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彩绘瓷器大会。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局部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底部
长沙窑彩绘花鸟纹注子，唐，高22.7cm，口径11cm，底径12.2cm。 注子撇口，阔颈，瓜棱形长圆腹，肩一侧置六棱形流，另一侧置曲柄。通体施青釉。腹部以釉下褐彩勾描一株花草及一只硕鸟，褐彩线条内涂釉下绿彩。 此器造型饱满，青釉下有褐、绿两色彩，图案线条流畅，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长沙窑瓷器珍品。 唐代长沙窑大量烧造釉下彩绘瓷器。它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釉色，丰富了唐代瓷器的装饰技术，开创了后世釉下彩瓷器的先河。从大量实物观察，此类装饰的初期形式 是单一的褐彩斑点，之后，演变成精美的褐绿彩斑点。装饰内容从斑点纹发展到花鸟动物纹，有的则以宝塔等建筑或诗文为题材。其装饰手法是，借助毛笔用彩料在 生坯上绘画纹饰，然后罩一层透明釉在高温中烧成。彩料经高温处理后色彩经久不变。长沙窑工匠们除了擅长瓷器色彩和装饰内容变化外，也在造型上创造出许多实 用美观的器皿。特别是注子的造型之多，在唐代可称首屈一指。以注口为例，就有直口、洗口、喇叭口等。注腹则有长腹、圆腹、瓜棱形腹、椭圆形腹和袋形腹等。 注流的安置也颇具匠心，有方形、八角形、直管形等。注柄的款式则随注身而变化，开创一代新风。 由于在长沙窑遗址出土的注子上书写有“陈家美春酒”、“酒温香浓”、“自入新峰市，唯闻旧酒香”等题识者，因此证明这类注子是当时的酒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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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 长沙出现最早的图腾符号
史前时代，长沙人沿湘江河岸而居，过着渔猎生活。他们不仅学会了建造房屋，还掌握了高超的陶器制作技艺，烧制出白陶、灰陶和彩陶。他们将原始的信仰、崇拜和审美萌芽刻画在那些陶器上，产生了长沙地区最早的图腾符号——凤鸟、兽面。
这件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残件，是1986年在长沙县南托乡大塘文化遗址出土的最为特殊的一件陶器，距今已有7000年左右。它虽仅剩部分口缘，但其尺寸依然较大，残高9.2厘米，如若是个完整器，其高至少有30厘米。它的特殊就在于它与众不同的纹饰，从陶罐口至颈部，褐色彩绘是三角水波并类似舞蹈人物形态的格纹，系部变形为叶状纹饰，肩部以下是一对称的高冠凤鸟，以大叶脉纹相隔，凤鸟口衔树枝、昂首向上、尾翼飘逸，线条流畅轻盈、浪漫而充满想象。这个陶罐用来做过什么呢?装水、盛物抑或祭祀?不管怎样，它都可以说是我国南方出土的同时代最精美的彩陶之一。
南托大塘遗址位于原长沙县南托乡三兴村大塘组，1985年被发现，1986年2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发掘。其出土文物分为两大类：石器与陶器。其中陶器以夹砂红陶与灰陶为主，有少量黑陶与白陶;器型主要有釜、碗，以及少量罐、盆、甑，这些器物多处可见刻画图案及彩绘图案，是远古长沙人审美意识的符号表达。
像这件彩陶罐一样，南托大塘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刻有复杂陶符与图案的陶器。在一件圈足陶碗底部，有一组神人兽面纹饰，这或许就是大塘氏族的族徽吧。这件器物呈圆形，缺失严重，在底部中央有一处戳记，图案呈长方形，似一兽面，张口伸舌，上下各伸出两颗交错的獠牙，顶部有三根线条伸出，是为“冠”，兽面两侧各有两组对峙的翼状物伸出，造型对称，结构稳定，布局合理。
