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烧造。
在前几个单元中，我们力求客观介绍“官钧”瓷器的研究历史，并借助考古学方法对“官钧”瓷器年代进行观察和研究。通过这些工作，一个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官钧”瓷器烧造于北宋的观点，缺乏可靠证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以下，在提出我们的观点之前，对“北宋说”作一系统剖析。(一)“北宋说”之伪举证
持“北宋说”者，目前所能提供的依据，大致有五：明清文献、器形比较、“宣和元宝”钱范、“奉华”铭钧瓷、徽宗修建“艮岳”与“花石纲”之役。简析如下：
1．明清文献
从本文第一单元对明代文献的考察来看，“官钧”瓷器地位在明代一直不高，与“柴汝官哥定”不能等量齐观。况且，没有任何明代文献断言“官钧”瓷器烧造于宋代。只有明末伪书《宣德鼎彝谱》，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暗示钧窑为宋代名窑。这也就为后来的“北宋说”埋下伏笔。清初孙承泽《砚山斋杂记》承袭《宣德鼎彝谱》中钧窑的排名，并首次提出“宋钧”概念。之后，《南窑笔记》等更将 “官钧”年代明确为北宋。不难看出，清人“宋钧”之说系从明末文献中衍生而来，不足凭信。
2．器形比较
冯先铭曾以“传世大批宋代钧窑花盆、出戟尊、奁等器，其质量造型与宋代官、汝、定有共同点，都是为宫廷烧造的”为依据，认为“官钧”为北宋产品。不过，他并未对相关器物的源流、演变及特点作具体考察与排比，只是泛泛而谈，失之笼统。其实，根据我们的研究，“官钧”瓷器与汝、定、官等宋代瓷器并无明显共同点，倒是与明代器物有较多共性。
3．“宣和元宝”钱范该钱范可说是“北宋说”的关键性证据。对于钱范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借此来证明“官钧”年代的局限性，李民举、罗慧琪已分别从其形制、书体、宋代铸钱业的管理及宋钱的铸造工艺等方面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由于最初发表“宣和元宝”钱范的文章过于简略，以至于这枚钱范作伪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破绽被暂时掩盖了。下面就此作一补充说明。
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一书中，作者赵青云首次发表了大量钧台窑资料(即1973一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资料)，其中“宣和元宝”钱范的背面图片也首次披露。令人称奇的是，钱范背面竟模印有“崇宁年制”四字。众所周知，崇宁为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其启用于公元1119年。这枚背面印有“崇宁年制”的钱范，其钱文年号竟然是晚于崇宁10余年才启用的“宣和”。其作伪之拙劣令人瞠目。
4．“奉华”铭钧瓷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称，“奉华”铭钧瓷见有两例：一是底部刻“奉华”铭的传世钧瓷：一是1975年禹县神垢一瓷厂调查钧台窑遗址时采集的l件“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但据刘涛先生的调查，“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从未公开发表，下落至今不明，而“奉华”铭传世钧瓷似也未见公开。这么重要的资料竟如此不清不楚，似无法作为研究依据。退一步讲，即便“奉华”铭出戟尊残底真的存在，亦同样不能为“北宋说”提供支持。“奉华”传为宋高宗刘妃所居堂名，而据《中国陶瓷史》介绍“奉华”铭出戟尊残底的刻铭，为烧前所刻，如果“官钧”为北宋产品的话，其窑址采集的器物怎么可能刻有南宋高宗刘妃的堂名呢?显然，这件所谓的“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作为研究资料不足采信。
5．“艮嶽”与“花石纲”对“花石纲”与钧窑的关系问题，李民举曾作过研究。遍查宋元有关文献，始终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就连阳翟(今禹州)名士曹组应诏所记内容详尽的颂“艮嶽”一文，也只字未提阳翟为宋廷烧造“花器”之事。所以把“官钧”瓷器与徽宗修建“艮嶽”与“花石纲”之役相联系，纯属主观臆测。此外，若将“官钧”瓷器的年代断为北宋，还会发现其缺乏赖以产生、发展的技术基础。刘涛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官钧”应是在民窑普通类钧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通过考古资料特别是纪年资料观察，这类钧瓷大量烧造并普及的年代当在金代中后期。所以，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讲，“官钧”瓷器的年代不可能超越金代。
(二)“官钧”瓷器烧造于永乐、宣德时期
在前一单元中，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已将“官钧”瓷器的烧造年代初步判定在明早期。那么，更具体的时间可否探知呢?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1．钧台窑遗址新发现的某些器物，如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大罐、 出戟尊等，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及明早期掐丝珐琅制品特征相同。特别是方流扁壶，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在景德镇瓷器和其他金属器中，方流鸡心扁壶似仅见永乐或稍晚制品。
2．从南京明故宫遗址考古资料来看，在连续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都未发现“官钧”瓷器遗存。对于这类较易损耗的“花器”未能发现的合理解释，或只有一条：“官钧”瓷器在永乐朝之前尚未烧造。
