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窑瓷器鉴别。
在“中国钧瓷之都”河南禹州举行的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众多考古专家认为，１９７４年在禹州钧台附近发掘的钧瓷窑址被确认为北宋官窑，同时中国钧瓷起源于北宋时期的说法得以确认。
本次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河南省文物管理局主办，共有来自中国、英国、美国、韩国、瑞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１００多位陶瓷考古界知名专家学者参加。
钧瓷起源于禹州，它成功地烧制出高温铜红釉，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１９７４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位于钧台附近的窑址进行发掘，推断宋钧官窑北宋末年始烧于此。然而，在考古发掘中一直没发现确凿的断代依据，西方有学者断定钧瓷起源于元代，该论点近年来流入国内，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应和。
２００４年，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区建设，再次对禹州钧台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３０００平方米，清理宋代窑炉四座，出土了大量瓷器。此次发掘对进一步了解钧台窑的制瓷历史，为确定钧窑瓷器的发展演变及其工艺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本次研讨会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钧窑是官窑，产品直供皇宫，需要则存，不需则废，没有元明两代文化层叠压，亦不见于同时期民间墓葬。判断钧瓷起源于北宋，主要是它精美、典雅、含蓄、明净的艺术风格是宋代特有的时代风尚。１９７４年钧台窑遗址发现的钧瓷标本，和故宫传世宋钧高度一致，因此被判断为宋钧官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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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的起源（一）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源于陶器，而精于陶，远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制造和使用陶器了，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实现了从陶器到瓷器的进化。但是，关于瓷器的发明年代及发源地，一直是中外陶瓷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瓷器起源地区而言，有人认为源于北方，依据是郑州商代遗址出土过一件带釉的灰白色尊;一种意见认为源于南方，依据是南方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认为这种硬陶是瓷器的祖先。在南方起源地上又有两说，一说是江西景德镇;一说是浙江绍兴或温州。就瓷器起源年代而言，一说是诞生在1600年前的晋代，依据是晋代出现“瓷”字，并出现有关瓷器颜色的描写和瓷器产地的记载；一说是在1300年前的唐代，认为唐代越窑青瓷是瓷器，悠悠历史，千古之谜，因此揭开中国瓷器起源之谜，是本研究的宗旨和主要内容。
1、陶器和瓷器的区别
考诸史籍，陶字可包括瓷或用以称呼瓷。如元、明、清三代叙述景德镇瓷业的著作——《陶记》、《陶说》、《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和《陶冶图编次》等，均以“陶”称呼景德镇真正的瓷器。本文从现代角度探讨陶与瓷的区别及真正的瓷器出现的年代。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有人认为“凡是坯体以高岭土原料制成的是瓷器，以粘土原料制成的是陶器”，并据殷商时期一些釉陶用高岭土原料制成，而将其定为“瓷器”。实际上，我国传统日用陶瓷的主要原料都是粘土，高岭土仅是粘土矿物中的一个大类品种。高岭土可制陶，也可制瓷，因此以是否采用高岭土判别陶或瓷，失之片面。又如，以胎骨中是否含莫来石晶体作为区别，认为“陶器的胎骨中没有莫来石，瓷器中有莫来石”，并根据殷商釉陶的胎骨内含有莫来石晶体，而将釉陶定为“瓷器”。但是，在电子显微镜一下观察，温州精陶和宜兴精陶以及宜兴紫砂陶的胎骨均可清楚见到许多发育良好的莫来石晶体，只是其含量较现代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细瓷少。研究表明，当高岭土和一些粘土烧成温度达1000至1l00℃时，莫来石晶体生成很快，一般陶器或瓷器的烧成温度均在1100℃以上，故坯体内是否含莫来石不能作为区别陶或瓷的标志。
根据笔者实践体会及对陶和瓷的认识，归纳起来，大体可按表1所列加以鉴别。表l表明，陶与瓷的区别主要有4点：烧成温度，吸水率，表面施釉，釉与胎的结合。
2、陶器向青瓷的演变
我国陶瓷的发展，经历了泥质或夹砂陶器、白陶器、印纹陶、釉陶(或称原始青瓷)、瓷器几个过程。
一般瓷器形成应具备：原料选用高岭土或瓷石，其主要表现是胎内Al2O3含量提高和Fe2O3含量降低，胎质呈白色或灰白色；经1250℃以上高温烧成，胎质烧结致密，不吸水，击之发清脆的金石声；器表施釉，并经高温烧成，胎釉结合牢固，釉面均匀。三者中，原料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是外因，三者缺一不可。
出土文物考证，中国最早的瓷器是青瓷，且青瓷发展的历史也长，因此对青瓷起源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瓷器起源的研究。
