类藏品包括在内,也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却无一件宣德虫具。因此,不过就是在十几年前,人们关于宣德官窑虫具的情况还处于疑惑当中。1982年和1993年,景德镇明御器厂先后出土经复原的宣德蟋蟀罐计二十余件图一 ,这不仅证实沈德符的记录真实可靠,且为一向少见的宣德官窑虫具提供了实物资料。所以,刘新园先生经潜心研究,从虫具的溯源入手,结合相关史学、器物学、类层学、绘画工艺等多种学科,对这一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总结,并出版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这一专著。在这部书中,刘新园先生提出了古代关于“斗盆”与“养盆”之辨的问题,认为景德镇出土的这批蟋蟀罐是所谓“斗盆”而非“养盆”。

笔者多年从事史学及考古的学习研究,近十余年又热心于中国古陶瓷的学习研究,尤以元及明早期景德镇烧制为重点,且于明清时期的虫具情况饶有兴趣。1999年以来,笔者专往北京、景德镇观看展出的部分宣德虫具,并有机会向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讨教相关问题。这些年又有机会接触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民间收藏,居然访见一件永乐斗盆图二 。尤其是多年以来,《中国文物报》重视古陶瓷科学,关注馆藏并充分运用其科学的物证以飨读者,同时又关照民间收藏并加以正确引导,推进专家同民间互动,笔者备受感召,故愿借贵报一角,就景德镇出土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定名问题提出个人看法,并就这批蟋蟀罐的分期问题提出商讨意见。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笔者访见的这件永乐盆,口径23厘米,底径21厘米,微呈底窄上宽式。该器连盖高19.5厘米,不连盖高11厘米,器壁与器盖皆绘二条衔花夔龙,器盖堆塑二龙戏珠,口与盖为子母式,底为平砂底,中心为一直径7厘米的微呈凹陷的釉圈,釉圈内阴刻花瓣式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官款。该器内壁只少量挂釉,内底中心部分不挂釉,可以认为是为防止蟋蟀斗咬时打滑而有意为之。而且,该器去盖后,其口径较阔大,形状似盆,便于观看蟋蟀斗咬,其年代可靠,又同前人的记录若合符契,故依据文献称其为“永乐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口径皆为13厘米,高9厘米,形状不类于盆而类于罐图三 ,而且与文献所说的“蟋蟀罐”相符。这两件虫具形制不同,一为盆名,一为罐名,孰为斗盆,理当为先决问题。

古人从蟋蟀的捕捉、饲养直至斗咬,所用虫具种类繁多,且十分讲究。究其用途而言,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饲养用具,有关其名类情况文献记录颇详,却无“养盆”这一说法,故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另一类为斗咬用具;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器具就是斗盆。斗盆顾名思义,是古代专门用于观看蟋蟀斗咬的瓷质虫具,因其形状类于盆而名,亦名“盆栅”,俗称斗盆。一般认为,斗盆的出现是始于宋代,宋贾秋壑所辑《鼎新图像虫经》刊出“宣和盆”、“平章盆”式样图四 ,明确其为斗盆,并且为宋代皇室斗虫所用名品。明刘侗《促织志》云:“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相合,而内乎斗盆”。这里,刘侗不仅就斗盆的用途作出具体说明,而且还是较早的关于斗盆的说法。自宋代至于明清时期,斗盆的形制既相传承,又有所变化,而以皇室专用斗盆最具代表性。清朱从延辑《王孙监·盆栅各式》云:“初用绝大蛩盆,名曰斗盆。继用圆栅,以纸为之,如帽笼式。……后改为长栅,亦曰方栅”。这是关于民间所用斗盆的演变情况。可见,斗盆无论方形或圆形,都是体积较大便于观看蟋蟀斗咬的器具,因其形状似盆,故有是名。自宋代讫于明代,皇室所用斗盆一直为瓷质圆栅式,民国李大羽中辑《蟋蟀谱》除刊出宋内府盆、宣和盆、平章盆与《鼎新图像虫经》所刊宋代皇室斗盆式样相似之外,还顺序刊出“元至德盆”、“王府盆”以及明“永乐盆”、“宣德盆”式样,这是关于宋元明三朝皇室所用的斗盆的珍贵史料。图二 永乐盆就是一件这方面的实物资料。目前虽然尚不见宣德斗盆实物资料,但可以证明“宣德盆”在历史上实有其物,而宣德蟋蟀罐并非宣德斗盆。

尤其难得的是,《蟋蟀谱》还对明“永乐盆”、“宣德盆”的具体尺寸作了记录,说明“永乐盆”、“宣德盆”高三寸,罗元九寸。罗元就是今所说的直径。古代尺寸小于今所说的尺寸,如以文献同图二 实例相互考证,这件永乐盆的尺寸同文献记录相合,年代可靠,可以认为是文献所说的永乐斗盆,而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则与文献相去甚远,其为斗盆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刘新园先生所著《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刊出一幅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明嘉靖青花大罐图片,显示该罐外壁三童围一方桌,桌上放置一体积较大的圆盆,其中的一小儿正在以芡斗咬蟋蟀图五 。从其中的人物同器物的比例关系来看,这一圆盆明显大于宣德鼓式罐,因此刘新园先生称其为“大大的罐子”,即文献所说的明代圆栅式斗盆。这与景德镇出土的直径仅为13厘米的宣德鼓式罐不合,而与图二 永乐盆相符,又证宣德鼓式罐不属斗盆。

