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器与瓷器。
中国陶瓷，发达最早，首先使用釉及窑火的伟大艺术，千变万化，无涯无尽，技术达世界最高峰。
大约在1万年到7千～8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使用磨制石器、过着渔猎生活的时代，就开始创造了原始的陶器。制造的方法有篮制、模制、手捏、圈泥和转盘等几种。
关于陶器的发明，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明，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原始陶器的制作和编织物的产生，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和创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陶器的发明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社会的彩陶和黑陶；商代的白陶、硬陶、釉陶；汉代的近似瓷的釉陶；西晋的青瓷。唐代的三彩陶，宋代的此砂陶，明代的青花、五彩瓷器，清三代瓷器，等等，都驰名中外。在英文字典里，陶瓷和中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陶瓷之国”之美称。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古代人类发明了制陶技术。学会制陶，对农业的发展与定居生活有着重大意义。
中国产陶，历史悠久，古代文献上早有记载。《周书》里有“神宜耕而作陶”，《路史》里有“燧人范金合土为釜”，《资治通鉴》里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吕氏春秋》里有“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物源》里有“轩辕作碗碟”，《周礼•考工记》里有“虞氏上陶”，《史记》里有“舜陶于河滨”等记载。
中国陶器始于何时？过去没有确切的定论。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用放射性同位素对出土古陶器进行科学测定，确定中国制陶工艺始于6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彩陶”和“黑陶”为代表。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中国河南省渑池仰韶村，首先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址中有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绘有红、黑或紫色的几何图案，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的“仰韶文化”。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许多黑色陶器，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器形浑圆端正，乌黑发亮，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并称这一时代的文化为“龙山文化”。这就是中国史前文化阶段的两个主要系统。此外，还有与仰韶文化同时发展的“马家滨文化”，有与龙山文化同时发展的“齐家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也多以红陶，灰陶、彩陶、黑陶为主。
广义的陶器可分为四类：土器、炻器、陶器和瓷器。土器，坯质粗松，多孔，色泽不洁，成陶火度最低，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砖瓦钵；炻器，坯质致密坚硬，取天然泥色，成陶火度在1010oC～1020oC，无吸水性，音粗而韵长，如紫砂陶；陶器，坯质孔较细，上釉，成陶火度较高，有吸水性，音粗而韵短，如缸、瓮、罐、坛；瓷器，坯质致密透明，上釉，成陶火度最高，无吸水性，音清而韵长，如江西景德镇的产品。
远在石器时代宜兴就开始制陶，宜兴鼎蜀镇窑场是世界炻器的发源地，它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大量生产陶器。每一时代都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且或多或少地呈现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因为隐患的使用在表示文化上连续时代开始的标准不如家畜、铁或文字的使用等来得明显，所以人们采用制陶术作为表示时代的标准，便需要说明理由。陶器的制造假定着村落生活的存在以及简单技术的出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考古学家陆续在宜兴的鼎蜀、张渚和杨巷等地发现大量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氏族社会，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从事农业和陶业劳动。距今约5000～6000年以前，宜兴出现了原始部落。归径乡的南唐村、骆驼墩，邮堂乡的西溪村先后都发现了属于这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骆驼墩是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选择在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时的人们已普遍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用石斧、石锄等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过着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还进行采集、渔猎和饲养家畜。骆驼墩原始人已能建造低矮简陋的房屋。当时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人们已普遍使用陶器（有红陶盆、陶鼎、陶碗等），而且在西溪村原始文化遗址出土了陶壶和陶罐。在这些遗址上，与粗糙的或打磨的石器一起出土的丰富的夹砂工陶、泥质红陶、白衣黑陶和灰陶的碎片。器皿的成型方法，基本上是手制，也兼有轮制的，较晚的泥质红陶上面，可以看到简单的方格纹。骆驼墩原始人是按母亲的血统来定亲属关系，处于母系氏族阶段。