3．从社会条件和宫廷需要看，永乐、宣德两朝，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皇室对宫舍苑囿之器用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永乐四年至十八年，数兴大工，营建北京宫殿，而新宫殿的装点美化无疑需要大量“花器”。宣德时，宫廷生活更加奢靡。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谓：“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极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途，骚扰甚矣。”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钧”瓷器得以大量烧造。
4．明早期“官钧”窑场所在地区瓷业发达，窑变色釉烧成技术高度成熟。过去人们总认为，北方地区瓷业从金元开始走下坡，及至明清更是江河日下。而实际上，明代北方一些地方的传统瓷业仍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如“官钧”窑场所在钧州(万历三年后改称“禹州”)即如此。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明中前期，在整个北方，钧州可说是瓷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大宗产品如白地黑花褐彩瓷器等，不仅产量大，流通范围广，而且工艺成就也十分突出。”。传统产品钧瓷，在明代钧州虽非主流产品，但其基础深厚。而这也正是“官钧”瓷器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实不难发现，与金元钧瓷相比，“官钧”瓷器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之一，也就是窑变色釉(即所谓“高温铜红釉”)烧成技术的高度成熟。
我们说，“官钧”瓷器集中烧造于永乐、宣德时期，那么在这之后，“官钧”瓷器是否还有烧造?对此，目前尚难作出肯定回答。不过，有则史料值得注意。《明史》卷二〇一《李充嗣传》记：“(正德九年)初，镇守中官廖堂党于刘瑾，假进贡名，要求百端，继者以为常。充嗣言‘近中官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角鹰、锦鸡诸物，皆借名科敛……’”其中提到的“窑变盆”，或为钧窑制品。“窑变”一词，古今通义，专指瓷器釉色在烧成过程中发生特殊变化的现象。宋人周辉《清波杂志》云：“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色如朱砂，谓荧惑缠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明清以来，对钧窑瓷器五彩交融的釉色变化，更以“窑变”称之。如方以智《通雅》云：“均州有五色，即汝窑一类也。窑变则时有之……”《明史》中所记“窑变盆”，为镇守中官廖堂“借名科敛”所得，而据查当时廖堂正镇守钧窑所在地区河南。由此看来，“窑变盆”很可能就是钧瓷盆，而且还应是五色斑斓如同“官钧”一类的品种。当然，“窑变盆”为当时烧造抑或是前朝遗留之物，这还是个难以弄清的问题。联系到《大明会典》中所记钧州自宣德至嘉靖陆续有缸、坛、瓶等生产的情况，推测“官钧”瓷器或与其相类的瓷器可能在宣德后仍时有烧造。但我们也认为，根据对现已掌握的考古与文献资料的考察分析，“官钧”瓷器烧造的年代跨度当不会太大。从前揭陆深《俨山集》中有关“官钧”瓷器的内容也可了解到，陆深生活的年代(成化一嘉靖)“官钧”瓷器已被作为古董收藏了。
当然，有个问题不容回避：既然说“官钧”瓷器始烧于永乐时期，那么为何永乐及整个明早期文献中未见记载?对此，或有两个解释：一是明早期官方文献的简略疏漏。关于这一点，《明史》主要纂修者之一徐干学(163l一1694年)就认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而实录为官方修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的简略，势必造成史书诸多内容的缺失；一是重要史料的毁灭、遗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始纂修至当年的明朝正史。但此项工作开始不久(1597年)，宫中一场大火，使所有草稿和资为灰烬”。WWw.tAoci52.COM
（三）“官钧”瓷器及其窑场性质
“官钧”的说法，虽早已流行，但在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我们之所以认可“官钧”的说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1、传世“官钧”瓷器原多为明清宫廷所藏，流传有绪。现集中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官钧”瓷器，其来源主要为清宫旧藏。海外最集中的一批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官钧”瓷器，亦来源于清宫旧藏(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皇宫带出抵押在天津银行，后流失海外)。而清宫收藏的基础又是明代宫廷。据此似可推知，“官钧”瓷器是专为宫廷生产的。
2．“官钧”瓷器具有典型的官器作风。其形制，或源自三代礼器，或以宋元瓷器为母本加以改进而成。造型庄重，法度严谨(宋吕大临《考古图·序》论古器有“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精义存焉”之说)，集中体现出一个时代上层文化——包括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官钧”瓷器的制作应是在当时宫廷的直接指使下进行的，其情形或正如历史上“禁庭制样须索”。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与“官钧”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等形制相同的器物，除见于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以及宫廷作坊制作的金属器外，其他再无任何发现。
3．“官钧”瓷器工艺复杂，制作考究，其生产成本之高，恐非一般民用商品瓷生产所能承受。
