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分类。
传世和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明显可分两类。一类胎薄，工艺较精致，一类胎体较厚（仅限花器），工艺较粗率。两类的区别如下：
精致型与粗放型 “官钧”瓷器的主要区别是：
1．精致型胎体普遍较薄，造型匀称；粗放型胎体普遍较厚，造型笨拙。
2．精致型支钉痕细小而疏朗；粗放型支钉痕大而密集。
3．精致型外底多为芝麻酱釉；粗放型外底少见芝麻酱釉。
4．精致型泄水孔较大；粗放型泄水孔多数较小。
5．精致型器足较小，精致；粗放型器足较大，粗放。
6．精致型圈足规整；粗放型圈足不甚规整。
7．精致型数字位于外底，位置固定，多戳印而成，字体规整；粗放型数字位于圈足内墙、器足内侧或外底，均刻划而成，字体草率。
8．部分粗放型瓷器如鼓钉盆托釉面垂流现象较严重；而精致型鼓钉盆托釉面少见垂流现象。
传世“官钧”瓷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情况，早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钧”瓷器可能存在 “祖型群”与“后仿群”，即原型与后仿问题。不过在谈及后仿问题时，她们均将后仿瓷器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诸窑假钧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的情况相联系。余佩瑾还据此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即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 “难道均是文献出版的十六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然而，根据1973～1974年及2004年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材料来看，所谓“祖型群”与“后仿群”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其中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与所谓的“祖型群”(精致型)特征相吻合；而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中的绝大多数特征则与所谓“后仿群” (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来，“后仿群”实为钧台窑烧造的两种类型“官钧”瓷器中的一种，与《遵生八笺》所说的仿钧州瓷器的情况并无关联。 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参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的研究人员认为：200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瓷器，与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及故宫博物院旧藏典型“官钧”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也有代表认为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为明初生产；而1973—197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与故宫博物院旧藏“官钧”瓷器特征一致，为北宋产品，并强调1973／1974年发掘的钧台窑遗址为所谓“北宋官窑”。应当指出，这种对出土和传世“官钧”瓷器简单分类与断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旧藏“官钧”瓷器本身就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正与2004年出土“官钧”瓷器特点完全相同。而且，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中也有少量精致型制品。因此在对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遗物及传世“官钧”瓷器未做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上述结论，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关于粗放型与精致型瓷器孰早孰晚的问题，从前者工艺比较原始、落后的特点来看，其年代或有可能早于后者。因为精致型的诸多工艺特点，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如粗放型支烧工艺，原采用密集的锯齿状支圈，齿端与器物底部接触面较大，烧成时容易粘连，留下难看的疤痕；而精致型则改用较为稀疏的锯齿状支圈，齿端尖细，与器物的接触面很小，这样烧成时既不宜发生粘连，又可使支痕变小而求得美观。又如精致型器物底部的刻字，也应是在粗放型基础上的改进和规范。粗放型的数字，大多刻于圈足内侧或云头足内侧，字体大都草率不工，位置亦无严格要求。而精致型的刻字，其字体、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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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官钧”瓷器明代造的可行性
在前几个单元中，我们力求客观介绍“官钧”瓷器的研究历史，并借助考古学方法对“官钧”瓷器年代进行观察和研究。通过这些工作，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官钧”瓷器烧造于北宋的观点，缺乏可靠证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以下，在提出我们的观点之前，对“北宋说”作一系统剖析。
(一)“北宋说”之伪举证
持“北宋说”者，目前所能提供的依据，大致有五：明清文献、器形比较、“宣和元宝”钱范、“奉华”铭钧瓷、徽宗修建“艮岳”与“花石纲”之役。简析如下：
1．明清文献
从本文第一单元对明代文献的考察来看，“官钧”瓷器地位在明代一直不高，与“柴汝官哥定”不能等量齐观。况且，没有任何明代文献断言“官钧”瓷器烧造于宋代。只有明末伪书《宣德鼎彝谱》，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暗示钧窑为宋代名窑。这也就为后来的“北宋说”埋下伏笔。清初孙承泽《砚山斋杂记》承袭《宣德鼎彝谱》中钧窑的排名，并首次提出“宋钧”概念。之后，《南窑笔记》等更将 “官钧”年代明确为北宋。不难看出，清人“宋钧”之说系从明末文献中衍生而来，不足凭信。
2．器形比较
冯先铭曾以“传世大批宋代钧窑花盆、出戟尊、奁等器，其质量造型与宋代官、汝、定有共同点，都是为宫廷烧造的”为依据，认为“官钧”为北宋产品。不过，他并未对相关器物的源流、演变及特点作具体考察与排比，只是泛泛而谈，失之笼统。其实，根据我们的研究，“官钧”瓷器与汝、定、官等宋代瓷器并无明显共同点，倒是与明代器物有较多共性。
