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瓷器鉴别陶瓷。
名扬世界的“雪拉同"是离不开陶瓷之路的。已故的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教授的著作《陶瓷之路》，这位用毕生精力研究龙泉青瓷古贸易的专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对亚洲和非洲滨海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当他亲手在埃及福斯塔特废墟中的六、七十万片陶瓷碎片中捡出一万二千片龙泉窑瓷片时，对地处浙西南的龙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挚热的向往。据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回忆说： 由于从三上先生那里获得了许多青瓷知识，从此也青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就留意起来。1982年我去巴西出席国际地理学会，参观了里约热内卢的旧王宫国立博物馆，在青瓷馆，整整两个大玻璃柜，都是晶莹逗人的龙泉青瓷，包括北宋到明前期的各种精品，显然是明代葡萄牙商人陆续带走的，真是远涉重洋。
在美国纽约参观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就是三上先生书中所称的米特罗波里坦博物馆。这里，中国青瓷陈列了一个展室，而龙泉青瓷(处器)竟占展室的一半。恍然领间悟到三上先生为什么如此看重龙泉。1983在国际人文科学学术讨论会上遇到了三上先生，我把去年在里约热内卢和纽约的所见告诉了他，他为我的这种幸遇而祝贺。但是他说，最好能去看看土耳其和伊朗的博物馆，在那里，龙泉青瓷将使你打开更大的眼界。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我毕竟不是一个陶瓷学家，南北美洲的见闻，已经很能使我满足了。
1985年为了答谢我夫人翻译了他的著作《陶瓷之路》，三上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夫妇参观他的工作基地东京出光美术馆。一座宏伟的七层大厦，宛如一个瓷器世界，我们在此流连数曰，三上先生兴致勃勃地陪同我们一室一室地参观，并且不厌其详地解释。龙泉青瓷几乎占了一整室，陈列的都是宋代及其以后的精品，胎薄如纸，色明如镜，在这种展品面前，连我这个外行人也感到难以遽离。对于出光美术馆能收藏这样一大批处器精品，三上先生在言谈之中引为十分骄傲，而我们夫妇同样感到兴奋?因为青瓷的光芒闪耀在异国土地上，这正是龙泉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三上先生终于在1986年访问了他梦寐以求的龙泉，这是他愿望。龙泉的访问成为三上先生毕生从事陶瓷事业中的最后一次重大经历。在他的一生中， 曾经在世界多少地方鉴赏龙泉青瓷，抚摸龙泉青瓷碎片，而最后终于让他访问了世界上一切陶瓷学家所向往的青瓷圣地，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引为不胜荣幸吧。
但是三上先生也有遗憾，由于种种原因，他特别向往的大窑古窑址没能去成。只是到大窑古窑址的外围溪口古窑址转了一圈，这对他 来说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在先生故世几年后，他的挚友、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森住和弘先生访问龙泉，在国家文物局特批下。时任龙泉主管文物工作的我陪同森住先生踏上了大窑的土地。一路上，森住先生向我滔滔不绝地介绍三上先生，使我对三上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就是为了完成三上先生向中国大窑项礼膜拜的遗愿而来的。当森住先生代表三上先生向大窑古窑址深深地弯腰鞠躬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外国友人对龙泉青瓷如此神往，怎不令人感动呢?