4．“官窑”是明前期宫廷等官方用瓷的主要来源之一。官营手工业，是明前期手工业的主体，其产品直接满足宫廷消费、政府及军队所需。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的经营极为重视，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完备的生产管理体系。明代官手工业及其管理机构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两大系统。明中前期，由中央部门(工部、内府、户部等)直接掌管或下达烧造任务的窑场，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景德镇御窑厂，瓜州、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以及钧州、磁州、真定府曲阳县等窑场。宣德间，钧州等地承担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大明会典》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这座烧造缸、坛等酒器的钧州窑场，与烧造“官钧”瓷器的窑场究竟有无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个情况龃不难想象：既然酒器都要指派地方烧造，那么如“官钧”一类的高档瓷器生产想必更为中央和地方官府重视了。
结语
(一)在我们以考古资料以及具有文献价值的绘画资料合力构建起的器物演变谱系中，传世及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的年代所属无可选择地只能定位于明代早期。根据“官钧”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等典型器与永乐、宣德时期的瓷器及珐琅器等形制特征相同的情况，进而推断，“官钧”瓷器的烧造年代当集中在永乐、宣德时期。
(二) “官钧”瓷器具有典型“官器”作风，工艺考究，生产成本高，而且某些典型器如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以及各式花盆等，不见或鲜见钧州当地及其他地区民窑烧造。传世的“官钧”瓷器原多为明清宫廷收藏，流传有绪。联系到明代文献及绘画资料透露出的信息和情况推测，“官钧”瓷器应是由官方窑场或官方组织生产的，当时除为宫廷占有外，可能还为上层官僚、文人所享用。至于当时的钧台窑是属于官办窑场(中央或地方官府经营管理)，还是属于“贡窑” (接受中央指派或地方官府“朝贡”瓷器订货的民营窑场)，由于窑址发掘面积有限，窑场面貌未能得到全面揭示，目前还难以确认。
(三) “官钧”瓷器包含精、粗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前者可能是在后者基础上的改良产品，二者年代应相距不远，或为同一时期早晚两个时段的产品。
(四)以往的陶瓷史研究，多关注景德镇(对元以后景德镇瓷业素有“一枝独秀”之说)，而对其他地区的瓷业发展缺乏认识。近年来，随着明代“处州官窑”的发现以及明代北方磁州窑类型瓷器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人们逐步改变了对明代瓷业格局的认识。“官钧”瓷器年代的初步确定，更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在明代中期前，南北方瓷业呈现共同发展的繁荣格局；景德镇虽具强势，但也不可妄称“一枝独秀”。
(五)至今仍为中国大陆学者普遍持守的“官钧”瓷器“北宋说”，系根据明清文人说法又加上一些推测的成分敷衍而成。本文通过对明清文献、“宣和元宝”钱范、“奉华”铭钧瓷以及“艮嶽”与“花石纲”等之役的逐一剖析，进一步发现，“北宋说”的立论依据，或盲从前人，或以讹传讹，或凭空想像，总之，无足凭信。我们也因此感到，当前对“官钧”瓷器的研究，其目的与意义似已超出单纯的年代考证；坚持还是背离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当是我们首先要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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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钧”瓷器分类
传世和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明显可分两类。一类胎薄，工艺较精致，一类胎体较厚（仅限花器），工艺较粗率。两类的区别如下：
精致型与粗放型 “官钧”瓷器的主要区别是：
1．精致型胎体普遍较薄，造型匀称；粗放型胎体普遍较厚，造型笨拙。
2．精致型支钉痕细小而疏朗；粗放型支钉痕大而密集。
3．精致型外底多为芝麻酱釉；粗放型外底少见芝麻酱釉。
4．精致型泄水孔较大；粗放型泄水孔多数较小。
5．精致型器足较小，精致；粗放型器足较大，粗放。
6．精致型圈足规整；粗放型圈足不甚规整。
7．精致型数字位于外底，位置固定，多戳印而成，字体规整；粗放型数字位于圈足内墙、器足内侧或外底，均刻划而成，字体草率。
8．部分粗放型瓷器如鼓钉盆托釉面垂流现象较严重；而精致型鼓钉盆托釉面少见垂流现象。
传世“官钧”瓷器中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情况，早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罗慧琪”、余佩瑾“提出“官钧”瓷器可能存在 “祖型群”与“后仿群”，即原型与后仿问题。不过在谈及后仿问题时，她们均将后仿瓷器与高濂《遵生八笺》所载“诸窑假钧州紫绿二色洗与水中丞多甚，制亦可观，俱不入格”的情况相联系。余佩瑾还据此猜想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之作，如鼓钉盆托可能即属后仿品，并进一步发问： “难道均是文献出版的十六世纪晚期?究竟有无可能延续至清朝?”。然而，根据1973～1974年及2004年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材料来看，所谓“祖型群”与“后仿群”两类产品，均为钧台窑烧造。其中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与所谓的“祖型群”(精致型)特征相吻合；而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标本中的绝大多数特征则与所谓“后仿群” (粗放型)相一致。