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瓷砖。
中国西夏文化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表明，甘肃省武威市曾经是西夏的陶瓷生产中心。
“从现在考古发现的遗址来看，在武威市城南２５公里的凉州区古城乡上古城，包括现在的上古、八五、上河三村，就是当时西夏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孙寿龄说。
孙寿龄研究认为，上古城瓷窑规模大，分布广，从东到西长达５公里的范围内，都有西夏瓷窑遗物散布。不但平地上有，沿山一带都有，而且在高山岭头上都有分布。
武威古称凉州。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建立西夏政权后，随即将西凉府定为“辅郡”，长期是其陪都。记者了解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属上古城辖区内的塔儿湾庄第一次发现了一件白釉褐花牡丹纹瓷瓮，瓮腹下部无釉处用西夏文写有“第五号瓷瓮”。此后，在平田整地和村民建房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西夏瓷器残片，在田间地埂、道路渠溪、山坡崖头都有西夏瓷片、瓦砾和部分窑具遗留。
孙寿龄说，近年来，古城瓷窑出土了大量的西夏瓷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国内罕见，仅塔儿湾出土的许多西夏瓷器、酒具就填补了我国早期酿酒业中的空白。
已经从事西夏文化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孙寿龄将这些瓷器分为酿酒用具及酒具、生活用品和军用品三类。
从古城瓷窑出土的文物看，西夏时瓷器的生产机构比较健全。“瓷器烧制成功后，要进行登记检验，验看是否合格。”孙寿龄说。“从出土的不少瓷器上有用毛笔书写的报废原因和编号、年月及某某人家瓮、某某人等文字来看，古城瓷窑管理机构很健全。”
孙寿龄认为，从古城瓷窑的规模、出土的瓷器种类及造型特点以及瓷器质量严格的检验程序等方面来看，古城瓷窑无疑是西夏的官窑。
为了瓷器交易的方便，西夏在上古城建设了两座城，除了窑城专门从事瓷器烧制外，还在窑城附近建立了云城，专门进行瓷器批发和销售。
“西夏时，其他州县瓷窑甚少，各个地区都是来西凉府批发瓷器。”孙寿龄说，“除供河西地区外，内蒙古、青海等地都来这里拉运瓷器。”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在中国西北建立的古代政权，公元１０３８年李元昊称帝建国，１２２７年为蒙古所灭，立国１９０年，先后与辽、北宋及金、南宋鼎立，疆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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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陶瓷生产中坯用原料的特点
卫生陶瓷的生产工艺的特点是注浆成型，即先将坯用配方原料放在球磨中加水后研磨制成泥浆，然后将泥浆注入石膏模型中注成坯体。
卫生陶瓷的产品特点是重、大。如最小的洗面器也要在5公斤以上，连体坐便器一般重量在40公斤左右，有的可达50公斤左右。最小洗面器长度、宽度、高度的和也要接近1米，连体便器的长度、宽度、高度的和要超过2米。卫生陶瓷表面的釉是乳浊釉，可以完全遮盖住坯体颜色。
以上这些都对卫生陶瓷的坯用原料提出了一些要求，坯用原料的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坯料配方中的粘土类原料比较多，一般占40%-60%。
2、要求使用的粘土类原料应具有较好的、稳定的稀释性能。较高的干燥强度。优良的可塑性。这样才能制备出性能优良的泥浆。
3、坯体中的氧化铁含量一般在1.0%左右。对原料中铁的含量要求范围较宽，如性能优良的粘土类原料，氧化铁的含量可放宽到1.5%-2%。
4、坯料配方中的粘土类原料对泥浆性能最为重要，它的性能好，半成品及烧成合格率就高。广东潮州地区和福建南安地区的连体坐便器的半成品及烧成合格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就是一个例子。
5、经过多年的大量开采，卫生陶瓷所使用的优质原料尤其是粘土类原料逐渐枯竭，如唐山地区的紫木节经过近百年的开采已经绝迹了。因此，好的粘土类原料成为全行业寻求的目标，其运输距离也越来越远，如黑泥和精制瓷土的运输距离已经超过2000公里。
6、瓷石得到广泛使用。“瓷石”是个很宽泛的名称，瓷石是个硅酸盐混合矿物，瓷石中一般总是含有石英，除石英外，它的主要矿物成分还有绢云母、白云母、长石、高岭石等矿物中的一种或多种。近年来，各地陆续发现许多瓷石矿藏，成为卫生陶瓷的坯料可以选择的原料。它价格低廉，储量丰富，可为坯料提供氧化硅和氧化钾，越来越多地在卫生陶瓷坯料中被使用。
7、烧成后后的不合格品（简称废瓷）被大量再使用。七十年代，废瓷在坯料中的再使用的添加量一般不超过3%。近年来，由于原料价格不断上涨，加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废瓷在坯料中的添加量越来越多，一般可达到10%左右。
此外，每种原料在配方中的添加量出现了越来越小的趋势，出现了“10点配方原则”和“5点配方原则”的观念。
下面是一个七十年代在唐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坯料配方：唐山子木节24、石英24、彰武土11、大同土16、章村土16、滑石3、长石6、废瓷份1(外加)。
卫生陶瓷生产中的职业病
卫生陶瓷生产中对作业者的伤害主要来自几方面：一是噪音，二是高温，三是粉尘。
噪音
卫生陶瓷生产中的噪音主要来自于破碎设备、研磨设备(如球磨机)、空压机等。为了应对噪音可以采取对设备进行封闭的措施减少噪音，操作人员应该佩戴耳塞以减少对人的伤害。多年的生产实践表明，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噪音不会给人的听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高温
在卫生陶瓷生产中，如果使用石膏模型注浆成型，成型室的温度一般不超过32°c即可满足生产需要，由于天气的原因，有时成型室的温度会超过32°c，甚至可达到或超过35°c，这时职工可能出现中暑等现象，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一般采取的对策是：进行通风降温，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在气温超过35°c时临时停产。在干燥室、窑炉旁的作业温度也很高，减少职工在此环境中的作业时间，可以保证职工身体健康。
粉尘
卫生陶瓷生产中，粉尘是对职工的身体健康的最大威胁。解放前，由于无视工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矽肺职业病。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矽肺职业病的预防工作，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中专门设立了检查和督促企业的防尘工作的机构。笔者在唐山陶瓷厂工作期间就经历了企业进行的大量的防止矽肺病的工作。
粉尘主要来自原料破碎、原料入磨、浸釉、成型等几个工序。在原料破碎和原料入磨工序采取了加强收尘排尘，要求职工在操作时戴防尘口罩等措施。在浸釉工序，将原来的浸釉操作改为喷釉操作，要求职工在喷釉操作时要戴防尘口罩。
成型工序是防治工作的重点工序，因为操作职工多，职工在上班时间一直在现场，因为成型室温度高，很难要求职工在操作时佩戴防尘口罩，因此它也是防尘工作的难点。经过多年的摸索、改进，最有效的方法是：成型采取湿修作业，坚决废除干修作业;半成品检验放在通风橱中进行，废除一切有扬尘可能的地面清扫方式。所谓湿修作业，是指在坯体不干的状态下削、刮坯体，在作业中不产生粉尘。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笔者工作过的企业中，大批的退休成型职工中没有发生一例矽肺病，这是多年来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
前一阶段，听到在卫生陶瓷生产企业中发生了一些职工患矽肺病的情况，感到十分震惊。我们的卫生陶瓷生产行业绝不能倒退到解放前!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要加强经常性的监督和管理，企业的所有者也要提高道德水准，职工也要重视自身的健康，加强保护自己的意识，绝不能让矽肺病死灰复燃。
黑瓷产生在南方，生产中心却在北方，为何南北方黑瓷风格大相径庭 ...