3．“宣和元宝”钱范该钱范可说是“北宋说”的关键性证据。对于钱范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借此来证明“官钧”年代的局限性，李民举、罗慧琪已分别从其形制、书体、宋代铸钱业的管理及宋钱的铸造工艺等方面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由于最初发表“宣和元宝”钱范的文章过于简略，以至于这枚钱范作伪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破绽被暂时掩盖了。下面就此作一补充说明。
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一书中，作者赵青云首次发表了大量钧台窑资料(即1973一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资料)，其中“宣和元宝”钱范的背面图片也首次披露。令人称奇的是，钱范背面竟模印有“崇宁年制”四字。众所周知，崇宁为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其启用于公元1119年。这枚背面印有“崇宁年制”的钱范，其钱文年号竟然是晚于崇宁10余年才启用的“宣和”。其作伪之拙劣令人瞠目。
4．“奉华”铭钧瓷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称，“奉华”铭钧瓷见有两例：一是底部刻“奉华”铭的传世钧瓷：一是1975年禹县神垢一瓷厂调查钧台窑遗址时采集的l件“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但据刘涛先生的调查，“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从未公开发表，下落至今不明，而“奉华”铭传世钧瓷似也未见公开。这么重要的资料竟如此不清不楚，似无法作为研究依据。退一步讲，即便“奉华”铭出戟尊残底真的存在，亦同样不能为“北宋说”提供支持。“奉华”传为宋高宗刘妃所居堂名，而据《中国陶瓷史》介绍“奉华”铭出戟尊残底的刻铭，为烧前所刻，如果“官钧”为北宋产品的话，其窑址采集的器物怎么可能刻有南宋高宗刘妃的堂名呢?显然，这件所谓的“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作为研究资料不足采信。
5．“艮嶽”与“花石纲”对“花石纲”与钧窑的关系问题，李民举曾作过研究。遍查宋元有关文献，始终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就连阳翟(今禹州)名士曹组应诏所记内容详尽的颂“艮嶽”一文，也只字未提阳翟为宋廷烧造“花器”之事。所以把“官钧”瓷器与徽宗修建“艮嶽”与“花石纲”之役相联系，纯属主观臆测。此外，若将“官钧”瓷器的年代断为北宋，还会发现其缺乏赖以产生、发展的技术基础。刘涛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官钧”应是在民窑普通类钧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通过考古资料特别是纪年资料观察，这类钧瓷大量烧造并普及的年代当在金代中后期。所以，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讲，“官钧”瓷器的年代不可能超越金代。
(二)“官钧”瓷器烧造于永乐、宣德时期
在前一单元中，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已将“官钧”瓷器的烧造年代初步判定在明早期。那么，更具体的时间可否探知呢?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1．钧台窑遗址新发现的某些器物，如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大罐、 出戟尊等，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及明早期掐丝珐琅制品特征相同。特别是方流扁壶，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在景德镇瓷器和其他金属器中，方流鸡心扁壶似仅见永乐或稍晚制品。
2．从南京明故宫遗址考古资料来看，在连续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都未发现“官钧”瓷器遗存。对于这类较易损耗的“花器”未能发现的合理解释，或只有一条：“官钧”瓷器在永乐朝之前尚未烧造。
3．从社会条件和宫廷需要看，永乐、宣德两朝，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皇室对宫舍苑囿之器用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永乐四年至十八年，数兴大工，营建北京宫殿，而新宫殿的装点美化无疑需要大量“花器”。宣德时，宫廷生活更加奢靡。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谓：“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极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途，骚扰甚矣。”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钧”瓷器得以大量烧造。
4．明早期“官钧”窑场所在地区瓷业发达，窑变色釉烧成技术高度成熟。过去人们总认为，北方地区瓷业从金元开始走下坡，及至明清更是江河日下。而实际上，明代北方一些地方的传统瓷业仍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如“官钧”窑场所在钧州(万历三年后改称“禹州”)即如此。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明中前期，在整个北方，钧州可说是瓷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大宗产品如白地黑花褐彩瓷器等，不仅产量大，流通范围广，而且工艺成就也十分突出。”。传统产品钧瓷，在明代钧州虽非主流产品，但其基础深厚。而这也正是“官钧”瓷器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实不难发现，与金元钧瓷相比，“官钧”瓷器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之一，也就是窑变色釉(即所谓“高温铜红釉”)烧成技术的高度成熟。
我们说，“官钧”瓷器集中烧造于永乐、宣德时期，那么在这之后，“官钧”瓷器是否还有烧造?对此，目前尚难作出肯定回答。不过，有则史料值得注意。《明史》卷二〇一《李充嗣传》记：“(正德九年)初，镇守中官廖堂党于刘瑾，假进贡名，要求百端，继者以为常。充嗣言‘近中官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诸物，皆借名科敛……’”其中提到的“窑变盆”，或为钧窑制品。“窑变”一词，古今通义，专指瓷器釉色在烧成过程中发生特殊变化的现象。宋人周辉《清波杂志》云：“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色如朱砂，谓荧惑缠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明清以来，对钧窑瓷器五彩交融的釉色变化，更以“窑变”称之。如方以智《通雅》云：“均州有五色，即汝窑一类也。窑变则时有之……”《明史》中所记“窑变盆”，为镇守中官廖堂“借名科敛”所得，而据查当时廖堂正镇守钧窑所在地区河南。由此看来，“窑变盆”很可能就是钧瓷盆，而且还应是五色斑斓如同“官钧”一类的品种。当然，“窑变盆”为当时烧造抑或是前朝遗留之物，这还是个难以弄清的问题。联系到《大明会典》中所记钧州自宣德至嘉靖陆续有缸、坛、瓶等生产的情况，推测“官钧”瓷器或与其相类的瓷器可能在宣德后仍时有烧造。但我们也认为，根据对现已掌握的考古与文献资料的考察分析，“官钧”瓷器烧造的年代跨度当不会太大。从前揭陆深《俨山集》中有关“官钧”瓷器的内容也可了解到，陆深生活的年代(成化一嘉靖)“官钧”瓷器已被作为古董收藏了。