由此看来，“后仿群”实为钧台窑烧造的两种类型“官钧”瓷器中的一种，与《遵生八笺》所说的仿钧州瓷器的情况并无关联。 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参与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的研究人员认为：2004年发掘出土的“官钧”瓷器，与1973—197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及故宫博物院旧藏典型“官钧”瓷器明显不同，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元代。也有代表认为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为明初生产；而1973—197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与故宫博物院旧藏“官钧”瓷器特征一致，为北宋产品，并强调1973／1974年发掘的钧台窑遗址为所谓“北宋官窑”。应当指出，这种对出土和传世“官钧”瓷器简单分类与断代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如前所述，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旧藏“官钧”瓷器本身就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正与2004年出土“官钧”瓷器特点完全相同。而且，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2004年发掘的“官钧”瓷器中也有少量精致型制品。因此在对两次钧台窑遗址发掘遗物及传世“官钧”瓷器未做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匆忙作出上述结论，也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关于粗放型与精致型瓷器孰早孰晚的问题，从前者工艺比较原始、落后的特点来看，其年代或有可能早于后者。因为精致型的诸多工艺特点，均似在粗放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如粗放型支烧工艺，原采用密集的锯齿状支圈，齿端与器物底部接触面较大，烧成时容易粘连，留下难看的疤痕；而精致型则改用较为稀疏的锯齿状支圈，齿端尖细，与器物的接触面很小，这样烧成时既不宜发生粘连，又可使支痕变小而求得美观。又如精致型器物底部的刻字，也应是在粗放型基础上的改进和规范。粗放型的数字，大多刻于圈足内侧或云头足内侧，字体大都草率不工，位置亦无严格要求。而精致型的刻字，其字体、位置、手法都非常考究，似已形成规范。
清代前期为什么没有官造瓷器
在我国清朝时期的瓷器文化，可谓是达到了我国瓷器文化的巅峰时期。经过上千年所累积下来的瓷器工艺，在加上景德镇自身所拥有的天然原料，以及瓷器官员的专业监督管理，尤其是在清朝的初期，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当时统治者大力支持发展制瓷业。使得我国的制瓷技术不断发展，成就不凡，从而使我国的瓷器行业在这一时期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纵观整个清初时期的瓷器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目前所存世的清朝前期的瓷器中，几乎没有官造瓷器，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为什么呢？小编带着疑惑咨询相关的瓷器专家，以及查阅史书典籍得出以下结论。
1、其原因之一官字款的瓷器其实主要是诞生在我国的宋朝统治时期，其出现的原因也是为了和官窑瓷器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受挫航者就应该明白官字款瓷器与官窑瓷器是两个不同地方所制造出的瓷器，一定要将这两者区分开来，不要混为一谈。而到了我国古代的清朝初期官窑也已经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在瓷器上书写上官字的落款。其实早在宋朝晚期的时候官字落款的瓷器就已经在慢慢减少了。只不过是大家们没有太过注意罢了。
2、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我国古代的清朝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朝的官窑均为“官搭民烧”，而不是像唐、宋、元时期一样“官烧官办”亦或是“专烧”。“官搭民烧”这种制瓷模式的出现，也就导致了我国清朝初期时的官窑瓷器的落款与前朝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清初时期所采用的瓷器落款以督瓷官的姓氏来称窑。例如：朗窑是代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的瓷器、年窑是代表雍正王朝时期的瓷器、唐窑则是代表乾隆时期的瓷器，而到了乾隆之后由于取消了督陶官这一职务，也就又出现了我们所理解中的官窑瓷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在当下社会上几乎很难看见清初时期官窑瓷器的主要原因。
3、在我国的清朝初期官窑瓷器是仅供于皇族的专属瓷器，就导致在其制作上不惜浪费人力、财力、物力等，尤其是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工艺水平更是达到了后人所无法超越的地步。而由于官窑瓷器属于皇室的专属瓷器，在民间基本上是看不到官窑瓷器的，所以使得所流传于世的官窑瓷器就十分的稀有，这也是清初官造瓷器少的原因之一。
以上三点就是小编所查阅以及咨询相关的专家所得出清朝初期没有官造瓷器的原因。其中总体来说，清初各地所制造的民窑瓷器都是极为的兴隆昌盛，而且在瓷器的文化历史中有着极为大的成就，尤其是将西方文化融入在瓷器中后，使得我国的瓷器行业发展的更加丰富多彩。
清代官造瓷器赏析及拍卖成交价格：
1:清十八-十九世纪初青花缠枝花卉纹铺首衔环耳壶，尺寸：，估价：HKD 100,000 ~ 150,000，成交价： HKD 1,625,000 ，成交时间：2019-11-28，拍卖公司：香港蘇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9年11月拍卖会。