黑瓷是一项古老的汉族制瓷工艺。是民间常用器皿常见的釉色之一。施黑色高温釉的瓷器。黑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为施黑色高温釉的瓷器。黑瓷和青瓷的都是用氧化铁作釉的呈色剂，增加铁的含量。黑瓷釉料中在三氧化二铁的含量在5%以上。我国商周时期就已出现黑瓷。东汉时期，浙江上虞窑烧制的黑瓷，施釉厚而均匀。
东晋德清窑的黑瓷，以浙江德清窑所产黑釉为代表，釉厚如堆脂，色黑如漆。至宋代，黑瓷品种大量出现，河北定窑生产的黑瓷，胎骨洁白而釉色乌黑发亮；
定窑黑釉 直颈瓶 宋代
福建建窑烧制的黑瓷，因含铁量较重和烧窑时保温时间较长，所以釉中析出大量氧化铁结晶，形成了免毫纹、油滴纹、曜变等黑色结晶釉，颇为珍贵。
定窑黑釉 盏 宋代
建窑黑釉 兔毫盏 宋代
江西吉州窑的玳瑁斑、木叶纹、剪纸贴花黑瓷以及河南、山西等地瓷窑生产的黑瓷，也很有特色。
吉州窑黑釉 盏 宋代
吉州窑 黑釉 玳瑁纹 鼎 南宋
黑瓷产生在南方，但是在以后的历史中，生产黑瓷的中心却在北方，宋代福建建窑和江西吉州窑黑瓷尽管也较著名，但是看不出与早期德清黑瓷之间有传承关系，据认为这两个南方黑瓷厂的一度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与人文背景。南北方不同的黑瓷风格更是大相径庭。纵观整个黑瓷的产生发展，不同地域的黑瓷是各自独立产生，后来又慢慢互相影响。根据记载的考古资料，山西黑瓷在唐代肯定已经出现，并且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烧制黑瓷的窑址起码有浑源窑、平定窑、河津窑、乡宁窑、交城窑、介休窑、太原窑。
吉州窑 黑釉 木叶盏 宋代
元、明、清时期，黑瓷乃是民间常用器皿常见的釉色之一。
山西窑口 黑釉 执壶 宋代
山西窑口 黑釉 玉壶春瓶 金代
那么比唐代略早的隋代山西有无黑瓷生产呢？可考的隋代墓葬中不见黑瓷，仅见青瓷，所以隋代山西有无黑瓷生产尚不能肯定。
耀州窑 黑釉 如意型瓷枕 唐代
以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而著称的耀州窑，也是我国古代烧制黑釉瓷的重要窑口。
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用含铁量高的釉药来着色，就可烧出漆黑的黑瓷。耀州窑地处陕西渭北的黄土高原，这里蕴藏有取之不尽的高档次天然黑釉药——黄土。将绵黄土经淘洗和反复搅拌，就能成为优质黑釉药，施在器表可烧出漆黑明亮、光泽性很强的黑釉瓷。有此优势，耀州窑自唐代初创之时起，就开始大量烧造黑瓷。中唐以后，青瓷产品才在该窑日渐增多；到五代、宋金时，青瓷的烧造占了主导地位，但黑瓷和花色黑瓷仍连续不断地生产。元代以降，随着青瓷在该窑的衰落，黑釉耀瓷又成为该窑的重要产品。经明、清、民国至今，黑釉瓷的烧造一直延续。
耀州窑黑釉 脉诊 北宋
鲁山窑在唐代也有生产黑釉瓷器。
鲁山窑黑釉 花斑瓷鼓 唐代
唐代黑釉瓷器的装饰方法不很丰富，资料中可以找到的黑白双色装饰的器物，以里白外黑的碗，黑釉白边的罐比较常见，还有黑釉瓷塑动物。唐代浑源窑遗址发掘出了黑瓷与素烧的动物瓷胎，在交城窑遗址中发掘出了黑釉小动物瓷塑像。唐代山西黑瓷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交城窑的花釉瓷器，也有人叫唐钧，它以黑褐釉为地，釉上随意洒点月白色彩斑，如云霞，似岩浆，潇洒自如，器型有拍鼓和瓷罐，可惜未见有完整器物。同时只有河南鲁山窑生产类似器物。唐代黑釉瓷器釉面乳浊感强，发色偏灰暗，或偏褐色，或偏黄绿，不及宋金时候的黑釉釉面玻化程度高，玻璃质感强。
景德镇成为生产中国外事交往用瓷现代官窑
曾因生产大量皇家用瓷而享誉世界的景德镇，目前正成为生产中国重要外事交往用瓷的“现代官窑”。从公元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建立浮梁磁(通“瓷”)局开始，到1911年清朝覆灭，元、明、清三朝皇家瓷厂都设置于此，也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长达632年的“官窑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景德镇瓷器因其“技术精湛、品质优良、工艺独特”而成为国家用瓷的首选。
1959年至今，景德镇为国家及各有关部门、单位提供了2000多万套(件)高档瓷器。这其中包括邓小平访美时赠送给美国前总统布什的青花松鹤瓷瓶和色釉双耳瓶，以及江泽民访问美国送给现任总统布什的“吉祥如意”餐具。还被指定为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和中国奥组委指定的专用瓷具。陶瓷专家张建平说，景德镇的瓷器现在仍然代表着中国工艺瓷和日用瓷的最高水平。目前，在中国主要产瓷区里，景德镇是唯一设有专门的国家用瓷办公室的城市。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副主任高志平说，与封建官窑服务皇室成员不同，而今的景德镇瓷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对外交往中传递着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事实上，景德镇这座“现代官窑”生产的高档瓷器不但在外国元首的府第和中国国家宴会上频频现身，也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2001年，刚刚在APEC会议上大出风头的纪念瓷已在全国消费品交易会上展销；“吉祥如意”餐具也摆上了普通商场的柜台；景德镇正在举行的首届国际陶瓷博览会上，大批景德镇生产的瓷器成为中外客商的首选。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紧跟世界，这个古老的瓷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今年迎来“置镇千年”的景德镇已成为国家科技部和江西省政府共同打造的国家陶瓷科技城，并筹划在这里建设中国陶瓷“教育、科研、产业、流通”的基地。
宋、辽、金、西夏陶瓷
（一）、白瓷系诸窑瓷器的特征
1、定窑系
①定窑：唐代曲阳窑发展到宋代而成为以烧白釉印花瓷器为主的著名窑场，因属宋定州而得名。
胎：白色微黄，较坚致，火候不太高，一般为1150±30℃，未完全烧结（生烧），这是因为胎土中氧化铝（Al2O3 ）含量高而火候又不高的缘故。
釉：定窑兼烧白釉、黑釉、酱釉（紫定）、绿釉等品种瓷器，以白最多，亦最有特色。定窑白釉在北宋早期白中泛青（以木紫作燃料，烧还原焰），滋润莹泽，形成自身特有的风格。定窑白釉的特点是有蜡泪痕--釉在高温下流，降温时停止流动而凝结在釉面的蜡泪痕状釉渍釉点。滋润莹泽的米白色釉现蜡泪痕，这就是典型定窑器的特征。
器型：定窑多是碗、盘、枕、炉、盂等日用生活器皿。其他种类器极少。
纹饰：大约从唐末五代起，我国瓷器更加注重器物的花纹装饰，往往一个窑（或窑系），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常用某些图案纹饰装饰而形成窑口、地区特色。某些纹饰又为某个历史时期全国通用、贯用，成为时尚，形成时代特征。这些我们将在第二编予以介绍。定窑的花纹饰技法，晚唐五代（曲阳窑）以刻花为主，北宋早期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中晚时期及南宋（金）以印花为主，成为定窑一大特色。定窑印花的特点是：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淅，工整素雅，密而不乱，讲求对称。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纹饰内容多为花卉（牡丹多，莲、菊等次之），其次为动物，如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鱼等等，再次为婴戏。
工艺：瓷器的成型，装烧工艺，对鉴定瓷器的窑口、时代等均有一定意义。宋代定窑的装烧工艺更有一些特色。北宋早期，定窑 烧粗瓷用三岔形支钉垫（叠）烧，器物里心留有三个支钉痕。细瓷用匣钵一匣一器正烧。北宋中、晚期创用支圈覆烧迭置法，简称覆烧，碗、盘等口沿不施釉，称"芒口"，其他部位满釉。精细的芒口器用金、银、铜等镶边，称为金扣、银扣、铜扣。金代后期定窑又创匣钵涩圈叠烧法，即在器物里心挖去一圈釉使露胎，另一器的圈足正好置露胎圈中，烧时器与器便不会粘连。覆烧和涩圈叠均是为了提窑烬装烧量，而这种工艺上的不同又正好为鉴别器物时代留下可靠的特征。
②介休窑：窑在山西省介休县。宋代晚期受定窑影响烧白釉印花瓷器，其胎呈浅褐色，
胎体较薄，釉白。器型以碗、盘、盏等日用生活器为主，而以小件盏、洗为多。印花饰也布局完整，线条清晰，但不太讲究均衡对称。碗、盏里心、圈足各有三个细小支钉痕，这是介休窑的独特支烧方法，为其特征之一。介休窑从宋代至清延续千年，产品种类丰富，造型纹饰也很有特点。宋代的黑釉瓷，白釉釉下褐彩瓷、褐釉瓷产量也不小，褐釉盘洗的四面饰婴戏荡船纹，为此窑 所独有。
③阳城窑：在山西阳城县。宋代以烧白瓷为主，产品器型，花纹多仿定窑，胎较灰，用化妆土。有的器用五支钉垫具叠烧，器里、器足大都留有支钉痕，而且支钉痕较大，这是与定窑不同的特征。
④彭县窑：位于四川彭县磁峰乡一带。是四川已发现的古代唯一生产白瓷的窑址。宋代仿定窑，主要生产白釉印花及划花印花瓷器。刻花以双鱼为主，印花以花鸟衔草，凤穿牡丹等最有特色。磁峰窑白瓷胎灰白，较粗，釉白中泛青灰，不大滋润。主要用五、六撮砂粒支烧，碗盘等里心留有一圈砂粒痕。也用覆烧，但无芒口，伤是在碗盘足部垫砂，另一碗盘覆于其上，里心也留支烧砂粒痕。
宋金时代属定窑系的窑还有山西的平定窑、盂县窑等。另外，南宋至元，河南一带窑场亦仿烧定器，称为"新定"，景德镇所仿称为"南定"。"南定"胎白细坚致，白釉泛青。
2、磁州窑系
①磁州窑：窑址集中于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彭城镇压为中心的地方。最近 有人研究其烧瓷历史潮流可早到期北朝。但形成巨大规模及特色，则是北宋到元代，以烧制白釉釉下黑彩瓷、褐彩瓷为主，其次还烧白瓷、黑瓷、白釉釉上绿彩等十多种瓷器，而以白釉釉下黑、褐彩瓷成为磁州窑 及磁州窑系的特征。
胎：黄白色，粗松者较多。
釉：白而莹润，较光亮。
器型：主要有碗、盘、瓶、壶、炉、枕等日用生活器，尤以枕为最有名。
纹饰：内容主要是花卉，另有少量游鱼，蝶、龙、婴戏等。磁州窑最有特征的白釉釉下黑花工艺过程是：先在坯体上敷上一层白色化妆土，再用黑彩料绘制纹饰，然后用尖状工具在黑彩纹样上勾划一些轮廓线、花瓣叶脉等，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线条，最后上白色透明釉，入窑高温烧成。磁州窑的釉下彩工艺，受唐代长沙窑影响而加以发展，使之更加成熟进步，为元明青花釉下彩技术进一步打下技术基础。
磁州窑纹饰中，最有特点的，是大量的诗文、绘画装饰。这是对长沙窑的继承和发展。诗文内容题材均与社会生活有关，反映市民思想意识，有通俗诗句、民谚、流行词牌，等等。绘画题材多为婴戏、马戏、熊戏，生动活泼，简洁洗练，极富乡土气息。磁州窑用绘画装饰瓷器，为以后我国瓷画艺术开风气之先，影响极为深远。
白釉釉上绿彩、红彩是磁州窑对我国陶瓷装饰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装饰工艺，其作法是：在素白瓷上，用红、绿彩料绘纹样，再入窑炉低温二次烧成。因其彩绘纹样在白釉之上，故称釉上彩。又因瓷器经过了一次高温烧成白釉瓷器，又一次低温烧彩绘纹样这样的过程，所以叫二次烧成的釉上彩工艺技术，是个全新工艺，磁窑在这方面为明清多种彩瓷开创了工艺技术基础。
