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珠江三角洲西南的崖门，面临浩瀚的南中国海，是宋元“崖山之战”的古战场。1279年春宋军战船千余艘连接成海上堡垒与元军最后决一死战，惨败后，陆秀夫负九岁皇帝赵量投海，宋亡。从崖门东岸古炮台城堡出发，北行约600米到达当时宋皇庭所建的慈元殿，往西横跨公路不远，在江边断崖处有一座古窑址，这就是国内不甚知名的新会窑。该窑窑址位于新会县古井区崖东乡官冲村。当地自古传闻该处不时出土“皇帝碗’，被认为是宋帝赵（）及其臣属的遗物。但文献记载极嫌不足，清道光《新会县志》载：“在全节庙（即慈元殿）旁畦陇间多古碗，帝（）时，士卒二十余万所用以饮食者”。1957年文物普查中始发现窑址和出土器物。经过广东文物考古界的研究和1961年的复查发掘，确知器物的胎质与器形与唐墓所出相似，窑中出土了一件刻有“政和二年”铭文的破片，故可认为此窑始烧于唐而止于宋末。事实上新会瓷也是唐代重要的外销瓷之一在当时，它与唐之邢、巩、定白瓷，越窑青瓷，长沙铜官窑以及粤之潮州窑（汕头窑）和梅县窑，一起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据载，在菲律宾棉兰老岛西北布土安的安伴冈利伯塔地方的古代沉船中，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等岛屿，马来半岛，泰国柴亚地区以及斯利兰卡的曼泰和阿努拉达普拉遗址都出土过新会窑的器物，除了从广州出口外，还通过西南海路，以海南岛东南端的陵水县为中继站，出口到东南亚和南业诸国。1987年4月29日作者蒙江门市政协副主席刘清劭、市文联主席薛剑虹、市政协干部周卓荣、新会县政协委员容汉勋、县博物馆馆长徐德贵和馆员陈贵荣诸先生的热诚支持和帮助，得以踏勘这一店代窑址，并且采集了若干残片标本。县博馆还赠送了一些鹤山窑残片供我们比较研究，为本文的工作提供了可贵的条件，非常感谢.应该指出，至今还没有见到新会窑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分析研究报告.鉴于它在唐代外销瓷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生产技术上的特色，本文将报导我们的研究结果。
1新会窑的一些特点
新会窑生产青瓷和黑釉瓷两类。器物有碗、碟、豆、杯、盆、罐、网垫、范母，而以碗、碟较多。成型方法为模、轮并用；蘸釉，器外施半釉；泥块衬垫、仰口、叠烧，瓷质坚实，强度颇高，烧成温度不低；器物造形单一，碗（碟）器微侈，素面无纹，比碗内常有压印花纹的唐洪州窑更原始.釉色淡青带黄比唐之岳、婺、洪都浅些，但同样有裂纹甚至裂成鱼子纹，易脱落。黑釉因人土或外露风化，残片釉面无光，某些残片的釉甚至有可能属泥釉，新会窑有下列几个重要的特点：(1)窑炉。唐新会窑所用的窑炉与珠江三角洲各地的唐、宋窑址显然不同。三水洞口唐窑，石湾大帽岗唐、朱窑，南海奇石村、南海官窑和中山碗通等宋窑用的都是“均作长条形，依山势修筑”的龙窑。与此不同，新会窑为长方形，前端收窄，其平面图近窑门处如漏斗状。不论尺寸与形状都与唐耀州瓷窑近似，其结构分为窑门、燃烧室、窑床和烟囱四部分组成。不过新会窑后部的烟囱为筒状，尺寸略小，数目不是2个而是3个，窑壁均“用白色耐火土分层夯打而成”。耀州窑则用耐火砖砌筑。(2)底足.新会窑造形虽简单，但是它的圈足都比其他唐、宋各地的窑器复杂得多。常见的为实足，但其成型特殊。碗、碟成型后，其底部截面为圆弧状，将底部略为削平就算数。某些则以利器近底部处平削一圈，圆弧成一直角缺月，底部削平造成一个台阶，就成为大直径的实足；或在实足中部垂直深挖就造成各种宽度的玉壁底。若在实足距中心的各种距离斜挖一圈则造成各种各样形状的、外部为圈足、内部为实足的双圈足。这种底足的造形在其他古陶瓷中是不多见的。底足内有字，在唐代陶瓷中亦不常见。新会窑底足内已发现的字有“人”、“吉”、“兴郡”、“x”等。我们这次踏勘时新发现的有“九”、“印”等字。新会窑青瓷和黑瓷残片外观，底足形状以及刻有的文字残片如图1所示。(3)泥块衬垫叠烧。许多唐、五代陶瓷的叠烧工艺已经使用不规则的小土块或瓷胎小碎片摆成一圈垫在两只碗之间唇烧。以后进步到碗底内部刮去一圈釉成涩圈，使烧后上下碗不致粘牢。新会窑泥饼垫烧法比涩圈叠烧要原始一些。它使用高耐火的灰色土去塑制成数毫米厚的大块，然后切成20~30mm的长方小块，等距离置于碗内。因此再把另一只碗叠置于其上时，这只碗由于外部是挂半釉的，下方无釉，烧后泥块只粘住有釉的那只碗，出窑时马上可以分开。但耐火泥块则吸去这只碗内与之接触的釉液。然而泥块并不烧结，容易刮去，该处却留下了缺釉的印痕。三上次男先生沿陶瓷之路考察游历东南亚和南亚各国遗址及出土的中国古代贸易陶瓷时，经常提到的“广东某窑的内部有大块星状无釉的唐代青瓷”，其实就是新会窑。除了鹤山窑之外，各窑都没有这种情况。鹤山窑位于高鹤县三洲乡塘尾村的西江西南岸，东北隔江与西樵山相对亦为唐代窑址。产品外观与新会窑相近。但釉色较深，厚釉处呈橄榄绿。用以垫烧的泥块呈土红色，不烧结，触之即溃，所以器内也会呈现“星状无釉区”。这是由于就地取材，取当地山区所产红土而用之的缘故。这一点，正是判别新会窑还是鹤山窑的特征之一。新会窑的灰土垫块，一碗有4至6块；鹤山窑的红土垫块，一碗中则有4至12块。图2表示新会窑青瓷碗内所存在“大块星状无釉区”的外观，可与泰国考古局所藏新会窑青瓷碗相比对照（见文献[4]图160D）。实物标本除新会县博物馆外，上海博物馆所展出的标本为泰国友好人士所赠。图3表示鹤山窑青瓷碗中红土垫块的情况。此外，鹤山窑青瓷碗外部口沿有指沟，也是两者区别的另一特征。(4)灰白胎。新会窑青瓷胎色无论在露胎处断口都明显呈现灰白色。各地唐代青瓷几无可与之比拟。瓷质坚硬，强度很高，有少数可见的气孔.黑釉器坚致的胎呈灰色，有肉眼可见的黑色芝麻点，大部分则为细泥质胎，灰色有木纹。新会窑胎釉的化学组成及其与其他著名青瓷的比较：以RXF定量分析了新会窑青瓷（XH）和黑釉窑（XHB）的胎釉化学组成。为了比较也分析了一个鹤山窑的样品（HS1）（详见92古陶瓷科学技术2——国际讨论会论文集A——19）。为了与同时代的有名青瓷和外销瓷加以比较，我们收集了目前已发表的胎釉数据，例如唐洪州窑（Hon）、晋至中唐各代的湘阴窑（Xia）、唐长沙铜官窑（Cha）、汉至唐及宋的越窑（Yuc）（包括唐尽唐以前的上林湖（lc）和上虞（lz）两地出土的）以及唐、宋耀州窑（Yao）等，计算了其中各氧化物重要百分含量（wt%）的最大值（Xmax）、最小值（Xmin）、平均值（Xa）、标准偏差（σn）、变异系数（CV%）以及样品数（N）（详见92古陶瓷科学技术2——国际讨论会论文集A——19），将它们绘成图4和图5。