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说，从五代到宋朝，龙泉青瓷以其精湛的品质独步于世界。 “具体地说，一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就转到浙江省的龙泉，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龙泉窑青瓷。"三上先生这部记述中国古陶瓷调查经过和出土概况的书，特别突出龙泉青瓷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这条“陶瓷之路"是一条有别于“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途。如果单就古陶瓷输出而言，它的历史比“丝绸之路"要晚得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比“丝绸之路"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条“陶瓷之路"的起点是龙泉的瓯江两岸及其在温州、杭州、明州和泉州的青瓷外贸港口，而它的终点则在穿越茫茫大海之后的亚、非、欧各国。
纪录西方对中国瓷器贸易情况的《葡萄牙王国记述》一书，称龙 泉青瓷“是人们所发现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 水晶都更可爱"。由于外国人的喜爱，促使龙泉青瓷成为古代中国大宗贸易商品之一，其产品更趋产业化、批量化。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发现的元代中国陶瓷船，就是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明。目前世界各著名的历史博物馆大都有龙泉青瓷陈列专柜，许多收藏家、鉴赏家 更是对龙泉青瓷情有独钟，爱不释手。为什么古代的中外各国都这么崇尚青瓷，对白瓷却不重视呢?可能认为白瓷大刺眼、锋芒毕露的缘故吧，而青瓷温柔敦厚如玉、委婉含蓄似云，能变幻出许多不同感觉的青绿釉色，既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和谐"、 “中道”， “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更说明以青碧嫩绿、凝翠聚玉的生态文明， 已潜意识地渗透在各国人民的头脑中。
据有关资料统计，龙泉古代青瓷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有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也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南非、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地。这些地区与龙泉青瓷结缘的时间虽有早晚之分，但各地人民对“雪拉同"的酷爱之情却是一致的。
是的，龙泉窑浩荡无私，风风火火了土地的爱和恨。究其发达是因龙泉山峦绵亘，溪流环带，林木繁茂，瓷土丰富。龙泉溪向东注人温州湾，水上交通十分便利。“靖康之难"后，北方汝窑工匠被迫弃 、窑南迁龙泉，突然出现了一路与传统青瓷并行发展的厚釉产品，可与碧玉媲美，又仿佛蓝天映照下的清澈湖水。故阿拉伯人称之为“海洋绿"，法国人称之为“雪拉同"了。
究其衰落是明末清初的闭关锁国和外贸禁运，以及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兴起。但青瓷的流风余韵依然为当代龙泉窑增添了新的活力，龙泉青瓷再度异军突起，如同芳草依依那片土地生命的原创者，振奋了每一位独守黄昏落帆而翘首青瓷风流春梦的痴情汉。
让有情的泥土在升腾的烈火中，窑变成飞天的女神吧!
让世界所爱的“雪拉同"，再次沿着“陶瓷之路"，进军亚、非、澳、美、欧吧!
编辑：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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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Silk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ChinaRoad）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日本：
日本与我国东部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山海经·海内北经》记：“倭属燕”。）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余姚河姆渡的水稻、宁波的佛教、天台的茶艺、浙东的绘画等都与日本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２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发现地主要有：鸿胪馆遗址共发现近2500多个点片，数量非常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有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隆寺，保存着一个高26.4cm、口径13.6cm、底径10.1cm的越窑青瓷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三足等；平城京遗址出土有敞口斜直壁、窄边平底足碗；于治市发现双耳执壶；此外在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
朝鲜：
