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认识宋代名窑的瓷器

古代瓷器名窑。

收藏市场上，瓷器收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今天我们就来系统地了解一下宋代名窑的瓷器。

汝窑是北宋后期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等为主。

钧窑分官钧窑、民钧窑。钧瓷的釉色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因钧瓷釉层厚，在烧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哥窑瓷胎体有厚有薄，釉色主要有粉青、月白、米黄数种。器形以洗、炉、盘、碗为多。

定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黑釉、酱釉称为“黑定”、“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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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

南宋官窑青瓷双耳香鼎 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今天我介绍的是宋代名窑之一、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真正由朝廷建立的官窑——南宋官窑。

官窑迷局

为什么说南宋官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朝廷操办的官窑？这要从官窑迷局说起。长期以来，我国陶瓷界对官窑的定义、有多少官窑、如何区分争议不断，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说法。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附一）御窑、官窑、贡窑和民窑》中进行过简单的讲述，但是讲得不够深入和透彻，所以在讲述南宋官窑之前，有必要对“官窑”进行一个梳理。

广义上的“窑”，应该包括各类陶窑与瓷窑，而陶窑涵盖器皿陶（如盆、缸）、殡葬陶（如陶俑、三彩）、建筑陶（如砖、瓦）等。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二~六）》中讲到，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到青铜时代的近万年历史长河中，陶器在人类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远古历史传说，还处在原始社会的中华民族祖先——黄帝，他的管理机构里，就设有一个官衔——“陶正”。《吕氏春秋》卷十七“郡守”中记载：“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昆吾，古代中国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时期的陶正，相传其为陶器的发明者，专门负责制作陶器。

《吕氏春秋》卷十七中记载“昆吾作陶”

三皇五帝中的舜，生于姚墟，辛勤耕稼于历山（今山东鄄城），渔猎于雷泽（今山东菏泽），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制作日用杂品，在顿丘（今河南浚县）、负夏（今山东兖州）一带经商做生意。因品德高尚，在民间威望大，尧帝把帝位禅让给舜。舜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源自《吕氏春秋》卷十四中的记载。

《吕氏春秋》卷十四记载：“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进入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依然保留“陶正”这一官衔。《春秋左传》卷三十六中记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虞阏父即遏父，舜的第32代世孙，他在商朝末年（约公元前1051年左右）投附了周国，担任陶正一职，他制陶的技艺极为精湛，深得周文王姬昌的喜欢。

周 左丘明《《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六中记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相似的内容在司马迁《史记》中也有记载：舜的后人，一直传承着制陶技术，历朝历代深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为最高统治者制作尊贵的陶器，遏父被封为周朝的陶正。

西汉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帝舜後遏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

在奴隶社会末、封建社会初期，陶器的制作依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秦陵兵马俑，具体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六）》中讲过，建立一支几万人规模的陶质军队，如果不倾全国之力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秦陵兵马俑一定是统治朝廷的官方所为。到唐宋时期，朝廷一般都会设置一些机构，专门负责陶质生产资料或生活器具的制作与管理，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中记载，朝廷在将作监设置了“窑务”这个机构，负责砖瓦烧制、修缮和陶瓷瓦罐供应等业，但没见到哪个朝廷专门设置具体的陶窑。

由此可见，广义上的制陶官窑，从新石器后期到唐宋时期，就一直存在。可是，我们陶瓷界所称谓的官窑，并不是这些广义上的官窑，而是指狭义上的官窑——即由朝廷或官府出资兴建的、产品流向由朝廷或官府控制的、专门生产陶瓷器的窑场。所以，本文后面所涉及的“官窑”，都特指狭义上的官窑。

瓷器自东汉诞生到唐代中期这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见到关于“瓷器”文字记载。直到唐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关于“秘色瓷”的记载，如陆龟蒙的诗《秘色越器》等。那么，生产秘色瓷的越窑是不是官窑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讲过，秘色瓷属于南方割据政权进贡中央朝廷的贡瓷。越王钱氏政权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偏安，不惜动用南越全国之力大量烧造优质青瓷——秘色瓷以进贡中央朝廷，直到北宋初期钱氏政权归顺为止。这期间钱氏政权虽一度主导越窑生产，但越王与越窑的关系只是一种官府订购生产的关系，况且钱氏政权只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所以越窑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

现代考古也出土了一些带有“官”字款的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期瓷器实物，如邢窑、定窑“官”字款瓷器。那么这些窑算不算官窑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中华白瓷的拐点——定窑》曾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讲述，这里不再重复。简单说就是这些带有“官”字款的瓷器，是官府从邢窑或定窑订制的瓷器，窑场在烧制过程中，为了与民用瓷相区别，在这些官用瓷上写“官”字以作标记。所以“官”字款瓷器是一种瓷窑在生产时针对不同客户定制产品的分类方式，并不代表生产过“官”字款瓷器的窑就是官窑。

到宋朝，开始出现专门关于“官窑”的文字记载。最早明确记载官窑的是南宋人叶寘所著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所著的《负暄杂录》，但这两本书均已遗失。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编撰《辍耕录》（也叫《南村辍耕录》）和《说郛》时，将叶寘、顾文荐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分别收录其中，使两人讲述窑器的文字得以保存下来。叶寘、顾文荐两人对窑器的讲述，除个别用词不一致外，几乎完全一致，因《坦斋笔衡》是叶寘年轻时所作，而顾文荐比叶寘年纪小，应该确定是顾文荐抄叶寘的。由于原书已经遗失，而《辍耕录》和《说郛》在清代出现多个版本，收录的内容也经过较大的删改，有的版本已经没有了叶、顾两人的内容。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叶寘在《垣斋笔衡》中的这段“窑器”，被业界奉为存在“官窑”的最早文献依据，被各类研究、考古文章广泛引用。这段文字的大意是：“陶器从舜时就有，夏、商、周三代后，直到秦、汉，才有了瓷器。如今出土的古陶器，质地浑厚，不注意色泽。后来时兴追求奢靡，认为金玉不稀奇而青睐铜器、瓷器，于是产生了秘色瓷器。有人说钱缪做吴越国王时，越州窑烧制的进贡用瓷器，臣子和百姓不许使用，所以称作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作诗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否。’从诗中可以看出，秘色瓷唐代已经有，并非创始于钱缪。本朝以定窑白瓷有口芒，不好用，命令汝州烧造青瓷器，因此河北唐、邓、耀州都开始生产青瓷了，其中以汝窑为最好。江南也有处州龙泉窑烧造青瓷，但是瓷质比较粗厚。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1117年，顾文荐文中为“宣政间”1111年-1125年），京城汴梁自己建窑烧瓷，叫做官窑。靖康之变渡江到江南，邵成章主持管理宫廷后勤，管理机构就叫邵局，沿袭故都汴京规制（顾文荐文中为“徽宗遗制”），在修内司建窑烧造青瓷器，取名内窑。内窑制瓷用澄泥做模子（范模），工艺极其精雕细琢。出产的瓷器釉色莹润清澈，被视为珍品。后来在郊坛下又另立新窑，新窑比原来的内窑大，但烧制的瓷器却不如内窑。其他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都不能和内窑比。那种旧越窑瓷器（秘色瓷）再也看不到了。”

叶寘的这段文字确实非常珍贵，信息量很大。根据此文记载，宋朝明确存在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内窑和郊坛下官窑。记载虽然很明确，但如今的陶瓷界对此争议却很大。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一是叶寘、顾文荐两人的文字记载准确性到底有多大？二是北宋官窑、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到底是否存在？

先说说官窑是否存在问题。经过1950年代发现郊坛下官窑、1996年发现修内司内窑（即南宋官窑，后文将细述）以及相应的考古研究证实，南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确实存在，叶寘、顾文荐关于南宋官窑的记载是有可信度的。正因为如此，业界一些专家、学者据此判断，北宋官窑也一定存在，只不过原汴京（开封）地区现在已被埋入6米多深的黄河河床之下，无法寻找。不过，我对这个判断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北宋官窑并不存在。相关理由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已经阐述清楚，主要理由是：北宋朝廷除宋徽宗个人喜好外并不青睐瓷器、正史没有明确记载、汴京没有设置大型瓷窑的条件、叶寘距离政和年间时间久远无法清晰等。我认为所谓的北宋官窑，最多不过是宋徽宗为满足个人爱好而在汴京设置的小作坊而已。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汝窑是官窑，甚至汝窑就是北宋官窑，我对此坚决反对。理由我也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也已经阐述，这里不作罗列，仅举一例：南宋人周密所著记载南宋宫廷遗事的《武林旧事》中，在卷二“挑菜节”、“赏花”章节记载了皇帝赏给嫔妃宫女“官窑”瓷器作为奖赏，而卷九“高宗幸张府”章节记载了朝廷重臣张俊敬献皇帝赵构十六件“汝窑”瓷器！这充分说明：汝窑是汝窑、官窑是官窑，两者不可混淆。而且还说明汝窑比官窑贵重！事实上，汝窑和越窑一样，只是接受过朝廷订单，属于“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买卖关系。所以汝窑不是官窑，更不是叶寘、顾文荐记载的汴京官窑。

再来说说叶寘、顾文荐文字记载的准确性有多大。

清代陆心源撰《宋诗纪事补遗》八十一卷中记载的叶實简介和他的诗词

据清代陆心源在《宋诗纪事补遗》八十一卷记载：叶寘，字子真，号坦斋，池州青阳人，隐居在九华山以著书自娱自乐。在南宋末期，叶寘经监司统一选拔推荐做了迪功郎、池州签判。宋朝的迪功郎是文官职37阶，也是最低一级，相当于县衙门里的文书。签判是“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掌诸案文移事务，官阶也不高。按照陆心源记载，叶寘在宋朝（南宋）后期任池州签判的时间应该在宋理宗或更晚些时候（1250年之后）。那么，叶寘的《坦斋笔衡》成书于什么时候？

明初陶宗仪著《说郛》（涵芬楼版）卷十八刊录的《坦斋笔衡》中的“太学不出相”

虽然无明确的时间记载，但从《坦斋笔衡》中的另一个条目——“太学不出相”中的内容，可以大概推断出它的成书时间。“太学不出相”条目有两句话，一句话是“韩平原胄败”，是指南宋崇拜岳飞、贬低秦桧的主战宰相韩侂胄，于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被主和派暗杀这一事件，说明叶寘在写《坦斋笔衡》时不会早于公元1208年；另一句是“所以，自中兴以来六七十载”，说明叶寘在写该书时，已经是宋高宗中兴之后六七十年，同样支持不早于1208年。根据郑建华先生在《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一文的分析，《坦斋笔衡》成书时间应该在公元1212年左右。因叶寘的另一部著作《爱日斋丛抄》里出现了咸淳年号，所以叶寘至晚在咸淳元年即1265年还活着。这说明《坦斋笔衡》应该是叶寘在青年时的著作。叶寘在写《坦斋笔衡》时，距离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或宣政年间（1111-1125）已有一百余年了，文字中关于南宋部分的记载比较清晰，可信度很高，而关于北宋部分却比较模糊，有不少道听途说、猜测甚至错误的成分。关于顾文荐《负暄杂录》成书时间问题，据郑建华先生考证，因书中“金石毒”一条提到的宋理宗景定庚申年（1260年）是全书最晚的时间，显然，其成书不会早于公元1260年。因此，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要比叶寘的《坦斋笔衡》晚几十年时间。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 宦官四——邵成章

例如，关于邵成章和邵局的记载，就可能因道听途说而产生了错误，这个错误在如今陶瓷业界已经广为人知。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宦官四”记载，邵成章是一位耿直有骨气的忠诚太监，原来是宋钦宗的內侍。1127年靖康之难时受命保护太子去和金国交涉，太子被掳去北方，他留在汴京。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商丘）即位时，邵成章受命追随而来，在扬州服侍宋高宗。后来遇到军情而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知情不报、欺君罔上，邵成章上书皇上历陈黄、汪二人误国之罪，惹得皇上不高兴，被除名去做了南雄州编管。侍御史马伸对皇上谏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邵成章因上书获罪，皇上难道要堵塞言路？"时间一久，皇上思念成章忠心耿直，想招他回来，但随从都不喜欢，就给皇上说坏话：“邵成章来了，陛下就没有快乐了。”于是就让邵成章止步于洪州（现河南辉县）。金国人到洪州，听说成章名望，想请成章出山，说：“知道您忠诚正直，如果能服侍金国皇帝的话，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成章没有答应，金人威胁他也没有答应，软硬不吃。金人说曰："您真是一个忠臣，我们不忍心杀你。"放下金帛走了。邵成章根本没有随宋高宗南渡。《宋史》的这段记载表明，叶寘和顾文荐关于邵成章这部分是错误的。相似的内容在南宋人熊克所著《中兴小纪》卷三中有记载。

元 陆友仁著《研北杂志》卷上记载的“邵局”，是指内侍邵谔奉命设立的浑天仪制造机构

据元代书法家陆友仁著《研北杂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宰相秦桧为彰显示太平盛世，命内侍邵谔带领百余工匠大修礼乐，人们叫它邵局。邵谔带领工匠制造浑天仪一事，分别在《宋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南宋熊克著《中兴小纪》、南宋李心传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等文字记载为佐证，可见属实。所以，“邵局”是存在的，但仅与邵谔和邵谔主持制造浑天仪有关，而与邵成章无关。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记载邵諤奉命制造“浑天仪”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中记载邵諤制造浑天仪的成就

另外，查遍宋史也没有发现邵谔与瓷窑直接相关。由此可见，叶寘和顾文荐关于邵局的记载也是不准确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年代久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所致。

顾文荐在抄叶寘文字时，似乎感觉到原文有不妥的地方，把“政和间”改成了“宣政间”，将公元1111—1117年的时间段扩大到了1111—1125年，时间范围从6年扩大到14年；把“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改成“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时间范围扩大好理解，一定是认为叶寘的时间可能搞错了。“袭徽宗遗制“与“袭故京遗制”相比，却大有内涵，我在后一节将讲到。

那么，叶、顾二人关于比“邵成章”、“邵局”更早的“汴京官窑”（即北宋官窑）记载会不会也出错呢？因除叶、顾二人（其中一人为抄袭）的记载外，没有任何其他宋朝史料来佐证北宋官窑，我认为仅凭叶、顾二人关于“汴京官窑”的单一记载，难以为据。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中做过推测，由于宋徽宗个人的喜好，朝廷在京城或皇宫专门可能为宋徽宗设立过一个制作瓷器的小作坊（小御窑），而坊间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把它说成是“汴京官窑”。当然，推测总归是推测，在有确凿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汴京官窑之后，我就会改变这个推测。

根据以上梳理，“官窑迷局”也似乎拨云开雾：北宋汝窑不是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存在证据不足。因此，南宋官窑就成了中国瓷器史上第一个真正由朝廷操办的官窑。

南宋官窑概述

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国军队在围困多日之后，攻破了北宋首都——汴京，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有多种正、野史料记载了靖康之难中金人对汴京的破坏和宋人朝野的惨状。

北宋 丁特起著《靖康纪闻》记载了靖康之难时汴京朝野的惨状

据北宋末太学生丁特起所著的笔记《靖康纪闻》（又名《孤臣泣血录》）记载，汴京军民虽合力抗敌，也没能阻止金军破城。城破时，诸路金军纵火烧了各个城门、新城里居民居宅、王公大宅，劫掠杀掳，火光亘天，达旦不灭，百姓哭声震动天地……士庶号恸，皇上亦为之掩泣……旧城外新城里金人渐次下城，掳掠城中，凶豪小人导引金人，于坊巷劫掠，放火大扰，人们迁徙入角门内，由汴河冻冰上过，所过既多，践履冰陷，溺及弃掷小儿不可胜计。亦有全家入井自缢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日相斗之状，众目相视，莫能辨别。昔日繁华的都城，此时已是人间地狱。

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的金国，在攻入富足的汴京之后，野蛮地肆意烧杀掠夺，给大宋造成巨大破坏。综合各类史料：金军入城后，武力搜刮北宋朝廷、商人、百姓的黄金、白银，要求城内“一应店肆居宅蓄收金银之人，并尽纳官”，并“拘交引、质库、金银彩帛铺，家至户到推认拘籍”，商铺、银铺纷纷破产。金军还搜抓京城的手工工匠，如内臣诸局待诏，手艺染行户，少府监、将作监、文思院等处人匠，木匠、竹瓦泥匠、石匠、鞍作、玉匠、金银匠、军器监工匠等，被拘刮净尽送往金国，工商业造成毁灭性摧残。金国崇拜中原文明，认为凡是宋朝的都是好的，他们将所有皇宫的仪仗法物祭器、宫廷礼仪器具全部掠走，并进国子监拿走藏书，还索取教坊乐人、琵琶、吹笙、弹筝等，带往金国，供女真贵族取乐、享用。汴京文物典籍被劫掠，教育被破坏，百戏被摧残，文化遭到空前劫难。当然，灾难深重的仍是老百姓。金兵大量屠杀无辜平民，把人视同猪狗，“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汴京城内饿殍遍地，竟食人肉，“街巷有病气未绝者，俄顷已被剔剥，杂诸牛马肉卖之”。大量被俘汉人成为金军的奴隶，在耳朵上刺字，押往云中（今山西大同），作为奴隶出卖。汴京周边方圆几百里都惨遭屠戮，“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大疫，死者过半”。

为断大宋皇族血脉，金军在撤离汴京时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后妃、宗室、大臣及大批妇女等，朝廷上下为之一空， “二百年府库蓄积”荡然无存。当然，也有侥幸逃脱的，那就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康王赵构——也就是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 宋高宗赵构本纪

据《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宋高宗本纪”记载，金军围困汴京的前夕，赵构奉命带大臣耿南仲一起去向金军求和。途中，京城被围，宋钦宗派人潜出京城，找到赵构，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令他火速募兵保卫京师。赵构利用朝廷号令辗转河北、山东，会聚的各路军马已有近十万，号称百万。但当他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准备回师之时，汴京已经陷落。一些在靖康之难中幸免的后妃（如废妃孟氏）、大臣纷纷赶来投奔康王并劝康王自立朝廷，康王随即从巨野出发，来到北宋南京应天府（今商丘）。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称宋高宗，改年号为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

《宋史》记载，南宋初年，在金军的追击下，宋高宗赵构先后驻跸南京（即商丘）、扬州、杭州、建康（江苏南京）、平江（苏州）、临安（杭州）、明州、定海（镇海）、台州、温州等地，甚至一度还浮舟海上，四处逃窜，以躲避金军。直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才往北到达越州，稍微稳定，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第二年又搬回临安。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各地抗金将领们连年打胜仗、收复失地，抗金形势趋于好转，宋高宗信心有了提升，又驻跸建康，与金国形成对峙的相对稳定局面。应该说，宋高宗的本意，一直是想与金国议和，根本没有和金国拼命抗争之意，只要理解这点，就好理解为什么宋高宗一旦对金国取得一点胜利，就会停止乘胜追击，将议和提上议事日程。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金终于议和成功，划秦岭、淮河而治，宋金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宋高宗从建康返回，正式定都临安。

《宋史》卷二十三 钦宗本纪 记载金军掳走了所有皇宫的一切，包括祭器

经过靖康之难，金国已经掳走了皇宫里包括祭器在内的所有一切，又经过将近十二年流离奔波的逃亡岁月，待议和成功、战事告一段落、正式定都临安之时，宋高宗的皇宫已经一无所有。此时，朝廷对瓷器的需求量很大，除了满足宫廷日常用度，还需要大量的祭祀礼器。

祭祀天地之礼早在夏王朝开始，就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礼仪而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是我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是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从汉朝开始，定下了都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祀格局，就像如今北京的天坛在南、地坛在北一样。祭祀天地一般每年都会举行，但南郊祭天大礼是每三年的冬至日举行一次，北郊祭地大礼是每三年的夏至日举行一次，祭祀对象是包括昊天上帝、皇地祗、太祖位在内的所有天地诸神和祖先，祈求风调雨顺、福佑丰年、国泰民安，祭祀形式隆重而繁琐。所以，无论对于流离失所十多年之后才获得安定的南宋朝廷来说，还是对于不惜以进贡等手段向金国求和的宋高宗本人来说，在实现了来自不易的和平之后，祭祀天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事实上，宋高宗非常重视祭祀活动，根据《宋史》记载，南宋朝廷按期举办过很多次重大的祭祀活动，即使在金兵的追击下辗转迁徙过程中也不敢有所偏废，只不过条件不好时采用权宜之计。途中好不容易从各州府收集一些祭器，由于金兵追来又“尽皆散失”。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三十 本纪三十 高宗七：绍兴十三年二月甲子制郊庙社稷祭器

祭祀活动中所需要的祭器如何得到呢？在当时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是最好的手段。据《宋史》卷三十”高宗七“中记载，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二月甲子，朝廷开始制造郊庙社稷祭器。用什么材料制作呢？据南宋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卷三记载，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郊坛祭祀时，“祭器应用铜玉者, 权以陶木”，并为这次祭祀制作了祭器9205件，准备的仪仗有2220人。由于南宋朝廷当时财力薄弱、贵重材料稀缺，用传统的玉、金、银、青铜材料肯定不现实，无法重铸北宋朝廷被掠夺损毁的铜玉礼器，出于节俭考虑，聪明的南宋朝廷想到了用陶瓷和竹木器暂时代替翠玉金银青铜器，待有条件时再用贵重材料逐步取代竹木器。当然，陶瓷祭器并不是南宋原创，从北宋中后期就已经有所使用。

宋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卷三：绍兴十三年郊坛祭祀时，“祭器应用铜玉者, 权以陶木”

那么，陶瓷祭器在哪里制造呢？据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修的《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在南宋初期20多年的时间里，朝廷曾在越州（今绍兴）、余姚、平江（今苏州）、临安府等地选择瓷窑生产祭祀用瓷。这也是在一些古越窑窑址竟然出现与南宋同时期的汝浊釉瓷器遗存的原因。绍兴十四年（1144年）后，由“礼器局”负责制造祭祀陶瓷礼器。

南宋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了陶瓷祭器烧制地方

礼器局？据《宋史》卷二十一“宋徽宗本纪”记载，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7月设置“礼制局”，负责研究、讨论古今宫室、车服、器用、冠昏、丧祭沿革制度，设有详议官，但在宣和二年(1120年)撤销。礼器局不像北宋时礼制局建制的延续，显然是为代替原由越州、余姚、平江、临安府等地生产祭器而新设的一个机构。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了祭祀礼器经段拂、王鈇讨论式样后，由王晋锡负责制作，出现新机构“礼器局”

为什么在古越窑之乡，还要新设礼器局来生产祭器？祭祀礼器必须参照古制进行，这是从北宋中后期传下来的传统，很明显，是宋高宗赵构不满意这些年由越州、余姚、平江、临安府等地生产的祭器了。根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对宰执官下达谕旨说，祭祀乃国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适宜，如郊坛祭天须用陶瓷祭器，宗庙祭器也当用祖先的式样规制，你们可以访求通晓礼器之人来做这件事。于是，寻找到了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晋锡三人，委以重任。礼器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的。礼器局的运作是段拂领衔，礼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讨论器样、尺寸后，交王晋锡去把关制造。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了礼器局负责祭器制造并频繁出现

根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记载，礼器局自绍兴十四年成立之后，十分忙碌，参照绍兴十三年由秘书省修订并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特别是绍兴十六年前后，为郊坛大祭制造陶瓷祭器和其他材质祭器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礼器局的主管是段拂，王晋锡只是一个临时给祭器把关的內侍。根据文献和现代考古证明，礼器局在此时已经在临安皇城附近建立了陶瓷窑，专门烧制陶瓷祭器。上图《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还记载了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绍兴十六年三月八日，守给事中段拂的箚子，奏：臣闻记礼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为先，盖祭以事神，器以藏礼。奉祀宗庙，足以隆孝飨；宠锡勋劳，足以昭庆泽。……”礼器局主管段拂在奏文中说：《礼记·王制》中讲“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是造家用品都要以“祭器”为制度，以达到用“祭”来祭祀神灵、用“器”来承载礼制，奉祀宗庙，以引导天下孝道，按功劳赏赐，足以彰显皇恩浩荡。“锡”同“赐”字，是皇帝语言的传统用法。《中兴礼书》卷九、卷十记录了绍兴十五年、绍兴十六年、绍兴十九年进了三次包括陶瓷祭器在内的大规模祭器制造，并且逐步按古制进行规制。段拂奏折中的这段话，蕴含了一个重大背景信息，那就是：礼器局为烧造祭器而设立的瓷窑，在祭器制造中出了大力，产能逐步提升，而祭器制造毕竟不是连续的，闲时还在制造燕器——即生活用器。但生活用器的制造，不能耽误祭器的制造，即使制造生活用器，也要用祭器的礼制来规范，以示隆孝飨、锡勋劳、昭庆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此时，礼器局设置的官窑已经在烧造生活用品瓷器了——即：南宋内窑的设立时间，在绍兴十六年（1146年）之前！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提到绍兴九年——绍兴十二年 王晋锡还是“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提到绍兴十四年 王晋锡已是“提举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