比较这些数据，就胎而言可知：(1)新会青瓷胎中的Fe2O3含量是最低的（1.34%），其他青瓷胎的含量约在2%左右变动，而以洪州窑中的含量最高，其中平均值已达3.61%由此可以确定优质的新会青瓷胎的Fe2O3含量在唐时已达到瓷器的一般标准。其白度除了与低FC2O3含量相呼应之外，显然与烧成的还原气氛亦息息相关。(2)这些青瓷中K2O含量具有相同的水平，大致在2.6%之问变动，以洪州窑和湘阴窑略高梦撇州窑最低。(3)新会窑胎中的R2O十RO含量亦最低，其他青瓷在同一水平上大大高于它，其含最以越窑为最高。(4)新会窑胎中的SiO2含量也是这些青瓷中的最低者，只有耀州窑可以之雷同。其他洪州、湘阴、长沙以及越窑等比它们高得多，并依次逐增，而以越窑最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鹤山窑则比它更高。(5)最重要的一点是新会青瓷胎的A12O3含量特别高，超过26%为群窑之冠。只有耀州窑能够望项背（24.7%）。其他青瓷的A12O3含量低得多。当然新会黑釉瓷胎的A12O3含量极高，已超过35%。
就釉而论，可知：(1)新会青瓷釉中的FC2O3也是最低的，此点并不太重要，只影响釉色的深浅而已。(2)最重要的莫如它的CaO含量低到无与伦比，还不到10%，这对唐及唐宋以前的青瓷釉说来是惊人的。这些瓷釉当时大部分皆为钙釉，即使耀州窑较低也超过11%了。其他如湘阴、长沙和越窑虽在同一水平，但都超过16%，而以洪州窑最高，达18.84%。R2O十RO的含量，新会窑与耀州窑亦最低。新会窑釉的SiO2为中等水平，但比长沙，洪州和越窑高，而以耀州为最高。(3)新会窑釉中的A12O3亦为各窑之冠，并且高得多，耀州窑虽高于其他各窑，但已不能望其项背。2新会窑的烧成温度与显微结构Taoci52.Com
选择够大和没有变形的残片切成试样作热膨胀曲线的测量求出了该残片的烧成温度如下：
青瓷烧成温度（℃）黑釉瓷烧成温度（℃）新会XH7≈1310新会XH1≈1310新会XH9≈1310新会XHB1≈1143鹤山HS1≈1186新会XHB2新会XHB2≈1098≈1310
在偏光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了上述全部试样，新会青瓷的釉，如肉眼所见那样，在显微镜下呈现淡黄色透明的玻璃体，偶然会看到个别的大粒残留石英和气泡。个别样品烧成温度较高，在胎釉之间形成的大釉泡已局部地连成一片，这也是釉层在出窑以后易于脱落的原因之一个别样品可能有意无意地混人了少量的粗粒钙长石矿物（CAS2），在高温烧成时瓦解，重晶在其外围形成了CAS2微晶束.未破坏的残留核心仍可以看到2V-的干涉图（XH7）。一些试样的胎釉中间层反应并不明显，但某些试样的中问层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CAS2析晶层（XH4、5、6），在烧成温度高的试样中，中间层的反应特别醒目。由于胎中的粘土和长石的颗粒都较粗，加之反应温度亦高，故在镜下观察，胎釉界线已不再是直线而像是地图上的海岸线那样，在粗粒或中粒的粘土残骸上长满了针茫状的莫来石，狭长的中粒宛似一只只小毛虫（XH7、8、9）（图6），有粗粒的CAS2原矿处则长成如芦草的一丛丛（XH7）。有这种中间层结构的试样，肉眼仔细观察时可以发现胎釉间有一白线存在。瓷胎的粗颗粒由残留石英构成，肉眼难以分辨，最粗者约0.3mm（XH9），并且明显有熔蚀边。在镜下经常看到粗、中粒的长石残骸，其中莫来石针晶随烧成温度愈高而发育越大，并且含有大的气泡（XH4、5、6、7、8、9）（图7）。在一些试样的大中粒粘土中发现了“高岭蠕虫”（XH2）或明显地看到了高岭残骸（XH6），基质中含有胶体尺寸团粒的氧化铁已与玻璃相混为一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经过仔细寻找并未发现值得一提的云母类矿物。显然，新会青瓷胎的原料组成属典型的高岭——长石——石英系，其结构显然与高岭——云母——石英系裁然不同。鹤山窑青瓷釉亦为透明釉，镜下偶见有析出的CAS2针晶丛。胎釉中间层无反应析晶结构。胎中粗粒以石英为主，亦偶见有2V一干涉图的CAS2矿物，同时含有高Si02质粘土大粒残骸以及少量的长石残骸，基质中玻璃相混有胶状氧化铁如云雾状。Ti02以金红石或锐钦矿多晶微晶小聚集体存在。这种结构在镜下易与新会青瓷判别。黑釉瓷的情况较为复杂。在镜下试样XH1的黑釉呈黄色，与一般高铁含量的黑釉无异。但不同部位则有莫来石针晶丛或CAS2针晶丛析出，并且某些部位亦如黑釉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产生分相结构。胎中含有数量较多的粗粒残留石英、粗大的长石残骸以及易熔粘土块。与青瓷一样，大小残留石英颗粒边缘都有明显的熔蚀边而与其高温烧成相对应，某些石英颗粒周围亦析出了犬牙状的方石英微晶.值得一提的是，新会窑的一些器物胎的断面，肉眼看去有少量孤立的黑芝麻点，在镜下它们实际上是一种高含铁量的某种粗粒原料在高温下与瓷胎料周围尽应，形成中心为一空洞、周边为黑色富铁玻璃的结构。如果颗粒更大些，事实上就是陶瓷工业中常见的铁斑缺陷。陶工如果有意加人则是一种愚昧行为，否则就是不时的污染所致。另一些黑釉外观为黑色土状，极薄，实际上是一种涂层，结构难以分辨（XHB2、4、5）。试样XHB1胎体为砖红色，含粗粒石英和看得出2V-干涉图的CAS2矿物以及其中已有莫来石已有莫来石析晶的长石残骸。烧成温度较低的样品，则镜下看到了与石英或钙长石共生的长石部位熔融成局部玻璃态（XHB2），甚至这些玻璃态中析出莫来石针晶（XHB3）。这些瓷胎中大多含有高铁的基质。XHB4为泥质陶，有足够的强度，表面有黑色涂层，胎中发现偶有植物微管、孢子以及羽纹硅藻。由此可见，新会的尸部分黑釉瓷的结构比较原始，烧制年代可能会更早。
3新会窑粘土垫块的化学一矿物组成
从碗内残留的粘土垫块中取样，进行了ICP化学定量分析。知其化学组成（wt%）为：Na2O0.047，K2O0.26，CaO0.022,MgO0.065,MnO0.01，A12O314.07，Fe2O32.13，TiO20.22，P2O50.070。XRD曲线显示其主要矿物为α——石英和莫来石，还有少量的方石英和一些玻璃相（图9）。可知新会窑灰色枯土垫块属于高SiO2和Fe2O3含量不高的粘土，其烧后的矿物组成正与器物的烧成温度相呼应。
4结论