当然，有个问题不容回避：既然说“官钧”瓷器始烧于永乐时期，那么为何永乐及整个明早期文献中未见记载?对此，或有两个解释：一是明早期官方文献的简略疏漏。关于这一点，《明史》主要纂修者之一徐干学(163l一1694年)就认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而实录为官方修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的简略，势必造成史书诸多内容的缺失；一是重要史料的毁灭、遗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始纂修至当年的明朝正史。但此项工作开始不久(1597年)，宫中一场大火，使所有草稿和资为灰烬”。
（三）“官钧”瓷器及其窑场性质
“官钧”的说法，虽早已流行，但在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我们之所以认可“官钧”的说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1、传世“官钧”瓷器原多为明清宫廷所藏，流传有绪。现集中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官钧”瓷器，其来源主要为清宫旧藏。海外最集中的一批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官钧”瓷器，亦来源于清宫旧藏(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皇宫带出抵押在天津银行，后流失海外)。而清宫收藏的基础又是明代宫廷。据此似可推知，“官钧”瓷器是专为宫廷生产的。
2．“官钧”瓷器具有典型的官器作风。其形制，或源自三代礼器，或以宋元瓷器为母本加以改进而成。造型庄重，法度严谨(宋吕大临《考古图·序》论古器有“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精义存焉”之说)，集中体现出一个时代上层文化——包括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官钧”瓷器的制作应是在当时宫廷的直接指使下进行的，其情形或正如历史上“禁庭制样须索”。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与“官钧”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等形制相同的器物，除见于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以及宫廷作坊制作的金属器外，其他再无任何发现。
3．“官钧”瓷器工艺复杂，制作考究，其生产成本之高，恐非一般民用商品瓷生产所能承受。
4．“官窑”是明前期宫廷等官方用瓷的主要来源之一。官营手工业，是明前期手工业的主体，其产品直接满足宫廷消费、政府及军队所需。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的经营极为重视，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完备的生产管理体系。明代官手工业及其管理机构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两大系统。明中前期，由中央部门(工部、内府、户部等)直接掌管或下达烧造任务的窑场，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景德镇御窑厂，瓜州、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以及钧州、磁州、真定府曲阳县等窑场。宣德间，钧州等地承担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大明会典》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这座烧造缸、坛等酒器的钧州窑场，与烧造“官钧”瓷器的窑场究竟有无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个情况龃不难想象：既然酒器都要指派地方烧造，那么如“官钧”一类的高档瓷器生产想必更为中央和地方官府重视了。
结语
(一)在我们以考古资料以及具有文献价值的绘画资料合力构建起的器物演变谱系中，传世及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的年代所属无可选择地只能定位于明代早期。根据“官钧”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等典型器与永乐、宣德时期的瓷器及珐琅器等形制特征相同的情况，进而推断，“官钧”瓷器的烧造年代当集中在永乐、宣德时期。
(二) “官钧”瓷器具有典型“官器”作风，工艺考究，生产成本高，而且某些典型器如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以及各式花盆等，不见或鲜见钧州当地及其他地区民窑烧造。传世的“官钧”瓷器原多为明清宫廷收藏，流传有绪。联系到明代文献及绘画资料透露出的信息和情况推测，“官钧”瓷器应是由官方窑场或官方组织生产的，当时除为宫廷占有外，可能还为上层官僚、文人所享用。至于当时的钧台窑是属于官办窑场(中央或地方官府经营管理)，还是属于“贡窑” (接受中央指派或地方官府“朝贡”瓷器订货的民营窑场)，由于窑址发掘面积有限，窑场面貌未能得到全面揭示，目前还难以确认。
(三) “官钧”瓷器包含精、粗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前者可能是在后者基础上的改良产品，二者年代应相距不远，或为同一时期早晚两个时段的产品。
(四)以往的陶瓷史研究，多关注景德镇(对元以后景德镇瓷业素有“一枝独秀”之说)，而对其他地区的瓷业发展缺乏认识。近年来，随着明代“处州官窑”的发现以及明代北方磁州窑类型瓷器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人们逐步改变了对明代瓷业格局的认识。“官钧”瓷器年代的初步确定，更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在明代中期前，南北方瓷业呈现共同发展的繁荣格局；景德镇虽具强势，但也不可妄称“一枝独秀”。
(五)至今仍为中国大陆学者普遍持守的“官钧”瓷器“北宋说”，系根据明清文人说法又加上一些推测的成分敷衍而成。本文通过对明清文献、“宣和元宝”钱范、“奉华”铭钧瓷以及“艮嶽”与“花石纲”等之役的逐一剖析，进一步发现，“北宋说”的立论依据，或盲从前人，或以讹传讹，或凭空想像，总之，无足凭信。我们也因此感到，当前对“官钧”瓷器的研究，其目的与意义似已超出单纯的年代考证；坚持还是背离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当是我们首先要正视的问题。
陶瓷知识：何谓汝、官、钧、哥、定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瓷器分类
瓷器器形若按大类分：有碗、杯、盘、壶、罐、盆、瓶、炉、盒、匝、枕、洗、尊等。每一大类又有若干品种，主要有：
（一）碗
造型特点是敞口、深腹、平底或圈足，形式多种多样。如六朝时的青釉莲瓣纹碗，唐代越窑海棠式碗，邢窑的釉花口碗，以后出现的折腰碗、斗笠碗、卧足碗、敦式碗、盖碗等。