说完礼器局，再来说说王晋锡。不少明清书籍和当代陶瓷界专家，把王晋锡说成是“修内司官窑”的建造者和领导者，果真是这样吗？根据《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八十七册“方域二”记载，从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二十二日到绍兴12年（1142年）十一月十四日这段时间，王晋锡还是“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即掌管修内司的领管，还在行使修内司职责，如修缮崇政殿、文德殿、紫宸殿等，到了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王晋锡已在“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祗候”任上，成了皇宫內侍。这时候，礼器局、内窑都还没有设立。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旧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据《宋会要辑稿》第十六册“礼一五”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侍王晋锡（对高宗皇帝）说：“恭承处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彦能等省记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意思是对照御府《博古图》，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认为王晋锡很懂尊罍等祭器，于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讨论，让王晋锡负责制造。从这些记载看出，王晋锡由修内司提举，到皇宫内侍之后，几次明确记载他去制作祭器，但并没有改变内侍身份，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让位去做太上皇，王晋锡才被孝宗调整去“提举佑神观，免奉朝请”为止。去看管佑神观，还不用早朝奏请，可见是个清闲活，相当于提前退休。以上记载说明，王晋锡去制造祭器，只是个临时性工作，他仍然还在内侍的任上，他与内窑的关系，相当于客串一个“技术指导”而已。

那么，制造礼器祭器的内窑，建在了哪里呢？据叶寘《坦斋笔衡》：“置窑于修内司，烧造青器，名曰内窑”，内窑就建在修内司吗？

宋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 卷十四 记载了修内司营在万松岭下，孝仁坊内石头桥

据南宋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 卷十四所记载，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临安行在的禁卫兵中，修内司营驻地有万松岭下和孝仁坊内石头桥两处。

宋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 卷十 记载了青器窑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

而潜说友在《咸淳临安志》 卷十“三衙” 中记载了青器窑也有两处，一处在雄武营山上，另一处在“圆坛”附近，圆坛即郊坛。这两处正是南宋朝廷开办的瓷窑，即官窑。

1268年南宋咸淳四年临安志地图，红圈处标出了修内司和郊坛的位置

一般来说，由于当时交通能力所限以及烧窑的劳动力主要来源是修内司营的士兵，所以，“修内司内窑”应该离修内司所在地或修内司营所在地不远。从上图所标的位置来看，咸淳四年的修内司（右边红圈处）离大内皇城不远。在当时拥挤的临安都城，离皇城根这么近的地方，属于“寸土寸金”之地，朝廷不会在如此近的地方设置多座既耗费大量燃料、又容易引起火灾的陶瓷窑，所以我判断，所谓“雄武营山青器窑”，就是“修内司内窑”。这就是叶寘、顾文荐所描述的“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现在的陶瓷界专家、学者把叶寘所记载的“袭故京遗制”理解为“沿袭北宋官窑的模式（体制）”，专指瓷窑，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上文分析，朝廷（礼器局）设置官窑的目的，是由于平江、余杭、临安和其他古越窑烧制出的祭器不合古代规制，宋高宗赵构才下令段拂、王鈇、王晋锡等人专门指导烧制祭器的。而段拂也向皇上保证“祭器不成不造燕器”，全力保障祭器生产。祭器的设计、生产要严格按照《宣和博古图》进行，尺寸、样式都必须严格遵照“故京遗制”。而作为一个瓷窑，仅生产祭器是很浪费的，内窑在不生产祭器时也生产燕器（生活用器），同时上文也提到，燕器的生产也要按照祭器的样式进行，以达到用“器”来承载礼制、引导天下孝道的目的。这就是“袭故京遗制”的真实含义。

与叶寘的“袭故京遗制”相比较，顾文荐在文章中改成“袭徽宗遗制“就要准确得多，也更能说明所谓的“遗制”是“按照《宣和博古图》的规制”的意思，而不是什么“北宋官窑”。《宣和博古图》是宋徽宗亲自部署并校检，由王黼在大观初年（1107年）开始编纂，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年）之后。该书有三十卷，著录了当时皇宫在宣和殿所藏—自商代至唐代的古代青铜器，分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斝、觯、敦、簠、毁、鬲、鍑 及盘、匜、钟磬及錞于、杂器、镜鉴等二十类839件。每类有总说，每器都摹绘图象，勾勒铭文，并记录器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有一些还附有考证。所绘器形准确，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象的比例，按照“祭祀礼器规格档案”的格式所列。《四库全书总目》评述《宣和博古图》：“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可见，《宣和博古图》已成为后世青铜礼器或陶瓷器制作的范书。史载宋高宗赵构在逃亡途中，曾将随身携带的《宣和博古图》遗失，立即命人按照《宣和博古图》的模式，重新考证并绘制博古图，以指导祭祀礼器的制作。条件所限没有青铜原料没关系，可以用竹木陶瓷暂时替代，但祭祀礼器的形制规格不能走样，必须依古制进行。在礼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二月及四月，太常寺重新颁布《宣和博古图》，并以此为依据，大规模改造祭祀礼器。所以，叶寘的“袭故京遗制”显得非常笼统、宽泛、模糊，而顾文荐将它改成“袭徽宗遗制“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那么，如何按照传统规制来生产呢？叶寘、顾文荐在记载中说的很清楚——“澄泥为范”。“范”即模子、隔板等，这是自古以来制作青铜器、钱币的惯用技术，能使产品严格控制在既定的样式、尺寸之内，十分精准。只有这样生产出来的祭器，才能满足宋高宗的要求。同时，按照这种模式生产的生活用器，固然精美。这就是叶寘、顾文荐所说的“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上图左上红圈处是另一处青器窑所在地——郊坛下官窑。据业界专家分析，郊坛下官窑设置于1204年左右，大概原因是内窑离皇城太近，且大内皇城有几次严重火灾，导致内窑的规模在逐步缩减。叶寘写《坦斋笔衡》时（成书于1212年左右），郊坛下官窑已经设立，但内窑直到1268年还在运转。叶寘觉得新窑比内窑大但不如内窑好，所以他写道：“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南宋 赵彦卫著《云麓漫钞》卷十记载 临安烧青瓷，要比越窑、龙泉窑好窑器

宋朝王室后裔、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对临安新窑的记载，可以从侧面佐证郊坛下官窑的设置。他说，青瓷器，都说出自李王，号称秘色瓷，也有说出自越王钱氏王，如今处州龙溪烧的是粉青，越窑是艾色，从唐代陆龟蒙的《进越器诗》……可知唐代就有了，最近临安也自己烧制青瓷，都要胜过这两窑。《云麓漫钞》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写书在这此之前，这个时间与郊坛下官窑的设置时间大体相当。

杭州老虎洞遗址出土的陶质祭器——觚

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祭器——尊，残高12、口径16cm

南宋祭器和北宋相比，从南渡之初的权宜充代，到礼器局的依礼规范，除了制度上更趋完善和数量上有所增加和固定外，种类并无根本变化。除了竹、木、铜、金、玉、石等质地的祭器外，还有很多陶瓷质祭器，如簠、簋、觚、豆(登)、尊、罄 等，其中尊有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罄也有六罄——牺垂、象垂、著垂、壶罄、大垂、山垂。开始以陶质为主，后来也有一些升级为瓷质，当然一些瓷质祭器逐步变为祭祀、生活两用器。这些陶瓷质祭器开始均由临安附近的传统瓷窑生产，后来都转变由礼器局设置的官窑直接生产。如上图就是一件杭州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内窑）遗址出土的器物——尊，虽然是一件复原的残件，但依然可以看出，其造型优美，薄胎厚釉，施粉青釉，釉面滋润光滑，有铁线开片，口部略有变形而呈椭圆形，外壁出戟，内壁颈部有明显泥条盘筑及轮修痕，造型与做工非一般纯粹烧制生活用品的瓷窑可比。

为什么有修内司内窑，又要设立郊坛下官窑？他们是如何交替的?我根据相关史料判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高宗之后的孝宗开始，朝廷对祭祀已经越来越不重视，祭祀的次数和规模在逐步减少，光宗有精神疾病，到宁宗嘉泰年间朝廷祭祀活动已经近乎停止，作为以祭器生产为主业的内窑，主业已接近荒废，主要以生产生活用器为主，本末倒置了，这也就预示着对朝廷来说，修内司内窑已显得无足轻重。但作为一个朝廷下设的官窑，依然有生产日用瓷器的任务，经济意义不可或缺。二是与南宋中期临安府所发生的变故有关，史载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临安皇城发生了几起大的火灾，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尤其是嘉泰四年（1204年）大火连修内司都烧毁了。这样在重建百官衙署时，肯定会更加注意防火安全的问题而把修内司官窑移至城外——而郊坛一带位干凤凰山西南，离皇城大内较远，同时郊坛周围又有一个民窑作为基础，是比较理想的迁徙地点，因此就把官窑逐步迁徙到此就顺理成章了。从考古发掘也可以看出，郊坛下官窑没有生产祭器的遗迹。叶寘在年轻时期，应该是两窑并存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期与叶寘《坦斋笔衡》推测成书时间1212年相距不远。

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生产的燕器也就是生活用器，包括依古式样规制的觚、簋、樽、鼎、香炉、花瓶等陈设用瓷，盘、碗、碟、杯、罐、盆、钵、执壶等日常生活用瓷以及盒、洗、水盂等文房用瓷。两座官窑生产的日常用器添补了朝廷用度，其中的精品迅速成为朝野上下的争相收纳的收藏品，比如《武林旧事》卷二”赏花“、”挑菜“条中提到的将官窑器作为奖赏宫女、下人的赏赐品。

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忽必烈的蒙元大军攻占了南宋都城临安，南宋随即灭亡。临安皇城被归入元朝版图之后，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也寿终正寝。自绍兴十六年（1146年）左右修内司内窑设立开始，嘉泰四年（1204年）左右郊坛下官窑设立，到南宋灭亡止，南宋官窑存续时间约为130年。从现场考古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窑在元朝之后依然有延续生产，不过这时已属民窑性质，就不能称之为官窑了。其中，修内司内窑所在地在元朝还生产“哥窑”或“哥哥洞窑”瓷器。

南宋官窑的发掘

自南宋灭亡之后，虽然郊坛下、修内司两窑还延续烧了一段时间，但随着元代杭州临安城区不断往西北方向发展，到明代，郊坛下窑连同原来的修内司窑一起，都成了远离城区的荒凉之地。昔日热火朝天的炉窑繁忙之地，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丘陵、坟地和森林，直至地面遗迹消失殆尽。

进入1920年代，在陈万里等专家的倡导下，田野考古传入我国，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是当时最早发现的古窑址之一。1930年，日本小笠原彰真受大谷光瑞派遣，在杭州乌龟山南麓发现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时任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等人开始根据文献对南宋官窑进行多次实地勘察，并采集大量瓷片和窑具。中国当局得知情况后即派我国古陶瓷专家周仁前往实地考察研究，周仁在多次考察后写出了发掘报告并指出“乌龟山官窑可能是内窑”。叶麟趾先生1934年也将南宋官窑列入他的著作《古今中外陶瓷汇编》。1937年兼法学家和古陶瓷爱好者于一身的朱鸿达先生前往实地调查之后，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认为乌龟山窑就是南宋官窑，从而引起轰动。此后，中外专家学者蜂拥而至，一时掀起南宋官窑考古热潮，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是米内山庸夫。但当时还未进行科学发掘，研究成果还只停留在瓷片、窑具遗存等表象。

郊坛下官窑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南宋官窑遗址

1956年、1980年、1985年，浙江省文物部门根据资料判断和偶然发现，对位于乌龟山下的郊坛下官窑遗址进行详细的大规模发掘，终于搞清楚了郊坛下官窑的工场状况，将从练泥、成型、修坯、上釉、晾干到素烧等一整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和窑场遗址、出土遗存物一起，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现在的人们，能亲眼目睹八、九百年前南宋郊坛下官窑的盛况。

南宋官窑遗址出土 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

修内司官窑

应该说，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寻找、发掘都是比较顺利的，陶瓷界、考古界关于它的争议也比较少。但是，修内司官窑就不同了。与郊坛下官窑相比，修内司官窑遗址寻找颇费周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不同意见颇多，争议很激烈，至今尚存有一些争议未解决。

1930年代往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专家前往凤凰山下访古络绎不绝，但确切的窑址并未发现。大多学者仅奔“南宋官窑”慕名而来，分不清哪是郊坛下官窑、哪是修内司官窑，概念模棱两可。例如，日本人米内山庸夫等，既到郊坛下遗址采集很多瓷片，也到凤凰山窑址采集很多瓷片，自以为找到了修内司窑遗址，在世界上极有影响的杂志、报刊发表，影响面很广，但仔细研究米内山庸夫采集的这些瓷片，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等多种多样，其中青瓷又以龙泉窑为最多。很显然，从米内山庸夫文章所述，他拾到瓷片的地方，只是杭州丢弃废瓷器碎片的城市遗址而不是窑址。《中国陶瓷史》中说：“似乎可以肯定, 米内山庸夫采集到的标本、多数不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说到修内司官窑烧过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内司官窑标本” 。现在知道米内山庸夫搞错了，但他的书、他的图片、他的结论对世界各国专家影响深远，我国的一些老专家也被他带到沟里了。我国著名法学家、古陶瓷爱好者——朱鸿达先生，于1937年8月出版《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误把郊坛官窑遗址当成修内司官窑遗址。该书影响很大，又一次对业界造成了误导。陈万里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青瓷史略》中说：“关于修内司窑在凤凰山下这一点，三十年来经过好些人调查，都不能证实它的窑址所在。又查凤凰山下以及附近万松岭一带，由于一部分在当时就是‘大内’的地方，其中有定窑、龙泉窑，并且有黑釉的碎片，那是当时应用的物品。”

由于古代文献记载少且含糊不清，探索中又长期没有找到遗址，一些专家学者要么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要么把官窑与“哥窑”混淆，使争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例如，有的专家以叶寘、顾文荐记载中存在明显错误，判断“修内司”是官署，在官署设窑根本不可能。即使后来找到了窑址，这些专家也不承认，认为“内窑”不是修内司官窑，而是临安窑，同时根据凤凰山窑有元蒙文字，其出土器物特征与孔齐在《至正直记》中描述的特征相似，认为凤凰山窑仅为哥哥洞窑。

其实，更大的混乱还是来源于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大家知道，经过元、明、清三朝二十多代帝王几百年的搜集，到清末紫禁城留存有数量惊人、比较可靠的传世精品瓷器，因此文物界、收藏界有这么一个传统，喜欢把宫中收藏的瓷器作为印证文献记载证据和印证出土瓷器种类、年代、窑口的标准器。问题是，如果宫中对这些名贵瓷器甄别不清、分类不明，那对社会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乾隆年间，紫禁城曾仿效北宋宋徽宗做法，将宫中收藏品著录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岌》等书，但书中确有汝窑钧窑不分、哥窑官窑不分等现象，有的概念混淆，有的张冠李戴。现代专家学者研究发现，酷爱瓷器收藏达到痴迷程度的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汝窑钧窑不分、哥窑官窑不分者。乾隆皇帝写了很多首关于宋代瓷器的诗，并让人将诗刻他喜欢的传世精品瓷器底部。对这些刻诗行为，业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刻上皇帝的诗后，瓷器身价更高；更多人认为这种行为破坏了瓷器的完整性和器物本身的美感，加上乾隆写诗的文采和水平都不高，整体显得不伦不类、大煞风景。更大问题是从乾隆的诗可以看出，他把宋代官窑瓷器武断地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刻字时又把赞美这种瓷器的诗刻在了另一种瓷器上，张冠李戴，由此带来混乱。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由清室善后委员会、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前后两次组织对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分类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四种。193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的郭葆昌先生，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结合乾隆御制诗和其他文献，郭葆昌先生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鉴定结果编成《参加伦教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一文公开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将宋代官窑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该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把汝窑（民窑）、钧窑（金元之后）、哥窑（宋元之后的民窑）不加研究地定性为宋代官窑，如此张冠李戴明显受了乾隆和乾隆诗的影响。当时很多专家对郭先生的划分很有意见，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针对郭先生《图说》中的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质疑郭先生定断无依据，指出郭先生对同一件瓷器一会儿是官窑、一会儿是哥窑，标准模糊不清，让人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对没有效果，木已成舟。

由于长期“ 张冠李戴” ，导致瓷器特征和标准混乱，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还导致修内司官窑器长期淹没在”传世哥窑器“中。

但是，峰回路转出现在1996年。1996年9月，一场洪水意外地在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狭长溪沟西端的一块平地上，冲刷出了一处古窑窑址——老虎洞窑遗址。

老虎洞窑遗址

该遗址南距南宋临安大内皇城的北城墙不足百米，距郊坛下官窑约2.5 公里。同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2座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少量瓷片、素烧坯、窑具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1998年5—12月、1999年10月—2001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该窑址进行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除部分地层被有意保留以外，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实际发掘面积约2330平方米，发掘5X5探方86个。完整地清理出窑址范围内的各种遗迹，包括不同时代的龙窑窑炉3 座、小型馒头窑4 座、作坊10座、澄泥池4座、辘轳基座坑12个、施釉用的釉料缸2口、开采原料的矿坑遗迹2 处，使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一个规模不大的窑场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流程。

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窑具

老虎洞窑址的发现和发掘，引起重大轰动。特别是对遗址清理出的窑具、瓷片进行复原后，结果更是令人兴奋。

遗址根据不同时期地层共分4层：第一层是最早期的最底层，其遗存物比较杂乱，预示在北宋时期此地是一个人们生活过的地方。

第二层发现多处瓷片坑，这些坑是因瓷器不合格打碎后集中填埋的地方。经碎瓷片复原了大量瓷器，既有碗、盘、杯、碟、洗、盏托、瓶、罐等日常用具，也有仿青铜礼器的炉、尊、觚、琮式瓶、供碗等祭祀礼器，礼器、祭器所占比例相当大，器型也很大，都使用裹足支钉烧法，相当讲究。胎色以灰褐色和褐黑色为主，釉色有灰青或粉青为主，淡雅光洁，温润如玉，布满开片，其中大开片多为长条状。这层还出土了多种窑具。这分明就是一处既生产祭器、又生产燕器的南宋小型窑场。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鼎式炉，高13、口径15、腹径15.6cm。灰黑胎较薄，施粉青釉，滋润如玉

第三层出土的瓷片较少，经复原器物有碗、盘、套盒、洗、瓶、尊式炉、花盆等日常用器，总体数量不大。与第二层比，礼器有但数量变得很少，做工略显粗糙，多用垫圈支烧，少量高档器仍用裹足支钉法，釉色、器物造型与第二层很接近。据分析，此层仍应为南宋层，似乎是郊坛下建立新窑后，此处继续烧造留下的遗迹，只不过规模减小、技术降低。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觚，高25、口径15.3、底径9.7cm。胎骨灰黑，施青灰釉，外壁釉面有黄斑和细碎纹，内壁釉色均匀

第四层离地面最近，多处被葬坟挖墓破坏，比较混乱。没有瓷片坑，但有瓷器作坊，出土器物有碗、盘、洗、瓶、炉、鸟食罐等，尤其以洗、炉等文具和陈设瓷为多。器形小，变化较大，应是日用品。胎多为褐色或黑褐色，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较暗淡，以灰青、青泛黄为主，少量黄白，有开片，釉层薄但玻璃质感强。以裹足支钉、裹足刮釉法为主。该地层中出土多件带八思巴文“章记”或“张记”的窑具垫饼，可以确认是该时期的生产用具。八思巴文是蒙古文字，所以第四层的时期可以确定为元代，而且还可以初步认定是哥窑产品。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层还出土了唯一一件带有“修内司窑”铭文的青瓷荡箍！因为是仅此一件，可能是遗落，也可能元代时某些挖掘，造成部分遗物串层。后经专家对这件出土于元代地层的铭款为“修内司窑”的青瓷荡箍胎釉成分进行分析表明，荡箍的胎、釉都落入了南宋层瓷片的成分范围，说明该荡箍实际上为南宋时期的产品，因此这件荡箍应该被视为老虎洞窑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直接实物证明。

老虎洞窑址器物——带有“修内司窑置庚子年...匠师造记”刻铭青釉荡箍

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出土的窑具支钉

2001年6月，我国文物界召开了“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绝大多数与会专家学者根据现场发掘、文献、世界各大博物馆藏品比对分析，认为老虎洞窑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更准确地说，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地层应该就是“内窑”！

老虎洞窑址发掘成就是令人振奋的，一些当年质疑修内司窑、内窑是否存在的专家学者，大多转向支持发掘结论。当然欣喜之余，业界也还存有一些争议，例如内窑不一定就是修内司窑、第二层年代确定依据不足等，需要更为深入地探索研究。这也是少量专家学者对老虎洞窑就是修内司窑持谨慎态度甚至质疑的原因。

南宋官窑的特征和典型文献记载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兽首环耳壶，高37、口径13.5、底径16.8cm。浅灰胎较厚，局部呈深灰色，通体施粉青釉或米黄釉，滋润如玉，冰裂纹

综合以上分析，对南宋官窑有以下六点判断：

一、南宋官窑中，修内司窑（内窑）建立在先，郊坛下官窑建立在后。

二、建立修内司窑（内窑）的初衷，是为了按照《宣和博古图》来改造、制作朝廷祭祀用的陶瓷礼器。烧窑劳动力主要来自兵营的士兵。

三、初期修内司窑（内窑）以生产祭器为主，在闲暇时段也生产燕器即生活用瓷器。随着朝廷祭器的逐步完善，以及朝廷对祭祀重视程度下降，修内司窑（内窑）燕器生产量加大、祭器生产量逐步减少。燕器的器型也尽量遵循礼器古制。

四、修内司窑（内窑）由于祭器生产任务下降而变得重要性降低，同时由于距离皇宫太近，为防火需要，朝廷决定在郊坛下另立新窑。迁窑之初，新、旧两窑还并行运转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内窑才关停，这段时间，内窑的生产数量在迅速减少、质量也在下降。

五、郊坛下新窑以生产燕器为主，以生产祭器为辅。瓷器质量稍有下降，但日用品器型丰富多彩。

六、南宋灭亡之后，两窑的官窑性质宣告终结。在元朝，修内司窑（内窑）所在位置又重新建立了一座民窑，生产生活用器，烧制方式和装烧方法又有提升。按照文献记载和出土的蒙文窑具，显示元代建立的民窑应是著名的“哥窑”。哥窑生产的陈设用瓷，因制作精良、器形带有浓重的祭器庄重风格而成为传世精品。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青釉梅瓶，高33.5、口径6.2、上腹径19.8、底径9.5cm。外壁釉略厚于内壁釉，冰裂纹稀疏，胎骨灰黑

基于以上几点判断，我们再来谈南宋官窑特征，就心里有数了。由于祭器的生产有很大的时效性，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以满足祭祀的使用。在祭器的器型和胎釉方面，首先器型、尺寸必须严格按照《宣和博古图》上的图形和尺寸进行，所以在祭器毛坯成型时，要使用澄泥做的模子或隔板——即所谓的”范“；其次要保证釉色满足祭祀的要求；对于胎的质量，其重要性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出窑后器型、釉色稍有不合格者，就会送到瓷片坑打碎填埋。所以，修内司窑（内窑）的瓷器一般都带有器型规整古朴但胎质不一定好的特点。正如朱伯谦先生指出，器形大，造型丰富，器类超出了从传世品获得的对南宋官窑的认识，这是老虎洞窑发掘为我们提供的新认识。李知宴先生也认为，老虎洞窑器物的胎质并不佳，但器物很美观，这是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加工工艺，因此其是美在工艺，美在人文价值，是南宋时杭州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历史产物。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镂孔套瓶，高21.2、口5.8、底7.5cm。深灰胎，灰青乳浊釉，有细密纹线。瓶内置胆式套瓶，腹刻莲纹，中间以镂孔缠枝花卉相连

一些业界专家学者是这么赞美南宋官窑青瓷器：以造型和釉色作为美化瓷器的艺术手段，展现出独特的风姿神韵。它的器型敦厚端庄，线条柔和流畅，胎体薄而坚致，釉层厚而莹澈；幽雅的色泽、如玉的质感，达到了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樽式炉，高14.8、口径19.5、底径18.7cm。浅灰胎较厚，施薄灰青釉，有细密开片

那么，南宋之后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如何看待南宋官窑的呢？

先来看看元代人。元代著名的吴中学人郑元祐（1292-1364年）是元代山水大画家黄公望的粉丝。郑元祐欣赏着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丹崖玉树图》《天池石壁图》等气势磅礴不朽之作，为黄公望晚年那草籀笔意的工笔、雄秀苍茫的气韵所倾倒，兴奋之余写出《黄久子山水二首》，收录于他的诗集《侨吴集》中。黄公望（1269-1354年），本名陆坚，字子久，号一峰，常熟县人，元代画家，早年过继给永嘉府平阳县（今浙江温州平阳）黄姓人家为子，改姓黄，名公望，世人也称他“黄久子”。

