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古代瓷器。
“海上瓷路-粤港澳文物大展”日前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展出了180余件(组)古老精美的瓷器，也使得历代大量出口的外销瓷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跟传统意义上的“官窑”相比，被某些行家称为“不中不西不入流”的外销瓷总体工艺水平相对粗糙，回流藏品也日渐增多，但它不像当代艺术品可以无限量产出，这种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潜在的艺术价值。然而，目前市场上外销瓷的价格远比内销瓷低得多。有专家认为，广彩外销瓷因画工更精、难度更大、存世量更少，价值或高于景德镇出品。
行情逐渐走火高价拍品频出
有数据显示，明清时代中国出口到西方的瓷器大概有1.5亿件或更多，但由于各种原因，大约只剩下不到10%，约一两千万件左右，它们大都收藏在博物馆中或藏于一些上层人士的家中，能在欧洲市面上流通的大概只有50万件左右。
如同大家熟悉的“南海一号”一般，外销瓷交易最早是从“海捞瓷”拍卖开始。2007年1月29日至31日，苏富比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了从越南海域打捞上来的约7.5万件中国清代青花瓷，引起了全球收藏家的关注。为期3天的5场拍卖会取得300万欧元的总成交额，高出之前200万欧元的最高估价。然而，由于绝大多数“海捞瓷”是作为日用瓷而烧制的，品位都不高，这无疑让许多人都误解了外销瓷的价值。事实上，在拍卖市场上，精品外销瓷的天价并不少见。2011年7月7日，美国赌场大亨斯蒂芬·韦恩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7400多万元的高价买走了18世纪嘉庆年间的4件套瓷瓶。而一对采用巴洛克式装饰风格装饰后的康熙粉彩包铜装饰盖罐，成交价也达到110多万元。在今年的北京华辰春拍中，一件元青花鱼藻纹大盘以6888.5万元成交，成为该拍卖行瓷器拍卖的最高价，也创下了国内外销瓷拍卖新纪录。
“回流”广彩：画精升值潜力大
部分藏家觉得外销瓷纹饰含有西方艺术因素，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习俗。其实并非如此，康雍乾三朝皇帝就很喜欢西方艺术，所以许多西洋风格的纹饰也被运用到瓷器中来，这在官窑珐琅彩瓷器上都有很好的体现。“跟传统意义上的‘官窑’相比，外销瓷的总体工艺水平相对粗糙，回流藏品也日渐增多，但它不像当代艺术品可以无限量产出，这种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的投资价值。”投资者刘先生认为，现在大量精美的外销瓷器回流，对于真正喜欢古瓷器的爱好者而言都是投资机会。
玩家对收藏价值存分歧
“外销瓷无论是工艺品质、保存的品相，还是物品的价格与国内普通民窑瓷器相比，都是超一流的好。市场很奇怪，现在就有不少玩家在‘鄙视’外销瓷，因为量多没得玩，还误认为外销的东西品质都不行，上不了台面。不过圈子里也有人认为，2004年的明末清初青花热的那些品种，90%以上是外销回流，这些东西反而被当作宝。上世纪90年代末，普通的青花碗只要50美元、康熙青花盘大约100美元，这与当时的官窑瓷器市场有着天壤之别。目前中低档外销瓷价格还停留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中高档品种则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一样是17~18世纪的瓷器，这些瓷器仅相当于同时期的官窑价格的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一”。
业内：胎釉影响外销瓷价格
广州市文物总店总经理曾波强在受访时表示，“要重现历史，就应挑出代表当时生产力最高水平的东西。事实上，高端的外销瓷现在留存在欧洲的藏家和家族手中。这些只有当时显赫的家族才用得起。近几年外销瓷的市场火热起来了。欧洲的大型拍卖会上都能见到外销瓷，尽管它们一般画工、颜色很美，但是对胎釉的要求却不高，更重视纹饰。这也是外销瓷最大的缺陷。”他认为，现在市场上的官窑对胎釉的挑选很严格，外销瓷过不了这关，价格就上不去。“从画工上说，广彩的难度高于景德镇的外销瓷，存量又相对少，价格应该更高。可惜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足，市场很难推上去。”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举办的拍卖会上，广彩瓷多以较高价格成交。比如，在2001年7月北京翰海拍卖中，一件光绪广彩开光人物碗以15.4万元成交，2010年12月在中国嘉德再次上拍时以22.4万元成交。2010年6月，一对广彩人物纹大瓶估价28万元，最终以42.5万元成交。
收藏Tips：哪些外销瓷值得买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一些中低档外销瓷存世量很大，价位仅数千元，既可以作为收藏投资的对象，又可以作为艺术品来装饰家庭。比如欧洲市场上常见到的清三代粉彩外销瓷，用料较好，画工精细，大多带有欧洲风格的纹饰，且大量存世，易于投资，而同一时期在国内生产的青花瓷器价位则几万元。
明清时输往欧洲的外销瓷主要是面对欧洲的皇室、贵族和富商巨贾，除了普通订单，还有为皇室贵族专门烧制的高端瓷器。2005年，纽约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对带有菲利普五世纹章图案的外销瓷以245.76万元成交，在当年创下了外销瓷拍卖纪录。
除此之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瓷器也是外销瓷的精品。比如，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个青花瓷盘，上面绘有1690年荷兰鹿特丹叛乱的图案，是根据订货的图样绘制的，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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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民窑与"瓷文化丛"的研究
1、最初的想法 几年来，我一直在进行有关景德镇民窑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最早初衷是，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了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手工艺有一个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是因为看到由于现代化的浸染，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文化正在迅速地消失，因此当时产生了一种抢救和整理传统文化遗产的想法，在导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较熟悉的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作为自己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当时的想法只是打算做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准备点论据和积累点素材。但当我深入下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广阔而丰富的研究天地。这此由社会最低层的手艺人们所创造的下层文化（他们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传统习俗、行业组织、行业行规、行业语言、师祖崇拜等）和艺术（他们所制作的器物、喜用的装饰题材和绘制手段、对艺术语言符号的把握。其艺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以及其是怎样将艺术和生活、市场相连接，并产生一种互动和互助协调的关系等），常常受到忽视或者根本得不到社会承认。但这恰恰是属于人类根部的，推动着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最具生命感的一种内在的力量，是产生精英文化和艺术的基础，是非常值得挖掘和研究的文化艺术宝库。