(1)店代新会窑青瓷造型简单，圈足多样，釉色浅淡，胎色灰白，灰色泥块衬垫叠烧，在1300℃左右高温烧成，故其胎质坚致，具有颇高的强度。(2)与洪州窑、湘阴窑、长沙窑、越窑和耀州窑等著名青瓷比较，新会窑青瓷胎中的Fe2O3、R2O十RO和SiO2含量是最低的。相反，它的A12O3含量特别高，为各窑之冠。显微结构表明，新会窑青瓷胎属高岭一长石一石英系，使用该地出产的高岭质瓷泥为原料制成。(3)新会窑青瓷釉的Fe2O3特别是CaO含量亦最低。低Fe2O3含量为釉色浅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生产青瓷釉多属钙釉的这一时代，它已沿着低钙的的技术路线走在发展的前面了。(4)“碗内有大星状无釉区”是在外观上判定新会窑特别是海外出土的新会窑青瓷的重要特征。与之比较，鹤山窑不是灰土垫块而是红土垫块；烧成温度低得多（约1186℃）；胎中不是高A12O3低SiO2，而是相反，为低A12O3高SiO2；但釉都是高CaO釉（约18%）。其外口沿具有指沟，这是与新会窑区别的另一重要特征。(5)新会窑的黑釉陶瓷有两类。其一与青瓷类似，胎的A12O3含量更高，釉的结构与宋代一般黑釉类似；另一类则属泥质陶，器面有黑色涂层及平行线，似为印纹。两者的烧成温度相差颇大（1098~1310℃）。胎质亦有两种，一种与青瓷类似而混有高Fe2O3原料颗粒，形成铁斑，外观为黑芝麻点；另一种则属泥质，其烧成年代当更早。(6)新会窑不像珠江三角洲其他唐、宋瓷在龙窑中烧成那样，而是在类似唐耀州的那种窑中烧成，其胎质和结构也与耀州窑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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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文化鉴赏-湘阴晋唐窑
两晋至唐代的青瓷窑址。位于湖南省湘阴县城内。唐代称“岳州窑”。窑址堆积南北长约150米，深约6米。1975年湖南省博物馆进行试掘。
湘阴窑产品以高足盘、圆饼底杯、碗、盘口瓶、檐口坛为主，兼烧砚、洗、皿、盂、壶与缸、罐。盘心内壁与壶、洗的外壁戳印多变的莲花、草叶纹，或少量刻划纹，然后施釉。除少数碗、罐施满釉外，绝大部分只施半釉。釉色淡青或豆青，也有施酱色釉的，青釉莹洁有闪光，透明或半透明，往往开片，垂釉如泪。也有施圆块状釉，或器心有一方块露胎，这些都为后来长沙窑所继承。酱釉不透明，略开片或不开片。胎骨可分为瓷胎、瓦胎和缸胎3种，瓷胎的比重占产品总数的2/3。窑具中以多齿圈垫作承托。早期的碗心（底）往往残留10余个支钉痕；晚期的碗、皿往往器心露胎，故叠烧时不使用支垫。湘阴窑发明匣钵装烧法，是中国陶瓷工艺中的一大革新。对提高产量与烧成优质产品起了促进作用。
[湘阴窑印花青瓷洗(隋代)]
湘阴窑的早期产品多饰几何纹，也有少量褐色点彩装饰。主要器物有网状纹（或斜方格纹）大平底碗、青釉褐彩碗、罐。时代早至西晋，而盛于东晋。中期产品以莲花草叶纹作为主要装饰。主要器物有高足盘、圆饼底杯、多足砚、莲纹皿、檐口坛、盘口瓶等。其时代相当南朝而盛行于梁、陈时期。晚期产品除继续生产中期诸器外，还出现器口施一圈青釉而器心与外壁腹下露胎的大小套碗，以及八角短嘴式壶、圆块状青釉缸等。其时代相当隋至唐肃宗时期。
陶瓷文化鉴赏-河北三大著名古窑概况
1、邢窑——窑址在河北内丘县和临城县，烧窑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是唐代著名的白瓷古窑。烧瓷时间可从隋代到元代末年，其间也烧制青瓷、黑瓷和黄釉瓷。早期白瓷有粗和精两种，以粗见多，精白瓷的特点：胎骨坚硬，满釉色白，矮圈足玉璧底，型制古朴精致。
2、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烧瓷时间从唐代到元代末年。因受邢窑的影响，北宋时白瓷是大宗产品，也有部分酱釉、青釉、黑釉瓷，以后也仿磁州窑的白地黑彩瓷。北定特点：胎白而细薄，釉白中泛黄，纹饰精练，多芒口有泪痕。凡色定大多为明清以后的仿品！
3、磁州窑——窑址主要在河北磁县的观台和彭城两镇，是宋代北方著名的民窑。建窑烧瓷的年代从隋唐一直到元末明初，品种繁多，数量巨大。最具代表性的是白地黑花瓷，也有白釉剔花、珍珠地划花、红绿彩、三彩和青釉瓷。特点：早期纹饰精美，线条流畅，黑白分明；宋以后质量明显下降。
陶瓷文化鉴赏-长沙窑的陶瓷艺术特征及陶瓷文化背景
长沙窑器具敦实的造型、写意般的釉下装饰图案是对楚地民风生动活泼的反映。其装饰题材体现了湖湘人平和、朴实，热爱生活的特征，书法装饰和伊斯兰图案则反映了对现实的关注，装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又表现出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这两个特征表现出长沙窑陶瓷器具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的精神之美。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大致兴起于唐代中期，于五代逐渐衰落。唐代时，我国瓷器已大量外销，外销陶瓷品种多样，除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以及三彩陶之外，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亦可谓独树一帜。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吸收三彩陶以及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釉下彩工艺，成为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长沙窑的陶瓷艺术受着诸多文化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楚文化是其根基。长沙窑是楚人的智慧结晶，是湘楚大地培育的艺术之花。楚地的环境、文化与湘民桀骜不驯的性格，使得长沙窑在唐代陶瓷业繁荣的时期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瓷窑的风格特征。“长沙窑陶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碗、碟与壶”，从这些饮食器具与众不同的造型和装饰中可以感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湘民独特的性格特点。