元 郑元祐著《侨吴集》卷二“黄子久山水二首”

郑元祐在诗中描绘了黄公望的创作思想、创作心境，把黄公望在画作中融入宗教式探索——内境山水之魂刻花得入木三分。诗中有一句“官窑器列八珍馔，博山炉焚三杰香”涉及到官窑，意思是在拜祭仪式中，使用官窑器盛贡品、使用博山炉焚香。可见，在元代文化人的观念里，官窑器是最适合在庄重肃穆祭祀场合中使用的礼器。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套炉，高13.2、口16.5、底16cm。双层壁，胎体灰黑，釉青灰泛黄，镂孔多被流釉填满，内壁有蚯蚓走泥纹

元代后期山东曲阜人孔齐（孔克齐），于兵荒马乱之中游历了很多地方，并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一本杂闻集——《至正直记》（也叫《静斋至正直记》）。《至正直记》的内容包括当时政治、经济状况，器物制作情况，以及文学、艺术成就和当时的人文社会习俗，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笔记。

元代孔齐著《至正寘记》卷四“窑器不足珍”

《至正直记》卷四中，收录了孔齐在至正癸卯年（1363年）冬天写的日记——窑器不足珍。孔齐写道：以前常常听玩收藏的人说，千万不要碰老的定窑官窑瓷器，这次我是亲眼所见。在家时，表兄沈子成从余干回来，带了两个直径一尺的景德镇老旧御土窑器碟子，说是三十年前所造，它的胎质与釉色属于好的定窑器中的中等，而精通古器的人却都分辨不出来（像老物品）。至正乙未年（1355年）冬天我在杭州时，买了哥哥洞窑器的一座香鼎，质地细腻但确实是新的，而其釉色莹润像旧的，连懂得的人都有点糊涂了。会荆溪王德翁也说：‘最近市场上出现的哥哥窑瓷器绝对不是古官窑器，不得不小心辨别啊’。今天在庆元看见一只普通的青瓷菜盆，质地虽粗糙，釉色也像旧窑，这只不过是大街上买的低档物件，想一些办法把它弄得细腻一点，再过些时日，就可以以假乱真地当老东西卖了。我终于知道定器官窑不能随便玩（指收藏）。只有真正像美玉的东西，才值得收藏。今天记下这些，希望引以为戒。癸卯年冬记。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套炉，高13.2、口径16.5、底径16cm。双层壁，胎体灰黑，通体釉，釉青灰泛黄，镂孔多被流釉填满，内壁有蚯蚓走泥纹

孔齐的这篇日记实际上是想以亲身经历告诫想收藏定器官窑的人，当前假货很多，容易上当受骗。他遇到这些，与他所处的阶层有关。从他这篇日记中，可以发现当时社会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定器官窑已经成为人们的收藏品，排序是定器在前、官窑在后，但以假乱真者多；哥哥洞窑瓷器和官窑瓷器很像，社会上常有以哥哥洞瓷器假冒官窑瓷器牟利；官窑香鼎是人们喜欢的收藏器型。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纸槌瓶，高18.3、口径6.9、腹径11.2、底径6.8cm。薄胎厚釉，胎骨灰黑，施青灰釉，外壁釉厚1mm，釉面略有浅线开片，内壁薄釉

元代末期诗人张昱的诗集——《可闲老人集》卷四中，有一首名为《安晚堂》的诗：有酒如渑不用谋，阿翁只合赋三休。乡闾可杖容称老，晚节能安自不忧。丝竹闲情信陶写，起居惟适是温柔。百年耆旧今谁在？且醉官窑大白瓯。

元代 张昱著《可闲老人集》卷四：安晚堂

张昱，字光弼，自号一笑居士，庐陵人。元末张昱跟随左丞杨旺紥勒到江浙行省任职，官至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杨旺紥勒死后看破红尘、弃官隐居。元灭亡后，明太祖朱元璋召见张昱，看他这么老，就说“可闲矣”。于是张昱自己改名为可闲老人，从此闲云野鹤、放浪山水，终年八十三岁。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碗，高7.4、口径18.3、底径7.2cm。灰青釉略泛黄，深灰胎较厚。垫烧，足端露胎处呈紫红色

张昱在《安晚堂》中描述了他辞官之后轻松自如、安享晚年的惬意生活，最后以一问一答结尾：能在官场厮混终老的有几个啊？哪里比得上我这用官窑大白碗大口喝醉来的痛快！他其实是在借用“官窑”两字来表达对官场的蔑视。

元末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卷下 修内司官窑

元末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下中，对修内司窑器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宋内修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格古要论》早已成为收藏爱好者的“圣经”，其“蟹爪纹”、“紫口铁足”、“土脉细润”等术语已成为收藏爱好者的“口头禅”，不管懂不懂总要信口讲讲。但现在看来，其寥寥数语，难达其意，还有诸多不全面、不准确之处。几十年之后，王佐重新修订成《新增格古要论》时也没有对此改观。

《遵生八牋》 遵生八牋 卷十四 《论官哥窑器》

对官窑瓷器特征描写最详尽、最精彩的，当属明代高濂的著作——《遵生八笺》卷十四中的“论官哥窑器”。高濂，约生于嘉靖初年的钱塘（即杭州），生活于万历（1573-1620）年前后，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养生学家、藏书家，字深甫，号瑞南道人。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象棋子，直径4~4.3、厚1cm。土黄色胎，无釉，饼面模印阴文“马”字

高濂《论官哥窑器》的大致意思：讨论窑器必然要讲到柴、汝、官、哥等窑......汝窑......以官窑较之，质制滋润。官窑的特征，大体与哥窑相同。釉色以粉青最好，淡白次之，油灰色最差。带冰裂纹的，鳝血最好，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最差。讲到形制，有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周贯耳壶、汉耳环壶、父己尊、祖丁尊等，都是按照《宣和博古图》上的图样做的祭祀呈贡品器物。一般人只要看到两耳壶的样子，不论外观美丑，都指着它说：“茄袋瓶也”（即荷包瓶）。不清楚还有等短矮肥瘦无矩度之分，显得俗不可耐。如果以上五类器物的制式，与敆姬壶一样，做得特别接近古青铜器样子的话，堪称官窑中最好的了，岂能一律以“茄袋”来概括？还有，像葱管脚鼎炉、环耳汝炉、小竹节云板脚炉、冲耳牛奶足小炉、戟耳彝炉、盘口束腰桶肚大炉、子一觚、立戈觚、周之小环觚、素觚、纸槌瓶、胆瓶、双耳匙箸瓶、笔筒、笔格、元葵笔洗、桶样大洗、瓮肚盂钵、二种水中丞、二色双桃水注、立瓜、卧瓜、卧茄水注、扁浅磬口囊盘、方印色池、四入角委角印色池、有纹图书戟耳彝炉、小方蓍草瓶、小制汉壶、竹节段壁瓶等，所有这些都是官窑哥窑的上乘之作。桶炉、六棱瓶、盘口纸槌瓶、大蓍草瓶、鼓炉、菱花壁瓶、多嘴花罐、肥腹汉壶、大碗、中碗、茶盏、茶托、茶洗、提包茶壶、六棱酒壶、瓜壶、莲子壶、方圆八角酒瓮、酒杯、各制劝杯、大小圆碟、河西碟、荷叶盘浅碟、桶子箍碟、涤环小池、中大酒海、方圆花盆、菖蒲盆底、龟背涤环六角长盆、观音弥勒、洞宾神像、鸡头罐、渣斗、圆砚、箸搠、二色文篆隶书象棋子、齐箸小碟、螭虎镇纸等，都是两窑的中等之作。同时，像大双耳高瓶、径尺大盘、夹底骰盆、大撞梅花瓣春胜合、棋子罐、大扁兽耳彝敦、鸟食罐、编笼小花瓶、大小平口药坛、眼药各制小罐、肥皂罐、中果盒子、蟋蟀盆、内中事伴、佛前供水碗、束腰六脚小架、各色酒案盘碟等，都是两窑的下等品。要知道古人的想法，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只是做个简单讲解。两窑的瓷器多种多样，很难一一列举，列出来的只是一些常见的品种。所谓官窑，是在宋代（南宋）修内司里烧的，是官府制作，窑建在杭州凤凰山下，它的瓷土紫色，所以器足呈铁色，诗云紫口铁足。紫口，就是器口往上仰，釉汁往下流，器口沿比器身釉薄，所以器口沿稍微露出紫色痕迹。哪一种器足最珍贵？唯有铁足，其他地方的瓷土做不出来！哥窑烧于民窑，也在同一地方挖取瓷土。官窑器的隐纹像蟹爪，哥窑器的隐纹像鱼子。可哥窑的釉料不如官窑好。两窑烧出的器物，偶尔有窑变，形状像蝴蝶禽鱼麟豹等样子。布于本色，泑外变色，或黄黑，或红绿，形肖可爱，是皆火之文明幻化，否则理不可晓，似更难得。后有董窑、乌泥窑，都学官窑，质粗不润，而釉汁燥暴，溷入哥窑，现在也成了传世品。后来像元末新烧的器物......亦有粉青色者，干燥无华，有些光润的器物，把它伪装成绿色，并叫出高价来唬人。更过分的还有一种复烧，用旧官窑瓷器，比如香炉缺了足耳的、梅瓶的口有破损的，采用以旧补旧的方法，加入泑药，裹上粘合泥，入窑再烧而成，和旧器物没什么两样。但修补处釉色浑浊而胎体干燥，不太漂亮，碰到这样的比新烧器还不如。无奈两窑的器物，如葱脚鼎炉，四海之内也只存有一、二件，乳炉、花觚总共才存有十几件，彝炉或许有百来件，这四样东西都被收藏家奉为难得的宝物，不管多高价格买家趋之若鹜，价值说变就变，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因此而遭损毁？所以，我每次看到，都会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颠倒，激动得肚子都饱了。这难道就是太专注于玩赏而形成了难以改变的癖好？我更难过的是后世可能只能听到它们的名字，却再也见不到宝物了，可叹啊！——我的天！仅高子列出的这些官窑瓷器的名字，就足够让人眼花缭乱的。由此可见，当年宋高宗是何等重视祭祀！官窑祭器是如此受到后世收藏家的追捧！读着400多年前高濂的感叹，你有什么体会呢？

明末清初 张岱著《陶庵梦忆》卷六“仲叔古董”条中，提到官窑当时的价钱

南宋官窑瓷器在明清时期是个什么行情价格呢？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才子张岱（1597—1680年）在《陶庵梦忆》卷六的“仲叔古董”条中有记载，如上图。根据上下文，其意思是说，张岱的叔叔张联芳曾经跟从他舅舅朱敬循四处游历，从朱敬循那里学习到扎实的古瓷器鉴赏技能。张联芳自己藏有定窑白炉、哥窑瓶、官窑觥。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项元汴看到后极为欣赏，想用五百金从他那儿收购，张联芳不答应，推辞说，我要留着它们来为我殉葬的。很有意思吧！这里说的“官窑”是指南宋官窑，而非明清官窑。

南宋官窑瓷器欣赏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小鹅颈瓶，高22、口径5.4、底径8.2cm。露胎处呈紫灰色，外底中部釉下刻“亥”字。浅灰胎较薄，施米黄乳浊釉，冰裂纹细而密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洗，高5.7、口径23.2、底径21cm。薄胎厚釉，胎骨灰黑，施粉青釉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花盆，高19.8、口23.8、腹21.8、底11.7cm。薄胎厚釉，胎骨灰黑疏松，施粉青釉，有稀疏开片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大鹅颈瓶，高35.3、口径9.3、底径13.3cm。深灰胎较薄，施半透明灰青釉，冰裂纹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盖碗，高7、口径10.5、底径7.2cm。浅灰胎，青釉泛黄，有细碎开片。裹足支烧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套盒，高9.1、口径17.3、底径19.3cm。子母口，圆唇，足部露胎处呈淡红色。灰胎，米黄釉，冰裂纹

以下为各博物馆藏精品欣赏。分类是博物馆自己标注的，不保证完全准确哈

官窑青釉弦纹瓶 高33.6、口径9.9、足径14.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官窑青釉方花盆 高9.2、口边15.3、足边1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官窑青釉盏托 高5.7、口径8.1、足径6.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官窑青釉圆洗 高6.4、口径22.5、足径1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官窑大瓶 高34.5、口径9.9、足径1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弦纹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粉青贯耳弦纹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青瓷六瓣葵花洗 高9.3、径16X16.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粉青长方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中厚釉薄胎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青瓷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粉青琮式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戴维德基金会捐 大英博物馆藏

宋代官窑青釉弦纹瓶 法国集美博物馆藏

南宋官窑花瓣盘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官窑五瓣碟、贯耳瓶、小碗 美国弗利尔和沙可乐美术馆藏

官窑贯耳瓶、圆洗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官窑粉青釉葵口盘美国明斯顿博物馆藏

南宋官窑梅瓶、粉青花插、广口尊 日本东京博物馆藏

结束语

从开始准备写南宋官窑，到今天接近尾声，已经三个多月。在这一百来个挑灯夜战的晚上，我查阅过几乎能找到的所有历史古籍、现代书本和期刊，在巩固知识、构建思路的同时，以官窑为主线，对南宋153年的历史也顺带做个粗略了解，收获颇多。从时间轴上看，南宋官窑的生命周期与南宋政权几乎是重合的。你可能想不到真实的南宋是这样的：朝廷是非常重视尊古礼典的，从重视祭祀可以看出；朝廷是非常节约的，从“一殿多用”到用陶木代替青铜祭器、到皇帝薄葬可以看出；朝廷是非常重视科举的，从宰相到各部主管都是进士出身可以看出；朝廷是很重视公开选拔人才的，从邵谔海选去造浑天仪、王晋锡自荐去造祭祀礼器可以看出；南宋人都可以举报渎职官员的，从邵成章事件可以看出；南宋的文化艺术水平是非常高的，从儒学思想发扬光大到唐宋八大家、宋词及其他文学作品星繁叶茂可以看出；南宋科技是非常发达的，从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在本朝投入实用可以看出；南宋经济是非常繁荣发达的，从发达的航海和榷场贸易可以看出……南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方面颇有成就，尤其在儒学思想文化上，对后世影响之深，更是远超北宋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很有意思，小小的陶瓷研究，竟然可以让我管窥历史！

结笔之际，碰巧今天是我的生日，那就将本文作为献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吧。感谢母亲！

感谢文后“参考资料”栏所列的所有古籍、现代书籍、专业杂志文章的作者，这是我大部分视野、知识、观点、图片和其他信息的来源，尽管我有些观点和所列专家、学者可能不一致，但我亦从中受益良多。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搜索。在此一并致谢！

还要特别感谢我夫人，她不辞辛劳地为本文进行校对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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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8年8月23日深夜于北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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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增订版 三联书店2011年3月出版

李知宴主编《宋元瓷器鉴定与收藏》印刷工业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周•春秋左丘明著《春秋左传》卷三十六收录于《四库全书》

战国秦 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卷十四、卷十七收录于《四库全书》

西汉 司马迁著《史记》卷四“周本纪”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丁特起著《靖康纪闻》（又名《孤臣泣血录》） 照曠阁版

南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熊克著《中兴小纪》卷三、卷四、卷三十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九、卷五十九 寳彝堂版

南宋 叶實著《爱日斋丛抄》 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叶實著《坦斋笔衡》窑器 收录于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 《四库全书》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收录于明初陶宗仪文集《说郛》上海涵芬楼版

南宋 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卷三、卷十、卷十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二 收录于《四库全书》

元代 托克托主编《宋史》卷二十三至卷三十二、卷八十一 收录于《四库全书》

元代陆友仁撰《研北杂志》卷上收录于《四库全书》

元代 郑元佑著《侨吴集》卷二收录于《四库全书》

元代 孔齐著《至正直记》卷四 明嘉靖三十八年版手抄古籍

元代 张昱著《可闲老人集》卷四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卷下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代 曹昭著 王佐增订《新增格古要论》明景泰七年（1456年）4月成书

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笺》卷十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清初 张岱著《陶庵梦忆》卷六

清代 徐松撰《宋会要辑稿》方域、礼、职官等节源于明代《永乐大典》

清代 陆心源撰《宋诗纪事补遗》第八十一卷

因斗茶而兴的宋代名窑——建窑

南宋 建窑曜变天目碗 高6.8、口径12、足径3.8cm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写完哥窑与龙泉窑后，已停笔多日。趁猪年春节长假，为不负朋友们期待，我接着写中国陶瓷文化历史长河中不得不说的——建窑。建窑是建阳窑的简称，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其核心产品就是其貌不扬但在北宋时名闻天下、朝野青睐的小黑碗——建盏。【建盏收藏人士听到我这话就不服——什么叫“其貌不扬”？！先别急，后面我会跟你说清楚。】如今，建盏十分火爆，爱茶之人总是要聊聊建盏的，凡有藏品的总爱想着法子展示，或显摆或观赏，雅兴满满。然而，依老程观察，不少人对建窑和建盏的认识，存在一些疑惑、片面、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建窑（建盏）是如何火起来的？建窑在北宋如日中天，为什么后世没有把建窑定为“宋代五大名窑”？建盏的流行代表了怎样的文化内核？斗茶和建盏始作俑者是宋徽宗吗？且待老程来引经据典、拨云开雾，还原历史真相。

建窑（建阳窑）概述

目前发现的建窑中心窑址在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水吉镇位于福建北部武夷山支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北靠浙江西南部龙泉窑区，西靠江西龙虎山余脉。一条由北向南流经水吉的南浦溪，曲折而行，经建溪、南平汇入闽江流入大海，形成古代闽北地区主要水路交通运输通道。该地区森林密布，林木茂盛，矿土资源丰富，西边相邻还有一条陆路古官道，水陆交通发达通畅，是一处得天独厚的理想置窑场所。同时，由于气候温暖湿润，加上山区土地崎岖不平等自然条件，该地区最适合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所以从唐代起开始大规模种植茶叶，到宋代已经发展成为朝廷官茶和私茶最为集中区域。宋代高峰时期，武夷山地区竟有各类茶园1336处。茶叶的发展，成为福建地区陶瓷发展的强劲需求和动力。

建窑中心窑址地理位置

我在《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一文中讲过，中国瓷器历经陶器——硬陶——原始瓷——瓷器发展进程，勤劳而智慧的古越州先民，长期在制陶技术上探索、传承和积累，终于在东汉末期成功烧制出成熟瓷器，并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瓷文化，成为世界制瓷业的源头，而瓯窑、越窑成为其中杰出代表。在瓯窑、越窑带动和影响下，原古越州及其辐射区域包括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广大地区，都先后建立起风格相似又各有特色的瓷窑群系，如瓯窑、越窑、龙泉窑、建窑、景德镇窑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建窑从一开始就生产黑釉瓷器——即喝茶的小黑碗。在对建窑窑址的考古挖掘过程中，在建阳县水吉镇“建窑中心窑址”——芦花坪窑址黑瓷堆积层的最下层，发现有青瓷层。这些青瓷遗物堆均以碗盏为主，还有壶、罐、灯盏等器物，从造型淳朴、器物外部均施半釉以及支烧方法来看，属于晚唐、五代时期瓷窑。这些考古证据有力证明，建窑原来也是受越窑、龙泉窑等古青瓷窑影响而建立起来的青瓷瓷窑，只不过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转而生产黑釉瓷器。所以，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建窑创烧于东汉”，但建窑起始于唐代晚期到五代这一时期是确凿无疑的。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建盏

现在所谓的建窑，一般专指水吉镇在宋代生产深色茶盏的窑群。古代很多文献对建窑的窑址所在地描述不尽相同，有说在建州的、有说在建安的、有说在建宁的、有说在建瓯的、也有说在闽中的，等等。由于不同时代行政区划、不同建制沿革而使水吉镇归属于不同地区管辖，在建窑创烧初期，”建窑“这一称谓应该与“建安郡”、“建州”、“建宁”或“建瓯”有关，而与建阳无关。所以，尽管现在的建窑确实位于建阳，但建窑最初的得名的确与建阳是无关的。宋、元和明早期的文献，对建窑所在地的描述基本都是正确的，但是到明代后期特别是清代，由于治学不严谨，很多文献书籍东拼西凑而不加考究，出现很多“张冠李戴”或妄下结论的错误，如清代梁同书的《古铜瓷器考》、朱琰的《陶说》、程哲的《窑器说》、张金鉴的《考古偶编》等书籍，都明确写着：“建窑出福建泉州府德化县”，错误地把生产深色建盏的宋代建窑和生产白瓷的明清时代德化窑混为一谈，清代蓝浦与郑廷桂的《景德镇陶录》、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中，直接记载“建窑……建安，后迁建阳”，把古代窑址所在地名称的不同，理解为建窑窑址在不停地迁徙，明显属于不加考证的臆断。这些错误严重误导后世。

宋 建窑敛口型兔毫盏 大英博物馆藏

不少专家学者、收藏人士和文献书籍中，还存在一个巨大错误，就是把生产官窑型青瓷的“乌泥窑”当成主烧深色茶盏的建窑的别称，认为乌泥窑就是建窑、建窑就是乌泥窑，比如朱琰的《陶说》、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我在《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一文中分析过，叶寘在成书于南宋宋宁宗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左右的《坦斋笔衡》中首先提到过乌泥窑——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说明乌泥窑和官窑是属于同类、可以类比但质量差别较大的青瓷。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卷十四中也提到“论官哥窑器……后有董窑、乌泥窑，俱法官窑，质粗不润，而泑水燥暴，溷入哥窑，今亦传世。”说明乌泥窑是仿效官、哥窑之类的青瓷瓷窑，并不是以生产深色茶盏著称的建窑。

宋 建窑撇口型银兔毫盏加盏托 大英博物馆藏

那么，建窑是从何时开始生产黑瓷的呢？其实，受制陶、制瓷技术和原材料加工工艺的局限，黑陶、黑瓷在我国瓷器历史发展长河中曾普遍存在。我国黑釉瓷器生产和青瓷一样历史悠久，因为对绝大多数瓷窑来说，青瓷、白瓷的生产，被看成是对胎、釉原材料配方的掌握、改造和升级，在当时是一种科技的巨大进步。较早的黑瓷标本，有镇江东汉元光十三年墓出土的黑釉小罐，江浙地区东晋南朝墓也多出土黑瓷，唐代北方各窑很多都兼烧黑瓷。由黑转青、转白，应是中国瓷器釉色发展的一种潮流。唐宋时期，除皇家贵族、朝廷官员、富商豪绅崇尚金银器之外，在日常生活用瓷方面，以南方越窑青瓷“类玉”和北方邢窑白瓷“类银”为主的“南青北白”，已经成为唐代中后期、五代时期在瓷器方面“压倒性”消费主流。

宋 建窑标准束口型兔毫盏 大英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在瓷器发展进入以青瓷、白瓷为主流的唐代晚期到宋代初期，突然转而大量烧造黑瓷，尤其是一种黑色盌盏，产量特别巨大。在已发现的宋代瓷窑中，不分南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瓷窑在生产其主流产品时，都兼烧过黑瓷和黑盏，还出现不少瓷窑完全放弃了之前生产的瓷器品种类型，转而专门烧造黑瓷（黑盏）的瓷窑，比如建窑。这种情形在宋代之前是很少见的。大家清楚，其主要原因，就是自唐代已经流行的饮茶风尚，发展到宋朝时更加风靡，并且升级演变成斗茶文化。

宋 建窑标准束口型黑釉盏 大英博物馆藏

所以，原来生产青瓷的建窑转而生产黑瓷是很容易的，无论是技术还是工艺，都不会成为难题，何时生产“貌似退步”的黑瓷，关键看社会需求。业界关于建窑到底何时开始生产黑瓷，是有分歧的，概括起来有始于晚唐五代说、宋说、北宋初说、北宋中晚期说四种，我比较赞同晚唐五代说，认为建窑从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开始生产黑瓷。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根据傅宋良先生的发掘报告，考古工作者1989年4月对水吉镇建窑一处唐代窑址——牛皮崙窑址发掘时，发现该窑在晚唐、五代时期主烧青瓷，兼烧少量黑瓷；二是综合多篇关于韩国新安海底宋元沉船打捞中国瓷器的文章分析，在出土（水）两万多件陶瓷中有黑瓷一千多件，其中有一只带有“显德”年款的黑釉碗是属于建窑生产的，“显德”是五代时期后周皇帝柴荣的年号，而五代末期建阳地区已经纳入后周的版图，可判断建窑在五代时已经生产黑瓷并在贸易市场流通。

宋 斗笠型型兔毫建盏 大英博物馆藏

建窑的产品主要有盏、碗、碟、盒、罐、执壶、油灯盏、炉、盏托、碾等，和其他名窑相比，品种不算丰富，产品中大部分都是小碗或盏即建盏。古代文献、民间对建盏的称呼也都不尽相同，有建盌、建碗、建盏、斗笠盏、建瓯、天目等等，既有约定俗成的叫法、也有因拥有者自身的喜好而定的名，实际都是同一个意思，区分也不是太严格。

