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釉里红瓷器。
洪武釉里红的造型和装饰1．造型
洪武釉里红目前发现均为大件器物，有瓶、盘、碗、壶、炉等，基本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
（1）碗
洪武釉里红碗有直径40厘米的大碗和直径20厘米的中碗两类。
直口大碗直口，深壁，矮圈足。釉底或底足露胎，砂底有火石红，涂姜黄色或赭色护胎汁，胎体厚重。碗心饰折枝花卉纹，碗心外饰—圈回纹，内外壁绘缠枝花卉纹，常见有莲、菊、牡丹三种。内外沿有灵芝、卷叶、海浪及莲、菊纹等几种边饰，外腹一周16瓣仰莲纹，圈足回纹。口径40-42厘米不等。这种大碗另有青花者，是洪武官窑特有造型。青花大碗见赏赐或外销，釉里红大碗唯在宫内使用。
撇口大碗撇口，深弧壁，圈足，足底露胎，胎质洁白细腻，釉里红呈色较灰。内壁白釉，碗心饰折枝菊或折枝牡丹纹，外壁饰缠枝牡丹或缠枝莲纹。另有红地白花装饰。口径38厘米左右。为洪武晚期产品。
中碗直口或侈口窄唇，深壁，矮圈足，胎骨厚重，足底部分露胎，有些釉面布满冰裂纹，呈色大多红艳，有晕散。口沿内外及圈足绘回纹，内外壁及碗心绘菊花纹或牡丹纹。口径20厘米左右。
（2）盘
大盘均折沿，圈足，圆口或菱口。菱口盘有12办和16办两种，模制，弧壁，瓜楞，矮圈足，砂底。口径45—58厘米。
小盘折沿，圆口或菱口，弧壁，浅圈足，砂底。口径20厘米左右。
(3)盏托
折沿，圆口或菱口，弧壁，浅圈足，砂底，盏心有一圈凸棱。直径20厘米左右。
(4)石榴尊
器身石榴状，腹部鼓，口、足外撇，厚足，砂底，荷叶盖。全器由颈、腹、足三节拼接而成。口沿外侧和肩腹处饰云头纹，肩、颈部绘变体莲办纹，腹绘四季花卉纹或松竹梅纹。系盛酒器，高50—60厘米。
(5)玉壶春瓶
侈口宽唇，短颈，硕腹，矮圈足，釉底。全器由颈、腹、圈足三部分拼接而成。口沿绘勾云纹，颈绘蕉叶纹、回纹、如意云纹及缠枝花叶纹，腹绘缠枝菊纹、缠枝牡丹纹、缠枝莲纹或松竹梅纹。高32—33厘米。
(6)执壶
器身同玉壶春瓶。曲流，扁平执手，上有小系，下端有品字形分布的三个钱纹。
(7)炉
仿铜鼎形，两耳，三足。胎体厚重，釉色白，腹内及足底无釉，露淡褐色胎。口沿满饰串枝花卉纹。高33．8厘米。
(8)军持
唇口，直颈，平肩，圆腹，敛足。颈中有凸环，腹侧有肥短管状流。肩、腹中部有接痕。
(9)梅瓶
小圆口，短颈，平肩，敛腹，浅圈足，砂底。有盖，盖中有系口。腹绘松竹梅纹。连盖高44—45厘米。
2．装饰
洪武釉里红的装饰主要取法青花，唯因釉里红特殊的理化性能，绘画方法稍有差异。
(1)装饰方法
装饰采用白地红花和红地白花两种工艺。白地红花为在白地上绘纹饰，从元代釉里红的涂抹到洪武的线描是一个飞跃。红地白花是用釉里红涂地，留出纹饰。这种方法在元代和明早期釉里红上偶然见到，费时费力，工艺要求高。这种方法到永乐宣德时期衍化为红地剔花的新工艺。
(2)绘画笔法
釉里红性能特殊，线描技巧难以驾驭，洪武釉里红有两种主要笔法，一种为单笔勾勒，如卷草纹、变体莲办纹、花卉的枝叶、花办等都用粗细不一的线条单笔勾勒，犹如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用这种笔法的釉里红呈色大多红艳，釉层肥厚、乳白。另一种是双钩填色，双钩线条有粗细变化，填色有浓淡深浅。用这种笔法的釉里红呈色大多灰暗，釉层白或白中含青灰。
绘画笔法和釉里红呈色及釉层的相关性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是两类不同绘画笔法的釉里红是否有先后之分。因为在单笔勾勒、釉里红呈色红艳、釉面乳白的作品中，如变体莲办不借用边线等特征常有元代遗风，因而有理由认为这种作品洪武早期已在生产。从景德镇出土的永乐初年的釉里红器看，绘画笔法、釉里红呈色和釉面状况和上述第二种笔法完全一致，因而有理由认为双钩填色、釉里红呈色灰暗、釉面白或白中含青灰的作品是洪武后期生产。至于单笔勾勒和双钩填色的作品何时出现，两者是否共存及共存的时间，则需进一步研究。
其次是这两类作品出现的原因。釉里红理化性能没有青花优异，一是难以表现纹饰细节，笔画之间相互叠加遮盖，晕散严重，用双钩填色非常困难。经观察研究，釉里红晕散的原因之一是釉里红和底釉的铜含量浓度差过大(张福康、张浦生：《景德镇历代釉里红和“填红”的研究》)，因此可以推测为了改善绘画性质，不得不放弃呈色的要求，在釉里红中掺和其他成分，降低纹饰和底釉间铜含量的浓度差，改善绘画性能，减少晕化。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釉里红呈色红艳者绘画粗糙、绘画优异者呈色较差的原因。由此看来，洪武釉里红有些呈色灰暗的并非烧制失误，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原料成分控制的手段来提高绘画效果所致。
(3)纹饰题材
洪武釉里红的装饰纹样和同期青花基本相同，只是受到釉料性能限制，画法稍简，如牡丹花的花办外勾勒一圈细线留白，青花在留白处再染淡青色，釉里红则没有这道工序。