2.1原料选用
原始社会，先民用田泥、地表等表面易熔粘土为原料，这种表面泥土含杂质多，含铁量高，烧结温度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出土的该时期陶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陶器之一，以偏光显微镜观察其刻纹陶和彩陶的岩相，结合化学分析，可知胎泥所用原料取自沉积的地表易熔粘土并渗入较多的谷壳、稻杆或植物种子，说明陶器是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发明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部分彩陶也采用田泥等表面易熔粘土，含铁量高达8%~9%。至龙山文化时期，则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红土、黑土和河谷沉积土等粘土为原料，更适于制陶，铁的含量也降到6%左右，并淘洗掉泥土中的砂粒、石灰、草根等杂质或掺和适量的砂，以增加制品的热稳定性，提高耐火性能。4000年前，先民已开始以瓷土或高岭土为原料，制造出精美的白陶。
商、周时代，我国已进入奴隶社会，手工业分工和发展促进了制陶技术的提高，原料的选用、淘洗以及精炼都较龙山文化时期认真，并出现了釉陶及瓷器的某些特征。这部分釉陶胎的含铁量已降到3%左右，杂质含量也较少，但氧化铝含量提高，这标志先民对陶瓷原料认识的深化，氧化铝含量增加，坯体能在较高温度下烧成，这对陶向原始青瓷的演进极为重要，它可使坯体中生成较多的莫来石针状晶体，从而提高釉陶的机械强度和在烧成中制品不易变形，从西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以及安徽屯溪西周釉陶的显微结构看，已有较多量、发育较大的莫来石晶体存在，这种釉陶实际上就是原始青瓷。
春秋战国时，现今浙江地方已大量生产釉陶，其中一部分制作精美，胎质较坚实，胎呈灰白色，以含铁量3%左右的瓷土为原料，且施一层薄薄的青中泛黄的釉，只是烧成温度较低，胎质气孔率较大，泥料淘洗还不够精细。此即原始青瓷，烧造的窑址在萧山进化区和绍兴富盛区都有发现，窑址也较密集，这表明早在2600多年前，浙江已有相当集中的生产釉陶或原始青瓷的窑场。至东汉，浙江上虞上浦镇石浦地区的小仙坛窑场选用含铁量2.5%以下的原生高岭土或瓷石。用水碓粉碎，提高了颗粒细度，经淘洗、精炼，去掉砂子、粗粒、可溶性杂质，提高了原料的纯度，增加了可塑性，氧化铝含量也相应提高，为制品在较高温度下烧成创造了条件，这是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发展的内在因素。
对浙江瓷土的分析表明，瓷上多为原生高岭土或瓷石。含铝量14%~24%，含铁量0.5%~3%，含硅量65%~80%，上虞、余姚、绍兴、萧山、东阳、兰溪、龙泉和温州地区都盛产瓷石。瓷石是云母和石英等的集合体，相当于高岭土、长石和石英三者的混合矿物，含有机物质较少，粘性和吸附性较小，并多杂有水云母系矿物。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我国北方的次生高岭土和耐火粘土高。适宜于用还原焰烧成，因为在还原气氛下，高价铁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比高价铁助熔作用强烈得多，能降低瓷坯的烧成温度，有助于瓷坯在较低的温度下浇结。可见，浙江青瓷虽烧成温度较低，但其化学物理性能均较我国北方的同期青瓷为优。
现代精细白瓷的原料要求含铁量0.4%以下，含铝量20%以上，含硅量70%以下。浙江瓷石由于含铝量低，含铁和含硅量高，制造白瓷很困难。精泥的铁含量和钾、钠含量较高，是由于瓷土中含有云母矿物成分的缘故。采用这类瓷石作原料，在还原焰中烧成时釉呈青绿色，在氧化焰中烧成时釉呈黄色。这就说明了我国最早烧制成功的瓷器以青瓷形态出现的原因。
东汉、三国、两晋及南朝以一类或二类瓷土为原料，瓷胎内氧化铝、氧化硅及有机物质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青瓷制品成形和干燥性质以及成瓷性能.氧化铝含量低时，易发生变形；有机物质少时，粘性和吸附性较差，成形和上釉就较困难；氧化铁含量决定胎和釉的着色及青瓷质量的优劣，如瓷胎氧化铁含量超过3%时，工艺上若不采取措施，想获得翠青色调是很难的。浙江几个名窑，除了造型和装饰风格不同外，胎和釉的呈色也有区别，这是由于所用瓷土不同，东汉越窑胎内含铁量仅1.5%~1.9%，釉呈较纯的青色；晋代越窑一部分产品胎内含铁量2.5%~3%，釉多呈青中带灰；晋代瓯窑瓷胎含铁量较越窑和婺州窑少(2%左右)，呈色较白，釉多呈淡青色。晋代婺州窑创用化妆土美化制品，先在坯体上挂化妆土再挂釉，化妆土系用精选后氧化铁含量低的白色瓷上，经认真淘洗而成，这个方法一直沿用到唐朝，化妆土的作用为：使较粗糙的坯体表面光滑；坯体烧成后呈现的猪肝色得到覆盖；制品釉面较饱满；制品釉色较美观。
德清窑由于原料含铁量较高，制瓷工艺上也和上虞的汉代窑一样选择了另一途径，即在烧制青釉时兼烧黑釉。从晋代起，含铁量低于3%的原料制青瓷，3%以上的原料则用来制黑釉，所以德清窑灰白色胎制品多为青瓷，猪肝色制品多为黑釉，这是在同一窑内烧制不同颜色高温釉的宝贵经验。
隋时，胎釉原料无多大变化，如湖北博物馆的隋代8件青瓷，胎内含铁量3%左右，釉呈较暗的青灰色，唐越窑和五代的秘色窑，胎、釉原料淘洗、练泥较好，气孔率较少，胎骨薄而致密，瓷音较前更为清脆，由于胎内含铁量在2.5%~3%，胎呈灰白色，釉呈灰青色，青的色调较隋代多，俗称艾色。
南宋龙泉弟窑胎的含铁量较唐、五代越窑少，为2% ~ 2.5%，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胎用紫金土配成，含铁量3.5% ~ 7%，含铝量22%~29%，胎呈猪肝色或黑色，釉呈灰青色，因胎釉膨胀系数不同，釉面呈现开片。龙泉窑胎的化学成分也发生明显变化，东汉上虞越窑氧化硅为77.42%，氧化铝为16.28%，氧化钾2.67%;南宋龙泉弟窑氧化硅69.76%一73.95%，氧化铝18.36%一21.54%，氧化钾3.16%~4.54%。由于氧化铝含量的增加，莫来石晶体与机械强度均提高，同时龙泉窑胎料通过认真粉碎，淘洗精制，胎内石英颗粒和莫来石晶体分布比较均匀，石英颗粒大部分在20μm以下，所以南宋龙泉青瓷胎质比汉越窑青瓷大为提高。元、明龙泉青瓷胎和釉的原料淘洗也很精细，胎内氧化铝含量20%~21%；三氧化二铁含量1.6%一1.8%，比南宋时减少，而氧化钾5.5%一6.5%，比南宋时增加。所以，胎色灰白，胎质也比南宋时细腻致密。