建盏造型古朴浑厚，根据考古发掘大致有以上图示之造型。有口沿直径大于15厘米的大碗（盏），有口沿直径在15—11厘米的中型盏（碗），也有口沿直径在11厘米一下的盏（小碗）。收藏品市场一般喜欢把撇口的叫盏，把敛口（束口）的叫碗。

宋 建窑撇口型银兔毫盏 盏外为油滴 大英博物馆藏

值得一提的是”天目“，一般地，所谓”天目“就是指茶盏。这一称呼来源于日本，但却是一个不太准确、定义含糊的称呼。那么，日本为什么叫它天目？有多种解释，不尽相同。一说宋元时期，地处浙江北部天目山中有许多寺庙都在使用一种黑色釉的茶盏，这些茶盏经在天目山留学的日本僧侣带回国内，久而久之，遂在日本称为”天目“或”天目盏“，当然对这一说法尚无确切的资料加以考证。一般来说，广义的天目泛指一些窑口烧制的茶盏，或仿烧类似于建窑黑釉盏的茶盏，这其中包括中国和日本各地的仿烧品，日本国内将来自中国的茶盏称为”唐物天目“，将自己国内仿烧的茶盏称为”和物天目“；狭义的天目，专指宋代建窑、吉州窑烧造的各类黑釉茶盏。日本崇尚天目茶盏可以印证建窑在日本的影响力。

宋 束口型金彩兔毫建盏 大英博物馆藏

建盏主要以黑釉为绝大多数，但如果细分也会有很多种分类，从釉的颜色分有黑釉、黄釉、柿红釉等，从釉面变化分有兔毫、窑变、曜变、油滴（鹧鸪斑）等；从胎土成色分又为污泥黑胎、紫褐胎、灰白胎等。

建窑窑场在水吉镇的分布，东至大路后门山，南至营长墘山、源头坑，西至牛皮崙、庵尾山，北至芦花坪，窑址面积约11万平方米。从分布面积看，建窑窑群规模不算大，但窑址分布密集，宋元时期十里窑场、烟火相望者颇多。从窑址分布、窑址堆积物、窑炉规模分析，可以得知建窑曾经极盛一时。

部分窑址

水吉镇建窑核心窑区窑址分布于后井、池中村、芦花坪、大路后门、牛皮崙、社长埂等地，以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此外，麻沙镇的白马前窑以青釉为主，兼烧黑釉；莒口镇南华山窑专烧青白瓷。从我国文物工作者多次对建窑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得知，建窑在北宋初期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到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到达鼎盛，到元代开始衰落明显，黑瓷生产在元代几近绝迹。

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卷下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 王佐增补《增订格古要论》卷七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

曹昭在明初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成书的《格古要论》卷下“古建器”条说：”建碗盏，多是??（上敝下瓦）口，色黑而滋润，有黄兔毫斑、滴珠大者真，但体极厚，俗甚，少见薄者。“曹昭很明确地说，建盏在明朝人看来，很敦厚，十分粗俗，清楚地表明建盏在明代已经不合时宜。王佐在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9年）对《格古要论》进行增订，对于“古建窑”条只增加了“古建窑 建碗器出福建”内容，其他与曹昭一致。还有不少其他明代文献可以证明，建窑和建盏从明代起，已经很不受收藏人士和社会消费者欢迎。这一现象，足可以解释第一个提出”宋代五大名窑“概念的明代文献中，为什么把真正的宋代名窑——建窑排除在”宋代五大名窑“之外的原因了。

建窑“曜变”碗 大英博物馆藏

有人认为建窑在元代已经完全消失，这也是不对的。在建阳县城城关附近的源头村，发现一处烧青瓷和青白瓷的元代窑址，在源头仔附近的碗窑发现一处烧青瓷的明代窑址，在水吉镇大路后门东侧发现一处烧青瓷的清代窑址，发掘说明建窑的生产一直延续到清朝，只不过从元代之后一直处于苟延残喘而已。

衰败于丛林的建窑

较为准确地说，建窑作为一座民窑，创烧于晚唐五代，经历北宋、南宋、元、明、清，烧瓷历史长达千年，其中作为黑色茶盏生产的领衔代表，辉煌于北宋到南宋时期近三百年。建窑是宋代名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其黑釉茶盏之器物造型、制作工艺、胎釉配方被众多窑口争相效仿，并传播到朝鲜、日本，影响巨大。

北宋 徐兢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茶爼”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使臣徐兢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茶爼”中记录了高丽（今朝鲜半岛）仿造宋代茶盏的情况。徐兢，北宋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生人，南宋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去世，北宋书法家、使节、刑部员外郎。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三月，徐兢以国信使提辖官身份，出使高丽，六月抵达高丽国首都开京（今朝鲜开城）。徐兢沿途处处留心高丽各地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回国后，于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六月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获得宋徽宗赞赏并升官提级。徐競在书中记载：“茶爼土产茶，味苦澁，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鳯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讲的是高丽国的金花鸟盏、红褐色小碗等茶具，都是偷偷仿造中国的样式。另据文献记载，南宋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 日本曾派人来福建学习烧造黑釉瓷器，他们回国后，在獭户开设工厂烧造黑釉瓷器，后来“獭户物”被日本当做“陶祖”来称颂。所以自建窑黑釉器烧造方法传到日本以后，日本陶瓷业才有巨大发展。

盗挖窑址

说说后来吧。自元代衰落开始，建窑逐渐淡出士大夫、文人甚至普通百姓的视线，文献文章及诗词也较少提起。但建盏在日本一直炙手可热，被收藏家持续关注，交易价格也屡创新高。进入20世纪，由于清末民初中国民间收藏逐渐火热，建窑地区开始有人挖掘古瓷片堆中的黑瓷盏出售给古董商人（包括日本商人），才逐渐引起关注。据陈浏在成书于清末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的《匋雅》中记载： “近有闽人掘地，所得古盏颇多，质厚色紫黑。”

1933年前后，在上海海关工作的美国人詹姆士·马歇尔·普拉玛（James·Marshall·Plumer，1899~1960年） ，偶然从福州的地摊买到黑建盏并打听到建盏来自闽北的水吉镇，开始策划去窑址调查。1935年6月，普拉玛从上海取道浙江进入闽北，到达水吉镇建窑遗址后喜出望外、收获颇丰。他不仅拍摄照片记录当年窑址地区的地貌和风土人情，还运走大量残片标本， 加上从市场上收购的整器，全部运回美国。随后，普拉玛将水吉建窑遗址的调查情况发表于英国《伦敦新闻画报》， 成为西方第一个发现建盏真实来源的人，引起轰动。

1935年普拉玛先生拍摄于水吉镇后井村的一户人家，凳子上清晰可见摆着建盏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考古工作才逐步走上正轨。1954年3月，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工作组对水吉窑进行考古调查，带队专家是宋伯胤先生。宋伯胤先生于1955年3月发表《建窰調查記》一文，引起国内外陶瓷学界重视。1960年10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对芦花坪窑址进行首次发掘， 随后于1977年、1990年对发现的建窑窑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发掘，发掘面积超过1600平方米，发掘龙窑多座，出土标本非常丰富。

建盏的仿制 示意图

随着考古发掘，我国组织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精兵强将对古建盏工艺进行深入研究并开始仿制。1980年3月福建省建阳县瓷厂仿制古兔毫建盏获得成功；1983年福建省南平第二瓷厂（后并入美术陶瓷厂）仿制古银兔毫、虹彩油滴、鹧鸪斑、曜变天目等传统建盏获得成功。组织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收藏家对仿品进行鉴定，都认为在器形、胎质和釉色上与宋代建盏无异，达到了”形似、神似、质似“的水平，一致认为这一壮举使失传七百年之久的建盏重现于世。从此，仿制建盏开始大量生产。

建窑的成就

建窑虽然没有被后世列入”宋代五大名窑“，但因其独特的器型风格、胎釉结构和装饰技术，对我国陶瓷发展史贡献巨大，影响深远。我综合多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概括建窑有以下三大成就：

宋 建窑黑釉兔毫盏 高5.8、口径12.8、足径3.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建窑的器物造型和装饰

建窑的产品不是很丰富，主要以深黑色的小碗盏——建盏为主。建盏是顺应从五代、宋初开始的斗茶文化而生，可以说没有斗茶，就不会有建盏。建盏随着斗茶之风广泛流行而得到空前发展，也随着饮茶风尚改变而衰败。建窑这种紧贴市场、为单一消费需求服务的生产模式，在宋代瓷窑中是非常罕见的。

建盏主色调是黑色，黑色在中华民族审美文化中，不算特别推崇的主流颜色。黑瓷原料很容易得到，配釉工艺不复杂，成本低廉。在这样的前提下，要烧制出极高水平瓷器难度很大，要求制瓷工匠有很高的技术和艺术造诣。事实上，从众多发掘的宋代黑色瓷盏可以看出，那些为顺应斗茶所需而生产黑盏的众多瓷窑，产品大多粗俗不堪，唯有建窑、吉州窑黑盏如惊鸿一瞥、独树一帜。

南宋 兔毫盏 高6.7、口径11.4cm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那些建盏精品呈现出来的是古朴浑厚的器型，深沉漆黑的釉色，温润明亮的釉质，浑然天成的自然纹样，透示着一种整体的简洁高雅和静谧端庄。不仅民间收藏家趋之若鹜、贵族士大夫爱不释手，就连艺术造诣颇深的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都非常喜爱，还在建窑定制过斗茶专用的建盏。

宋建窑“进琖”款茶盏 高6.1、口径12.6、足径4cm 上海博物馆藏

建窑为皇帝专门制作建盏时，在所用的垫饼、匣钵等窑具以及部分碗盏底部，手刻了一些诸如”供御“、”进琖“之类的铭文。这类带铭文的出土建盏中，以窑具占大多数，器底残片也有一些，但完整的碗盏却很少，目前发现完整的“供御”建盏仅有一只，由上海博物馆收藏。业界和藏家非常关注，把这类建盏或残片叫“御用盏”或“进盏”，并对所刻的铭款进行仔细研究，“供御”是在生盏坯上用手刻上去的，“进盏”则是用戳子趁胎体未干透硬化时压印的，显然供御盏比进盏要早。研究还发现“进盏”戳子不止一个，手刻“供御”者似乎也不止一人，竟然还出现把“供”字错刻成“双人”偏旁。

底部刻有”供御“字款的器物或窑具（示意图）

不过，从现有的刻字建盏或残片品质和质地来看，专为皇帝制作的建盏，其制作质量一般，胎釉配方既无用料考究、也无精心调配迹象，烧制也无特别精细之处。为此，有不少专业人士甚至怀疑这类建盏的真实性，要么可能是窑工在一些管制较松的特定时期假借御用之名制作了这类器物，以增加营销噱头，要么干脆就是后人假造的。

南宋 建窑兔毫盏 口径12.1、足径4、高6.7cm 南宋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墓葬出土 江西樟树市博物馆藏（黄德华捐赠）

建盏加工工艺精细，从成型到修坯一丝不苟。胎体坚硬结实，胎骨虽然厚重但很致密，偶尔也能见到一些修坯的痕迹，盏壁的厚度约0.2~0.8厘米，最厚处在底部超过1厘米，因此手感较沉，有很明显的压手感。建盏一般釉层很厚，优质盈润。因为釉层流动，口沿釉层比较薄，呈色较浅，而外壁底部由于厚釉往下流，往往形成泪滴釉而展现出独特风格。

宋 标准束口型建盏 大英博物馆藏

建盏内胎由于不同胎土中的含铁量不一样，分别呈现黑色、黑褐色、赤褐色、灰白色等不同颜色，所含的铁元素越多，颜色就越深，往往腐蚀也比较严重，有些建盏胎体给人一种铁渣的感觉。一些建盏由于当时的加工手法及工具落后，胎土中多含没能完全粉碎、清除干净的较大颗粒，往往出现表面粗糙甚至有拉手的现象。

对比 南宋 吉州窑木叶纹盏 口径14.7cm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不过，从茶盏花纹装饰方面比较，江西吉州窑明显比建窑更胜一筹。如上图的吉州窑木叶纹盏，先在胎上施一层黑釉，然后在经过特殊处理的树叶上施一层淡釉，再把树叶贴在黑瓷坯体上，烧成后即成为木叶纹。木叶多为桑叶或菩提树叶，有用半叶、一叶的，也有用二、三叶叠加的。这种装饰方法新颖独特，极具创造性，格调也凸显清新质朴的野趣。

二建窑的结晶釉

一说到建盏，很多人常常会把”兔毫“、”油滴“、”曜变“、”鹧鸪斑“挂在嘴边，这其实说的是建盏的结晶釉——建盏的腹部尤其中下腹部釉层很厚，由于氧化铁含量极高（有的达到9%以上），在烧成过程中铁的氧化物微粒出现脱氧形成的结晶现象。结合结晶所呈现的各种表象不同，人们形象地把它们称为纯黑、兔毫、油滴、鹧鸪斑、铁锈花、曜变、杂色等等，其中兔毫盏为居多，其他均不可多得。结晶釉呈现的图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找到两只图案一样的建盏，特别是一些曜变盏，其呈现的美丽图案，巧夺天工、奇妙无比，令人叹为观止。

纯黑盏：釉色纯黑如漆，整体乌黑发亮，也称为乌金盏。纯黑盏多为正烧的中小型敞口或敛口盏，釉药逐渐向盏中及底部垂流，有的形成浮浊油滴状结晶体。

宋 标准束口型黑釉建盏 大英博物馆藏

宋代烧制黑色茶盏的窑口非常多，内蒙、宁夏、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西、浙江、广西、广东、江苏、四川等地一些宋代不错的窑口都普遍有烧制，但数建窑与吉州窑名声最响，其中建窑最优。

兔毫盏：兔毫盏是建窑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主要有敛口和敞口两种，形如漏斗或小饭碗。因在盏内外深色厚釉中透露出均匀细密的筋脉，形状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纤细柔长而得名。这些”毫毛“的形成机理就是在一定的高温度下，建盏的石灰碱釉呈液体状态，而在烧成过程中铁的氧化物微粒因脱氧形成的结晶体集聚不大时即发生了流动，从而在釉内留下了”流痕“。藏家按兔毫呈色差异又将它们分为“银兔毫”、“金兔毫”、“蓝兔毫”等。

宋 标准束口型金兔毫建盏 大英博物馆藏

这种釉色以黑釉或黑褐色釉为底色，其间闪现出黄褐、灰、灰白、青、蓝乃至金黄等混合而成的各种色彩，用水抹擦，各种釉色就会逐渐显现，独具一格，十分美观。

宋 撇口型银兔毫建盏 大英博物馆藏

兔毫盏以中型敛口式最为多见，中型及小型敞口盏也有一些，但为数不多。兔毫盏在宋代文学作品中的称谓五花八门，多因作者的喜好不同而异，有“兔毫”、“兔毛”、“玉毫”、“紫瓯”、“兔褐”、“金丝”、“紫玉”、“紫盏”、“异毫”等等。其中“异毫”之谓困扰业界很长时间，一直没搞清楚《大宋宣和遗事》中为什么把兔毫盏成为“异毫盏”。一种说法认为，可能只是因福建地区的口音所致，咱福建人把“玉毫”读作“异毫”，有人就把它写到了诗里，有啥奇怪的？另一种说法，是根据《方舆胜览》记载，所谓“异毫”，乃毫色异者，毫变琖也。我觉得，方言说更切合实际。

除建窑外，宋代还有如江西、四川、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地不少窑口都在烧制兔毫盏，其实，一些能够烧制黑色厚釉茶盏的窑口都有可能成功地烧制兔毫盏，但形成机理却差别较大。建窑的兔毫盏最为有名，江西吉州窑为其次。

油滴盏：指盏的釉面密布着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小圆点儿，直径从数毫米之微至针尖大小，形似油滴，故名。这些”油滴“的形成机理就是在一定的高温度下，建盏的厚釉呈胶体状态，而烧成过程中铁的氧化物微粒因脱氧形成的铁氧化物结晶发生在釉面的富集，形成圆点或椭圆点斑痕，冷却后以赤铁矿或磁铁矿等的形式从中析出晶体而形成。

宋 建窑油滴天目 日本松平直国藏

一般业界把呈银白色油滴晶斑者称为“银油滴”，呈赭黄色晶斑者称“金油滴”，如含有其他矿物质的成分较多可能还会出现彩色的油滴。在阳光下观赏，建盏中的油滴由于阳光的反射往往发出不同的金色、银色及其他绚烂异彩，而令观者心旷神怡。

宋油滴建盏 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馆藏

当然，油滴盏并不是建窑所独有，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均有烧制，其中，“华北油滴”亦相当有名。不过建窑油滴盏的形成机理与其他地方不同。

鹧鸪斑盏：业界对鹧鸪斑还存有不同的认识。虽然有多位宋代诗人吟出带有“鹧鸪斑”的诗句，但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所谓“鹧鸪斑”，就是斑点更粗、色浅的“油滴”。国外不少博物馆也将油滴、鹧鸪斑归为一类。

鹧鸪鸟

南宋 黑釉油滴（鹧鸪斑）建盏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宋 鹧鸪斑建盏 日本静嘉堂美术馆藏

真正大斑点的“鹧鸪斑”很少见。1990年在建阳县池墩建阳瓷厂后壁外路床发现的一块黑釉盏残片，其内壁分布着形如鹧鸪蛋的银色小圆点，经专家分析，这就是建窑著名的“ 鹧鸪斑” 盏。下图：

宋 鹧鸪斑建盏残片 福建博物院藏

由于建盏烧制温度很高，其厚厚的釉层几乎都要发生流动，形成斑纹的结晶点往往随釉的流动而形成细细的条纹（如兔毫），而形成鹧鸪斑的圆点需要保持釉最少流动或不流动，这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所以，油滴及鹧鸪斑都因非常难以做到显得特别珍贵。当然，上图的黑釉白斑圆点应该是人工点上白釉之后，再入窑烧制，此方法只需控制釉不流动或者干脆只刷薄釉即可，其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铁锈斑盏：即黑色的釉面上自盏口向底心流淌着一道道鲜艳的黄褐色斑纹，斑纹上宽下窄，分布规则。斑纹的鲜明色彩与黑色底釉反差明显，各道斑纹粗细长短不一，变化随意自然。民间或文献中把这类黑釉黄褐纹建盏称为“ 铁锈斑盏”。1990年在大路后门山窑址发现一批带彩点、彩斑的釉纹器，至此，建窑铁锈斑盏整器终于被发现。专家分析，这些彩点应多为未烧成功的半成品。其实“ 金油滴” 、“银油滴”也属于未烧成功的半成品。

宋 建阳窑黑釉酱斑（铁锈斑）盏 高6、口径12.4、足径3.9cm 福建省博物院藏

建窑的铁锈斑盏不算特别出众，吉州窑最为优秀，耀州窑、磁州窑均有出色的精品，其他窑口也有烧制。

曜变天目：所谓曜变，是指在黑釉盏上出现的灰色或漆黑小斑点，斑点周围产生一圈蓝色的、闪闪发亮的光晕，这些光晕是厚釉中浮现出由结晶体反射、折射光线所构成的彩色晕环。

南宋 建窑曜变天目 高6.8、口径12、足径3.8cm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上图这只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南宋曜变天目，举世无双，就连国内外考古工作者、收藏家在发掘堆中找寻数以亿计的瓷片，也没发现类似的一片、半片。当它被单独陈列，底座不断旋转，在一片漆黑中，一个个光圈闪耀着妖异的光芒，而且随着光线角度的不同，光环的颜色会变幻不定，看着仿佛是深夜海边看到的星空让人产生敬畏，完全不像是人间烧出来的瓷器。日本人用“碗中宇宙”这个词来形容它的高深莫测。

宇宙星辰，“天目”犹如此景

有一种分析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把这类茶盏叫“天目”，并不是源于浙江天目山，而是认为“盏中有乾坤”——和“宇宙星辰”媲美，盏中有宇宙，犹如盏中开“天眼”。“天眼”，天目也，一只极品茶盏，犹如一个“天目”。您认为呢？

南宋 建窑曜变天目 高6.8、口径12.3、足径3.8cm 日本藤田美术馆藏

对于曜变天目的形成机理，学者认为还是和烧制兔毫、油滴、鹧鸪斑的形成机理一样，也属于烧制温度过低或还原过头之后造成的结果，是胎釉的组成物质、烧成温度、保温时间、釉层厚度和冷却速度等多种因素，在一个偶然的度值上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产物，不是烧瓷工匠刻意烧制成功的。曜变天目的出品概率极低，几乎不可复制，因此在传世及出土文物中都十分罕见。

南宋 建窑曜变天目 高6.6、口径12.1、足径3.8cm 日本京都大徳寺龍光院蔵

目前，世界上现存的宋代建窑曜变天目，仅发现日本的这4只（一说三只半）！分别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大阪藤田美术馆、京都大德寺龙光院和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博物馆，而中国一只都没有。其中，东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曜变天目在1951年被日本政府认定为“日本国宝”，大阪藤田美术馆、京都大德寺龙光院收藏的曜变天目均在1953年被日本政府认定为“日本国宝”，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博物馆收藏的曜变天目在1953年被日本政府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美秀博物馆收藏的这只曜变天目，原为加贺藩主前田家传，曾为日本作家大佛次郎所藏。内为亚曜变斑纹，外似油滴结晶，且带有紫红色窑变光晕，既不同于真正的曜变天目，也有别于油滴盏，斑点的颜色随入射光方向而改变，有人认为它算“半个曜变天目”。这四只天目分别封存于特制保险箱中，有的每隔7、8年才允许展出一次，十分难得一见。

南宋 建窑曜变天目（亚） 高7.3、口径12.3、足径3.7cm 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博物馆藏 原为加贺藩主前田家传 曾为日本作家大佛次郎所藏

当然，曜变也并不是建窑所独有，有专业人员在重庆壁山窑遗址就发现过曜变残器。

有人一定会感到奇怪，这么珍奇的曜变建盏，为什么没有献给宋朝皇帝而流传到日本呢？根据日本的文献资料，这四只曜变天目都是正常贸易所得，并且流转有序。这让我想起作家冯唐写的一个段子很有意思，段子的大意是：烧盏工匠偶然烧出无比珍奇的曜变盏之后，有的主张进贡，但被有智慧的老者提醒——“这么珍贵的宝物，皇上兴奋之余，再要你烧一只怎么办？”，工匠被吓出一身冷汗，这东西要是让我们再烧，即使被灭九族也烧不出来啊！而且官场层级多、官员复杂，哪个官员要是使坏，作为一个底层工匠一定难逃灭门之祸！可是自己私藏下来更是一个大祸根啊。不如偷偷卖给正在天目山寺院留学的那些个日本和尚，让这个可能带来大灾祸的“宝物”远走高飞……于是，在不久之后，这些宝物就随日本和尚回国而顺利地到达日本。当然这只是个段子，您认为冯唐的想象有没有道理？

三建窑的生产规模

建窑由于产品相对单一（主要为建盏），产品需求量井喷，使得规模并不大的窑场，生产能力却惊人，主要体现为龙窑规模庞大、产能巨大、废品堆积很多，在现有发掘窑址中仅有，不失为当时的一项社会成就。

吉镇建窑窑址废品堆

1954年宋伯胤先生带队调查时，发现水吉镇芦花坪窑址等处的瓷片堆积高达10米，高大如山，可见它需烧造很长时间、烧造很多器物才能形成这么高大的废品堆积。这足以说明当时的生产量惊人。

建窑龙窑遗址

1960年、1977年、1990年对建窑的三次发掘，共发掘面积1600多平方米，发现窑炉4 座，均为依山而筑的斜坡式龙窑，都采用匣钵一器一钵装烧，说明建窑十分注意产品质量。

建窑龙窑遗址

在发掘的三座龙窑中，一座残长56.10、宽1.8一2.0、高1.6一1.7 米，可装烧三万件瓷器以上；一座长123.6、宽0·95一2.2米，可装烧10 万件以上瓷器；一座长135.6、宽1.0一2.35 米，可装烧10 万件以上瓷器。窑炉如此之大，产能如此之高，在全国已发掘龙窑中非常罕见。

建窑龙窑遗址

由此可见，建盏当时深受社会欢迎，建窑生产极度繁荣。

建盏，因宋代茶文化而兴，因移风易俗而衰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三大饮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因为科学的制作方式（煮沸灭菌）、具有使人愉悦的风味而为人们提供干净、持续的补水方式，使人类减少疾病和瘟疫，促进健康，进而促进社会文明发展，这三大饮料就是啤酒、咖啡和茶。不少人总会纠结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最先发明这些饮料？其实，我们的先民在世界各个角落繁衍生息，很多发明创造都具有自发性、多源性，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学习谁的问题，这三大饮料也是如此。这里要说的，是中国茶。