磁州窑还生产低温三彩铅釉陶器，这是唐三彩的继续，有人就叫它"宋三彩"。工艺技术同唐三彩一样，色彩以黄、绿、褐三色为主。与唐三彩不同之处在：磁州三彩有时不加印花、划花装饰。三彩器型主要有枕、洗、盂、盆、盘等。
②武修当阳峪窑：窑址在河北武县当阳峪一带，故名。其白釉釉下黑花瓷器相当精美。胎以赭灰色居多，用化妆土更必不可少。纹饰以在主题纹外剔刻由方块形组成的几何图案独具特色。
③ 禹县扒村窑：河南禹县。禹县宋代以烧均瓷著名，但扒村窑以烧白釉釉下黑花瓷为主，属磁州窑系，且很有特色：胎有深灰或黄白色，白釉乳黄，纹饰笔调放、简练，有写意画风格。黑彩浓而醇厚，使图案更加鲜明突出。
④登封曲河窑：河南登封县。又有些书上直称登封窑。宋休登封曲河窑以烧白釉釉下黑花、褐花为主。其中以釉下珍珠地划花最富特色；在灰白胎上施一层化妆土，再戳上细密的小圆圈（此即珍珠地），然后在珍珠地上划各种图案，罩上釉入窑烧成。珍珠地划花瓷器是我国宋代有名的装饰精美的高档瓷器。
⑤介休窑：介休窑也烧磁州窑系的白釉釉下黑彩瓷器，褐彩瓷器，还有黑褐彩、桔红彩等，釉下彩色非常丰富，尤以咖啡色、桔红色最有特色，也最珍贵。另一个特点是：介休窑的釉下彩瓷纹饰（彩绘）丰厚，部分凸起。
⑥吉州窑：窑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所以有些文献上又叫永和窑。吉州窑胎质粗松，呈黄白色，产品种类丰富，有黑瓷、青瓷，也烧白釉釉下彩瓷。其釉白中泛黄，釉彩酱褐或黑褐。还有釉下剔花、贴花，均具有磁州窑装饰特点。纹饰多花草、鱼虫、鸟兽、山水，边饰以各种回纹为多。
3、 青瓷系诸窑瓷器的特征
1、汝窑系
1汝窑：汝窑为宋代著名窑场，以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于80年代中期找到了宾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一带。与其紧临的临汝县也有部分汝窑窑场。这里因宋为汝州，故名。汝窑烧造时间为北宋中晚期约二十多年的时间，多数精品是专为宫庭造的，所以有官窑性质，有人叫?quot;汝官窑"。
胎釉：汝窑器的胎呈深灰色，极细腻坚致，世称香灰胎。釉厚，多为天青又称粉青）色，色泽有深浅不同。釉中有少量气泡，古人称为"寥若晨星"，开细小片纹。汝窑器之精品，均通体施釉，所谓"裹足支烧"，足、底部用顶点极细小的支钉烧，支钉痕小如芝麻点，针鼻孔。汝窑瓷这些胎釉特征文献有记载，又为出土物所证实，是鉴定汝瓷的要领。
器型：主要是碗、盘，另有洗、瓶、尊、四足盆等。均为小形品皿。
我们强调指出汝窑器的上述特征是其精品所有，即为汝窑为宫庭生产的"贡器"的特征。作为一大窑场，汝窑还烧造更多的供民用的大路货即商品瓷，这些大路货，胎灰但不如贡瓷细密，釉色除天青外、三彩等，器型也还有枕、炉、罐、钵等较大的瓷器，而且这类产品在数量上要比贡瓷大得多。但汝窑贡器那香灰胎、天青釉、裹足支烧是它的代表产品，形成它的特色，声誉。
这些年古陶瓷学者们研究认为，河南的鲁山、郏县，及宝丰、临汝其他地方均有汝窑风格瓷器生产，也形成了一个窑系。
2、均窑系
1. 均窑，又作钧窑，窑址在河南禹县，其中心在禹县城之均台，八挂洞，及神 镇等处，宋金时属均州，故名。（又有说因窑址在均台而得名）均窑唐代即已生产，但宋代才规模扩大，产量剧增，形成特色。
胎：宋代均窑瓷胎质不甚细密，色多为灰色或紫褐色。
釉：均窑之闻名于世，是因其在北宋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均釉"。均釉是一种兰色乳光，青中泛红的釉，色调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多种，古人美其名日："雨过天青"、"月白清风"。均窑在宋代还创造了高温铀红釉，因色泽不同又有朱吵红、胭脂红、海棠红、鸡血红、茄皮紫、玫瑰紫等名称。宋均窑还创造了一种底色釉上有意洒上其他色釉，经高温烧成。蓝色乳光青中泛红的均釉、红釉（均红），窑变釉，是均窑釉的特征，也是其成就。有时几种釉，主要均釉和均红又同时施用，这种均瓷几乎就更为名贵。均窑的釉一般较厚。
纹饰：均窑重釉不重胎，亦不重纹饰。均瓷没纹饰装饰。但均窑的"蚯蚓走泥纹"却十分有名：在釉中有细小弯曲极不规则的看似裂纹的东西。但这不是人为装饰，而是烧成中，胎、釉变化自然形成的。
器型：主要是花盆、盆托、洗、炉、尊、钵等陈设瓷，大小均有，其中 的精品为上贡宫庭者。
3、 临汝窑：
河南省临汝县。宋代大量烧均窑风格瓷器。胎色较浅，有灰白、浅褐二种。釉色青中偏绿，与均窑偏红不同。釉亦较厚。
均窑在元代仍很兴盛，均窑系元代范围更大，这些我们将在下章元代陶瓷中讲述。这里解释几种清时期一些窑场仿烧的均瓷，便于读者比较、鉴别。
宜均：江苏宜兴窑明清时仿烧的均窑风格陶器。釉色有天青、天兰、月白等，极似均釉但或为紫色，或为白色，却与宋代均瓷大不相同。器型有瓶、盂、尊等。
广均：又名泥均，明清广东石湾窑所仿。陶胎，胎色灰暗、厚重。釉色有均红、月白、玫瑰紫，等等，器型鑫为盘、碟、罐等日用器。其特点是釉厚，有流淌，。施釉面釉二层釉。
炉均：景德镇清雍正时创始的一种的仿均瓷，是在至少瓷胎是施低温釉再入炉中第二瓷烧成，故名炉均。所以炉均瓷胎色洁白，釉薄而光亮，不及宋均乳釉厚重深沉。
4、 耀州窑系
1耀州窑：窑址在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一带。该窑唐代创烧，以白瓷、黑瓷为主，兼烧青瓷、三彩器（三彩较河南产晚些）。宋代以青瓷为主，形成独特风格 。
胎：黄白色和灰白色，以灰白为多，胎质较为坚致，露胎处往往呈酱黄色。
釉：耀州窑瓷器的釉一种青中泛黄的深沉，比较光亮的埒釉， 不同时期又有所差别：宋代青中微泛黄色，较厚；金（南宋）及元代，青釉中黄色加重，成姜黄色，釉层略显薄些。
纹饰：北宋早、中期）以刻花为主，形成耀州窑刻花青瓷的独特风格。耀州窑刻花技法有自己的特点：以刀刻出图案轮廓线，花脉、叶筋再用篦关工具加以刻划。北宋晚期刻花、印花并用，仍以刻花为主。耀州窑刻花的线条活泼流畅，刀锋犀利，刚劲有力有一定倾斜度。所刻图案布局工整，讲求对称，较为繁密。这些均是鉴定该窑瓷器的要领之一。纹饰内容主要为花卉（莲、牡丹、松、竹、梅、菊、水草等），动物（鸳鸯、游鱼、锘恕⒘频龋┘坝は贰１彼瓮砥诘陌蚜ㄊ┳钣刑厣?br> 器型：以碗、盘、瓶、罐、盆、炉、壶、钵、注子注碗等日用生活器为主。
耀州窑的刻花、印花青瓷器，很受当时国内、国外欢迎，其声誉与唐代越窑青瓷不相上下，市场需求量很大，所以当时国内许多地方的窑场争相仿造，形成桓鼍薮蟮囊菀は担钪挠校?br> 2河南临汝窑：已发现三处宋代烧耀州窑风格瓷器的窑址。产品胎灰白和浅褐，较厚；釉色青中泛绿，釉野较厚。纹饰有刻花、印花，以印花为主，也有素面无纹的。纹饰题材多为缠枝、折枝菊花、牡丹及呈圆圈状布局的海水纹。器形以碗、盘为主。
3广州西村窑：这是宋代为烧出口瓷而特设的窑场，其产品国内无论传世品、出土品均极少见，而多见于东南亚等地。西村窑瓷器釉色青中泛黄，但比耀州窑的釉浅淡。胎灰白坚致。纹饰以印花为主，题材多为缠枝菊，风心一朵团花。器物造型和种类与耀州窑运去的。
烧耀州窑风格青瓷的窑还有：河南宝丰青龙寺窑、河南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禹县大窑店窑（即文献上的"邓窑"），宜阳窑，广西永福窑、藤县窑、容县窑，江西吉州窑等。这些窑的刻花、印花青瓷有共性，亦各有特色。
5、 龙泉窑系
1龙泉窑：窑址位于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因龙泉县宋属处州，故有些文献上称之为处州窑或处宾。考古工作者在龙泉县发现宋元时代窑址一百余处，是我国一处规模巨大，产品在国内外有极大影响的古瓷。龙泉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到北宋早、中期创烧一种仿越、瓯窑风格的青瓷器。南宋时期，龙泉窑瓷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得到巨大发展，南宋末、元初达到 鼎盛阶段，经明直至清初康熙时始停烧。我们这一章，主要讲它在南宋时的产品特征。
胎：白中泛灰，坚致细密，火候高。南宋后期，龙泉窑仿南宋官窑烧一种灰黑色薄胎厚釉青瓷，但数量很小。龙泉窑器的胎总的特点是较厚，碗盘的底尤厚。
釉：北宋时期，龙泉窑青瓷的釉呈浅青色，薄而光亮，有越窑的风格。南宋中期以后，它创造出两种独蛤特色的石灰碱釉--粉青和梅子青。这是两种纯净的青釉，具有柔和淡雅的艺术效果。这时期的龙泉窑才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风格。
所谓石灰碱釉，是一种釉中助熔剂氧化钙（CaO，即生石灰）相对减少，碱性金属氧化物氧化钾、氧化钠多些的釉。这种釉在高温下粘度较大，流动性小，可以烧厚釉；还因这种釉在烧成后，釉层中有大量未烧熔的石英小颗粒，小粘土团粒及大量小气泡，当光线进入这种釉层后，产生强烈的散射。所以，石灰碱釉不透明（失透），釉面柔和淡雅，滋润莹泽，如冰如玉，有特殊的美感。
中外陶瓷史家认为：南宋龙泉窑创造的石灰碱釉系统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是我国青瓷工艺的最高成就。我国青瓷发展史上的东瓯缥瓷，唐越窑瓷的"如冰似玉"，"千峰翠色"，五代、宋越窑和秘色，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诗人笔下的赞美之辞，也可以说是人们希望和理想的青瓷釉色。只有龙泉青瓷，才把"千峰翠色"，"雨过天青云破处"，"如冰似玉"这些数百年来人们对优美青瓷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器型：龙泉窑器型十分丰富，包括几大类：生活用器：碗、盘、盆、碟、盏、壶、罐、钵、渣斗等，文具：盂、笔筒、笔架、砚、棋子等，仿铜礼器（即陈设器）：鬲、觚、觯、瓶、壶等。供器：香薰、香炉、烛台、佛像、八仙等。龙泉窑瓷器造型上总的特点是：淳朴，器底厚重，圈足宽而矮，这是鉴别龙泉窑瓷器的要领之一。
纹饰：如前所叙，龙泉窑瓷釉色很美，以釉取胜，但产品税中纯净的粉青、梅子青釉瓷不很多，虽然许多器的胎釉配方相同，因这种青釉对窑炉内还原气氛 的要求较严、较高，所以很多情况下即使相同配方的瓷器在同一窑中烧成的釉色也不尽一致（此即同窑不同器）。所以龙泉窑还比较重视纹饰装饰，以刻划花为主，还有少量印花、贴花。纹饰题材北宋多莲瓣、荷叶，南宋多云彩纹、水波纹、游鱼，印"金玉满堂"、"河滨遗范"等铭文。龙泉窑的印花游鱼有单鱼和双鱼，单鱼的时代较早；双鱼中，两鱼同向一般早于相向者。南宋晚期所刻莲瓣均肥硕，瓣脊明显清晰。
工艺上，北宋早期龙泉窑多用支钉支烧，器底留有支钉痕。北宋中期以后至南宋中期，多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帮器物外底无釉，晚期至元代，多用垫饼垫在器足上烧造，足端无釉，这些工艺上的特征，也是鉴别龙泉窑瓷器时代的参考因素之一。
龙泉窑瓷器享誉海内外，当时仿烧者甚众，浙江除龙泉县而外，庆元、遂昌、云和等县也发现有烧龙泉窑风格的瓷器的窑址。此外，江西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的碗窑乡窑亦有仿烧者。它们与龙泉窑构成宋代庞大的龙泉窑系。
5、官窑与哥窑