洪武釉里红装饰纹样以四季花卉纹为主，主要有牡丹、菊花、莲花和茶花，另外松竹梅也较多使用。辅助纹有卷草纹、回纹、灵芝纹、蕉叶纹、变体莲办纹、海水纹等。其纹饰的时代特征基本同青花，两者可相互参照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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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1.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2.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元末时，景德镇瓷器厂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也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的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3.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
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生产的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云龙天球瓶
“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口伤
尺寸: 高51cm
估价: RMB 280-380（万元）
成交价: RMB 1045.00（万元）
在近年香港佳士得、苏富比瓷器玉器古董珍玩拍卖会上，釉里红瓷器拍卖价格不断攀升，精品釉里红瓷器往往超过百万元，2000年上海国拍秋季拍卖会及2001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两件不同的清雍正青花釉里红云龙天球瓶更是以662万元人民币和1045万元人民币，分别刷新了国内瓷器拍卖的最高价，其升值速度让国内外瓷器藏家瞠目。今年秋季拍卖会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又推出一件清雍正青花釉里红穿花龙玉壶春瓶，估价在600-800万元人民币。究竟釉里红瓷器有何独特之处，让众多藏家竞相追捧？
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以铜红料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铜只有在还原气氛中才呈现红色，因此釉里红瓷器的烧制对窑室中气氛要求十分严格，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元代景德镇窑开始烧制釉里红瓷器，色彩不够纯正，发色偏黑，花纹晕散，模糊不清，说明当时对铜彩料的烧成气氛不能有效控制。因此元代的釉里红器产量低，流传至今的数量不多。明初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元代特征，红色晕散，不太鲜艳。永乐时期，鲜红釉声名显赫，然釉里红器则极为鲜见。本世纪80年代，景德镇中华路、公馆岭地段在永乐前期与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些釉里红标本，其中有永乐元年、四年款识，从这些标本的外观看，铜红料烧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可见烧制釉里红比铜红釉难度更大。宣德时期，釉里红烧制很成功，能依据画面的需要自如描绘。这时期还有以白釉剔花填红料作纹饰，烧成后图案凸出白色釉面的方法，呈色鲜红。清乾隆年唐英编《陶冶图编次》称这种方法为“宝烧”。可知宣德时期对釉下铜红烧制掌握得比较纯熟，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宣德以后，釉里红数量锐减，但是成化时期的产品呈色浓艳鲜亮。弘治时期，釉里红泛灰黄色；正德则过于灰暗。嘉靖时虽亦有传世品，但红色烧失的现象比较严重。清康熙朝恢复釉里红的烧制，釉里红发色比明代有所提高。雍正时是烧制釉里红最为成功的时期，呈色稳定，色调红艳。特别是青花和釉里红施在同一器上的“青花釉里红”更为突出。因二者烧成气氛不一致，能达到两色都鲜艳的，只有雍正一朝。典型器如北京博物院藏桃果高足碗，青叶和红桃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乾隆时的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除白地外，尚有豆青地、天蓝地、黄地、浅绿地等。
