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元明清瓷器。
梅瓶是从鸡腿瓶演变而来的，虽然梅瓶是中国瓷器史上最经典的造型，但是梅瓶随着朝代的更替不仅造型随着人们的审美在变化，功能也在变化，宋代和元代梅瓶是用来盛酒的，明代梅瓶发展成为礼器，而清代梅瓶成为陈设瓷，失去了盛酒的功能。
宋元时期梅瓶装酒的酒器
上海博物馆藏一对磁州窑梅瓶，上书“清沽美酒”和“醉乡酒海”，可见其用途是储酒无疑。另外，我们从宋代磁州窑梅瓶的造型上小口广肩，这样就不容易使酒香散失，是极佳的储酒器。
梅瓶在元代仍然是储酒器，如考古发现的汪世显家族墓葬中出土的一件梅瓶，在它的肩部釉下墨书“细酒”两字。高安窖藏出土青花带盖梅瓶6件盖内分别书写“礼”、“乐”、“书”、“数”、“射”、“御”字样应该是标明所装酒的用途。带盖的梅瓶无论如何不会用于插花，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梅瓶盖的规整合来看，带盖梅瓶无疑是用作浆水酒醴的盛贮器。
梅瓶在明代做为礼器明代是结束了元朝少数民族的统治，再次恢复汉人的统治，汉族是喜欢厚葬，如西汉和明代都是如此，而梅瓶就是重要的陪葬品之一。梅瓶是明代初年贵族墓葬的特殊葬具。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就有厚葬风俗，而作为统治阶层的皇室和贵族更是将随葬物品的高低、多寡作为死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从明初贵族墓出土梅瓶可以看出，明代梅瓶的使用开始形成比较严格的等级制度，往往作为一种贵重的礼器随葬于贵族夫妇合葬墓的女室中，使梅瓶由酒具变成了礼器。我国古代常常用某种器物的谐音来比喻一种吉祥的含义：如定陵中的四只青花梅瓶放在棺椁的四周，寓意“四方清（青）平（瓶）”；又如山东鲁王朱檀墓的青白瓷梅瓶中盛有酒，寓意“清（青）平（瓶）长久（酒）”。随葬梅瓶的多寡也是有一定规矩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梅瓶陪葬数量一般分为三个等级：
梅瓶不同数量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在明代注重厚葬的朝代，更是等级森严
1、皇帝陵——青花梅瓶四个，如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随葬梅瓶就多达4件；
2、皇后、皇妃陵——青花或白釉梅瓶二个，如北京定陵的孝后、端后墓，北京海淀区董四村的皇妃墓等；
3、公主、皇子墓葬——都只有一个青花或釉里红梅瓶。
4.明代的贵族墓葬也是只有一个梅瓶作为陪葬品
清代梅瓶做为陈设瓷清代瓷器种类繁多，釉色也极大丰富了，梅瓶到了清代已经不是宋元明用来装酒和礼器了，完全是生活陈设瓷了。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所作《午瑞图》，图中央精心描绘一丛盛开的石榴花和蒲草叶，花插在一个青灰釉梅瓶中，画中印“乾隆御览之宝”方玺。该图所绘梅瓶具有典型的雍正时期特征，由此可见至迟在雍正乾隆朝，梅瓶已经用于插花。无论是郎窑红还是青花瓷都是宫廷贵族的生活用瓷了，这就是梅瓶功能的时代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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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梅瓶瓷器器形和功能的演变
梅瓶始于唐代的器形，也是中国瓷器造型中最经典的，流传时间比较长的瓷器器形，受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文人的喜欢，梅瓶流行于宋代，风行于元明时期。样子收藏对历代梅瓶的称谓、器形特征、釉色、用途等介绍梅瓶的发展历史。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储酒实用、陈设装饰、明器陪葬等多重用途的器物，从唐代开始出现就已深受人们的喜爱，到宋代时已很流行，元明时期随着青花瓷器的成熟而日趋风行。本文试从历代梅瓶的称谓、器形特点、用途诸方面进行浅析,以便对梅瓶有个全面的了解。
一、历代梅瓶器型的演变
其造型各个时期略有不同，但大致不离短颈小口，短颈，丰肩圆腹，敛腰窄胫等基本特征。
宋代梅瓶多小口外卷。其中，北方各窑生产的梅瓶丰肩，形体修长，胫部瘦削，秀丽挺拔。如北宋定窑白釉刻花梅瓶南方生产的梅瓶则肩较溜，略显矮胖，如南宋景德镇窑影青刻花弦纹梅瓶。
辽、西夏及金代梅瓶均受北宋北方窑的影响，具有形体挺拔修长的特点。
元代梅瓶造型为小口外折，短颈呈上窄下宽之梯形，肩部比宋代梅瓶更趋丰满，胫部也随之增大，至足部微外撇。
明代以永乐、宣德时期的梅瓶最具代表性，小唇口微外撇，短颈中部微束，丰肩，腹以下渐收敛，给人以敦厚稳重之感。
清代梅瓶除仿永乐、宣德时期的造型外，有所创新。创新的式样为口部增大，肩部加宽，且常有附加装饰，给人比例不谐调之感。