一、敦实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壶的数量很多。其造型都很丰满，大都壶颈偏短，壶腹体量偏大，因此形体给人感觉偏胖；壶的底足直径大都较长，器形更显敦实。有一部分为溜肩椭腹壶，更显挺拔。罐的口径长，只略短于底径，器形像中间略鼓起的圆筒，尤显庄重大方；有些罐的腹部直径大于器身的高度，更显浑圆结实。长沙窑出土的瓶与壶的造型难以区别，都是同样的敦实圆浑。但出土的文物中有自名为“瓶”者，其中长颈大盘口瓶的口径只略短于腹部直径和底径，与其它窑的瓶类造型不同，同时期的越窑的秘色瓶则多有长颈小口，显得修长俊俏，温润秀美。可以看出长沙窑出土的陶瓷器中，代表性的壶、罐、瓶类等器具造型敦实，有一种阳刚之美。长沙窑器具的装饰以独具特色的青色釉下彩绘花纹饰最为出名。其内容有人物、走兽、花草、几何抽象图案。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以线描为主，其用笔和设色已有一定的规范性，主要可分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铁线式，多用于褐彩白描，线条灵活，犹如铁线一般遒劲有力。
第二种为棉线式，以粗线条做没骨画，大多数呈绿色。这种线条有如浸水绒线，其软如绵。
第三种为复合式线条，即铁线式和棉线式两种线条配合使用，它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勾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条描绘细部，比如动物的眼、嘴、羽毛，植物的叶脉等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画的装饰图案，则用笔洒脱肯定，线条变化莫测，像草书一样潇洒率性，如行云流水般，与器形的弧线相互映衬。
长沙窑的器具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细腻中不失洒脱之美，深深根植于楚文化当中。秦汉以后，楚地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文化环境，成为南学的摇篮，禅宗的温床，理学的中心和新学的基地。正是在这种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出现了长沙窑器具圆浑饱满的造型与写意般的装饰图案。特别是其装饰图案，构图多流转回旋之态，线条兼凝重与轻盈之美，是楚文化精神内涵的生动反映。
二、质朴的艺术特征
长沙窑的产品不属于高档瓷。胎质一般不够精细，或含有细砂；虽然胎壁轻薄，但内壁往往残留凹凸不平的工具痕。而且，其烧成温度不高，没有达到真正的瓷化程度。长沙窑出土的壶具的流部大都为棱柱形，这些棱形不是很规范，棱边宽窄不一，多少不定，以八棱形最多，也有九棱、十棱或多至十二棱，据推测棱边是以快刀信手削出。长沙窑碗碟的圈足制作一般比较粗放，底沿往往有明显的刀削痕，孔心顺手旋挖而不正圆，甚至歪斜作桃子形。与长沙窑相比，同时期邢窑和越窑的器具造型更为端庄，底足也很规整。长沙窑器具不规则而严谨的造型，虽然略显随意，却让人感觉自然畅快，有一种清新的质朴之风。
长沙窑的陶瓷产品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产品物美价廉。长沙窑瓷能在既不如邢窑瓷器之白，又不如越窑瓷器之坚的劣势局面下，拥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它的价格定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长沙窑的陶瓷器具不属于宫廷用的高档瓷器，主要是用于外销和国内广大百姓使用，所以其器具的造型和装饰呈现出浓厚的民间风韵，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沙窑陶瓷器具的质朴生动之美，是湘楚大地的淳朴民风、生机蓬勃的风土人情的一个重要反映。长沙窑的陶瓷器具就像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湖湘人一样，具备了平和、朴实、憨厚的品格。三、体现文化背景的精神特征
以书法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瓷器制作上的又一特点。长沙窑瓷器上收录的大部分诗歌、格言通俗易懂，很少引用典故，大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古佚诗和谚语。有反映商人经济生活的，反映做客的，反映男女感情的，反映求学科考的，都是对世俗生活的集中体现。
长沙窑器具装饰上还有一种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釉下点彩装饰，以及釉下彩绘的图案中有“外国女郎”、“异国情侣”的波斯人。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反映了湘楚文化有一种开放的气度，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在精神文化上，只要可取，湘楚人民都加以吸收。
对现实的关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难看出楚人对生活的热爱。巫学是楚人的传统文化，“巫学不是今人所讲的装神弄鬼，它是一种原生态的学术”，其中有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原始哲学，当然也有巫术、巫法。原始科学中有天文、历象、算术、地理、医药等，这表明关注生活、执着于现世、富有创造性，是楚文化的重要特点。
长沙窑器具上的釉下彩绘外，还有模印贴花。在模印贴花装饰中出现了佛教形象，是湘楚文化对佛教文化吸收的反映。莲花，是佛教圣花，它象征佛教教义的纯洁高雅。在长沙窑的模印贴花中有很多莲花造型，特别是在有的模印贴花中莲花内还有孩童形象，据推测“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很有可能是象征‘莲花佛陀’”。除此之外，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佛教人物纹饰造型、佛塔模印贴花，以及观音菩萨的坐骑鱼龙——摩羯等。
长沙窑作品的书法装饰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佛教教义作宣传的诗歌，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还有“念念催年促，由（犹）如少水渔，劝诸行过众，修学香无余”等。