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故宫博物院藏，通高41cm，口径15.5cm，足径18.5cm。罐直口，短颈，溜肩，鼓腹，圈足，砂底无釉。胎体上薄下厚，胎质细腻，青花色彩浓艳，釉里红略暗。附狮钮盖。此罐1965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窖藏，为近似的两件之一，是元瓷中的珍品。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故宫博物院藏，高32cm，口径7.3cm，足径11cm。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多为大盘、大碗、大罐、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等大件器物，纹饰以各种缠枝、折枝和串枝花卉为主，此外还有松竹梅、庭院芭蕉及龙凤等纹饰。此时期的釉里红发色不甚鲜艳，多为红中偏灰黑的色调，此壶发色较为鲜艳纯正，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高33cm，口径8.8cm，足径11.3cm。此件玉壶春瓶继承元代釉里红的烧制技术，红呈色较纯正，纹饰清晰，是明初景德镇釉里红之佳作。
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瓷器釉下彩品种之一，是青花、釉里红两色同施于一器的装饰方法。由于青花着色剂是钴，釉里红着色剂是铜，二者性质不同，烧成温度以及对窑室气氛的要求也有差异，因此两者施于一器，而且红、蓝呈色均恰到好处并非易事。青花釉时红始于元代。河北保定曾发现过元代的青花釉里红瓷器，这是我国最早的青花和釉里红相结合的品种。明代景德镇御器厂遗址曾出土永乐时期的青花海水红龙纹把盏，并有宣德时期的青花这次里红器标本。成化时期的青花釉里红器极为罕见，但偶有佳作。正德以后青花釉里红器比较少见，清代康熙时又发展起来，传世品中有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中和堂”款器物，多以青花绘亭台、树干，以釉里红绘花朵，两种色调特别是釉里红呈色稳定，色泽比较浅淡。雍正时期的青花釉里红是真正的的成功之作。唐英《陶成纪事碑》载，“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有青叶红花者”，即指青花画叶，釉里红绘花（果）的青花釉里红品种。乾隆时期的青花釉里红调同样稳定鲜艳，釉里红有深浅不同的层次。除白地外，尚有豆青地、天蓝地、黄地、浅绿地等品种。如浅绿地青花云波釉里红龙纹双耳扁壶，下部绘青花海水波涛，腹部绘釉里红正面龙戏宝珠和青花云纹。此外还有青花加紫，即在青花器上点缀少量釉里红，这也是青花釉红品种之一。
清 青花釉里红海水云龙纹天球瓶(一对)
尺寸: 高45cm
估价: RMB 12-18万元
云南文化艺术品拍卖中心 2001年11月
清雍正青花釉里红穿花龙玉壶春 “大清雍正年制”楷书款
尺寸: 高35.3cm
估价: RMB 600-800万元
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
2001年12月
清乾隆青花釉里红海水祥云纹九龙梅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尺寸: 34.4cm
估价: HK$ 500-600万元
成交价:HK$ 444.48万元
苏富比国际有限公司
2001年5月
明代釉里红和清代釉里红怎么区别？
明代釉里红和清代釉里红怎么区别？众所周知，釉里红是传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元代、明代、清代均有烧制，那么，明代釉里红和清代釉里红究竟有哪些区别呢？现在大家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简单了解一下明代釉里红和清代釉里红有什么区别吧。
釉里红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因此真正色彩鲜艳的釉里红是极为罕见的。这一工艺虽然始于元代，但一直举步维艰，到了明代才渐渐成熟，清代以后有所发展，官窑和民窑都有所产出。
明朝洪武年间，釉里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釉里红瓷器较，造型纹饰上颇有元代遗风，颜色浅红浅灰，很少有纯正的，尤其是洪武早期的釉里红制品大多呈黑红色，不够鲜艳，有些甚至烧成了“釉里黑”。
直到宣德年间，因为对铜红釉烧造技术掌握较好，所以出现了较纯正的红色，纹饰浓淡自如。值得注意的是，宣德釉里红瓷器主要采用涂抹法，而洪武朝盛行的细线描绘图案的釉里红瓷器却并不多见。
清三代时期，官窑中都有上乘的釉里红作品出现。和明代釉里红相比，清代釉里红在呈色上有了改进，呈色红中透紫，既没有元明釉里红的红艳，也不会因烧制问题而出现灰黑或烧飞。同时，与明代釉里红相比，清代釉里红还在呈色上出现了浓淡色阶这一明显特点。