二、梅瓶名称的演变
从历年的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来看，梅瓶在唐代时有部分器形因特别细瘦类如鸡腿而被称之为鸡腿瓶。两宋约辽金时期的南北方窑场中都有生产，主要品种有青瓷、白瓷、黑瓷、青白瓷、彩绘瓷或化妆土剔刻瓷等。宋时称其为“酒经”或“经瓶”。宋人赵令畴的《侯鲭录》中记：“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复，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意，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据文献记载，“梅瓶”之称谓晚清方始出现，因其小口仅能容一形态瘦小的梅枝而得名，而并非专用于插梅花。清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称：“梅瓶，口细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曰梅瓶也。”也有另一种说法是梅瓶多用于盛酒，常有用其盛“梅酝”酒而得名。而许之衡的说法则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三、历代梅瓶釉色特点
梅瓶自唐创烧以来，作为一种传统的瓶式，各时期均有多个窑口烧造出釉色丰富的器物。
唐代白釉梅瓶
白釉梅瓶，唐，高42.5cm，口径9cm，底径17.5cm。梅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平底实足。胎质细腻。通体施白釉，釉面光洁，无任何杂质，玻璃质感较强，透明度较高，釉面上布满均匀细碎的开片纹。
此种造型习惯上称为“梅瓶”，是装酒用具，亦可插花用作“花瓶”。一般认为，瓷梅瓶始烧于宋代，此件实物证明，其在唐代就已出现。
（一）宋代
北方的河北磁州窑、定窑、河南钧窑、禹县扒村窑、登封窑、鲁山窑、陕西耀州窑、山西雁北地区瓷窑、辽代赤峰缸瓦窑、西夏宁夏灵武窑等，分别烧制白釉黑花、白釉划花、钧釉、黑釉白花、白釉划花、珍珠地划花、青釉刻花、黑釉剔花、白地褐花、黑釉剔花等各种釉色和纹饰的梅瓶。南方的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浙江龙泉窑、湖南衡山窑等，分别烧制青白釉、白釉褐花、黑釉剔花、青釉及褐绿彩绘等釉饰的梅瓶。
【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梅瓶】
景德镇窑青白釉刻花梅瓶，高26.6cm，口径5cm，足径8.5cm。瓶小口出边，溜肩，肩下渐收，内圈足。通体施青白釉，腹部刻缠枝花卉。此梅瓶造型比宋代较为典型的修长形梅瓶略显粗短。所刻花纹在匀净的青白釉面上若隐若现，青白相映，素雅恬静。宋代青白瓷主要以盘、碗类居多，瓶类器物传世较少，故此梅瓶愈益珍贵。
（二）元代
景德镇烧造出青白釉、青花、蓝地白花、釉里红梅瓶。磁州窑烧造白釉、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黑花的梅瓶。
元代磁州窑梅瓶
磁州窑梅瓶高23、口径4、腹径15.8、底径9厘米。唇口，短颈，丰肩，腹部上鼓下敛，底足根外撇。白釉为地，饰以黑釉纹饰。腹部两个不规则的菱形开光，开光内花纹一为“林和清爱梅”，一为折枝花，自口沿至底绘多层次的装饰纹。足底无釉，呈浅台阶形，并有不规则的乳钉状凸起。霁蓝釉白龙纹梅瓶
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高43.5、口径5.5、底径14厘米梅瓶口小，颈短，肩丰。肩以下逐渐收敛，至近底部微微外撇。浅底内凹。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青白釉，两种釉色对比鲜明、强烈。主纹刻划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象浮动的珊瑚枝一样的四朵火焰形云纹。巨龙威武、雄壮、悍猛，腾空飞舞于万里蓝天之中，颇有叱咤风云之势。（三）明代
梅瓶品种有青花、釉里红、青花红彩、青花红绿彩、黄釉青花加红、哥釉青花、仿哥釉、青花赭彩、三彩、五彩、蓝釉白花、酱釉白花、白釉、红釉、蓝釉、影青釉、珐花、孔雀绿等。
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
明万历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通高45厘米、口径7厘米。小口，短颈，丰肩，敛腹，隐圈足，砂底，摇铃式盖。腹部绘缠枝番莲纹，肩部及腹下部饰变体莲瓣纹。肩部书青花“大明万历年制”6字楷书款。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泛青，青花色泽微微泛灰。
白釉暗花梅瓶