2:清雍正粉青釉刻花大碗，尺寸：直径33.7厘米，估价：HKD 2,500,000 ~ 3,000,000，成交价： HKD 6,860,000 ，成交时间：2011-06-01，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春季拍卖会。
3:清，18世纪AFAMILLEROSEVASE，尺寸：高32厘米，估价：HKD 1,200,000 ~ 2,500,000，成交价： HKD 2,200,000 ，成交时间：2014-11-26，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年秋季拍卖会。
4:清18世纪斗彩蟠螭纹福寿万代绶带耳葫芦瓶，尺寸：高16.8厘米，估价：HKD 800,000 ~ 1,500,000，成交价： HKD 1,340,000 ，成交时间：2012-11-28，拍卖公司：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2秋季拍卖会（二）。
5:清中期青花反莲口“福寿连绵”夔龙纹双耳瓶，尺寸：高34.5厘米，估价：RMB 400,000 ~ 600,000，成交价： RMB 4,830,000 ，成交时间：2016-06-06，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北京保利2016春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本品口沿唇外翻，饰有一周似雕瓷如意形制瓣，置顶部有青花弦纹一道，亦在每瓣之内饰以青花如意云头纹；细颈，溜肩，收腹，高圈足外撇，颈部饰一对螭龙耳。由上至下饰有六层纹饰，颈部绘青花福寿纹，可见瑞蝠之下连盘结以象征福寿；颈腹部直接辅以回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用缠枝西番莲夔龙纹饰，可见螭龙一对两两相对于西番莲花朵两旁；腹下部饰一周传统仰莲纹饰，高足处亦饰有蕉叶纹以作呼应。底部圈足修整细腻，中心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此瓶口部将如意纹的平涂改为立体的翻口，有别于传统乾隆瓷器摆件的重要特征。乾隆晚期与嘉庆早期的稀有粉彩作品都采用这样的翻口设计，可参考北京故宫收藏的珐琅彩豆青地开光山水诗文瓶、粉彩绿地八仙庆寿云口瓶，以及香港拍卖的放山居藏嘉庆黄地粉彩福寿万年云口瓶。此瓶所绘纹饰寓意吉祥，为祝寿所用，“盘结”与“蝙蝠”结合寓意“万福连绵”，莲花与如意云相连意为“如意连连”。
6:清中期斗彩云龙纹双龙耳扁瓶，尺寸：高48厘米，估价：RMB 50,000 ~ 80,000，成交价： RMB 3,220,000 ，成交时间：2011-12-08，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1年秋季拍卖会。
钤印款识：“大清乾隆年制”款。本品造型浑圆，沉稳别致，颈之两侧贴塑矾红描金夔龙纹为耳，可爱生动，与圆润的瓶体上下相衬，更见灵空精巧。口沿外唇下画如意头纹一周，瓶身前后绘饰“苍龙教子图”，图中祥云迤逦，漫天飘飞，洪蝠迭现，灵瑞咸集，但见苍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虬躯矫健凶猛，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深情仰望苍龙。其画笔生动精美，所见祥云虽多，却形态各异，深得迤逦之姿，福海之中波涛汹涌之象，是以线描之功不厌其烦地绘就，细腻而娴熟，展示御窑画工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两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通身纹饰描绘精细，绿彩填绘精确，与莹润皙白的胎釉相益彰显。圈足内书青花六字篆款，端庄规整，笔道遒劲有神。
7:清中期胭脂料彩龙凤双耳扁瓶，尺寸：高30厘米，估价：RMB 1,200,000 ~ 2,200,000，成交价： RMB 1,495,000 ，成交时间：2014-12-03，拍卖公司：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4秋季拍卖会。
此件扁瓶为撇口，束颈，四瓣海棠形腹，高圈足外撇，颈部饰对称双耳。通体以胭脂红料绘就，口沿下侧绘如意云头纹一周，颈部绘云纹与蝠纹；腹部侧面一周绘卷草纹，其开光内绘制龙凤纹饰，龙为五爪，游龙游凤四首相对，留白处绘祥云纹。底落胭脂红料彩“彩华堂制”四字楷书款。 此器色彩丰富艳丽，画工细腻，绘画之龙纹矫健有力，双目圆睁，利齿毕现，鬃扬羽翔；飞凤展姿露容，灵动华美。
8:清中期青花缠枝花卉大缸，尺寸：直径72厘米，估价：RMB 380,000 ，成交价： RMB 2,090,000 ，成交时间：2006-11-19，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06畅月（55期）拍卖会。
9:清珊瑚地描金开光珐琅彩山水仕女扁瓶，尺寸：高18厘米，估价：RMB 1,200,000 ，成交价： RMB 1,725,000 ，成交时间：2011-12-18，拍卖公司：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翰海四季（第74期）拍卖会。
【陶瓷文化】明清瓷器款识综述
x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官窑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款识趋于系统化、规范化。民窑瓷器的款识则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以下按朝代分而述之。
明代
洪武：洪武一朝，未发现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民窑也极少见，仅见有青花书写“福”、“寿”款者。此外，江西省玉山县发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纪年款的青白瓷罐，款识刻划在罐腹，系罕见的具有明确洪武年款的器物。
建文：未发现署年款的瓷器。