在已有的中国陶瓷史著作中，均把宋代官窑作为特别重要的内容叙述，有些文献上甚至把官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所谓"官、哥、汝、定、钧"。现今古陶瓷界对官窑的问题争论颇烈。本书不是一本陶瓷史著，对有问题的讨论不准备花太多笔墨，仅在本节中对有关官窑、哥窑瓷器的特征作些介绍。
北宋官窑：在我国故宫博物院、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及世界一些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些北宋青瓷器，基本特征是釉色粉青为主，开大片，部分"铁足"。过去学者们把它们称为北宋官窑器。长期以来，关于北宋官窑器的窑口问题聚讼纷纭。最近有人证明，所谓北宋官窑就是汝窑，北宋官窑器就是汝窑中的精品即官汝窑器。此论较为妥当，与文献记载和实物特征相符，本书赞成这一观点。因此，关于北宋官窑瓷器的特征及其鉴别，请读者参阅本章的"汝窑"部分。双由于所谓北宋官窑瓷器地下绝难有出土者，伟世品亦极少，且多藏于前述为数很少的一些大博物馆中，我们的读者们遇见并需要对其的鉴定的几率更少，所以本书略而不述也关系不大了。
南宋官窑：文献记载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市）有修内司郊坛下先后两处官窑。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努力，于80年中找到并发掘了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南麓乌龟山的郊坛下官窑，其瓷器特征是：
胎：呈灰黑色、深灰色（紫灰），均色深，故称"黑胎"，较薄，细密，但火候不太高。
釉：南宋前期较薄、滋润，乳浊状有玉质感，釉色以粉青为主，间有青灰、青黄、蜜腊等色，通体满釉，用支钉支烧，丁痕小园形，近似于汝窑风格。史称其为薄胎薄釉青瓷。南宋后期，釉色与前期相同，釉层加厚（多次上釉），有的器物釉厚度超过胎，多用垫饼垫烧，足端无釉处呈现深灰或灰褐色，即铁足。这即为薄胎厚釉青瓷。
器型：以碗、盘、碟、洗等较多，次为仿秦汉古铜器玉器的造型，为宫中陈设用器。
传世哥窑：文献记载有一种哥窑瓷器，其特征为：土脉细润，制作精细：釉色青，有深浅不同，色深者如粉红，色淡色如米黄，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蟹爪纹与紫口铁足。证之如故宫博物院等大博物馆所藏传世哥窑器，其特征与文献所记基本符合，胎有浅灰、黑灰、土黄色，较厚重，釉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釉层较薄，普遍开有大小片纹，细者叫白圾啐、鱼子纹、有些片纹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名"金丝铁线"。器口和器足色较深紫口铁足，器型有碗、盘、炉、瓶等。时代为南宋、元。这些瓷器，人们对其窑口不一，有龙泉窑说，杭州窑说，景德镇窑说，吉州窑说。最近有人肯定地说传世哥窑器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该论颇有说服力，但因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只找到郊坛下官窑，这个观点还需待将来考古工作进一步证实。
上述传世哥窑器一般博物馆和广大读者很难见到。倒是一种黑色薄胎，厚釉开片，釉的玻璃质较强，普遍有紫口铁足特征，时代从南宋到明代，而以元代为多的称为哥窑的瓷器，比较容易见到，有人认为，这种非宫中传世品的过去定为"哥窑"瓷器，实则是龙泉县大窑和溪口窑的产品，这很值得重视。
讲到这里，我们还要提醒读者注意：现在许多博物馆和收藏者手中，多有一种胎较厚重，开大小片纹，有的还有金丝铁线，亦有紫口铁足的碗、盘等类瓷器，俗称"碎瓷"者，许多乃清雍、乾时期景德镇所仿，其要害是胎骨较白而份量特重，绝非宋元哥窑瓷。这些下一编我们还会讲到。
陶瓷文化：西夏“马首”浮雕
马首浮雕是一件距今近千年的西夏时期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白瓷马头既像是浮雕又像是两个单面瓷器中的一半。而且这件白瓷马头造型逼真，体格健美，飘逸洒脱。马头上一缕一缕的鬃毛栩栩如生，动感十足。在马的脖子上还有几个圆形的“豹斑”，马首的下颌部还有健壮的肌肉，其做工技艺精湛，堪称世界一绝。
据介绍，这件稀世宝贝虽然只是一个“马头”，但文物研究价值很高，而且，在现存的西夏文物中，有马造型的文物这是唯一一件。
文物专家还推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进行系统挖掘，在“马首浮雕”出土的地方，有可能会发现这匹白瓷马的其他部位，或者会发现其他更加珍贵的西夏文物。
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和生产机构
杭州市老虎洞窑址的发现与发掘，是近年来陶瓷考古与研究的重要工作。根据已刊布的发掘简报，发掘者将窑址遗存的主要部分断为南宋时期[1]，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经过从分歧较大到逐渐统一的过程，学者们大体认同了老虎洞窑南宋时期的遗存就是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专为宫廷生产的“修内司官窑”或称为“内窑”[2]。因此，这项工作又引发了对宋代官窑研究的又一次高潮。然而，学者们多从文献对修内司位置的记述、官府从事窑业生产的机构、修内司官窑的烧制时间以及老虎洞窑出土器物与传世官窑器物外观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3]，而少有从官窑的生产性质和特征方面加以分析。本文拟从南宋官窑生产的主要产品、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及生产陶瓷礼器专门机构的发展情况，来分析老虎洞窑的发现给我们提供的深层内涵。
一、“修内司官窑”是一个以生产陶瓷礼器为主的御窑
“修内司官窑”乃后世收藏者的称谓，当时文献称为“内窑”。有关此窑最重要且最常被引用的文献材料，是元陶宗仪《辍耕录》中所引南宋人叶真《坦斋笔衡》的记载和《说郛》中所录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记载。两书的记载大同小异，现录文如下。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宋叶真《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4]
《负暄杂录》更明确说“袭徽宗遗制”[5]。关于邵成章，据考证其根本没有到过临安，此处所记应为邵谔之误[6]，这一观点现已被学者们普遍接受。关键是邵谔和他统领的邵局主要制作什么？《研北杂记》记：“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7]另外，《容斋笔记》也记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主之，人呼为邵局，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名。”[8]其他文献也记载邵谔曾参与制作浑仪[9]，同时还制作郊祀所用的车辂仪仗。《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兵部侍郎程禹等言，将来郊祀大礼用国初大驾仪仗，扌总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除已有黄麾半仗二千四百二十二人……外，见阙金辂，象辂、革辂……有诏，车辂仪仗委工部尚（书）莫将，户部尚书张澄，同内侍邵谔制造。”[10]此间，邵谔的官职应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11]，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被罢免[12]。说明邵局是以制作礼乐器为主，而且多是一些最重要的礼器。如果《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中所记载的“内窑“确由邵谔所建，则很有可能是以生产供朝廷礼仪话动使用的陶瓷质的祭器或礼器为等主。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指出修内司官司窑应是绍兴十六年前后在王晋锡的掌领下为官司府的祭祀活动烧造祭器的窑场[13]，笔者基本同意此观点。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北宋官窑还是‘修内司官司窑’，其创作都是为了满足宫廷尤其是帝王个人的玩好”[14]。这是值得商榷的，置身于南宋初年的历史环境，可知此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南宋初期，当草创阶段，即文献所说的“奉安”各种坛庙的时期，朝廷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完备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这一点是当时宋朝君臣的共同认识，所谓“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15]，这是北宋大观二年议礼局的上言，并成为重要的制度。因此这条在南宋初年被臣僚们反复引述过[16]，以劝诫南宋初的统治者。可见，按固有的礼俗，宋朝的统治者在礼器、仪仗等项未备之时，是不会先去制作“个人玩好”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一引《中兴礼书》的长篇记载中看出：“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给事中段拂劄子，奏：臣闻记礼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为先，盖祭以事神，器以藏礼；奉祀宗庙，足以隆孝飨……靖康以来郊禋庙飨器用之设未备……恭惟陛下钦崇祀事，垂意典章，凝土范金，制作高古……当及此时，鳌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庶几多寡宜有所依据，伏望圣慈更付礼官详加讨论。诏依。礼部太常寺今讨论、谨据周礼……（以下是具体的制度和数量）乞下礼器局照会增造。诏依。”可见，在绍兴年间，宋廷君臣上下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完备各种制度和相关的器物，尤其是在制作礼器上。赵构以康王在“靖康之变”后入继大统，建炎三年（1129年），在金兵的追袭下仓皇渡江，随后在杭州发生了“苗刘之变”，说明南宋政权之不稳定性。建立礼制，正是巩固自身统治权威的重要举措。所谓“南渡中兴，锐意修复，高宗尝谓辅臣曰：‘晋武平吴之后，上下不知有礼，旋致祸乱。周礼不秉，其何能国”[17]，一语道破其所虑。具体到器具上，遵循“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在祭器未修好之前，连日用器具和饮食器都不能制作，何谈“个人玩好”呢？事实上，官窑的机构，最初就是为制作礼器而建立的。