2、景德镇民窑的概述 在整个的陶瓷制作过程中，入窑烧造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为了显示其重要生，陶瓷业又往往被称为窑业。景德镇民空业也就是指手工业时期的景德镇的民营陶瓷手工业，它是相对于官窑而存在的一种称呼。 在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中，从宋开始就一直有官窑、民窑之分，但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即官窑陶瓷手工业工场），是在明以后才开始建立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景德镇才逐渐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中心。尽管官窑在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论历史之悠久、服务对象之广泛、技术之丰富、市场之广阔等，那还是当数民窑业。特别是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兴起以后，海内外陶瓷市场不断扩大，而这些进入市场的商品瓷的制造者们正是景德镇众多的，富有各种不同特色的民窑。这些民窑业中的陶工们不仅制作出了曾名噪一时的景德镇瓷器，同时还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文化和行业文化。当然在研究景德镇民窑业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忽视其和官宾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长期以来官民窑中的陶工们也是相互流动和相互替换的，所以它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支持和相互推动。 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它们都属于传统的手工业，都是农业时代的产物，是一种过去式，对于它们的叙述，实际上就是对一段已经过去了的历史的叙述。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写道："历史的过去不象已经死去的自然的过去，而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历史思维活动的本身使之活着的过去"。历史就象一条河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要了解历史就决不是"通过知觉就可以从经验上领会的。"而是必须要在"自己的心中重演过去"。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正是这样不断地一遍遍地在自己的心中重演着那已过去了的，或许已被淡忘了的景德镇民窑发展的历史。在重演中仿佛自己回到了几百年前，景德镇"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不能寝"，被称为"四时雷屯镇"的时代。我的祖籍是在景德镇的附近，我不知道自己爷爷的爷爷再往上追溯是干什么的，一直猜测着也许在那浓浓的窑火前擦汗的窑工中，或在那坯房里踩泥的陶工中，还有那在用彩笔挥毫的艺人中，就有我至亲的先辈。 他们早已无声息地消失了，他们曾用自己的双手和血肉之躯托起了一个灿烂辉煌的历史，清人王世性曾在《广志绎》中记载："（这里的瓷器）遍中国，以至海外彝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景德镇古代属饶州，饶器则是指饶州出的瓷器）器"。这里的"饶器"决不会是指给宫廷提供用瓷的官窑器，而是指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民窑器。 可以想象，当时，络绎不绝的国外商人，把景德镇那精美的瓷器运出海港，送往世界各地时，中国的灿烂文化也就随之播洒到世界各地，景德镇的美名也响遍了全球。 民窑的陶工们创造了景德镇令人难忘的历史，他们没有留下姓名，甚至他们的业绩连同他们创造的文化也几乎被淹没，只因为他们仅仅是民间的工匠。在封建的历史中，"民"是不可以和"官"相提并论的。正因为如此，在有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官窑的比重远远大于民窑的比重。特别是明末的天启，崇祯年间，官窑停造，独剩民窑，这段没有了官窑的历史，却是景德镇制瓷业走向最辉煌、最英名远扬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日本茶人、葡萄牙商人、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一时期，他们大量购买景德镇的民窑瓷器，此时的景德镇民窑也显示出了无限的创造力和刚健的个性。自由奔放、淋漓畅快的民窑青花瓷、红绿彩；构图严谨、装饰味浓的开光大盘；颜色绚丽、风格独特的明末五彩瓷……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订购的珍品，并对邻国日本还有欧洲各国以后的瓷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康熙时期景德镇民窑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日本和欧洲陶瓷学术界，不断发表有关这段历史的论文、专著，并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遗憾道：为什么在中国的陶瓷文献中，始终难以找到有关这段历史的记录。针对这种状况，我阅读了许多国内外的文献资料，由于明末景德镇有大量的瓷器出口到日本，所以日本的有关资料，对这一时期的景德镇民窑业的对外出口情况，以及其对外生产的瓷器品种有着非常详尽的记录，还有欧洲国家的一些资料也都证实了明末不仅不是象国内某些陶瓷史学家们认为的是景德镇陶瓷史上的一个荒疏草率的时期（那只是针对官窑而言），相反它应该说是景德镇陶瓷业的黄金时期。所以我将这一部分作为对景德镇民窑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部分。 虽然据记载"新平（景德镇早期的地名）冶陶，始于汉世"，但在元以前，景德镇的陶瓷业还尚未与农业分离，陶工们亦是农民们，那时的民窑还处于一种"耕而陶"的家庭副业式的小农经济状况，分散在景德镇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农村中。到了明代，全国手工业和商业在宋元的基础上急速发展起来，一些自由商人和小业主式的原始资本家逐日增多，于是，就出现了出资自备工具和原料，雇佣专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劳动者进行生产的手工工场。这时，景德镇的民窑也已和农业分离，从分散的四山八坞向市区集中，逐渐地形成工场，形成街市。明隆庆年，"海禁令"的取消，使海外市场得到开放。另外，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以致占有赋税总额的绝大部分。这一变化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又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赋税折银的结果，迫使生产者更多地出售产品，换取货币。大批产品投入市场，就使商品在当地摊以销售，不得不向远方寻求市场，而一些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便应运而生。首先是邻近景德镇的徽商大批的来到景德镇，将他们当地出产的木材、陶瓷原材料、颜料贩运到景德镇，又将景德镇的瓷器贩运到全国各地。紧接着晋、陕、闽、粤等地的商人也在长途贩运的贸易中发展起来，并纷纷来到景德镇，使景德镇"弹丸之地，商贾货船和远之徒皆聚于其中"。从"燕、云至交趾，东到海边，西至蜀地，所到之处，皆有商贾取景德镇瓷而赢利"。从明末开始，景德镇民窑所烧造的瓷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而沟通这些市场与景德镇民窑联系的则是一些福建和广东的商人们，他们在景德镇设立瓷行，坐庄采购。商人们的聚集，本省境内各地劳动力向景德镇的集中，使景德镇成为了一个"五大杂处"、"十八省码头"、"其民繁富，甲于一省"的陶瓷大都市。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中期，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地到景德镇谋生和驻景德镇经商人口的激增。为了促进陶瓷业生产和销售的发展，保护自我集团的利益，各种同乡会、行业帮会便应运而生。到清末，这些以地缘、血缘、业缘关系组成的各地会馆、各种行会、公所都已发展得十分完善。但此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时期，加上西方机械工业的兴起，洋货对中国市场的不断冲击，致命民族工业日益衰退。景德镇民窑业也难以避免遭此厄运，手工敌不过机器，最终传统的民窑手工业被机械化工业所取代，这种取代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因为这种取代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上的取代，而更是一种文化和观念上的取代。
