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酒。
茶能清心提神，酒能浇愁忘忧。烹茶时心境闲远，怡然自得，“使人胸中荡忧栗”；饮酒时超然物外，意兴湍飞，“穷达尽为身外事”。所以唐朝诗人白居易说：“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茶和酒经过千百年文人吟诵的加持催化，发酵酝酿出浓郁厚实、氤氲芬芳、令人牵魂萦梦的奇香。多少骚人墨客，在有意无意、似悟非悟之间，很自然地就走进了诗酒相亲、茶禅一味的禅境醉乡。
虽然古代儒家对饮酒之事，多所戒慎，常常提醒人文章来源华夏酒报要自我节制，不及于乱。不过诗酒之情趣，茶禅之妙理，如不得觚、卣、尊、爵载酒之器，虽爱酒诗仙亦难通大道；没有壶、盏、瓶、碗烹茶之具，虽得道高僧也无法破烦清神。远在石器时代，先民就已经制作出精美的酒器，欢饮为乐。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酒器，制作的工艺水平极为出色。而殷人爱酒，盛酒所用青铜酒器更是匠心独运，巧夺天工。事实上，商周时代的青铜酒器，本身就是令人惊艳的艺术作品。魏晋时茶事兴起，陶瓷烧制的茶器、酒器，在当时酒社茶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唐宋之后，北方邢窑、定窑的白瓷和南方越窑、龙泉窑的青瓷，以及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青花瓷，成为闻香酣醉之人直通禅境醉乡的引渡之舟。
降及明代，陶瓷茶器酒器的创制，达到了堪称空前绝后的境界。明朝永乐、宣德、成化时期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和正德、万历以后江苏宜兴的紫砂陶，俨然是饮酒烹茶时的不二之选。尤其明代科举仕途艰辛，出人头地不易，无数文人寄情诗酒，忘怀茶禅，留连徘徊于山水之间。宋晁补之《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所谓“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于是乎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山水之间，成为明代丹青妙手的画作胜景。文徵明《惠山茶会图》、唐伯虎《事茗图》、丁云鹏《漉酒图》和陈洪绶《蕉林酌酒图》中的茶炉酒具则仿佛北宋米芾《苕溪诗卷》所云“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的行书写生图稿。
古今名画写茶酒之器者为数不少，诸如唐周昉《调琴啜茗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北宋徽宗《文会图》、南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元赵孟頫《斗茶图》，乃至于明清迄今传世诸多名画，都足以令人透过画中茶器酒器的摹写，而沉浸于茶禅诗酒的世界。明祝枝山题明四家之首沈周《佳果图卷》云：“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如果比之于茶器酒器之图写，则前人所谓“烂于琼瑶”和“色比琼玖”的陶瓷易绘，而“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的画意难得。清朝乾隆年间画家薛怀的《山窗清供图》，整幅画只画两只茶壶和一只茶碗，旁有朱显渚题诗：“总待新泉活水，相从栩栩清风。”图简意赅，如入禅境。薛怀提笔写真时，案前必有此二壶一碗。如今图存而壶碗皆不知所终，更遑论壶中所煮之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陆机论丹青之道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当驱愁破睡、涤烦忘忧的美酒香茶，注入诗盏词瓢之际，茶已非茶，酒亦非酒。而当烹茶煮酒的茶壶酒瓶写入图画之时，茶离尘世，酒入醉乡，“不住声香味触法”，只见静观自得、隽永怡人的“茶颜醉色”。
清朝乾隆皇帝曾遣人图绘头等陶瓷器，分别辑录为《陶瓷谱册》、《精陶韫古》、《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等图册。大内宝器自然非民间收藏敢望其项背。然茶酒之于人生，为帝王与百姓所共享。茶器酒器之为用，也不分天潢贵冑与平民布衣。因此不揣鄙陋，窃效《燔功彰色》之旨，而为《茶颜醉色》一书。书中选录陶瓷器凡48件，茶器酒器各半。不论今古贵贱，但求雅俗共赏。
扩展阅读
白琬胜霜雪 盛茶有佳色
茶具之中，虽然极爱青瓷，但是每次见了上品的白瓷，顿时如大观园中的宝二爷一般，“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一时心里眼里只有白瓷了。这种审美上的用情不专真是不可救药。
这也怨不得我。白瓷真是美，清水芙蓉，清纯天然，而且那种美不需要任何历史、文化的铺垫，不需要任何旁人的阐释、解说、演绎，就是一望而知，心生欢喜，而且耐得住细看，把心里起初的一点欢喜直看得满心都是。
唐代的大书法家颜真卿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个月夜相聚饮茶，留下了《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最后是以“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以此收结了全诗。这一句常常被误为颜真卿所作，其实不是，是他的朋友陆士修。这真是咏茶佳句！寥寥十个字，写出了品茶的器具、时间、环境、动作、氛围，还传达出品茶者的心态和品位，暗含了品茶者的身分和友情，更以清雅幽静的意味直通茶道“和清敬寂”的大境。素瓷，当是白瓷了。除了洁白的瓷器，还有什么更能和夜晚的安静、幽微的香气、心态的闲适相衬托相和谐？