明嘉靖白釉暗花梅瓶通高47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2.8厘米。小口，短颈，丰肩，下腹内收，隐圈足。器身有两道接痕，周身施白釉，下暗刻花纹，肩部为云肩内折枝花卉，腹部为缠枝花卉，足部饰莲瓣纹。颈下一周暗刻“大明嘉靖年制”6字楷书款。
（四）清代
梅瓶品种更为丰富，计有青花、豆青釉青花、黄釉青花、青花红彩、青花胭脂紫彩、淡描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白花、青花釉里红、豆青釉、釉里红、豆青釉青花釉里红、釉里黑、白釉浅青绿花、天蓝釉白花、豆青釉白花、哥釉铁花、白釉地五彩、五彩加金、斗彩、粉彩、青花粉彩、霁洒红釉地粉彩、白釉地矾红彩、茶叶末釉金彩、霁红釉、洒蓝釉、霁蓝釉、粉青釉、豆青釉、铁锈釉、仿汝釉、仿官釉、仿定釉、窑变釉、白釉、茄皮紫釉、炉钧釉、珊瑚红釉、淡粉釉等。
粉青釉梅瓶
清雍正粉青釉梅瓶高23.7厘米、口径4.8厘米，底径6.5厘米。小口，短颈，丰肩，敛腹，圈足。瓶身满施粉青色釉，底书青花“大清雍正年制”6字双行楷书款。仿宋景德镇湖田窑影青釉色，比影青略深，釉面匀细，造型优美。
四、梅瓶用途
（一）储酒器
关于梅瓶的用途，从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和古代绘画可知，梅瓶从它产生时起，最初应为实用器，大多用于盛酒或其它液体类的容器。它的这种功用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梅瓶作为酒具的用途，在许多梅瓶的铭文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博物馆藏的二件宋代磁州窑梅瓶和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开光书写“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书写“醉乡酒海”。桂林元代民窑瓷器中，曾发现一件肩部写有“清香好酒”的梅瓶残件。这些都是直接表明梅瓶的最基本功能是作为储酒器。
此外，还有些从侧面反映梅瓶基本功能的铭文。如桂林博物馆所藏出土于明墓的一件本地民窑生产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长地久”四字。“天长地久”本身带有祈福之意，同时也隐含着“天藏地酒”之谐意，表明其祈福与储酒的双重功用。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青花梅瓶上的图案哪怕是目不识丁者也能让他一目了然地认识其基本功能。比如1972年桂林明代靖江安肃王墓出土的青花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除了其制作工艺的无比精湛外，让人难忘的还有高士马后担食的仆人。仆人肩上所担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则是装满美酒的带盖梅瓶。这只“瓶中瓶”的画，与我馆所藏的不少陶梅瓶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说，这幅瓷画比任何一件写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观地反映了梅瓶的实际用途。因此，携琴访友（携酒寻芳）瓶不仅以其完美的工艺反映了明代制瓷巅峰时期的高超成就，同时也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流。
有些梅瓶，既无铭文也无图案直接反映其储酒的基本功能，但从它出土时瓶内的共存物也能直观地得知其用途。如山东鲁王朱檀墓出土的梅瓶内即装有美酒。最典型的莫过于1983年5月桂林明代靖江温裕王墓出土的高腰带盖梅瓶了。该墓出土的这件青花高腰双龙抢珠带盖梅瓶时，其瓶盖被拌有糯米浆的石灰膏严严实实地封住，打开后发现，里面竟是一瓶香沁浓醇的乳鼠药酒。酒中泡有三只未长毛的乳鼠，还有各种滋补的中药材，酒色晶莹红艳。历经四百余年，这瓶酒竟然还保存得这样完好，可谓弥足珍贵。据考证，这瓶酒是用当地产的著名“桂林三花酒”与乳鼠和名贵中药泡制而成，是特产的滋补药酒，对孕妇产后有大补之功。广西的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宋时曾以“瑞露”之名进贡朝廷，明代则成为靖江王族的常用酒。这瓶酒的出土，不仅为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增加了珍贵而难得的实物资料，也是梅瓶储酒功能的直接反应。另外，在墓穴中安放酒瓶，有希望死者在冥冥之中“久久（酒）平（瓶）安”之寓意，也有人将此种现象诠释为让死者在冥界中能过上“清（青）平（瓶）长（藏）久（酒）”的太平日子。不管何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精深奇妙之所在。
