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西夏古窑遗址上遗留的瓷蒺藜残片
人都知道中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手榴弹——瓷蒺藜也是中国人所发明。它是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王朝发明的。“瓷蒺藜”的发明和出现，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国内外研究古今军事武器装备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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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蒺藜即在一圆形瓷球上布满尖状刺，如同刺猬。瓷蒺藜中间是空的，里面装上火药，点燃火线引爆瓷刺后射向四面八方，杀伤力非常强大。瓷蒺藜有两种，一种是带把的瓷蒺藜，人们称之为手榴弹；不带把的瓷蒺藜，有人称之为地雷。这说明，当时的西夏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国家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是短短一瞬。甚至有人说，这个“神秘王国”，就像戈壁沙漠中河湖的水被蒸发掉一样，突然出现，忽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夏晚期版图
提起西夏，事实上，这个“神秘王国”曾经存活了190年。公元1038年建国，先后与辽、金、北宋、南宋对峙，不仅没有被以上大国军队打败，相反还对曾经征服欧、亚两大洲、所向披靡的成吉思汗军队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这个以党项羌人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聪明智慧。尤其是它在军事方面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最早的手榴弹(瓷蒺藜)，系中国在火兵器时代的最早发明，领先世界数百年。
据说西夏王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遭遇毁灭性的覆灭，也跟发明瓷蒺藜有关。西夏人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主要得益于不少自制的军事火器。瓷蒺藜这个类似现代手榴弹、地雷一般有着巨大威力的武器，作战时一旦投向敌区，轻则让对方人仰马翻，重则让敌人死伤无数。在当时的战场上，人人都对瓷蒺藜闻风丧胆。元太祖成吉思汗多次征讨西夏无功而返，也跟瓷蒺藜有关。最严重的是，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讨西夏就是被瓷蒺藜掀下马，不久便病逝而亡。临终前，成吉思汗下了“三灭令”：灭绝西夏王、灭绝西夏族人、灭绝西夏文化。这便导致后来的蒙古大军对西夏人和西夏文明实施了灭绝性的毁灭和报复，于是强大的西夏王朝在短时间内迅速消亡、灭国。
翻开党项人的史籍，可以看到，这个马背上的民族非常勇悍。开国皇帝元昊作战时往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皇太后没藏氏、梁氏，多次率领大军进攻宋朝，亲自擂鼓督战。党项人无论男女，人人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百里而走，千里而期，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党项人不仅尚武善战，而且智慧无穷。他们不仅创造发明了属于自己的文字，还在天文历法、冶金铸造、雕版印刷、土木建筑、陶瓷制造、水利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发明并做出了巨大贡献。仅陶瓷制造一项，便是其他封建王朝无可比拟的。
扩展阅读
兵器收藏指南