3、描述一个"瓷文化丛" 欧美史学界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股新的史学思潮，或称"新史学"，或称"年鉴学派"（以法国最重要的历史学杂志《年鉴》命名），其突出贡献在于拓宽了历史学的疆域。旧史学孤立地强调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史，新一代历史学家则不然。他们还注意到其它的科学门类--地理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从中获得启迪和灵感。在研究范围方面，他们不再恪守陈旧的话题，例如，统治者、政府和战争，而是囊括人类生活的全体事像，包括气候时令，科学技术、人口变迁，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等。他们研究思想观念，也不止于圣哲的言论，而把目光转向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同信仰、思维习惯和文化结构。这些新的研究领域，被称作"精神世界"、"历史心理学"、"群体表象学"、"下层文化"等。我多少受到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并将自己的研究归属到下层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因此，在研究景德镇民窑时，便不想将其局限于一种单纯的陶瓷发展史的描述中去，这种传统规范的描述方式往往由于过分重视陶瓷发展的本身，而较少讨论陶瓷发展以外的非物质方面的内容（如制造这些陶瓷的工匠们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还有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与他们所建造的文化）。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中，景德镇的陶工们为了制作了更多更精美的瓷器，发展出了一套相应的技术，也就是这套相应技术决定了他们的群体结构和活动模式，从而也决定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因此，在这里我希望将自己的研究内涵扩大到物质文明化、精神文明和社会结构等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 因而在这里我力图将景德镇民窑作为一种"文化型式"来研究，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产生的观念，按韦斯勒的解释，一个部落的文化包括许多单位，这便是文化特质，研究者入手时须以一个特质为单位。这些特质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一件事物，它必有许多附带的东西合成为一个"文化丛"，如食米的文化丛必附带些栽培、收获、保存、烹食等技术以及财产权、法律、社会惯例、宗教禁忌等事结合为一团，这便可以称为"米文化丛"。此外，如猎头、图腾、麦、马、外婚、杀人祭神等都是著名的文化丛。一个部落的文化丛常自成一种型式，这便叫"文化型式"。在这里韦斯勒是以一个部落的食物摄取来划分"文化丛"的。对于景德镇民窑我以陶工们的造物方式将其划分为一人"瓷文化丛"。"瓷文化丛"的载体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行业，是通过其制瓷行业生产而附带出的各种事件的结合体。"瓷文化丛"和"米文化丛"一样，它深入到依赖其所生存的人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了其生产方式、宗教崇拜、行为规则、忌禁、习俗等，甚至包括了其衣、食、住、行等等生活的细节方面。正因为有了这种指导思想，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便希望能在工艺美术学的基础上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其它人文学科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分。采取多视角和多维度的综合性的研究方式，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将关注点不仅是放在工艺美术学中常常作为中心的器物以及制造这些器物的工具、技术及艺术装饰语言的运用上，而且还包括了在这些器物后面所隐含的活动着的人（器物的制造者）以及这些人所创造的"瓷文化丛"，也就是他们的人文世界。在收集素材和理解对象的方式上，不仅仅是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还采取了人类学中常用的田野作业的方式，做了大量的和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和不同工种的老艺人们交谈，向他们学习传统的手工制瓷技艺，并尽可能地学习、理解和记录他们丰富的行话俗语，甚至用这种特殊的语言来观察和描述他们的技术活动和文化活动。
4、由文化串接起来的叙述构架 我编著并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景德镇民窑》一书集中了我对景德镇民窑的全部研究成果。整个研究根据不同重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的是景德镇民窑业发展的全部过程和其运动的轨迹，是属于抽象的、纵向的和动态的，而所引用的资料基本都是与其相关的古代工艺典籍、考古文献、地方志等文字资料。对民窑业发展的运动轨迹主要是通过其产品（瓷器）的原料、胎土、造型、品种、纹饰、艺术风格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变化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政策、官窑对民窑的影响、陶瓷市场对民窑发展的推动作用等不同方面反映来体现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物"（民窑业所制作的瓷器）。而中篇与下篇所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在这些"物"背后活动着的人（即制作者），以及人作用于"物"的制作手段。即：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还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行业组织、行业制度、行业习俗、行业崇拜、行业语言等文化体系。归纳起来也就是当地陶工们赖以生存的三种关系。即：
（1）人与自然的关系，即陶工们在改造和利用当地资源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工艺和物质文化或人工制品的关系。
（2）人与人的关系，即为了生计和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陶工们以不同地缘、血缘及业缘为群体而形成的行业组织、制度、习俗和行业文化或社会事实。
（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即陶工们在生产实践中所产生的行业知识、语言、价值观念、信仰、生活态度等所显示或隐示的人类行为和精神文化或心理实情的关系。 人类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受制于物质和能源流动的法则，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它还受制于社会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因此，社会是各种互相关联的运动的复合体，每一过程是在和其它过程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正如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生活组成了人类社会，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生活，我们必须这样认识生活，假使我们孤立地看待它，它就是僵死的东西"。所以在对景德镇民窑业的研究和剖析过程中，笔者尽可能地将其看成是有机的、动态的统一体，除关注其动态的历史现象外，还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自然环境、群体经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社会组织等关系中去理解和解释，尽力地超出仅仅就某种单纯行为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对于理解景德镇的陶工们如何去那样行动和为什么做出那样的行业为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第一部分注重的是一种纵向的、动态 、抽象的历史时间维度，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注重的是一种横向的、静止的、具体的时代空间维度。第一部分的资料来源是各个时代的文献典籍及现代中外学者们的文献考证，时间跨度大，约有一千余年。