杜甫好像也偏爱白瓷，他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整首诗都在赞美白瓷：“大邑烧磁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琬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写四川大邑白瓷胎质薄且坚硬（“轻且坚”），釉质非常洁白细腻（“胜霜雪”），胎体烧结很好，可以敲击出美妙声音（“扣如哀玉”），因此风靡蜀中（“锦城传”）。白居易也喜欢白瓷，他深知白瓷茶具的妙处：“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白琬胜霜雪，盛茶有佳色，道出了白瓷茶具的两大优点。何况白瓷比青瓷更具包容性，不论什么茶，它都能很好地映衬茶汤色泽之美，不像青瓷，只能把绿茶衬托得出色，和红茶、白茶、乌龙茶就不相宜。
想知道唐人“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河北邢窑白瓷茶具，可以看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邢州窑白瓷碗，那是唐代北方白瓷的代表作——胎骨、釉色都很洁白，碗浅而敞口，茶汤注入后可以览尽茶色，碗底是使碗放置平稳的“玉璧形”，胚体轮旋规整，肌理细腻均匀，釉面平匀明润而少浮光，欣赏它，会很自然地明白，何以白瓷有“假玉器”的美称。而始于唐代终于元代的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宋代时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北宋时江西景德镇烧制的白瓷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而最为著名，元代起远销国外。此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安徽祁门等地的白瓷茶具也都各具特色。宋末元初，福建泉州德化开始建窑，也产白瓷，到了明代臻于完美，胎骨致密，透光性好，光泽明亮，洁白如脂，釉面在光照下透牙黄色，故称“猪油白”“象牙白”，外国人则称为“鹅绒白”“中国白”。
由于斗茶式微，散茶兴起，明代茶具从黑（黑釉盏）转向了白（白瓷为主，青花为辅），普遍认为“其在今日，纯白为佳”（许次纾《茶疏》），白瓷在明代成了茶具的主流。明代的白瓷称为“甜白”，又以永乐“甜白”最出名，是可以让人看得满心欢喜的茶具。流传至今的明代白瓷茶具有永乐甜白釉僧帽壶、永乐暗花莲卉纹碗等。
白瓷茶具是中国茶具的精华。如雪似玉的洁白，匀净明润的釉色，在五彩缤纷之中别具一种天然本色的风韵，告诉人们什么叫以少胜多，素朴中的风雅，单纯中的深厚。
茅台酒求宝瓶、江南会下订单 丽水龙泉青瓷“醉爱”定制
前段时间，故宫博物院证实，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在进行无损分析测试时发生文物损坏事件。宋代哥窑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哥窑其烧制技艺正是起源于青瓷之都——浙江丽水的龙泉市。
浙南古城龙泉，因剑得名，凭瓷生辉。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内外重新刮起一股龙泉青瓷热。去年龙泉全市青瓷宝剑企业实现产值12亿元，其中青瓷6.3亿元，宝剑5.7亿元，几乎翻番。
周董的歌+入选“非遗”让青瓷招牌更响亮
“青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夜色被打捞起，掩盖了结局
如传世的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2007年，周杰伦的专辑《我很忙》全球发行，这首《青花瓷》因其优美的歌词、婉转的旋律和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传唱大江南北。严格的说，青花瓷和青瓷还不是同一种工艺，但龙泉青瓷多多少少沾光。
2009年，更大的契机来了。9月30日，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球陶瓷界首张“非遗”名片，这对于龙泉的青瓷产业无疑是一剂强心剂。
“最近生意不错，工厂每天都很忙。”都说“好汉不赚六月钱”，但是在位于龙泉市工业小区内的天工瓷业有限公司的厂区内，仍是一片忙碌的场景。这样的场景，公司老总胡兆雄这两年越来越习惯了，因为上门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算上国营厂的工作经历，做了20多年的青瓷的胡兆雄如今已经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他说，自从1994年创业以来，2008年以后的生意增长最快。2009年的销售额能到500万元左右，而去年已经做到了1000万元左右，今年上半年的势头依然不错。