这种古朴威严的獠牙兽面图案，在湖南西南部的高庙文化遗址曾经出现。高庙遗址紧靠沅水，距今6800至7800年，是一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距大塘遗址的直线距离300多公里。该遗址有建筑、祭祀坑、窖藏等重点遗迹，遗存的大型祭祀场所，面积有七百平方米以上。有学者考证，南托大塘文化的源流来自于高庙，大塘遗址的人群或许是由高庙迁徙而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信奉的祖先或神灵是同一的。
还有一件陶片残件，刻画的是一组建筑样式。主建筑是大坡顶干栏式，坡顶中央有圆形窗口，窗口中部有横隔，周围有一周细圆点，是为装饰;大坡顶右侧有一组小型尖顶建筑，其中中间一座较高、周边两座较矮，似为储藏建筑或附属建筑。建筑整体主次分明，是等级制度明显的体现。这种建筑形式至今仍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我们现在看到的土家族吊脚楼就是这种类型。
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 长沙出现早的图腾符号
史前时代，长沙人沿湘江河岸而居，过着渔猎生活。他们不仅学会了建造房屋，还掌握了高超的陶器制作技艺，烧制出白陶、灰陶和彩陶。他们将原始的信仰、崇拜和审美萌芽刻画在那些陶器上，产生了长沙地区最早的图腾符号——凤鸟、兽面。
这件白陶彩绘鸟纹双耳罐残件，是1986年在长沙县南托乡大塘文化遗址出土的最为特殊的一件陶器，距今已有7000年左右。它虽仅剩部分口缘，但其尺寸依然较大，残高9.2厘米，如若是个完整器，其高至少有30厘米。它的特殊就在于它与众不同的纹饰，从陶罐口至颈部，褐色彩绘是三角水波并类似舞蹈人物形态的格纹，系部变形为叶状纹饰，肩部以下是一对称的高冠凤鸟，以大叶脉纹相隔，凤鸟口衔树枝、昂首向上、尾翼飘逸，线条流畅轻盈、浪漫而充满想象。这个陶罐用来做过什么呢?装水、盛物抑或祭祀?不管怎样，它都可以说是我国南方出土的同时代最精美的彩陶之一。
南托大塘遗址位于原长沙县南托乡三兴村大塘组，1985年被发现，1986年2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发掘。其出土文物分为两大类：石器与陶器。其中陶器以夹砂红陶与灰陶为主，有少量黑陶与白陶;器型主要有釜、碗，以及少量罐、盆、甑，这些器物多处可见刻画图案及彩绘图案，是远古长沙人审美意识的符号表达。
像这件彩陶罐一样，南托大塘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刻有复杂陶符与图案的陶器。在一件圈足陶碗底部，有一组神人兽面纹饰，这或许就是大塘氏族的族徽吧。这件器物呈圆形，缺失严重，在底部中央有一处戳记，图案呈长方形，似一兽面，张口伸舌，上下各伸出两颗交错的獠牙，顶部有三根线条伸出，是为“冠”，兽面两侧各有两组对峙的翼状物伸出，造型对称，结构稳定，布局合理。
这种古朴威严的獠牙兽面图案，在湖南西南部的高庙文化遗址曾经出现。高庙遗址紧靠沅水，距今6800至7800年，是一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距大塘遗址的直线距离300多公里。该遗址有建筑、祭祀坑、窖藏等重点遗迹，遗存的大型祭祀场所，面积有七百平方米以上。有学者考证，南托大塘文化的源流来自于高庙，大塘遗址的人群或许是由高庙迁徙而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信奉的祖先或神灵是同一的。
还有一件陶片残件，刻画的是一组建筑样式。主建筑是大坡顶干栏式，坡顶中央有圆形窗口，窗口中部有横隔，周围有一周细圆点，是为装饰;大坡顶右侧有一组小型尖顶建筑，其中中间一座较高、周边两座较矮，似为储藏建筑或附属建筑。建筑整体主次分明，是等级制度明显的体现。这种建筑形式至今仍在少数民族地区流行，我们现在看到的土家族吊脚楼就是这种类型。
长沙窑
瓷制生活用具。隋唐已有烧制，宋代以磁州窑、当阳峪窑、扒村窑、登封窑所出为多。形状有长方形、腰圆形、云头形、花瓣形、鸡心形、椭园形等，也有塑成婴孩、虎形、龙形的。定窑孩儿枕极为罕见，有卧女瓷枕、童子荷叶枕。