另外，梅瓶除了作为酒具外，还被帝皇作为高贵的赏品赐予臣下。如南京博物院藏的1995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古井内出土的白釉梅瓶，瓶的肩部就写有“赏赐”二字。据考证，这件白釉梅瓶是明太祖朱元璋赏赐给臣下的贵重器物。往往赏赐梅瓶时，瓶中多装满一瓶御制的美酒，使获赏者既有精美的梅瓶观赏，也有美酒可喝，真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二）陈设观赏品
青花梅瓶的另一功能是作为陈设器，供人观赏，愉悦人们。在北京辽代墓群的墓葬壁画中，发现有用梅瓶来插花的图案；台北故宫博物院元代佚名画《第四嘎尊者》中也出现有经瓶插花；明代唐寅《采菊图》中亦画有陶渊明之仆童手持插菊花的梅瓶。可见,青花梅瓶也用作陈设装饰品。从梅瓶上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图案及纹饰看，其观赏价值是相当高的。
（三）丧葬中的明器
梅瓶做为陪葬品，是身份的象征，一般梅瓶多置于棺椁的四周或周围。如北京定陵万历帝随葬的四个梅瓶，均置于棺椁四周，而孝后、端后（引者注：应为孝端皇后、孝靖皇后）随葬的各两个梅瓶，则置于棺椁头前的两侧。至于郡王所使用的一个梅瓶，则多置于棺椁的前面。可以看出，这不同的陈设方法本身就含有不同的使用意义。我国古代，往往用某种器物的谐音来表达一种吉祥的含义，把梅瓶放在棺椁四周，可能是作为一种‘四方（椁为方）清（青）平（瓶）’的象征；而内盛以酒置于棺椁之前应是‘清（青）平（瓶）长久（酒）’的寓意。总之，明墓的梅瓶，是上层统治者等级地位的标志与‘风水’寓意的象征。”
虽然梅瓶是中国瓷器史上最经典的造型，但是在历史长河里，它的瓷器和功能还是在时间进程中变化，这是时代审美的变化，反应了一个时代的审美和民俗的区别。
元明清僧帽壶瓷器造型的演变过程
僧帽壶因壶口形似僧侣之帽而得名。这种壶的造型始于元代，僧帽壶是一种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器型，古时已有金属材质制品，元代开始出现青白瓷僧帽壶制品，至明代永宣时期更为流行，有甜白釉、红釉、青花等不同种类；清代官窑也曾仿制，以康乾为多，清代制品一般腹部浑圆，重心靠下。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釉僧帽壶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釉僧帽壶通高19.7、口径16.3厘米，口似僧帽，束颈，鼓腹，圈足。流作鸭嘴形前伸，盖为珠形钮，平置于口沿之内，扁平柄上贴塑云头形花片。胎质细白，釉面莹润，瓷器造型雅致。明永乐甜白釉僧帽壶
明永乐甜白釉僧帽壶高度19.7cm，直颈，硕腹，圈足，尖流，扁把，壶口沿由前向后呈三阶渐高边。壶把两端刻如意形饰，一端贴于腹间，一端贴于帽沿并有突棱竖起与口沿平立。原应有圆钮形盖，一侧有小圆系，与壶口后部的小圆系相对，可结绳相连以防壶盖滑落，惜盖已失。全器施甜白釉，暗刻装饰，口沿刻缠枝纹，壶把刻灵芝纹，壶颈装饰缠枝莲纹，腹部近颈处为一周如意花瓣纹饰，腹部饰藏文吉祥经文，腹下部为仰莲纹，底足沿为卷草纹，纹饰繁复，刻工精细。 整器胎体轻薄，造型隽秀，釉质莹润，纹饰精细。明宣德青花僧帽壶
明宣德青花僧帽壶腹部亦有藏文吉祥经文，其含义为：“日平安，夜平安，阳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远平安泰，三宝(佛、法、僧)护佑永平安。”此壶经文应与其含义相近或相同。清代釉里红僧帽壶
釉里红僧帽壶壶口面有一流从颈部突出，一侧有宽带鋬，两端为如意头将口腹相连。此壶通体白底红花，光泽明艳。
元明清僧帽壶各代特点
始元代僧帽壶造型敦厚，颈较粗，壶流较短。瓷制比较粗燥；
明代僧帽壶在永乐、宣德开始流行，由于汉藏文化交流频繁，景德镇御窑厂曾大量生产僧帽壶，有青花、白釉、蓝釉、红釉等制品，造型秀丽，器身各部位比例匀称，壶流比元代略长；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均有仿制，
元明清青花瓷瓷器上龙纹的演变
元明清瓷器上的龙纹纹饰每个朝代有明显的区别，总体上历朝历代的瓷器纹饰上的龙纹早期非常霸气，中晚期的龙纹纹饰比较柔弱无力，瓷器上龙的饰，这个中国特有的题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威武有力、生动灵活，并且具有出神入化之姿的形象，早已成为各代龙纹的基调。但是在元、明、清三代的青花瓷器上，由于绘画技法和审美观念不同的缘故，各代的陶工们仍然赋予龙纹许多不同的变化。
一、元代龙纹元代陶工以线条勾勒龙纹的形状，龙首作斜角侧视状，嘴巴微张，舌头从中吐露，圆形的双眼有如戴上眼镜一般，前额微微凸起，头部的毛发与腿上的关节毛都呈飘带状，体表以细线描绘鳞片纹或网格纹，四肢各有三爪或四爪，爪子尖长，如同鹰爪一般锐利。
二、明代龙纹明代的青花瓷器虽然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龙纹的形象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龙首、龙身及龙爪上最为明显。