2.2成型工艺
原始社会，古人在平地上将粘土搓成泥条，圈叠或盘叠成形状简单的陶器粗坯，然后修饰整形，小件器物则直接捏塑而成。仰韶文化前期，始将粘土放在木板上搓成泥条，然后不断转动木板，用盘塑法成形，较大的陶罐大体用8层泥条盘塑，是陶轮的雏形。这种成形方法，在云南勐海县曼贺地区现在还可见到。整个过程采用光拍、斜纹拍和直纹拍3种木拍。以制陶罐为例，先在木板上用光拍拍打泥片成陶罐底部；再用泥条盘塑成粗坯，经阴干、拍打整形，然后用带花纹的拍板拍印出兰纹、方格纹或水浪纹，这种方法不方便，在木板下加一个倒截的圆锥木墩，成形时能在地上转动，这是陶轮的前身。后来在木墩中心开洞，地面上再安插一根木头支杆，木墩装置在支杆上转动，即成陶轮。在云南景洪曼斗寨还可见到这种慢轮成形的工艺，这种慢轮，成形一只陶罐粗坯，要30min左右，整形加工和拍打花纹图案，要15min左右。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开始采用快轮拉坯成形，上虞横塘王家村古窑出土的战国几何印纹硬陶，就是用泥条盘塑成形，用花纹拍拍印出方格纹、米筛纹。
汉代沿用这种成形方法，上虞汉代窑址遗物中，印纹陶罂、双系泡菜罐、盘口壶、五管瓶等较大的器物，大多用泥条盘塑法成形，经整形后拍印波浪纹、斜方格网纹等纹饰，有的在肩部划双线弦纹、耳面布杉叶纹。碗、盏等小件器物系用快轮拉坯成形和修坯。
钧瓷起源与钧窑烧制介绍
钧瓷起源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那里地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有 “ 南山煤，西山釉，东山瓷土处处有 ” 之传说。据实践，生产钧瓷如果离开这些条件，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成功。
钧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与汝、官、哥、定诸窑并驾齐驱。钧瓷造型端庄，窑变美妙，色彩艳丽，五彩缤纷，又为诸窑之冠。
钧窑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仿制，历经千年而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 迄今为止，在禹州境内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 40 处，尤以神垕镇大刘山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州志》中说： “ 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 ” 。在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出土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为 “ 唐钧 ” ，它是宋代钧瓷的先声。宋 “ 靖康之变 ” ( 1126 年)后，宋室南迁，官钧窑停烧，钧瓷一时受挫。到金、元时代，钧瓷有了新的发展，各地争相仿制，风靡一时，钧窑播火全国。元末明初，因战乱和灾荒，钧窑生产渐衰。明、清时期，制瓷中心南移，北方诸名窑衰退，钧窑也基本停烧。清朝晚期，钧瓷复苏。到光绪三十年( 1904 年)，神垕镇烧制钧瓷者已有 10 余家。民国年间，因战乱、灾荒频繁，钧瓷生产举步维艰。至民国三十一年( 1942 年)后，因大旱和政局混乱，艺人外流，钧瓷生产趋于停产状态。
钧瓷的烧制是一种复杂的高难技术，还原程度很难控制；加上过去由于使用的是松木窑，窑温难以达到均衡，从而影响到钧瓷釉彩的成色，在烧制过程中有70%的产品会报废掉，而其中的上品则更为罕见，再加上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钧瓷，自古就有 “ 黄金有价钧无价 ” 的尊贵名声，唐玄宗曾立令 “ 钧不随葬 ” ；宋徽宗时又成为御用珍品，诰封 “ 神钧宝瓷 ” ，每年钦定生产36件，禁止民间收藏，所以现在墓葬出土的钧瓷文物也甚为稀少。目前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虽有收藏，为数也寥寥无几。
高丽瓷起源在中国
考古工作者日前在山西北部的浑源县发现烧造“镶嵌瓷”的瓷窑遗址。专家考证后认为，这一发现表明过去被认为是朝鲜独有的“镶嵌瓷”，在中国古代就有烧造。
浑源古瓷窑群位于浑源县城南８公里处，绵延５公里，时间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元代，是山西省境内发现的历史悠久、规模较大的一处古窑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日前对浑源瓷窑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窑炉６处，保存较完好者４处。同时发现窑泥、炼泥及制坯、烘烤工作作坊两处，大量匣体、窑柱、垫饼、模范等烧瓷和装饰工具，以及青瓷、白瓷、黑瓷、仿钧瓷等各种类型的陶瓷器。
据参与发掘工作的山西省考古所副研究员任志禄介绍，浑源窑是中国烧制青瓷最北部的一个窑口，烧造量很大，而“镶嵌瓷”是目前出土的浑源青瓷中一个独等的品种。其制做方法是在胎上划出花的范文，然后在范文内填上白色化妆土，剔除多余的化妆土后，施青釉入火烧成。由于坯体呈青灰色而化妆土为纯白色，烧制后就形成了美观别致的青地白花。
目前发现的镶嵌青瓷主要有各种类型的碗、盘、枕，其装饰题材主要有牡丹、菊花、禽鸟、婴戏纹、网格纹、米字点等，边饰有双线纹、回纹、白粗包线边。
任志禄说，“镶嵌瓷”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朝鲜的民族特色，称为高丽镶嵌瓷，从相当于中国金代中期的１２世纪中叶开始烧造。高丽的镶嵌瓷是在青瓷和沙器上镶嵌，但最初以青瓷镶嵌为主。