此外，这个时期官窑釉里红大多采用白描的方法，和同期青花复杂而多样的绘画方法相比，在表现能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在装饰手段上大多采用青花和釉里红合绘一体的方法，比如雍正官窑的八仙过海青花釉里红碗上，以青花画八仙人物、釉里红画海水，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乾隆时的云蝠纹以青花画灵芝云，以釉里红画蝙蝠，也是非常成功的创作。
明代洪武官窑 釉里红大盘
在瓷器藏品中，釉里红和青花格外受藏家喜爱，南京博物院旧藏的一只釉里红大盘，为明代洪武官窑出品，实乃釉里红不可多得之精品。
这件釉里红大盘高10.2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35.4厘米。胎体厚重，方沿折唇，弧腹浅圈足，内外斜削，足端平切，砂底。盘内外施白釉，釉下绘三重釉里红图案。盘心绘山石和折枝牡丹，盘内外壁均为缠枝四季花卉（牡丹、茶花、菊花、石榴），盘沿绘卷草纹。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环境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洪武时期釉里红得到快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需求。
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器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的生产格局，而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因此青花瓷素雅，釉里红高贵。
釉里红的产生和发展
各种金属元素在釉中会呈现不同的色泽，如钴会产生蓝色，铁会产生褐色等，在釉中含有一定的铜元素会出现鲜丽的红色。在工艺上釉里红和青花完全一样，是在胎上绘画后罩透明釉经高温烧制而成，区别在于青花瓷以钴作呈色剂，而釉里红是用铜作呈色剂。
一、举步艰难的元代釉里红
用铜红料作釉下彩绘的工艺元初已经掌握，但因工艺要求高，技术上难以突破，发展缓慢。1979年在江西丰城发现了一件青花和釉里红合绘一体的楼阁式谷仓（高29.5厘米，陪葬用），上有元至元戊寅即1338年的纪年铭文。从釉里红呈色看灰暗深紫，并未烧好，而同期的青花瓷已有巨大进步，足见釉里红工艺的复杂。
造成元代釉里红技术落后的又一原因是缺乏有力的市场需求。元青花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地区对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的癖好，诱人的出口瓷的利益成为元青花成熟的催化剂，而釉里红却得不到经济刺激，举步艰难是可以想见的。
用寥若辰星来比喻存世的元釉里红并不为过，迄今报道的元釉里红不过数十件，其中还有不少是残破的。
纵观这些已发现的元代釉里红，有这些工艺上的特点：
1、釉里红呈色多种，鲜红的较少，大多趋灰，有明显晕散，有温度失控而铜红料“烧飞”的变白现象；
2、施青白釉或白釉，和同期青花相比釉面较深；
3、采用白地釉里红绘画或刻划暗纹后釉里红涂地的方法。以色块装饰为主，较少线描纹饰；
4、造型品种简单，仅玉壶春瓶、罐或是杯、匜等几种。
这些特征都说明了元代釉里红的原始状态，但这并未影响其艺术价值，每一件元代釉里红都是价逾黄金的珍宝。
二、官窑袭断的明代釉里红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超经济力量的存在，给各种自然物品赋予非自然的神秘色彩。明代时，釉里红成为惟有官窑才能烧制，惟有官府才能使用的品种。
我们还无法知道为什么明代只有官窑烧制釉里红，但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元末时，农民起义队伍称红巾军。朱明王朝建立后，对红色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士兵均着红袄。红色是明代象征皇权的神秘力量，使明初釉里红的制作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明初釉里红由官窑烧制，在技术的改进上有了财力的保证，使明初釉里红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
明初洪武釉里红上和元代产品有很大区别，表现为：
1、线描纹饰的成熟。明代釉里红在装饰上采用线描方法，改变了元代釉里红以色块为主的原始装饰工艺。洪武釉里红采用了勾勒点染、双勾填色等多种技法，能自如的表现各种纹饰。
2、釉里红呈色的改进。明初釉里红的呈色有了改进，整件器物的色泽统一，已较少见到含灰或烧飞的现象。洪武时，呈色有艳红、深红和灰红三种，艳红和深红的有晕散，灰红的一般无晕散。