明代中晚期 瓷器上龙纹的身体以简单的线纹勾勒鳞片，再用长笔平涂法填上均匀的颜色，趾骨和尖爪部份一笔画成，内部也填上相同的色彩。这种简化的笔法与平涂式的填色方法，让明代后期的龙纹显得比较草率，嘉靖、隆庆、万历的青花瓷器，即有不少龙纹呈现如此的简化风格。
明正德青花穿花龙纹碗
青花穿花龙纹碗，明正德，高10.3cm，口径23cm，足径9.3cm。
碗撇口，深弧腹，圈足略高。内外青花装饰，里心与外壁均绘穿花龙图案，圈足外墙绘如意云头纹。外底青花双圈内署八思巴文四字双行款，译文为“正德年制”。
此碗造型端庄，釉面莹亮，釉色白中闪青，青花呈色蓝中泛灰。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与此碗造型、纹饰完全相同的正德官窑青花碗，外底署青花楷书 “正德年制”双行四字款，外围青花双线圈。
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水龙纹盘
青花矾红彩海水龙纹盘，明宣德，高4.4cm，口径22cm，足径14cm。
盘敞口，浅弧腹，圈足。青花红彩装饰。内底绘海水蛟龙纹。外口沿下绘回纹，腹部绘九条蛟龙翻腾于海水浪花间。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
青花与红彩相结合，是当时一种新颖的装饰工艺，两种色彩相互辉映，对比鲜明。宣德青花矾红彩瓷器造型主要有花盆、盘、碗、高足碗等。红彩鲜艳，温润，施彩时深浅分用，以表现纹饰的立体效果。
三、清代龙纹清代的青花瓷器既有模仿明代的仿古作品，也有当代创新的款式，这种现象自然也反映在龙纹的制作上，不过清代的仿明龙纹大多有形无神，无法与明代龙纹相比，但是当时所设计的新式龙纹，却因为有了全新的气象而成为此一时代的象征。清代的新兴龙纹一改明代晚期的简单草率，以更加威猛、更加写实的形象出现。
清代晚期到嘉庆时期以后，以威猛写实形象著称的清代龙纹也开始发生转变，瓷器上龙纹高额头、双凸眼，头发蓬松散乱，爪子如鸡爪般张开，以及关节毛短少的现象，都是清代龙纹的典型特征。不过，散乱的头发向后垂下，身体用简单的线纹勾勒鳞片，再以近似平涂法的方式填色，不仅缺乏清代早期龙纹的立体感和写实性，龙纹的精神也不像早期一般威武了。中国古代的青花龙纹，在不同的绘画技法下呈现活泼、稳重及写实等特色，不仅反映出相异的时代风格，通过瓷器纹饰也是我们鉴赏青花瓷器的依据。
元明清瓷器鉴定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柳叶瓶和梅瓶的区别
柳叶瓶和梅瓶都是中国传统的经典陈设花瓶，相比之下，柳叶瓶比较少见，梅瓶比较多见，很多人都会把柳叶瓶和梅瓶混淆，但是同时见过两种瓶型的人应该就能看出来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柳叶瓶和梅瓶的区别
柳叶瓶以康熙豇豆红柳叶瓶最为出名，其他的并不多见，但柳叶瓶确实是一件很不错的观赏器型。
康熙豇豆红柳叶瓶
柳叶瓶和梅瓶区别
1、名称的区别：
柳叶瓶因型似柳树叶而得名。梅瓶因口小的只能插梅花枝而得名。
钧瓷天青釉柳叶瓶
2、器型的区别：
a、柳叶瓶口小而平，且口沿外扩较宽;梅瓶虽也是小口，但口内收，口沿非常窄。
b、柳叶瓶颈虽短，但比梅瓶要长，比梅瓶要宽一点。
c、柳叶瓶器身丰肩，肩向下斜切至足，体态瘦而纤长;梅瓶丰肩，但肩详细为弧度过度至足，体态丰满，具有一定的曲线美。
d、柳叶瓶底足直径要比梅瓶小，且梅瓶整体比较厚重丰满，柳叶瓶整体比较苗条消瘦。
钧瓷梅瓶
柳叶瓶和梅瓶总体来说是两种不同的器型，其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柳叶瓶瓶型一般都比较小，而梅瓶的瓶型却可以做的很大。
在陈设的器型中，柳叶瓶多以精致的小器型出现，大约高度都在18-25公分左右，而梅瓶多以相对较大的器型出现，高度大约在30-50公分左右。
豇豆红柳叶瓶
所以，在选择这两种瓶型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要陈设的位置，要达到的效果进行选择，柳叶瓶和梅瓶都是经典的器型，其陈设效果是非常好的。
元明清瓷器的鉴定要领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
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鉴别元明清陶瓷小知识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元明清青花瓷的边饰研究
青花是指用钴料在白瓷胎上描绘纹饰，然后罩上一层透明釉，在高温中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我国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了青花瓷器，但数量很少，产品在胎、釉、纹饰等各方面均带有明显的原始性，尚未形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独立品种。直到元代，景德镇的制瓷匠师才掌握了青花瓷器的烧造技术，从此，青花以它鲜艳稳定的色彩、丰富多彩的画面以及釉下彩绘永不褪脱的特点，逐渐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