二、宋代陶瓷礼器的制作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宋代，礼器是否用陶瓷制作，其数量有多少。前引文献中提到，给事中段拂提出制作礼器当“凝土范金”，实际上指明制作礼器的材质是不同的，既有金属器，也有陶瓷质的。宋代使用陶瓷礼器的时间大体应在北宋中后期，宋《郊庙奉祀礼文》有“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罍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薰秸，因天地自然之性”[18]，表明北宋仁宋庆历七年（1047年）新造的用于祭天的祭器中就有匏爵、瓦登、瓦罍等陶瓷质的礼器。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臣僚亦曾上言讨论礼器制度，再次下诏将部分礼器改用陶瓷制作，以符合“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古礼。《宋朝仪注》载：“（元丰六年）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尊豆皆非陶，又有龙杓，未合于礼意。请图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尊豆改用陶器，仍以椫为杓。”[19]徽宗朝于大观元年（1107年）设议礼局[20]，对礼器的制度从遵从古制为目标的变革讨论颇多。《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六四~六五记：“（大观）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议礼局言……历代祟奉以为天地大祠。故牲以茧栗，席以 ，器以陶匏。其仪必与昊天上帝、皇地祗等。今太常祠感生帝神州地祗仪注，牲用茧栗，席用 ，已合古礼，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则为非称。伏请自今祠感生帝神州地祗并用陶匏”。可见，徽宗时，在进行了有关礼制的大讨论以后，又指出祭祀感生帝神州地祗，也即祭地，也应使用陶礼器，确立了陶瓷礼器在祭天地和配享的祖先等重要礼仪活动中的地位。不过徽宗时期实际制作的陶瓷礼器的数量并不多，尤其是在大观年间颁行《宣和重修博古图》后，主要祭器，即所谓的“新成礼器”大部分应是用铜制作的[21]。
南宋初期，君臣在与金的作战局势稍稍平稳后，都不遗余力地大力重建礼制，不仅力图尽快恢复政和年间所订立的各种礼制，而且进一步讨论，采撷古制，又有所更张。绍兴十六年前后是礼制重建和变革的高潮。一个明证是《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记：“（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既而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22]，内侍王晋锡充。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宰执曰，将来礼器造成，宜以制度颁示州县，俾之遵用，庶革舛误。先是，有诏讨论制造南郊大礼祭器，故有此宣谕。”[23]可见陶瓷礼器在经过反复讨论后成为祭祀活动中所用祭器的一类，成为定制，并颁下法式供地方的各种祭祀活动使用。从文献中也可见，南宋在进行明堂祭祀大典时，也是按此安排祭器的。明堂大礼包括了祭天地和宋室祖先，其中用到的陶瓷祭器大体可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八七记载了绍兴四年为了进行明堂祭祀大典而准备的祭器数量和名称，计用陶瓷祭器716件、铜器15件、竹木器6903件（套）及千余件铁祭器[24]，这是古代文献对明堂祭器相当详细的记载。而《中兴礼书》中还明确记录了绍兴十三年昊天上帝、皇地祗及太祖、太宗四位各自位前的祭器数量：“每位陶豆竹笾各一十二，陶 各二、俎案十二，血盘一，陶登二，币篚一，匏爵各坫三副，鉶鼎三，并柶牛羊豕鼎各一，陶著尊、壶尊、太尊、山尊、牺尊、象尊各二……”[25]可知明堂祭器包括了陶瓷、铜、铁和竹木等不同的材质，各种材质各具自身独特的功用。
南宋初年，以陶瓷祭器易铜祭器，经济上和时间、精力上的考虑无疑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应该说，直到绍兴十三年以前都是这样的[26]，而绍兴十四年以后，随着礼器局的成立[27]，君臣共同研讨各种礼仪的制作及礼器的样式、材质等，并认真加以制定、推行。《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九记：“（绍兴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内内侍省东头号供奉官，睿思殿祗候王晋锡言，……今检测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 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诏令段拂、王鈇讨论，同王晋锡制度。”至此，陶瓷祭器就成为礼仪行动中具有特别用途的一类祭器了，所谓“凝土为质，陶以为尊，贵本尚质，而已用于席 而报本，反始之意寓焉”[28]。终南宋一代，应一直使用陶瓷祭器。
三、宋代陶瓷祭器的生产机构及变迁
宋代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陶瓷生产机构，现在知道的有北宋官窑和南宋的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只有《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中极其简略的一句，目前还没有考古材料和可靠的传世品与之对应。因此，我们从南宋的礼器生产和内窑开始讨论。
南宋初年，金人追逼，国用严重不足。加之北宋时制作的礼器，尤其是徽宗时期精研制作的大批“新成礼器”因“靖康之变”金人的浩劫，使“府库畜积，为之一空”[29]。随后，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奔袭高宗驻跸的扬州。仓皇逃跑的赵构一行将靖康之变幸存的并被运往扬州的各种礼器乃至祖宗神像、牌位“悉委弃之”[30]。两次事变，使北宋宫廷所用礼器丧失殆尽[31]，各种礼器均需重新建造。但因时处战乱之秋，因此在制作祭器方面是官府制样，下部分地方政府均摊制作。《中兴礼书》卷九十《昊天上帝一》载:“绍兴元年二月五日，礼部太常寺言韩肖胄奏，……今勘会行在并阙祭服等，今欲省简，每位用尊一，爵笾豆各一……所有祭祀礼料等物令所致州军置办。”[32]尽管这里说的是礼料的供应，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各种礼料、礼器的供应，应是随宜由所至地方政府或有生产条件的相关地方政府供给。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绍兴元年[33]、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器分别由两浙和江东路等下相应的地方机构制造，陶瓷祭器则由越州、余姚县烧造[34]。余姚县正是有着数百年发展历史的越窑的所在地，具有生产陶瓷祭器的能力和基础。但是，这种将事关国祚大礼所用器物随宜由地方州府制作的方式实出于不得已，南宋君臣亟盼早日改变。《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四年为筹备当年的明堂大礼而准备礼器，涉及祭器、祭服、乐器、牌位等，臣僚(太常寺丞詹公荐太常博士刘登)仍望按绍兴元年之制，下州军均摊制造。而高宗皇帝的批复是，除陶瓷祭器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外，其余均由官府机构文思院制造[35]。可见，对祭器的制作，从皇帝到礼官，都希望尽量由中央官府掌控的机构来制作。但由于文思院的请乞，除祭服、铜器由文思院制作外，余陶器由绍兴府、竹木器由临安府制作。
这样的情况在绍兴初的几年一直延续。仅以陶瓷祭器为例，绍兴元年、绍兴四年都是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根据《中兴礼书》的记载是下平江府烧造的[36]。然而，平江府自唐以来就不是重要的陶瓷器产地，至今的考古工作在平江府辖地内也未发现陶瓷窑址。或许《中兴礼书》关于绍兴十三年郊祀所用陶瓷祭器产地的记载有误。根据《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二O~二一的记载，明确了绍兴十三年郊祀大礼中不同事务的主办机构，而祭器是由临安府办集的[37]。除非这些祭器是在不同地区制作完成，然后集中到临安府，最后在郊祀大礼前由临安府统一办集。但无论如何，直至绍兴十四年礼器局成立以前，尽管数量逐年减少，郊祀祭器仍有相当部分是下地方当局制造的。尤其是陶瓷祭器，一直由地方机构烧造，即有学者所说的“南宋宫廷用瓷取给于州府一级的官窑”[38]，显然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御窑’，或称为“内窑”的生产机构。
绍兴十四年，礼器局(亦称制造礼器局)成立。其后，对各种祭祀礼仪和器服进行了仔细研究，对北宋后期礼制进行恢复和按所谓周朝古礼制研究改造。《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载:“(绍兴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礼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制造礼器局申，……已降指挥讨论制造将来南郊大礼并前一日朝享太庙礼器，其圆坛正配位尊罍并豆并系陶器，内除太尊、太罍、牺罍、象罍、罍簋、尊依已降指挥各有该载数目，合行改造。所有其余合造陶器尊罍，窃虑将来大礼铺设与今来建造礼器不一，著尊、牺罍、象罍、壶罍、山尊、山罍各二十四，伏望朝廷指挥一样改造行施，后批送礼部看详，申尚书省，行下太常寺看详，欲依制造礼器局所申事理施行。诏依。”[39]这里所说的指挥，应是礼器局下辖的陶作长官，很有可能就是王晋锡。表明从这时期起，礼器不再由地方政府承制，而由中央机构制造，具体而言，就是由礼器局制造。礼器局不仅负责设计、制定礼器的样式，还直接负责制作宫廷祭祀所用的各种祭器，《宋会要辑稿》中有明确记载由礼器局增造礼器[40]。此外，礼器局还承制皇帝赏赐给臣僚家庙所用的祭器[41]。这些记载证明礼器局是一个兼具讨论制定礼器数量、形制和制造等多项功能的机构。
从文献记载可知，礼器局的负责人有段拂、王鈇和王晋锡[42]。其中段拂、王鈇掌礼制的议论和制定，而王晋锡则偏重于器物的制作[43]。王晋锡在绍兴十五年时的职掌是“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祗候”，并“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与文献记载“置窑于修内司”颇可对应[44]。而此时邵谔之职应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45]，可见王晋锡是邵谔的下属，很有可能是所谓“邵局”中的属员。如前所述，“邵局”应是一个主管制作礼器、乐器及浑仪等仪器的机构，王晋锡则可能专管礼器的制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两点：第一，如果“内窑”依文献所记是由邵谔掌领，应是由邵谔的下属王晋锡具体负责；第二，内容很可能建立在礼器局成立以后，是以生产陶瓷礼器为初始目的的窑场。换言之，内窑是为了提供郊祀大礼所用祭器而建立的。