永乐：明清两代，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始于永乐。款式仅见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一种，未见有楷书款。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方明永乐时翰林学士沈度的端视，砚底刻“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十字篆文，经仔细比较，与瓷器上永乐款识字体相似。因此，永乐官款可能由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写在瓷器上。永乐官器署款者不多，仅见有青花、白釉、青釉及红釉等瓷器上。青花器物中写帝王年号款的只见于压手杯上；此外，早年流失日本的一对永乐青花盖瓶，器身书“内府”二字，显系宫内用器。单色釉器，有刻款和印款两种体式。民窑青花器上有书写“福”、“禄”、“寿”等字的。
宜德：宣德时期，帝王年号款激增，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款式仅见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大多数是六字二行“大明宣德年制”楷书，“宣德年制”四字款少见。刻款有楷有篆，以楷为主。未见有印款。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长方框及长方框外加双圈等，也有无框圈的。宣德瓷器落款位置比较随便，底足、口沿、耳部、柄流、里心、器盖等处都有落款的，因此，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款识还见有“大德吉祥场”、“敬权”等，民窑青花中见有“福”、“寿”等字款。
正统、景泰、天顺：正统、景泰二朝未见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正统一朝，迄今仅见民窑器楷书“正统元年”和“正统捌年”款二例。景泰朝一件未见。天顺朝仅见四件：一件印“天顺年造”款卵釉云凤纹瓷盘，为官窑器，现收藏于英国达维护特基金会。另两件书“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一件书“天顺年”三字，三件器物都是青花三足筒炉。
成化：以青花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二行款为主，款识外，有的加双圈，有的加双方框，也有无圈框的。官窑罐类，还有在底足写“天”字款的。民窑款识有写“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的。
弘治：以青花楷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两行款为主。另有“弘治年制”四字篆款，多为刻款。尚有以红彩写“弘治年制”和“上用”款的，亦系官窑器。民窑器有写干支年款的，如“壬子年制”(弘治五年，1492年)。也有写“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吉语款的。
明清瓷器款识综述
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官窑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款识趋于系统化、规范化。民窑瓷器的款识则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以下按朝代分而述之。
明代
洪武：洪武一朝，未发现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民窑也极少见，仅见有青花书写“福”、“寿”款者。此外，江西省玉山县发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纪年款的青白瓷罐，款识刻划在罐腹，系罕见的具有明确洪武年款的器物。
建文：未发现署年款的瓷器。
永乐：明清两代，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始于永乐。款式仅见有“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一种，未见有楷书款。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方明永乐时翰林学士沈度的端视，砚底刻“永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十字篆文，经仔细比较，与瓷器上永乐款识字体相似。因此，永乐官款可能由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写在瓷器上。永乐官器署款者不多，仅见有青花、白釉、青釉及红釉等瓷器上。青花器物中写帝王年号款的只见于压手杯上；此外，早年流失日本的一对永乐青花盖瓶，器身书“内府”二字，显系宫内用器。单色釉器，有刻款和印款两种体式。民窑青花器上有书写“福”、“禄”、“寿”等字的。
宜德：宣德时期，帝王年号款激增，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款式仅见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大多数是六字二行“大明宣德年制”楷书，“宣德年制”四字款少见。刻款有楷有篆，以楷为主。未见有印款。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长方框及长方框外加双圈等，也有无框圈的。宣德瓷器落款位置比较随便，底足、口沿、耳部、柄流、里心、器盖等处都有落款的，因此，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款识还见有“大德吉祥场”、“敬权”等，民窑青花中见有“福”、“寿”等字款。
正统、景泰、天顺：正统、景泰二朝未见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正统一朝，迄今仅见民窑器楷书“正统元年”和“正统捌年”款二例。景泰朝一件未见。天顺朝仅见四件：一件印“天顺年造”款卵釉云凤纹瓷盘，为官窑器，现收藏于英国达维护特基金会。另两件书“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一件书“天顺年”三字，三件器物都是青花三足筒炉。
成化：以青花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二行款为主，款识外，有的加双圈，有的加双方框，也有无圈框的。官窑罐类，还有在底足写“天”字款的。民窑款识有写“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的。
