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窑红瓷器特征和鉴别。
郎窑红色彩绚丽，红艳鲜明，且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汁厚，在高温下产生流淌，所以成品的郎红往往于口沿露出白胎，呈现出旋状白线，俗称灯草边。
而底部边缘釉汁流垂凝聚，近于黑红色。为了流釉不过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流釉淌下来，这是郎窑红瓷器制作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技法，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称。
郎窑红是名贵品种，釉如瓷之衣一般的瓷器，是不敢露出胎质的，如同青年演员演绎老人，卸下妆容，必然露出光洁的皮肤一样。郎窑红还有一个特点:密度大，胎体重，很压手。比如对比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同样器型、色彩、规格的碗、盘，康熙的最重，雍正的最轻。
郎窑釉色异常丰富，郎窑红系列，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每一件都是在最恰当的条件下出现，每一件都不可以复制。
郎窑红釉是以铜为着色剂，在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极为困难，数百窑亦难烧成一件。民谚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
而在收藏市场则有这样一句相对的民谚家有郎红，世代不穷！这样的两句民谚则真实反映了郎窑红釉极高的收藏价值。
精选阅读
古代瓷器：宋代官瓷之美
简单到极致是自然
宋代官窑青釉铁胎刻花高足杯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
宋代官窑贯耳瓶
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
宋代官窑刻花碗
南宋官窑琮式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宋代官窑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北宋官窑尊
宋官窑青瓷葵花式洗
南宋官窑粉青长方盆
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弦纹壶
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简极而美。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唐英督陶
唐英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最著名的景德镇“督陶官”。
唐英，字隽公，又作俊公、叔子，晚年号蜗居老人、蜗居寄士。沈阳人，出自包衣阿哈满族家奴之家，隶属于正白旗。唐英先祖本是辽东汉人，在清初时“从龙入关”。唐英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端午节，天资颖异，嗜读书，年十六即供奉内廷。他先后为康熙、雍正皇帝服务了30余年。雍正元年（1723年），唐英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一职。雍正六年（1728年），他被雍正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驻景德镇御窑厂署，协助时任淮安板闸关督理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这一年，他47岁。
唐英在景德镇的职责是为皇帝家族督办烧造所需要的陶瓷器皿等物。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代这三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对瓷器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在景德镇督陶让唐英如履薄冰。这时的景德镇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停滞状态后已恢复元气。尤其是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派遣督陶官直接管理窑务后，所生产的瓷器日见精美绝伦。
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于是他与当时御窑厂的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3年，熟练掌握了陶瓷生产各方面的知识，甚至还掌握了陶瓷生产的物料、火候的变化规律。他不但亲身参加制陶实践，还对制陶理论及时进行总结，先后写下了《陶冶图说》、《窑器肆考》等著作。这些著作早已成为研究景德镇制陶史和唐英的宝贵资料。
熟知中国陶瓷史的人都知道，宋代生产的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高峰期，那时的“汝官哥均定”等官窑烧制的瓷器均被后世视为传世珍宝。宋瓷成了宋末至清初五六百年间无可企及的、无法仿制的神秘之器。
从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摹古与创新始终是唐英督陶28年间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清代前期的景德镇是幸运的，因为皇帝派来了唐英这样一个制瓷天才。
唐英任御窑厂驻厂协理官的那一年，宫廷造办处将珐琅料烧造成功，景德镇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正是在唐英的努力下，由珐琅彩发展来的粉彩瓷的烧造技术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个时期景德镇烧制的粉彩瓷瓷色柔丽俊逸，将陶瓷装饰艺术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史称“雍正粉彩”。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的前8年是雍正在位时期，这一时期，除雍正粉彩外，还继承了康熙斗彩工艺，首创以清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轮廓，经高温烧造后，再以粉彩颜料填画拼斗成完整纹样，再经低温烧制的斗彩新工艺，使雍正斗彩比康熙斗彩更具清俊华丽之美。此外，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在唐英的主持下，创新成功了窑变釉，从而使原来色调单一的单色釉变得如霞光般流光溢彩，绚丽斑斓。
雍正粉彩
唐英督陶真正的辉煌是在乾隆朝初期的20年间。以唐英在乾隆朝督陶20年计算，总共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达50万件至60万件之多。这些只是普通器物，至于由唐英按照内务府专门设计的图样，为皇帝特殊烧造的巨型或异型瓷器，就更加让人意想不到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各色釉大瓶，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 “风雅”而特意烧造的。属于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还有粉青釉交泰瓶等。
唐英还是仿制历代名瓷的高手，凡宋朝定、东、钧、汝、官、龙泉、哥、弟、湘湖等窑，及明朝永、宣、成、弘、正、嘉、万等官窑及欧器，他都能仿造。唐英督陶呕心沥血，新制作品层出不穷，但依然经常受到乾隆皇帝的斥责，动辄受罚。在历经创新的喜悦和担心受到皇帝斥责处罚的诚惶诚恐不断交织的28年督陶生涯后，75岁的唐英于乾隆二十一年以自己既老又病告退，不久便病逝于景德镇。
唐英去世后的景德镇御窑厂再也无复唐英任督陶官时的辉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景德镇的御窑厂彻底关闭。
古代瓷器：新石器龙山文化红陶实足鬹
龙山文化夹砂红陶鬶新时期时代龙山文化鬶身使用泥质红陶制成，整体造型似一昂头欲飞之芦雁，头部为流，背有提梁，圆鼓腹，腹下扁平，承以三足，腹部有明显火烧的痕迹，有趣的是头部还加塑有一双眼睛，十分生动。鬶是水器，可以直接用于加热，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煮水壶，通常有两种形制，早期为实足，腹底扁平，下可烧火以加热，这种形制使得热交换效率低，因此晚期将三足制成袋状，一来增加盛水量，二来增加热交换面积，提高热效率。在现代历史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文明西来。英国考古学家简麦金托什和克林特特维斯特在他们著名的史书《文明的故事》就明确地论证，真正意义的现代人十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向东伸延，最后到达美洲。文明和文化沿着这条路线传播，呈现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势，到达中国的时间大约在4万年前。这种观点现在得到越来越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认可，也影响到中国，目前国内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亦呈上升的趋势。从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来判断，中国古文明源于黄河，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以陶器为定位点，可以看到整个黄河流域，上游有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中游有仰韶文化以及红山文化，下游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明生发的链条。而从各地出土的陶器标本看，也可以证明中国的古文明并非是完全由西向东伸延，如甘肃彩陶文化，空间上就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推进的趋势(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解读》)。最近河南考古人员在河南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第四纪晚更新世(距今十二点八万～七点五万年)早期地层中，发掘出了距今八万至十万年间的较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并定名为许昌人，这一发现为研究东亚和中国现代人类起源提供了直接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