中国社会进入奴隶制度后，战争频仍，绵延了数千年。特别是在春秋时代，据《春秋》一书记载，在250余年中，各种战争发生了数百起，都是列国诸侯之间兼并和掠夺的战争。所谓“春秋无义战”，正是一语道破当时大多数战争的基本性质。其后，五霸迭起，七雄争胜，战争规模扩大，激烈程度日烈，大有“争城以战，则杀人盈城；争地以战，则杀人盈野”之势。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也不断地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武器的制造是十分重视的。商周时即曾大量铸造青铜兵器，它是当时的国家机器——军队必不可少功先进装备。中国古代兵器，大致也在此时基本形成，其种类和形制后来虽有发展，但变化不大。对于铸造在作战中能战胜敌人的武器，战争的双方是不遗余力的。因此，虽然经过战争的大量消耗，仍有大量遗存下来，在古战场遗址，也能经常发现各种武器的残存。所以，在古玩中，兵器是一大宗。
战争依附于经济，生产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作战方式，因而作战的武器自开始以来就是从生产与交通工具转化而成的。我国古代历来有所谓“十八般兵器”之说，它早巳成为古代兵器的代称。从文献来看，“十八般武器”是由“十八般武艺”演化而来的。“十八般武艺”的说法在宋代已经产生，明代已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十八般武器的名目各家说法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不必拘泥一说。我们今天按照兵器的用途，可以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为攻击型兵器，其中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长兵、短兵、远兵；另一类为防御型兵器。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攻击型兵器
(一)长兵，即带松(杆)的兵器
1．矛 刺兵的一种，长柲、直刺。最初使用的矛，矛头或用兽角、兽骨，或用竹木，或用尖形石块制作。商周时代，矛用青铜制作。矛体分身和骸两部分构成。身具前锋和二刃，中为隆起的脊，骹为直筒状，用以安柲。商早期矛身细长、两刃狭，商晚朗、西周及春秋初期多大身阔刃。春秋时晚期以后又多为狭叶刃，并且有血槽。战国矛制作尤为精美，矛体和铜柄多刻有铭文或精美纹饰，有的还镶嵌金银。汉以后改用铁矛。
2．戈 长柄攻击性兵器，用以钩杀啄刺，杀伤力很强。商周时代最常用的武器，古称“勾兵”。戈由戈头、柲、柲冒和柲鐏构成。柲是戈的长柄，木制或竹制。随县曾侯乙出土的长兵，如戈、朗、矛、受等，出土时不少仍保留有柲。柲用木为心，外包竹片，再缠绕藤皮或丝线、革带，然后髹漆而成，集木、竹、藤三者之长于一体，既轻便又坚韧而耐用，所以能历经两干余年而保存至今，反映了当时兵器制作的高度工艺。柲冒在商和西周多为木质，也有青铜铸的。镕是在东周时发展起来的，为柄的末端有平底的铜套。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戈，绝大部分只剩青铜铸的戈头。商以后，石戈、玉戈多作为礼器或明器，并非实战所用武器。至元代以后，铜戈也不再铸造了。
西夏瓷器的纹饰
西夏瓷器的纹饰题材与中原北方诸窑瓷器大体相似，有动物、植物和人物，图案多样，构图完美和谐。
(一)植物纹饰
1．牡丹纹
牡丹被人们视为富贵的象征。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所以，牡丹花又称富贵花。西夏在经瓶、扁壶、罐、盆、钵、盘和碗等器物上剔刻或模印大量牡丹花。花纹有折枝、缠枝和交枝三种。西夏陵出土的牡丹纹盘，盘内模印三枝交枝牡丹，枝头缀以怒放的花朵，花朵两俯一仰，宛如牡丹池中盛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同时出土的牡丹纹碗，碗内模印两枝牡丹，一俯一仰，两花相对，婀娜俊俏。磁窑堡窑址出土的牡丹花纹瓷器多为剔刻技法，其中折枝牡丹在开光内，以一朵花为最多，也有两朵或三朵的，枝叶舒展，花姿各异；缠枝则无开光界限，布满整个画面，如在扁壶上用一花枝曲折缠绕四个花朵，枝叶相互缠绕，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酱釉剔刻花罐，图案上的缠枝牡丹呈宽带状布满罐腹。回民巷窑址内更是出土了不少单模凸印的牡丹花纹碗和外壁阴刻牡丹花纹的碗状印模。