距今约4000～5000多年以前，宜兴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原始村落逐步发展到近河旁的高地和山麓南坡上，由几个相邻的居民点组成一个村落。宜兴的杨巷、鼎蜀、张泽、铜峰、新芳、善卷等地先后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其中以杨巷镇一处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最为典型。在今杨巷东北部的三块高地，以蛳螺墩（也叫城头地）为中心的原始村落有很大规模，周围面积达300多亩。原始的农业已得到较快发展，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这时的石器工具出现了石镰、双翼形石耕田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石犁。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发展起来，出土了大批古陶器，其中有完整的红陶鼎，大部分为日用器皿，造型多样。烧造陶器的温度达800oC～700oC。杨巷原始遗址还出土了多种陶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中国书法全集蔡襄》，蔡襄年表，页12。
延伸阅读
陶器的成色原理与烧制工艺
使用火和利用火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陶器的出现就是人们使用火和利用火的产物。我们不知到底是哪个区域哪个国家最先发明了陶器，但从全球的考古发掘结果看，世界上有很多地区都出土距今有六、七千年完整的陶器。甚至还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陶器和陶片。可以说，陶器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生存需求以及长期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先人们先后不约而同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即把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
从我国境内出土的陶器来看，它的色泽主要有红、灰、黑、白等四种，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当谈到陶器色泽时，会有很多人认为是原料不同。即认为不同色泽的陶器是用不同的原料制成的。也有人认为是在原料中添加了着色剂所致。前一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即白陶与红陶、灰陶、黑陶不同，就是原料不同。因为白陶的原料其实是一种高岭土或近似高岭土的瓷土原料，含杂质(着色剂)少，原料纯度高，故呈白色。而其他三种陶器(红、灰、黑)就不是原料的区别，也不是原料中含着色剂的不同所致，而是同一种原料(或说含同一种着色剂)，用不同的烧制工艺所形成的。白陶在我国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了，距今也有五千多年了。直到商周时期白陶一直存在。而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器就是在这种白陶的基础上发展发明而成的。中国人之所以发明了瓷器，首先和我国盛产瓷土有很大的关系。那白陶器为什么不能叫瓷器?很简单，就是白陶只具备瓷器三大条件(原料、釉和温度)之一，而缺乏其它的两个条件，且是重要的条件。
我们还是来说说红、灰、黑这三种陶器的呈色差别吧。首先说明的是这三种陶器使用的原料是同一种原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地表土——黄土。黄土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见土，在哪个地方都随处可得。古代的先人们也是就地取材制造和生产生活日用陶器。我们知道黄土之所以发黄、发红，是因为土中主要含有氧化铁这种着色剂。随含量多少，颜色会呈色出不同深浅程度的黄色至红色。一般北方的黄土含铁量在4-5%，南方的黄土含铁量在7-9%，所以南方的黄土都比北方的黄土红，故烧出的陶器也偏红色或暗红色多，北方的偏土红或黄色多。为何说红陶、灰陶和黑陶都是采用相同的原料相同的着色剂(铁)，却烧制出不同的色泽?原理如下：
1、红陶。红陶的烧制工艺是采用氧化气氛烧制的，就是在氧气(空气)充分供给的条件下烧成的。由于空气的充足，陶器原料中的铁呈氧化状态(三氧化二铁)，氧化铁的发色就是红色，因此所烧制出来的陶器就是红色的。2、灰陶。灰陶的烧制工艺则与红陶烧制工艺相反，采用的是还原气氛烧制的。具体采用的方法是在烧成的后期，封堵窑门和烟道并在窑的顶部往窑内渗水。使窑内造成还原气氛，陶坯体中的氧化铁(三氧化二铁)中的氧，由三价转成单价，形成单价铁。单价铁的呈色即为青灰色，这就是灰陶的由来。
3、黑陶。黑陶的烧制工艺与红陶、灰陶又不同了。黑陶的黑色不是由铁呈色的，因为铁的成色无论量的多少或烧制气氛的改变，都形成不了黑色。除非再加入大量的锰、钴等着色剂，才能变成黑色。那用普通的黄土如何烧制出黑色的陶器呢?只有采用“渗碳工艺”!“渗碳工艺”就是在陶器烧制后期往窑内投入大量柴草(或煤、沥青)，并堵封窑门、烟道等进气或出气口，使窑内产生大量烟气。由于被封闭的窑内缺氧，柴草等燃料着不起来，而此时窑内的温度又在八九百度，柴草等燃料就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里弥漫着的细小碳离子就会渗入陶器坯体之中(陶器有较大的气孔率)。随着渗碳时间的长短和碳渗入量的大小，窑内的陶器就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黑色来。
由此可见，传统陶器的成色是由烧制工艺决定的。换句话说，“陶器的烧制过程即是装饰过程”。在陶瓷行业中，工艺技术是艺术设计坚实的物质基础，离开了工艺技术这个基础就别奢谈艺术设计。
宜兴紫砂壶起源研究