青花是以釉下彩绘图案为装饰，其绘画工具和技法与中国传统的国画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后者以纸、绢为载体，在平面上作画;前者以瓷胎为载体，在各种不同的立体造型上作画。为了使绘画技法能够适应陶瓷立体装饰的要求，制瓷艺人根据器物的不同部位设计出不同的装饰方案，在人们视线接触面积最大的腹部、盘心等中心部位装饰主题文饰，在口、颈、肩、胫、足等次要部位则辅以边饰。因此，青花瓷器的装饰纹样可以分为主题纹饰和边饰两大类。
边饰作为青花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艺术风格的转变，总是能够敏锐地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边饰进行系统的排比和研究，无疑会对鉴定青花瓷器的年代提供重要的依据。
一、莲瓣纹
莲瓣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西周时期已用于青铜器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晚期的“梁其壶”，壶盖四周饰有一周镂空的莲瓣作为盖纽。东晋时期，瓷器上开始出现莲瓣纹，到南北朝时广为流行。此后，莲瓣作为瓷器装饰中最为常用的纹饰一直长盛不衰。直到宋代，富有生活气息的莲花图案取代莲瓣成为主题纹饰，莲瓣纹逐渐从器物上的显要位置退居角落，成为陪衬主纹的边饰。
元代青花瓷器具有构图繁密、装饰层次多的特点，边饰在整体构图中作用非常重要。在诸多边饰之中，莲瓣纹以其使用最广、数量最多而名列榜首。
元代莲瓣的外形经过艺术地夸张变形，瓣内饰有精美复杂的图案，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特的排列方式与夸张的外形。元代莲瓣纹每瓣自成一个单元，瓣与瓣之间均留有空隙。这与名代相邻两瓣之间互相借用边线连为一体的排列方式有明显的区别。
元代莲瓣外形的画法很有特色，瓣肩转折生硬，整体近似方形。外廓的粗直线与瓣内的细曲线形成一种直与曲、刚与柔的对比美，元代绝大多数莲瓣的外形均采用这种画法。元青花中还有一种从唐代金银器上借鉴来的变形莲瓣纹，瓣尖由两片经过变形的忍冬叶相对卷曲而成，每片忍冬叶又酷似半个元代缠枝莲纹中的葫芦形花叶。配上瓣内精美的图案，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
2、莲瓣内均绘有图案。元青花莲瓣纹的外廓由外粗内细两条线构成，瓣内的图案十分丰富。其中最常见的是如意云纹。如意云纹的画法有两种：一种只用细线条将图案勾勒出来;另一种勾勒出轮廓后用青料将云纹涂满。云纹多为三重垂弧，最上面一层的弯角深深地向里勾卷。云纹下面多配有圆形或点状装饰。
元代莲瓣内的装饰图案有的非常精美华丽，如折枝花卉、杂宝纹等。折枝花卉一般多为莲花，花芯作石榴状，花瓣形如麦粒，瓣边或下部留有白边。花叶为元代典型的葫芦形。莲瓣内加绘杂宝纹为元代所独有，火珠、犀角、海螺、法轮、珊瑚、方胜、宝杵、银锭等相间排列，极富装饰形。
3、装饰范围广。莲瓣纹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从盘碗类圆器直至瓶罐类琢器，无论用与肩、腹还是用于盘心，都显得协调自然。构图层次较多的器物，还常常描绘多层莲瓣纹以增加美感。
明代前期，瓷器的装饰风格开始由元代的繁复向疏朗、简练转变。洪武时期的莲瓣纹既有元代遗风，又不乏自己的特点。首先莲瓣纹的装饰范围开始缩小，一般用于器腹的下部。莲瓣外廓仍由外粗内细两条线构成，但肩部的画法已由勾勒生硬变为行笔圆润。瓣与瓣之间的排列也发生了变化，除极少数仍和元代一样互相留有空隙外，绝大多数已经连在一起。瓣内图案趋向简单、 抽象，较常见的有如意云纹和宝相团花两种。洪武时期莲瓣内的任意云纹较大，垂弧由一组组逐渐缩小的圆涡线组成。宝相花是以莲花为基础经过几何变形产生的一种装饰图案，洪武莲瓣内的宝相团花已经完全图案化，花芯以大小相套的两个圆圈为中心，外圈绘一周连珠纹。花瓣的画法有两种：一种先均分出八个花瓣，再在每个花瓣顶端画一个小圆圈;另一种由花芯向上下左右各画一个如意形花瓣。加绘宝相团画的莲瓣仅见于洪武时期的青花和釉里红器物。
永宣时期的莲瓣纹已经明显趋于自然写实，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莲瓣内的装饰简单。元代莲瓣形体较大，适合在莲瓣内加绘比较复杂的图案。永宣莲瓣明显变小，瓣内图案也随之变得简单，一般只有几条简单的弧线圆点，有的干脆用青料将瓣内涂满。但莲瓣的结构仍有明显的元代痕迹，例如加绘如意云纹的莲瓣，只是瓣内的如意云较元代变得小而圆润，垂弧也由三重减为两重而已。