成功入选“非遗”，冲着龙泉青瓷而来的买家纷至沓来，青瓷企业的日子越来越好过；而龙泉青瓷也开始重新回到龙泉人创业发展的视野中，新冒出来的青瓷企业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般。作为龙泉青瓷协会的副会长，胡兆雄说去年龙泉新增了一百多家青瓷企业数量，重新回归的、新进创业的都有，就连上门找他拜师学艺的徒弟都多了不少。
高端青瓷礼品受宠江南会也上门定制
龙泉市南宋哥窑瓷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金逸瑞最近一直围着一款“蓝桥风月”的青瓷瓶子打转，前前后后打了20多遍样子。
这款瓷瓶的订单来头不小，来自马云旗下的江南会。金逸瑞告诉记者，这款瓷瓶，是江南会为高端客户特别定制的装黄酒的高档酒瓶，数量要求不多，做工上也力求简单，看中的就是龙泉青瓷本身的韵味。金逸瑞则看中了江南会背后潜藏的众多高端客户，这给他的高端青瓷礼品定制业务带来“滚雪球”效应，订单猛增，也是他的企业近年发展迅猛的重要原因。
金逸瑞说，很多像江南会这样的业务都是定制过青瓷礼品的客户介绍过来的。从2007年开始，越来越多从北京、上海、杭州来的客户，上门定制青瓷礼品，而且需求也越来越高档。他的企业也从创办初期以茶杯、茶具等低端日用瓷为主，转型成为以定制生产高端礼品瓷为主，这两年的年销售已经翻了个跟头。
尝到甜头的还有胡兆雄，他目前专注于创作收藏瓷和高端礼品瓷。他说，高端礼品瓷虽然量不大，但是单价和利润都很高。如今，银联、银行等高端客户每年都有比较稳定的订单投来，前段时间甚至还接到了西藏那曲地区的订单。
技术创新闯出新天地青瓷酒瓶遍装全国美酒
“在成都双流机场，一瓶售价5万多元的国窖酒，瓷瓶就是龙泉产的。”这条微博，在龙泉青瓷行业里颇为出名，不少人聊起来都十分自豪。
很多人对茅台、五粮液、国窖、古越龙山、红星二锅头等各式黄、白酒可能都不陌生，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装这些酒的瓷瓶出自龙泉。
金逸瑞的哥哥金逸林，是龙泉市最大的一家青瓷酒瓶企业的创始人，他旗下的四家工厂去年总共生产了2000多万只青瓷酒瓶，几乎装遍了全国各类知名的黄、白酒。他告诉记者，做了12年的青瓷酒瓶，他的公司给一千多种酒做过瓷瓶，包括茅台、五粮液、古越龙山等等，在饭桌上经常能喝到用自己工厂生产的瓷瓶装的酒，这是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金逸林说，其实要标准化生产酒瓶子可能比创作艺术瓷在技术上还难。他告诉记者，茅台等知名酒厂定制的瓷瓶，酒瓶口直径误差在正负10%毫米以内，瓶身直径误差在正负2%毫米以内，对容量、重量、高度等都有严格要求。
为此，金逸林在技术创新上费了不少功夫，引入了新的设备，与科研院校合作开发新的制造技术，是他多年来赢得市场的法宝。最近，他的新厂房里用上了节能30%的窑炉，还投入了800多万元，与浙大合作开发纳米技术应用于开发瓷瓶新材料，提高瓷瓶强度和抗菌能力。
技术的创新，让金逸林生产的青瓷酒瓶闯出了大空间，他的企业10多年来平均每年都能保持30%以上的增速，去年的产值达到7000多万元，今年有望超过1亿元。
新闻大局观
来自龙泉市青瓷宝剑产业保护和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09~2010两年里，龙泉青瓷企业增加了100多家，达到了281家，青瓷从业人员达到了1.3万余人，其中已有国家级大师9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16人，高级工艺美术大师67人，而龙泉的总人口只有区区28万人。
去年龙泉全市青瓷宝剑企业实现产值12亿元，其中青瓷6.3亿元，宝剑5.7亿元，同比增长96.7%，几乎翻番。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仅规模以上龙泉青瓷企业同比增幅就达29.5%，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
颂陶瓷文化扬华夏文明
瓷器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兴起、昌盛、失传、恢复，以及再次兴盛的过程。最能代表中华瓷器文化的定瓷，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下得以恢复烧制工艺的。“中国定窑第一人”陈文增先生，是通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让融合中国文化的中华定瓷重新站在世界舞台上的陶瓷艺术大师。
百年定瓷，兴衰历史
陈文增介绍，定瓷具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三大特点。历史记载，定窑创烧于唐代，但根据最新出土文物以及相关材料证明，定窑的烧制时间可能更靠前。北宋是定窑的辉煌期也是重要发展时期，之后由于战争，民不聊生，定窑文化发展开始衰落。
到了金代，经过北方移民的传承，定窑出现了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从唐代到定窑失传，再到定窑消失大概经历了六七百年的跌宕起伏。定窑之所以在北宋时期达到鼎盛，主要原因是它属于官窑，当时定窑发展的规模大，老百姓也开始建窑生产。陈文增研究发现，北宋是定窑官窑、民窑同步发展的时期，当时定州的很多定窑瓷器不仅走向了皇宫，也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陈文增还认为，宋代定窑除了艺术陶瓷外，大部分都是生活用瓷，这是定窑生产品种的基本特点。他认为定窑在历史上有三个之最，第一是规模最大，从业人员众多；第二是为国库创作了丰盈的利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三是在历史上生产时间最长，整整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间。