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最古老的枕头是天然石块，后来开始使用初步加工过的石块作为枕头。以后逐步扩大到使用其他材料来制作枕头，例如竹枕、木枕，玉枕、铜枕等等，历代留存下来数量最多的则是瓷枕。瓷枕是一种生活日用品，它是中国古代瓷器中较为流行的一种造型。据说最初是作为陪葬的冥器出现的，以后逐渐成为卧室的寝具和治病号脉的工具。瓷枕最早创烧于隋代，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并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床上枕具。到了两宋及金、元时期，瓷枕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期，产地遍及南北，造型非常丰富。当时较为流行的有几何形枕、兽形枕、建筑形枕、人物形枕等等，造型精巧，制作细腻。同时在装饰技法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刻、划、剔、印、堆塑等技法被纷纷采用，极大地丰富了瓷枕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一时期的瓷枕逐渐从实用品转向了雅俗共赏的工艺品。明清以后，随着更为优异的制枕材料的出现，瓷枕开始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谈瓷枕，离不开宋。我见过的宋枕十有八九是磁州窑的。形容宋枕，得用许多话，简单一点说，就是丰富。兽形枕中有龙枕、虎枕；人形枕中有孩儿枕、仕女枕；几何式样中有长方、八方、椭圆、银锭等；还有腰圆、鸡心、云头、花瓣等，随意造形……
宋朝有“张家造”，此外还有“赵家造”、“王家造”等等。今天看来，千余年前宋人生产的瓷枕仍可谓之“美不胜收”，比如一鹭鸶置身芦苇之中，双腿岔开，回首相望，用笔寥寥，一派生机；一孩童持竿垂钓，神情专注，几条小鱼欲咬欲溜，意趣盎然；两束萱草，丰满柔韧，舒展大方……
这些图案都让我过目不忘，印象深刻。瓷枕发展总的来说是年代越早尺寸越小。唐枕中常见不足一拃长（张开拇指和中指间的长度）的，人称脉枕，是否为号脉专用有待考证。宋枕尺寸适宜，辽金以后，尺寸加大，可达尺半，显得笨拙。瓷枕为生活用器，常随亡者下葬。因历史淘汰，极少见传世品。瓷枕为平民百姓所用，皇帝老子大概嫌硬，另有所枕。于是，瓷枕中透着一股市井气，说白一点是俗气。这股俗气使后人得以窥见宋人的情趣。宋人图安逸，不尚浮华，干不出唐人那等辉煌热烈的事来。两只鹌鹑，一行飞雁；顽童蹴鞠，赶鸭捉鸟，无不流露宋人知足常乐的人生观。你可以想见宋人在人口增殖、物阜民丰之际，陶醉于这种“小家碧玉”的气氛之中，自得其乐。
长沙窑釉下彩雁纹壶赏析
唐代长沙窑以釉下彩闻名于世。笔者无论居家或差旅，一直在着意收藏。前年出差广州，在一古玩工艺品市场以不菲的价格购得一长沙窑雁纹壶，至今仍把玩不辍，面对这色彩鲜艳、生动传神的画面，有如欣赏一幅历时千年的唐代花鸟小品，叫人心旷神怡，爱不释手。
该壶通高２２．６厘米，口径１０．６厘米，底径１２．１厘米，长颈、敞口，瓜楞形腹，九楞短流，流腹相接处有明显的修坯痕，执手有修，腹内壁未施釉，可见十分明显的瓦槽形拉坯痕，这是长沙窑壶罐类产品一个典型的工艺特征。该壶通体施青釉，釉面润泽清澈，并有浅开的鱼子细纹，雁纹的彩釉虽有削落之处，但这非但没有损害其整体形象，相反增加了器物厚重的沧桑感，使人一看便能认定这是开门的长沙窑。长沙窑釉下壶类产品，其纹饰都在流的正下方，该壶纹饰以褐彩勾线，绿彩晕染，其奋飞的鸿雁及其一抹青山，虽极简练，却引人入胜，浮想联翩。你看那刚健壮硕的大雁，引颈昂首，喙部与壶颈相接，雁首直指天穹，双翅舒展，作飞行鼓动状，仿佛使人听到它搏击空气的呼呼风声，雁翎以褐彩勾勒，根根硬朗明快，齐刷刷的向后，更增加了迎风前进的动态感。在雁纹的下方接近壶身底脚处，画师匠心独运，巧妙地绘有两座青绿山峰，着笔不多，却意境深远。
长沙窑的画师们极善经营画面，他们的作品，往往采用以少胜多，以虚带实的手法表现客观事物。在这里，画面上虽说只有一只奋飞的大雁，但它的气势，它的动态，以及整个画面营造的意境，仿佛使你看到，在它的身后，还有一队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的雁群在跟进，它是这个雁群的领头雁。再看雁纹的下方，青山隐隐，真给人一种雁阵惊寒，关山万里的联想。
雁是一种健飞的水鸟，也是一种吉祥之鸟。古人认为雁有信、礼、节、智四德，所以十分受人欢迎。长沙窑的画师们崇尚自然，热爱生活，他们长期生活在湘江之畔，洞庭湖滨，目睹春去冬来，耳闻雁叫长空，对大雁的习性神态了然于胸，提笔画雁，自然能够传神写照。长沙窑画师们花鸟画技法娴熟，题材广泛，雁纹则是最为常见的纹饰，其表现手法有釉下彩绘、模印贴花、粉地釉彩等等，其形象则是多彩多姿，或奋搏云天；或俯视大地；或长飞万里；或将落平沙……但无论是画是塑，无论表现大雁形态的哪个瞬间，都体现了极其强烈的动态和生气，无不使观者为之振奋。