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主要的资料来源则是笔者所做的田野调查。一方面是从访谈对象那里得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地政府（政协）所整理的一些口述和回忆的文史资料，而这些资料基本上是访谈对象和口述者、执笔回忆者们亲身经历过、亲眼看见过及亲耳听过的一些社会真实，所以整个时间跨度小，仅限于清末至民国时期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虽然中篇和下篇所记载的仅仅是近代一个时期的横断面，但却可以通过这个横断面推测到景德镇部分手工艺制瓷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以后的景德镇手工业工场的发展状况。其实人类的整个手工业社会的历史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一直保留到近代，如南宋时期成书的《陶记》中记载的有关柴窑业工人和窑户的关系一直维系到解放前夕都尚未改变。 马林诺夫斯基曾说："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须同时使用"。对于他的这段话，费孝通先生解释说："这些传下来的东西之所以传下来，就是因为它们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既然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它们也就还活着。这也等于说一个器物，一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成为今日文化中的传统是它还在发生`功能`，即能满足当前人们的需要"。所以我在第二、第三部分中记述的一些传统习俗和制瓷技艺实际就是一部活的历史。通过这部活的历史，可以使我们追溯到景德镇民窑业过去千余年的一些历史发展概况。而这部活的历史中的一些传统有时也是可以中断后再出现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接下来所说的那样："凡是昔日曾满足过昔日人们的需要的器物和行为方式，而不能满足当前人们的需要，也就会被人们所抛弃，成为死历史了。当然说`死的历史`并不正确，因为文化中的活和死并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文化中的要素，不论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在对人们发生`功能`时是活的，不再发生`功能`时还不能说死。因为在物质是死不能复生，而在文化界或者人文世界里，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向去满足另一种需要，而且一时失去功能的文物、制度也可以在另一时期又起作用，重新复活"。我觉得这一段话说得很精辟。的确，1949年后，为了能跟上时代工业化的发展，景德镇的陶瓷手工业作坊全部合成了一个个国营的机械化的大瓷厂，而这些千百年来所积累和创造的传统技艺及文化也渐渐地消失了。但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景德镇的手工业作坊又在悄然兴起，仿佛是传统民窑的再次复兴，这种复兴使一部分曾已死去的传统又得了复活。因而研究它的过去往往又是为了索求现在的某些与历史有关联的富有生命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后面也许还连接着未来。所以笔者记录和研究这些历史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而是希望从中找到由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条充满动态和生命的`活历史`巨流"。 三个不同研究部分的内容，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它们是分属于三种不同的学科领域的三种研究方式，第一部分主要是以民窑的发展历史为主要线索，侧重于历史学、工艺美术学方面的研究，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清末民初时期的景德镇民窑的微观研究，对其生产分工、行业社团组织、传统习俗、象征体系、语言符号等方面作了详尽的田野考察，侧重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而第三部分则主要是以景德镇民窑的制瓷技术，从原料的开采到成型、烧练、包装等一系列工艺流程为内容，是侧重于材料学、工艺学方面的研究。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虽然分属于不同的专业范围，但它们又都是研究景德镇民窑业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而且实际上它们是互相关联和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几百年来工业文明发展的高度技巧之一就是将多个学科、多个专业分解开来，让它们相互独立，各自发展。但正如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格莱克所说的："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把科学划分成许多独立的部门，对于他们的研究是个障碍，越来越多的人还感到，把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加以研究是徒劳无益的"。因此，当代的各个学科仅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已远远不能解决许多实际的问题，开拓新的理论方法论，寻求新的研究方法，这是摆在当代学者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在研究景德镇民窑时就有这样的强烈感觉，虽然景德镇民窑只是属于一个行业的个案研究，但它涉及的面却是非常广泛的。因此，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很难把自己的思路固定在一个明确的学术范畴中。我认为，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人类学是最接近于整体地、跨学科式地研究对象和观察对象的一门学科，人类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学科的综合体。它的研究手法，从田野工作到实际调查、资料整理、历史比较、文化渊源考证、文化地位等，均与相应的许多学科有直接的关系。从而，在本项研究中，较多地吸取了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式。我认为研究的内容虽然涉及到了几个不同的专业学科领域，但它们都还是同属于景德镇民窑的这个整体的研究。而将这一整体以及这一整体中各种不同知识串接在一起的则是文化，无论是里面的生产组织、行业社团、法规、信仰、习俗、生产技术、工具、器物的造型、纹饰等，它们都同属于一种由景德镇民窑业的陶工们所创造的文化，是"瓷文化丛"所包含的每一个部分。 我曾在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攻读过硕士学位，还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系攻读过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北京大学做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中的三个不同的部分正好是我曾有过较深涉足和较感兴趣的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而且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有关工艺文化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多年来我的兴趣和关注点一直都在文化方面，所写的论文和专著都与此有很深的关系。因此，我觉得也许是我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兴趣在潜意识中导致了这项研究的叙述构架的形成。 5、工匠们的经验世界与"异文化"研究 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常认为，人类学就是通过研究异族和异地的文化，创造一面能引起本文化反醒的镜子。我所研究的景德镇民窑从其地理空间位置来说，它是我的故乡，并且我对现代陶瓷艺术及陶瓷历史有着相当程度的熟悉和了解。我熟知陶瓷的原料和技术流程中的每一个标准的世界通用的科学的名称，这是在学陶瓷工艺学时书上写的和老师教给的。因此，研究传统的景德镇民窑文化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属于一种本土文化甚至是一种本行业文化。