长沙窑器具装饰中出现的佛教文化的形象，表现了湘楚文化深受道家玄学以及佛教文化的影响。湘楚文化崇尚道学，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在北方盛行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时候，在南方长江中下游主要是楚地，则盛行老子的道教学说。西来的佛学主要借助玄学，实现佛教的中国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子化胡”。
湘楚人民不仅有对物质的要求，还有对精神的追求。楚地的人才自古便有两极发育的趋向，蕴育出了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哲学家。春秋时期，楚庄王有着“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的雄心壮志。在哲学上则有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和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所以，湘楚大地才蕴育出了兼具了入世和出世精神之美的长沙窑陶瓷器具。
陶瓷文化：越窑青瓷：记忆与传奇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回归。作为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中心产地，１０００多年前，慈溪上林湖越窑生产的青瓷源源不断地输往大江南北，开辟了从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陶瓷之路”。
而今，在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１００余件（组）各个时期的越窑青瓷遗珍首次回“家”，在宁波博物馆展出。
“这是一次系统的、高端的、空前的中国越窑青瓷展。”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说，“从这些展品中，能清晰地看到一部完整的越窑青瓷发展史。”
烧制了千年，消逝了千年，在千年的辉煌与千年的落寞之后，越窑青瓷再次回归，重放光彩。
在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源于三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物品：丝绸、茶叶和瓷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的影响甚至要超出丝绸和茶叶，这一点从西方人对“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称谓可以看出。不管学界对ｃｈｉｎａ一词的起源如何众说纷纭，但肯定的一点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陶瓷以及“陶瓷之路”对西方生活的深刻影响，使得“瓷器”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瓷器的影响甚至足以与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学界有人主张将陶瓷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列一起，称为中国的五大发明。瓷器作为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与财富；而作为瓷器的发祥地，宁波书写了中华文明璀璨的一页，演绎着陶瓷文化独特而丰厚的记忆与传奇。
瓷都记忆
７０多年前，在慈溪上林湖畔的荒山荆莽之中，时常会出现一个清瘦的身影，他独自一人埋首荒野，苦苦寻觅着什么。这位个子不高、面庞瘦削的书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他来上林湖，是要揭开蒙尘千年的一段瓷器的传说。
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在何处？传说中的“秘色瓷”又在哪里诞生？当人们还普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时候，３０岁的陈万里迈出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步。踏破铁鞋的工夫没有白费，经过反复的调查、对比、走访，陈万里终于初步揭开了上林湖作为“唐宋瓷都”的神秘面纱。
一个时代过去了，考古界已经形成一致的看法：慈溪上林湖一带，是越窑青瓷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唐宋“秘色瓷”的中心产地，“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
在苍翠的栲栳山麓，环上林湖及周边的杜湖、白洋湖、古银锭湖，方圆数十公里，密布着自汉至宋的１９０多处古窑址遗迹。破碎的瓷片和废弃的窑具散落荒野，堆成了山岭。在野草的掩映与湖水的冲刷下，这些碎片无言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传奇。
早在１８００年前，上林湖一带已是窑场密集、作坊林立，沿湖几十公里，有龙窑上百座。每至天黑，环湖窑火荧荧，人影攒动，煞是壮观。因古代上林湖地属越州，故名越窑。就是在这些越窑的龙窑里，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诞生了。越窑青瓷也因此有了“母亲瓷”的美名。
创烧于东汉的越窑青瓷，历经三国、西晋的发展和晚唐、五代的全盛，至北宋中期趋于衰落，终于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停烧，时间持续长达１０００多年。在中国各大著名窑系中，越窑青瓷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窑系。