文物专家在考证后认为，浑源镶嵌青瓷的出现，说明了中国不晚于12世纪中叶就在烧造“镶嵌瓷”，虽然此次发现品种较少，但已经完全反映出其基本面貌。浑源“镶嵌瓷”的发现，不但为了解中国北方瓷器烧造史提供了实物依据，而且为探讨镶嵌瓷的起源，以及研究中国北方与朝鲜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瓷器的起源（三）
2.5烧成技术
选好制瓷原料，掌握原料化学组成，对原料进行精细加工，施釉，是成瓷的内在因素。但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时，也不能烧成瓷器，如现代的精陶就是这样。制造青瓷还要恰当地掌握还原气氛，才能烧成翠青色釉。到了东汉，上虞窑场已解决了原料选用，龙窑的出现又为提高烧成温度创造了条件。所以，部分原始青瓷的窑址中，发现有成熟青瓷。如上虞联江大湖岙的窑址中，有原始青瓷和青瓷残片堆积在一起，是原始瓷与青瓷同窑合烧的。在大湖岙附近的石浦小仙坛瓷窑遗址，作者选取了3个瓷片进行吸水率测定。其釉层厚度均在0.2mm以上，釉呈淡青色，釉面无裂纹；胎以含铁量2%以下的瓷石为原料；烧成温度在1250℃以上，瓷化良好，胎质较白，细腻致密，胎的薄片微透光，胎釉结合牢。吸水率分别为0.5%、0.26%和0.16%，基本上已达到现代瓷器的要求。
东汉以来，一些窑址除烧成温度已达1300℃左右外，对烧成气氛也能较好地控制，进入三国后，烧成技术更为熟练，上虞县帐子山的西晋青瓷片，烧成温度1280℃，上虞县鞍山的西晋青瓷片高达1300℃，烧成气氛也控制得更好。
烧成气氛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增加或减少入窑的空气量。青瓷在烧成时的火焰性质，取决于产品胎釉的还原比值。还原比值越大，气氛的还原能力越强；反之，还原能力越弱，釉内还原比值低于0.3时，气氛性质逐渐由还原转向氧化，0.2以下时即成强氧化性质。
据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分析，殷代晚期安阳釉陶胎内FeO含量0.35%，Fe2O3含量1.28%，它的还原比值为0.27，是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东汉上虞越窑瓷胎内FeO含量1.26，Fe2O3含量0.30%，它的还原比值为4.2，是在较强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还原比值大于殷代釉陶15倍，证明已能较为成功地控制烧成气氛。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可知，浙江在由陶向瓷演变和在陶瓷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最早有关瓷器的文字记载，是晋人泮岳在《笙赋》中说:“披黄苞以授甘，倾漂瓷以酌 ”，晋人杜毓在“ 赋”中说:“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东阪即今之浙江温州、永加、瓯海一带。东瓯窑被誉为“东瓯漂瓷”，可见当时浙江青瓷具有相当的影响，浙江远在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已有青釉器的生产。春秋战国时期，至少在浙江萧山的进化区、绍兴的富盛区已大批生产黄绿色釉和青釉的碗、杯、盘、盂、鼎等青釉器。分析当时浙江和全国等地的青釉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已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能达到瓷器的标准，而只能算作原始青瓷，因为当时的青釉器经测定，胎泥所用原料有两种：一类含铁量在3%以上，多属陶土，淘洗也不够精细，只能算釉陶；另一类是高岭土或瓷石，含铁量低于1.5%，淘洗也较精细，在提高烧成温度后，可以成为瓷器，但高岭上耐火度高达1730一1770℃，烧结温度在1400℃左右，而当时受窑炉结构的局限，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温度，所以不能烧成瓷器。同时当时不仅烧成温度低，而且烧窑的操作技巧也不成熟，还不能按照陶工主观愿望，控制烧成气氛，采用还原焰来烧成制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烧成温度，就成了当时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演变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浙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龙窑是在浙江首创的，用龙窑来烧制高温釉陶(1200℃)是古陶瓷技术的一次飞跃。1984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上虞县城南的樟塘乡严村，发现了两座约6m长的商代龙窑，这是我国古窑址中最早的龙窑。龙窑既可烧陶器又可烧瓷器，特别适宜于浙江地下水位较高这一特点，同时又为以后烧窑技术发展为用还原焰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创造了条件，因此春秋战国尤其是东汉时期，龙窑在浙江各地得到了广泛应用。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浙江境内的越国，注重经济发展，绍兴地区原始青瓷的生产已相当发达，这种青釉器，后来统称为“越器”，这就是后来誉满中外的我国越窑青瓷——越瓷的始祖。
