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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行名款

瓷器行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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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15

鉴别瓷器。

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生产的瓷器中,有一些器物在底部书写“江西××记制”、“江西××瓷庄督造”等字款。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是不属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特定时期所代表的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朝始有官窑器后被分为官窑器类和民窑器类。在官窑器上书写纪年款为明永乐时始盛行,到清宣统而止。在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为明天顺时兴起,到民国时止。而在清光绪中、晚期的瓷器上又开始出现了一种代表商业性质的“行名款”。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直接关联。

清中叶,我国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民族资本企业应运而生。景德镇瓷业同样发生了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力企业(江西瓷业公司),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产品大多数被兴起的商行销售,而其成为新产生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场)。

窑货商行是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运行的商业性行业,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信誉各自确立了行名,并对所售产品要求窑厂在制造是不再书、印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私家款”和无款器物质量要好。其原因是商行对所售产品都有制造标准,并进行严格质量控制,以确保本行在同行业中的消费者中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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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行名款”瓷器


清光绪晚期至民国年间,有许多瓷器底部书写“江西某某记制”“江西某某瓷庄督造”等款式,书写这些字款的瓷器以彩瓷类居多。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不属于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那段时期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代有官窑器后被分为两大类,即官窑类和民窑类。在官窑器上直接书写纪年款开始于明永乐,直到清宣统而止。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兴起于明代天顺。民窑款延续到光绪中期逐渐减少并被新产生的资本商办窑厂代替。

清光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的资本入侵,迫使清王朝签定了许多允许他们在我国沿海、沿江港口通商和在内地投资办厂的条约。此时,国内改良派提出的一系列维新主张,民族工业已经开始崛起,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商督官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应运而生。景德镇瓷业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办企业(如江西瓷业公司),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厂大多被兴起的窑货商行取代,成为新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

窑货行(旧社会民间通称)是以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运行的商业性质行业,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自己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各自确立了自己的行名,并要求窑厂在制造时不再书写或印上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写或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到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写“私家款”和没款的器物质量要好。

说瓷器上的“行名款”


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生产的瓷器中,有一些器物在底部书写“江西××记制”、“江西××瓷庄督造”等字款。这种字款不是官窑“纪年款”,也不属民窑“私家款”和“堂名款”,而是那段特定时期所代表的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商办性质的“行名款”。

我国瓷业从宋朝始有官窑器后被分为两大类,即官窑器类和民窑器类。在官窑器上书写纪年款为明永乐时始盛行,直到清宣统而止。在民窑器上书写私家款为明天顺时兴起,直到民国为止。而在清光绪中、晚期的瓷器上又开始出现了一种代表商业性质的“行名款”。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国清中叶,国内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一系列维新主张,民族工业已开始崛起,一些自由商业者已形成资本行业规模,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应运而生。景德镇资业同样发生了系列变化,一向以朝廷拨款生产的官窑厂开始吸纳民营资本,变为官督商办企业江西瓷业公司 ,原先自产自销的民窑大多数被兴起的窑货商行而取代销售,成为新产生的资本家的附属加工厂场 。

窑货行旧时民间的通称 是以独立资本或合股资本而运行的商业性行业,专以销售陶、瓷产品为主。在营运中,为树立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各自确立了自己的行名,并对所售产品要求窑厂在制造时不再书、印工匠的私家款,而是书、印上自己的行名款。我们发现,在清光绪晚期至民国之间的瓷器中,凡有“行名款”的器物都比书“私家款”和没款器物质量要上乘。其原因是商行对所售产品都要求窑厂按照他们的标准制造,并进行严格质量控制,以确保本行在同行业中和消费者中的声誉。

清光绪黄地开光粉彩花鸟纹壶,器底部以凡红书“江西余梅记制”款,此物就是那段特定时期的产物。

清帝王堂名款瓷器


堂名、斋名一般是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名,这种风气在清代尤为盛行。据《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一书记载,当时有据可查的斋名、室名就有数千个。清代帝王也常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冠以书斋、堂名、以明其志、抒其怀。这种堂名、斋名之风在瓷器上也有所表现。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其书汉云:“称堂、称斋者,亲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王达官有之,而帝王无是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称家款。”据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对清代瓷器的不完全统计,属于堂名款一类的瓷器有250多种,但是在这些堂名款瓷器中,哪些属于帝王专用之瓷,文献中却很少记载。帝王堂名款瓷器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宋代定窑、汝窑、钧窑瓷器上就有“奉华”、“慈福”、“德寿”等铭文,主要是宋室宫殿之名。历代帝王都有自己的堂名款瓷器,也往往用一些典雅的堂名、斋名书于瓷器上,在传世品中这些瓷器占有一定比重,只是目前很难与文献记载相对应。关于清代帝王的堂名款瓷器,《饮流斋说瓷》一书有少量论述,其曰:“乾隆有彩华、彩秀二堂,皆内府物也,雍正为东园、文石山房;雍乾间为红荔山房;乾隆为友棠咨砚书屋、瑶华道人;道光为十砚斋。”但是《饮流斋说瓷》中的这些记载究竟依据的材料是什么?他所记载的堂室是否确有出处?这些堂室是否均为帝王所有?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帝王的堂名往往与帝王的活动范围有关,其中大部分应在紫禁城宫中或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行宫内,目前能够确切查有出处的帝王堂名款瓷器有以下几种:

“中和堂”款瓷器:中和堂为圆明园内建筑,康熙皇帝曾在此居住,传世品中书“中和堂”款器物,主要为青花釉里红器,有盘、碗、碟、盆等,纹饰多为山水人物图。“中和堂”款中又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公元1674年)等不同款识,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中和堂制”器物。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以康熙时期堂名款瓷器居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帝王及王公贵戚们的兴致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康熙初年颁布禁写年号的告谕有关。《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中,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

“朗吟阁”瓷器:“朗吟阁”为雍正皇帝登基前为雍亲王时在圆明园中的居所,瓷器上书“朗吟阁制”器物有白釉花浇、天蓝釉僧帽壶、蓝釉盘、蓝釉碗以及白釉碗、杯、匜等。

“古香斋”瓷器:“古香斋”是乾隆皇帝的斋名,是弘历作皇子时的一处旧邸,现在故宫重华宫东庑(保中殿)内,殿内额曰“古香斋”。乾隆帝为皇子时,自雍正五年(1727年)成婚后曾在此居住,登皇帝位后改称为宫,《古今图书集成》曾收藏在此宫。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仿石釉斜方双联笔筒,外壁题乾隆御制诗一首,“古香斋伴几枝桐,百尺扶疏翠色笼。”

“懋勤殿”瓷器:’懋勤殿”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建,位于乾清宫西庑,明夏言额曰“懋勤”,取“懋学勤政”之义,此处为皇室贮藏图书史籍之地,清朝沿明朝旧制,仍将图书翰墨之具贮于此,并为懋勤翰林待值处。康熙皇帝作皇子时曾在“懋勤殿”内读书。“懋勤殿”还是皇帝御殿亲阅档册,亲自勾决之处,内阁大学士及刑部官员皆面承谕旨于此。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印泥盒,盒面青花绘云龙纹,金彩书“懋勤殿”三字,盒内印泥鲜红如初,盒底“大清嘉庆年制”款。

“朗润”瓷器:“朗润”为福建宫花园内延春阁内一室,门上额曰:“朗润”,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为福建宫花园内佳景之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皇帝曾在此陪皇太后观灯。1923年建福宫花园毁于大火。故宫博物院藏一件乾隆粉彩霁兰描金花卉诗句大瓶,瓶体六面开光,三面绘时令花卉,三面题御制诗,诗句后落“乾隆”、“宸翰”、“惟精”、“唯一”、“比德”、“朗润”等篆书红印。

“乐善堂”瓷器:“乐善堂”在重华宫内崇敬殿,殿内悬雍正皇帝御笔书“乐善堂”匾。“乐善堂”与“古香斋”一样,同为乾隆皇帝为皇子时成婚时所居之处,乾隆皇帝曾将自己作皇子时所作诗文集成《乐善堂全集》刊印。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粉彩书式盒,形制仿乾隆《乐善堂全集》而制,器面直书“乐善堂”三字。

“养和堂”瓷器:“养和堂”位于圆明园内,建于雍正四年,书“养和堂制”款瓷器有青花釉里红八仙盘。

“嘉荫堂”瓷器:“嘉荫堂”现在沈阳故宫内,始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是清帝东巡时宴饮现戏场所,传世品中书“嘉荫堂制”款瓷器,既有乾隆时期的哥釉方斗杯,也有嘉庆时期的青花缠枝莲纹高足盘、蓝釉白花盘等。

“慎德堂”瓷器:“慎德堂”为圆明园内的一组建筑,它位于圆明园九洲清晏的西面,修建于道光十年(1830年),次年落成,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内的一处生活行宫,晚年主要生活在此。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于“慎德堂”内。在传世的一幅“喜溢秋庭”画轴上,曾详细描绘过道光皇帝在慎德堂内的生活场景,画卷左上角钤“慎德堂宝”印一枚,道光皇帝曾专门写过一篇《慎德堂记》文(收录在道光《御制文余集》)。由此而知,署“慎德堂”款的瓷器是景德镇御窑厂特意为道光皇帝烧制的“堂名款”瓷器,是道光时期的一种官窑瓷器。