1、宫碗 口沿外撇，腹部宽深丰圆，造型端正，多为皇宫用器。明正德时烧制最为著名，有“正德碗”之称。
2、羽觞 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置半月形双耳，亦有饼形足或高足。明末清初流行。碗身上往往题有信士弟子名称乞求内容、施舍时间等，多为青花瓷。
3、注碗 温洒用具，与注子配套使用。一般碗壁直而深，有的通体呈莲花形，用时碗内放适量热水。注子内盛酒置于碗中。宋代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以南方居多。
4、盏 瓷碗的一种样式，饮茶用器。敞口、斜身、深腹、圈足，体略小。宋代有黑、白、酱、青、白和青白釉茶盏，以黑釉为贵。兔毫盏、玳瑁盏为“斗茶”之上品。
5、茶船 放茶盏的用具。因形似船，帮名。明清时景德镇窑烧制有仿官釉、表花、粉彩茶船。
（二）盘
盘的尺寸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敞口、撇口、敛口、洗口、卷沿、板沿、折腰式、葵瓣式、荷叶式、方形转角式和花形攒盘等。六朝时已有青瓷刻莲花纹盘，以后又出现白、酱、黄、绿红、紫等单色釉盘。也有在单色釉上饰以印花、刻花和划花纹饰的。明清景德镇窑又烧制了斗彩、五彩、粉彩、红绿彩、矾红彩装饰的盘。
1、攒盘 用以盛放干鲜果品的用具，是由一定数量、各种式样的小盘，拼攒成一个多格的大盘。流行于清康熙年间，以素三彩和五彩器为多。式样有圆形、六方、八方形或叶形、牡丹形、梅花形、莲花形、葵花形、菱花形等多种。
2、高足盘 盘心下承以高足。一般高足盘的造型是洗口、盘心平坦，盘以下承以喇叭形高足。最早见于隋代青釉高足盘，多数在盘心印图案或朵花纹样。明清两代景德镇窑多烧制青花与釉上彩绘高足盘。
（三）杯
1、高足杯 杯身小，下承以高足，故名。饮酒用具。明代景德镇窑烧制青花高足杯、斗彩高足杯。宣德青花海水红龙纹高足杯、成化斗彩缠枝莲纹、葡萄纹高足杯是精粹之品。清代以青花高足杯居多。
2、羽觞 杯的一种样式。器身椭圆、浅腹、平底、腹两侧面置半月形双耳，亦称“耳杯”。古代饮酒用具。东汉时有绿釉陶羽觞。两晋时有大量青瓷羽觞，南北朝时羽觞数量减少，形状如两端微尖略上翘的船形。
3、压手杯 明代杯的一种式样。口平坦而外撇，腹壁近于竖直，自下腹壁内收，圈足。握于手中时，微微外撇的口沿正好压合于手缘，体积大小适中，分量轻重适度，稳贴合手，故称“压手杯”。是明永乐时独有的名贵器物。杯身绘青花缠枝莲纹饰，杯内心书“永乐年制”四字篆款。款形有花心、鸳鸯心、双狮戏球三种。
4、高士杯 明成化斗彩杯之一。饮酒用具。直口沿边微撇，口以下渐收敛，浅圈足造型小巧丰腴。所谓“高士杯”是杯身绘有文人行乐的图画，如王羲之爱鹅、陶渊明爱菊等。
5、三秋杯 明成化斗彩杯的一种，敞口、浅斜式腹壁、圈足，杯身以秋菊、蝶、草组成画面，故名三秋杯。色彩以青花色勒，草花和飞蝶轮廓，以鹅黄、紫红、姹紫点染飞蝶和花蕊。杯形秀巧，画面素雅，为明瓷珍品。
6、爵杯 酒具。仿青铜器造型，口沿外撇、圆腹略深、前尖后翘，下承三高足，口沿两侧有对称立柱，一旁有 。明清两代均有烧造，有青花、白釉、蓝釉及粉彩等品种。
（四）瓶
盛酒或供陈设用器。唐代越窑青釉瓶、邢窑白釉、工艺精细、釉色纯正。宋代南北各地瓷窑大量烧制青、白、黑、青白、白地黑花、白地褐花、三彩和黑地铁锈花等装饰的瓶。造型有玉壶春瓶、梅瓶、筋瓶、净瓶、卷口瓶、盘口瓶、直径瓶、穿带瓶、弦纹瓶、瓜棱瓶、橄榄瓶、胆式瓶、葫芦瓶、双鱼瓶、多管瓶、蟠龙瓶、贯耳瓶等。元代的八方瓶、四系扁瓶为独创之作，明代有天球瓶、葫芦扁瓶、宝月瓶、象耳折方瓶、鹅颈瓶、蒜头瓶，清代有棒槌瓶、柳叶瓶、凤尾瓶、灯笼瓶、象腿瓶，双陆瓶，转心瓶，转颈瓶等形式各异的品种。
（五）盒
一种由盖、底组合成或如抽屉的盛器，装放食物、药品或化妆品用具等。按用途分，有食品盒、香盒、粉盒、药盒、镜盒、油盒、黛盒、 盒、文具盒、棋盒等。其形制有圆形、长方、八角形、瓜形、石榴式、桃式、双鸟式、方胜式、银锭式、朵花式、镂空式、委角式、菊瓣式、筒式等。还有在大盒内套小盒的“子母盒”和多节套装的“套盒”等。唐代以后各地广为烧制。以宋代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釉盒产量最大，盒底部多印有某家盒子记的作坊标记。
（六）罐
用以盛放或烹煮食物。造型特点是口径大腹丰且深，胫部内收，大底足。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了多种式样、多种装饰的瓷罐。如瓜棱罐、折方罐、鸡心罐、天字罐、撞罐、月牙罐、冰梅罐、蟋蟀罐、鼓式罐等等。以青釉、白釉、青花、五彩、粉彩、斗彩等装饰，精致华美。
（七）壶
汉晋时瓷质壶开始流行，历代烧制有大量有同形制的壶，如西亚的扁壶、鸡头壶、唾壶，唐代的凤头壶、皮囊壶，辽代的鸡冠壶、马镫壶等。壶式的演变是：早期壶形由口颈、腹、足构成，有的加双耳、无流与柄。六朝后盛放汁液的壶，在腹部置流和曲柄，如西晋时的鸡首流、羊首流，唐代的短颈管状流、八方流，宋代细长而弯曲的流。柄式有管形曲柄、龙柄、凤柄、龙柄、凤柄、曲带式柄等等。
（八）尊
其形制为敞口，粗颈、深腹、圜底、圈足。商代有原始青瓷尊，北朝青釉仰覆莲花尊形体高大精美，颇为富丽。宋以后瓷尊盛行，用于盛酒或做宫廷陈设用器，如汝窑三足尊、出戟尊。清景德镇窑产品丰富，有苹果尊、鱼篓尊、石榴尊、太白尊、马蹄尊、络子尊、百 尊、萝卜尊、观音尊、牛头尊等等。
（九）
古代 洗用具之一。造型为圆形，口部前侧有较宽的出水流，平底或圈足。最早见于汉代，此后历代瓷窑多有烧制。元代景德镇的蓝釉描金 、釉里红雁纹 、蓝釉白花 ，都是稀世珍品。
（十）洗
古代 洗与文房用具的统称。最早见于西晋青釉制品，敞口、宽折沿、阔腹直壁、平底。洗沿和里心多刻画水波纹。宋代以后均有烧制。如仿古铜器式样的青釉双鱼洗耳恭听、鼓钉洗、圆洗、单柄洗、葵瓣洗、委角洗、蔗段洗耳恭听、莲花洗、桃式洗、叶式洗等。
（十一）炉
焚香用具，多用做生活燃香用具或佛前供器。造型多样，西汉时有陶质熏炉和博山炉，两晋时有青瓷熏炉，宋代南北瓷窑烧有鱼耳炉、鼓钉炉、乳钉炉、莲瓣炉、烧制下班香炉，明清时期景德镇窑烧制青花米，以明宣德青花海水纹双耳三足炉为最。
（十二）灯
古代照明用具。陶、瓷制品均有。造型特点为上有油碗，中间承以支柱，下有底盘，盘下有足。灯柱的形式较多，有筒形、螺旋形、兽形等。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青花和彩绘高足烛台，因以蜡烛照明，故灯的造型变化较大。上有金属扦以插蜡烛。洗式小扦盘下接以长柄、中间承以洗式托盘再接以高圈足。
（十三）枕
有脉枕与生活用枕两类，后者最多。还有少数殉葬用的尸枕。唐代枕形体较小，以长方形为多。宋代南北窑广为烧制，产品多。陶与瓷制品均有，造型丰富，有长方、腰圆、云头、花瓣、椭圆、八方、银锭、鸡心以及婴孩、卧女、伏虎、双狮等形式。尤以磁州窑枕数量多，彩绘生动、民间生活气息浓郁。宋代瓷枕较唐代增多，元代瓷枕枕身更有长达40厘米以上者。瓷枕枕底一般有作坊标记。
官搭民烧瓷器
在彩瓷的各类品种中，粉彩最蓬勃发展，官民窑同时烧造，是唯一能与瓷器的主力军“青花”抗衡的。说了那么多彩瓷，其实，烧造量最大、使用最广泛的还是青花瓷。清代的青花瓷器以康雍乾时期最为精美，尤其是康熙朝。
前面介绍过清初时期的历史背景，顺治十一年（1654），御器厂开始恢复烧瓷，民窑也逐步恢复规模生产。顺治年间，仍沿袭明末采取的临时应急措施，“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官窑生产时停时续，所以官窑瓷器并不多见。顺治年间延续明代的“官搭民烧”制度，主要烧青花瓷器，钴料用浙青，釉色灰暗。