在考古工作的配合下，自70年代开始，作者调查了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外几乎所有的著名古窑址或省级博物馆。调查中，古窑址数量多且密集，首推浙江上虞。上虞位于浙江绍兴地区以东，秦时为会嵇郡辖县，它北靠钱塘江的入海口杭州湾，东邻余姚、慈溪，南接奉化、嵊县，西邻绍兴，境内山岭起伏，水网纵横，8大水系，条条相连。曹娥江贯穿南北，上接嵊县剡溪，下通杭州湾，水路、陆路交通都很方便，瓷土矿藏和燃料资源丰富，且瓷石的含铁量在2%左右，“水土宜陶”、“人皆冶陶”，具备了发展瓷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近年来，在上虞已陆续发现古窑址278处，其中汉代古窑遗址有40余处，且普遍使用龙窑。小仙坛、帐子山等地的东汉龙窑，长度已在l0m以上，有的达到13m以上，烧成温度可以达到1300℃，烧制真正瓷器的所有基本条件，浙江上虞在东汉时期已经都具备了。
在浙江省文物研究工作者朱伯谦，任世龙和朱瑞钱以及考古学者冯先铭、宋伯胤、蒋赞初等同志协助下，对我国自商代以来有代表性的青釉陶瓷器标本，尤其是浙江境内古窑址标本——古陶瓷片，共一千多片进行外貌观察，吸红试验，并选取一部分有典型的标本进行吸水率测定，在此基础上，选取东汉、三国和西晋、唐、宋等时代的标本，送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国家建材研究所、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和浙江大学进行理化性能等测定，证实浙江上虞小仙坛地区东汉青釉瓷片等标本胎质均较坚硬细腻，有贝壳光泽，呈淡灰白色，不吸水，不吸红，断面均匀光滑没有气孔，釉呈青色，透明光亮，厚薄较均匀，釉层厚度在0.lmm以上，有晶莹如玉的美感，胎釉结合良好，无剥落现象，无纹片；瓷器残片击之有铿锵声，瓷胎0.5mm的薄片有微透光性，符合现代瓷的外观标准。
胎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上虞青瓷胎内含氧化硅75%~76%，氧化铝16%~18%，氧化铁仅1.5%~1.8%，碱金属氧化4.8%，可见胎内氧化铝和铁的氧化物含量较低，系采用瓷石为主的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由于胎内含有0.8%~1.0%的氧化钛，在钛和铁共同着色影响下，胎呈淡灰白色并降低了透明性。
釉的化学组成分析表明，含氧化钙18%~20%，较德清西周釉陶的氧化钙含量约高一倍，显然是属于石灰釉的。石灰釉透明度高，硬度大，光泽好，有利于呈现青的色调和增强釉面抗磨损的能力，所以以松柴作燃料时，石灰釉作青瓷的釉料比较合适。
东汉时，采用龙窑，烧成温度高达1260℃至1310℃±20℃，吸水率分别为0.28%、0.16%和0.22%。此外，对东汉越窑瓷胎化验，是在较强的还原焰中烧成的，说明用还原焰烧制青瓷的操作技巧在东汉已趋成熟。另外，对抗弯强度测定也可看出，其指标高达710kg/cm2，超过康熙厚胎五彩花觚(7ookg/cm2)的抗弯强度，比德清西周青灰釉陶抗弯强度仅200kg/cm2，要增强3倍多，也可证明东汉上虞小仙坛地区烧造的青釉器已达到了瓷器的要求。
对小仙坛古瓷片进行岩相观察，可见残留石英颗粒较细，分布也均匀，石英周围有明显的熔蚀边，梭角均已圆钝，说明烧结温度较高，长石残骸中发育较好的莫来石到处可见，偶尔亦见玻璃中的二次莫来石，玻璃态的物质也较多，还有少量闭口气孔。在瓷胎的显微结构中还观察到少量云母残骸。显微照相可见釉内已无残留石英，其他结晶亦不多见，釉泡大而少，这是这种釉特别透明的原因，胎釉交界处可见多量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长形成一个反应层，胎釉结合较好，无剥釉现象。扫描电子显微镜形貌观察和物性测定，发现东汉晚期越窑青瓷的胎釉质量不比唐和五代时期差，从而可以肯定，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小仙坛一带烧造的青瓷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中国瓷器的创制时代应为公元一至二世纪的东汉，距今已有1800多年，比西方创制瓷器要早15个世纪。最先创造瓷器的地方是浙江省上虞市。东汉青瓷实物有湖北当阳出土的两件东汉青瓷坛，一件青瓷四系罐和一件青瓷钵，它们均是随葬品，从造型和装饰分析系浙江越窑器物。上虞文化馆收藏的一件东汉四系罐，青润如玉，作为一件成熟的早期青瓷正是在东汉古窑址中发现的，意义非常重大。
综合以上分析和研究，关于我国瓷器起源可有如下结论：
(1)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是从釉陶发展来的。
(2)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
(3)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青瓷成功的地点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帐子山一带。
中国瓷器的起源（二）
三国、两晋、南朝时期快轮拉坯成形已广泛应用，拍坯成形大为减少。成形方法的改进，能在堆贴、压印各种人物、动物或刻划各种花纹图案，同时还采用模印成形以提高工效和统一规格。如上虞皂湖公社宋家山晋代青瓷窑址出土的狮形水注陶模和鸡首陶模，是采用陶土素烧而成，鸡首陶模表明，胎泥是压印成鸡首形状后再安装在壶上的，鸡首壶的鸡首是实心的，仅起装饰作用。1973年衢县上圩街路村出土的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的长方形九格隔是拍片成形的。绍兴出土的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高达47cm的青瓷谷仓，主体是用快轮拉坯成形的，谷仓上堆贴的乐伎人物、鱼龙水龟、守卫门犬、飞禽走兽和佛象亭阙，部分用手工捏塑成形，部分用陶模压印成形，也有拍片成形的，各种小件还需经刻划修饰后再安装在坯体上，工艺十分复杂，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成形技术水平。除成形工艺较为繁复的鸡首壶、谷仓、灯、鬲、蛙形水注、香熏和兽圈之外，还有品种较为特殊的具有双领的泡菜罐、盖钮成铁锚状的盖罐、盘口斜肩的直腹罐，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造型新颖的西晋青瓷神兽尊(现藏南京博物院)和南京林口梁代大墓出土的造型宏伟、装饰复杂、高达85cm的南朝青瓷莲花尊(现藏南京博物馆)等，充分反映出瓷器成形的各种技巧方法和匠师们的创作成果。南京赵士冈出土的上刻“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铭文青瓷虎子和江苏金坛县白塔公社出土的“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铭文的青瓷扁壶，是十分难得的有当时制瓷名匠袁宜和范休可姓名的珍贵作品。