3、器物造型的巨大。洪武釉里红以大盘、大碗、大瓶等巨型器为主，其中直径40厘米的大碗更是典型器物。对这种直径一尺多的大碗的真正用途目前还是个谜，有人猜测这种巨型碗可能是祭祀用具，使之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明代釉里红技术上的改进完成于永乐和宣德两朝。到永、宣时，釉里红呈色已娇艳欲滴，釉面油润晶莹，纹饰绘画趋向简约和灵动，达到了釉里红制作的巅峰。除了传统的白地上用釉里红绘画外，还出现了红地白花等新品种，最为成功的是一种称为宝石红的三鱼纹和三果纹高足碗。这种碗的外壁有三条小鱼或三枚果子，以红釉填涂，红宝石般的艳红而闪亮，又微微高出白釉釉面，传说以西洋红宝石填入，成为宣德官窑的一代绝品。
宣德以后，官窑釉里红因制作难、成本高已很少制作，而以低温红釉替代。明中后期官窑釉里红虽有个别存世，但和洪武釉里红的雄伟、永宣釉里红的华贵已不可同日而语。
三、官民窑并举的清代釉里红
釉里红工艺明代后期几乎失传，明末清初时，首先由民窑恢复生产。这时的一些民窑小碗上、采用青花和釉里红合绘一体的方法，大多以青花画枝叶，以釉里红画花朵，淡雅中透出几分喜气。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官窑很注重釉里红技术的恢复，这三朝官窑中都有上乘的釉里红作品。和明代相比，清代釉里红呈色有了改进，呈色红中透紫，既无元明釉里红的红艳，也无因烧制不好而出现的灰黑或烧飞。同时，清代的釉里红呈色已能分出浓淡色阶，这是又一个重要进步。这时的官窑釉里红大多采用白描的方法，和同期青花复杂而多样的绘画方法相比，在表现能力上还有有一定差距。采用青花和釉里红合绘一体，是最多的装饰手段，如雍正官窑的八仙过海青花釉里红碗上，以青花画八仙人物、釉里红画海水，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乾隆时的云蝠纹以青花画灵芝云，以釉里红画蝙蝠，也是很成功的创作。这些成熟作品在清中后期的官民窑中被不断仿制，但无论从青花、釉里红的呈色和绘画技巧来看，都相距甚远，讥以效颦并不为过。
清代中后期民窑的釉里红生产一直没有停止过。
清乾隆到嘉庆时，民窑有一种青花釉里红盘是大宗产品。盘一般直径在30厘米上下，盘中青花釉里红凤穿牡丹、松树仙鹤等吉祥图案，做工一般，青花混浊，釉里红也暗淡。在当时商品环境下能让大众买得起的釉里红，只能做到这种水平，以维持低价。
清末民初中，有一种青花釉里红鲤鱼盘是非常成功的设计，造型抽象但灵动异常，鱼身轮廓和周围水草以偏紫的青花勾勒，鱼身中用釉里红画斜格纹，无论是构图还是色彩搭配，都恰到好处。这种盘口径有25厘米和30厘米两式、鱼纹又有雌雄之分（雄鱼瘦长而雌鱼肥胖）。据说这种盘在民国初颇受殷实人家欢迎，取“年年有余（鱼）”之意。在吉庆日专门用来盛肉，反映了农耕社会的美好向往，釉里红经过数百年发展，至此也许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诞生于民窑的釉里红在明代被官窑袭断，到清代官民窑并举的盛况又被民窑独秀的局面替代。西方一位哲人说任何事物都有回归到自身初始状态的趋向，釉里红的发展历程似乎也证明了这个道理。
明洪武釉里红瓷器鉴定要点
釉里红瓷器，是我国瓷器中的一个名贵品种，创烧于元代中期的景德镇窑。釉里红瓷器是釉下彩，属于高温铜红釉。烧制时，瓷器匠人要先在瓷胎上以彩料绘制纹样——这种彩料就是以铜为着色成分，然后罩一层透明釉，再入窑以1300℃的高温烧成。釉里红瓷器以装饰技法的不同，实际上常分为三类，分别是釉里红线绘、釉里红拔白和釉里红涂绘。而元代，多见最后一种装饰手法，线绘及拔白两种技法，则普遍被认为以明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居多。
明代洪武年间，是釉里红瓷器的生产成熟时期，这个时期流传下来的釉里红瓷器甚至比青花瓷还要多。同时，也因为釉里红瓷器的珍贵，如今洪武釉里红常成为收藏热点。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来自老藏友总结的，洪武朝釉里红瓷的鉴定要点。
①造型：明代洪武年间的釉里红瓷器，基本都是大件器物，有瓶、壶、炉、盘、碗等，目前传世或出土器中均不见杯盏之类的小件。盘、碗一类算是其中器型较小的，但直径最小也在20cm左右，釉里红碗最大直径可以达到40cm，而盘的最大直径则在58cm上下。
至于壶或者瓶一类的立件，洪武釉里红瓷器的高基本都在30cm以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玉壶春瓶、执壶在33cm左右，梅瓶在45cm左右、尊在50~60cm之间。而洪武釉里红瓷香炉，高度也在30cm以上，并且少见方正造型，即使有，形制也不会完全如现代方形那种规规矩矩、有棱有角。
②釉里红发色：洪武釉里红瓷器的呈色，总体上来说都具有偏灰或者偏暗的色泽感，一般主要分为四种。1）较为纯正的红色，有浓艳的色泽感，但是不会很鲜亮，这种发色的洪武釉里红瓷一般线条外缘多有晕散。2）厚重的赭红色，也有的说纯正的铜红色，这种发色显得更加端稳。3）泛灰明显的红色，偏暗，一般出现在釉里红彩料较薄的情况下。4）黑红色，这是釉里红色料中含铁质较多造成的，最严重的呈灰黑色，俗称釉里黑。
③装饰技法：洪武釉里红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是白地红花和红地白花，也就是釉里红线绘和釉里红拔白两种。