在清代书“慎德堂”款瓷器并非道光一朝,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几件康熙瓷器也书有此款,如一件青花缠枝莲碗底书“慎德堂制”款:一件青花凤凰牡丹纹碗底书“慎德堂博古制”款;另一件青花牡丹纹碗底书“慎德堂仿古制”。这几件瓷器可能仅是一般的堂名款瓷器,远非道光时期“慎德堂”瓷器可比。因为慎德堂是道光皇帝晚年时主要生活场所,当时一切政令均出自此处,它与紫禁城大内的养心殿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道光皇帝在即位之初即将“知稼墙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的政治主张溶入“慎德”二字之中。

由于慎德堂款瓷器在道光一朝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市场价值一直居高不下。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就谈到:‘亲贵中雅制之品以‘慎德’‘绍闻’为最有名,‘慎德’瓶类近极罕见,有之则价值甚昂”。光绪时期仿道光“慎德堂”款瓷器有瓶、盘等器,民国时仿有天蓝釉、粉青釉、粉彩等器,虽然这些器物在造型、胎釉上仿得神似,但是在款识上却极容易看出破绽。

总之,瓷器上的堂名款是瓷器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其特有的形式构成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室名款


将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刻、印、书写于订烧瓷器上作为私家用瓷或藏瓷的标志,这类款识称为室名款,或称私家藏款、堂名款、斋名款、斋堂款等。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殿名、楼名、阁名、室名、书房名、馆名等。如:慎德堂、拙存斋、彩云轩、养心殿、古香楼、文山阁、澹怀室、古香书屋、椒声馆等。其中以带“堂”字的室名款最为多见。室名款于宋代已初露端倪,明代后期形成风尚,清代更是大量流行,尤以康熙、乾隆、道光时使用最广。在陶瓷款识中,室名款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室名款的使用与当时封建帝王的附庸风雅之风有密切关系。定烧者大部分是皇亲、贵族、高官豪绅、文人雅士或名工巧匠,也有一部分(例如带“官”或“殿”字的)是皇帝本人订制的,一股人不能随便使用,如嘉庆朝“懋勤殿”款印盒。懋勤殿位于故宫乾清官西庑,康熙皇帝曾在此读书,存放过碑帖,嘉庆时继续存放先帝遗物。此盒即为嘉庆时懋勤殿专用,至今盒里还有鲜红的印泥。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云: “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又曰:“有清仁庙、纯庙两代君主,好讲理学,故所命堂名多理学语。康熙则有乾惕斋、中和堂;乾隆则有静警、养和、敬慎诸堂,皆内府堂名也。由是亲贵诸士亦趋重于理学成为风气,如拙存斋、绍闻堂在康熙间;敬畏堂、正谊书屋在雍乾间;宁静、宁晋、宁远、德诚诸斋在乾嘉间;慎德堂、植本堂、有恒堂均嘉道间,大抵多属亲贵诸王之制品。” 还言:“称堂、称斋者,帝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贵达官有之,而帝王无之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私家款。”应当指出,有些室名款,特别是清代室名款,纵贯数朝,也有些清初瓷器上题写的款识,晚清再次出现。

民国室名款


从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年间,景德镇瓷器上继续出现室名款,它们主要见于民国初期的瓷器上。据不完全统计有:颐寿堂、乐古堂、怀仁堂制、居仁堂制(袁世凯所用)、静远堂制(徐世昌用)、大德堂制、慎德堂制、昭德堂制、退思堂制、延庆楼制(曹锟所用)、竹清山房、藏经山房、竹萧山房、碧云山房、澄怀园、惟一斋、古松斋斋(郭宝昌所用)、乐陶斋、如意馆等。当时制瓷艺人也瓷器上所署个人画室名有:斋(王琦所用)、饮冰斋(刘雨岑早年所用)、觉庵(刘雨岑晚年所用)、佩古斋(程意亭所用)、愿闻吾过之斋(王步所用)、古石斋(田鹤仙所用)、古欢斋(潘宇所用)、再思轩(刘希任所用)、石庐(梁兑石所用)、希平草庐(王大凡所用)、栖碧山馆(徐仲南所用)、平山草堂(汪野亭所用)、彤云山府(汪晓棠所用)、晴窗读书楼(邓碧珊所用)等。其中王琦、刘雨岑、程意亭、田鹤仙、王大凡、徐仲南、汪野亭、邓碧珊为景德镇珠珠山八友。

什么是堂名款?怎么辨识明代堂名款与清代堂名款?