弘治：以青花楷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两行款为主。另有“弘治年制”四字篆款，多为刻款。尚有以红彩写“弘治年制”和“上用”款的，亦系官窑器。民窑器有写干支年款的，如“壬子年制”(弘治五年，1492年)。也有写“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吉语款的。
正德：正德官款主要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款和“正德年制”四字楷款，其中以四字款居多。有书写款，也有刻划款。除了用汉文外，此时亦有用阿拉伯文和红彩梵文书写的款识。民窑器常见“正德年造”、大明年造”楷款，还有“长命富贵”、“天下太平”等吉语款。
嘉靖：嘉靖官款一般都在底足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两行楷款，并带有双圈；器口边书写六字横款者少见，但大盘、大缸等的口沿处也见有。款式有青花、红彩、刻字涂金等数种，均为楷书，未见篆书。款字的排列形式，有两行直款、单行横款，也有环形和十字形六字款的。民窑器中有写“嘉靖制造”、“大明年造”年款的。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东书堂”等。人名款激增，如“陈守贵造”、“邓奎自造”等等。吉语款也增多，如“富贵佳器”、“福寿康宁”、“国泰民安”等等。另有写“金〓大蘸坛用”款的器物，系当时的道教用器。
隆庆：所见官窑年款都写“大明隆庆年造”六字两行楷款，“隆庆年造”四字两行款少见。款外常围以双圈或方框。隆庆款识有青花和红彩两种，红彩款多用于彩器上。
万历：官款以“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四字两行款少见。有的款外带双圈，也有不带圈的，或六字款呈环形。有青花和刻划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增多，如“徐〓庆堂”、“纯思堂”、“程廷梓造”、“万福攸同”等等。
天启：官款以“大明天启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也有书“天启年制”的。民窑中书纪年款的见有“天启元年”、“天启八年”、“天启三年唐氏制”以及“大明天启米石隐制”等等。
堂名款、吉语款有“竹石居”、“白玉堂”、“同乐佳器”、“仁波佳器”等等，还常见图案款，如兔子、灵芝、方胜等等。
崇祯：崇祯时期署官款的器物少见，有“大明崇祯年制”及“崇祯丁丑”(崇祯十年，1637年)等。民窑盛行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如“翔凤堂”、“甲戊春孟赵府造用”、“富贵佳器”等等。
清代
顺治：顺治官款少见，有“大清顺治年制”六字两行楷款，款外有双圈。署“顺治年制”四字的，一般无圈框，均为青花款识。民密器署干支纪年款多见，如“顺治丁〓年”(1657年)“庚子年制”(1660年)等，堂名款、吉语款减少，见有“继善堂”、“百花斋”、“西畴书院”“玉堂佳器”等等。
康熙：官窑瓷器的纪年款主要有两类：一是“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一是“康熙御制”四字料款，写于珐琅器上。官窑器中也有写干支纪年款的，如“康熙辛亥(1671年)中和堂制，”中和堂曾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中的居住之所，因此，署“中和堂制”款的器物是宫内御用之器。康熙朝瓷器款识种类繁多。按书体分有：楷书、篆书、行书，官款绝大部分是楷书，少有篆书款。按颜色分有：青花、釉里红、金彩、红彩、紫褐色款以及紫、黑、黄、蓝等料款。按款外线框分有：双圈、单圈、元圈、双边正方框等。按排列形式分有：六字两行、三行款，四字两行及四字环形款等。民窑一般无年款，但其它种类款很盛行。
雍正：官窑年款较多见的是“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楷书款，也有六字三行的，款外有双圈或方框。珐琅彩器款识有“雍正年制”与“雍正御制”四字，一般为两行竖写并围有方框的楷书款。在茶叶末、炉均及仿钧器上，则见“雍正年制”四字篆书刻款。“雍正年制”四字古钱形款，则主要见于花盆一类器物底足。雍正朝的堂名款不及康熙时期多，著名的有“朗吟阁制”楷书款，为雍正未登极之前烧制的，朗吟阁是当时雍正的读书处。堂名款还有“养和堂”、“希范堂”、“致和堂”等；人名款则见有“江鸣〓制”、“冯宅”、“松年”等；吉语款少见；图案款有一定数量，如灵芝、鼎、花押等等。
乾隆：乾隆朝的官窑年款，有楷、篆两种书体，但以“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为主。多数不加圈框。以青花款为多，还有金彩、红彩、蓝料彩与刻款等。堂名款之多，较康熙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名款中，以“唐英”、“瑶华道人”等有名，唐英为督窑官，瑶华道人为乾隆的王子。
嘉庆：官款以篆书为主，少有楷书，大多为“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民窑款识篆、楷均有，六字或四字，但字体草率。出现图章式的篆书款。
道光：官款与嘉庆时体式大致相同，大多为“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款。以青花和红彩写款。
咸丰：咸丰朝又兴起以楷书署款的风气，官窑大多署“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楷款。篆书款减少。除青花款外，还有红彩款与刻款。民窑器中十分盛行图章式篆书款，并影响后世。
同治：官款以楷书为主，大多为“大清同治年制”六字两行和“同治年制”四字两行楷款。以青花、红彩或金彩书写。民窑器大多用红彩图章式篆书款。
光绪：官窑款识楷、篆并用，以楷款为多，署“大清光绪年制”六字二行或三行款，也有四字两行款，多数不饰圈框。有青花、金彩、红彩及刻款等体式，大体同于前朝。民窑款识较草率。
宣统：官窑款误解有青花、红彩与墨彩款等，署“大清宣统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多，一般无圈框。民窑款识与前朝类同。
明代宜兴窑石湾窑均曾烧造仿钧釉前者习称宜钧后者习称广钧或泥钧 ...