《尔雅注》原著：先秦佚名，晋郭璞注——《释木十四》

根据成书于战国秦、也是我国的辞书之祖——《尔雅》记载，我国在2500年前就已经存在喝茶习惯并种植一种叫“槚”的苦茶叶。进入汉朝，关于喝茶的文字记载逐渐增多，汉朝喝茶的基本方式是“粥茶法”，大概就是将茶叶熬煮成很浓很浓的汁，所以那时喝茶也叫喝“茗粥”，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隋唐时期，饮茶基本方式改进为将茶磨制成茶粉，再进行熬煮，茶汤由粥变稀。不过，喝茶真正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是在唐代。唐代茶圣陆羽写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茶的系统论著——《茶经》。陆羽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他在《茶经》里记载，中国在远古历史上总共有过五个关于茶的称谓，即“茶”、“槚”、“蔎”、“茗”、“荈”。

唐 陆羽著《茶经》卷上——茶之源（收录于四库全书）

陕西扶风法门寺1987年出土的唐代金质茶具

上图是1987年从陕西宝鸡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金质茶具。在唐代，饮茶的基本形式为：茶叶半发酵制成茶团或茶饼后风干；从中取块，用茶碾子将茶块粘成粉末；用细筛将茶粉过筛；釜中将水烧开，加入适量茶粉继续煮；用茶瓢将茶汤勺入饮茶者面前的茶盏中；饮用。盛唐时流行的茶盏材质以玉石、金、银、琉璃（玻璃）为主，再不济也用铜盏，与酒具类似。后来慢慢改用瓷器盏。

陕西扶风法门寺1987年出土的唐代琉璃茶具（西域制造），其材质与现代玻璃类似

虽然瓷器慢慢取代玉石和金银器，但皇家贵族、士大夫、商贾等上层社会依然崇尚玉石和金银器，有《茶经》为证。

唐 陆羽著《茶经》卷下——盌（收录于四库全书）

唐越窑秘色瓷葵口碗，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茶经》里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信息量很大：茶盏，越窑好，鼎州窑、婺州窑差；丘州好，寿州窑、洪州窑差，有人认为邢窑（白瓷）比越窑（青瓷）好，其实不然，如果说邢窑像银、那么越窑就像玉，如果说邢窑像雪、那么越窑就像冰，邢瓷白而使茶色显红、越瓷因为青而是茶色显绿，这三点，邢窑都不如越窑啊。晋代杜琉的《荈赋》说了：“如选陶器来喝茶的话，还得从瓯窑选“。瓯窑，就在越州，瓯窑、越窑都不错。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丘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都不宜用来喝茶。陆羽这段话清楚表明，黄色、褐色瓷盏都不宜用来喝茶，作为黑色的建盏，那就更无法进入茶圣的法眼，他认为只有越窑产的“秘色瓷”和丘瓷才适合喝茶。

唐 张又新著《煎茶水记》收录于《四库全书》

唐朝人喝茶讲究到什么程度呢？茶圣陆羽尝遍天下泉水，和唐宗室李适之子李季卿谈论天下哪里的泉水最好，评出天下二十大名泉！这就是天下名泉的来历，这里我仅列前10大名泉以供大家参考：庐山谷帘泉第一、无锡惠山泉第二、蕲州石下泉第三、宜昌扇子山第四、苏州虎丘石泉第五、庐山招贤寺泉第六、镇江金山南泠第七、南昌洪崖泉第八、桐柏淮水源泉第九、合肥龙池水泉第十。唐代奇人张又新（公元813年前后在世），尝遍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价的“天下七大名泉”，又尝遍陆羽所评价的“天下二十大名泉”，写出了相当冷门的雄文——《煎茶水论》，他认为这些名泉都很好，各有各的特色、风味和妙处，但当地的茶最好配当地的水，才能将茶衬托得恰到好处，离开茶仅谈水，难以水土相宜。他是对的。

晚唐五代 苏廙著《十六汤品》收录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晚唐还有一位神人名叫苏廙（yi），写出一篇名叫《十六汤品》的雄文，从候汤、注汤、择器、选薪四大方面对煎茶技要和禁忌作了形象生动的阐述。“茶兹于水，水籍于器，汤成于火”，苏廙认为掌握对茶“生杀大权”的关键是开水（汤），什么样的开水煮出什么样的茶，而器、火对于汤的好坏也有较大的影响，取火用薪也必须讲究。他从择器、择薪、汤的老嫩、注汤缓急标出十六种不同的汤品，品品滋味各异、味味恣意归真。《十六汤品》对后世的茶艺、茶道和茶文化影响是蛮大的，似乎从这时开始，煮茶习惯开始向点茶转变，同时他认为金属茶盏有腥味，不如瓷盏喝茶好，对于瓷质茶具的广泛流行有重大影响。像《煎茶水论》、《十六汤品》这样钻牛角尖的文章，在唐、宋两代能够流行，充分说当时饮茶风尚的火爆程度。

唐代 卢仝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载于《四库全书》之《全唐诗》第388卷

唐代爱茶的名人非常多，如白居易、杜甫、柳宗元、岑参、皮日休等等。那么，唐朝人嗜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从唐代著名诗人、嗜茶成癖的茶疯子卢仝的诗可以看出来。卢仝，自号玉川子，约唐德宗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生，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死于甘露之变。他的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传唱千年而不衰，其中的"七碗茶歌"之吟，最为脍炙人口："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这“七碗茶歌”也叫“七碗茶诗”，至今依然是好茶之人的最爱，总喜欢写成书法，悬挂于茶室、客厅之上，以示爱茶之好。而“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所描绘的场景，就是后来在宋代流行的点茶和在日本流行的抹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卢仝被后世奉称为“茶仙”。

唐代 温庭筠著《采茶录》载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唐代才子温庭筠于唐懿宗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成书的著作《采茶录》，记载的是唐代名人关于茶的理念和爱茶的故事，描写非常生动有趣。可惜的是，概述只剩下辨、嗜、易、苦、致五类六则的残卷，共计不足四百字。

关于爱茶这事，在唐朝后期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巅峰，再往后，即开始往点茶、拭茶、斗茶逐渐转变。

唐朝末年、五代十国、宋初这段时期已经出现点茶，其证据之一是著名道士、诗人吕岩的诗——《大云寺茶诗》。吕岩就是著名“八仙”之一——吕洞宾，他具体生辰不详，大概生活在唐朝末年、五代十国、宋初这段时期，他在《大云寺茶诗》有一句“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细浪俱”，明显说的就是后来宋代流行的黑建盏“点茶”。不过，有人对吕岩的诗和生活的年代提出过异议，因为吕洞宾已经属于被过度“包装”之后的“神仙”，其诗作可能属于后人的冒名之作。还有就是山西临汾大云寺又称铁佛寺，作为道士，去佛教寺里饮茶而且写成诗显得不伦不类，即便《大云寺茶诗》确为吕洞宾所作，诗中描述的烹茶情形应为宋代饮茶习惯。

唐末、五代、宋初 吕岩作《大云寺茶诗》载于《四库全书》之《全唐诗》第858卷

到宋代，社会整体的饮茶方式在唐代基础上有一些改变，煮茶变成了点茶，也叫“分茶”，即茶粉过筛后，不再放入釜中熬煮，而是将细茶粉酌入饮者盏中，再用沸水冲点茶盏。其他步骤与唐代基本相同。但是，随着饮茶风尚的改变，一种新型的风俗——斗茶，开始风靡全国。那么斗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分析，斗茶先从点茶、试茶开始的，而点茶的风俗最晚在唐末、五代这一时期首先在福建武夷山地区兴起。比吕洞宾的诗更有力的证据就是陶榖写的《清异录》。

北宋初 陶穀著《清异录》 卷上 收录于《四库全书》

陶榖出生于唐昭宗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本姓唐，因避讳后晋皇帝石敬瑭而改姓陶，在五代十国时分别在后晋、后汉、后周等过做官，晚年追随赵匡胤，陈桥兵变时抢先拟好让周恭帝（柴荣的六岁儿子柴宗训）退位诏书，帮助赵匡胤登上皇位。在北宋政权建立后历任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于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病逝，终年68岁。《清异录》成书大概在五代末、北宋初这段时间，是一部记录琐碎事项的笔记书籍，记录内容很有史料价值。《清异录》卷上记载：锦地鸥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鸥也。”这条记录包含三点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是此时闽中已经造出鹧鸪斑盏，应为建盏；二是此时已经存在点茶、试茶这一行为，并且这个行为非常正式，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重要节点；三是点茶、试茶的行家非常珍视建盏，也就是建盏最适宜点茶、试茶。这里，点茶指的是一种烹茶、饮茶方式，而试茶，应该是指检验新茶品质、确定新茶等级的一个重要鉴定和评价环节。

北宋 范仲淹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范文正集》卷二 收录于《四库全书》

那么，点茶如何向斗茶转变的呢？是由于伴随着点茶的普遍流行，在点茶中产生了一系列游戏行为和竞赛行为，这些行为给饮茶风尚带来了极大的趣味性和时尚元素。北宋前期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范仲淹的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或许可以提供佐证。范仲淹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于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病逝于徐州。而章岷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任江州通判，与“从事”一职职位相当。由此可判断《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这首诗应作于公元1044年前后。从诗中可以看出，这时候：武夷山已经成为产茶圣地，武夷山的“北苑”已成为皇家贡茶茶园，龙凤团茶茶膏制作非常精致，点茶所用的盏就是紫色建盏，斗茶带给当时人们极大享受，以至于范大文豪充满赞美之词“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甚至惊叹“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 陆羽须作经！”由此可见，斗茶在北宋前期已经从福建武夷山地区向全国蔓延，并已被上层社会热捧。武夷山北苑的龙凤团茶如何成为贡茶的？野史中说这是北宋大功臣、后来成为大奸臣的福建转运使丁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一手督办的，在丁谓手中，北苑茶成为誉满京华的名茶，龙凤团茶成为大宋第一号茗茶——朝廷贡茶。具体不详述。

北宋 蔡襄著《端明集》卷二之《北苑十咏》“试茶”收录于《四库全书》

斗茶火爆之后，黑色建盏越来越炙手可热，一个推波助澜的关键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蔡襄。蔡襄是福建仙游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生人，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逝世，北宋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北宋著名贤臣，为官正直（很多人容易把蔡襄与后来的大奸臣、大书法家蔡京搞混淆）。蔡襄对茶的热爱和内行超越几乎所有的前贤，对北宋制茶业提品质、上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其诗集《北苑十咏》中，对武夷山北苑皇家茶园进行系统的赞美，并留下《试茶》一诗，至今为建盏爱好者常吟常颂：“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雪冻作成化，云间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

北宋 蔡襄著《茶錄》收录于《四库全书》

不仅如此，蔡襄还在其著名的经典茶论专著《茶録》中，对团茶、茶具、饮茶进行系统论证，提出上好的团茶茶色是白色的，好茶应该有什么样的香味，如何保存茶、如何碾茶、如何候汤、如何给茶盏加热、如何点茶等等，并对黑色建盏的妙用作出精辟论述：“茶盏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他认为对于茶色白的好茶，必须使用黑色茶盏，而建盏绀黑，还带有兔毫纹，盏壁微厚有利于保温，是最佳茶盏，而其他窑的茶盏或薄或紫，都不如建盏。而对于青白瓷盏，斗茶、试茶等行家里手们都不会使用的。至此，建盏与斗茶，已经形成形影相随、相得益彰的关系。因此说，建盏因斗茶而兴。陶生帖》

蔡襄的书法《陶生帖》

从北宋众多诗词中提到茶和建盏这一现象可以得知，建盏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等上层社会阶层十分流行，到宋徽宗时期，因皇帝宋徽宗斗茶喜好而达到巅峰。而且，有迹象表明，有很长一段时间，皇帝赐茶都在使用建盏。

南宋 程大昌著《演繁露》卷十一“铜叶盏” 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大学正程大昌著《演繁露》卷十一“铜叶盏”中记载：“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程大昌，北宋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生人，南宋宋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去世，其著作《演繁露》写作于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至书籍刊印的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这段时间。书中所说的“今”，也正是指这段时间。“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正好说明这时间之前是“御前赐茶皆用建盏”的。这说明，到南宋淳熙年间，朝廷对建盏的重视程度，已经改变了。

当然，我们说一个时期的喝茶风尚，是指主流而言，无论是唐代还是宋代，用散茶直接冲泡的方式也一直存在。中国各民族之间、各诸侯国或政治集团之间、甚至各地区之间，饮茶习惯也并不绝对相同，有的差异还很大。由宋代流行的点茶、斗茶风尚，经历北宋、南宋和元代，流行了几百年之后，也开始一些变化是必然的，人们开始厌恶复杂繁琐的宋茶方式，散茶开始逐渐增多，到明朝初期，终于发生由量变到质变——废除以团茶（茶饼）为主的宋茶方式，变革为以散茶为主、直接冲泡的现代饮茶方式。

明代 沈德符撰《野获编补遗》卷一——朱元璋废除团茶

关于在明代初期饮茶风尚的变革，有一种说法是明太祖朱元璋体恤民间制茶辛苦，决定废除团茶。这一事件，被明代晚期的文学家沈德符记录在他的野史著作《野获编补遗》卷一之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供御茶——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记载的是明朝初期，四方贡茶都是按照宋制进行，进贡的大小龙团茶，饮茶麻烦得很。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团茶太劳命伤财，下令停造团茶，仅采摘春芽进贡即可……沈德符认为这一变革意义巨大，返朴归真，是圣人之举，深得天下百姓爱戴，就是陆羽在天有灵也得服气、蔡襄在地下也不会反对，云云。当然，也有人说，沈德符是在拍马屁，变革的动力其实来源于社会和老百姓，不应该把功劳记在朱元璋头上。不管怎么说，自明朝初年以来，中国饮茶主流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变成当今大家眼熟能详的现代饮茶方式。即便如此，宋代团茶的饮茶方式，在如今的一些地方，还有所保留，譬如日本抹茶，再譬如普洱茶（部分保留）等。

团茶被废除，斗茶自然销声匿迹。作为因斗茶而兴的建盏，受到巨大冲击。所以，曹昭在明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写《格古要论》时称”建碗盏……体极厚，俗甚，少见薄者“，足可以说明建盏此时的境遇已经不怎么受待见，人们认为黑色建盏又厚又笨，非常粗俗。

明代 许次纾著《茶疏》“瓯注”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瓯注”条讲到：“茶瓯古取建窑兔毛花者，亦斗碾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说明在明代中后期，黑色建盏已不宜使用，人们已经转向于崇尚使用白色小茶盏喝茶。

明代 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三·茶 《四库全书》禁书

关于茶在唐、宋、元、明的发展历程，明代晚期博物学家、诗人、朝廷官员谢肇淛的《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三）“茶说”中讲得很清晰。谢肇淛这人很有意思，他不仅博学、为人正直，还大胆批驳宋代赫赫有名的儒家理学，公开反对因果报应思想。他的思想被现代人称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著作《五杂俎》在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被列为禁书。

什么是斗茶？

有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感到奇怪，所谓斗茶，不就是“斗茗”或“茗战”吗？不就是拿上自己的好茶，与人一比高低吗？狭义的斗茶，确实就是比拼茶的色香味，品评出哪个茶更好，好者胜、劣者败。然而，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宋代，斗茶可没这么简单。我简单概括一下，宋代的斗茶分为种茶、采茶、制茶、烹茶、品茶等各个环节的规范、比拼以及与茶相关的评优争先、休闲消遣、娱乐竞技、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等等，各个环节之间，皇家贵族、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等不同阶层之间，斗茶的形式和内容也大不相同。

种茶

斗茶最讲究的就是茶的品质，所以，优质的茶品得从种茶开始。宋代茶叶种植规模很广，根据北宋初期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公元930-1007年）编撰的《太平寰宇记》记载并统计，北宋有66个州（军）产茶，遍布河南、山东、山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安徽、福建、江苏、浙江，主要产品有团茶、茶饼和散茶（当时云南也产茶，但云南不属于宋代版图）。从北宋沈括写的《本朝茶法》可以得知，在北宋初年，茶叶种植和贸易已经成为宋朝第二种由国家专营的重要产业（第一是食盐），可见茶叶在宋朝的重要地位。

北宋 沈括著《本朝茶法》载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沈括，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出生，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病逝，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主要作品集《梦溪笔谈》。沈括的《本朝茶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实录茶叶贸易法律制度的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文中记载，宋朝从开国之初就对茶叶实行国家专营和征税，实行的征税法最初主要是贴射法，其后又有三分法。朝廷在首都和各主要产茶区设立六个茶税征收与管理机构——榷货务，另有十三个官营茶场。文中开列了各榷货务和官茶专卖机构的茶叶经营数量、收入、利润及上缴税收等，十分详细。其中还记录着因为税收制度不合理，导致茶农生产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鱼目混珠，所以不得不修改法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朝经济活跃程度和市场管理状况。

作为一个全国普及的重要消费品——茶叶，如何规范产业发展？如何多生产精品茶？斗茶，成为一项最重要的手段，通过“比赛”达到提高质量和水平的目的，而且寓教于乐，从茶叶生产到消费者都普遍接受，我想这是“斗茶”之所以流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事实也是如此，宋朝茶文化之博大精深，已达我国历史巅峰，至今仍望尘莫及，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斗茶”功不可没。

元代 托克托修《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食货志 茶（下）

想要在斗茶中引人注目，必须寻找最好的茶园、最好的茶树和雇佣最好的茶农，才能种植出自己最喜欢、品质最好的茶叶来。正所谓斗茶斗出品牌。经过多年的管理和经营，北宋形成一大批精品茶园和名茶品牌。综合《宋史●食货志》、《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大观茶论》等资料，北宋名茶有大约90余种。

宋 熊蕃著《宣和北苑贡茶录》“贡茶” 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四四册 637页

根据生活于北宋、南宋过渡时期的名人熊蕃写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载，北宋著名的贡茶有大小龙凤茶、太平嘉瑞、龙苑报春、上品拣芽等40余种。上图是熊蕃在宋代绘制的一部分北宋著名品牌贡茶的图。

南宋祝穆著《方舆胜览》卷十一收录于《四库全书》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表侄、南宋人祝穆著《方舆胜览》卷十一中，详细记载了“龙凤团茶”等著名贡茶的产地和来历，包括丁谓、蔡襄等人在福建做转运使时置造龙凤茶、龙凤团茶、小龙团、龙团胜雪、密云龙一品等极品贡茶并快马加鞭送至京城，还介绍了建窑兔毫盏和曜变盏的相关情况，提到毫色很特别的琖，当地人叫它们“毫变琖”，价格奇高，而且很不容易得到（一种观点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异毫琖“）。《方舆胜览》成书于南宋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前后，由于该书刊刻前不曾申报过朝廷，因此刊印后不久即被南宋朝廷列入禁书，公元1269年才有刻印本流传。

南宋 赵汝砺著《北苑别录》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四四册 647页 皇家茶园

根据熊蕃的学生、南宋丞相赵汝砺所著《北苑别录》记载，北宋在建安（武夷山地区）的皇家茶园有九窠十二陇、壤园、凤凰山、苦竹园、张坑、带园等46处，其中还分外园、内园、禁园。

南宋 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二“进茶” 载于《四库全书》

南宋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二的“进茶”一节，专门回忆记载着朝廷接受福建北苑茶园进贡茶的情形：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贡第一批蜡茶，名叫“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进御止百夸，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芨贮之，凡数重。这是用雀舌水芽制造的，一夸之值四十万，仅仅可供数盏之用！有的还要赐给外面官员一夸、两夸的，则用生线分解，这是特别贵重的东西，都很珍惜。初茶如进献皇上，翰林司都要先品尝，漕司的官员都会贿赂一下翰林司。偶尔碰到不满意的，则加一点盐，再把茶花撒在上面，香味也蛮浓郁的。如果皇宫有大的庆典，则用大镀金??（上敝下瓦），以五色韵果簇饤龙凤，谓之“绣茶”，仅仅是为了好看。也有做得特别有特色的，外面一般难以看到，谨记于此供大家知晓。

北宋 苏轼著《东坡全集》卷二十四“种茶”载于《四库全书》

一些官员文人士大夫，不仅痴迷于品茶和斗茶，还喜欢自己种茶，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于北宋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被贬惠州时，曾自己种茶。他在《种茶》一诗中，描写辛苦的栽种过程之后慨叹：“未任供臼磨，且可资摘嗅。千团输大官，百饼衔私斗。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说的是自己只会种茶、不会制茶，这点茶叶也没法拿去磨茶粉，只能摘来闻闻味，天下的好茶啊，大部分进贡朝廷、小部分留着斗茶，还不如我这一小点，浓浓的香味可是我自己在小茶园里种的啊！

实际上，从种茶开始，斗茶就开始了。

采茶与制茶

北宋流行的，是半发酵的团茶。好的茶叶，还需要精心采摘和炮制，这往往是制造名茶并在斗茶中取胜的关键。

宋 赵汝砺著《北苑别录》“采茶与制茶” 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四四册 649页

据赵汝砺《北苑别录》记载，北宋团茶必须经过采摘、拣芽、榨、研、造、过黄等七个步骤中，步步有章法、事事有讲究。例如采茶，须是侵晨（凌晨）进行，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硚，茶牙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

宋 赵汝砺著《北苑别录》“挑拣” 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四四册 651页

茶制成后需按照下达的质量档次和生产任务数量进行严格挑拣、分类。每年新茶最讲究赶早，须在开焙后十日内进贡，龙团胜雪最讲究精致和档次，建安有“龙团胜雪值四万钱”的说法。凡是送往朝廷的贡茶，包装讲究精致、奢华，须“圈以箬叶，内以黄斗，盛以花箱，护以重篚，扃以银钥。花箱内外，又有黄罗幕之”。把精品茶进行精心包装，其实也是为了彰显该茶的珍贵程度，以便随时与别人、别的茶进行“比拼”。所以，北宋的斗茶思维，体现在各个环节及各环节的细节之中。

斗茶成为评比质量高低的一种方式

这一层面的斗茶，就是茶的质量比拼、比赛、评优，往往在茶农之间、茶商之间、茶农与茶商之间、茶商与消费者之间进行。谁的茶品能成为受欢迎的好茶，谁的茶品质差是应该淘汰；茶品的定价孰高孰低，斗茶之后即见分晓。斗茶地点可以选在茶园、店铺，甚至也可以在街头随时随地进行。

北宋 蔡襄著《茶録》“论茶” 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四四册 627页

茶的优劣有没有标准？最权威、最全面、也是较早提出标准的是北宋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他在《茶録》“上篇论茶” 中，对茶的色香味以及如何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都进行说明，他的观点和看法成为宋代分茶（即茶道）必须遵循的标准，也成为评判斗茶胜负的标准之一。

南宋 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南宋著名宫廷画师刘松年的作品《茗园赌市图》，可以清晰反映这一斗茶方式。画中有四个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杯品茶的，似乎每个人都在叫卖，期盼顾客品尝他的好茶并给予一个好的评价。右边有一挑茶担者在叫卖，书写“上等江茶”四字招牌。旁有一妇人拎壶携小孩边走边看。描绘细致，人物生动，一色的民间衣着打扮，这是宋代街头茶市的真实写照。为什么叫“赌市图”？应该是指茶农精心种植的好茶，是骡子是马要拉到市场上溜溜，是好是坏要由消费者评说。

南宋 佚名作《斗浆图》绢本设色，40×34.1cm，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另一幅南宋佚名画作《斗浆图》，更清晰地展示出宋代茶贩在五更的早市上，给市民点茶以接受品鉴检验的情形。这类斗茶，茶贩尽可能烹制出最好的茶汤，使顾客满意，以获得好评。

南宋 刘松年《斗茶图》 绢本设色　57X60.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刘松年的另一幅作品《斗茶图》则显示斗茶场面庄严肃穆，画中人物不像一般百姓，应该属于给茶品作正式鉴定的官员、专家之类的权威人物。在风景秀美的环境中，认真评比画中两种茶品的特色和档次，这在宋朝是一件大事——可见“斗茶”在宋朝不一定都是休闲娱乐之举。

大家请注意，在宋代这些画作中，清清楚楚显示：茶盏是白色的，不是深黑色的建盏！

斗茶还成为北宋命官为皇帝遴选优质新茶的重要途径，有苏东坡的诗《荔枝叹》为证。

北宋 苏东坡著《荔枝叹》载于《四库全书》之《东坡全集》卷二十三

《荔枝叹》创作于北宋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当时苏东坡正被贬惠州，惠州生产荔枝，他写了不少关于荔枝的诗，以抒发自己不得志之心情。《荔枝叹》的特别之处，在于诗人在抨击唐代杨贵妃因生活过于奢侈（吃荔枝）而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之后，立即叙述当时北宋官员通过斗茶为皇帝选新茶，以借古喻今，批评朝政。其中“君不见，武夷谿（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讲的是前有丁谓后有蔡襄，为让皇帝高兴，一个比一个卖力，想尽办法搞出新品种以博取皇帝的喜爱，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斗茶，通过斗茶来推陈出新。