1)釉里红线绘：以釉里红彩料在瓷胎上用线条描绘各种纹样图案，是洪武釉里红最主要的装饰手法，但是烧造过程中容易飞红，也就是造成红彩晕散。在笔法上，线绘一般有单笔勾勒和双钩回填，前者呈色多为较纯正浓艳的红色，后者因填色的浓淡变化常呈灰暗红。
2）釉里红拔白：这种装饰技法，是在瓷胎上以釉里红彩料涂地，仅留出纹饰内容的白地，纹饰的颜色也就是胎和透明釉本身的颜色，烧成后形成红地白花的艺术效果。
④纹饰题材：洪武釉里红瓷器的纹饰，最常见的是四季花纹，尤其是缠枝花卉。此外各纹样图案与同时期青花瓷基本一致，布局舒朗、线条流畅，龙凤纹、山石纹、芭蕉纹、海水纹等均很常见。
洪武釉里红瓷器：朱元璋的红色情结
釉里红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特殊品种，无论是创烧时间还是工艺技术都与青花不相上下。然而青花瓷器自元代至今，历经三个王朝却从没有间断过，而釉里红却因种种原因不断停烧。由于釉里红烧制的难度较大，呈色不稳定，烧成的几率非常低，因此现存的釉里红瓷器数量较少。
明洪武 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南京博物院藏
也正是因为釉里红瓷器的稀缺性，成就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特殊地位。历史上，元代、明初和清康雍乾是釉里红瓷器烧造的三个重要时期，而最珍贵的釉里红瓷器却烧造于明代洪武时期。
明洪武 釉里红松竹梅纹玉壶春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初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盛极一时。与元代相比，洪武釉里红在工艺技术方面均有所提高，其整体风格处于元代和明代永乐、宣德朝之间，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元代釉里红瓷器的特征。
明洪武 釉里红折枝牡丹纹花口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釉里红瓷器有着皇家血统，从考古出土资料及传世品情况看，洪武瓷以釉里红器数量较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宫旧藏洪武瓷100余件，其中80%是釉里红瓷器，数量远超当时的青花瓷器。南京明故宫遗址、南京郊区王公贵族墓、北京四中、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等地出土的大量洪武时期的瓷器中也以釉里红瓷器为大宗。可以推断，洪武朝的官方用瓷或者说是宫廷用瓷釉里红品种瓷器占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情况与明太祖朱元璋以红为贵的规定有密切关系。
明太祖 朱元璋（像）
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以后，对元代釉里红瓷器便非常喜爱，他觉得这种颜色正和自己相配。首先，红色是正统的颜色，看起来既喜庆又庄严，而朱元璋刚刚登基，这种颜色正好能代表自己的正统身份；其二，红色在五行学中主南方，朱元璋在南方发迹，他认为红色非常吉利；三是朱元璋姓朱，朱就是红色，年号洪武又跟红谐音，再加上朱元璋曾经参加反元的红巾军，所以朱元璋觉得釉里红的颜色对于他来说是最吉祥的颜色。于是下令命御窑厂可以多多烧制釉里红瓷器。就这样，釉里红瓷器的烧造工艺在洪武时期迅速发展起来，一时间成为御窑厂生产的主要瓷器品种。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釉里红瓷器创烧过程非常复杂，在白色的瓷胎上用含铜的颜料描绘图案后，再涂上一层透明釉，最后在1300摄氏度左右的窑火中焖烧而成。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呈现出红色，釉里红因此而得名。釉里红瓷器以颜色鲜红为上品，而烧造釉里红的难度也在这里。釉里红瓷器对烧制温度要求非常严格，允许的误差不能超过10度，窑温低图案的颜色就变得发黑，温度高了颜色就没有了，所以烧制一件釉里红瓷器非常困难。当时没有温度计，窑工只能凭借眼睛和经验来判断窑火的温度，只有经验丰富的窑工才能掌握好火候。大多数元代釉里红瓷器颜色偏灰黑，色彩并不理想。一件好的釉里红瓷器，对釉料配方、工艺条件的要求都是十分苛刻的，由于烧制成本巨大，釉里红瓷器当时只能作为宫廷用瓷，民间是禁止烧造的。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军持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历史的原因，明代早期的洪武官窑瓷器流传于世较少，历史文献中对这时期瓷器的记载也少，导致很多人一度对洪武官窑瓷器的认识不够，甚至曾把许多洪武瓷器当成元末的东西。