文化魅力，引领定窑恢复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号召恢复定瓷烧制，传承瓷器文化。于1978年走进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陈文增先生，也是从那时开始与定窑结下了绵绵情缘。他回忆说，自幼爱好书法的他到厂第一年，写了三个月的字，后来进入定瓷实验组，并承担造型和装饰艺术工作。
在恢复定窑烧制过程中，陈文增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不再给厂里提供资金支持，需要工厂独立生产、销售产品，自己开发市场以创造效益。这让他深刻感受到市场经济是无形的，于是他和现在公司的执行总经理蔺占献承包了这一项目，虽然依附当时厂里的技术和设备，但都只是小打小闹，只是找到定窑烧制技术的一个小起步。
但陈文增没有退缩，更没有抱怨，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困难之中，并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攻坚克难。为了做实验，他们到山区找原料，找回来之后碾碎进行实验，然后化验，与古代的瓷片还原之后进行对照。期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心烦气躁。恢复定窑古法烧制技术的关键在于其坯和釉是不是与宋代的配方原料一致，为此他们大费周折。同时，公司的日常开销、贷款困难、家人朋友的不支持等更让他们感到举步维艰。
不过，中国瓷器文化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着陈文增和他的同事们，让他们不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忘记恢复过程中的困难和坎坷，不离不弃，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如今，他们不仅恢复了定窑的烧制技艺，同时定窑烧制技艺被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文增先生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陈先生说，之所以当时没有选择放弃，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定瓷文化或者说对陶瓷文化的一种爱，一种执着的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衡量了自己一生当中最应该干什么，最值得干什么，那就是各取所长、分工合作，将陶瓷美术和陶瓷工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失传千年的定窑产品再现人间。另一个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原因是，恢复定窑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开始的，他们把这个文化工程看作是自己光荣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的位置，也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才能体现他们真正的价值，所以他们当时认准定瓷，并且从未改变初衷。
谈定窑，陈老如数家珍
如今，陈文增的多件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英国珍宝博物馆收藏。谈到这些作品，陈老如数家珍。他认为好的作品首先要看造型、装饰设计，这些设计必须建立在一种文化底蕴上，也就是说要以陶瓷艺术与文化为基础，艺术不是最高的宗旨，而文化是它呈现的最终内容。比如他创作的雕花陶瓷“四海呈祥”，是建国五十周年时设计的一件向国家献礼的作品。当时还不是国家级大师的陈先生，接到的任务要求是不能仿制，必须是自己的创作，并且只给了他作品名称。从设计到交出作品的时间也非常紧迫，只有半个月时间，根本不允许他花太多的时间考虑设计方案。接到任务后，陈文增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他将瓶子做成灯笼的形状，表达庆贺之意；另外，他想到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这个作品要能够代表龙的子孙，于是他在瓶上刻云、瓶下刻水、中间刻龙，全面展现了中国独有的龙文化。作品在人民大会堂展出时，受到诸多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陈文增还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创作作品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盲目追求。因此他不断创新，以自己独立的文化思考、艺术手法引领着定窑的市场潮流。