宜兴窑明、清时期生产的仿钧产品俗称“宜钧”。宜钧胎有白色与褐色两种，白胎用宜兴白泥制成，褐色胎用宜兴紫泥制成。釉色以天青、天蓝等色居多，以灰蓝釉最为名贵。
宜兴窑桃式水注，明，通高11.9cm，腹径12cm
水注为横卧桃形，一侧以雕琢枝干为柄，另一侧的桃尖处开注口。胎质灰白胎薄体轻通体施仿宋钧窑天蓝釉
广窑有三种含义，一是泛指广东地区的瓷窑，二是以广彩讹为广窑，三是指石湾窑。
广窑楸叶式洗，明，高6.7cm，长26.3cm，宽18.9cm
石湾窑有三个，一是宋、元、明、清时期的佛山石湾窑，二是宋代阳江的石湾窑，三是明代博罗的石湾窑。
其中佛山石湾窑最为著名，明清两代盛极一时，其产品善于仿钧窑釉色，世称“广钧”，亦称“泥钧”。
其釉色富于变化，在蓝釉中流淌雨点及丝纹状的葱白斑点，气象万千，耐人寻味。
其品种主要有盘、碟、罐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器皿及笔洗、花盆、仿古花瓶类的陈设品以及瓦脊等建筑用材和以“渔樵耕读”为主题的陶塑。
其陶塑作品形神兼备，为石湾窑的现代陶塑开创了先河
陶瓷知识：何谓汝、官、钧、哥、定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明代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各有什么特点?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
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多见的是在瓷盘、花瓶、茶具底部。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瓷器纹饰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瓷器上的纹饰就象一个人的衣冠，它有明显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我们鉴定古陶瓷时千万不要忽视它。
中国古代陶瓷纹饰繁多，但按类别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和装饰四大类。另外，纹饰本身有它的时代性，它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例如，明代中期，正德年间，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社会广泛兴起，所以，瓷器上出现了八仙、八宝图、真武大帝、花捧回文、书写回文、仙人朝圣图等图案。又如，清代康熙皇帝吸取明亡的教训，对“尚武”和“习文”极为重视。所以，在瓷器图案中，“尚武”方面有各样的刀马人物和清装射猎图等出现；在“习文”方面，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
作纹饰鉴定时，对不同时代要掌握其不同纹制手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云纹，元、明、清就有不同的“朵云”，只要细心研究，不难发现，每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绘制方法。
元代瓷器元代瓷器
例如，元代朵云纹，其写法基本可分为两种。第一种，身绘成如意头状，多不对称，边大边小，其尾前段肥大，后半段细长，整个造型活像一条大头小蝌蚪在游动着。第二种，也绘一个不对称如意头为身，拖一长尾，尾的前段长出两个小头，其尾活像萌芽的种子根部，其如意头下的两个小头，又似两片小叶托着一朵盛开之花。但到明代宣德年间的朵云，又有变化，虽然也是绘如意头为身，但身上的飘带增多了；有的云头下飘出一带，有的在云头左、右两边和尾部各飘出一条云带，有的还在前者的绘法上在云头部再长出一带；所绘如意头丰满肥壮，飘带瘦长，变化多样。
明代云朵纹瓷坛明代云朵纹瓷坛
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如意云，飘带较长，是如意云头长度的两倍，尾部的飘带又有增加突出的小小云块，和前期一条带状有所变化，云头又似露齿的兽面。到明代中期，万历时的朵云，又有三种形式：(1)有飘带的朵云，飘带加粗，云头缩小。(2)把云头拉成一块长云，朵云无头无尾、画工简单。(3)绘一如意头云头，全身绘飘带数条，不分头尾。发展到清代初期，雍正时期，朵云头拉长，左、右飘带短而肥，形成菱角形状。原来的云头没有了，在云头上端、左右两边和尾部的飘带均变成了云头。
再发展到干隆年间，朵云头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串云”。朵云的云头写成“牛面形”，其尾部的飘带活像一撮须，或者把如意云头拉长，成“S”形，或者拖至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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