1984年北京元、明宫殿、库房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洪武釉里红瓷器残片，1994年景德镇御窑厂旧址也出土了许多元末、明初的瓷片，其中也有洪武釉里红碎片遗存，由此证实了当时御窑厂生产釉里红瓷器的情况。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洪武时期，釉里红的原料配方和制作工艺前后有所不同，从胎釉特征和釉里红呈色上也能看到一些差别。洪武釉里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胎质较为粗松泛灰，手感稍轻，瓷化程度稍差。胎内断层多气孔杂质，这一类型的釉面多有开片，釉面常有缩釉点。早期的洪武釉里红色泽不稳，浑散现象较严重，器物底部多不施釉，即便有施的，其釉质较薄且光泽感也不强，砂足底多呈现火石红。这类釉里红瓷器多是洪武早期生产的。洪武中后期的釉里红瓷器，胎质断面细腻紧密，质地莹白，釉质莹润，极少有缩釉点现象。洪武中后期因生产工艺的改进，釉里红发色相对稳定，色泽也较为艳丽。
明洪武 釉里红拔白缠枝花卉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釉里红的烧制需要复杂的配方和极高的烧造技术，由于古人对配方的掌握及烧制温度的控制不到位，多数洪武釉里红呈色较淡或偏灰，有的甚至呈暗红黑色，发色纯正的釉里红器物相对较少。釉里红中的艳红色，呈色纯正浓艳，但线条外缘大多有晕散，行家也叫“飞红”有些甚至整个釉面都呈浅红色。釉里红中的暗红色，呈色以黑红为主，有些呈色黑灰的可见明显的铁褐斑，这是含较多铁质之故，也有烧制温度掌握不到位，釉料的配方有差别等原因。釉里红中的赭红色，这种釉里红发色比较纯正稳定，浑散不明显，有些釉中还带有浅绿，这种釉层浑厚肥润，折光漫射性好，可谓是洪武釉里红的巅峰之作。
明洪武 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石榴尊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洪武釉里红的绘画装饰纹样多以龙凤及四季花卉纹为主，花卉主要有缠枝牡丹、菊花、莲花和茶花纹，另外“岁寒三友”也较多使用。辅助纹有卷草纹、回纹、灵芝纹、蕉叶纹、变体莲瓣纹、海水纹等。但极少见洪武釉里红人物绘画。洪武釉里红立器的装饰纹饰中最多使用的是器物颈部的变形蕉叶纹和足根部的莲瓣纹。洪武早期由于更多继承了元代风格，这种蕉叶纹和莲瓣纹是相互分开的，在洪武中后期蕉叶与莲瓣之间的距离是合并的，这也是区分洪武早期与晚期产品的特征之一。
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莲纹玉壶春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现存的洪武时期瓷器实物来看，釉里红瓷器是洪武瓷器的主要品种，包括器形较大的陈设用瓷，以及圆器类的生活用瓷。陈设所用的釉里红常见器型有大罐、大盘、梅瓶、玉壶春瓶、玉壶春执壶、军持等；生活用瓷器形丰富，以各式盘、碗、杯、盏托等为代表。洪武传世瓷器延续元瓷粗犷豪放之风，不仅器形状硕大气，工艺粗放，画风豪放，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
明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及胎釉呈色特征
釉里红是以铜红釉在胎上绘画，施透明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它在工艺流程上和青花瓷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用铜作呈色剂，青花用钴作呈色剂。从装饰方法和绘画纹样看，釉里红和青花也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两者是共生的。
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1、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2、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的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
元末时，景德镇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期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3、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器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的生产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a、遗址发现