北宋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的《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一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被后人看作是宋代已有紫砂壶的史料依据，而且赞同者还为数不少，我虽不通文史，但总有些许怀疑。
宜兴紫砂壶起源何时？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有这样的记载︰「创始；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此书将紫砂壶的产生，归为金沙寺僧所创。从侧面我们可得知在金沙寺僧时已有紫砂壶了。也就是说，在明正德年间已有紫砂壶了。该书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专写「宜兴紫砂壶」的专着。
清干隆年间吴骞编《阳羡名陶录》、清光绪年间日本人奥玄宝《茗壶图录》、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考》，皆延续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的说法。
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出版的《国学论衡》第三期，刊登了谈溶《壶雅》一文，该文认为「泡茶用壶……宋元已有。」最早提出了阳羡紫砂壶宋元已有，有梅尧臣「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之句为证，文中提到周履道、马孝常《荆南唱合集》中有「阳羡紫砂」的记载1。还提到蔡司沾《霁园丛话》云︰「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2。」孙高士即元朝隐士孙道明。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刘汝醴《江苏紫砂工艺的发展》（南京艺术学院印行），认为紫砂创始年代，以诗词所提供线索，可推到北宋，观点与谈溶相同。
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古窑址的发现，并证实了宜兴紫砂宋代已有。《宜兴羊角山古窑址调查演示文稿》所下的结论为︰「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并引用北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十五《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苏东坡「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为其依据，从而认为「宜兴紫砂器已获得当时嗜好饮茶风尚文人的称颂」。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史》页392「江苏宜兴窑和紫砂器」一节云︰「紫砂器」创始于宋代，至明代中期开始盛行。
198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宜兴紫砂》姚迁等编着，页20，紫砂制器是人们生活中的实用品，又是工艺美术品，但在古代文献中，往往找不到确切的记述。现在能从书本上看到的只是诗文描写︰其一︰「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其二、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还有宋人作《满庭芳?试茶词》云︰「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上述诗、词句中所描写的「紫泥」、「砂罂」、「紫瓯」等都指的紫砂茶具，可见紫砂茶具已为饮茶珍品，而得到名人的赞赏了。
1992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宜兴紫砂珍赏》顾景舟主编，页12，「紫砂陶瓷艺术的创始，根据对一些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古窑址的发掘，可以追溯到北宋中叶」。以上《江苏紫砂工艺的发展》，《宜兴紫砂珍赏》等认为宋代已有紫砂茶具，均是延续了谈溶的说法。
上述已成定论的观点，以为宜兴紫砂器（壶）创始于宋代，均是引以梅尧臣的「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欧阳修的「喜共紫欧瓯吟且酌」等为其依据，并以羊角山紫砂古窑址出土的紫砂残器来证实。
这里有一点尚需解释，当代有些研究紫砂陶的专家以为，宋代已有紫砂器，因而宋代就有了紫砂壶。这是将紫砂器与紫砂壶相混了。紫砂器应是指用紫砂陶材料做的器皿，称为紫砂器。紫砂器中可以包括紫砂壶，但不可以认为宋代有了紫砂器便就有了紫砂壶。紫砂的壶的出现应与泡茶法的出现与普及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对泡茶方式的适应理解和认识，有了这种生活基础，才逐步产生了紫砂茶具。
前述诸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妨先从宋代的茶书及史料的记载来看当时的饮茶习俗。
宋代饮茶极为普遍，茶已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可谓「不可一日无茶」，北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七十议茶法云︰「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宋、蔡襄《茶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当时茶的品质和烹饮方法。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述了烹茶所用的器具。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
稍晚的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论述了茶的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饼、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