但我发现当地老一辈陶工们告诉我的，各种传统的有关陶瓷原料和制瓷技艺方面的名词，都是我完全不懂和不熟悉的。比如我知道做瓷器的瓷土叫高岭土，但却不知道什么叫泥古，什么叫货角子、捡渣、脚板屎、料板屎等这些在不同工序和不同场合下的不同瓷土的称呼。再如，我只知道瓷器的成品可分为一、二、三级和等外品，但却不知道它们在传统的民窑业中并不是这样的简单而缺少特点和层次的分法。它们根据在烧窑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部位上的不同缺陷，被分为青、正色、次色、正脚、下脚、炭山。而这些等级又是按照其缺陷如慢跷、落渣、压釉、猪毛孔、窑嫩、夹蚤屎、水边跑、毛料、硫磺点、折底、阴脚嘴、釉惊、虚泡、折底不漏水、阴色、窑阴、泥土色、糠头、灰点、射火等的多少、轻重来划分的。以上的这些丰富的、细致的、生动形象的行业用语，对于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是在一些正规的具有科学性的陶瓷工艺学的书本上查不到的。因此，对于一个只受过正规的现代陶瓷知识方面教育的我来说，这些传统的民窑业中的文化和知识完全是属于一种我难以理解的"文化"。这种"异文化"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空间地理位置或是行业的不同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时间，是时间的差距和时代的维度使我们的祖辈们完全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经验世界里。难怪有人感慨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使人类越来越强化了横的联系，越来越加速了文化更新的进程，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基本上铲除和融化文化的地域差别，倒是可能扩大和加剧时代的差别。地球村的同代人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同样的房子，流行着同样的观念，甚至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到那个时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二O二O年出生的人了解二O一O年出生的人，有可能就象现在湖南人要了解海南文化，中国人要了解英国文化一样困难。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看法未免有点夸张。但我深有体会的是，我在研究所纪录的有关景德镇民窑的一些习俗、行业语言、行业的分工与组织还包括各行各业各工种的名称，这些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前夕，甚至五十年代的事情，到现在如果你拿着这里面的一些名词去景德镇的陶瓷厂，问里面的些中、青年工人，他们一定会感到很茫然，不知你在说什么。比如你即使去问一个年青的烧窑工，什么叫驮坯工、什么叫加表工、小伙手、推窑弄、挖兜脚，尽管这些都是属于一直到1949年前夕还存在的烧窑工的工种名称，但他也一定会听不懂答不上来的。因为随着生产技术的改变，各种专业名称进入国际流通渠道中的规范化、统一化、标准化以后，那种传统的、曾代表了景德镇陶工们祖祖辈辈所建立起来的经验世界中的行业语言便彻底地、一点不留地消失了。 景德镇有着悠久的制瓷历史，在这里关于瓷器，从原料到制作成型，到烧炼、彩绘、成品的造型、装饰等等各个品种、各个工序的每一个动作、步骤都有着各种特定的词语，都有着细致而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能编出一本厚厚的专业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都无法进入现代的陶瓷工艺学、陶瓷美术学的统一名词中去。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技术和传统的地方文化，因此，必然要被先进的、科学的世界一体化的现代文化排除在其视野之外，排除在学者、专家们的研究之外，最令人惋惜的是它们在历史上也没有被纳入到正统的文化之中。中国封建的历史向来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历史，不仅工匠们没有位置，就连同他们所创造的，曾被当作中国最值得骄傲的陶瓷技术，在传统的重道不重技的思想指导下，也是受到忽视和缺少完整记录及研究的。虽然在《天工开物》、《景德镇陶录》、《陶冶图说》、《陶说》等古代工艺典籍中对景德镇陶瓷制作过程都有记载，但那都是比较简单的、零星的和不够系统的。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这种手工艺技术更是受到轻视和认为是不重要的。因而这种由陶工们长期在生产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一种智慧和经验便逐渐地被隐藏到了现代人难以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隐藏到了现代标准化的科学语言无法照亮的黑夜之中，他们为了不接受这种黑夜，便力图忘记和抛弃那些传统的、不符合国际流通标准的行业语言，如将传统的做坯叫做成型，传统的汇色叫做选瓷，传统的红店业叫做彩绘业等等。现在年轻的一代陶瓷工人，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终于抛弃了过去，走出了黑夜。我所了解的有关传统手工陶瓷业方面的所有行业语言都是六十岁（也有个别五十多岁）以上的老艺人们告诉我的，他们还和传统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血缘般的联系，正是借着他们的这种联系才使我完成了第二和第三部分的研究，也才使我在研究中采用了大量的丰富的行业语言，并加以适当的解释。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项翻译工作。我在想，韩少功以一个村庄的俗语写了一本《马桥词典》，如果我要将民窑业中有关生产、劳动、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行话俗语收集起来，也一定能写出一本厚厚的内容丰富的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景德镇传统民窑业词典。其实我虽然没有采用词典的方式，但这本《景德镇民窑》，特别是在中、下篇里面的各章内容中有关行话俗语的蕴藏量已经是非常大和非常丰富的了。当我写完这本《景德镇民窑》以后，才体会到了一种语言的力量。一种语言实际上就是一个经验世界，一种语言的消失也就是一种智慧和一种文化的消失。 在这里，我所描述的正是濒于消失的，由现代人看来是思想最"落后"、最"没文化"的下层工匠们曾拥有过的一种历史和一种最低层的文化。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一种说法，在经济主宰的社会生活中，文化商品化日趋严重，而且文化本身的积淀性和扬弃性，完全不同于科技的革命性和创新取代性，科技以不断推翻陈说，标新立异而高歌猛进，而文化却不能完全丢掉自己立足其间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为了与高科技的非人化抗衡，它反复寻根，不断回到存在的本源去发现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是文化人的悲哀，但也正是文化人的价值所在。说其悲哀是因为他老是在别人都已丢弃了的陈芝麻烂谷子堆去寻觅，说其价值所在就是他有时也能捡回一些人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或无意中丢失掉的宝贝。我不知道己在这本书中所捡回的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是一些在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无意中丢掉的宝贝，就算是宝贝，里面又有多少含金量呢？我觉得这要靠时间和岁月的流逝来鉴别。在这里让我觉得自己还比较有底气的就是，我所描述的这一切并不是我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千千万万祖祖辈辈的勤劳而又智慧的景德镇陶工们所创造出来的。我只是一个代言人而已，。景德镇的陶工们曾经在历史上生产出了那么多使人叹服，使人倾倒的精美瓷器，致使中国有了瓷国之称的美名。我想由这样一些工匠们所创造出的文化及手工技艺总也会有它吸引人之处和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补充及启迪之处的。同时，景德镇民窑业发展的历史也是整个中国手工业发展历史的缩影，从某一角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整个兴衰过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也就是我当初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察、去记录、去研究、去完成这些内容的最大动力。