中国与朝鲜交往历史悠久。《尚书大传》、《史记》、《三国逸事》等中朝两国文献中记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考古也证实：中国与朝鲜的交往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参照《朝鲜古艺术与中国的关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2期）由汉到唐，中国文化对朝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朝鲜相继经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汉字、佛教、建筑以及制瓷技术等都传入朝鲜。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三、四世纪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百济第二代首都忠靖南道公州发现的武宁王陵（公元523年卒、525年葬），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副研究员、四耳壶、六角壶等器。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古新罗时代的墓葬里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1940年在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
泰国：
泰国，古称暹罗，位于中南半岛中部，是一个由泰族为主体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泰族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至迟在公元初已定居于泰国北部。早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我国的青铜器就已从云南传入泰国。（《东南亚》1984年第四期）汉代开始我国丝绸和陶瓷开始传入泰国。考古发现在泰国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长沙窑器。近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越窑瓷器，如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
印度：
印度，古称天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就象嵌在印度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印度河与恒河流经境内，孕育着这古老的文明；印度与中国一样同是既有优秀古老的文化传统而又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早在汉代，印度的佛教、文学、艺术、天文、医药等就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尤其是佛教对中国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造纸、养蚕缫丝、制瓷技术等也相继传入印度。中国瓷器对印度的影响较大，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印度科罗德海岸的阿里曼陀古遗址本地不冶里以南三公里，是罗马时代南印度的对外贸易港口，1945年在英国、1947~1948年在法国政府先后在此进行挖掘，出土有唐末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帮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与印度仅一水之隔，古称“锡兰”，是区分印度洋上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的重要区域。斯里兰卡在印度洋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基地和中国陶瓷的出土地，古代中国人也称它为“狮子国”。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它是联系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枢纽，从东西两方驶来的船舶，都在这里停泊。考古证实：在迪迪伽马遗址的佛塔处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
菲律宾：
菲律宾（古称吕宋）是太平洋西部的群岛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菲律宾与我国的交往，最早见于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开始。陈荆和在《16世纪菲律宾的华侨社会》一书中谈到：公元3世纪中国人已到菲律宾进行开采金矿的活动。瓷器是中、菲交往七、八百年的历史见证。在菲律宾群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居东南亚地区之首。据统计，菲律宾在先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土大约四万件瓷器。以至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在《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一书中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
从巴武鄢——巴丹尼土岛到北吕宋、伊老多海岸、班丝兰、邦邦牙、中吕宋那福塔示、马尼拉、黎刹及内湖、宿务及苏禄岛等地均有出土，这些越窑青瓷分别是唐越窑青瓷钵、宋刻花青瓷钵、壶、水注及刻有花纹的瓷片；以及有刻花粗细条莲花纹瓣的宋代瓷罐及有浮雕纹小罐。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国血统。自古以来，马来西亚是中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要冲。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史实证明：这条商路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刘前度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古瓷器》一文中说：“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还可见到荒芜的村庄跟营幕的遗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着中国碗碟碎片……”