唐代，由于拉坯成形的技巧不断提高，并已采用匣钵装烧，所以日用青瓷规格基本一致，胎骨显著减薄，品种增加，器形更为规则端正，坯体均匀光洁。五代吴越钱氏，在余姚上林湖(现属慈溪市)建立“御窑厂”，烧造秘色瓷，造形技巧又有发展。如五代越窑青瓷鸽盒，有在盖上浮雕的狮与凤、镂空的花与草以及画着人物的一个局部，反映了我国瓷器最早的雕刻、镂空和开光等技法。
南宋龙泉青瓷在造形上又有新的成就，对器物的形态极为讲究，器形简练，结构谨严，线条流畅，曲直有致。如双鱼耳瓶和双鱼洗的双鱼是用精细陶模压印成形。龙虎瓶瓶身是拉坯成形，龙虎雕塑成形后粘接在瓶身上，鬲炉的3只炉足用手捏成形，在器身边缘及足部的转折处，凸有棱角线，使釉呈色较淡，成为一条白线，产生“出筋”现象，由于成形技巧熟练，器形多幽雅庄重，规格一致，特别在器物口缘部分坯体较薄，给人以端巧工整、秀丽挺拔的感觉，器物的底足不施釉部分呈血红色，形成“朱砂足”，与青釉相衬托，使器物更为美观。
元明龙泉青瓷在成形上又有进展，最突出的是高1m以上的大花瓶和直径60cm以上的大盘等大型器物制造成功。大花瓶系分段拉坯成形，各段坯体厚度比例掌握极为恰当。瓶身下部较厚，中部次之，上部较薄，各段的粘接工整，修坯极为认真，瓶体表面光滑。青瓷大盘用拍坯成形，各部厚度也颇合理，靠近口缘部分较薄，接近盘底部分较厚，以承载荷重，减少变形。此外还在盘心堆雕大枝的花果，使青瓷的造塑别开生面。
2.3 釉的创制和施釉方法
原始社会陶器无釉，表面粗糙，易吸水，又易污染。到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时期，古人用各种工具修括、磨光，仍不能解决防水去污问题，到商代才创制石灰釉。从无釉到有釉为从陶向瓷演进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由于标本收集不易以及釉层较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仅分析了少数商周及汉晋时期的青釉，氧化钙含量介于16%~20%间，而战国山西侯马二个釉陶的釉含氧化钙分别为15.71%和20.59%。釉料中大量氧化钙是加入石灰石的缘故，氧化钙在釉料中是助熔剂，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能在较低温度下玻化。
石灰釉具有光泽好、透明度高、硬度大等优点，适于作青瓷的釉料，坯体上刻划的花纹图案和浮雕的人物，可以通过釉的透明性清晰地映现出来。我国历代烧造青釉陶瓷器物的窑，如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汝窑、临汝窑、耀州窑、官窑和龙泉窑等，都以铁为主要着色剂，以氧化钙为主要助熔剂，越窑釉内二氧化硅含量约57%~61%，三氧化二铝仅11%~15%，氧化钙含量16%~20%，二氧化钛0.52%~1.14%。
从东汉到北宋，青瓷一直沿用石灰釉，氧化钙含量是愈早愈高，釉层厚度却愈早愈薄，早期仅0.10mm左右。南宋时，随着技术的改进，釉中氧化钙含量不断减少，从汉晋16%~20%，减少到9%~12%;氧化钾含量，汉晋在4%以下，南宋提高到5%左右。因此南宋龙泉窑除用瓷上和石灰石外，又加入草木灰配制青釉，成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主要特征是高温粘度较低，流动性好，釉面光泽很强，石灰-碱釉的高温粘度则显著提高，在适当温度下烧成时，釉面光泽柔和，没有强烈的浮光感，南宋改用石灰-碱釉，使釉厚而不流，釉内气泡不致太大，从而获得晶莹丰满、翠青如玉的色釉。南宋用含铁量4%以上的紫金土原料，创制成官窑和哥窑的碎纹艺术釉，是中外陶瓷史上杰出的创举。
石灰釉用还原焰烧成，釉内铁含量1%~3%时，釉呈青绿色；铁达到4%~5%时，釉呈暗灰青、茶叶末或墨绿色；8%左右时，釉呈赤褐色乃至暗褐色；釉厚lmm以上或釉内铁含量10%左右时，釉就变成黑色了。
石灰釉以铁作着色剂外，钛和锰也是很强的着色剂，上虞越窑远在汉代就开始利用石灰石和紫金土等原料配釉，烧成酱色釉。晋代德清窑用含铁量高的紫金土甚至掺和含锰粘土来配制黑釉，在制瓷工艺上是巨大的进步。
釉陶为陶向瓷演进创造了必要条件。初期釉料配制工艺尚未成熟，刷釉法上釉施釉简单，釉层极薄，釉面不匀，有裂纹或失透现象，釉的玻化不良，釉色不纯，胎釉结合不好，由商周到春秋战国，施釉技术有所提高，萧山县进化区和绍兴具富盛区出土的战国釉陶及原始青瓷，釉层虽薄，只有10~50μm左右，釉色浅黄，但胎釉结合比前稍好了。汉代开始浸釉法施釉，浸釉法上釉难度比刷釉法高，制品的釉面较均匀，釉层也较厚，釉色大有提高。上虞出土的东汉青瓷四系罐，全体施釉，釉呈较纯的淡青色，釉面色调和釉层均匀一致无裂纹，釉厚0.2mm以上，玻化良好，胎釉结合牢固。1972年湖北当阳出土四系罐，釉呈淡青色略泛黄，色调上下基本一致，厚度0.lmm以上;二件四系坛，釉呈虾青色，厚度0.5mm左右，光泽中等；钵，釉面略有不匀，青中稍带黄色。这些器物烧结良好，已是成熟的青瓷。
三国、两晋时期已较普遍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呈色亦较稳定，西晋青瓷的釉层厚度一般已在0.lmm以上。但莲花尊是刷釉法上釉，釉层较薄。1958年在南京电力学校发掘的甘露元年东吴墓出土的一对青瓷羊，用浸釉法上釉，釉层厚而均匀。青瓷谷仓釉色呈现较深的绿色，釉层也厚，离开了原始青瓷釉薄和釉色淡绿带黄的阶段。南朝有一部分制品胎泥以含铝量较高和含铁量很低的白瓷土做原料，氧化焰烧成，这样胎质的烧结温度提高了，但没有相应调整釉的化学组成，结果烧成后，釉已完全玻化，胎尚未烧结，造成胎、釉结合极为不良，产生龟裂和严重剥釉现象。