明代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的分期与特征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的，广义的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
明代景德镇的民营窑厂，几处遍及景德镇全市，从盛产优质制瓷原料的瑶里山区开始，沿东河、南河流域，以至昌江两岸及市区北起观音阁，南到小港嘴，西自官庄，东至湖田，连绵不断，比比皆是，分布广泛，规模宏大。 从国内外传世品、出土标本并结合作者自己收藏的数百件及接触过的数万件实物考察分析，可以粗略地将明代民窑青花制瓷业分为三个时期。
是明代前期(1368-1464年)，也就是洪武至天顺时期，为明代民窑恢复和发展壮大的阶段。
此间民窑制瓷业在明初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恢复阶段后，便逐渐崛起并发展起来。据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江西大志》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1402年)，明廷在景德镇设置御厂。当时的御厂虽规模较大，但与民窑相比，无论在产量，还是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上都是极小的。大量生产的自然是民窑青花制瓷业。仅在景德镇瑶里乡便发现这个时期的民间青花制瓷遗址三十余处，至今留有堆积如山的大量窑业遗物，可以想见当时民间青花制瓷业的生产是多么繁盛。
1988年景德镇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明代御厂瓷窑遗址，出土永乐至成化官窑瓷片总计不过十余吨，显然与民窑的生产规模是无法相比的。
就目前所知该时期的民窑青花瓷出土标本来看，明初，景德镇民窑确是生产一种纹饰疏简、工艺粗率的日用青花瓷器，并延续烧造过相当一段时间。这与当时生产刚刚从元末战争时期的停滞状态恢复过来，经济尚不发达的社会形势是相应的。但如果就此而低估明前期民窑青花制瓷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把高档民窑青花瓷的烧造年代推到明中期的成化年间，甚至成化以后，恐怕是过于保守了。这不但与文献的记载及传世和出土实物的全貌不符，而且会在鉴定和研究工作中将人们导入误区。
其实，早在洪武后期，至迟不晚于永宣，民窑即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并开始生产出高档青花瓷产品。从技术上讲，生产过典型元青花的景德镇是完全有能力的。
永宣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器，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著称于世，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历来被视为青花瓷的楷模。如果不是将民窑生产高档青花瓷现成的成熟技艺直接移植到御厂，要使御厂在初创的短短二十几年中，自始就不断生产出这样的绝代佳品是很难想象的。御厂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与民窑相比，御厂只是可以不计工本，刻意求精。因此，民窑只要具备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生产一定数量的高档青花瓷器是不成问题的。
在永乐年间的一些精细青花瓷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当时的高档民窑青花瓷器，如不仔细研究，很容易因永乐官窑瓷也多不落款，而将它们统统划入御厂产品的范围。至于宣德时期尚有相当数量，可以比较确定的高档民窑青花瓷传世品，足以印证上述观点。
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年)浮梁县民陆子顺一次就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这些当然不会是日用粗瓷，必是高档民窑瓷器。由此也可见得宣德、正统时期民窑高档瓷产量之巨大。
据《中国陶瓷史》，明代上解的御器“每件瓷器的耗费，已和银器的价值相近”，“每件瓷器的平均烧造费约为白银一两”。即使按半价计算，陆子顺一次进贡的瓷器就价值白银二万五千两，相当于明廷御厂烧造高峰期年烧造费用的四分之一。如此算来，陆子顺的产业当不少于白银五万两，甚至可能达到十万两以上。若按梁淼泰《明代后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提供的资料推算，明代具有一“处”坯房的窑户其资本约合白银一百六十两。那么陆子顺所拥有的资本，就足以开设三百至六百“处”坯房。可见当时民窑资本和生产实力已相当雄厚。
也正是为此才引发了正统三年(1438年)和正统十一年(1446年)，明廷两次下令禁止民窑仿制某些御器，违者处以极刑。这反映出民窑已经掌握了御厂的某些先进制瓷工艺，民窑生产优质高档的青花瓷甚至已能达到与御厂产品乱真的程度，否则朝廷三令五申予以严禁就无的放矢了。
正统末年至天顺时期，国势转弱，经“土木之变”，皇帝被俘，又先后两次改元，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朝廷对御厂较难顾及，对民窑的种种限制也必然有所松驰。与御厂的初现衰落形成鲜明的对照，此间民窑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青花粗瓷的生产已日趋减少，中上等民窑青花瓷的比重明显增多。
正如研究明代民窑青花瓷的前辈王志敏先生论及这一时期的瓷器时所描述的，“釉质腴润其中一种呈极淡豆青色，凝釉莹莹有如玉质感”，另有“粉白、刀切凝脂般的腻白釉诸种”，“多数表里匀净一致，其质僵者为数极鲜”。结合作者的收藏及所见大量实物，深感先生所言极是。
瓷库说瓷：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中花鸟题材的特点
鹌鹑芦苇一路平安青花手工陶瓷茶具
景德镇陶瓷发展过程中，民窑青花成为我国传统陶瓷艺术上的一朵奇葩，其图式、题材和行云流水的笔法，给人留下无限暇想的空间，这次要介绍的是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中花鸟题材的特点。
民窑青花花鸟画的艺术特征是多样的。在历史发展中下，民窑青花接受了文人画的题材、构图以及技法，为自己的发展与兴盛开辟了道路，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民间美术的艺术特点。
民窑青花在借鉴文人画形式的过程中，一部分继续保留文人绘画的特点，但另一部分则受民俗观念与民间情感的影响，展现出了它的独特民间性格，最终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审美。各大博物馆所藏的民间青花瓷，均都是取材于民问那些喜闻乐见的花、鸟、鱼、虫和走兽动物等，如鳜鱼、凫鸭、锦鸡和梅花鹿。民窑青花中花鸟形象逼真，体态优美，每一根羽毛，每一片鱼鳞，都无不精雕细刻。
民窑青花绘画的花纹图案丰富多彩。缠枝花是一种常见的装饰图案，有蕃莲、牡丹、牵牛、月季、菊花、灵芝等各种缠枝花卉。其组织方法通常以二方连续的连枝居多，有的还在缠枝花卉上托梵文字或杂宝等。万历红彩地青花缠枝莲纹瓶是民窑青花中的精品，图案为多层二方连续的缠枝花纹，这是绘瓷技法上一种创新。瓶身纹饰铺展开来，就如一块漂亮的莲花纹织锦。
民窑青花瓷画的动物图案，多以简练有力的线条流帐地表现出各种动物不同的形态特点，如跃狮、雄鹰、飞马、温驯的小鹿、小兔与山水、花草、虫蝶等。
民间青花花鸟题材除了受到民俗观念与民间情感的影响，还受到自身特定性因素的制约，艺术形式本身在其演化中不断向自身特点的方向发展。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是自宋室南迁以后，随着景德镇瓷业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我国陶瓷窑炉发展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在明、清时期，景德镇不仅是国内外著名瓷区，而且产品质量之高，生产规模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多，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国际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制作工艺过程中，窑炉结构和烧成技术是影响最大的关键技术。
景德镇窑的发展过程，很可能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先形成元末明初时期的葫芦形窑[44]，然后逐渐形成小型蛋形窑[45]，清末至今，随着瓷器产量的不断扩大，已由原来小型的蛋形窑改为至今仍继续采用的大型蛋形窑。柴窑的主要部位尺寸如图1所示。