官搭民烧是明代嘉靖时期兴起的，因为御器厂难以完成宫廷下达的烧造任务，就把一部分瓷器分派给民窑去完成。这种权宜之计，后来变成了一种制度。明代以太监为督窑官，他会挑选条件最好的民窑，占据最好的窑位，令民窑代烧。烧成后，对成品进行严格的检验，稍有瑕疵就令民窑赔补。而且，还专将“细腻脆薄，最为难成”的瓷器交予民窑烧造，一旦烧不好，就要赔钱，或者到御器厂购买合格的瓷器来顶替。明代的官搭民烧，虽然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还是打开了官民交流的一个窗口，开始了互动。
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已奠定胜局。当年，开始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帝解除了明代限制民窑生产的种种禁令，延续官搭民烧的制度。官窑器完成了制坯成型的工序，然后在民窑中搭烧，完成后付与费用。
康熙中期在青花浙青料中掺入了云南产的珠明料，使发色特别亮丽。您看我馆展出的“康熙青花十八学士图三足笔筒”、“康熙青花枯枝花鸟纹梅瓶”，这是八大山人的画风，小鸟都瞪着眼睛，表示对时事的不满。因为战争，康熙时期有很多刀马人的画片。
清康熙 青花十八学士图三足笔筒
观复博物馆藏
清康熙 青花枯枝花鸟纹梅瓶
观复博物馆藏
清康熙 青花空城计图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青花瓷也使用浙青，但造型和装饰与康熙青花挺拔、遒劲的状态不同，代之以柔媚、俊秀的风格。雍正帝特别勤政，除了批阅奏折，最大的乐趣就是赏玩瓷器。据档案记载，他曾多次规定瓷器的造型、花纹图案，不仅要求烧成的瓷器各部分尺寸适度，而且重视气势和神韵，讲究轮廓线的韵律美，烧造的御用瓷器必须经他审定。您看观复展出的“雍正青花封侯图琵琶尊”、“雍正青花轮花缠枝海浪纹折沿洗”和“雍正青花波斯锦地纹壮罐”。
清雍正 青花封侯图琵琶尊
观复博物馆藏
怎么鉴定官字款瓷器？
怎么鉴定官字款瓷器？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土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定窑的特征：
定窑是汉族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它是继唐代的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涧磁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因该地区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划花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印花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民国瓷器的分类
民国瓷器的分类。
民国瓷器总的来说技艺并不高超，但是“居仁堂”、“解斋”款识的名瓷堪称千古绝响，被学者称为“中国瓷业史上一朵复兴之花”。民国瓷器存世量较大，常见瓷器有以下几类：
1.仿古瓷。民国仿古瓷是中国历史上高峰期之一，常见的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官、哥、定、钧窑，以及元代的瓷器和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器居多，而最流行的是仿雍正、乾隆的瓷器。
2.日用瓷。民国日用瓷以青花、粉彩为主，这类瓷器虽然继承了晚清瓷器的风格，但其造型较晚清瓷器纯朴自然，以简单和平直的造型为多见。
3.洪宪瓷。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官窑”已成为历史名词。袁世凯称帝后，1916年以后景德镇瓷器以水彩和粉彩为主，郭世五在当时督烧的御用瓷器，便成为近代藏家追逐的稀世珍品，世称“洪宪瓷器”。
4.新粉彩瓷器。民国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在造型、线条、色彩、光线等方面，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实现“瓷”与“画”的完美结合。新粉彩瓷画的先行者是潘宇和汪晓棠，上世纪20年代后期以王琦为首的“珠山八友”成为新粉彩瓷画的代表人物。这时的作品在今天来看是值得一藏的，现在市场上也比较少见，价位年年上扬，追族者越来越多。
西夏瓷器纹饰分类
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夏瓷器纹饰的分类。
西夏瓷器的纹饰简洁、手法粗犷，民族特征鲜明。西夏瓷器的纹饰大致可分为四类：植物纹饰、动物纹饰、人物纹饰、边饰，下边我们将分别介绍。
(一)植物纹饰
1 牡丹纹
牡丹被人们视为富贵的象征。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所以，牡丹花又称富贵花。西夏在经瓶、扁壶、罐、盆、钵、盘和碗等器物上剔刻或模印大量牡丹花。花纹有折枝、缠枝和交枝三种。西夏陵出土的牡丹纹盘，盘内模印三枝交枝牡丹，枝头缀以怒放的花朵，花朵两俯一仰，宛如牡丹池中盛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同时出土的牡丹纹碗，碗内模印两枝牡丹，一俯一仰，两花相对，婀娜俊俏。磁窑堡窑址出土的牡丹花纹瓷器多为剔刻技法，其中折枝牡丹在开光内，以一朵花为最多，也有两朵或三朵的，枝叶舒展，花姿各异；缠枝则无开光界限，布满整个画面，如在扁壶上用一花枝曲折缠绕四个花朵，枝叶相互缠绕，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酱釉剔刻花罐，图案上的缠枝牡丹呈宽带状布满罐腹。回民巷窑址内更是出土了不少单模凸印的牡丹花纹碗和外壁阴刻牡丹花纹的碗状印模。
总之，牡丹花纹是西夏瓷器中最常见的纹饰，体现了西夏人民对牡丹花的情有独钟，这也可能与牡丹花雍容华贵，象征着幸福美满有关。
2．莲花纹
我国人民自古即喜爱莲花，同时，莲花又是佛教的象征，所以莲花在西夏瓷器、建筑材料中多有出现。西夏经瓶常见剔刻鹿衔莲花纹。在盆内壁也有剔刻莲花现象，磁窑堡出土白釉盆内壁剔刻串枝莲花水波纹，盛开的莲花茎蔓相连，似在水中飘浮荡漾。建筑材料中多在滴水表面饰莲花。
3．菊花纹
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磁窑堡窑出土的经瓶，在开光内剔刻有折枝菊花，花朵硕大，刻工纤细秀丽。西夏陵出土的六格菊花纹盘，六条棱将盘内壁分为六格，每格模印一折枝瘦叶菊花，盘底为四瓣四叶团花纹，其造型、印花、青绿色釉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制作精细工巧、装饰俊秀之感觉。
4．葵花纹
葵花纹饰在中原各窑较少见，磁窑堡和回民巷等西夏窑址并未出土葵花纹瓷器，仅在西夏陵建筑遗址中有少量器物发现。如陵区北端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葵纹盘，瓷盘内壁刻划葵花纹，两葵两叶，两花相对；葵纹碗内壁刻葵花纹，一叶两花。葵纹盘、碗均施青绿色釉，釉质晶莹透明，而纹饰用笔简练，线条明快，显示出西夏工匠较高的技艺。
(二)动物纹饰
1．鱼纹
鱼字因与多余的“余”同音，所以鱼就具有了丰收、富裕的意义，并广泛用于瓷器装饰上。磁窑堡、回民巷、西夏陵等西夏窑址或遗址中都出土有鱼纹盆，可见鱼纹在西夏瓷器纹饰中的重要地位。西夏鱼纹盆内口下刻一带卷草纹，其下，刻划水波鱼纹。水波鱼纹一般刻三条游鱼，相互追逐，鱼纹与水纹巧妙结合，产生了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
2．鹿纹