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捞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此外在马来西亚西部的彭亨也发现过唐代的青瓷尊。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群岛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及亚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之间，自古以来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国和印尼群岛之间的联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开始。古印度尼西亚人沿着两条路线从亚洲大陆南部南下：一是中国云南经缅甸、马来半岛到印尼列岛：一是中国东南部经台湾、菲律宾、爪哇到印尼各列岛，出土的青铜器等可以为证。印尼人对中国的瓷器十分重视，将其视之为“珍贵的文物和传家宝”。1963年据苏来曼的《东南亚出土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中说：“印尼全境都发现了青白瓷，它仅次于青瓷。”可见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发现。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国唐宋以来商舶到西亚地区的必经之地。早在19世纪这里就出土过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标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纪印度河畔的商业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毁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处，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中国与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开始了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知条支，并谴使该地。到8~9世纪时达到高潮。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岛，邻近阿曼湾，是印度和中国商船进入波斯湾的通道。阿曼的苏哈尔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80年代在此地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
伊朗：
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陶瓷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烧造陶器和瓷器的工业通称陶瓷工业。
早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并广泛使用陶器。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的陶器，经科学测定，约为8800年前的遗物，是当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器。瓷器则发明于商周时代，到现在也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釉下彩是陶瓷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段，是用色料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即半成品）上绘制各种纹饰，然后罩以白色透明釉或者其他浅色面釉，入窑高温（1200—1400℃）一次烧成。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覆盖在下边，表面光亮柔和、平滑不凸出，显得晶莹透亮。它的特点是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当代陶瓷艺术大师易武为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专家评委、湖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易武陶瓷艺术作品集》，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同时被中国美术馆存览；釉下彩瓷作品《荷韵》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永久馆藏；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台湾佛光山享誉国际的星云大师珍藏了《荷韵》、《荷趣》二件艺术瓷作品，永久馆藏在台湾佛光缘美术馆，这对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釉下彩瓷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醴陵瓷器地理标志，作品多次参加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非陶艺展出。其作品造型雄健、釉色古朴，呈现出古香古色的釉下彩瓷艺术效果，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国家级美术馆、国家级图书馆等珍藏。