表1 窑砖和泥浆的化学成分（m%）
名称
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Na2O
窑砖
66.28
17.83
6.85
0.76
0.44
1.88
2.96
泥浆
68.33
22.03
3.87
0.97
0.78
1.40
2.64
蛋形窑的结构是窑前部高而宽，后部低而窄，全窑长18~20m，窑前高度约5.4m窑尾约2.3m，窑底倾斜度为3°，全窑容积约150~200m3。紧接窑尾末端设有一与窑长相等的烟囱，高约16~18m，窑墙和窑顶厚度约02.0~0.25m，窑身两侧用窑砖围砌成一护窑墙，与窑身之间留有0.2~0.3m空隙，作为空气隔热层，以减少窑内热的损失。窑的前部有一个窑门，高约3m，宽约0.6m，进门处有一火坑，在火坑上部与窑底水平高度处，全部用烧过的旧匣体和窑砖砌成火床（或炉栅），长约1.2m，宽约0.7~0.8m，炉条之空间设有用窑砖砌的骑子（即斜放窑砖）。高温烧成时，烧窑工常常将斜放的骑子用铁钩钩下，以增加窑内的空气量，提高烧成温度。装窑完毕后，即将窑门用窑砖封闭，上部留一0.3×0.4m的投柴孔，投柴孔上部用两只匣钵砌的窑眼，以作为观察前部火色、估计窑温之用。投柴孔下部留一发火孔（除渣孔），另在窑顶靠近烟囱前设有看火孔，以配合观察窑内的瓷器成熟程度。烟囱的断面似半截蛋形，全部由窑砖砌成，壁厚约0.10~0.12m，上口断面约2m2，烟囱断面高尖处一般都朝向窑身的方向，现就其热工技术特点简述如下：
（1）从我国陶瓷窑炉发展过程而论，景德镇的蛋形窑采用一般耐火度极低的粘土砖（耐火度1300℃）和砌窑灰缝泥浆作为砌筑材料，造价低廉，施工方便。所使用的窑砖的化学成分和泥浆的化学成分列于表4-2。惊人的是未使用耐火度高的耐火砖和耐火材料。窑砖的物理性能如表2所列。
表2 窑砖的物理性能
耐压强度
105Pa
抗弯强度
105Pa
体积密度
（g/cm3）
空隙率
（%）
真密度
（g/cm3）
透气率
（kg·/cm2/mm）
111.5
23.3
1.95
27.09
2.65
0.021
（2）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烧成。根据实际记载，窑室面积约200m3，可装瓷器20t，匣体柱约40余柱，随着窑内前后温度的不同，约5排一种配方，全窑共装约24个坯釉配方产品。窑室前部装高温坯釉产品，即精细白瓷（1300℃）；中间部位烧中温坯釉瓷器，那普通白瓷，温度为1250℃上下；窑的后部装低温坯釉粗瓷（或称灰可器），温度为1200℃上下。此外，在窑内还装有高、中、低温颜色釉，在烟囱底部装匣钵处温度为950~1000℃，常装低温釉瓷，如法华釉产品。窑内各部位装窑产品的利用率很高，如无高超和熟练的烧成技术是难以办到的。
（3）以柴作燃料，烧成时间短，烧成周期快，产品质量高，是蛋形窑最大的特点。全窑烧成时间共20~24h，最高温度1300℃，窑前部的CO含量为5~8%，窑中部为4~6%，窑的后部为2~4%，最后部（在烟囱底部）为1~2%，说明在烧成过程中全窑处于弱还原焰与重还原焰变化之中。窑内压力的分布情况为，窑前部自窑成5m处至发（清）火孔的动压维持在1.33×102Pa左右，窑中部自窑底0.1m高至发（清）火孔3.95m处的动压维持在零压左右，窑的底部（约0.1m高）为0~（―4－6）× 133.2Pa。说明窑内大部分处在零压阶段，过量空气极少，这是景德镇陶工们为了用含铁量较高的原料制造具有独特风格的泛青白瓷，经历了多少代的实践和经验总结，才达到了如此高度的筑窑和烧成技术水平。
景德镇蛋形窑的炉栅强度与倒焰窑、阶级窑相比[26]如表3所列。由表中数据表明，景德镇窑的炉栅强度最小，热效率最高，燃料消耗量也最低。景德镇窑烧成时间短，单位耗柴量低，加上在一窑内装入多种瓷器品种同时烧成，确实是代表我国古代瓷器烧成水平的一项伟大创举。
表3 炉栅强度表
窑 别
项 目
炉栅面积（m2）
窑室几何容积（m2）
倒焰窑
4~6
100~120
20~30
阶级窑
4~5.0
160~200
36~40
景德镇窑
0.90~0.95
180~200
190~200
我国陶瓷烧成技术和窑炉发展的过程相当长，随着地区和时代的变化，其改进也是多种多样的，简要的概括起来可以归纳成下述图表作为总结。
清代广彩多艳丽
“广彩”是广州地区釉上彩瓷艺术的简称，以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为特色，犹如万缕金丝织白玉，又称“织金彩瓷”。广州彩瓷始于清康熙，成熟于清乾隆，30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外销瓷的主要品类之一。
19世纪初是广彩瓷旺盛时期，有专营出口欧美的瓷庄、洋行，规模较大的有德兴隆、五常、胜玉、义顺隆等，俗称金山庄；有经营东南亚出口的，如裕成祥瓷庄等。当时，广彩瓷是手工作坊生产的，这类产品多为瓶、碗、碟之类，由洋行集中包装运输出口。
清道光广彩开窗人物双鹤耳瓶（图1），板沿口，长颈，双鹤耳描金，丰肩渐下收，圈足稍外撇。胎质厚重，形体高大。颈中绘折枝花带一周，分隔成两组人物纹饰，肩部堆贴描金蟠螭4条，瓶身设大小八开光，内各绘人物故事，外饰折枝花、蝶、杂宝纹作衬托。此瓶多幅开光，采用黑彩、蓝地描金绘画主题开光边框，使画面布局繁而不乱，主从清楚。
清乾隆广彩锦地开光人物纹敞口碗（图2），深腹，圈足，胎白釉润。口沿内绘龟贝纹带和描金梅竹纹一周，碗心设三多纹，足部饰金彩花边纹。全外壁锦地纹开大小光，内绘人物、小景，一面主题纹饰是会友相聚图，另一面则是老人和小孩嬉戏图，其中一老人头戴清装帽，身披皮草，与一位头戴清装帽、手执拐杖、脚穿皮靴的小孩在相互取乐。此碗丰满的画面色彩多为麻色，画工精致，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亭台楼阁、山石、人物既有西方阴阳透视之法，又能结合中国传统皴染设色技艺，立体感较强。颇具乾隆早期广彩外销瓷的绘画风格。
广州彩瓷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由清雅写实走向装饰性图案化；由单幅开光、连续开光，走向多幅开光的图案；由淡雅逐步走向金碧辉煌、色彩浓烈、构图谨密的艺术风格，这在中国陶瓷中，另辟了一条新径，有别于其他陶瓷。
上世纪80年代初，广彩迎来历史上又一个辉煌，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广彩业自上世纪90年代初渐渐萎缩，如今只有一些广彩艺人在为艺术坚持着，他们正在尝试用现代的审美方式改良广彩，把本地的草根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清代广彩系列收藏
广彩婴戏图碟
年代: 嘉庆
高3.1、口径15.2、底径8.3厘米撇口，浅腹，圈足。金边，折沿处用红、绿、麻色彩绘牡丹花一周，内腹绘婴戏图。儿童神态 各异，栩栩如生。笔法流畅，色彩艳丽。
广彩渊源
“广彩”即广州织金彩瓷，起源于清代初年。刘子芬《竹园陶说》说到：“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坦，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然后售之于西商。”以此来看，广彩是广东人因外贸需要，将景德镇的白瓷按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加以彩绘烧制而成，然后销往外国的一种商业性美术工艺品。这种工艺，可以说是东西方艺术、工艺在岭南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地成功结合的结晶，大大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到同光时期，吸收西方的却琅彩料、液体金水，并仿照中国锦缎纹样绘制花卉图案，终于形成鲜明而独特的风格。
广彩的生产工艺较为复杂，主要有描线、填色、积填、封边斗彩、烤烧烤花等。却琅原料最近靠进口，后来广州一些商行学会烧制，原料基本自给。作为外销工艺品，广彩一直跟随市场需求变化生产产品，所谓“岁无定样”。至民国初年，著名画家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刘群兴等涉足广彩制作，彩绘各种画盘瓶碟，并指导彩绘人员作画，对广彩艺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刘群兴创作的《螳螂彩盘》、《牡丹彩瓶》等，成了传世的名品。
追寻元代景德镇窑“釉上蓝彩”瓷
在我收藏的数万块瓷片里，有两块瓷片十分罕见而令人惊喜，它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江西景德镇窑，在元代烧造的“釉上蓝彩”瓷的残片。为此，笔者查阅了国内不少的有关考古资料，均未见有江西景德镇窑在元代烧造过“釉上蓝彩”瓷的有关记载与报道。显然，这是自元代以后一个不为人知、早已消失的工艺，是继“唐青花”、“宋青花”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发现，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
这两块瓷片从外观上看，和普通的青花瓷并无两样，若不借助放大镜作仔细地观察，谁也不会相信，如此色彩艳丽，婉如青花一样的瓷片，浑身却闪烁着盛唐“青花”的遗彩——“釉上蓝彩”工艺，同时又焕发出元青花更具魅力的风采。