关于礼器局，应特别注意的是，绍兴十六年进行郊祀大典所用的祭器与前此几次大典所用的祭器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基本上重新制作了一遍[46]。此次制作的礼器的依据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和年间徽宗赏赐给臣僚的所谓“新成礼器”，未被金人掠走并携于南宋境内的；第二类是根据《宣和博古图》的样本重新设计制作的；第三类是各官府机构收藏的古代青铜礼器，以这些器物为样本重新制作、替换。《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状，……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令将逐色祭器内各取一件缴赴所在州军，限目下差人管理押赴寺，以凭照应讨论施行，用毕给还。付礼部依所申施行（按：此为第一类）。十一月四日礼部言……将来南郊应合用祭器并合仿博古图等祥制，专委官改造，伏乞朝廷说酌指挥施行（按：此为第二类）。”又载：“今来秘书省见管古器内有尊彝等，可以照应讨论，今欲乞降指挥于秘书省权行关备（借）”前件尊彝等，赴寺讨论，用铜铸造，事毕送纳（按：此为第三类）。”[47]足见其态度之认真，参校之详备，规模之大。此次修订基本改变了此前礼器的样制。这一阶段礼品局制作的礼器有陶瓷器、铜器、玉器、石器和竹木器[48]，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对于这些精研制作的礼器，南宋君臣交口称赞，十分满意。《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载：“（绍兴）十六年十月十二日上御射殿，宰执进呈礼器，宰臣秦桧曰，考古制度极为精致。上曰所用皆足备，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城可喜也。于是监董官吏第一等各转两官……”此后又将这些礼器的样制下各地方州军，将地方的祭典用器也规范起来[49]。为些，制作礼器的人员都得到升迁，礼器局的主要负责人段拂得以位列宰执[50]。
礼器局并非一个常设机构，在完成了绍兴十六年礼器的改造和制作，制定出各种礼器的样制、规格等法式后，礼器局就被撤消了，至少文献中就不再提起礼器局了。礼器局被撤消的时间应在绍兴十八年段拂被罢官前后[51]。《中兴礼书》卷十记，绍兴十九太常寺在提及绍兴十六年的“陶洞竹木礼器”时就指“内有系当年礼器局已不存在了。此后每年祭祀和每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所用的礼器。就由某个固定的机构按已制定出的法式来制作和修缮，此机构隶属于临安府。《中兴礼书》卷十《郊祀祭器二》对此有详细记述，绍兴十九年原本令工部军器所添修祭器，后军器所表示铜器，竹木器可以添修，但陶瓷器“难以添修”，因此说：“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七月十一日都省批状，指挥太庙金玉铜祭器亦令临安府修正。”[52]看来，从此时起，所有郊祀祭器就都归监安府修造了，而不仅仅是陶瓷祭器。不过附属临安府的这个机构应是作为都城所在的专有机构，与一般州军制作礼器的机构应有所不同。而这个机构接管了由礼器局创立的“内窑”，内窑的性质依然是为政府举行的各种大礼生产祭器，至少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制作祭器。推测内窑的主要功能并没有因临安府的接管而改变。
综上所述，礼器局是绍兴十六年前后专门讨论、修订和制作礼器的机构，具体负责各种礼器制作的是内侍王晋锡，王晋锡又是邵谔的下属。因此，内窑是由王晋锡统领的，由礼器局统辖的专门生产陶瓷祭器的机构。其创建的时间应与礼器局大致相同，标志着礼器的制作从南宋初年下地方政府制作转变为由中央设立的专门机构进行生产。礼器局在完成了绍兴十六年郊祀大礼所用礼器的设计、制造后就被撤消了，内窑转变为临安府辖下的一个专门机构。
明确了内窑属于礼器局并以生产礼器为主的性质后，我们再来探讨《坦斋笔衡》关于“袭故京遗制”和《负暄杂录》关于“袭徽宗遗制”的记载。可以看到，礼器局的设立直接源自徽宗时期设立的“礼制局”，据《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礼制局条的记载，礼制局设立于政和二年(1112年)，与《坦斋笔衡》中“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相符。礼制局隶属于“编类御笔所”，负责“讨论古今宫室、车服、器用、冠昏、丧祭沿革制度”，其罢于宣和二年(1120年)[54]。同时，礼制局也承担礼器、礼服的制作，《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三记:“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礼制局言，太庙乞尽循周制，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群臣五庙三庙所用之器，以此为等降之数，从之。先是，诏造祭器颁赐宰执，下礼制局，故有是诏。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群臣家庙所有祭器，稽之典籍，参定其制，……诏礼制局制造，取旨给赐。”[55]礼制局还负责器服的制样和颁布，以统一州县礼仪活动所用的礼器[56]。
礼制局兼具制定礼器样式和制造礼器的功能，所以礼制局下设制造所，是其重要的附属机构，仅官员就有30余人，《宋史》卷三四八《黄葆光传》:“葆光言:‘如礼制局详议官至七员、检讨官至十六员，制造局(按:应为制造所)至三十余员，岂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57]可见制造所的人数多于详议官和检讨官，他们应是主持生产各类礼器的，如按每位官员掌领一种(一类)器服、车舆、乐器等项的作坊，礼制局下就有30余个作坊。由此我们知道，礼制局是徽宗时建立的一个讨论、制作各种礼器的机构。从这些记载看，高宗时的礼器局的性质与职能与礼制局何其相似。从前引文献可知，徽宗时制作的所谓“新成礼器’，中也包括了陶瓷的礼器。据此进一步推测，礼制局下属的制造所中应有一处窑作。或许，这就是我们寻找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所谓北宋官窑。反过来我们再看《坦斋笔衡》中“袭故京遗制”的记载就好理解了。原来“邵局”所属的“内窑”是承袭了北宋时礼制局下制造所中的生产陶瓷礼器的窑作。
至于礼制局建立之前陶瓷礼器的生产情况，目前所见文献记载的有关中央政府直接建立的窑作有东西八作司属下的广备作中的“青窑作”[58]。如果早期有陶瓷礼器的生产，则有可能是由此作负责生产。但是，这些造作既自己从事生产，同时还向其他地点的作坊派出监官和作头进行生产[59]，或许一些文献中所说的监窑官[60]就与青窑作的人员有关。不过，王安石变法后，推行“和买”，“和雇”政策后，八作司所属的部分制作就被废罢了[61]。其原先生产的器物，尤其是陶瓷器的供应，应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由官府向其订货的所谓贡窑生产，应该是官府制定样式[62]，然后向贡窑订制;第二种，由地方政府所掌控的一些地方官窑生产[63]。
从文献记载看，宋代还有一些可称为官窑的机构，如东西窑务[64]、河阴窑务等[65]，隶属于将作监。其中东西窑务的建立甚早，而且地在京师附近[66]，因此可能也被称为京窑务[67]。《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将作监条:“所隶官署十:修内司，……窑务，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68]目前考古发现的可能与窑务有关的遗迹仅有在北宋皇陵区发现的大型砖瓦窑场，其距北宋皇陵奉陵邑——永安县城仅一公里，在此处清理了13座砖瓦窑，出土了印有“定陵官”和“官”字的瓦件，这处窑场为皇陵服务的官窑性质是明确的，但未见生产器物[69]。因此，这些窑务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似与陶瓷祭器的生产无涉，本文就不再讨论了。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的热情帮助，本文脱稿后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先生纠谬数处，谨致谢忱!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211工程二期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80002)的资助。
秦大树(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副教授)
[l]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年第10期，第4~31页。
[2]秦大树《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纪要》，《文物》2001年第8期，第93~96页。
[3]相关的研究中较重要的有:陆明华《两宋官窑有关问题研究》，施远、张东《宋代汝、官窑若干问题的研究》，汪庆正《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的重要发现及其相关诸问题》，并载于《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328~380页；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第8~15页。
[4]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362页。
[5](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十八，涵芬楼本。
[6](清)朱琰撰、傅振伦译注《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76页；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的商榷》，《考古与文物》l985年第6期，第105~106页。文中对邵成章和邵谔都有详细的考证。
[7](元)陆友《研北杂记》，万历秀水沈氏刻宝颜堂笈本。
[8](明)姚广孝等纂《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邵局条，引《容斋笔记》，中华书局影印残本，1959年，178册，第27页。下同。