总之，牡丹花纹是西夏瓷器中最常见的纹饰，体现了西夏人民对牡丹花的情有独钟，这也可能与牡丹花雍容华贵，象征着幸福美满有关。
2．莲花纹
我国人民自古即喜爱莲花，同时，莲花又是佛教的象征，所以莲花在西夏瓷器、建筑材料中多有出现。西夏经瓶常见剔刻鹿衔莲花纹。在盆内壁也有剔刻莲花现象，磁窑堡出土白釉盆内壁剔刻串枝莲花水波纹，盛开的莲花茎蔓相连，似在水中飘浮荡漾。建筑材料中多在滴水表面饰莲花。
3．菊花纹
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磁窑堡窑出土的经瓶，在开光内剔刻有折枝菊花，花朵硕大，刻工纤细秀丽。西夏陵出土的六格菊花纹盘，六条棱将盘内壁分为六格，每格模印一折枝瘦叶菊花，盘底为四瓣四叶团花纹，其造型、印花、青绿色釉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制作精细工巧、装饰俊秀之感觉。
4．葵花纹
葵花纹饰在中原各窑较少见，磁窑堡和回民巷等西夏窑址并未出土葵花纹瓷器，仅在西夏陵建筑遗址中有少量器物发现。如陵区北端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葵纹盘，盘内壁刻划葵花纹，两葵两叶，两花相对；葵纹碗内壁刻葵花纹，一叶两花。葵纹盘、碗均施青绿色釉，釉质晶莹透明，而纹饰用笔简练，线条明快，显示出西夏工匠较高的技艺。
(二)动物纹饰
1．鱼纹
鱼字因与多余的“余”同音，所以鱼就具有了丰收、富裕的意义，并广泛用于瓷器装饰上。磁窑堡、回民巷、西夏陵等西夏窑址或遗址中都出土有鱼纹盆，可见鱼纹在西夏瓷器纹饰中的重要地位。西夏鱼纹盆内口下刻一带卷草纹，其下，刻划水波鱼纹。水波鱼纹一般刻三条游鱼，相互追逐，鱼纹与水纹巧妙结合，产生了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
2．鹿纹
同样，鹿字与福禄的“禄”同音，故鹿也成了吉祥的象征。西夏鹿纹有两种，鹿衔牡丹花和鹿衔莲花。如磁窑堡标本褐釉经瓶，主体图案为一只长着长角的鹿奔跑在花丛中，并回首顾盼，嘴衔牡丹花，体态生动。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发现的一件褐釉经瓶，在腹部剔刻牡丹花纹之下又剔刻一只梅花鹿，回首作惊恐状，口吐云雾。鹿纹与表示祥瑞的花草结合在一起，既好看又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3．狩猎图
仅见于磁窑堡窑址出土的一件深腹瓶上。瓶腹刻一周送葬狩猎图。图中间刻有一马，鞍上立幡旗，马前有一狗在奔跑，狗左前侧为一猛禽(海东青)在抓一鹅，右前方有一惊慌奔逃的小兔，马后有一高靴，内插长竿前挑一灯，靴后另有一灯。
(三)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仅有婴戏纹一种。婴戏纹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宋、辽、金、西夏在剔刻花瓷器中多有此题材。磁窑堡窑出土的深腹罐片上剔刻的婴戏纹，婴儿肥头大耳，两眼凸起，炯炯有神，简洁的线条表现了婴儿天真幼稚之态。碗模中的婴儿则头梳“冲天槌”，攀缘在牡丹花丛中，体态活泼，惹人喜爱。
(四)边饰
除上述主要纹饰外，作为边饰还有不少，如卷草纹、几何纹、钱纹、水波纹、卷云纹和山形纹等亦比较常用。
1．卷(花)草纹
在一条连续不断的“S”形波状主茎上，饰以各种花卉、枝叶或其他装饰纹样，构成一个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的装饰带。卷草纹在西夏瓷器边饰中数量最多，有卷草、卷枝、卷叶和花草等纹样，多饰在盆、碗的内壁近口处。
2．卷云纹
像一朵朵翻卷的白云，多饰于经瓶腹部下边。
3．几何纹
有Z字形、山形和波浪形等，连续不断，呈一带状，在盆的内口和经瓶腹下边亦间有此边饰。
4．钱纹
盆内口部有此装饰，也有用作主体纹饰的。
另外，西夏瓷器纹饰还有剔刻藻井式图案、点彩菱形和梅花纹、刻划弧纹和模印石榴花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