比拼色香味、咬盏是斗茶的方式之一

点茶是宋代崇尚和流行的饮茶方式。

南宋 刘松年作《撵茶图》绢本 设色 66.9×44.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的另一件画作《撵茶图》，描绘的是碾磨茶粉和点茶的情形。在一处宁静的假山、棕榈树下，右边三个文人在挥毫泼墨、谈诗论道，左边两位伺服人员一个在操作石碾子（宋时雅称石转运）磨制茶粉、一个手提汤瓶（宋时雅称汤提点）在往茶盏里注水（即点茶）。旁边还有盏托、大小茶盆茶盏、火炉、烧水壶等工具。人物生动、布局闲雅，展示出宋代文人雅士茶会的风雅之情和高洁志趣，是宋代点茶场景的真实写照。

团茶茶块经精细地磨成茶粉之后，再用茶筛（宋时雅称罗枢密）过筛后，用精致的木勺（宋时雅称胡员外）杓入茶盏（宋时雅称陶宝文）中，然后用汤瓶（汤提点）点入适量的开水，调成糊状，然后用茶筅（宋时雅称竺副帅）进行快速击打，使茶与水充分交融并使茶盏中出现大量白色茶沫为止。看到这里，有没有想到范仲淹“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这句诗所表达的意境？

经过这一系列独具匠心的操作之后，盏盏雅致的茶汤即制作完成。

以上均为示意图。茶汤制成之后，要将茶盏放入茶托（宋时雅称秘阁）中，再呈给饮者。一盏令人愉悦的茶汤，一定能使人体会到茶仙卢仝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所刻画的意境。

这时的斗茶，当以茶汤颜色是否漂亮、图案是否美丽、泡沫出现是否快而稳定、泡沫颜色是否洁白、水纹露出现是否慢、水脚露出是否晚、咬盏是否稳定、味道是否香浓柔和等等来评定胜负。所谓“咬盏”，是指因茶乳融合，水质浓稠，将茶汤饮下去时盏中胶着依然保持不干。

斗茶是宋代社会一种普遍的休闲娱乐方式

宋代具体的斗茶方式，其实除评比茶之优劣之外，还包含烹茶之技艺、茶之具、茶汤之品鉴、休闲、以茶会友、饮茶令、茶百戏……等等在内，五花八门，内容相当丰富、宽泛，从上流社会到贫民百姓都喜闻乐见、乐在其中，而文人士大夫阶层最为讲究。最让后世津津乐道的是昏庸的北宋文人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年5月5日—1135年6月5日）。

北宋 宋徽宗赵佶作《文会图》绢本设色 纵184.4、宽123.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图是宋徽宗赵佶自己的画作《文会图》及局部放大。赵佶一生爱茶，常在宫廷以茶宴请群臣、文人，有时兴起还亲自动手烹茶、斗茶取乐。《文会图》是宋徽宗描绘当时文人会集宴饮吃茶、以茶论道的盛大场面，右上角有他的行书自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底部的放大图展示的就是伺服人员在烹茶、点茶的情景，栩栩如生。整个画作展示的是一派儒雅悠闲气息——煎一炉水，瀹一瓯茶，焚香展卷，掩卷弹琴，琴罢品茗，尘世纷争已抛于九霄云外也。

从《文会图》可以看出，宋徽宗所喜爱的“斗茶”，并不全是要和谁谁在茶的方面一比高低，而是以茶为媒介，精心营造出一种向往的意境来。此处之“斗”，乃努力营造之意。大家注意，《文汇图》上显示的品茶席大部分茶盏，颜色都非常浅，应该不是建盏，而在旁边伺服人员的桌子上，有部分颜色深的盏托、碗，可能是建盏。

北宋 唐庚著《斗茶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北宋诗人唐庚的文章——《斗茶记》清楚地记录了斗茶的一种形式。唐庚，北宋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生人，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去世，哲宗绍圣进士，大观年间为宗子博士。《斗茶记》作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记载了唐庚在三月的一天，与二、三好友烹茶相斗为乐的情形——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盖尝以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富贵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贫贱穷厄流离迁徙之中，或偶然获焉。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良不虚也。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而近世欧阳少师作《龙茶录序》，称嘉祐七年，亲享明堂，致斋之夕，始以小团分赐二府，人给一饼，不敢碾试，至今藏之。时熙宁元年也。吾闻茶不问团绔，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宁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阅三朝，而赐茶犹在，此岂复有茶也哉。今吾提瓶支龙塘，无数十步，此水宜茶，昔人以为不减清远峡。而海道趋建安，不数日可至，故每岁新茶，不过三月至矣。罪戾之余，上宽不诛，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时之适，虽在田野，孰与烹数千里之泉，浇七年之赐茗也哉，此非吾君之力欤。夫耕凿食息，终日蒙福而不知为之者，直愚民耳，岂吾辈谓耶，是宜有所记述，以无忘在上者之泽云。

从唐庚的《斗茶记》可以看出，文人士大夫之间所谓“斗茶”，并不全是在茶的方面和别人一比高低，也不全是喝茶行茶令、比斗词文诗歌，而可以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用适宜的泉水和适宜的冲点技艺，把茶的最美之色香味带出来，与知己分享。因此，斗茶之“斗”，也可以是指自己烹茶、点茶的理念和技艺。

南宋 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 都人游赏”

进入南宋，朝廷斗茶之风继而被分茶代替，即茶道表演。南宋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记载，皇帝在西湖游玩，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体育游艺活动，以供市民观赏，与民同乐。有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宋刻无“水”字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等，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而临安（杭州）市民就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驻足观看，其中分茶就是茶道表演。

宋代的茶肆遍布京城

那么，宋代的喝茶、品茶、斗茶的场所啥情况？根据史料记载，不管在北宋还是南宋，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遍布大大小小、档次不同的“茶肆”。

宋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二、四关于“茶肆”的记载

根据跨北宋、南宋的文学家孟元老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撰写的《东京梦华录》卷二、卷四记载，北宋首都汴梁（开封）的御前街就有薛家分茶、李四分茶等很多家分茶店，御街朱雀门外、潘楼东街巷附近到处都是茶坊。所谓分茶店，是比较正式的吃饭、饮茶、斗茶场所，可做正式接待之用，除茶外有比较丰富的菜品供顾客挑选，有荤茶、素茶之分，环境也相对高档一些。茶坊则多于市井街巷等热闹之处，熙攘人群、叫卖声不绝于耳，是平民百姓品茶、歇息、谈事之场所，有时还兼卖服饰、图画、花卉等。

南宋 耐德翁著《都城纪胜》“食店 茶坊” 载于《四库全书》

根据南宋赵姓文人耐德翁所著的《都城纪胜》“酒肆 食店 茶坊” 条记载，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更是热闹非凡，大大小小的茶坊遍布京城。大饭店也叫茶饭店，一般饭店也叫分茶店。大茶坊都张挂名人书画，后来一般茶坊也学着挂。茶楼多是都市之人聚会的场所，也有在此挂牌搞吹拉弹唱。茶坊多设各种特色服务，可以多赚钱，而茶汤反而不是正业了。还有水茶坊，多是卖艺之人驻留揽客，吸引年轻人来消费，艺家给店家交点茶钱即可。还有提着茶瓶沿街叫卖之人，随叫随到，有时兼做传个话、递个信等杂活儿。还有一种站街乞讨的，人们把他们叫做“龊茶”。

南宋 周密著《武林旧事》卷六“歌馆” 载于《四库全书》

南宋周密著《武林旧事》卷六“歌馆” 记载，遍布京城的青楼、歌馆之处的附近，还有位数众多、档次不同的茶肆，如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等，这里随处可见妓女（即歌女、卖艺的）们靓丽的身影，她们一个个“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四处招揽顾客。如有初次登门的，马上就有人提着壶来上茶，就这小小的一杯茶，也能获得数千的赏钱，这就叫“点花茶”。

宋代的茶具颇有文化气息

北宋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在《茶録》“下篇论茶器” 中，对茶器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包括焙茶、茶笼、砧锥、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专用器具，其中特别注明茶色白的话，茶盏要用紫黑色的兔毫建盏，既能凸显茶汤色泽又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其他茶盏都不行。他的茶器论亦成为之后分茶、斗茶中用具的规范性标准。

北宋 蔡襄著《茶録》“论茶器” 载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四四册 628页

发展到南宋，茶具更加规范和系统。不仅如此，随着对茶的越来越崇尚和流行，人们在追求茶具精美的同时，还将茶具与社会品德、文化追求联系在一起。

宋 审安老人著《茶具十二图赞》载于《四库全书》（红字我后加）

据南宋审安老人在宋度宗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所著《茶具十二图赞》中，将十二件茶道中常用工具用白描的手法绘图，并给每件工具按照拟人化的方式分别取一个响亮的名称。更有意思的是，这十二个名称，既保留约定俗成名字的谐音，又分别包含十二个宋代朝廷官职称呼，还给每件工具按照该官职应有的品德给予一段赞美之语。如，把茶焙笼叫“韦鸿胪”，姓韦的鸿胪，”鸿胪“是宋代朝廷一个掌管祭祀礼仪的机构，赞美说：祝融司夏，万物焦烁，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尔无与焉。乃若不使山谷之英堕于涂炭，子与有力矣。上卿之号，颇著微称；把汤瓶叫”汤提点"，提点也是宋代一个官名，赞美词：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斟酌宾主间，功迈仲叔圉，然未免外烁之忧，复有内热之患，奈何？还有，把木槌叫木待制、把茶碾叫金法曹、把茶磨叫石转运、把水瓢杓叫胡员外、把茶筛叫罗枢密、把茶扫帚叫宗从事、把茶托叫漆雕秘阁、把茶盏叫陶宝文、把茶筅叫竺副帅、把茶巾叫司职方等。这种拟人的手法给十二件茶具赋予了活灵活现的个性，不仅让人了解宋代人对官员之品德要求，达到“以器载道”的目的，也将茶及茶具的崇尚、追求与典雅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度融合。

斗茶中的建盏

从前文宋徽宗的《文汇图》和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撵茶图》、《斗茶图》以及佚名的《斗浆图》等宋代名画里显示的茶盏绝大部分都不是建盏这一事实也可以推断，包括皇帝在内，宋代斗茶所使用的茶盏，不一定都是建盏。这一结论也许出乎很多专家、学者的意外！但是，建盏成为宋代审美文化的标志性风格之一是大家认可的。那么，建盏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文化呢？

我曾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对宋代文化做过简单的描述和概括：刚刚统一天下的北宋人，厌倦战乱，乞求平静、安全、舒适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经过不到50年的恢复和快速发展，宋朝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间富庶和社会发达等方面，远远超过大唐盛世，成为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最繁荣时期。到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产生新儒学——理学，并且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和发展，掀起新文化运动；推广书院制度，诗词、书法、雕塑、石刻、绘画、音乐等艺术都达到新的水平，文学著作丰富，史学家辈出；宋朝的科学改变世界，毕昇、燕肃、苏颂、沈括、钱乙、李诫等科学家辈出，四大发明有三个在宋朝被投入实用。人们生活舒适富足，精神世界充满自信，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六家！形成了一个比唐代更为庞大、文学素养更高、精神世界更为丰富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在这个阶层的引领下，宋朝一反唐代雍艳富厚之风，奉行“合于天意，厌于人意”理念，掀起追求“天工与自然”的美学思潮，无论在诗词歌赋、书画艺术、饮茶文化、瓷器釉色（如汝窑）等方面，都在追慕一种看似平淡无华、但越品越能感觉韵味悠长的意境。从这种角度去看斗茶与建盏的流行，你或许有不同的感悟。

前面提到，范仲淹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前后所作的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描绘的虽然是激烈生动的斗茶比赛场面，反映的却是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之间崇尚精致、古朴、唯美、自然、和谐的氛围和心境。“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这里的“紫玉瓯”就是建盏，建盏成为斗茶（茶道）中关键环节——充分展示茶汤色泽之美，在茶汤入口前构建出令人愉悦的唯美意境。范仲淹和章岷虽然都是北宋官员和诗人，但范仲淹在年龄、官职、才学、名气都比章岷高不少，他俩能在斗茶中相互和韵，足见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精神世界的理念是趋同的。

北宋 范仲淹诗《酬李光化见寄二首》收录于《四库全书》之《范文正集》卷四

范仲淹一生酷爱饮茶，留下涉及斗茶的诗作共有四首，其中《酬李光化见寄二首》中又提到斗茶：“石鼎斗茶浮乳白，海螺行酒滟波红。”石鼎是一种又粗又厚的深色陶制烹茶用具，南北朝时期就有，为爱茶者喜用，既能保温、又能显示茶汤之白色，还有古朴拙雅之韵。黑色建盏的流行来源于石鼎？抑或范仲淹诗中的“石鼎”就是建盏之喻称？总之，从目前能找到的古籍看，范仲淹是继陶谷之后，北宋第二个提到建盏的，如果考虑同时提到建盏和“斗茶”的话，范仲淹是第一人。

北宋 梅尧臣诗《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宛陵集》卷五十六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大概第三位既嗜茶如命又提到建盏的重量级人物，就是北宋诗人、太常博士梅尧臣。梅尧臣生于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死于北宋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他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一诗中，先是描述自唐代陆羽至今茶的发展和武夷山北苑团茶如何如何好，再夸欧阳修的茶道天下第一，接着写建安太守拿来好茶，众人一起品尝，好茶和着诗意，非常惊艳，都醉了，醉得饥肠辘辘，其中一句“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形容兔毫盏与好茶的搭配，是多么相得益彰（“依韵”、“次韵”都是和诗的一些方式）！梅尧臣与欧阳修的关系非常好，他比欧阳修大，还受过欧阳修的举荐，他写诗比欧阳修还早，后来欧阳修的声望超过了他，欧阳修一直称梅尧臣为“诗老”，以示尊重。梅尧臣曾经和欧阳修、尹洙发动过一次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对于北宋诗坛乃至中华民族文化都起到过巨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宋诗的“开山鼻祖”，王安石、苏东坡都深受他的影响。梅尧臣的诗中，与欧阳修直接有关的，包括和诗、交流、称颂、赞美等超过164首！而欧阳修写给梅尧臣的诗有67首、祭吊诗2首、书信46封、送行文1篇、祭文1篇、像赞1篇，可见他俩惺惺相惜、彼此互懂、至死不渝。南宋的陆游更是对梅尧臣崇拜至极。

北宋 欧阳修诗《和梅公仪尝茶》收录于《四库全书》之《文忠集》卷十二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翰林大学士欧阳修，生于北宋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死于北宋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是宋代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对茶更是酷爱至极，不仅酷爱还要求很高，特别是对烹茶用的水，曾经对陆羽所说的天下二十泉进行过考证，并写有《大明水记》和《浮槎山水记》，均收录于《四库全书》的《煎茶水记》中。欧阳修在他的诗《和梅公仪尝茶》中，也提到了建盏：“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酲。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叙述与友人在好季节，用建窑紫盏共品建州贡茶、和诗吟唱（亦为斗茶）的乐趣。这里，建盏是能够展示北宋士大夫闲逸、品质生活的重要用具。由欧阳修带出的学生王安石、苏东坡亦给北宋政界、文坛更带来不小的影响。

蔡襄也是一位斗茶高手，生于北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比欧阳修小五岁。根据蔡襄在文中的自述，因宋仁宗赵祯多次向蔡襄过问建州贡茶之事，蔡襄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前后，给皇上上奏《茶錄》二篇——上篇论茶和下篇论茶器，后因流出引起轰动，在众多好茶官员推崇和要求下，于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二十六日《茶録》定稿交付刊印。三年后，司马光开始写《资治通鉴》。《茶錄》成为继陆羽的《茶经》之后最重要的茶类专著。前文已经讲过，蔡襄在《茶録》中明确告诉大家茶盏的实用功效——茶色白的话宜用紫黑色建盏，盏壁厚适于保温。他那首《北苑十咏》之《试茶》：“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雪冻作成化，云间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更是脍炙人口。建盏之所以全国流行，离不开蔡襄的推波助澜。

北宋 陈襄诗《和东玉少卿谢春卿防御新茗》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古灵集》卷二十四

北宋著名大臣、理学家陈襄在诗中也提到过建盏。陈襄生于北宋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死于北宋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福州人，爱茶，其人公正廉明，识人善荐。他在《和东玉少卿谢春卿防御新茗》中写道：“尝陪星使款高牙，三月欣逢试早茶。绿绢封来溪上印，紫瓯浮出社前花。休将洁白评双井，自有清甘荐五华。帅府诗翁真好事，春团持作夜光夸。”在试茶（斗茶）中，上好的春团早茶，在紫色建盏中，点出漂亮的图案花样，美不可言。

北宋 苏轼诗《送南屏谦师》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东坡全集》卷二十六

大文豪苏东坡生于北宋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比蔡襄小25岁，和蔡襄一样，他十分喜欢茶和懂茶，还酷爱斗茶，对蔡襄敬佩有加。不过，有些文章记载的一段苏、蔡在杭州斗茶故事，却是编造的，事实上他俩不可能在杭州见面并斗茶。苏东坡一生存世3900余首诗中，有近80首关于茶的诗，我找到其中两首明确提到过建盏。一首是《送南屏谦师》，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十月二十七日，苏东坡游览西湖葛岭的寿星寺，在南屏山麓净慈寺的谦师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到北山，为苏东坡点茶。苏轼欣赏谦师点茶之后，非常享受，感受到谦师的技艺非同一般，便专门作诗一首，记录此事并送与谦师：“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凤液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谦师高超的点茶技艺，在建窑兔毫盏中，点出天台乳花、玉川凤液这些世间少有的极品经典之作（玉川即茶仙卢仝的大号），堪比美酒，把苏东坡彻底惊呆。可见，在北宋斗茶高手心目中，建窑兔毫盏往往是和顶级的茶道技艺相搭配的。

北宋 苏东坡诗《游惠山》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东坡全集》卷十

另一首是《游惠山》三首之一：“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颇笑玉川子，饥弄三百月。岂如山中人，睡起山花发。一瓯谁与共，门外无来辙。”惠山即无锡惠山，其山下的泉水——惠山泉被陆羽评定为天下第二泉，在京城的文人士大夫、达官贵人都爱大老远从惠山泉运水来烹茶。苏东坡于惠山，在林间生火，用惠山泉烹茶，将茶汤点入黑色建盏里，明亮的窗外洁净秀丽如画，这一切，真是“色味两奇绝”！一生喝过的茶，这一顿全盖了，你卢仝（玉川子、唐代茶仙）怎么样，你再讲究，还不如我这山野之人，想睡睡想喝喝。这一盏美味，谁来和我共享？

北宋 苏辙诗《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载于《四库全书》之《栾城集》卷六

北宋散文家苏辙，是苏东坡的亲弟弟，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他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嗜茶者。苏辙在其诗《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中，有一句：“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在斗茶中把玩建窑兔毫盏，也是一种非常上档次的乐趣。

北宋 黄庭坚诗《满庭芳 茶》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山谷词》

北宋黄庭坚诗《西江月 茶》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山谷词》

北宋黄庭坚诗《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山谷集》卷十二

北宋 黄庭坚诗《煎茶赋》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山谷集》

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诗人、苏东坡弟子黄庭坚，更是一位嗜茶如命的大咖。黄庭坚生于北宋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他一生写有关于茶的诗超过35首，他在《满庭芳 茶》中有“纤纤捧，研膏浅乳，金缕鹧鸪斑”、在《西江月 茶》中有“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在《有惠江南帐中香者戏答六言二首》中有“螺甲割昆仑耳，香材屑鹧鸪斑”、在《煎茶赋》中有“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沪州之纳溪梅岭，夷陵之压砖，临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于三，则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瓯，瀹鱼眼之鼎者也”等，碰见好茶和重要场合，均要使用黑色兔毫盏或鹧鸪斑盏。

北宋 秦观词《满庭芳 茶词》收录于《四库全书》之《淮海集 长短句》卷中

北宋太学博士、文学家、词人秦观的词《满庭芳 茶词》：“雅燕飞觞，清谈挥座，使君高会群贤。密云双凤，初破缕金团。窗外炉烟似动。开尊试、一品奔泉。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诗中表达斗茶意境，在紫黑色建盏的衬托下，展现一派祥和朦胧寂静之美。秦观生于北宋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死于北宋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字少游（即大名鼎鼎的秦少游），其才华很受苏东坡、王安石器重。在秦观的诗词里，能发现独特的审美境界，他擅长使用精美凝练的辞藻，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光，抒发迁客骚人的愤懑和无奈，传写凄迷朦胧的意境，营造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秦观因此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

北宋 释德洪诗《无学点茶乞诗》收录于《四库全书》之《石门文字禅》卷八

北宋 释德洪诗《与客啜茶戏成》收录于《四库全书》之《石门文字禅》卷十

北宋还有一位颇有争议的诗人释德洪，在诗中提到建盏。释德洪，生于北宋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死于靖康之难之后的公元1128年。他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两点，一是其经历复杂、人品一般，曾因冒名剃度而被判刑，又因牵涉其他案件而多次坐牢；二是在编撰《四库全书》时，纪昀（纪晓岚）等人发现，释德洪的诗很多是假托黄庭坚等人之名而作，目的是标高自己以追求名利，还发现他众多弟子故意拿他的诗和苏东坡、黄庭坚的诗去比较以抬高其身价。他在《无学点茶乞诗》中有”鹧鸪斑中吸春露，如未沾着则鲜趣“、在《与客啜茶戏成》中有”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津津白乳冲眉上，拂拂清风产腋间“等诗句提到建盏，但意境一般。

北宋 赵佶著《大观茶论》收录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现在该说说宋徽宗赵佶了。赵佶，生于北宋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死于金国金熙宗天会十三年即南宋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因宋哲宗无后而终，在北宋宋哲宗元符三年即公元1100年时，赵佶由端王替补成为大宋皇帝。宋徽宗除了治国理政一塌糊涂之外，兴趣爱好颇为广泛，什么道教、书法、绘画、音律、喝茶、斗茶无一不精，是一个典型“不务正业”的帝王。说到斗茶，现在有不少书籍说是宋徽宗创造的、发起的，这是个错误。我前面举那么多文人士大夫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宋徽宗出生之前，斗茶和建盏在北宋就已经十分流行。当然，宋徽宗作为皇帝，对斗茶的痴迷与参与，客观上确实把斗茶和建盏推高到更加火爆的程度。宋徽宗还在蔡襄书籍《茶錄》基础上，写出了《大观茶论》。《大观茶论》成书于北宋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篇，已成为我国当代和日本茶道的经典之源。《大观茶论》的”盏”篇，颇有深刻的见解：“盏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徹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把建盏在点茶、斗茶中的作用，从技术和操作层面已经说得清清楚楚。那么，建盏在斗茶中的作用仅仅如此吗？

北宋 赵佶作宫词 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二家宫词》卷上（明毛晋编》

我们从明代毛晋收录宋徽宗赵佶创作的一段宫词“螺钿珠玑宝盒装，琉璃瓮里建芽香。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入醉乡”可以看出，宋徽宗更看中的是整体搭配，他认为螺钿珠玑需要用宝盒来装、北苑团茶要放在琉璃瓮里、顶级的茶汤必须用兔毫盏来烹制，只有这样搭配，才能相得益彰。

宋徽宗赵佶绢画——听琴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我曾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里讲过，宋徽宗赵佶是一个造诣很高的艺术天才，他的字、他的画、他的诗词、他喜欢的汝窑、他钟爱的建盏，人们总能从中体验到一种意境——一种与大自然生命融为一体的空明无尘、大势若静、大态若凝。这是一种很高远的艺术家审美意境，如果我们从这种境界的高度去看建盏的美，就不仅仅是“盏黑能衬托茶汤白色”那么简单了。

宋徽宗赵佶书画——蠟梅山禽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艺术群星璀璨、审美意境高雅的巅峰时期。进入元朝，野蛮统治使中华文化受到一定破坏。这就能解释中华民族的审美观，自元朝开始为什么出现断崖式下滑，以至明代文献把建盏写成“又黑又笨又丑”的、俗不可耐的东西！清康熙皇帝做六十大寿时，皇亲国戚、满朝文武都把收藏的各种精品古瓷器当成重要礼品进献康熙，其中却没有一件建盏！

宋徽宗赵佶书画——瑞鹤图 辽宁省博物馆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日本人自宋朝之后，对建盏就一直保持持续不断的痴迷，因为他们懂得宋朝人的审美观、知道建盏美在哪里、懂得如何去欣赏建盏的美。

宋徽宗赵佶的书画真迹

应该说明的是，在现代，从上个世纪到现在的这轮建盏“热”，也不能代表审美观的回归。大家知道，这轮建盏热，主要是因为建盏在拍卖市场屡创新高的引发的，是一种“趋利”性畸形”建盏狂热“。在这轮建盏热里，A货制造者、经销商、收藏者们真正懂得欣赏建盏的，却是极少。

南宋 陆游诗《斋中杂题》《无客》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宋诗钞》卷六十六、六十七