同样，鹿字与福禄的“禄”同音，故鹿也成了吉祥的象征。西夏鹿纹有两种，鹿衔牡丹花和鹿衔莲花。如磁窑堡标本褐釉经瓶，主体图案为一只长着长角的鹿奔跑在花丛中，并回首顾盼，嘴衔牡丹花，体态生动。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发现的一件褐釉经瓶，在腹部剔刻牡丹花纹之下又剔刻一只梅花鹿，回首作惊恐状，口吐云雾。鹿纹与表示祥瑞的花草结合在一起，既好看又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3．狩猎图
仅见于磁窑堡窑址出土的一件深腹瓶上。瓶腹刻一周送葬狩猎图。图中间刻有一马，鞍上立幡旗，马前有一狗在奔跑，狗左前侧为一猛禽(海东青)在抓一鹅，右前方有一惊慌奔逃的小兔，马后有一高靴，内插长竿前挑一灯，靴后另有一灯。
(三)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仅有婴戏纹一种。婴戏纹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宋、辽、金、西夏在剔刻花瓷器中多有此题材。磁窑堡窑出土的深腹罐片上剔刻的婴戏纹，婴儿肥头大耳，两眼凸起，炯炯有神，简洁的线条表现了婴儿天真幼稚之态。碗模中的婴儿则头梳“冲天槌”，攀缘在牡丹花丛中，体态活泼，惹人喜爱。
(四)边饰
除上述主要纹饰外，作为边饰还有不少，如卷草纹、几何纹、钱纹、水波纹、卷云纹和山形纹等亦比较常用。
1．卷(花)草纹 ——在一条连续不断的“S”形波状主茎上，饰以各种花卉、枝叶或其他装饰纹样，构成一个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的装饰带。卷草纹在西夏瓷器边饰中数量最多，有卷草、卷枝、卷叶和花草等纹样，多饰在盆、碗的内壁近口处。
2．卷云纹——像一朵朵翻卷的白云，多饰于经瓶腹部下边。
3．几何纹—— 有Z字形、山形和波浪形等，连续不断，呈一带状，在盆的内口和经瓶腹下边亦间有此边饰。
4．钱纹 ——盆内口部有此装饰，也有用作主体纹饰的。
另外，西夏瓷器纹饰还有剔刻藻井式图案、点彩菱形和梅花纹、刻划弧纹和模印石榴花纹等。西夏瓷与较之稍早的辽瓷一样，在中国陶瓷收藏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好好研究。
瓷器有哪些分类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自古以来就一个瓷器大国，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瓷器就有着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我国最早的瓷器是从古代人们所使用的陶瓷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数千年的演变中直至宋朝时期，我国的名瓷名窑遍布中国，瓷器的名誉更是远销海外，宋朝时期的瓷业也是在我国的历史中最为之繁荣的一个时期。在当时社会中钧官汝定哥这五大名窑所产的瓷最为之出名。
对于瓷器种类的划分来说，必须要以相应的依据才能进行相应的划分，不同依据的划分也会产生出不同的种类结果。瓷器种类的划分一般是以瓷器的用途以及瓷器的形态来进行划分的。对于瓷器的用途和形态来说则是以瓷器的釉色来作为瓷器种类划分的标准。为什么要以釉色来划分瓷器的种类呢？这是因为我国所制造的瓷器外表的那层釉色不仅可以使瓷器的表面更加光滑，还可以使瓷器更加具有其实用性，这层釉色可以加固瓷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我们将瓷器的釉色来作为今天瓷器划分的标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彩绘瓷、白瓷、青白瓷、颜色瓷、黑瓷、青瓷这六类。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下这六类的区别。
青瓷：青瓷的瓷器分类依据就是在一个瓷器的釉色中，釉的含铁量大约是在1%-3%之间，釉的含铁量不能超过这一范围，这一范围内的釉色呈现出青黄色或者青绿色，也就是我们现在口中所俗称的青瓷。青瓷的烧制始于东汉时期，以汝窑。越窑的烧制而闻名天下。
彩绘瓷：彩绘瓷从工艺上还可以细分为釉上彩、釉下彩、釉上釉下相结合的这三类，釉上彩：在烧制好的素瓷上在进行彩绘，彩绘完成后在进过低温烧制而成，其主要品种为珐琅彩、金加彩、素三彩等。釉下彩：先在生胚上进行彩绘，彩绘完成之后在放入窑洞进行高温烧制，彩绘的花纹在釉色的下面，这种烧制的方法会让彩绘的花纹永不脱落，以青花、白底黑花最为之出名。最后这釉上釉下彩又名为斗彩，是一种二次进窑所烧制成功的一种彩窑工艺。
白瓷：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在白瓷的釉料中的含铁量要比青瓷含量还要低，白瓷釉料中的含铁量不得高于0.63%，这有这样低的含铁量才可以烧制出洁白无瑕的白瓷，含铁量量越低所烧制出的瓷器越白。
青白瓷：又被称之为影青瓷，因为它釉料中的含铁量高于白瓷但是低于青瓷，所以其烧制出了釉色也是介乎于白色与青色之间，也因此而得名影青瓷。
颜色釉：主要指的是我国明清时期由景德镇所烧制出的瓷器品种。是根据瓷窑烧制温度的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颜色变化，故此得名颜色釉。
黑瓷：顾名思义就是一种颜色为黑色的瓷器，因为其颜色最深所以它釉料中的含铁量最高，一般在8%左右，主要是以玳瑁釉、油滴等品种最为之出名。
古代瓷器精品赏析及拍卖成交价格参考：
1:清雍正青花缠枝花卉如意耳抱月瓶，尺寸：高53.2厘米，估价：RMB 6,500,000 ~ 8,500,000，成交价： RMB 11,615,000 ，成交时间：2013.12.08，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3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
本器圆口，首部呈葫芦状，束颈，腹部扁圆。颈部装饰如意耳，首部绘青花缠枝花卉，连珠花卉等纹饰，腹部主题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卷草纹勾勒边缘。器形及青花发色刻意模仿明代青花抱月瓶，青花笔意间尚存永宣豪放浑厚之感，颇得前朝古韵。为雍正朝典型青花作品。构图清晰明快，绘画严谨缜密，造型清逸，《陶雅》有评“雍正背壶式瓶，多画串枝莲。及花鸟果品，亦殊可赏也。”，底心书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此式抱月瓶为雍正御瓷经典，清宫档案中又称为“宝月瓶”、“马褂瓶”或“放大马褂瓶”，抱月瓶外形最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夏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用以挂于马鞍之侧，极具民族特色。明代以青花为装饰，结合抱月瓶自身之独特的风格，将色彩与器形完美的容于一体，使其发展成为了陈设用的艺术品，以永宣时期之抱月瓶最富盛名，其中蒜头口抱月瓶于康熙、雍正两朝多有仿制。其造型恢宏，为雍正御瓷中体量最大的一类。
2:清乾隆青花釉里红“匡庐图”灯笼瓶，尺寸：高47厘米，估价：HKD 15,000,000 ~ 20,000,000，成交价： HKD 11,500,000 ，成交时间：2013.10.06，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3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乾隆御瓷风格奢华精致，所绘主题多以各式吉祥图案为主，甚而达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之地步，故如此瓶以青花绘大幅风景图于其上者，诚然卓尔不群，独树一帜，在众多华丽御器中，格外引人注目。