以上两书，所记载的饮茶方式均为点茶法，这种方法是将碾成粉状的茶末与沸水混和，并用茶筅回环搅拌，调成沫饽丰富的茶汤。时人还比较茶盏内沫饽的多少和持久性，来定断各人的备茶技巧，名曰「斗茶」。
斗茶所使用的茶具为建盏，宋蔡襄《茶录》云︰「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云︰「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
「瓶，瓶宜金银，小大之制。……」
宋代斗茶，贵重黑盏。这在宋代诗文里也多有描写。蔡襄《试茶?北苑十咏》︰「兔毫紫瓯新，蟹眠青泉煮」。梅尧臣《次韵和》︰「兔毛紫盏自相称」。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北苑将期献天子」、「紫玉瓯心雪涛起」。苏东坡《寄水调歌头?咏茶词》︰「建溪春色占先魁」、「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道》︰「蟹眠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着色尤宜」。黄庭坚《满庭芳?茶》︰「兔毫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并茶》︰「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等。
然而，一般点茶或煎茶则不一定非得使用建盏，也有贵族阶层爱用其它窑口出产的茶具，如苏东坡《试院煎茶》云︰「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潞公即指文彦博，煎茶学蜀人，茶具爱用定州花瓷。定窑在北宋时期鼎盛，所产红定和紫定为传世宝物，邵伯温的《闻见录》曾记︰「宋仁宗时，王拱辰以『定州红瓷器』进奉张贵妃」，由此可见红定在贵族心目中的地位。
唐陆羽推崇的越窑为上的青瓷，宋时仍在使用。北宋诗人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江水对煎萍彷佛，越瓯新试雪交加」。
蔡襄《思咏帖》云︰「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此信是写给冯京的，蔡襄皇佑三年末从故乡应召赴京，当世也自荆南通判御任还朝，两人邂逅于杭州，可能是冯方到而蔡将离去，因此蔡襄临行赠送团茶和茶具，略表心意。
宋代茶盏，主要以瓷器为主，其它亦有玻璃、金、银、铜等制成，在宋代绘画里如宋征宗《文会图》或辽金墓室壁画上，时常见到宋人以建盏、青瓷、白瓷或青白瓷进茶的情景。
小标:宋代点茶煎茶并行用器有所区别
民间百姓的饮茶随处可见，史料也多有记载。1147年孟元老作的《东京梦华录》详尽地记述了北宋都城汴京城中繁华的商业景象。该书卷之二云︰「朱雀门外街巷……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房」。「潘楼东街巷……，茶坊每五更点灯，……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卷之三云︰「马行街铺席……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卷之五云︰「民俗，……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
1235年灌圃耐得翁作的《都城纪胜》记述了南宋杭州的琐事。该书茶坊云︰「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遗久待也。令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兼卖梅花酒。……」
1275年左右吴自牧的《梦梁录》也有类似的记载︰「卷十六?茶肆?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令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塑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
上述两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南宋杭城的饮茶习俗，基本上是沿袭了北宋汴京的饮茶习俗并有所发展。「茶坊数量众多。八仙、清乐、珠子、潘家、连三等，是最有名的茶坊，它们的设备精致雅洁，所有茶具皆以银为之」。
在宋代饮茶习俗中，以点茶为主外，尚有煎茶，煎茶虽不似点茶，但也广被饮用，对于点茶、煎茶用器的区别，史料记载的较为清楚。黄庭坚《煎茶赋》︰「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等，说明茶以鼎为之。即是直接将团茶和草茶研成茶末，或亦有不经研磨，就把草茶或叶茶直接投入宽口的茶斧或茶鼎内击拂，再勺至茶盏里饮啜，谓之「煎茶」。
点茶所使用的主要茶器为茶瓶、茶盏等。至于茶瓶的材质如何，宋诗中多有提起。梅尧臣《以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石瓶煎汤银梗打」。苏轼《试院煎茶》︰「银瓶泻汤夸第二」。黄庭坚《寄新茶与南禅师》︰「石钵收云液，铜瓶煮莘。」杨虹《陆羽井》︰「金瓶垂素绠，石甃湛寒泉」。等皆可见到金银或铜石制的煮水茶瓶。
小标:紫泥新品泛春华。不足证明北宋已有砂壶
当了解了宋代的饮茶习俗及饮茶所使用的茶具后，再看看北宋诗人梅尧臣《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紫泥新品泛春华」一诗的写作年代及其背景。
该诗写于宋皇佑四年。6皇佑三年五月间，梅尧臣由宣城乘船到汴京。九月十二日是尧臣一生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尧臣奉命到学士院面试，通过考试，由仁宗赐同进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此时的尧臣已经五十多岁了。
皇佑四年正月里，尧臣到汴京东门外去看马遵，恰巧蔡襄也去了，蔡襄是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和尧臣、欧阳修都是极好朋友。
蔡襄，庆历四年十月，以亲老为由，乞领乡郡。授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庆历七年，蔡襄自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在建茶务（建州建安郡）监造龙凤团茶十斤上贡，作《北苑十咏》。