隋唐时期，我国的瓷器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北方的邢窑白瓷和耀州窑青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浙江青瓷生产，尤其是越窑青瓷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由于施釉技术的提高，唐、五代的越窑青瓷，釉层厚度达0.2~0.5mm，釉面比晋越窑均匀滋润，青的色调增多，釉色也较稳定，有“千峰翠色”之誉，对国内外瓷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南宋龙泉窑在施釉工艺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用对器物里面荡釉和外面浸釉的方法，通过素烧，经过儿次上釉来提高釉层厚度，厚度普遍达到lmm。偏光显微镜观察，胎和釉间，可清楚看到有一层约0.lmm的中间层，中间层处有石英晶体和莫来石的微细晶体，它们是高温时坯和釉相互扩散和熔融产生的。中间层可使坯釉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得到补偿而结合牢固，消除裂釉和剥釉现象。同时，釉内含有5%~10%肉眼不易看到的小而均匀的气泡，大小在0.01~0.05mm之间，并有5%左右均匀分布的石英晶体，还能较好掌握釉料配比，一般能控制三氧化二铁在1%~2.5%，三氧二化铝在14%~16%，二氧化硅在65%~69%，氧化钙在9%~12%之间。釉面均匀，釉层增厚，呈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但釉层丰满，而且晶莹润澈，出现“似冰”、“类玉”的粉青、梅子青等翠青色釉，为世所称颂，被誉为“青瓷之花”，驰名中外。
到了元、明，龙泉窑的大件产品增多。大件产品有的用浇釉法上釉，中、小件产品仍沿用浸釉和荡釉法。釉料组成仍然采用石灰-碱釉，釉层厚度减薄，为0.5~0.8mm，釉的透明度和光泽度均比南宋时提高，釉色以豆青色为主，粉青和梅子青少了。总的来说，釉色不及南宋。
2.4 窑炉型式
最初烧陶是没有窑的，仅是用柴草把陶器围盖起来，点火焙烧，烧成温度700℃左右。后来采用在草上抹泥的办法，烧陶器时于平地建一个临时性窑，烧成温度800℃左右，这种窑，由于在烧成过程中窑体开裂，冷空气进入窑内，烧成温度较低。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竖穴式窑和横穴式窑，烧成温度950~1050℃。竖穴式窑，窑室在火膛之上，火膛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坑，窑室和火膛之间有数条火道。横穴式窑，窑室圆形或方形，窑底有箅，上开有火孔。火膛的火焰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室。
横穴式窑，到龙山文化时，窑室扩大，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箅孔眼增多，这样，既加强了火力，又使窑室受热较为均匀。
殷代有直焰式的圆窑和方窑，烧成温度1200℃以下，能烧成硬陶和釉陶。窑炉分前后两部分，前火膛，后窑室，窑室平面呈圆形或方形，箅长宽各约lm，上面约有9个火眼，火焰通过火通进入窑室。西周晚期张家坡及洛阳王湾两座陶窑又进一步改进，窑床呈平台形，火膛从窑床下面移到前面，使火焰直接进入窑床，可提高烧成温度，但窑仍建在地下。战国中期以后，窑炉有了较大发展。1956年发掘的洛阳陶窑，窑床面积从西周的2m2左右增加到l0m2，土坯砌成，已有用草拌泥制的窑顶，烟囱位置移到窑腔后面，有利于减少窑内上下温差和提高窑内温度，烧成温度可超过1200℃。春秋战国湖北江陵毛家山陶窑是目前发现最早把窑建在地面上的馒头窑。
浙江萧山进化区也有战国时代的窑，窑的平面呈马蹄形，窑室为半圆形，前面设火门和火膛，窑室后面设置烟囱，窑体较大，壁高lm，上口横宽4m。
横穴式窑的结构不断改进，除发展成马蹄形外，还向龙窑方向发展。浙江在商周时期已有龙窑和马蹄形窑，上虞和余姚、永嘉东汉时已较普遍使用龙窑。
古仁虞县的陶瓷业十分发达，在上虞境内已发现的古窑址有200余处，其中汉代40余处，三国34处，西晋63处，东晋29处，南朝10处，唐宋118处，窑型基本上都是龙窑。
龙窑需一定的倾斜度，一般都建在山坡上。窑址选择在燃料和原料资源较为丰富、交通和水源都比较方便的地区。龙窑的优点有：(l)利用山坡建造龙窑，形成一定的高度差，有自然抽力，可不设烟囱，且不易受到地下水的影响；(2)当时青瓷系采用明火叠烧，生坯的机械强度低，不宜叠高，龙窑较矮，适合要求；(3)龙窑的窑床面积较大，火焰流通比直焰窑均匀，产量较高，质量较好；(4)龙窑具有一定的长度，可利用部分余热，热效率较高，单位燃料耗用省，产品成本低；(5)龙窑结构简单，建筑材料要求不高，造价低，适合当时手工业窑场的发展；(6)松柴的挥发分多，灰分熔点高，着火温度低，燃烧速度快，火焰长，便于快速烧成。浙江还因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应以还原焰烧成，并要求快速冷却，减轻铁的二次氧化，龙窑适应这种快速烧成和快速冷却的工艺要求。
由于龙窑的这些优点，故在浙江发展迅速，炉窑结构也逐步完善和合理。
明代开始采用阶级窑，在龙窑中间用墙把窑床分成若干室，每间前面近隔墙处有燃烧室，每间隔墙下有通气孔，使火焰成为半倒焰式，阶级窑比龙窑较易控制还原气氛与正压。
新石器时期彩陶起源及特征
中国绘画艺术是在古老特殊的文明环境中产生的，陶瓷装饰绘画的起源直溯距今七八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分布相当广泛，南北各地均有大量文物资料出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等。长江中下游的其他一些如龙山文化及良诸文化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齐家文化、屈家岭文化。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彩陶闻名，下游地区以工艺精致的白陶和黑陶著称，东南沿海地区以印纹硬陶为代表，北方地区则以器物造型而富有民族特色。