1886年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出一幅清晚期时人斗蟋蟀的线图图六 ,图中许多人在围观一方形盆,其中一人正用长芡挑逗方盆内的蟋蟀。这个方盆应是文献所说的“方栅”式斗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群观看蟋蟀斗咬的人群身后的多宝格以及案几上,堆放着多个筒式罐,这些筒式罐与宣德鼓式罐如出一辙这一情况应当注意:方栅既然已被确定为斗盆无疑,多宝格及案几上堆放的那些筒式罐显然不可能是斗盆。同样,与筒式罐相似的宣德罐也不可能是斗盆。另外,从这幅图还可以看出,斗盆的使用只有一个,而蟋蟀罐的使用却需要多个。这说明,斗盆的使用数量极少,因此难见实物。这也正是景德镇虽然出土多个宣德蟋蟀罐,但不见一件宣德斗盆出土的原因所在。宣德蟋蟀罐成堆出土,这本身就说明其不会是斗盆。退一步说,无论这件永乐盆的真实情况如何,宣德鼓式罐也不可能是斗盆。

通过文献与实物图二 相互参证,可以认为这件永乐盆就是文献所说的圆栅式斗盆,目前虽然尚未见宣德斗盆实物,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并非斗盆。

斗盆的情况已经明确,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是不是就可以归之于“养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古器物要想获得科学的定名,不能脱离相关史学的合理解释。从文献来看,古人饲养蟋蟀用具皆为陶制品,不用泥制或瓷制器具,并且绝无“养盆”这一说法。所谓养盆之名是民国以来近世京城一带人关于饲养蟋蟀用具的称谓,同古代所用器具的称谓毫不相干。那么,古人关于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及其定名情况如何﹖笔者以为,这正是刘侗所说的“比笼”,亦即文献所说的蟋蟀罐。

比,《说文》曰:“密也。二人为从,凡从为比”。意为比较、排选并兼珍藏之义。古代凡称笼之名,皆为竹编之属,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所用材质虽已为金丝银丝或瓷器取代,并非竹类,却仍沿旧名称笼。景德镇出土有著名的官窑虫具“宣德串”,亦名“过笼”,原因正在于此。比笼源于比匣,北宋时,人们以石匣贮藏参加斗咬的蟋蟀,凡斗咬之蟋蟀,须按身材大小,身体轻重是否相符,颜色是否相合等条件进行严格排选,合于上述条件才能被装入比匣,以备斗咬之用,故有“宝彼石匣,行伍武库”的说法。入明以来,比匣为瓷质蟋蟀罐所取代,俗称比笼或蟋蟀罐。刘侗关于这一情况作出具体说明,故曰:“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等合,而内乎斗盆。”这一做法直到清代还相传承,清陈昊《花镜》云:“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织而往者,各纳之于比笼。”其意是说,凡到蟋蟀斗场参加斗咬者,皆以比笼贮藏促织入场。可见,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就是文献所说的比笼,是贮存斗虫的专用器具,为斗具之一,也称蟋蟀罐。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以实物图二 来看,皆暗含着一个历史的隐秘,即成祖朱棣与其孙朱瞻基都有促织之好,并且都留有专为其所用的官窑虫具。如果这一历史情况属实,景德镇御窑厂极有可能留下证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共分三式,其中式一为圆腹坐盖式,圈足边沿较窄,足内无款;式二为圆腹坐盖式,盖底与器底皆书“大明宣德年制”单行楷书款。简言之,式一为无款罐,式二为有款罐。上述两式蟋蟀罐皆于1993年出土于景德镇中华路,并且有明确可靠的类层关系可考,证明式一蟋蟀罐年代较早,而且同1982年永乐后期地层出土的瓷器品种接近,而式二蟋蟀罐的年代晚于式一蟋蟀罐。特别巧合的是,式一同式二蟋蟀罐各出土青花樱桃小鸟罐与青花瓜瓞纹罐,即每对罐分别由式一无款罐同式二有款罐组成。二者相互比较,式一无款罐青花发色浓重,有明显的晕散,这与永乐青花器少款、发色浓重等情况相符,而且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为证据,应为永乐器无疑。式二蟋蟀罐发色浅淡,少有晕散,并且有明确的纪年款,为宣德器物无疑。文献有关于永乐盆、宣德盆的记载,景德镇则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以及出土的实物为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式一无款罐应为永乐器,有款罐则为宣德器,而且证明朱棣与朱瞻基祖孙二人皆有促织之好的记录属历史的真实。

大明宣德炉溯源与鉴定


香炉,是我国古代人们焚香用具,也作陈列之用。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书中云“古以兰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古时亦用熏衣,蔡质《汉宫典职仪式选用》载:“尚书郎、女侍史二人洁衣服执香炉烧熏。”可见香炉在我国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故千百年来,香炉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如果要进一步追根求源香炉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那是相当悠久。