责任编辑：小赖
中国陶瓷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正值深圳文博会，展会上荟萃了各地的陶瓷制品，其中，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其文化符号是如何形成的？前天，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雨前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讲述的文化内涵。
陈雨前介绍了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的形成以及发展历史。“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博大精深、体系完整、风采独具、魅力无穷、影响深远’来概括。”他说。
何为陶瓷文化？陈雨前认为，这是指在陶瓷的泥做火烧与销售、消费的过程中和各个环节中所呈现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形态和情感、心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的面貌。
“中国的陶瓷文化曾在世界上领先近千年，但自从制瓷工艺传入欧洲，已经被迅速赶超，现在，世界一流的陶瓷品牌都诞生于欧洲或日本等地区，中国还没有一个能在全球叫得响的品牌。”陈雨前说：“复兴中国的陶瓷文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此，陈雨前希望能在学术上为陶瓷文化的推广做出努力。作为“景德镇学”的提出者，陈雨前在讲座上向大家介绍了“景德镇学”，这是一门以文化为缘由和主要研究对象，以文化遗产理论对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学科。他说，提出“景德镇学”，正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文化。
“千年窑火铸就了景德镇深厚的文化底蕴，陶瓷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精粹的集中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陈雨前表示：“景德镇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景德镇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景德镇学’必将为传承和弘扬陶瓷文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范本，为保护陶瓷文化遗产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古代陶瓷残片对长沙窑的联想
２０００年三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广州文明路和文德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建筑工地上，觅得五块古陶瓷残片，为唐代长沙窑产品。本着“奇物共鉴赏、情趣相与析”的愿望，现描述如下，与广大陶瓷爱好者共赏之。
一、两块执壶残片。
a.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残留原饰的两块酱褐色斑，其中一斑上有一五棱形短流，单眼出水孔。釉色青灰泛黄，玻璃质，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稍粗疏，呈灰中泛黄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内壁颈以下无釉。
b.短颈，撇口，肩部近颈处有一八棱状短流，单眼出水孔，腹上近肩部位残留两人物贴塑纹饰，其一为高鼻长髯的胡人，双手举箫，在行进中吹奏，头戴一顶瓜皮形有风披的帽子，身穿饰有飘带的长袍，足蹬饰有编织花纹的长靴。另一为在行进中弹四弦琴的女子，身穿莲瓣形短裙，面庞丰满，头发浓密，单看头部与唐三彩女俑颇为相似。此残片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青灰色，胎釉之间施一层薄薄的白色化妆土，而从断截面观察，用以贴塑人物花纹的胎土则极其精细，因此才有人物的神态、服饰都十分清晰的效果。字串7
二、三块碗残片。
a.此碗为深弧形，腹壁，口沿微外撇，腹外壁残存二阴刻竖线（据其分布距离，推知应有四条，将碗分成四等分。）口沿有葵口，釉为米黄色，与米壳近似，施釉到足底端，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釉间薄施一层白色化妆土，胎土较粗疏，呈灰黄色。圈足削成外撇，如喇叭状，足底心施釉，色与碗壁一致。字串9
b.此碗为斜直微弧形腹壁，敞口，口沿上饰有酱褐色斑块（据其分布状况，推知应为相互对称的四块。）。碗内壁饰釉下有飘带状褐色与绿色交织动感极强的花纹。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青中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较粗疏，呈色灰中泛黄，圈足浅宽，外墙坚直，内墙向外斜削，足根平切后复将外沿棱角削去，足心不平，无釉。
c.此碗腹壁斜直呈４５°角向上，直口，碗心阔而平坦，内外壁施满釉，釉色青灰泛黄，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胎土灰黄粗疏，碗内壁及外壁上部的胎釉间薄施一层白化妆土，光素无纹饰，玉壁形底足，足心凹处施釉。
■通过对上述五块瓷片共有特征的观察分析可知，鉴别唐代长沙窑至少要注意如下几个要点：
１、胎土烧成后多呈青灰或灰黄色，较粗疏，均施有白色化妆土。
２、烧成的釉色受胎土、窑内温度气氛及化妆土影响而略有差别。基本上分两种，灰青或米黄色，均开细沙网状百圾碎纹片。
３、圈足有玉壁底，浅宽圈足，高而外撇喇叭形圈足等。
４、纹饰有在肩部、口沿等显著部位加酱褐色斑块，人物贴塑，釉下褐彩，绿彩绘画等。
５、执壶多为椭圆形，瓜棱形腹，其短流较粗，一般为多棱状，单孔，置于壶的肩顶靠近颈部。