除了在传统定窑上不断创新，陈文增先生还创造性地将诗词和书法结合在一起，被同行誉为“华夏一绝”。他介绍说，一件以杨贵妃为创作灵感的“贵妃瓶”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之所以以杨贵妃为题材，是为了表达对这段历史故事的遗憾之感。他认为李隆基作为皇帝，把自己对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让一位女子承担，是对自己责任的推卸。陈先生还在瓶上题了一首诗，希望能够起到警世的作用：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文化，都不要荒废时间，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
陈文增先生创作的每一件作品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要么源于一个故事，要么来自一个文化传说，是文化和艺术结合的最佳点。他创作的“贵妃瓶”当时送给了一位美国画家，看到这件作品并聆听了其中的故事后，美国画家表示非常喜欢，并称赞中国文化很了不起。“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成品，都融入了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这是陈先生对价值的诠释，更是他对定窑价值的认可。
两岸交流，做文人陶瓷
陈文增先生认为，传承定窑文化必须进行学习交流，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此他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会。会上他将定窑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以及恢复过程进行阐述，曾一度引起轰动。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瓷器文化交流，同时增进了两岸同胞的深厚感情。
通过这些交流活动，陈文增先生发现，台湾的大部分陶瓷艺术家对文化研究得都比较深刻，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经常听他们谈到历史，其作品也非常精美。中国大陆的陶瓷艺术家则更加注重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在陶瓷文化底蕴的研究探讨上相对欠缺。
多年来，陈文增先生一直提倡“文人陶瓷”或“文人瓷”，他认为做陶瓷的人首先是个文人，绝对不是工匠，不能将其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应该首先把它作为文化的载体，然后再讨论如何通过艺术发展这一文化。艺术的价值需要通过文化体现，齐白石先生的一幅画，无论大小在拍卖市场都可以拍到高价，不是因为他的笔墨值多少钱，而是他作品中的文化体现更胜一筹。齐白石先生以画家扬名，却人称“四绝”，他的诗是第一、书法第二、篆刻第三、绘画只排到第四，前三项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其绘画的基础，体现出艺术作品中文化的分量，齐白石已经成为当今书画界的楷模之一。
陈文增先生以齐白石先生的创作为例，向很多瓷器界同仁和自己学生传播瓷器文化。他说，并不是会做陶瓷就能成为艺术家，想要成为大师，如果作品没有文化内涵、没有文化做烘托，其陶瓷艺术没有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就不能称之为大师。提倡文人瓷，就是文化人做的陶瓷。
发扬瓷文化，用文化强“瓷”
为了让定窑文化不断传承发扬，陈文增先生取得一定成绩后便开始培养接班人。对此，他要求第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第二要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三要有较好的身体素质，第四要有让人信服的技术，第五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具备了这五点，才能真正将定窑文化、瓷器文化，甚至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陈文增先生还表示，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最薄弱的也是文化，比如说定窑失传八百余年，为什么失传，因为战争期间，老一辈做陶瓷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工艺没有被记载下来；另外，一些制瓷技术传男不传女的落后腐朽传统也是技艺失传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陈文增先生先后出版《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书法作品集》等多部专集原因所在。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知道，定窑人不光是做陶瓷，也会做文化，还会把文化和瓷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目前正积极从事的事业。他已经把恢复的定窑制瓷技术、恢复过程等用文化的方式记录下来，使得定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次失传，真正对历史的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