唐长沙窑
湖南长沙窑又称为：湖南长沙铜官窑、长沙铜官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现在我们称之为”长沙窑”。
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多次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唐代长沙窑窑区的范围。它北起望城县（今为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往南延伸至石渚湖一带。在望城铜官镇至石渚湖，两端相距约五公里的地域内，大分为3个窑区：即铜官镇窑区、古城窑区、石渚窑区。铜官镇窑区位于今长沙市北三十公里处的湘江东岸，窑区分布在铜官镇北部，在沿江千余米的地带至今仍保存有4处烧窑遗址。石渚窑区则在铜官镇南面的石渚湖南岸 ，与古城窑区（即瓦渣坪窑）仅一湖相隔，约一公里左右。古城窑区位于这两者之间，在铜官镇南五公里处，地属望城县书堂乡古城村，历史上即称为“古城”。由于当地窑址密集，遍地都有破碎的陶片，俯拾即是，当地村民相沿俗称此地为“瓦渣坪”（以前常被划归入石渚窑区）。这里是长沙窑生产釉下彩绘瓷器的主要窑区，占地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北抵觉华山，西南滨湘江，东南临石渚湖。在这一片三角形地域内的数座保持着自然地貌的小山丘上，尚可见匣钵堆积的“窑包”十多处。瓦渣坪是挖泥段、蓝家坡、廖家屋场、都司坡、长城垅（又名“金鸡岭”）等地的总称。
1·器物的种类和造型
长沙窑彩绘瓷器的种类和比较丰富的，除大量的生活日常用器外（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文房用具和玩具类也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器物造型有壶、瓶、碗、盘、碟、盆、杯、洗、盏托、盂、水注、枕、盒、唾盂、灯、炉、烛台等，文房用具有：镇纸、笔洗、笔添、砚等。玩具类有：动物、玩具式水注、鸟、兽、人物等。
2·器物的胎、釉、彩
器物的胎壁一般由厚重趋向轻薄，晚期有些器胎趋向粗笨。胎骨结构细密坚硬。胎色呈浅灰色，犹如香灰色，或呈土黄色（也称浅褐色），这是由胎中铁的今量比较高，以及窑炉中的气氛决定了的。胎质较粗，白度不高，淘洗不精。长沙窑所采用的原料为瓷石类原料，是一种富氧化硅质的制瓷原料，今氧化硅达70％左右，今三氧化二铁达1.5~2.5%，今钛也较高，绝大部分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严格地说是一种“炻器”。
绝大多数器物胎上涂有一层化妆土，化妆土不仅能增强胎体的致密度，也可以增加瓷胎的白度，在化妆土上绘画花纹，更能衬托出彩料的呈色，达到彩绘美 的预期效果。
长沙窑器物的釉是以磷灰石、方解石为熔剂的，即以氧化钙为助熔剂。由于釉层较厚，器物下部的釉多呈现滞流现象。施釉方法主要是荡釉、浸釉、淋釉、滴釉和涂釉、有些产品还兼用数种手法施釉。釉面莹润光泽。
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的釉色大体上有米黄、浅青、乳白、褐、绿五个大类的色调。釉层厚度在0.05~0.4毫米，多数有细纹片。白釉瓷器则白中泛青，釉层较厚，色泽莹润者不多，有开片的不少。
长沙窑釉下彩绘的彩，有褐彩、绿彩两大类，还有一种红斑，但为数甚少。长沙窑的褐彩、绿彩所使用的助熔剂以氧化钙为主，其含量在14~21％之间，属于氧化钙釉系统。主要着色元素只有铁和铜两种。如长沙窑的绿色釉彩中很少有透明的绿色，绝大多数为乳浊的湖绿或绿松石色，其中少数绿中泛蓝。而褐彩中的氧化锰高达3.8％，除了一部分是从草木灰中引入外，大部分是从某种含锰的铁矿中引入的。
在绿彩的边缘部分有时也会出现红彩，在有些绿彩中还存在用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这些红色斑点或流纹，是铜 红。铜 红釉彩对温度、气氛、冷却速度、铜含量等因素极为敏感，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铜 红。绘于典型釉下彩生胎上的彩绘色料支很薄，一般只有约0.1毫米厚，而长沙窑器上所施加的彩绘色料层比典型下彩的色料层要厚得多。