从南宋开始，皇帝不再大张旗鼓斗茶，文人士大夫们的赏茶风气也没有北宋那么火爆，但却不乏爱茶名士，他们在诗中不仅写到茶，还写到建盏。一个是南宋文学家、史学家、诗人陆游。陆游生于北宋宋徽宗宣和7年（公元1125年，两年后北宋灭亡），死于南宋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一生笔耕不断，共创作一万多首诗，存世9300首。陆游在诗《斋中杂题》中写道：“列屋蛾眉不足夸，可斋别自是生涯。闲将西蜀团窠锦，自背南唐落墨花。棐几砚涵鸲鹆眼，古奁香斮鹧鸪斑。绝知造物殷勤意，成就衰翁到死闲。“在诗《无客》中写道：”今日了无客，翛然尘柄闲。砚涵鸲鹆眼，香欣鹧鸪斑。木落风初劲，云低雨尚慳。西湖未暇到，卧看曲屏山。“

南宋 杨万里诗《和罗巨济山居十咏》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宋诗钞》卷七十一

南宋 杨万里诗《《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宋诗钞》卷七十五

另一个是南宋著名大臣、文学家、诗人杨万里。杨万里生于南宋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10月，死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这年正是蒙古铁木真称汗为成吉思汗之年），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作品有四千二百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在诗《和罗巨济山居十咏》中写道：“只拥书千卷，何须屋万间。新堂傍溪水，大字署蓬山。恰有乘风客，来分半日闲。自煎虾蟹眼，同瀹鹧鸪斑。”在诗《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中写道：“头纲别样建溪春，小璧苍龙浪得名，细泻谷帘珠颗露，打成寒食杏花饧。鹧斑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杨万里的诗就像建盏中的一盏茶汤，浅显易懂、清新自然而沁人心扉……

结束语

本文初稿在春节假期中完成，因为家里装修未完，也难以抽出太多时间进行修改，只能断断续续进行。这次趁清明小长假之际，特将本文改完发出。夫人在给本文修改错别字时，提醒我主题不是茶而是建窑，别跑题。好吧，删去后面5000字。不过，剩下关于茶的文字还是多了点，但就是舍不得删掉，毕竟我是以陶瓷文化的由头来写陶瓷，没必要有过多的套路，想到哪写到哪，我又不是畅销书作者，不需要千方百计讨读者的喜欢。我唯一的动力，就是把我想说的写出来，这就足够了。更何况，本文也是我对宋代茶道文化的一种诠释和理解，删掉十分可惜，留着，或许能有引起一些人共鸣——您会是知音吗？

不管如何，您看到这里，说明您已真正阅读了本文。您的阅读已经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谢谢您！

感谢文后“参考书籍、资料”栏所列的所有古籍、现代书籍、专业杂志文章的作者，这是我大部分视野、知识、观点的来源，尽管我有些观点和所列专家、学者可能不一致，但我亦从中受益良多。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搜索。在此一并致谢！

如读者对这些古籍、现代书籍、专业杂志文章感兴趣，可以联系我。

4月6日，是我毕业30年后返西安母校看看的日子。我的母校西安交通大学，一所成立于1896年、为共和国培养众多高素质建设者的低调高规格学府。在这里的四年，是我作为一个大山里的农民娃实现人生转折的四年，也是我思想起步的四年，更是我获取不竭精神动力的四年……对于母校，一贫如洗的我无以回报，就以本文的发布，作为给母校的献礼吧，祝愿已有123岁的西安交大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就像古老的中国陶瓷一样，向着千年学府、万年学府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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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9年4月6日于西安

参考书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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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陆羽著《茶经》收录于《四库全书》

唐代 卢仝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载于《四库全书》之《全唐诗》388卷

唐代 张又新著《煎茶水记》收录于《四库全书》

唐代 吕岩（吕洞宾）著《大云寺茶诗》收录于《四库全书》之《全唐诗》858卷

唐代 温庭筠著 《采茶录》载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晚唐五代 苏廙著《十六汤品》收录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北宋陶穀著《清异录》 卷上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范仲淹著《范文正集》卷二、卷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叶清臣述《述煮茶泉品》收录于《四库全书》之《煎茶水记》

北宋梅尧臣著《宛陵集》卷五十六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欧阳修著《文忠集》卷十二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蔡襄著《茶録》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蔡襄著《端明集》卷二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陈襄著《古灵集》卷二十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苏轼著《东坡全集》 卷十、二十三、二十六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苏辙著《栾城集》卷六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黄儒著《品茶要录》载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北宋 黄庭坚著《山谷词》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黄庭坚著《山谷集》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黄庭坚著《山谷诗》收录于《宋诗钞》（清代吴之振编）卷二十九

北宋 秦观著《淮海集 长短句》卷中 收录于《四库全书》

北宋 唐庚著《斗茶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北宋 赵佶（宋徽宗）著《大观茶论》收录于《说郛》（明代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北宋 赵佶（宋徽宗）作宫词 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二家宫词》卷上（明毛晋编》

北宋 熊蕃著《宣和北苑贡茶录》载于《四库全书》之《说郛》（明陶宗仪编）卷九十三

北宋释德洪著《石门文字禅》卷八、卷十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杨万里著《江湖诗集》收录于《宋诗钞》（清代吴之振编）卷十一

南宋 杨万里著《朝天集》收录于《宋诗钞》（清代吴之振编）卷七十五

南宋 陆游著《剑南集》收录于《宋诗钞》（清代吴之振编）卷六十六、六十七

南宋祝穆著《方舆胜览》卷十一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二、四收录于《四库全书》

南宋 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二“进茶” 收录于《四库全书》

元代 托克托主编《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论》卷下收录于《四库全书》

明初 曹昭著 王佐增补《增订格古要论》卷七 收录于《续四库全书》

明代 许次纾著《茶疏》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

明代 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一“物部三 茶“列入《四库全书》禁书

宋代五大名窑之定窑瓷器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北宋是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香江国际古董瓷器鉴定公司表示北宋中后期，定窑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瓷(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瓷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瓷器鉴定专家表示定瓷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画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印花以花卉为主，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等，也有鸳鸯、龙凤、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讲究对称，工整素雅的白釉印花定器历来被视为陶瓷艺术品中的珍品。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简洁，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用单齿或双齿梳篦状工具，刻画出由深、浅不一的主线与辅线相衬构成的物象，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装饰题材以花果、莲鸭、禽鸟、浮鸟、云龙等为主。

瓷器鉴定专家表示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定窑瓷器中有不少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艺术品。

宋代五大名窑的汝窑瓷器遗址在哪里

汝瓷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位居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首的汝窑，汝窑瓷器传世品不多，据统计只有60多件，而且汝窑窑址一直直未必发现确切地址。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陶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叶喆民先生先后到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考察，都未能发现汝窑的整器和窑址。

汝窑之名当然来自汝州，汝州的设立起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但名称废立频繁，管辖的地域也不断更变。隋唐亦是，名称用过伊州、襄城郡；唐肃宗时（758年），又改临汝郡为汝州。唐代名相姚崇姚元之，本是陕州人，后来迁居汝州，也算汝州人。姚崇历仕则天、中宗、睿宗三朝，两次拜相并兼任兵部尚书。他曾参与神龙政变（推立中宗），后因不肯依附太平公主，被贬为刺史。唐玄宗亲政后，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进拜中书令，封梁国公，辅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与房玄龄 、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升汝州为陆海军节度，属京西北路，领梁县、襄城、叶县、鲁山、龙兴五县。宣和二年（1120），因龙兴县境内有白酒酿造、冶铁工场、汝瓷烧制等，物宝源丰，故敕名“宝丰县”。

那么，汝窑的窑址到底在宝丰县什么地方呢？历史的机遇留给了在宝丰县陶瓷厂工作的一个农民，叫王留现。1985年夏，他听说大营镇清凉寺村有户村民的红薯窖塌了，无意中发现一件瓷器。王留现急忙赶去查看，见是一只盘子，他当即以600块钱买下，并拿到上海博物馆与展出的汝窑器对照鉴别，蟹爪纹、香灰胎、鱼鳞状开片、裹足烧、芝麻钉等特征都吻合。1987年5月，上博依据在清凉寺村采集到的、与传世汝窑器完全相同的46块碎瓷片，与王留现捐献的汝窑盘，首次向世人宣布：汝窑窑址就在宝丰县清凉寺村，引起业界轰动。

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鉴别方法

宋代瓷器的五大名窑是哥、汝、官、定、钧。因为存世的瓷器非常少，所以见不到实物，因此给瓷器鉴别带来了难度，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鉴别方法，方便瓷器爱好者怎么鉴别五大名窑。

1.定窑

定窑窑址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东西燕川村及北镇村一带。曲阳自唐代起属定州（今河北定县），故名为之定窑。窑址距曲阳县城30公里，地处太行山东麓余脉。定窑瓷是我国最早的白瓷之一，是唐代开始，五代时发展，宋代盛行，除白瓷外，也烧酱釉、黑定、绿定等有色瓷器。定窑瓷在元中期已停烧了。定窑瓷器有的在底上有“官”、“新官”、“易定”的款字。定窑器、器形多、胎薄、釉有泪滴痕，有竹刷痕迹。在器面上有刻划的纹饰和印压的纹饰。纹饰线条活泼、流畅，在薄胎上的刻划深度适中，造型轻巧而又静雅，如龙头净水瓶、圆盒、盖罐等大小十分适中，花纹非常流畅，瓷枕与其他瓷胎造型都十分精美。

在曲阳烧出的定窑的胎瓷后，各地窑口大量学习制作，仿出了很多和定窑瓷相差不大的白胎白釉瓷，也烧制了一些酱釉，绿釉的定窑式样的瓷器，如：北方的辽制作了很多类似定窑的产品。但是由于工艺、技术、胎、釉原料等方面的原因都达不到真正的定窑标准，所以人们也同样称这些其他的窑产的定窑式产品为定窑系产品。因此要掌握真正定窑产品的特征才能在实践中认出真定窑产品还是窑系的产品。

定窑唐、宋釉的区别

唐定色灰宋发黄，宋时泪滴灰点唐。

南宋生硬北唐轻，黑定无色暗点藏。

注解

唐朝就有定窑，那时和宋早期的定窑相似釉色显白中泛灰，有灰点，北宋时发黄，南宋时瓷较硬重，而北宋和唐时较轻，黑定几乎无泡，黑中有灰白麻点。

定窑釉的老化

浮亮釉层脱不匀，釉面可见蝇翅纹。

气泡两层下层小，水泡在上鱼籽匀。

釉像油漆下干泡，鉴别定窑眼有神。

注解

表层釉老化后的亮度和脱釉处的亮度差别大不均匀，细看可见到脱釉处像苍蝇翅膀纹一样的小块块，俗称蝇翅纹，气泡上层比下层的大，上层是有亮度的水泡像鱼籽大小，下层是小干泡。釉面有点像油漆刷过的。有的件几乎全是干泡。

定窑看口看釉

定窑芒口胎白腻，积釉泪痕黄如玉。

注解

定窑芒口就是器的口沿没有釉，胎是白色、有牙白、赭白等等。胎和釉面细腻，有积釉泪痕呈流淌状、黄如白中微黄的玉色。

绿定鉴别

缘定胎色宋白黄，宋时泪滴厚釉长。

釉绿不均南北宋，釉绿若厚大泡藏。

注解

晚唐朝时就有绿釉器，宋代绿釉定瓷胎白中泛黄，绿釉明显不均有流淌现象，釉厚的地方泪滴较长，厚釉部位釉大泡。

真假定窑瓷

假定真定可辨说，真假泡儿差不多。

真定竹刷泪滴活，防品刷滴假相多。 注解

真泡亮光难见底，防泡见底光不多。

高仿得假定窑可辨认，真的定瓷泡光亮不见泡底，虽然真定釉面无贼光，防定贼光纹呆拙。泡大小稀疏差不多，但是单个的看一个泡的形状色泽是不一样的。假的从泡的外层能看到泡底部，而真的是不能看到泡底的。从器件的外壳也可看出色泽是否有贼光，真的纹饰竹刷，泪滴显活泼，假的呆板明显有假相。

定瓷年代窑系原因

唐定显白带泛灰，白青青白早宋成。

泛白用煤北宋晚，定窑系中各一堆。

定窑瓷中有鎏金，色料铜铁绿红黑。

唐代烧的白中泛灰，有的有灰点，白中泛青，泛青的在宋代时烧出，北宋晚期用煤烧过。定窑系是指各有窑的省仿烧的定窑器，但不能和河北曲阳的精品比。曲阳烧的为正宗，对镶嵌的器件要看锈色及撕开的端面，这样可以鉴别镶嵌金属器是真是假，定窑有镶嵌的器品。

定窑各年代釉层的观泡

定窑早期白泛青，层上大泡亮如珠。

深层布满小实泡，大泡齐列但稀疏。

乳白牙白鱼籽小，大小都有深小珠。

但比泛青泡要少，牙白层间大小出。

注解

早期定窑器件白中泛青上层泡大而亮，深层布满小实泡（干泡）大泡整齐而稀。乳白釉和牙白釉的泡像鱼籽，也可说像小蚂蚁卵，大小泡都有，小珠泡在深层。但是泛青色重的釉泡就少。

定窑观泡简句

小泡深密鱼籽珠，大泡青亮齐又稀。

乳牙二白大小泡，泡少层间大小出。 注解

同上，只是句子缩短，为方便背诵、记忆。

黑定紫定篇

紫定白定泡不同，黑定紫定少泡溶。

黑紫釉少才有泡，脂挂紫金土砂行。

好似松香绞砂形，黑紫以铁来呈色。

控温掺铁比列灵，定窑瓷美变无穷。

注解

定瓷分白定、黑定、紫定、绿定、蓝定等。黑定和紫定是很突出的。在宋代烧成并且非常成功，都是白胎，器形很代表时代，是古瓷器中难得的。用三四十倍的显微镜看，在釉薄的地方有泡，色彩深的地方几乎看不到泡，泡大、小都有，每件器物之间也不一样，但它们釉层下都像松香调砂一样的雾沼沼的釉层。这要用定窑的各种特征去鉴别。但黑定紫定都是铁烧制成的，色度和沾紫金砂土釉浆的多少，和含铁情况有关。

白定、甜白、康熙分辨泡

三种泡儿一个相，胎色泡亮三种样。

青白黄干亮分清，甜白显干定泡亮。

康熙胎黄灰又干，釉色器底各有样。

注解

白定、甜白、康熙瓷的泡情况差不多，但是定窑亮泡多，甜白、康熙亮泡和定窑相比要少，康熙时期的瓷器的胎和泡黄灰色，而甜白显白和青色。当然从釉色，足型胎釉上也可以增加分辨因数和内容。

2.哥窑

在考古界和瓷器的专家目前多数认为南宋时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浙江建窑，兄建的窑为哥窑，弟建的窑为龙泉窑。

哥窑紫口铁足、器形多仿青铜器，造型古朴典雅，有尊、瓶、簋、炉、洗等。以供器为多，哥窑是宋五大名窑之一，专家学者对北宋哥窑认为这种类型的瓷最早源于河南省，而南宋官窑在浙江、乌龟山。《宋元瓷器真伪鉴别与价值评估》一书中说：迄今未找到确切的窑址。哥窑瓷器和官窑有些相似。如：都开片，都是金丝铁线，都是支钉和垫砂两种烧法，以支钉为主，都是紫口铁足，都是古朴典雅。南宋产品都是浙江乌龟山一带烧造。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如：哥窑看起来有出汗感觉、哥窑器口比官窑厚。

官、哥两窑在鉴别上是可以区别的。这要认真、细心是可以鉴别的。如：官窑看起来上扬，而哥窑不是这样，哥窑厚重，官窑口薄等。这些都是区别的依据。这要反复的认识实践才可以练出眼力，感性经验是需要长期实践的。

官哥瓷区分

官哥区分型和釉，也看器口和厚重。

紫口铁足官哥有，官窑口薄釉竖用。

器形古朴口上扬，胎薄是官确坚重。

哥窑出汗线左旋，胎体不薄确厚重。

器口釉凸有水渍，官窑釉亮哥出汗。

官哥区别要慎重。

注解

对官窑哥窑要抓住几个主要的区别点。官窑的器形多数是由青铜器发展来的，哥窑不是单从釉上也可看出，但哥官窑两窑的瓷器都出现紫口、铁足，也都开片，都是灰胎，这是共性，但有几个重要的不同点：

口：官薄、口釉淌、竖向水渍，口上扬；哥口厚、釉厚有横向水渍。

釉：官釉亮；哥釉有出汗相，官没有汗相。

开片：官竖线长、横线短、线方向不定，横线根粗稍细；哥竖线长、横线短、竖线多左旋。

胎：官薄，但坚重；哥厚，没有官坚密重。

哥窑

哥窑窑址没发现，明显金丝和铁线。

鱼籽蟹爪百圾碎，胎体厚薄都可见。

粉青月白米黄色，釉面光泽如肤汗。

注解

哥窑金丝铁线明显，泡似小小鱼籽、有蟹爪纹、俗称百圾碎、胎厚薄都有，色粉青、月白、米黄都有。釉面有肤出汗的感观。这是哥窑的最大特点，近些年有报道说窑址在浙江省乌龟山。

哥窑看泡线型口

小泡密乱不太均，大泡均称浅层守。

哥窑水渍支钉有，水渍顺着口沿走。

细碎纹片鱼籽纹，紫口铁足汗光瞅。

口釉外沿有凸感，胎釉厚重超过汝。

哥窑釉厚胎灰色，灰胎施釉粉红有。

还要观察线走向，假的釉子过于厚。

区别需要多过手，铁线多向左旋走。

大线多黑上下行，小线横行短小走。 开片大小粗细清，内反线迹小钉钮。

大线小线分两色，各条都对别离手。

哥窑小件比较多，杯盘洗瓶确都有。

小泡零乱不太均，大泡均匀浅层守。

注解

哥窑的器件口上大多数有水渍，水渍顺着口沿走，存在着显白色的水渍。（水渍：即口沿在高温下釉熔化的流淌痕迹。）有细碎纹片、紫口铁足，有皮肤出汗一样表层的釉光，这是最明显的，口沿外釉有凸感，支钉烧造，器件厚和重都超过汝窑，胎显香灰色，多数铁线由上而下显现出向左旋的裂痕，痕迹小的线多横行的是，短的小线，断线不长。有支钉是隐现的印迹，有支钉的件不一定是铁足。而垫圈的出铁足的多、哥窑是裹足，但是裹圈足立圈（即：足壁）不裹圈底的也有。而汝窑大多数一直裹到足底，大线左旋和窑车旋转方向及火走方向、胎、釉裂等因素有关，通过大小线、器件的器口也可区别官哥窑的器件。

哥窑观泡

哥窑气泡像官窑，区别层上把泡瞧。

泡大层浅变化小，均匀不深认哥窑。

注解

哥窑的釉泡像官窑，不同点是大泡层浅变化小，均匀。

哥窑简句

哥窑像官但层上，小泡均匀少变样。

注解

同上篇。

官哥互比

竖官横哥看水渍，官大哥小来观器。

薄胎厚釉是官窑，相比双薄哥窑毕。

玉质滑润是官窑，薄釉出汗哥窑遇。

官线短毛不横穿，金线根粗尖确细。

注解

官窑的口上水渍竖着淌，哥窑水渍横向走，胎釉厚是官窑，特别是口上扬而薄，而哥窑胎厚釉厚，口厚不上扬，玉质滑润是官窑的特别之处，釉相比哥窑比官薄，但哥釉显出汗，官窑金线几乎不穿竖线，金线短，根粗稍细像牛毛纹。

官窑

官窑是北宋兴起的一个官用窑，但北宋的窑址有说在河南开封地下的但至今没有找到，南宋的窑址在今杭州乌龟山西麓，南宋郊坛故址附近，故名郊坛下。对北宋官窑址迄今没定，因此说法不一，在宁云龙编著、杨静荣作序的《宋元瓷器真伪鉴别与价值评估》一书中又说根据史料和调查认为修内司官窑应在山西降县一带。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造型十分丰富、有香炉、鼎式炉、洗、瓶、尊、簋、盘等。造型古朴，其造型显得上扬，仿商代青铜器的器形多。胎随厚，但口薄挡手，胎密、质坚，胎色灰、灰黑、体重、有开片，称金丝铁线。铁线竖着走，金丝横着走，但金丝不穿过铁线。若穿过铁线，铁线是有距离的断线。开片中有蟹爪纹、冰裂纹、鳝血纹、百圾纹、鱼子纹等。支钉和垫砂两种烧法。支钉痕迹比汝窑大而圆。支钉以三、五、七奇数为多见。烧制中用紫金土化妆胎表。

釉色有天青、粉青、灰青、米黄色、釉面厚而晶亮，官窑基本没有发现带款识的。足底有釉。其支钉露胎处，因化妆土的原因小小的支钉处反映的色灰、黑、香灰都有。

在宋代以后历代都仿烧过，但都不能烧出宋代所特有的特征和古朴的神韵。

3.官窑

紫口铁足官窑现， 釉细润厚超胎限。

瓷器足部本无釉， 烧后黑色都可见。

口部釉薄显胎骨， 粉青翠青价上万。

口诀也很清楚，器口薄，釉也薄，胎重，达到釉最薄，圈足无釉，有黑灰胎，也有开片，特点是金线粗糙并且稍细，不穿过铁线，粉青、翠青贵重。

官哥窑瓷辨

官哥难分不好瞅，一提就知有没有。

紫口铁足官更显，胎薄竖重紫薄口。

注解

官、哥之分，用手一提重量，再看口的厚薄及水渍走向，就可以断清楚是哥窑还是官窑，官窑口薄体重，水渍竖着走，而哥窑水渍是横着走。

宋官窑瓷

体薄如定口上扬，釉如龙泉淌口旁。

开封修内郊坛下，胎重坯薄产地详。

重超几倍薄如定，记住特点和特长。

亮如龙泉又似钧，开片如哥口薄当。

北宋胎薄南宋厚，南北宋朝可分详。

注解

器体口上扬，口的釉有流淌迹，有书称北宋官窑产在河南开封，南宋产在杭州乌龟山修内司郊坛下，胎质至密而重，相当定窑的几倍，亮如龙泉，也如钧，开片如哥窑，口薄、胎灰，底有釉常裹足，口色泛紫。

官窑瓷鉴

官窑胎薄光透坯， 釉厚多层有垂滴。

金线较多铁线少， 铁足深层香灰坯。

天灰蓝青如蜡润， 传世收藏沿世袭。

注解

官窑很少见。特别贵重，口诀中已基本说清特征和感观，书中说：“官窑几乎没有出土的，大部分是传世的。”

官窑看纯

官窑开片不简单，官窑横线少横穿。

官窑横线稍上细，好似牛毛认真观。

注解

器体薄、口显上扬，口沿边用手摸，有挡手感、口边釉有向下淌痕迹，口薄像定窑，相传产生在河南开封修内司郊坛下、胎至密而重，相当于定窑器的几倍、釉面好，光亮如龙泉，也像似好的钧釉瓷，开片如哥窑，胎灰、底有釉，常裹足、口色泛紫、横线（金线）不穿过竖线（铁线）金线常有蟹爪纹，有的线如牛毛。纯的官窑器，烧的又好，又是宋代的很难找到。

官窑辨别

官胎黑褐灰浅灰，胎质坚密不是吹。

哥窑官窑重超汝，官窑坚重哥难追。

用手一颠知*，不离十才有真威。

造型端庄大堂用，小巧秀薄庙供威。

紫口铁足胎不厚，补口釉凸口褐灰。

开片线色是内出，器物少雕仿铜威。

开片色多大小有，多层泡儿釉中披。

官窑少有入土器，多是传世土来非。

釉色月白天青青，褐青黄青各青灰。

官窑历史多地烧，胎釉多变不是非。

注解

官窑胎黑褐、灰、浅灰都有，这是从露胎的足看的情况，胎质坚密，它同哥窑一样重量超过汝窑，但重量比哥窑还要重一些，用手一颠就感到重，造型古朴端庄，常用在殿堂礼祭当供器。一般小巧，胎重器口沿显薄，紫口铁足胎坚而比哥窑薄，外口的釉有凸起不平感，也有口不是紫色而发黄褐灰的，开片线迹由内应力运动而出，很少雕纹饰，大部分部件仿青铜器，开片大小都有，泡多层，不均。

官窑器入土的少，多传世器，器多月白、天青、褐青、黄青、灰青，这是因为官窑是很多窑烧的关系，所以胎色、釉色也多。元、明、清也都制作过官窑器，但都带有本朝代的特征，不能和宋官窑相比。