陈文增先生开创了陶瓷、诗词、书法三联艺术体系，在定窑文化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他非常注重对学生甚至是普通员工在文化素养方面的培养，并且要求严格。公司每年都会开展各种文化类型的活动，如不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上到副总下到员工，买书公司报销，但买了书必须要读，举办读书报告会意在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全年买书报销三百元是一个级别，一千元是一个级别，每个人都写读书报告，争取让每位员工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这也为锻炼、发现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外，公司每年都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成立了定瓷诗社，有自己的社刊，内容非常丰富。他们要求学生不仅设计制作陶瓷，还要有理论性的研究，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基本上每年都会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也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但凡在艺术领域有大成者，必须具备独立特行的艺术天赋、求艺若渴的学习精神。陈文增先生除了对艺术的执着，还有一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赋予了其艺术作品一种灵魂，也让他成为定窑艺术领域的大成者，他的定窑文化和艺术之途必将走得更远。
民国瓷，华夏古陶瓷的“拐点”
民国粉彩花鸟纹座镜
民国粉彩婴戏纹盖
民国粉彩松竹梅纹赏瓶。
民国珊瑚红描金塘缸
民国粉彩花卉纹橄榄瓶。
民国云居轩粉彩山水笔筒
在烽火连天、饿殍满地的38年岁月里，正如民国时期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学术、教育等领域仍然取得辉煌成就一样，民国瓷器尤其是艺术瓷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数千年陶瓷事业得以延续和发展。
由于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瓷绘名家艺术个性的释放和发挥，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影响，现代绘画形式的感染，社会风气民主化、平民化、人本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上流社会的各种特殊需求等，民国瓷器在品种的创新和开发方面、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方面，成绩可观，硕果累累，充分体现出古今相交、中西相融、雅俗共赏的时代文化特色。
民国“御瓷”，藏家眼中的现代官窑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质量，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
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中选择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4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6000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600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政府，这里面就有那600余件“洪宪瓷”。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此款瓷器多为大瓶。“双照楼制”款瓷器为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的专用品，署此款的瓷器甚为罕见，传世有白釉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后，于当天就开始对总统府中的物品进行清理，在餐厅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景德镇青瓷餐具。这就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专门在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一批瓷器，人称“国府御瓷”。
与蒋介石有关的特制瓷器，包括蒋介石用瓷、祝寿瓷和国府礼宾瓷，数量不在少数。在庐山一座博物馆的展品中，就有蒋介石用过的“蒋”字瓷盘。194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以他们的名义将特意定制的高级成套瓷器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作为祝贺她结婚的礼品。