笔者通过对这两块瓷片长时间的细心观察、研究，结合当年两次采集的其它瓷片进行甄别、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信息：两块瓷片同出于江西景德镇窑，而且是元代中期前后的产品。因此，笔者作出了这样的一个推理：元代初期，我国的制瓷中心开始南移，江西景德镇因此而闻名于世成为全国的瓷都，这里汇聚着各地的能工巧匠，其中不乏有来自河南巩县窑的匠师，他们把青花烧制技术传到这里，利用景德镇独有的自然矿产资源，烧造出一种胎质洁白坚致，色彩浓艳青翠的高温“釉上蓝彩”瓷，从而使这一停滞不前的古老工艺，在景德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景德镇窑“釉上蓝彩”瓷的烧制成功，标志着唐、宋以后，我国青花工艺发展达到了历史上新的水平。这个令今天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当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它毕竟为元代中期以后“釉下青花”的产生铺就了平坦的道路。如果这个推理能够成立，它将为研究我国的青花起源、发展脉络及其复杂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殊为重要的实物依据。
第一次偶然的发现
1990年9月，一块只有方寸大小的“青花”瓷片与数块元代中期以前的卵白釉大碗的残片，在我县原县政府大院的东北角一处的建筑施工挖掘现场同时被发现，这一偶然的发现，可能补写了我国文物考古部门目前尚无元代“釉上蓝彩”瓷的专题报导，继而与“唐青花”、“宋青花”一对姐妹，结成了一条青花演变、发展、清晰可见的纽带。
这次出土的“青花”瓷片很小，长不过4.8厘米，宽仅3厘米，最厚约0.42厘米，从瓷片的形状看，这是一件碗的口沿残片，其弧身、口沿外撇；胎体洁白坚致，断面细腻光润；瓷胎的表面施青白釉，由于年代久远，釉层遭受水土侵蚀已经发生了质变，但胎釉之间仍结合牢固，没有剥釉现象；碗的内壁还残留一处青花梅枝纹图案，青花是用深兰色的钴料在釉的表面绘画上去的，纹饰纤细娟秀，青花浓重处有青褐色的铁锈斑点；借助放大镜观察瓷片的断截面，青花自釉面沉入釉下约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处之间的釉层，清晰可见，这种工艺同“唐青花”、“宋青花”一样，属于典型的“釉上蓝彩”工艺，所不同的是，后者是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唐、宋时所使用化妆土的工艺痕迹，这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瓷片的做工来看，规整精细，工艺很高，如果完整器物，精品当之无愧。
第二次更重要的发现
无独有偶，事隔14年后的2004年7月16日，笔者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冒着夏日炽热的高温，在我县城西的古城河道南岸“吊桥”（古时西城门遗址）一处的建筑施工现场，在地下约二米深的挖掘坑里，采集到一块元青花大罐的底部残片，清洗后，经过仔细地观察发现，原来又是一块元代“釉上蓝彩”瓷，这又一重要的发现，无疑为研究、探讨我国的青花起源，又增添了一件更加重要的实物依据。
这次采集的“青花”瓷片较上次相比，尺寸较大些，长14厘米，宽8.5厘米，胎体同样洁白细腻坚致，玻化程度很高，击之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外腹壁施青白釉，釉内小气泡云集成雾状，釉面平滑光亮略有稀疏的棕眼；里壁无釉露出修胎时的竹丝刷痕；外壁的近底处，用钴料在釉面上绘画出两道疏朗的弦纹。弦纹靠上方的一角，还残留一点类似龙纹的一个爪纹，青花娇艳青翠带有晕散，其蓝色的钴料自釉面沉入釉下约五分之四甚至胎体的表面，若不借助放大镜对其釉层、釉面、胎釉之间进行仔细地观察，很难确定它是“釉上蓝彩”还是“釉下青花”。足为饼形足，足底露胎微凹，露胎的砂底呈火石红状，并留下清晰的刮刀旋纹，最为突出的是，足墙的外角被整齐地旋削一刀，这是江西景德镇窑在元代最典型的修足特征。经过鉴别，这是元代中期的青花大罐的残片。
通过对两块“釉上蓝彩”瓷片的观察、分析，我们看到两块瓷片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1、采用“二元配方”做胎，然后在瓷胎的表面罩以一种透明釉；2、以氧化钴为绘画的蓝色彩料，直接绘于透明釉之上，即釉上绘彩；3、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气氛中一次烧成。这种元代的“釉上蓝彩”工艺，同“唐青花”、“宋青花”烧造工艺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跨越，但仍能看到清晰的延续和继承关系；而同元青花烧造工艺相比，胎、料表现出一种师承关系更为贴近。
今天，这两块罕见的元代“釉上蓝彩”瓷片，已很好地珍藏在笔者的瓷片收藏馆里，或许有一天，它会告诉人们这件消失工艺的最后秘密。但今天对我来说，还是产生了许多的遐想，那就是：元代中期以前，江西景德镇窑烧造的“釉上蓝彩”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它完全具备有未来时期“釉下青花”创烧的技术条件，那么，在这一时期是什么原因致使“釉上蓝彩”工艺停滞不前，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呢？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两个：1、青花原料严重匮乏，生产制作成本过高，远远不能满足大量生产的需求；2、元代上层主流社会长期以来一直以“青瓷为美，彩瓷为谷”的世俗观念，致使市场销路停顿，深深制约着“釉上蓝彩”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元代中叶，我国打通了通往欧西亚的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成了蒙古贵族经济来源的重要支柱。这时，在中东一些盛产青花钴料产地的波斯贵族和商人们，十分看好中国景德镇精美的白瓷，他们纷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来充足的青花钴料，按照他们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喜好，订烧一种与“釉上蓝彩”风格完全相同的“釉下青花”瓷。这种十分熟旧的工艺只需稍加技术上的改造,就能带来商业贸易的巨额利润，极大地刺激着景德镇制瓷产业的迅猛发展，最终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青瓷、青白瓷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始普遍生产以“釉下青花”为主的新的大发展时期。这种由海外贸易繁荣促成钴料资源的突然充裕，加速了青花发展的步伐，使唐、宋以来一直停滞不前的“釉上蓝彩”工艺忽然间演变成“釉下青花”新工艺的产生。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般地在元代晚期迅速成熟，导致“釉上蓝彩”工艺，最终退出青花发展的历史舞台，而湮灭在茫茫的世界里长达六百多年之久不为人知。
古风·新韵·景德镇民国陶瓷艺术珍品展
古风·新韵·景德镇民国陶瓷艺术珍品展
1月28号，《古风·新韵·景德镇民国陶瓷艺术珍品展》将在天津博物馆隆重开展。作为奉献给天津市民的一道春节文化大餐，这次展览共展出了民国时期的瓷器精品116件（套），均是从景德镇陶瓷馆的陶瓷中遴选出来的文物珍品，无论是展览规模之大，还是展品品质、品种、数量之多，在国内的同类型展览中均属首创。
据了解，这次展出的景德镇民窑仿古瓷及“珠山八友”瓷器精品均为此次展览的亮点。清末至民国时期，景德镇民窑仿古瓷大量涌现，品种也不断增多，达到了一个兴盛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文人画派美术瓷的发展，特别是以王琦为代表的“珠山八友”等一批艺人活跃在艺坛，把艺术瓷的制作推向高潮。
同时，为了让观众充分领略到景德镇陶瓷文化的风采，天津博物馆还特别配合此次展览拿出了馆藏的民国瓷器精品共同展出。作为“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全国技艺之精华”的世界制瓷中心，景德镇一直都是中国瓷器的代名词。过去，中国瓷器只是古丝路上的贸易商品，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外交流的文化载体。
这一时期所创作出来的无数陶瓷艺术珍品成为中华民族灿烂陶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天津在民国时期则是景德镇陶瓷在国内最大的销售市场，寓居天津的民国总统用瓷，也代表了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这使天津·景德镇两地的文化交流有了共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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