褐红色的釉下彩是铜和铁两种离子混合作为着色剂而形成的色调。绿色和红色的彩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砷，可能起还原的作用。釉下颜色的变化与烧成气氛和铜、铁离子在釉中的浓度有密切的关系。钴蓝色上罩以青黄色釉，即黄色与蓝色重叠在一起而构成了绿色。
3·烧制工艺技术
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大多数是以辘轳制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壶板、贴花）等大多是用模制，分单模和分模。少数器物手捏制成。正常烧成温度为1220±20℃，其中少数的釉虽然已经玻璃化，但胎仍属生烧，烧成温度吸有1170℃左右。胎的吸水率多数介于0.8~2％之间，个别生烧的则达到7％左右。窑中气氛不均匀，多数情况下是偏弱的还原焰，但有时也出现氧化气氛，是高温氧化焰烧成的一种，使用卧式龙窑烧成。装烧方法有单件装烧和多件叠装烧。两 种主法装烧的器物底部，均隔以大小相宜的垫饼、垫环或托珠，烧成后一般不留存痕迹。
4·器物装饰的主要特征
器物装饰是以釉下彩斑和釉下彩绘两种主要形式来装饰器物的。釉下褐色斑点——先在胎坯上点褐斑，然后施青釉。烧成后釉面平整，褐斑永有脱落。褐斑又可分两种：一种为大斑块或大斑点（常用在壶和罐的的口部或肩部，画三四个大斑块或大斑点）；一种为小斑点，在壶、罐的器身上用连接成串的斑点组成菱形、斜十字或方形等图案纹饰。
釉下褐绿色斑点——斑点的排列方法是褐绿相间地连接在一起组成斜方、四方、六方和环状等多种图案纹饰。也有褐绿彩大斑点装饰在壶的上部。釉下褐绿彩是长沙窑瓷器中最美的一种，也是烧制过程中烧成技术最难掌握的一种，烧好它必须熟练地掌握三种金属的变化。
釉下绿彩——这种装饰一般用白釉或青黄釉。白釉绿彩的装饰分两种：一种是在瓶、罐或壶身上任意画几笔似云霞或水波状的花纹；白釉绿彩的绿彩应是铜元素呈色，白釉柔和，绿彩淡雅，配合协调。青黄釉绿彩也有两种，比较简单的是任意画几笔，图案比较繁复的即在器物上面画象征性的花草或花卉纹。这类青黄釉绿彩器的绿彩，有的是钴蓝+青黄釉而显绿色。
釉下褐绿彩绘——是长沙窑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制法分两种：一种是用褐绿彩在胎上平画花鸟纹；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划刻花鸟的轮廓，然后在轮廓线内填褐绿彩，最后再施青釉。
长沙窑釉下彩绘以线描为主，图案装饰采用点彩和多彩互渗等手法。线描装饰用笔和用色趋向规范化，常用的线条有：铁线式、棉线式、复合式。铁线式线条多用于“没骨画“，90％呈绿色，常用作填补轮廓线中的色彩。复合式线条系铁线式与棉线式两种线条的配合使用，一般用绿色棉线式线条色画轮廓，再用褐黄色铁线式线条描绘细部，绿色轮廓与褐黄色细部相衬托。
用色以多彩为主，单彩次之。一般使用点、线、块的表现手法，而以彩线为主。点、线交替使用，块、线组合使用，有时兼用泼墨与渲染，因而具有在宣纸上画水墨画的效果。
5·装饰纹样题材
装饰纹样题 材分以下几类。
人物纹样——有婴戏、竹林七贤、外国女郎、异国情侣、袒腹者。
动物纹样——飞禽有雀鸟、长尾鸟、凤鸟类、雁、鹭、鹤、孔雀、鸳鸯等。走兽有狮、豹、鹿、獐、羊。象征性的动物有鱼龙、龙、摩羯。
植物花草类纹样——莲花、蔓草、水草、芦苇、宝相花、菊花、紫槿、石榴（状）、菠萝（状）、兰草或芝草、折枝（茨菰、羽状叶、荷花、蒲葵、牡丹等），是釉下彩绘中最多的一种，常画于壶流下碗、盘内底中心、枕面等。绝大多数为褐绿彩绘莲花。
云气山水画类——有云山、帆船、树木、茅庐。
图案画——由圆斑点组成方块形、斜十字形、菱形。桃形、圆形以及云霞、水波等图案。多见于壶、罐上，尤以罐为多；线画图案，多为荷莲，主要绘于盘内底中心；非点非线，略同剪贴的图案，多见于唾盂上。
邛窑彩绘瓷
在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四川地区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兴起了陶瓷艺术品收藏热。四川人最热衷收藏邛窑彩绘瓷。