总之，唐代长沙窑制瓷技艺，折射着大唐朝的灿烂与辉煌，对后世制瓷技艺产生了重要影响。仅仅眼前这几块残破的瓷片，就足以让我们从中想象产生她们的一定是一个昌盛的时代，是一个国内国外多民族友好交往交融的时代，是一个善于借鉴吸收并创新发展的时代，是一个色彩斑斓充满激情的浪漫时代。
从瓷片说窑口——唐代邢窑
“……凉风盈夏扇，蜀铭伴邢甌，笑向权门客，应难见道流。”唐代诗人薛能一首《夏日青龙寺寻僧》把蜀地名茶和邢窑瓷具当做化解尘世种种无名烦恼的佳品，把原本“内丘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寻常之器，提升到了移情寄思的精神世界。
陆羽《茶经》中邢瓷虽似银类雪，但色白而茶丹，邢不如越的评价，直接影响了千年来人们对邢窑瓷器的全面认识，加之近人对邢窑瓷器片面的认识，使这个曾经首开中国古代白瓷先河的名窑，成为了人们眼中只会烧大众白瓷饭碗的普通窑场。
近年来，河南、陕西等地隋代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白瓷，尤其是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6件白瓷，其胎质比较细白，釉色白中泛青，可见早在唐代以前已经烧出了比较优质的白瓷。从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里出土的“盈”和“翰林”字款的白瓷，都证明了邢窑在唐代的贡瓷地位。
唐代制瓷呈现出“南青北白”的布局和风貌。南方窑场秉承烧制青瓷的悠久传统，而青瓷窑场则遍布浙江、江西、江苏、四川等地。北方地区在邢窑的影响下，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分布了以烧制白瓷为主的窑场，其中河北内丘、临城的邢窑及其曲阳的定窑已经烧制出大量成熟精美的白瓷。
早期的白瓷将半透明状白釉施于洁白的胎体上，随着烧制窑场的不断扩大，产品数量的大量增加，白色化妆土的应用与推广，使白瓷的烧造更加普遍，形成了以烧制白瓷为主的邢窑系，唐代的白瓷才得以天下通用。
邢窑的器型多以碗、碟、盒、瓶等日用器为主，器表多光素无饰，以简洁优美的造型和晶莹润亮的釉色取胜，与其他窑口的瓷器一样，器型多源于同一时期的金银器，少数邢窑白瓷模仿了金银器的纹饰装饰方法。许多类雪似银的胎釉上积釉处微闪青绿，有玉润之感，十分美观。
唐代邢窑白瓷有精细和一般之分，精细者胎体轻薄，造型规整，釉色莹润，釉色有白中闪青，玻璃感较强和釉色乳白呈半透明状两类。胎质细白并印刻有精美的纹饰，但数量较少。而邢窑一般白瓷胎色黄白，有的通过施白色化妆土来增加瓷器的白度，造型亦较随意。如唐代邢窑花口钵，可以从残片上看到同样的器型却有不同的釉色，其一胎质细白，施釉均匀肥厚，釉层透明感很强，积釉处呈淡青绿色并有小型气泡密集，与两宋时期景德镇湖田窑白影青瓷又十分接近。其二胎质细白，施釉均匀略薄，釉层略失透，釉色乳白，积釉处微闪青色。其三胎质较黄，使釉色较暗，白中闪黄。
唐代邢窑白瓷盒器型丰富，大小不一，有的在盒盖上印刻蝴蝶纹，器径约5厘米，娇小精致的器型说明它是一件唐代妇女使用的粉盒，唯胎质灰白，受土沁较重。
唐代邢窑印花卉盒残片它告诉我们这是一件邢窑烧制仿金银器的高档产品。它整体的器型呈葵口，胎质白细，胎体轻薄，盒盖上及侧面与刻划花卉纹，施透明釉，釉色青绿，纹饰生动，十分罕见。
茶臼的出现，说明了唐代邢窑当时烧制了大量的茶具和酒具，茶臼唇外襄，外壁施白釉，流釉处闪微青，胎质细白，碗壁内敛，内壁无釉，壁上划满纵横纹线，形成了细小的网格，用于研磨茶叶，煮烹茶汤。
梅瓶自宋代以后大量出现，谓之经瓶，贮酒盛浆。唐代邢窑烧制的梅瓶，有的体型较大，应为酒具，器型也区别宋元之器，胎色白中略黄，胎质较细，外壁施半透明状白釉，有的器型被设计成四系穿带的鱼形十分美观。
唐代佛教的几度兴盛，直接反映在邢窑瓷器上。从白釉炉残片看器型规整，胎色洁白，胎质细密，外壁及口沿施满釉，胎釉结合紧密，釉色乳白，略失透。釉厚处略闪青，显示出唐代邢窑匠人认真的工作态度和高超的工艺水平。
瓷制狮子往往会被今天的研究人员当成当时社会崇佛者的信物，而唐代的瓷制狮子于宋元时期瓷制狮子不同，人们对外来物种的神秘、新奇感要强于佛祖弟子身下的坐骑。唐代正处于一个对外交流融合的大变革时代，许多文化艺术甚至食物都是从哪个时期逐渐进入到我们生活之中。从残片看，邢窑白釉瓷狮为模制，胎质细白，由于釉质的淘练不细，形成了褐斑，釉色偏灰青白。
唐代邢窑白瓷多以光素为主，少见刻划纹饰，这是两块类似瓷枕面的残片，胎质细密，胎色粉白，施釉透明感很强，釉下刻花卉纹，纹内积釉闪微青，应为唐代晚期邢窑瓷器精品。
像所有的窑场一样，碗、盘、盏为烧制数量最多的品种，唐代邢窑碗，以唇口和玉壁足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少数碗口被制成仿金银器的菱花口，相对碗壁很薄。唇口和玉璧足能使碗体更加坚实耐用，不易损坏，而菱花口碗既要求胎壁不能过厚影响美观和使用，同时也对烧制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实物观察看出，唐代邢窑菱花口碗、盏等瓷器均为模制，但轻薄的胎体要求工匠必须有高超的修胎、控制窑温等技术。尤其是这些瓷器无釉处都显示出经过仔细的打磨，手摸的感觉有如明代永宣官窑瓷器胎体，不仅显示了当时工匠的制瓷态度，也显示了邢窑的普通瓷器烧造已达到了一千度以上的窑温。它使邢窑瓷器的胎体玻化程度更高，胎釉结合得更加紧密。使邢窑瓷器的坚硬耐用性居唐代所有瓷窑之冠。正因如此，唐人才有在邢、越两窑的瓷瓯中置水而击之，使之成为了当时一种特殊的乐器。
历史上的帝王可以轮换，朝代可以更替，而古代陶瓷承载着人文精神的工艺则如雨后的芳草在春风的吹拂下蓬勃的生长。品种不仅局限白釉，还有三彩、黄釉和黑褐釉瓷器。窑场也由内丘、临城影响到年代稍晚的曲阳定宣和北京龙泉务窑。今天我们在研究邢窑时，不能因为“邢不如越”和“天下通用之”就忽视了唐代邢窑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尤其是许多唐代邢窑瓷器从胎土淘炼、制坯定型、刻纹施釉及入窑烧成后的工艺性和美观度来看，毫不逊色于唐代越窑和明清官窑瓷器。令人遗憾的是入宋以后，邢窑白瓷的领军地位却被100多公里以外的定窑白瓷所取代，以釉色牙黄为主流的定窑系白瓷以更加强烈的态势风靡大江南北数百年间，当北宋王朝预选定窑瓷器为御瓷时，嫌其口芒不堪用。令人不解的是改覆烧为正烧即可口沿无芒，但历史选择了没有。它的原因就像人们宁可放弃晶莹青白的邢窑瓷器而转向牙黄芒口的定窑瓷器一样诡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