瓶作灯笼形，外腹环饰庐山风景图，若长卷延展，主峰突兀，飞瀑直下，诸多山峦起伏迭嶂，云雾缭绕，亭台楼阁掩映其间，湖水微波荡漾，小舟轻泛，好一幅如诗如歌之画卷。笔法细腻入微，钴蓝似水墨般浓淡有致、远近有别，最高峰处还留“匡庐”二字突显主题，云蒸雾罩间恍若神迹，亦真亦幻，不是仙境甚似仙境。颈部以青花釉里红作边饰以衬托，青花作枝叶，釉里红为花朵，自上而下绘梅、牡丹、莲花、竹各一周，口沿下为一周规整的如意云头纹，与之相对，胫部与近足处分绘松树和如意云头纹以呼应。设计精妙，制作规整，俊逸之中不失御瓷规范，不愧巅峰时期之御窑佳器。
以风景入瓷，已属难得，以庐山风景入瓷，更是绝无仅有，中外资料中暂未见他例。庐山，位于江西境内长江之畔，有大岭七重，高峰九十座，传说远古有匡氏七兄弟隐居于此，故也称“匡庐”。庐山自古为文化胜地，无数诗人骚客曾慕名造访，留下众多诗篇画作，为世人传诵。素来重视文治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忽视庐山之盛名，虽未曾到访，却不忘在诸多御题诗中多番提及，而宫中珍藏之庐山风景画，也足以让他对庐山之景了然于胸。此庐山瓷画，以主峰为中，奇峰银瀑并列其间，水泊舟船环绕其外，亭台楼阁点缀山林，其构图、布局与宫廷画家董邦达为乾隆皇帝绘制的横幅庐山图颇有相似，同样的取景角度，也见于《三才图会》、《新镌海内奇观》等木刻插画中。董氏庐山图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喜爱，他在画上钤盖印章六枚以示嘉奖，大概此画正绘出了他心目中的庐山之景。
3:清乾隆 御窑松石绿地洋彩九龙纹天球瓶，尺寸：高50.8cm，估价：RMB 20,000,000-25,000,000，成交价：RMB 11,500,000，成交时间：2017-12-09，拍卖公司：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天球瓶是受西亚文化影响极深的一种瓷器造型，创烧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景德镇窑，青花为多见。永乐朝开始成为观赏式瓶，宣德年间较为流行。因球腹硕大，像从天而降，故名。雍干之际，清朝皇室对永宣窑器的推崇致使摹古之风盛行，御窑厂承命竭力摹制，所出之品几类古物，尤以雍正后期乾隆早期最甚，其中天球瓶作为经典的永宣器类得到广泛的摹制和创新。文献上亦见多处档案记载，如《造办处各活记清文件》记录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传旨：「……冬青釉拱花大汉尊、嘉窑青穿枝莲八宝双环大尊、嘉窑青龙穿枝莲天球尊，此三样尊照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样烧造些」；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旨烧制一大批摹古瓷器其中亦有「宣窑放大天球瓶一件」、「宣窑放大青龙天球瓶一件」之名目，如本品之釉色清档亦有「洋彩翡翠地天球尊」之记载。对于御瓷之形制，乾隆皇帝延续雍正时期制定瓷样之方式，十分关注其釉色及造型之搭配，对于御瓷之形制，乾隆皇帝延续雍正时期制定瓷样之方式，对于其釉色及造型之搭配，十分关注，往往亲自下旨钦定，如<内务府大臣圆琢瓷器烧造制价则例折>：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将选定磁器交唐英嗣后烧造，俱照现今发去样款为定，琢器五十二件样式尺寸不许更改，其颜色花纹或于此内酌量互相更换尚可；……年款俱依新定篆书「乾隆年款」字样，勿致胶柱鼓瑟。……该监督年节进贡偶尔随意用洋彩吉言新式之类不在此限，钦此。」本品之天球尊即为遵照钦定瓷器之样式，仿永宣之形制，照「洋彩之花样，吉言新式」，结合时人之巧思化裁而成，相较于明代天球瓶，本品之瓶颈更为修长，至腹部略为收束，彰显球腹之浑圆，造型更为宏伟稳健。外壁施洋彩绘饰九龙闹海纹样，海水龙纹为乾隆一朝至尊之纹饰，乾隆帝对此关注颇多，如《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既有乾隆三年十月十三日传旨：「再烧造青龙海水梅瓶时，其青花白地不必改青龙，烧造釉里红龙。」可见其纹样及装饰风格皆代表皇帝本人之审美及意志。通体以松石绿釉为地描绘波涛汹涌之海面，白浪翻卷，气势磅礴；其上绘九条姿态各异的巨龙，龙纹为双角五爪，属帝王专用纹饰，金彩勾勒的正龙居中，头部饱满，瞠目张颔，须髯飘动。龙身修长遒劲，呈现曲线之美，四肢相对，作擒攫之姿，前爪抓握身侧青龙及下方蓝龙，后爪分撅海水，腾跃而出，周身环绕火焰纹，威猛而雄奇。躯体上的龙鳞有背鳞及腹鳞之分，大小均匀，刻划细腻，威风凛然。金龙身后依次描绘绿龙、紫龙、红龙、象鼻白龙、黄龙以及最上方肩生双翼的应龙，造型生动，详尽而写实。其龙纹描绘遵循三停九似之原则，但并非千龙一面，而是通过颜色、身姿、面庞乃至神态的具体描写，体现出不同的九龙纹样。其龙角、鼻、颌下生髯，背脊、龙爪及龙尾等具体描绘处，各不相同。尤其以丰富多彩的颜色釉敷彩为本品点睛之处，装饰技法以色地洋彩、色地描金工艺为主，各色珐琅料彩描绘龙身，所绘彩料皆有明暗对比，或局部渲染白料，显示光影之变换，或敷色浓淡自然过度，呈现辗转曲折之身姿，使其富于立体感，这种技法亦应用于海水波涛之描绘上，与龙纹双层纹样装饰，气势恢宏，给人以浮雕一般的视觉效果。与其他器物九龙纹样之间各自独立不同，本品虽九龙形神各有独到之处，但肢体细节则相互交融，画面布局匠心独具，十分考验匠人造型艺术及空间构想之功力。整器色彩对比和谐悦目，画艺高超精绝，将海水间腾跃的巨龙描绘得极为威武生动，很好地体现了龙腾四海的皇家威仪。
4:清雍正青花淡描双勾竹纹梅瓶，尺寸：高35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RMB 11,500,000 ，成交时间：2013.06.02，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3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款。
雍正时期的青花瓷，一改康熙青花的挺拔、遒劲风格，代之以柔媚、俊秀，无论造型纹饰，无不贴合其“文雅精细”的审美情趣，而如“淡描青花”一种，秀雅之至，可谓雍正“恬淡”艺术心境之最佳折射。所谓“淡描，即青花之疏简者，简其词曰描青（清陈浏《陶雅》卷上·三十一）”，即以深浅两种线条勾划纹饰，不分水、不渲染，近于中国绘画中的白描，亦类似于“钢笔画”。如本品梅瓶即为雍正淡描青花之罕见佳作，该瓶高35厘米，撇口圆唇，束颈丰肩，腹上圆鼓饱满，下向内渐收，近足处稍外侈，内圈足，整个造型线条优美，比例协调，恰如其分。项上勾绘复线莲瓣一周，肩以下通身描绘竹纹，竹子主干修劲挺拔，细枝斜逸横出，有竹叶簇簇点缀其间，竹笋冒尖衬于其下，图案用笔细腻纤巧，青花发色淡雅宜人，加之胎骨细白，釉面莹润，虽轻描淡绘，然清新雅泽之感逼人，以此铅华洗尽之素姿却得大道至简，大巧若拙之妙。 淡描青花，始于明宣德，成化淡描青花，万历“铁线描”均为代表，雍正淡描青花则博采前朝之众长，如此件梅瓶上的淡描竹纹，即见成化瓷的细腻纤秀，又有对“铁线描”技法的借鉴，以十分细弱的表现形式获得“柔弱胜刚强”的艺术效果，从而形成雍正青花中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这与雍正本人极致化的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且竹纹题材是非常文人化的寓意纹样，其清高内涵与此种淡描简约的艺术形式也可谓相得益彰。此类淡描青花以小件器皿的运用为多，如中国嘉德2004年春拍“雍正青花淡描竹纹小碗（直径：9.4cm；编号：2083）”，北京故宫亦藏有多件雍正淡描青花器，以碗类居多，如本品梅瓶类大件则几乎孤品。从各种风格判断，为清代雍正官窑晚期杰作，技艺精湛纯属，至为珍稀。