邛窑在川西平原的邛崃县而得名，这个地方古称临邛，与成都平原相邻。汉代以来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南河沿岸盛产瓷土、紫草，水源丰富。南朝至宋工匠们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生产出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民用瓷器。邛窑瓷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于将雕塑艺术的手法运用到瓷器的造型上。纵观邛窑瓷器，雕塑艺术品特别多，例如各类大小动物，胡商俑、武士俑、劳作俑、侍女俑、役仆俑等形象都用雕塑手法作出，就是一些实用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储盛用具等雕塑艺术的作法也处处可见。另一个巨型三彩釉陶砚台，塑成一个伸颈昂首，瞪眼张嘴的大龟，四腿塑成兽蹄形，盖用雕塑手法塑成隆起的龟背，再刻划出背纹和裙边，既实用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有的执壶，口部以上塑一鼻孔上翻，鼓目张嘴的人头，整齐的牙齿外露，似乎正在歌唱。有的器盖塑成一个天真的儿童，光头，昂首，两眼上视，双臂伸开，两退上翻，脚交织在一起，天真活泼，很像现在的杂技表演。瓷枕也塑造成虎形，下为一个椭圆形底板，上塑的虎，咧嘴露齿，翻鼻鼓睛；作伏卧状，背上的枕面四角圆润，前部较小，后面较大，中间略微低下，虎的前额、眉眼、皮毛和枕面以褐绿彩点画成彩斑装饰。
第二，彩绘装饰十分普遍，邛窑陶瓷有单色釉、如青釉、棕黄色釉、褐黑色釉，灰白色釉。由于泥料较粗，普遍含有细沙粒，胎面普遍施化妆土，用当地原料配出浅黄、深黄、棕黄、老绿、翠绿、孔雀蓝、藏蓝、紫黄、黑色等彩在瓷器上作画，大多数是釉下彩。由于邛窑瓷器釉层稀薄，釉下彩或釉上彩不易分辨，但大多数是釉下彩。以大片圆形彩斑、联珠、多层菱形、圆圈构成的图案，有些和刻花、划花、粘贴、捏塑、模印等共同组成装饰面。最突出的是彩画。这些釉下彩绘，由于工匠有深厚的文化根底和书画艺术的功力，以没骨画的技法，率然落笔，粗悍展开，画出的花纹潇洒豪放，韵味无穷。
贴近生活的创造，四川自古以来崇尚读书，学子们多贫寒清苦，邛窑创造出省油灯，陆游说“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受到士大夫文人和广大庶民百姓欢迎。这种创造为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条件。□智雁 市场报
长沙窑址
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胎呈灰白或青灰色，少量黄褐和微带红色，后者往往再敷一层化妆土。胎体较疏松。（2）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青中带黄色者为多。釉面均有细小纹片。（3）产品以盘、碗、碟、杯、壶、瓶、灯等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猪、羊、马、狮、青蛙等玩具。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趋于秀丽。以壶为例，前期腹体圆浑，短颈，卷唇或唇外折，多棱短流，单曲柄，条形横系竖系。后期多为瓜棱腹，喇叭口，细长颈，圆管长流，双曲柄，模制印花耳系。（4）装饰技法有釉下、釉中彩绘及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釉下、釉中彩绘初期形式是单一的褐彩，绘以简单草率的花草纹，以后逐步演进到褐、绿两种彩色，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是在胎上先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在刻线上填绘褐绿彩。