2、以青托白。以青花为地留出白花的技法元代已经流行，许多元青花大盘在盘心交替使用白地青花和青花地白花，形成色调上的反差，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永宣时期青花地白花主要用于边饰，如常见的莲瓣纹、蕉叶纹、海滔纹等都大量采用这种方法。深色的带状边饰与白地青花的主题纹饰相互映衬，别有一番情趣。
3、莲瓣形状及排列结构丰富多彩。永宣莲瓣的形状多种多样，既有肩部圆润瓣尖凸起的传统莲瓣，也有瓣尖向内凹的莲瓣。还有一种瓣内涂满青料的莲瓣，瓣体狭长，顶部为圆弧形，没有凸起的瓣尖。在排列机构上，有的各自分开留有间隙，有的互借边线连在一起。此外，单层莲瓣和双层莲瓣也都兼而有之。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迄今尚未发现暑有年款的官窑瓷器，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但此时民窑生产青花瓷器却很有特色，根据近年来纪年墓葬出土的资料，民窑青花装饰的莲瓣纹主要有三种：一种为白描莲瓣，多用于器物肩部及器盖;一种为写实性较强的莲瓣，多用于器物下腹;还有一种双螺丝靥形莲瓣，多用于器物下腹及器盖。
明代中期，青花瓷器的装饰风格由前期的洒脱豪放转变为清秀淡雅，构图层次大大减少，边饰的使用远远不如前期。永宣青花中流行的双层莲瓣仍大量使用，但很少采用“以青托白”的手法。一种大莲瓣之间夹小莲瓣的单层莲瓣纹开始盛行。这种莲瓣的排列方式与永宣时期那种外层莲瓣之间露出里层瓣尖的双层莲瓣不同，直接在两个大莲瓣之间加画一个瘦长的小莲瓣。大莲瓣内的图案精美复杂，小莲瓣则较简单。
明代中期民窑青花上的莲瓣纹除少数精品模仿官窑的画法外，大多数产品为了适应大批量生产的需要，画的简单粗放，有的是在粗细相间的垂直线分隔出的方框内，画一组上下大小的圆涡线;有的则只是在两条弦纹之间画上粗细，长短不等的垂直线来表示莲瓣纹。
明代后期的莲瓣纹除继续延用中期的式样外，总趋势是向图案化发展。有的经过变形处理后已完全失去了莲瓣的自然形态，成为一种纯几何图形的连续组合。
二、蕉叶纹
蕉叶纹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兽面纹觚、陕西扶风出土的鸟纹觯上均装饰有蕉叶纹。早期蕉叶纹严格地讲实际上应是一种兽体的变形纹。“两兽驱体作纵向对称排列，一端较宽，一端尖锐，作蕉叶形式。这类纹饰大多施于觚的颈部和鼎的腹部”。瓷器上蕉叶纹始见于宋代，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定窑白釉刻花梅瓶，下腹装饰一周写实性很强的双层蕉叶纹。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蕉叶纹主要用于玉壶春瓶、执壶等器物的颈部。其排列形式与元代莲瓣纹相同，每片叶自成一个单元，两片蕉叶之间留有较宽的间隙。但也有少数为两片叶子之间夹一片叶子的双层蕉叶，第二层蕉叶往往只画出主叶脉而省略侧叶脉。元代蕉叶的主叶脉是一条较粗的实线，两边的侧叶脉用细密的平行斜线表示。叶缘的变化较多，有的为全缘，叶缘用平滑的弧线画出，没有波折和起伏;有的为波状缘，叶缘用曲折较小的波线画出;有的为皱缩状缘，叶缘用曲折较大的波线画出。第一类的轮廓线一般较细，第二、第三类较粗。
洪武时期蕉叶纹的装饰部位与元代相同，但蕉叶的排列形式出现了变化。元代那种每片叶子互不相连的单层蕉叶已不再用，代之为双层蕉叶。前排蕉叶之间的间隙较宽，后排蕉叶的主叶脉由元代的一条直线变为两条平行的直线，从底部直贯叶尖，侧叶脉与元代相同，用细密的平行斜线表示。
永宣时期，蕉叶纹的装饰部位除了颈部外，还常用于器物的肩部和下腹。饰于肩部的蕉叶叶尖向下，蕉叶的排列以双层为主。主叶脉由两条直线勾出，中空留白，下端较宽，上端不像洪武时期那样直贯叶尖，而是交于靠近叶尖的部位。侧叶脉画得比较稀疏，线条也略带弧度。主叶脉两侧常常用青料加以渲染。
空白期时期的蕉叶纹大多用于器物下腹，有单层和双层两种。单层蕉叶每片叶子之间的空隙很小。双层蕉叶前排的叶子间距很宽，后排蕉叶只有下部很少的一部分叶缘被遮住。主叶脉与侧叶脉的画法与永宣时相同，但线条较粗。叶缘一般多为皱缩状缘，有时还采用曲折更大的圆齿状缘。叶片内有时也加以渲染，但渲染的部位由永宣时的主叶脉两侧变为叶缘的内侧，宽度很大。
明代中期以后，装饰在不同器型、不同部位的蕉叶纹，形态各异、变化较大。用于颈部等细长部位的蕉叶往往画得窄而长;用于器物下腹的蕉叶往往被压得宽而短。叶片有的只勾轮廓，有的用双线勾出轮廓后再填涂青料;有的整片叶子除主叶脉外全部用青料平涂;有的后排蕉叶只勾轮廓，前排则用青料平涂。装饰在同一部位的蕉叶有时因器物造型上的差异也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成化时期有一种大罐，肩腹之间的过度圆滑自然，肩部装饰的蕉叶自肩部一直垂到上腹，显得十分和谐。弘治以后罐类的肩部多较丰满，肩与腹的转折明显，肩部装饰的蕉叶也随之变短。
三、如意云纹
瓷器上的如意云纹应该是从古代建筑上借鉴而来的。山西五台山著名的唐代建筑南禅寺，其博风板上下垂的“悬鱼”实际上就是如意云纹。此后历代古建筑上都大量采用如意云纹作为装饰，例如尉县南安寺塔(辽代)、易县圣塔院塔(辽代)的塔身上部，正定隆兴寺转轮藏阁(宋代)的雁翎板上均装饰如意云纹。如意云纹有于云头顶端朝下，又称之为“垂云纹”。瓷器上大量使用如意云纹是由元代开始。元青花的如意云纹主要用于装饰罐、瓶类大型器物的肩部，故又俗称“云肩”。