明代故宫的釉里红器有过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出土器物具有非常明确的官窑器性质，最重要的有：
1964年，在疏浚南京明故宫遗址御城河时，发现釉里红残片，同时出土的有洪武官窑青花、洪武釉上红彩五龙盘、内外双色釉暗龙纹碗等。
1964—1989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先后四次发现釉里红装饰的建筑构件，饰龙凤纹。同样的釉里红龙凤纹瓦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及皇陵遗址也有发现。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营造，洪武十一年竣工。因此这些釉里红建筑构件的制作时间和性质是明确的，属于洪武初年生产的官窑瓷。
1983—1984年间，在北京四中的原明代宫廷库房区发现大量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残瓷，出土的釉里红残瓷从器物特征和造型纹饰来说，都与洪武官窑遗址出土物及清宫旧藏的釉里红器相同，为洪武官窑产品。
b、墓葬发现
明代王公官吏用瓷器随葬似有定例，最常见的是梅瓶。从各地历年出土的梅瓶看，青花居多，另有白釉、哥釉青花、蓝釉堆粉、珐华、孔雀绿釉、茶叶末釉、釉里红等品种，而釉里红最为少见。
1957年，江苏省江宁县的正统八年(1443年)宋琥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1991年，在同一墓区的正统十三年宋铉唐氏合葬墓也出土一件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两件瓶从胎釉并釉里红呈色、纹饰特征看，都属于洪武产品。宋琥、宋铉为父子。宋琥是明初西宁侯宋晟之子，其妻系明成祖永乐皇帝之女。这两件梅瓶应是经赏赐而流出内宫的。
南京及各地明初王公大墓出土的梅瓶有一定数量，均是青花绘制，釉里红难得一见，证实了釉里红在明初只有皇室才可使用，且不轻易赏赐，其宫廷御用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的是，明初墓葬中出土的民间青花瓷为数不多，但基本不见釉里红踪迹，其原因也在于民间没有使用甚至被禁止使用釉里红器。
c、窑址发现
景德镇明初釉里红瓷有数次出土，出土数量较多的是1994年在明御厂东院的发现。在同一地层中出土了青花、釉里红和红釉等洪武官窑产品，器物有大碗、大盘、盏托等器，画工精致，纹饰以扁菊纹、牡丹纹、西蕃莲纹等花卉题材为主。对这批珍贵的出土物，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认识：首先是出土物中青花和釉里红从器物造型到装饰纹样均具有相似性，可以相互印证部属于洪武官窑产品，都应视为洪武官窑标准器。其次是传世釉里红和出土洪武釉里红两者的工艺方法和艺术风格相同，证明目前所见传世釉里红均属洪武官窑器。
相反的情况是，大量景德镇明初民窑窑址中没有发现釉里红瓷器，说明了明初民窑禁止生产釉里红，进一步证明了洪武釉里红仅限于官窑生产这个结论。
洪武釉里红的胎釉特征和呈色
洪武官窑釉里红和青花在同一技术条件下产生，两者除呈色剂分别为铜和钴外，工艺流程基本一致，使得胎釉特征大体相似；但因釉里红和青花对釉的要求和窑炉条件略有不同，因此两者的外观特征又有所差异。
洪武朝历时31年，釉里红的原料配方和制作工艺前后不同，从胎釉特征和釉里红呈色上也能看到这种差别。
1、胎釉特征
洪武釉里红的胎骨有粗松和致密两类。粗松的一种手感稍轻，瓷化程度差。致密的一种断面细腻、紧密，白中略灰。据理化测试，釉层CaO的含量比青花瓷高，含钾量较低，属钙碱质，高温烧成时粘度变化不会太大，较少流釉。
洪武釉里红的釉层有两种：一种肥厚莹亮如堆脂，乳白色，有冰裂状或长条状开片；另一种肥润致密，釉表有极细微橘皮纹，白中含青或青灰。普遍见缩釉点或缩釉线，露胎处见窑红。
釉里红呈色红艳的大多釉色乳白，呈色灰暗的大多釉色趋灰。
2、釉里红呈色
洪武釉里红呈色多样，大多较灰暗，少数较红艳。
a 艳红色——呈色纯正浓艳，线条外缘大多有晕散，有些甚至整个釉面都呈浅红色。呈色艳又无晕散的极少。检看这种洪武釉里红残瓷，莲瓣间不借用边线推断这种工艺在洪武早期使用。
b 赭红色——色厚重，剖面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釉里红处于白釉层中间，即胎上有一层白釉，其上是釉里红，釉里红上又有一层白釉。
c 灰红色——釉里红彩较薄。
d 灰黑色——呈色以灰黑为主，微见红意，称釉里灰或釉里黑。有些呈色黑灰的可见明显的铁褐斑，这是含较多铁质之故。
南京明故宫和凤阳皇陵的釉里红建筑构件有数种呈色，如赭红色(局部有绿苔点)、酱红色(有晕散)、赭褐色（有绿苔点和晕散)、黄褐色、黑褐色等，呈色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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