历史上，先后有三大越窑青瓷生产中心，一是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二是慈溪上林湖一带，三是鄞县东钱湖地区。三大中心，以慈溪上林湖为最盛。从遗址的情况看，上林湖越窑遗址堆积丰富，规模宏大，时间跨度大，因而被称为“露天青瓷博物馆”。迄今已经发现的７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窑址表明，早在东汉时，上林湖就已成功烧制出大型的罐、坛等日用青瓷器皿。瓷器纹饰简古，造型淳朴，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晚唐、五代，延至北宋初，上林湖越窑青瓷生产进入鼎盛时期，仅窑场就有１５０多处，就其烧造规模之大、产品质量之精、影响之广而言，上林湖窑场均凌驾于各窑之上，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贡窑、官窑的设立，使上林湖越窑青瓷地位空前提高，制瓷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精妙绝伦的“秘色瓷”的诞生，更是使越窑青瓷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跻身于皇室宫廷生活，并与邢窑白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石川鸿斋曾作诗赞颂“上林之窑盛天下”，对唐宋之际上林湖越窑之盛叹为观止。
上林湖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还有，上林湖地处杭州湾南岸，临近唐代国际贸易港——明州港，水陆交通相当便利。
大量制作精致、造型优美的青瓷精品从上林湖越窑被烧制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内外各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据有关志书记载，从唐中后期始，瓷器作为贸易瓷，同丝织品一样，成为明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远销亚洲及非洲近２０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林湖为起点，一条明州通向海外的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开始形成。
这条“陶瓷之路”北达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南经广州，通向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远至伊朗、埃及等波斯湾、地中海沿岸国家。近半个世纪来，朝鲜、日本及印度、伊朗、埃及等国古港口、古城堡遗址，屡屡出土上林湖产的青瓷遗物，印证了当年“海上陶瓷之路”的繁盛。
精美的上林湖越窑瓷器一经输出，立即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人们的青睐，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反映在国际贸易上，是越窑青瓷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最大宗物品。与此同时，为满足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高丽、日本等国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世界陶瓷文明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秘色传奇
青瓷之美，在于釉色。青色，是中国瓷器的原始色和基本色。
自古陶重青品。在瓷器诞生后的前４００年，青色是瓷器最基本的颜色，直至北齐白瓷出现。此后陶瓷虽具诸色，仍脱不了青的底色。宋代五大名窑，除定窑外，汝、官、哥、均其实都可归为青瓷。
青色是生命力的表现，青瓷的生命力，从萌芽到结果都是在青色中完成。
青瓷之釉，青翠莹润，类冰似玉，如雨过天青的天空，如一泓莹碧的湖水，仿佛萦纡不绝的春日梦幻，令人迷恋如痴。这样的翠色，融和着万山千峰之色、天地自然之魂，凝结着古代窑匠天人合一的洞察与感悟。
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青瓷的翠色又化为文人的诗魂。
青瓷之釉，至“秘色瓷”达到巅峰，变成传奇。
“秘色”一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诗《秘色越器》。宋明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据宋人赵德麟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秘色瓷”为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专烧贡奉朝廷用的越窑青瓷，庶民百姓不得使用，其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
清人说：“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足见“秘色瓷”釉色晶莹透绿，胜过一般越窑青瓷。据说，凡是有幸见到“秘色瓷”的人，无不为她的精美绝伦所倾倒。
作为越窑青瓷的上乘之作，“秘色瓷”在晚唐、五代是贡奉朝廷的贡品，应是确切无疑的。晚唐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便是对“秘色瓷”产品性质的最好注脚。
但“五大名窑无秘色”，宋明之后，“秘色瓷”神秘消失。千百年来，再也没有人亲眼见过“秘色瓷”。人们只能在古人零星的诗赋中，想像她的神奇美妙。
“秘色瓷”究竟存不存在？她是什么样的？半个世纪以来，学界争论不休，世人苦苦寻觅。
旷世秘密，在一座寺塔倒塌后大白于天下。
１９８１年秋季，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数周，这在一向干旱少雨的陕西是极少见的。在陕西扶风，有着１７００年历史的法门寺内，方丈正在安排弟子修葺破损的院墙。忽然间，一声巨响，寺内传说中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宝塔轰然倒塌了半边。