[9](元)脱脱《宋史》卷八十一《律历志十四》:“绍兴十四年，太史局请制浑仪，……高宗曰:‘此阙典也，联已就宫中制造，范制虽小，可用窥测，日以晷度，夜以枢星为则，非久降出，第当广其尺寸尔。’于是命桧提举。时内侍邵谔善运思，专令主之，累年方成。”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第1922页。下同。
[1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一之二一~二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52年版，下同。
[ll](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有三年春正月:“癸卯，户部侍郎张澄，入内内侍省都知邵愕并进秩一等，以车格仪卫毕工故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327册。下同。
[12]《宋会要辑稿》运历二之一八载:“(绍兴十四年)至是，命秦桧提举修制，其后委内侍邵谔专主之。后浑仪虽成，至绍兴三十二年谔亦罢职，遂以浑仪付太史局设焉。”
[13]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第47~54页。
[14]参见[3]施远、张东文。
[15]《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二。
[16]《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九、一一等。
[17]《宋史》卷九八《礼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24页。
[18]《永乐大典》卷五四五四引《郊庙奉祀礼文》，中华书局影印残本，60册，第17页。
[19](清)蒋廷锡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礼仪典》卷一五五《天地祀典部》汇考九之七引《宋朝仪注》，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图书集成铭版印书局铅印本。
[20]《宋史》卷九八《礼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23页。
[21]《宣和博古图》初修于大观初，重修于宣和五年(1123年)。关于此书的诸问题见王国维《书宣和博古图后》，载《观堂集林》卷十八，第917~919页。陈梦家遗稿、王世民整理《博古图考述》，《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1998年，第8~20页。关于新成礼器的用材，见《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记:（淳熙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杓尊俎爵坫筐洗，并以竹木为之，惟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以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请，乞凝土范金，磷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
[22]王，《宋会要辑稿》和《中兴礼书》并记此人为户部侍郎，但《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两次涉及此人均记做“王铁”(《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7~38页)，其中第37页所记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事为句后小字注释，因此书为钞本，字迹不清。李民举在引此段记载时误将“铁”字读为“ 钺”，被学者们广为转引，见[13]李民举文。中华书局标点本《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提举茶盐司条下记“户部侍郎王铁言”，校勘记对此人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根据王明清《挥录后录》卷一一的记载校改为“王”，笔者以为是可信的。
[23]关于此事，《中兴礼书》亦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宋)礼部太常寺纂修、(清)徐松辑自《永乐大典》:《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寻以命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内侍王晋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蒋氏宝彝堂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22册，第37页。下同。
[24]原文记:“绍兴四年四月六日……诏将来行明堂大礼，令有司条具合行礼仪闻奏。今具下项:一昨绍兴元年以明堂大礼为称，今来大礼欲依绍兴元年体例施行。一神位系设昊天上帝皇地配以太祖太宗皇帝共四位，并天皇大帝神州地已下从祀共七百六十七位，总计七百七十一位，并合用神位版，乞下工部指挥文思院计会大使局指说依数制造施行。一祭器共计七百七十一位，合用陶器豆六十只(并盖内十二只准备)磷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簋十二只(并盖内四只准备)；尊五十只(内十只准备)，食五十只(内十只准备)，簠杓一百只，登四百三十二只(并盖内二十只准备)。铜器鼎二只(并盖)；……竹木器，笾一千八百只(内十只准备)……铁烛台八百一十六只……”
[25]《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5~36页。
[26]《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磷簋尊爵站豆盂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今来若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内铜器约九千二百余件，竹木一千余件。其铜约用三万余。若更制造准备值两祭器，委是功力浩大，窃虑制造不及，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铜爵坫令建康府铸，其竹木祭器令临安府制造。”
[27]关于礼器局的建立，文献中并无明确的记载。但很多文献中提到段拂是礼器局长官。而《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和《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中都提及高宗在绍兴十四年令段拂、王和王晋锡等，作为“通晓礼器之人”，“董其事”，由此推测礼器局应成立于这一时期。
[28]此段是绍兴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给事中段拂等报告选定进呈的礼器，其后对每样礼器的形制、质料、重量和各部分的尺寸都有详细的描述。其中提到有些类器物原本为了俭省而易铜为陶，但后来在认真探讨了古礼制后，认为以陶制作更合礼意。但也有部分器物用铜代替陶瓷制造，表明在礼制正规化以后，部分为俭省而用陶瓷制造的礼器复用铜制造。见《中兴礼书》卷十《郊庙祭器二》，《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40~43页。
[29]事见《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36页。
[30]事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0，建炎三年二月癸丑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25册，第302页。
[31]《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四~八五:“（绍兴元年）七月十二日，礼部言，(其御笔牌位及罩子、漆匣等相关用具)昨缘扬州渡江遗失，乞下所属疾速制造。从之。”
[32]《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135页。
[33]《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苏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242页。
[34]《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载:“(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同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其从祀四百四十三位合用竹木祭器，已令临安府制造。”《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243页。
[35]《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八七~八八载:“昨绍兴元年明堂大礼，绍兴府烧变制造殿上正配四位祭器，并文思院铸造到牛羊豕鼎等，昨绍兴府沿火烧毁不存。今来开坐到祭器名件，并合创造，乞令太常寺图画样制下两浙转运司，令所属州军均摊制造。所有陶器乞下绍兴府余姚县烧变，并乞于大礼前十六日起发赴太常寺送纳……诏，陶器令绍兴府余姚县烧变，余令文思院制造，余从之。”
[36]同[26]。
[37]原文为:“（叹绍兴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礼部太常寺言，将来郊祀大礼前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侑，今具合行事件下项: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二合，乞下入内内侍省，请降付太常寺。一合用祝文二首，乞下学士院，修撰书写进书讫，降付太常寺。一每位合用鹿脯一段，鹿五合，真蜡烛三条，法酒四升并合用缩酒，茅藉，祭器，席，拜褥，并行事官幕次等，乞下临安府排办及仪鸾司同共钉设。诏依。”
[38]李刚《南宋官窑断想》，《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第71~75页。
[39]《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8~39页。
[40]《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九载:“(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礼部太常寺言，给事中段拂奏，……依政和六年磷正郊庙礼器之数，于天地宗庙每神位前用笾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乞下礼器局增造。……并从之。”