5:明宣德青花折枝花果纹葵口碗，尺寸：直径22.5厘米，估价：RMB 7,000,000 ~ 9,000,000，成交价： RMB 11,500,000 ，成交时间：2017.12.04，拍卖公司：北京大羿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此碗花口，斜腹，呈斗笠状，圈足。外壁装饰两重纹样，上为六组折枝瑞果纹，下为六组折枝花卉纹，交错布置，内壁口沿缀饰十二式花果纹，下承六组折枝花卉纹与外壁纹饰相对应，碗心则绘以折枝寿桃纹。永宣青花集古今之菁华，融中外之风格，素来为青花瓷中的典范，其色泽浓艳，式样精妙，珍品迭出，为青花瓷发展史的顶峰，后世倍加推崇，有“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之美誉，对后世影响深远。祥花瑞果是永宣青花最为经典的纹饰，本品几乎涵括所有，祥花如菊花、牡丹、莲花、茶花，瑞果如蟠桃、枇杷、荔枝、石榴、葡萄、樱桃，其绘画写实逼真，诸花妍放生姿，众果饱满诱人。此拍品器型沿袭宋瓷定窑、官窑之式；造型别致，自见赵宋洗练简约之美，尽显曲线变化之佳妙，所绘花纹匀称分布，疏朗而饱满，纹饰写实传神，青花色泽艳丽浓重，充分借鉴国画的笔墨意韵，得其法度，勾、勒、点、染诸法，运用皆宜，线条粗细并用，青料浓淡兼施，呈色极富层次，铁锈斑深入胎骨，精细隽秀，从而令画面富具苍翠欲滴的意趣，是为宣德窑业兴盛之佳例。
6:元青花云龙纹大罐，尺寸：高28.5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3,000,000，成交价： RMB 11,500,000 ，成交时间：2018.06.19，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8春季拍卖会。
此罐造型饱满，唇口，短直颈，丰肩，弧腹，为元青花经典造型。施釉肥厚滋润，釉色白中泛青，积釉处呈现鸭蛋青色泽。通体青花绘饰，颈部一周绘制卷草纹，近足处绘莲瓣纹，皆为元青花经典的边饰，余下皆留白，突出腹部为主题纹饰，布局简练，类似一例可参考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元 青花孔雀牡丹纹罐」，高29厘米，与本件体量相若，亦为口沿、足胫绘纹饰，腹部留白绘主题纹饰。腹部通体绘二行龙纹，一龙昂首向前，一龙回首而望，皆张口露齿，肌肉鼓胀，气息豪迈雄劲，身材飘逸灵动，极具神采；龙为三爪，为元代青花龙纹标准制式；龙身周围绘制火焰状祥云朵朵，烘托龙之苍劲、洒脱、雄伟之势，整体笔法洒脱豪放，青花一色苍翠妍丽，有如水墨之凝重晕染，颇得笔墨意趣。多数元代龙纹瓷，龙鳞绘画皆为交错网状画法，而本品不同于前者，则是由细笔勾绘致密鳞片轮廓，可见绘画者用心至深和技法高超。公私典藏所见装饰龙纹之大罐多绘单龙，绘双行龙者寥寥可数，此件更见珍稀。本品之青花苍雅雄浑，彰显出一份浓郁的文人水墨画的效果，云龙的精神气质生动威猛，例如龙爪的刻画，显得比其余要锋利遒健，肘毛的刻画更见飘逸。同样绘有行龙纹的一件可参考高安市博物馆藏「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1980年江西省高安市窖藏出土，笔触、画法均有本件高度相似，可供参考。
7: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梅瓶，尺寸：高35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0,000,000，成交价： RMB 11,500,000 ，成交时间：2016.06.07，拍卖公司：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十周年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款识：“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篆书款。
此件梅瓶具有雍正时期特点，较雍正的更为端庄凝厚，丰满的肩膀与内束的腹部形成对比差，弧线尤其优美典雅，是乾隆朝经典的陈设御瓷。对于乾隆朝青花摹古梅瓶的具体烧造时间，往后数十年的档案记载再也没有见到烧造青花梅瓶之信息，由此可以推断本品的烧造时间是在乾隆三年左右，为唐窑承命摹制宣窑梅瓶的佳器，是乾隆青花梅瓶重要而珍罕的代表。此器青花纹样确为“宣窑”风格，青花发色沉着蓝艳，以点状笔触仿宣德进口钴料之晕散，极富层次感，纹饰紧贴胎骨，满绘青花纹饰。主体纹饰为缠枝花卉纹，其布局疏密有致，活泼婉转，毫无拘泥拖沓之感，小而细碎的卷草纹，衬托于花卉之间，其流转间精到的笔触与自然活泼的意蕴完美融合，配以柔和悦目的青色，可以使人深切感受到乾隆皇帝对于永宣青花艺术成就的欣赏与礼赞。纹饰层次丰富，自上而下分绘祥云纹、莲花瓣纹、缠枝花卉、蕉叶纹，四层装饰纹样将梅瓶点缀得繁荣茂盛，彰显宫廷富贵荣华。缠枝莲花大小相错，花朵盛开，花瓣饱满层层叠叠，缠枝卷曲优雅，穿插于花卉之间，其细致华丽的风格受到西方洛可可纤柔卷曲之风影响，枝蔓小而精巧，攀枝旋转交错，紧密繁复，细致入微，颇见功力，动感强烈。釉汁莹白细嫩，温润如玉，青花浓郁明快，翠妍欲滴，为乾隆青花御瓷少有之隽品。底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工整端庄，字间距较大，典型的乾隆早期官款之式样。
8: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尺寸：高42厘米，估价：RMB 8,000,000 ~ 12,000,000，成交价： RMB 11,270,000 ，成交时间：2018.01.08，拍卖公司：保利（厦门）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保利厦门2017秋季拍卖会。
拍品唇口外侈，短颈，丰肩，鼓腹至下渐收，至底微外撇，浅圈足，器型饱满丰润，古朴壮硕，极富元代游牧民族所崇尚的粗犷之美，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民族风采。此梅瓶通体以青花描绘纹饰，自上而下层次分明，以缠枝牡丹为主体，呈带状分布于肩部及腹部，肩部短窄故纹饰巧雅，腹部阔大故花卉更为繁茂圆硕，枝蔓蜷曲缠绕，牡丹一仰一覆妍姿盛放。足胫处绘变形莲瓣纹，花瓣内绘朵云，并加饰圆圈，每片花瓣均用一道粗线和一道细线平行勾勒出轮廓，花瓣间不相连，留有一定空隙，尽见元青花特色。不同纹饰间以唐草纹或菱形纹相隔，构图虽满，但密而不乱，纹饰主次分明，视觉冲击力极强。青花成色苍翠妍丽，浓淡相宜，砂底微泛火石红色。制作精美而传世极少，故异常珍贵，本件即为传世元青花中的一例精品，其臻美之态弥足珍贵。
9: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天球瓶，尺寸：高38.8厘米，估价：RMB 5,000,000 ~ 8,000,000，成交价： RMB 11,088,000 ，成交时间：2010.12.11，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0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
此瓶直口、长颈、圆腹、腹下渐收、浅圈足。通体白釉地绘青花纹饰，自上而下分绘灵芝、蕉叶等边饰，腹部浑圆，绘以青花缠枝莲纹，管套相连，笔触活泼细腻，圈足内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其造型模拟传统陈设用天球瓶之造型，小器大样，既保留天球瓶的雄伟气势，又予人精巧新颖之感。器型小巧而便于把玩，是为乾隆时期宫廷小多宝阁内陈设把玩之物，专供皇帝本人赏玩，传世较少，以单色釉品类者多见，而青花器少见，十分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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