元代纪年墓葬中最早采用如意云纹作为装饰的应属江西延佑六年墓出土的青花塔形盖瓷瓶。此瓶肩部的如意云纹扁而宽，轮廓用外粗内细两条线勾出，云头内无任何装饰。元代后期至正型青花上的如意云纹，在此基础上有很大发展。云纹的轮廓由两条线变三条线，中间一条较粗，内外两条较细。云头硕大丰满，瓶、罐类器物肩部一周只有四至六个。如意云的构图十分巧妙，云头的垂弧为三层，最上面一层的两个尖角深深向里勾卷，两个相邻云头之间的连线为反向的弧线，相交后形成一个顶端朝上的两重垂弧如意云。云头里均装饰繁褥华丽的图案，有水波纹、水波荷叶、云雁、瓜果等。除白地青花外，还经常使用青花地白花的技法。
洪武时期的如意云纹与元代相比变化显著，云头明显 变小，里面的装饰大大简化。此时青花玉壶春瓶肩部常装饰一种小而简单的如意云纹，先用单线勾出轮廓，里面涂满青料，仅靠近轮廓处留出一圈白边。云头的垂弧有三重也有两重，相邻两个云头基部的弧线直接相交，使两个垂弧之间形成一个凸起的尖角。洪武时期还流行一种云头内饰叶脉纹的如意云纹，云头轮廓用外粗内细两条线勾出，里面所饰的叶脉纹显然是从蕉叶纹借鉴来的，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蕉叶纹的侧叶脉由平行的斜直线构成成。而如意纹内的侧叶脉由平行的弧线勾成。此外洪武时期还有一些仅用双线勾轮廓的如意云纹以及云头内饰折枝花卉的如意云纹。
永宣时期，云头内饰折枝花卉的如意云仍继续流行，但花卉的画法明显不同。洪武折枝花趋于图案化，呆板有余而生动不足。永宣折枝花写实性强，笔法流畅，画工精细，品种也较丰富，常见的有折枝牡丹、折枝灵芝、折枝茶花等。洪武时期那种云头内饰叶脉纹的如意云纹已不再用。
此时如意云纹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跳出了“云肩”的框框，开始用于装饰肩部以外的其他部位。这类如意云纹的云头很小，垂弧均为两重，第二重垂弧的弧线向内勾卷于中心相交。结构上由以前的相互勾连变为各自独立，云头一个挨一个连成一周。有时云头排列较松，在其空隙处加画小圆点等简单图案作为点缀。云头的方向也由以前一律向下的“垂云”变我根据装饰需要可上可下。
明代中期以后，如意云纹与前期相比变化不大。瓶、罐类肩部仍时常采用云头较大的“云肩”作为装饰，云头内加绘折枝花卉、缠枝花卉、折枝花托八宝等。技法上主要采用勾勒填涂和单线平涂的方法。另一类较小的如意云纹主要用器物口沿、圈足、器盖等部位，造型上变化较多，云头之间还常配以各种云纹相近似的图案。
四、海涛纹
以水波作为陶瓷纹饰盛行于宋代。定窑、耀州窑等著名窑场生产的刻花、印花瓷器中，水波纹占有很大的比例。常见的有水波鱼纹、水波荷花、水波鸳鸯、水波鸭莲等，从画面组合来看，均为荷塘风光。宋代瓷器中也有单纯的水波纹，如河北定州、正定等地出土的白釉印水波纹枕、耀州窑遗址出土的青釉印花盘等。这类水波纹虽不能排除是表现海水，但用篦状工具划刻出的水波整齐而平静，有旋转流利的动感但缺乏波涛汹涌的气势，因此宋代的水纹一般统称“水波纹”而不叫海涛纹。元代除了绘有鱼藻莲荷的池塘风光和衬托龙、海兽的海水波涛外，二方连续形式的海涛纹已成为当时青花上常见的边饰之一。
元代海涛纹主要用于大罐的口部及大盘的内口沿。经过夸张处理的海涛高高涌起，巨大的椭圆形浪头从高处压下。海涛的轮廓用浓重的粗笔绘出，里面勾画长短不等的细密曲线，笔法酣畅有力，线条生动自然，动感强烈。这种粗犷毫放的海涛纹为元代独有。
洪武时期的海涛纹仅见于大盘的口沿。构图上仍延续元代的形式，但更加图案化。海涛轮廓采用较粗的线条绘出，浪头小而呆板，轮廓线的上下各用细密的平行曲线表示水纹，其间点缀一些小圆圈表示飞溅的水珠。整个画面毫无立体感。
永宣至空白期海涛纹的变化比较丰富，画法上追求写实，并大量采用“以青托白”的手法，蓝色的海水，雪白的浪花，具有较好的视觉效果。海涛有的画得汹涌澎湃，每层波涛之间都夹有白色浪花，构成波涛的曲线弧度较大，浪花里有时加绘圆涡线以表示漩涡;有的画得较平缓，隔三四层波涛才绘一组浪花，波涛曲线的弧度也较小。
明代中期以后，青花瓷器上海涛边饰的应用逐渐减少，画法趋于图案化、简单化。例如弘治时期盘碗口沿常用的一种海涛纹，以细密的平行曲线表示水波，用留白的手法在曲线中形成一条不规则的宽线表示波涛和浪花，每个单元之间加绘圆涡线表示漩涡。嘉靖时期有的海涛纹更加简单，在细密的平行曲线中先留出一条较宽的规则的波线，然后在其间画上一条细曲线。这类海涛纹早已失去前期那种磅礴的气势和勃勃生机，演变为一种抽象、呆板的图案。元明青花边饰除以上几种以外，较为常见的还有卷草纹、回纹、菱形锦纹、古钱纹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元明青花瓷器的边饰，品类虽然不多，但变化较大;时代风格虽然各异，但继承关系甚为明显。因此，探求其变化，了解它们的发展脉络，对我们更科学、更准确地鉴定这一时期的器物，肯定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