６年后，考古人员在对法门寺宝塔地宫进行发掘时，在一个小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用丝绸包裹着的木质圆盘。打开一看，是一叠细腻精致的青瓷。青瓷一共１３件，造型玲珑剔透、细腻华美，釉色如湖水般清澈温润，虽尘封千年仍莹润如新。
联系地宫内石刻“衣物帐”碑文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这１３件青瓷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秘色瓷”？
通过对烧制工艺和特殊支烧方式的反复比较，专家确认这批青瓷来自浙江上林湖越窑遗址。稍后发现的一只八棱净水瓶，更成了破解谜团的铁证——在千里之外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也曾发现过一模一样的八棱瓶。
至此，“秘色瓷”的轮廓渐渐清晰：传说中的“秘色瓷”确实存在过，陕西法门寺地宫内的瓷碗、瓷盘和八棱净水瓶就是确凿的实物证据。而这种瓷器的产地，就在浙江上林湖越窑。
迷雾缭绕的“秘色瓷”身世之谜终于解开！
那么，“秘色瓷”之秘究竟在哪里？根据考古考察，结合现代技术分析，一般认为有原料和工艺两方面。
根据分析，烧制“秘色瓷”的瓷土出自浙东当地，是一种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混合型矿物。它含铁量高，可塑性强，耐火程度高，结合性能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制作越窑青瓷的最好材料。
而“秘色瓷”的釉料也是就地取材，其Ｆｅ２Ｏ３、ＴｉＯ２的含量较一般越窑青瓷为高。一种理解是，“秘色瓷”的胎泥、釉料均经过极为严格的筛洗，使用前需反复夯砸、淘洗，历经“九秋风露”，以致其化学成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中唐晚期以前，承早期越窑采用明火叠烧工艺。虽然到初唐对窑炉结构进行了改善，提高了窑内温度，但除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由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青中泛黄。
唐晚期、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在胎釉配方、窑具和烧制方面均有重大改进，制瓷工艺显著提高，青瓷胎质更加细腻致密，釉质腴润如玉。
特别是元和朝匣钵装烧工艺的创制和使用，使越窑青瓷的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带来了瓷器装烧工艺的一场革命。
匣烧，就是将瓷器坯体盛于匣钵之中，与火分离。匣烧工艺带动越瓷产品质量的飞跃，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改善：一是有效地保证了瓷器烧成时的还原气氛；二是消除了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使器内光洁美观；三是使产品器形端正，坯胎减薄，釉色青翠晶莹。
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匣钵釉封技术，就是坯胎在装入匣钵入窑时，还用釉料将匣钵口部密封。有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秘色瓷”特有的装烧工艺。
越窑青瓷莹润剔透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使越瓯作为茶具，深得文人雅士的钟爱，在唐代风靡一时。陆羽《茶经》曰：“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对越瓯推崇备至。施肩吾“越碗初盛蜀茗新”，许浑“越瓯秋水澄”，郑谷“茶新换越瓯”……这些诗句，令千载之下的我们犹能想见唐人引瓯吟哦的风雅生活。
唯美回归
至公元２０００年，一代陶瓷宗师——越窑已经沉寂了近千年。
从晚唐至北宋初，上林湖的窑工、匠师不断探索、创新，终使越窑青瓷达到巅峰，成为中国青瓷的杰出代表。
一个窑场能够千年不衰，保持制瓷工艺领先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达两个世纪之久，这是一个罕见的传奇。
然而，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自北宋中期开始，上林湖窑场逐渐衰落，至北宋末年停烧。
废弃的窑场历经风雨，荆莽丛生，曾经的繁华陨落在苍茫的岁月之中，以致好古的乾隆皇帝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
历史又开启新的千年，公元２００１年，沉睡了近千年后，越窑的窑火再度在青瓷的故乡上林湖畔熊熊燃起。
２００１年８月，慈溪市从福建龙泉引进７名制瓷工艺师，筹建越窑青瓷公司，全面恢复越窑青瓷生产。
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来，也有人多方择土仿制越窑青瓷，终因土质不佳或烧制工艺不到位而失败。以孙迈华为首的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瓷土采集、瓷釉配方实验，对瓷土和制坯、烧造等工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工艺难题，历经几十次的失败，终于在当年的１２月，成功试烧出崭新的越窑青瓷。薪火相传，逝去的越窑文明终于回归。
在新的历史时代，上林湖越窑续写着千年的传奇。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还在试制阶段，刚刚筹建的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带着５０余件青瓷试制品，赴杭参加西湖博览会。结果引起轰动，５０余件试制品被抢购一空。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恢复生产不到一年，公司的两件越窑青瓷作品就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一获金奖，一获优秀奖。同年１２月，在四年一届的全国陶瓷创新设计评比中，公司出品的“秋声赋”灰釉跳刀大盘和“忆”灰釉组合茶具又分获二等奖和优秀奖。