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一些考古发掘资料分析,认为香炉是受我国新石器时代陶鼎、陶鬲的影响演变而来的不无可能,从新石器时代的陶鼎、陶鬲出现以及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出现的青铜鼎来看,它们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器物。

大明宣德铜香炉,当为炉中一绝,价值连城,向为收藏爱好者所青睐。为何大明宣德炉如此珍贵?自然也有它一定的原因,据考证,明宣德皇帝命令吕震等人参照《宣和博古录》和《考古图》等宋代书籍以及内库收藏的柴、汝、官、钧、哥、定等各大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设计出宣德炉的形制,这是其一;再是由于当时明代国力强盛,暹罗国进贡一批风磨铜(即红铜)数万斤,宣德皇帝命人用其铸造香炉,还掺进一部分金、银等贵金属成分,并于明宣德三年(1428)铸成香炉,名曰宣德炉,后来民间便把这种铜美誉为“乌金”。另外,宣德炉冶炼方法十分讲究,一般铜器只经过四炼,而宣德炉的铜要经过十二次之多,由于质地晶莹、沉重,制作精细、造型古朴典雅,无怪乎后人为之倾倒。

如何来鉴别宣德炉的真伪?根据笔者多年来在实践工作中所接触和体会,有三点可值得注意和参考:一、真品大明宣德炉造型古朴厚重,用手掂有一种沉甸感。仿品则俗气、单薄,显得轻浮,体积和重量的比例失调;二、真品大明宣德炉铜质多为风磨铜,并含有一定比重的金、银等贵金属成分,呈黄金色,金光锃亮,表面有一层坚硬的传世古,色泽晶莹、滋润、细腻,似乎有一种从内透出的奇光,韵味无穷。仿品则色泽呆板、暗淡,没有金、银等贵金属成分,器表呈黑褐色,用水煮或洗刮极易去掉;三、真品大明宣德炉款识多方形框,内阳文、楷书,有“宣”“宣德”“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等四种,字体笔划生动自然,工整清秀。仿品则字体粗糙、笨拙、呆滞,且其色泽与炉身不同。总之,由于宣德炉珍贵,后来仿品甚多,要想真正鉴别出真伪,确实不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喜藏者只要多学有关理论,多看实物、多比较、细分析,掌握其特点和规律,自然会收到心领神会的效果。

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鉴别


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著称,被认为是明代的素花瓷器之冠。所以很收藏界的人以拥有一大明宣德年制款识青花瓷器而骄傲。宣德青花瓷器所用青料为“苏泥勃青”,烧成后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与浓艳的青色相映成趣。那么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怎么鉴别呢?

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鉴别首先我们要认识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的真品,然后我们才能谈起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的鉴别,那么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真品从哪里找呢?我们从故宫里的青花瓷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认识和学习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的鉴别

大明宣德年制青花瓷器的青花用进口青料,发色浓艳有黑点,明代是中国青花瓷器生产的黄金时期,而宣德朝则是明代青花瓷制作的顶峰阶段。宣德年间使用的青料大部分是“苏泥勃青”料,青花上有金属光泽的黑斑,成为宣德青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明宣德瓷器的青花使用进口青料,此种高铁低锰料在烧成过程中青料易晕散,故所绘纹饰不够清晰。但是宣德时期使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烧成后的青花色泽浓重艳丽,深入胎骨。

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也有一部分宣德青花使用国产青料,其特点是青花发色淡雅,少有晕散和结晶斑。宣德青花天球瓶上的青花色泽淡雅,当为使用国产青料描绘而成。

祭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底款

足内施青白色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

青花海水蕉叶纹尊款识

足底青花双圈内有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

青花缠枝花卉纹梅瓶

青花缠枝花卉纹梅瓶,高53.1cm,口径8cm,足径16.5cm。

梅瓶小口,圆唇外卷,短颈,丰肩,肩下渐收,圈足。肩及足部饰上覆下仰的莲瓣纹各一周,莲瓣纹为青花地上绘饰白色轮廓线及圈点纹。腹部主题纹饰为缠枝牡丹、菊花、茶花等花卉图案。肩部自右向左横书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

明宣德时期50cm以上的琢器传世较少,此件梅瓶形体高大,端庄规整,纹饰精美,堪称明宣德时期大件器物中之精品,体现了宣德时期高度的制瓷技艺。

青花阿拉伯花卧足碗-底款

青花阿拉伯花卧足碗-底款卧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

青花釉里红凤穿花纹壮罐盖纽绘釉里红团花以及青花如意云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 双行六字仿款,外围青花双线圈。

清仿大明宣德年制青花釉里红凤穿花纹壮罐底部

此罐造型源自明代宣德时期,端庄大方,胎体坚硬,釉色莹润,釉里红发色纯正,青花颜色翠蓝,纹饰布局严谨,是清代雍正官窑仿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瓷器中的一件上乘之作。

我本想全部介绍一下故宫里收藏的大明宣德年制本年款瓷器,但是突然想到有比较才能真正学会鉴定大明宣德年瓷器,所以找了一件清代雍正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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