官窑哥窑区分的方法

历史官窑难区分，金丝铁线一样真。

紫口铁足也一样，口薄是官无汗真。

注解

官窑瓷、哥窑瓷是很难区分，因为两窑瓷器的特征很相似。但重点观察瓷器的口沿，从口沿的厚薄、釉水渍的走向、釉面是否出汗，是可以区别官窑瓷、哥窑瓷的。

官窑看泡简句

官窑泡密大小见，深浅不匀都显现。

官窑看泡大小都有，深浅不均，密而乱，以中小泡为多。

注解

看官窑

官窑横线少交穿，横线若穿竖短弯。

线迹尾端渐渐细，胎薄釉厚香灰般。

釉质如同玉质感，晶莹比哥亮晶鲜。

线迹多显鳝血红，胎薄体重别放宽。

裹烧支钉多而小，紫金胎土口紫先。

胎色釉色有多种，三地烧造都是官。

官窑比哥器件大，大小区别也须参。

注解

官窑器的开片横线很少穿过竖线，如果横线穿过竖线走向时肯定竖线断开了很大距离，或者是竖线转弯了。开片的线末端是渐渐变细。

胎是香灰色、胎薄而重，特别是官窑器的口薄、胎质至密坚硬，釉子亮晶、线迹如鳝鱼血，裹足釉子、支钉烧钉迹较小，口显紫色，因用紫金土烧造而成，胎色除灰色还有多种色但都偏灰，有酱粉色时圈足部位也是酱粉色的。烧官窑器有三个地方烧造。

官窑篇

亮如龙泉薄如定，用手一提非常重。

开片如哥质坚硬，且看紫口庙堂供。

注解

官窑釉好而亮，体重、古朴像青铜供器，开片坚硬。口沿薄如定窑，有挡手感，但没有超过哥窑。仿青铜器的造型多。

4.钧窑瓷器

钧窑瓷在北宋时就生产，到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继汝窑之后在河南禹县（当时称钧州，故名）。以当时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为最有名。烧制品为最好，是烧制皇室用瓷。这种窑的瓷先烧素胎，出窑后施釉进行二次烧制，以铜掺入釉料，使其产生泛红色的釉面。在高温下产生窑变现象千变万化，有玫瑰色、有天蓝色、天蓝葡萄紫、有自然流淌出的蚯蚓走泥纹、底上有蟹甲绿和记大小规格的数字，如：一、二、三、四。这些数字恰似数字款。钧窑器造型古朴典雅、釉面自然。

以宋早期到目前的历史长河中。钧瓷的出现量、仿制量都有所增加。要能认出宋代好的钧瓷器件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这要有断代能力才能分辨出来是宋代的还是元代的、明代的。要了解钧瓷的特点，才会知道钧瓷时代特征，也要学习鉴别技术。

钧窑

胎骨坚如铁，铜红釉器也。

叩之出铁声，紫褐浅灰结。

二次烧为绝，蓝青白如雪。

变化万色云，曲流为特写。

釉淌补裂纹，蚯蚓曲爬也。

玛瑙掺釉中，万花的世界。

注解

钧瓷几个朝代都烧，要找宋代的就要注意鉴别，看宋代的各种特点，用三四十倍放大镜看，釉流淌有旋涡，有蚯蚓走泥纹，窑变万千像万花筒，釉中含铜。

钧瓷几个朝代的不同

钧瓷宋元明清烧，代代不同各有招。

宋钧胎釉为最好，元差清细神韵孬。

元钧胎粗又含砂，清钧细制胎又糙。

注解

钧瓷在历史上几乎没间断过，但是人们追求的是宋代的钧瓷，但是很少，而元钧和清代钧窑是有区别的，如果分代是可以分的。如：宋钧釉好、胎好，元钧粗糙，清钧过细，但釉面及瓷器的神韵是不够的。

宋钧

钧窑常常带斑红，高温釉中含有。

红斑蓝釉有过渡，蚯蚓走泥纹路行。

蟹甲青斑胎泥细，高岭土久亿年成。

注解

钧窑红斑是釉中含铜所出现的，红斑和其他釉色交接处有一过渡的是宋代的。元代的过渡差一些。有蚯蚓走泥纹，有蟹甲绿，足有满釉的少，胎质有泥质成为宋产。砂质的为元代的。应该说，钧瓷和景德镇瓷用的高岭土瓷胎是有区别的，和其他窑口用料也不一样。

宋元钧瓷鉴

宋钧釉活到圈足，元钧釉呆不到足。

宋器简单少雕琢，红斑过渡蟹青熟。

蚯蚓走泥兔毫在，瓷胎色釉鉴自如。

宋钧窑釉活，釉到足圈、元钧釉呆板露足多。宋器少雕琢，蚯蚓走泥纹明显。有的是兔毫纹，红斑有过渡边沿，有蟹甲绿，釉好胎如泥为宋。足粗走泥纹不活为元。

钧瓷五色

玫瑰红色海裳红，天青粉青月白青。

窑变出色十几层，各色釉亮白不明。

注解

配釉采用铜磷铁锡等多种元素，分别配制，分层挂釉，使釉层结构复杂多变。钧窑五色：天青、粉青、月白、海裳红、玫瑰红，如果再加上交叉色那就多了。钧瓷号称千年不变色，证明釉好，但白色部位不太亮，胎釉常常带有棕眼。

钧瓷辨认

官钧民钧历代钧，断代分钧怎么分。

官钧稳重多下坠，质坚胎硬扣铁音。

多次施釉显肥腻，流淌曲线扶感亲。

蚯蚓走泥有动感，紫红窑变飘渺真。

民钧金钧和元钧，数字大小把器分。

蟹甲绿斑护胎釉，胎质粗糙釉不均。

走泥呆板釉不活，看足釉胎把代分。

金钧胎粗色发黄，足釉半截是元钧。

堆贴镂划重又大，釉淌面粗元代钧。

元后各代仿钧胜，胎粗釉呆器失真。

注解

钧窑代代没停过一直有烧造，也分官钧、民钧。官钧稳重，器有下坠感，胎质坚硬，扣之声音如铁，多次施釉显得肥腻，有流淌的曲线感，手能抚摸到，常有蚯蚓走泥纹，有流动感，有的有紫红色的窑变飘渺如真，底有蟹甲绿斑，有护胎釉，有数字如款号的大小，数小的大，数大的小。民钧和元钧走泥纹呆板，胎质粗糙釉不均。

金钧粗而发黄露胎多。

元钧几乎仅有大半截釉。

元器重而大，喜堆贴纹饰，釉流淌严重。元以后仿品虽精，但纹饰呆板，失真不活。

断代主要原因靠胎、釉、纹饰，如：宋不加装纹饰，元半截釉，金元胎黄褐，显粗糙。

均瓷观泡

均窑铜红大泡出，泡在水流旋涡突。

温润色浅光环围，窑变天蓝泡更疏。

釉色流动不如红，天青泡多密不疏。

大小都见不分层，月白釉中泡不出。

红斑器物泡很稀，蚯蚓走泥均小珠。

注解

均窑观泡铜红釉是大泡，泡像在漩涡中。温润色浅，有光环围着泡。天蓝釉泡更稀，但釉的流动状态不如红釉，天青泡多密，釉没什么流动感，大小泡都有，几乎在一个平面上，不分上下层。月白釉中泡很少几乎不出泡，红斑器物泡很稀散，蚯蚓走泥纹都是小泡。

钧瓷观泡釉简句

铜红泡大旋涡出，色浅温润环中孤。

变蓝动感不如红，天青泡多大小突。

月白无泡红斑稀，蚯蚓走泥均小珠。

5.汝窑

汝窑在河南省的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宋代时属汝州）故名汝窑。汝窑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这种瓷胎不太厚、釉色有天青、天蓝、粉青、三彩等，是一种非常不一般的窑口、汝窑瓷釉色好看，而且釉光莹亮，在光照下有不同角度出现不同色度之说。器形以小型为多，常见的为洗、炉、尊、长颈瓶、盂、钵类。

汝窑有开片、底为支钉烧造。

过去认为汝窑在历史上仅烧20余年(在2000年后由铁源著《宋辽陶瓷鉴定》一书中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汝窑烧造时间为北宋初至北宋晚期的150余年，烧造的器物既有宫中传世品，也有民间日常生活用瓷，不反对汝窑的“官窑”性质，又将“民汝”并入汝窑。这种观点是随现代考古挖掘的出现，来认识的，这也是拓宽了人们对汝窑瓷的认识眼界和收藏需求，当然也对官汝、民汝、好的、差的等问题产生了鉴别上的需求。汝窑的款识有“奉华”、“蔡”、“甲”、“乙”、“丙”、“丁”字等，字以微凸雕为佳，在五大名窑中常有以汝窑为魁之说。但如何能鉴赏到好的精美的汝窑瓷和见到一件一般的汝窑瓷是不一样的。人们追求想见到的往往是宋代的最佳的汝窑瓷器。所以人们常说：“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汝窑

汝窑河南宝丰县，青色粉豆卵虾现。

胎体薄来釉层厚，玉石质感细开片。

多为仿古青铜器，更有弥足价上万。

注解

汝窑有黑灰色有白灰色，要注意鉴别，因有假的。

识汝瓷

汝瓷形好器件精，撇口撇足汝瓷兴。

制胎口底都外撇，釉厚收撇足不清。

高岭土老系数二，是收是撇看谁精。

坯胎火烘白圾碎，寥若辰星泡亮晶。

注解

汝瓷撇口撇足的好，但要看胎体。因为釉在足根涂留的厚时，就会将撇足误认为是收底足型，那错了，因为足根有时釉厚，其实还是撇足，给人感觉是收底型。汝瓷用高岭土成坯的老化系数是2％，胎釉之间在支钉处可见硅化现象，这是釉好的结果，泡寥如辰星，坯胎烧成小碎开片。

汝瓷鉴八个要点

口撇足撇扣木声，像棉似雾泡晨星。

开片线细隐约藏，气泡玛瑙*鉴。

手工拉坯腰鼓好，釉色可变芝麻钉。

支钉看白护胎釉，胎釉夹层显白坑。

两头收撇中鼓好，支钉硅化白或青。

注解

汝瓷釉满，裹足，扣之木声，口、足都微外撇，气泡中可见红色及其他色。还有玛瑙粒，这些没有熔化彻底的胶状细小粒，在还原温度后以颗粒状存在釉中，好像在釉中含有像玉石的微粒一样，另外还有像在玉石体态中存的棉和雾一样的雾团。支钉小如芝麻，痕迹有点硅化。胎是灰胎开片细，泡若晨星亮而少，都是手拉坯，假的是模具制坯，从器形整体上看中部有点鼓。看支钉位似白色，但胎是灰的，支钉的尖断显白，这是化妆土层显白。还要注意其他因素，可防止漏掉真品。

汝瓷看内相、看底支钉

汝窑釉中有雾棉，釉下雾棉泡等闭。

色粒沉淀釉层下，钉痕硅化要审严。

注解

汝窑釉下有像玉中雾棉一样状态东西，气泡就在这釉层下，釉层下还有微小的蓝或其他色的有色粒状物，这就是所谓存在釉层中的色料粒和玉石、玛瑙、支钉部位有硅化现象，型如芝麻粒。

汝窑官瓷民瓷辨

随光变色迎光红，玛瑙釉中小点红。

足圈外翻芝麻钉，泡亮稀疏才看成。

胎轻边薄扣木声，汝官汝民都算成。

注解

汝窑瓷最奇异之处是随时间的光照变化而变化，在迎光亮照看时出现泛红的色，用三四十倍放大镜看有玛瑙粒和卵清一样的特征，有玛瑙的红色粒，足圈内墙外倒、外墙外翻，支钉像芝麻状，泡像云母一样显微黄褐色光亮，泡非常亮，由于光照不能见到泡底。所谓玛瑙粒，也许是化妆用的紫金土造成的褐色泡和颗粒。因不知道过去说的玛瑙粒是用多大倍数的放大镜看的。

汝窑釉层

汝窑大泡有间距，泡泡稀疏不一致。

泡儿坐在圆环上，褐白天青玛瑙粒。

大小不等形无规，眼见色点没融粒。

注解

汝窑大泡间距也大，稀疏的程度不一致，泡都是坐在一个清楚的圆环上。褐白天青釉中有玛瑙粒，大小不一，用三四十倍以上的放大镜看釉，可见釉下有好似没熔成釉的蓝色或其他色的颗粒珠。

汝窑看泡简句

汝窑泡大亮距乱，环上坐泡玛粒见。

注解

汝窑看泡，泡大亮，距离不均，亮泡的根坐在一个环上，即泡的根部有一个深色的环。在看泡中又可见到没熔好的粒称玛瑙粒。

从釉泡层看汝瓷用釉料

汝瓷泡儿亮晶晶，透明釉下像辰星。

稀疏大小像黄米，定有玛瑙釉层中。

玛瑙共有七种色，难能七色全釉中。

汝瓷气泡亮，像云母一样的晶莹。它在一种比其他釉更好的釉面下面，像辰星一样闪耀，气泡稀而疏，汝窑瓷釉中肯定在胎面含玛瑙玉石一类的东西，它显示在釉层中，因玛瑙有七种之多的彩色，但是釉中显示出来的不一定是七种，而只是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因此只找红粒也不对。这是釉料决定的。

汝瓷看口足、开片、棕眼

口撇足撇洗盘碗，体轻边薄灰胎显。

芝麻钉痕光变釉，玛瑙作用红色闪。

泡儿瘳若似晨星，看裂还要看棕眼。

小裂白亮大裂深，多看细看别走眼。

注解

口、足都向外撇，是灰胎口薄，芝麻一样的支钉痕有玻化，在不同角度光照时器表出不同色，用三、四十倍的放大镜看有没熔化成釉的所谓玛瑙粒（也许是化妆土的成因引起的），泡少而亮，有裂线（开片）有棕眼，小裂白亮大裂深。

真假汝瓷辨

真品拉坯仿注浆，真纹鳞状仿呆当。

真刻娴熟仿死板，真汝胎灰仿白霜。

灰胎施釉显彩红，胎中微铜化粉装。

真釉变光仿不变，真泡亮晶仿无光。

真多玛瑙仿确少，真口撇侈仿收帮。

真足八字假收足，真有红粒假难装。 真腰弧形仿直板，真线细曲仿粗当。

真线曲隐仿显直，重要应看否变光。

还看玛瑙釉混冻，釉中雾团活不疆。

真汝支钉芝麻型，假汝支钉圆点装。

真汝釉层如雾团，不见胎面雾遮装。

假汝费尽鬼心力，条条都对太难当。

真汝足色也有红，追灰莫样红遭殃。

灰胎施釉显粉红，胎中含铜出粉装。

注解

真汝窑瓷器是手工拉坯，仿汝窑瓷是注浆成形，真汝窑瓷器的鳞状开片很自然，仿得呆板；真的刀工娴熟，仿得死板，真的胎灰，仿得胎白，真的光下不同角度有变光，胎灰白灰，仿得胎洁白，过于轻白，真的泡少而亮，假的足、口向里收；真的圈足八字形，假的直；真的有红色玛瑙粒或其他它色粒，假的无；真的器腰多弧形中间向外鼓，假的死板；真的开片细、曲，假的直又粗；真的开片线细隐在下，而假的明直；真的玛瑙粒，泡向在雾团里，像玉中的棉雾，假的不是；真的有向芝麻一样的支钉痕迹，痕迹有被釉玻化的边沿，胎显灰色，釉裹足，扣之声如木声，足也有灰红色的，因胎含铜色显粉红为真，但是太过于酱红为假的。因此如果迎光看胎土色显微泛红为真。

汝窑简句

胎白釉厚玉碎片，粉豆卵青弥足万。

注解

汝窑的胎是香灰色的，也有白胎的，釉如玉，开片碎，有粉青、豆青、卵青几种色。汝窑瓷本身就有弥足珍贵之意。

汝窑看形听声

胎薄釉薄色天青，釉中开片扣木声。

撇口撇足肚如鼓，灰胎硅化芝麻钉。

注解

汝窑瓷的特点是薄胎，细釉，釉色有天青色、粉青、月白三种，因胎薄，又开片，所以常常是扣之木声，口、足都向外撇，胎是香灰那样的白中泛灰的白灰色，支钉显凹，如芝麻的痕迹，常见支钉处显硅化的状态。（扣之木声是胎薄、开片造成的）

“当代名窑”评选 吹响当代精品陶瓷收藏号角

中国是瓷器的国度，而一说到陶瓷器的收藏，我们习惯性的会想到，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宋瓷之典雅朴厚，元瓷之深邃自然，清三代之煌煌气象。名窑若璀璨明珠，熠熠闪烁于历史的天空。除明代人总结宋“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外，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南方的越窑、龙泉窑、吉州窑、景德镇窑等都是盛极一时。有人就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中国的古陶瓷藏品阵容犹如一座金字塔，塔尖是宋代名窑、元青花，塔的中部是明清官窑、外销瓷，塔的底部则是历代民窑。

古陶瓷是收藏的一个重要门类，以“鬼谷子下山”为代表的天价拍品不断涌现，极大的激发了人们对古陶瓷收藏的热情。不幸的是，伴随着收藏热，古陶瓷的赝品泛滥也使得我国这座本可引为傲的金字塔，从塔尖到塔基都被蒙上了层层迷雾，甚至被人搞得面目全非。这也是当今古陶瓷收藏面临的最大难题。对于充斥在当今市场的古陶瓷高仿品，不光一般收藏者难以鉴别，就是有着丰富鉴定经验的相关鉴定专家也不免有打眼的时候。因此，近些年，许多陶瓷收藏者已不敢再奢望拥有古代的官窑名瓷了，而纷纷将收藏重点转向当代陶瓷器。而陶瓷专家也强调，其实陶瓷收藏不必一味求古。当代的陶瓷工艺，从技法、美术、文化承载量等方面都并不比古陶瓷差。问题只是在于历史上的名窑是经过了历史岁月长河考验的作品，而当代的名窑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才使人无从选择的。

近日，由上海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收藏》杂志社、新浪.收藏、艺超网六家联合主办的首届“当代名窑”评选活动，敢为天下先，率先作了这样的评选活动。据“当代名窑”评选活动办公室主任、《收藏》杂志主编李毅民介绍，因近年来许多读者、藏家纷纷提出了应多关注当代陶瓷器收藏等观点。所以《收藏》杂志社联合了其他五家相关单位，举办了这次“应民声”、“顺天意”的“当代名窑”评选活动。首届“当代名窑”评选活动设立了“传承奖”与“创新奖”两个奖项。“传承奖”主要是面向当代优秀的陶瓷企业。旨在鼓励当代陶瓷企业积极挖掘、传承并发展中国传统名窑的烧造工艺，推出优秀的创新作品。而“创新奖”则是具体针对当代的陶瓷艺术原创作品的，它旨在鼓励陶瓷工作者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积极创作具有时代感和鲜明个性的艺术作品。而为了保证这次活动的公平性、公正性与权威性，活动组委会特别邀请了文化界、文物界、收藏界的多位相关领导和知名人士组成了活动组委会。并由数十名，陶瓷专家、高级工艺美术师、收藏家、美术评论家等组成了最具专业眼光的专家评审组。活动将从8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活动经过，企业报名、杂志网站公示、专家读者网民投票、揭晓颁奖等几个步骤组成。

本次评选活动，自8月拉开帷幕起，已开通了报名邮箱、报名电话，官方网站等，并已经接受来自全国各地企业的报名、咨询。活动详情可具体登陆艺超网查询或翻阅近期《收藏》杂志。

清代乾隆仿宋代五大名窑瓷器鉴赏

宋代五大名窑瓷器是后世无法超越艺术，无论在审美和工艺上都无法超越，所以后世都喜欢仿造宋代五大名窑，尤其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更是比康熙雍正仿造宋代五大名窑，样子收藏分享一些乾隆官窑仿造的宋代五大名窑瓷器。

清乾隆款仿汝窑三足洗

洗呈葵花式，广口外卷，总体呈8瓣状，花瓣间微向内折，直壁，近底部内折为平底；洗底承以三足，足底露胎呈黑灰色，足根部突出外壁，底面另有多处支烧点。口外沿施浅色酱釉，时断时续，形成美观的竖条纹；通体为仿宋汝窑釉，釉色青灰色，青中闪绿，其色淡雅；洗里面在纵横数道黑色大开片纹，其间散布金黄色细纹开片，层次清晰，尤如蛛网；洗外壁为金色细纹开片，洗底亦有简略的黑色大开片纹及细微的金色开片纹，底部中央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方款。

清乾隆款仿哥窑葵瓣碗

清乾隆款仿哥窑葵瓣碗瓷器碗口为六瓣花形，斜壁，底部为圆弧形，碗底为圈足式，足底露胎。全器里外均为淡青色仿哥釉，口沿施釉略薄，呈现米白色，与碗下部青色形成一定色差，色彩素雅高贵；瓷釉表面有浅灰色大块冰裂纹，纹理纵横，形同阡陌，恰似绿色大地上的田畦面貌；碗底部亦施仿哥釉，略呈米白色，中央有青花篆书“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方款。

清乾隆款仿哥窑瓶

清乾隆款仿哥窑瓶为撇口，细颈，丰肩，长圆腹，腹下部渐敛，近足部有一道折棱，瓶底为圈足。通体施仿哥釉，瓶里、外面及瓶底均呈青白色，釉面散布浅褐色大开片，其色仿佛金丝，开片总体呈竖向斜条纹状，类于叶脉纹理，又如随风起舞的垂柳，给人以美妙的感受；圈足底部为酱紫色铁足，瓶底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方款.

清乾隆款灰青釉开片仿汝穿带耳观音瓶

清乾隆款灰青釉开片仿汝穿带耳观音瓶为观音瓶造型，曲线柔美，侈口，呈喇叭口形，短颈，颈中间内敛，颈部左右侧各有筒形贯耳，斜肩，隆腹呈橄榄形；瓶底有较高的圈足，足底外撇，足壁左右侧各有穿带长方孔，以此保留古代陶器的某些特征。通体施以仿汝窑釉，色调为青灰色，釉面遍布竖斜状金丝开片纹，纹理绵长，开片较浅，金色略淡，因而全器色彩较为柔和与谐调；瓶底足施紫褐色酱釉，为铁足，底部与器表同样施仿汝釉，中央处有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方款。

清代乾隆仿宋代五大名窑瓷器既不神似，又不形似，就当欣赏一下古代瓷器吧，必经每个时代都对美好艺术的向往和追求，尤其中国是一个喜欢瓷器收藏的国度。

认识慈禧“大雅斋”瓷器

说到慈禧的瓷器，必然会提到“大雅斋”，大雅斋瓷器几乎成为了慈禧瓷器的代名词。虽然看到了这么多的大雅斋款瓷器，但是一般人却不太知道“大雅斋”在什么地方。

“大雅斋”是清代皇室一处宫室的名字，目前已经找到了原匾题字。题字写在洒金青蓝地笺纸上，外加饰双灯草线锦边的木框；墨书“大雅斋”三字，“雅”字上方盖有一方“大雅斋”朱文印章，再往上盖“海涵春育”白文方印。

清咸丰五年，也就是1855年的时候，咸丰皇帝写了两面“大雅斋”匾赐给了当时的懿嫔，也就是后来的慈禧，一块挂在皇宫紫禁城内的平安室，一块挂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建筑群中。平安室位于养心殿后殿的西耳房，是慈禧从咸丰四年开始跟随皇帝居住的地方，从嫔到妃再到贵妃，一直住在这里。而挂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的“大雅斋”匾已在英法联军的大火中荡然无存了。同治皇帝为了取悦两宫太后而重建圆明园，其中就包括“天地一家春”建筑群，同时让景德镇烧造标有“天地一家春”的“大雅斋”瓷器，用来装点这处建筑，但由于圆明园重建工程中断，这批为“天地一家春”专门烧造的瓷器在完成后也就没能进入圆明园，而是最终留在了皇宫大内。

“大雅斋”瓷器之称，并不仅仅因为瓷器是为大雅斋所烧造的，而是在这些瓷器上有着特殊的符号和文字，那就是在每件器物的明显位置都题写有“大雅斋”三字楷书。一般是在器物外壁口沿下或是盘、碗等内壁上自右至左横写三个字，字的右侧是“天地一家春”盘龙篆书印章图记。而“天地一家春”印章款也有不同的排列方法，一种是双排，即“天地一”三字在右边，“家春”两字在左边；另一种是上下顶天，中间分左右，即“天”和“地”两字分开，分别位于上下两端，中间是“一家春”三个字，而“一家”两个字在右边，“春”在左边。无论瓷器上的图案如何变化，这种款识是基本不变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款识，我们才将慈禧时期的这类瓷器习惯地称作“大雅斋瓷器”。

享用“大雅斋”瓷器的慈禧太后那拉氏（1835—1908年），满洲镶蓝旗人，清朝咸丰帝之妃，祖居叶赫（今吉林省四平附近），故称叶赫那拉氏。慈禧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掌权者，统制中国达48年之久，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作为统治者，慈禧朝纲独揽、擅权专政。作为女人，她嗜京戏、好摄影、擅长书法绘画，其宫廷生活奢靡繁冗，颇具色彩。在其统治期间，为迎合她一人之享受，景德镇御窑厂依照内府新颁官样烧造了一些慈禧太后专用的品种，不仅质地精美，而且花样频出，体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这些浓艳华丽的瓷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宫廷风尚，也展现了慈禧个人的审美追求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