对于一个仅仅试烧一年的越窑青瓷公司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奇迹了。
孙迈华介绍，越窑青瓷恢复生产的成功，一是得益于对上林湖越窑青瓷传统工艺的整理、研究与传承，尤其是对“秘色瓷”生产工艺的研究；二是得力于对越窑青瓷工艺的创新开拓。
在烧制工艺上，他们作了大胆的改良。他们采用液化气燃料，窑温控制在１３００℃左右，这样的温度烧出来的青瓷，成品率比原来用木柴烧制高出许多，瓷器表面硬度几与钻石相近。
依托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所，慈溪市越窑青瓷有限公司工艺技术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公司已仿制出鸡首壶、瓷罐、八棱净水瓶、青瓷洗、葵花盘、人物水注，以及越碗、笔筒、香炉等青瓷产品４００余种。
这些制品胎质细腻匀薄，胎体轻巧；釉色以淡青为主，釉层薄而透明，色彩明亮、纯净素雅；图案简洁生动，纹饰清秀雅致，其色彩、造型已接近古代越窑青瓷。
成功烧制日用品的同时，越窑青瓷公司还研制试烧出越瓯、仿编钟等青瓷瓯乐乐器。
青瓷瓯乐，是用青瓷乐器或敲击青瓷器皿演奏音乐的一种器乐形式。击瓯源于击缶，早在几千年前就已产生。唐后期击瓯奏乐十分流行，文人墨客们在酒毕茶罢之余，把箸击瓯，赋诗唱吟，畅抒情思。“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随风摇曳有余韵，测水浅深多泛声”，一般来说，能用于奏乐的瓷瓯必定胎质坚密，方能嘤嘤成韵。
１９９８年，上林湖寺龙口窑址一批唐宋青瓷乐器的出土，为上林湖青瓷瓯乐提供了实物证据。
由于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越窑的衰落和民间音乐口传身授的局限，南宋以后越窑青瓷瓯乐流失民间，沉寂无闻。
越窑青瓷生产的复兴，为青瓷瓯乐的传承带来了有利的契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慈溪市民族乐团成立越窑青瓷瓯乐课题组；２００９年３月，在民族乐团的基础上成立慈溪市青瓷瓯乐艺术团。濒临消亡的瓯乐从此奏响新的乐章。
几年来，慈溪市民族乐团与越窑青瓷研究所密切合作，已仿制出可用于演奏的越鼓、越杯、越铃、越钟、瓷瓯、瓷鼓、瓷埙、鸟哨等，形成了越瓯、编钟、瓷鼓及吹奏瓷乐器４个系列２０多个品种的青瓷乐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上林追忆》、《越·瓷风》、《月下笛》、《上林瓷风》……一系列获得全国群星大奖和国际艺术大赛金奖的青瓷瓯乐作品的成功创作，使越窑青瓷瓯乐这种中国瓷乐中最古老、最有代表性和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器乐表演形式，在失传千年之后，终于获得了新生。２００９年，越窑青瓷瓯乐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水与火的洗礼，曾经的记忆正在化为今日的传奇。如今，上林湖越窑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并成功入选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林湖”越窑青瓷商标获得“原产地标志”保护。上林湖越窑青瓷文化生态展示区、越窑青瓷文化传承基地、上林湖越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陶瓷文化鉴赏-太平窑的传说
近二百年来，景德镇都过着有特殊意义的中秋节。每当农历八月十五夜晚，皎洁的圆月挂在天上，空旷的河岸到处闪烁着火花，这就是镇上的传统风俗烧“太平窑”。
“太平窑”是一种类似圆筒的象征窑。它用一只只烧瓷器时用做垫底的圆瓷渣饼搭成，这种窑大的一丈多高，小的也有三尺左右。每年七月下旬起，各地段的孩子就着手筹划烧“太平窑”。八月初一，分别在各条街道上向挑窑柴的担中抽取一二根柴储备。十五以前，分别在昌江河岸的空旷地段用拾俩的渣饼堆造出一座座窑。中秋的晚上，当月亮升到中天，开始投柴烧窑。那成十上百的太平窑一齐烧起来，就象点烧了无数支巨大的蜡烛，照得天上地下、路边水边一片通红，太平窑四周孔内冒出火来，就象一朵朵火花，也象一棵棵火树，与月光清光互相映照，成为瑰丽奇观。这种奇特的风俗是怎样相成的？相传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军曾几次到过景德镇。有一次太平军又要攻打景德镇。清兵的头目为了死守住景德镇，堵住江西通往安徽的通道，下令将镇上所有的烟囱和瓷窑拆掉，以便用它的砖头筑起一座座工事，抵抗太平军的攻打。瓷窑是窑工们的命根子，窑工和百姓都表示反对，痛骂清兵的狠毒，抗拒不拆。清军头目便派人到窑上抓了几个窑工，拷打问罪。但全镇窑工们奋力反抗，大家约定不拆一块窑砖非清兵。有一次，辅王杨辅清率领的太平军已逼临景德镇。清军知大势已去，只好撤退逃命。逃走前，将瓷窑烟囱，予以破坏，炸毁。当太平军开进景德镇时，只将到处是断墙残壁，破门倒户，却不见有一座烟囱冒烟。太平军晓得镇上的老百姓吃了苦，便下令打开官府的粮仓和金库，并要富户拿出钱粮，然后将米和钱分发给穷苦百姓。老百姓真是又悲又喜，更加痛恨清兵，拥戴太平军了。驻在镇上的太平军，打退清军一次次进攻，并出兵反击，取得了胜利。镇上百姓人人兴高采烈。可是由于镇上曾遭清军洗劫，加上周围被封锁，商贾不通，镇上仍呈现萧条的局面。转眼间，八月中秋节到了，如何使镇上热闹起来？让太平军一道欢度这个佳节。窑工们反复商量，都没有想到好办法。后来还是个老窑工出了个点子，说：到处都是渣饼，何不用这些渣饼垒成窑的样子，内用松柴燃烧，用窑火来庆祝。他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便都动起手来造成一座座渣饼窑。到时间点起火来，只见个处红光闪闪，火焰冲天，太平军士兵与镇上居民围着窑火边观火享月、歌舞谈笑，欢乐到深夜。此后太平军将士与窑工们一道重新建窑烧窑，更得到群众的拥护。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一盛况，也寄托自己的向往，就语义双关地把它叫做“太平窑”，每到中秋节烧“太平窑”，成了景德镇的传统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