蔡襄寄茶给梅尧臣，应是其龙团茶，即然是团茶，则无需用茶壶来泡，再说在宋一代的饮茶诗文里，人们大都在推崇、赞美建盏，梅尧臣与蔡襄又都是好友，蔡襄寄茶给梅尧臣，梅尧臣不去赞美蔡襄寄来的茶，反而去赞美民间不出名的「或者根本就还没有出现的」紫砂壶，这有可能吗？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紫泥新品泛春华」就不存在是赞美紫砂茶具，因此也就不能作为砂壶北宋已有的依据。
那么，再将1976年宜兴羊角山紫砂古窑址出土的紫砂残器与宋代的饮茶茶具相比较。羊角山古窑址出土的紫砂残器有壶类、罐类。
壶类部分有高颈壶︰壶身、壶嘴、壶把、壶盖等残片。
壶身︰有圆形、几何形。
壶嘴︰有素式、捏塑两种。
壶把︰有单条把、双条把两种。
壶盖︰有平盖、罩形盖多种。
矮颈壶︰器形扁矮，卷口，多为直流。
提梁壶︰壶颈较矮，品种较多，大小不一。
上述羊角山古窑址出土的紫砂残器，以壶的造型来看，与宋代的茶瓶造型相差甚远。从一些壶嘴及其它残器的泥料、加工手法来判断，当是粗陶的煮水器、茶叶罐、水罐、药罐等，制作方法基本上是沿袭制作缸的方法。部分小件紫砂残器，已开始打泥片，尤其是壶盖，做工由粗到细，由无装饰到有装饰，泥料也由粗到细，有些制作工艺皆已具明中后期的特点。种种变化也都反映出与饮茶习俗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与宋饮茶习俗所用的茶具进行比较，恐怕很难联系到一起。其原因是，宋人饮茶，点茶也好，煎茶也好，所使用的茶具跟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是两个概念。功能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将宋代各窑茶具的各种材料工艺与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的材料工艺相比较，羊角山紫砂残器的制作工艺恐怕难以适应宋人的饮茶要求。
在宜兴，宋代可能是生产陶瓷的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青瓷的被淘汰，大批的从业者便转向了制陶业。
从今天宜兴地区发现的一些宋代窑址来看，均是一些粗货，有日用的陶盆、罐、钵、缸、壶、瓮和韩瓶。这些陶器大多数里外均施釉，从一些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当时的制作技术、材料、工艺，尚不具备制作紫砂壶的条件。故到目前为止，除羊角山外，还没有发现早于明中期专门用来烧紫砂壶及紫砂陶的窑址。古墓葬中也从未发现早于明中期的紫砂壶。
小标:宜兴紫砂壶应起始自明代中期
羊角山出土的部分残器的制作工艺，与南京1965年中华门外马家山油坊桥明代司礼太监吴经墓中出土的紫砂提梁壶倒是有许多相似之处。该壶是我国目前已知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紫砂壶，该墓的主人吴经，《明史宦官传》有传。该壶可视为明中期紫砂壶的标准器，如果将吴经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壶与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残器相比较，所得出的结论，羊角山的紫砂壶上限可能就不会到北宋，如果从部分打泥片成型的残器制作工艺来判断，制作年代可能会是明中期以后，其它的捏塑成型之类的残器可能相对要早一些。
这类判断，可在唐寅(1470-1523年)、文征明(1470-1559年)、王问(1497-1576年)、仇英(约1502-1552年)的绘画作品中得到证实。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能见到明成化至明万历的紫砂壶的形态演变。有些壶从绘画中可以看出是用来煮水、煎茶，还不能称作紫砂茗壶，如唐寅《事茗图》中的提梁壶，仇英《松溪论画图》中的软提梁壶，均是用来煮水、煎茶。王问《煮茶图》中的提梁壶，从流的部位、形状来看，很像是金属壶。但文征明《品茶图》(作于嘉靖十三年，1543)中的紫砂壶，显然是用来泡茶的。
茶书、笔记小说也都是在明中期以后才陆续开始提到紫砂壶。
据《明会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诏建中发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茶芽以进，有司勿舆。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其品有四：曰探春、先书、次春、紫笋。」因太祖下诏，罢造大小龙团，惟采茶芽以进。饼茶日趋衰落，散茶兴起。饮茶方式由煮、煎改变为泡茶。新的饮茶方式的出现，必将带动和产生新的相适应的茶具出现。
正因为泡茶法的提倡与普及，便相应产生了以泡茶为主的茶壶，由于宜兴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制陶制瓷技术和种茶饮茶习俗，这给予以泡茶为主的紫砂茗壶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宜兴地区的先民们，正是在明中期的这种环境气氛中，逐渐完成了在粗陶中提炼出可精加工的里外不施釉的紫砂壶。随着时间的推移，紫砂茗壶的制作工艺日趋完美，因而在明末一举获得「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
注1.《荆南唱合集》，笔者查阅四库本，该书中没有关于「阳羡紫砂」的记载。
注2.蔡司沾《霁园丛话》，笔者近几年在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查到此书，故不敢轻易引用。
注3.《品茶诗选》周雷编，页106，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注4.《中国书法全集蔡襄》，《思咏帖》页193，曹宝麟，荣宝斋出版，1995。
注5.《南宋京城杭州》周峰主编，页160，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注6.《梅尧臣集编校注》卷二十二，宋梅尧臣着，朱东润编年校注，页6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中国书法全集;蔡襄》，蔡襄年表，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