以彩色斑点作装饰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的纹饰，大圆斑有褐色、褐绿色两种，小斑点则多数为褐绿或褐蓝相间的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双鱼、葡萄和圆景等，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晚唐出现印花装饰工艺，主要见于盘、碗、碟的器内，纹饰以花卉居多，较简练。此外，以诗和商品宣传文字为题材的装饰也多见。（5）碗、盘、碟一类器物采用叠烧，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很少使用支具垫烧，故烧成后一般都不存在痕迹，仅个别喷心发现3枚支钉痕，其中一部产品在露胎部分加彩遮盖美化。
此外，盘心有作方块状露胎的。盒类器物平底外凸，口沿及底无釉露胎。罐类器物则平底内凹，一般器外底中心有釉，中心以外无釉露胎。
长沙窑、铜官窑、潭州窑
大凡一个古陶瓷窑口的命名，古有旧名则援用其名，如岳州窑、越窑、邢窑等；没有旧名，则根据窑址所在地的名字重新命名，如河南的扒村窑等。长沙窑窑址在古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窑址名称，所以窑址的名称只能根据地名来设定了。
最初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专家考察时，考虑到窑址紧挨铜官镇，而铜官镇烧制陶瓷又有悠久的历史，定名为铜官窑则大有追根溯源之意。然而，随着对长沙窑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一些专家认为“铜官窑”的名称不够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现在的铜官窑烧造的是陶器，而唐朝的窑烧造的是瓷器；二是“铜官”的地名太小，远不能与唐朝这个窑口的市场范围及历史影响相匹配。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古陶瓷专家们的斟酌，遂以“长沙窑”作为这个窑口名称，但古陶瓷专家仍有不同意见，因此遗址保护牌上还是兼顾各方观点而铭以“长沙铜官窑”的名称。最早来考察这个遗址的专家，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界权威冯先铭先生也曾提出过命名“潭州窑”较好，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没有采纳。
那么，现在用得最多的名称“长沙窑”是否得当呢?“长沙”一名，秦朝已有“长沙郡”，汉朝有“长沙国”，即使到了唐朝，“长沙”的地名也始终存在。武德三年，唐高祖曾封李世民之子李恪为长沙王；天宝元年，此地改名为“长沙郡”，唐太宗的重孙李岘便当过“长沙郡太守”；唐朝著名书法家怀素在他的自述帖中就说：“怀素家长沙”，而并非“家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潭州“有府一，曰长沙”。
湖南省的古陶瓷专家对长沙窑的创烧年代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在安史之乱前后，兴盛于中晚唐；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隋唐时期创烧，延续于整个唐朝和五代。不管哪种观点，长沙窑的创烧时期正是此地名为“长沙”之时。
由此可见，定名“长沙窑”也不是没有讲唐代地名的历史渊源。而且，以历史地名的影响力来看，“潭州”之名远不及“长沙”名字的历史悠久和深入人心，对宣传长沙市而言，恐怕“长沙窑”的名字更为有利。
最后补充一点，曾有研究者认为唐代长沙窑是官窑性质。古陶瓷学术界所指的“官窑”是专门为皇帝烧造瓷器的窑口，并非官府管理的窑口就是“官窑”，连能够向皇帝进贡瓷器的“贡窑”都不能称为“官窑”。要证明“长沙唐代潭州窑是官窑”这个命题，我们以为还是要从实物中去寻找证据。最近有人发现了一片写有“窑司垸子”的长沙窑瓷片，窑司是官府中专门管理窑业的部门，由此便能够证明当年确实有官府在管理着这片规模庞大的瓷器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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