民国“御瓷”的制作尽管是出于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个人爱好或特殊需要，但在客观上也对民国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刺激和推动作用。袁世凯令人为英国国王乔治刻制瓷像，蒋介石赠送英国王储伊丽莎白瓷器，作为高贵的国礼，都在世界上对民国瓷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珠山八友”,引领民国瓷行情
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引领民国瓷器行情，其价格成倍增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拍卖会瓷器专场的重头戏。
民国艺术瓷代表着民国瓷的最高水平，也是民国瓷在中国几千年陶瓷史上得占一席重要之地的最重要的筹码。这不得不归功于以“珠山八友”为主要代表的景德镇艺术大师们。“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流派，开辟了陶瓷装饰与陶瓷绘画相结合的新天地，将粉彩绘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珠山，是一座小山丘，现处于景德镇老市区的中心，原为“立马山”，因四周山势蜿蜒，有“五龙抢珠”之说，所以又被人们称为“珠山”，也被人们当做景德镇的别称。又因珠山是昔日龙珠阁和明清御窑厂所在地，所以制瓷名家在绘瓷后落款时常常不用“景德镇”而用“珠山”。
清末民初，御窑厂倒闭之后，一批知名瓷画艺人转入民间，新粉彩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其先驱是汪晓棠和潘匋宇，继之而起的是以王琦为首的“月圆会”，因每月十五聚会而得名，人称“珠山八友”。当时“珠山八友”中的人物画家王大凡曾绘有《“珠山八友”雅集图》。“珠山八友”并非都是江西人，却云集景德镇，定时探讨瓷绘艺术。他们多以八人合作的形式，画八块长条瓷板组合成一套画屏销售，人见人爱，销路极畅。
关于“珠山八友”的具体成员，据“珠山八友”中最年轻的艺人刘雨岑回忆，当年参加月圆会经常一起论画的艺人有王琦、王大凡、汪野亭、邓碧珊、程意亭、徐仲南、田鹤仙、刘雨岑八人；而“珠山八友”的另一位成员王大凡则回忆为王琦、王大凡、毕伯涛、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邓碧珊、何许人八人，而无徐仲南、田鹤仙。
实际上，“珠山八友”与“扬州八怪”一样，是指一个画家群体。他们主张画必有意，画风与书法款识多追求清代“扬州八怪”的风格，戮力把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地融为一体，成就斐然。“珠山八友”生前就名扬海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瓷艺作品备受推崇，价格不菲。
作为当时绘瓷领域的顶尖人物，“珠山八友”各有所长，各显其能，各领风骚。如王琦擅写意人物，邓碧珊工鱼藻，徐仲南精松竹，田鹤仙专梅，王大凡专人物，汪野亭尤工于青绿山水，程意亭擅山水花鸟，刘雨岑草虫尤为一绝。即使同画一种题材，他们也能发挥各自的文化修养、运用各自的艺术技巧，绘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民国瓷，要藏就藏细粉彩
民国瓷收藏红火是大势所趋，目前机遇很多，应主要投资收藏民国时期细路瓷器，特别是细路粉彩瓷器，即藏家俗称的“细粉彩”。
行里人通常把瓷器分为细路瓷和粗路瓷两大类。细路瓷的胎质坚致、洁白、细腻、莹润，虽是手拉坯，却很少见旋痕。器物造型生动、秀美、端庄、大方，底足边线整齐。在绘画装饰上，其图案构思严谨，笔法细致，设色和谐，风格优雅。
据统计，最近5年，民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10倍。由于民国“细粉彩”身价陡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制假者大量仿制民国精品。这些出现于市场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彩、釉色无一不肖，收藏者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专家普遍认为，购藏民国细粉彩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者的艺术地位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一个是器物的完整精美程度。就器物而言，首推瓷板画，最好是四块以上的套屏；插屏、挂屏上用于观赏的瓷板，其价值远远强于一般日常家具上的瓷板。同一个作者的作品，细致的比粗率的价值高。
在明清官窑瓷器长期占据瓷器收藏市场优势之后，近年，民国瓷器出现了行情看涨的势头。特别是民国的精品瓷器，颇受收藏者青睐。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的拍卖行和古玩市场里，“不要小看民国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珠山八友”等名家的作品更是收藏者追捧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