近年来，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升温，远古彩陶器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通过900到1000度的高温烧造彩陶。在红色坯体上用各种色料红、黑、白、黄、赭等彩绘制出不同花纹。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的陶衣作为衬底，烧成后彩纹固定在陶器表面而且不易脱落。从西部的仰韶文化到东部的大汶口文化都有炫丽多彩的彩陶艺术，彩陶从技法上注重色彩对比，阴阳结合，图案主要有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花朵纹、卷云纹、圆点纹、斜扎纹、几何纹、等多种纹样。无论器型、彩绘都反映出当时艺术家们想象的天才以及生活的印记。
仰韶文化主要发源于我国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仰韶文化可分为半坡型和庙底沟型，半坡型彩陶多用墨彩绘制，流行施内彩，动物图案发达，既有强烈装饰趣味的动物图案，又不乏引人入胜的较写实的动物形象。另外几何纹样也很丰富。动物纹的陶器有人面鱼纹彩陶盆、四鹿纹彩陶盆等；几何纹主要有宽带纹、三角纹、斜线纹、网纹、波折纹等。庙底沟型彩陶一般用墨彩绘制，个别用红彩或红墨两色，彩绘多施于器物的外部和口沿上，没有发现施内彩的。动物纹样不多，有鸟纹、蛙纹、人面蛙身纹、水鸟、鱼纹等。
“中国钧瓷之都”挂牌
日前，禹州市神镇数千名干部群众在镇礼堂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中国钧瓷之都”挂牌仪式，千年古镇焕发出新的光彩。钧瓷始于唐，盛于宋代，在北宋徽宗年间被定为“御用珍品”，位居我国五大名瓷之首。神镇陶瓷烧制历史悠久，经过历年考古挖掘，境内发现了面积约４平方公里的唐宋古窑址。２００１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神镇境内联合发掘，进一步证实了钧瓷在这里的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过程，被评为“２００１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了弘扬钧瓷艺术，神镇确立了“以瓷兴镇”的发展思路，强力实施钧瓷名牌带动战略，加大了钧瓷宣传力度。全镇拥有钧瓷工艺技师５０多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２００余人，钧瓷企业达６８家，钧瓷产品多次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及河南省名优产品等称号。今年９月底，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牵头，组成由５个省市专家共１１人参加的考评小组，认定授予禹州市神后镇“中国钧瓷之都”荣誉称号。为塑造“中国钧瓷之都”良好形象，神后镇充分发挥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镇、省小城镇建设重点镇的示范带动作用，先后投资４０００多万元进一步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钧瓷文化旅游，围绕神钧瓷文化旅游线，建设了８大景点，展示了神“钧都”、“古镇”风貌。
金元时期钧瓷工艺与宋代钧瓷有什么区别
金元时期钧瓷工艺与宋代钧瓷有什么区别。
金、元时期的钧瓷制作，从某中意义上讲，还是对宋代钧窑工艺的继承和延续，金、元时期的钧瓷工艺特征不可避免地有时代烙印及本民族特色，形成与宋钧有差异的工艺特征。
宋代钧瓷无论是民窑还是官窑，器物造型都非常规整。民窑釉色多以天青为主，也有月白、天蓝、葱青;官窑则以运用金属铜“窑变”呈色之美妙著称。民窑较之官窑胎釉略薄，但是都能做到施釉厚薄得当，所见瓷器流釉、粘足的极少。宋代钧瓷大多施满釉，且器底多涂褐色(俗称芝麻酱色)护胎釉。鼓钉洗、花盆和盆奁，以及盘类以支钉支烧，其它则以垫饼烧造。宋钧胎质细腻致密，呈灰褐色，它吸水率低，瓷化程度高，叩之其声铿锵圆韵悦耳。从胎质断面可以看出，纯净无杂质，很少有空隙，很少出现釉层剥落等现象。
金代钧瓷的制作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造型风格，并烧制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钧瓷作品，如一些瓶、炉，不仅造型讲究，而且窑变美丽。河南开封市文物商店所珍藏的一件金代钧瓷窑变罐，可称得上是金代钧瓷中的杰作，被定为一极品。此罐小口、鼓腹、圈足，肩上附有双系。通体饰明快的天青釉，底部亦有釉，圈足刷褐色护胎薄体。
罐内外釉面上共装饰有17块窑变斑彩，窑变斑色泽绚丽，大体有三种色调;中心为葱绿色，外层为朱红色，最外层为葡萄紫或玫瑰红色。基础釉的天青色和窑变斑的红、绿、紫色交相辉映，五彩斑斓，炫人眼目，堪与宋钧相媲美。金代钧瓷中的碗、盘的造型基本上也是沿用宋制，器形逐渐变大。
总体来说，金代钧瓷是战乱之后的恢复之作，是为满足民间大量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在民窑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从这一点来讲，它并不十分严格要求钧瓷胎釉的选料精细，制作的精益求精。它的首要目的十分明确：实用为上。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烧制出的金代钧瓷，除少数精品外，普遍出现胎料粗松、胎质泛黄等现象。金代钧瓷较少支烧，大多以垫饼垫烧，轮制产品不规整，盆、碗、碟、罐的圈足统旋直足，所掏窝子一刀而过，窝子不正，深浅不一，刀痕、指痕都程度不同地出现在胎体上下不加任何修饰。
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窑变色彩不及宋钧自然，其釉彩流动性小，与宋钧窑变神奇美妙、变幻莫测的艺术效果形成鲜明对比，成为金代钧瓷色釉变斑一大特点，这也真实地反映出战乱之后的金代钧瓷的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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