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唐代以前,“堂”、“殿”通称。唐以后,专以帝王所居为殿,官府治事处所称堂。明清瓷器上的堂名款,大多为达官贵人定烧器物所用。明代堂名款瓷器稀少。清代康熙朝瓷器以堂名款为识,广为风行,表明康熙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对瓷器艺术特别钟,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审美趣味。

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唐代以前,“堂”、“殿”通称。唐以后,专以帝王所居为殿,官府治事处所称堂。明清瓷器上的堂名款,大多为达官贵人定烧器物所用。明代堂名款瓷器稀少。

康熙堂名款的命名,一般有三重含义。一为道德修养,如:慎德堂、怡德堂、应德堂、心逸堂等;二为祝愿经济繁荣和官爵的永保,如:恒丰堂、兆余堂、兆裕堂、世锦堂等:三为赞颂,如:美玉堂、金玉堂、佩玉堂、碧玉堂、正玉堂、美旭堂等。雍正、乾隆堂名款瓷器与康熙朝相比,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命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康熙朝的堂名款,闪烁一种对道德修养和事业追求的蓬勃向上的开拓性。雍正朝的堂名款,却转而为固守自律,如“淡宁堂”、“天宝堂”等。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流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的谨慎心态。在字体风格上,康熙与雍正、乾隆的堂名款,也变化鲜明。康熙朝的堂名款,书体刚劲挺拔,富于阳刚之美。雍正朝的堂名款,书写清新秀丽,具有一种柔美之态。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拘谨端方。

宋、元室名款


宋代瓷器带室名款的,主要见于定窑、汝窑和钧窑瓷器上。定窑瓷器的题款均在外底部,据统计其题铭不下16种,大多与宫廷有关,能确定为室名的有奉华、风华、聚秀、禁宛、德寿、慈福等,这些题铭均与宋代宫殿名称有关,是在制品入宫后,由宫廷玉作匠师携刻于器外底的。汝窑瓷器上的室名款见有奉华、奉成殿皇后阁等,亦系后刻款。钧窑瓷器上也有室名款,窑址出土过”“奉华”款标本,系烧造前刻于器物外底。元代龙泉窑青瓷盘外底有刻“使司帅府公用”款的,“使司帅府”即元代使司元帅府的简称。另一类室名款值得注意,一批宋代钧窑瓷器上,由清官造办处玉作匠人锩刻了清代的宫殿名,它们是器物陈设所在的标志,如:养心殿、重华宫、景阳宫、钟粹宫、养心殿明窗用、重华宫漱芳斋用、重华宫金胎玉翠用、建福宫竹石假山用、建福宫凝辉堂用等。所刻室名多把东、西六宫的主要宫名横刻,而东、西六宫的配殿名则竖刻。另见有钧窑瓷器外底刻瀛台虚舟用、静息轩用、瀛台静息轩用、瀛台涵元殿用、瀛台香殿用、永安寺悦生殿用、长春书屋等款,皆为后刻。

清乾隆室名款


清乾隆时期景德镇瓷器上室名款亦多见,据不完全统计,带“堂”、“堂制”、“堂藏”的有:凝和堂、明远堂、述德堂、述古堂、雅雨堂、叙堂、诚信堂、静镜堂、敬慎堂、椿荫堂、乐静堂、乐善堂、斯干草堂、和辉堂制、嘉阴堂制、植本堂制、彩华堂制、彩润堂制、彩秀堂制、敦睦堂制、荣瑞堂制、惜阴堂制、澹宁堂制、宝恩堂制、敬畏堂制、敬修堂制、致远堂制、曙光堂制、忠信堂制、资善堂制、养和堂制、师古堂制、庆宜堂制、六谦堂制、致和堂制、恭寿堂制、旭华堂藏等。

带“斋”、“斋制”、“斋藏”的有:宝晋斋、宝善斋、宝啬斋、宁晋斋、宁远斋、宁静斋、百一斋、德成斋、经 斋、有正味斋、澹宁斋制、宝啬斋藏等。

带“山房”、“书屋”、“楼制”的有:九 山房、 委山房、百一山房、红荔山房、文石山房、玉杯书屋、浴砚书屋、正谊书屋、宝机楼制、市隐楼制、绣麟楼制等。

其他有:恭寿堂宗祠、 好堂清赏、对屏山馆、妙香馆制、七十二鸳鸯社、听云山主人馆、东园略园、觉得轩、听松庐、苏庄、啸园等。

传世品中有一种书“古月轩”款的珐琅彩瓷器,过去曾传说“古月轩”是乾隆时内府的轩名,但是遍查北京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均无此轩名,显系讹传,故凡书“古月轩”款的珐琅彩瓷皆为别出心裁的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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