[41]《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四载：“（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诏令礼器局造秦桧家庙祭器。”
[42]同[27]。
[43]《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一九记:“(绍兴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抵候王晋锡言，……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食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诏令段拂、王 讨论，同王晋锡制造。”
[44]王晋锡之职见《宋会要辑稿补编》，第243页。尽管文献记载修内司是“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将作监条，中华书局标点本，3919)，但实际上在南宋时期也承制大量器具。《宋会要辑稿》职官三0之二记“（绍兴）三年正月十二日诏，修内司见造御前军器，其掌管官物使臣人吏等，并不许诸官司踏逐、指差、拘留截拦应副他处”。又三0之四记:（乾道）八年三月十三日诏，修内司自乾道元年四月至今将及七年，造纳过军器一百五十三万余件，并各精致……”其中御前军器就包括了许多仪仗用器，可见修内司同时制造一些礼器祭器也不是不可能的。
[45]同[11]。根据《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入内内侍省条记载:“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
[46]关于绍兴十五年、十六年礼器局对各种礼器的改造，《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有详细的记载，不便一一列出。《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8~39页。
[47]《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37~38页。
[48]同[46]。
[49]《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绍兴)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谕宰执曰，将来礼器造成，宜以制度颁示州县，俾之遵用，庶革舛误。”《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38页。(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记:“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
[50]《宋史》卷三十《高宗纪三》:“(绍兴十七年)三月己卯，以翰林学士段拂参知政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6页。
[51]《宋史》卷三十《高宗纪三》:“(绍兴十八年)二月乙未，段拂罢，寻落职，兴国军居住。”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67页。
[52]《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44页。
[53]《续修四库全书》本，822册，第45页。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宋会要辑稿》礼一五之二一，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有关记载。
[54]《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礼制局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94页。
[55]这一情况在《中兴礼书》中也有记载。如正文所引《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载“今检会政和六年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系礼制局制造，取旨以次给赐臣僚之家”，见[47]。
[56]王应麟《玉海》卷56载:“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44册，第15~16页。另外，《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徽宗大观元年，议礼局言:‘太社、太学献官祝礼，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则用常服。’诏颁制度于州郡，然未明使制造。后政和间，始诏:州县冠服，形制诡异，令礼制局造样颁下转运司，转运司制以给州县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42页。
[57]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029页。按《宋史》的这段记载称“制造局”，但其他众多的文献都称“制造所”。如《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政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礼制局言近奉诏讨论臣僚家庙所用祭器，稽之典礼，参定其制，正一品，每笾豆各十有二，……诏，礼制局制造所制造，取旨给赐。”又舆服六之一六:“赵礼制局制造所迎道神霄飞云鼎。”（政和）七年七月诏，礼制(局)制造所太极飞云洞劫之鼎……”因此疑《宋史》所记误。
[58]《宋会要辑稿》职官三O之七载:“东西八作司，旧分两使，止一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两司……天圣元年始分置官局，东司在安仁坊，西司在安定坊，勾当官各三人，以各司使副及内侍充。其八作曰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瓦作、竹作、砖作、井作。又有广备指挥主城之事，总二十一作，曰大木作、锯匠作……青窑作、窟子作，二坊领杂役广备四指挥，工匠三指挥。”这应是中央政府掌控的、明确制造瓷器的作坊。
[59]《宋会要辑稿》职官三O之八记:“（大中祥符六年二月诏，八作司）若差出向外监修，只将带逐色作头往彼，不得更抽工匠。”
[60](宋)吕本中，《官箴》载:“仁庙朝有为京西转运使者，一日见监窑官问:日所烧柴凡几灶?曰，十八九灶。曰，吾所见者十一灶，何也？窑官愕然。”百川学海本。
[61]《宋会要辑稿》职官三O之一四记:“神宗熙宁二年三月三司言，东西八作司监官旧六员，顷因霖雨，添差使臣八员。省司既已编排紧慢今作番次修造，则以自八作司正监官六员，准备专大将(使)(按:这里文字可能有问题，‘专’字疑衍，或有丢字)二十员，提点修造司官二员，分巡勾当。上件使臣欲乞两司各留两员，余并废罢。如后有大段修造，即自临时奏乞，下三班院选差。”
[62]宋代官府向各地的各种造作订货都要发样，史书的记载甚多。关于此问题学者们已多有讨论，见[13]；蔡玫芬《论“定窑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二期，1997年，第63~102页。
[63]《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窃惟朝廷讲明祀事，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簠簋之类或有未应法式去处，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蔽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画式样，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令诸路州军依图样造。”
[64]《宋史》卷一八九《兵志三》厢兵条:“后苑御弓箭库……退材场、东西窑务、竹木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667页。
[65]河阴窑务的建立稍晚于东西窑务，约建于真宗时期。《宋史》卷三O九《谢德权传》:“（咸平）六年，命城新乐县，……未几，迁内殿崇班、提辖三司衙司。……建议废京师钱监，徙西窑务于河阴，大省劳费。”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166页。又《宋史》卷三二六《张君平传》:“谢德权荐君平河阴窖(窑)务，擢阁门祗候，管勾汴口。”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525页。
[66]《宋史》卷二七四《张延通传》:“(张)屿、(王)班并内臣王仁吉并杖脊，屿配流沙门岛，班许州，仁吉西窑务，时开宝二年(969年)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355页。关于东西窑务的地点，参见[65]。另(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二十八载:（太宗）因召三司使谓曰:‘联富有天下，岂虑少缺，但念耕织之苦，每事不欲枉费，卿等宜尽心。’又时东窑务请以退材供薪。诏使臣阅视择可为什物者作长床数百，分赐宰相、枢密、三司使。因谓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费民力，反以供 ，亦可惜也。”，《四部丛刊》续编，集部。此事亦见于《宋史》卷一三二《食货志一》会计条。可见东窑务以柴为燃料，由于地在京师，缺少林木开采以供烧窑，因此请以其他机构用剩的退材为燃料。
[67]《宋史》卷二七五《张平传》:“在彭门日，郡吏有侮平者数辈，后悉被罪配京窑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405页。
[68]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919页。
[6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七章，第二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3~445页。
陶瓷文化：西夏时期的瓷器特点
西夏瓷器生产是在中原北方诸窑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所生产的瓷器毕竟与中原瓷器有所区别。区别表现在常见瓷器局部造型和装饰处理与中原不同，另一方面不少瓷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属性。
(一)西夏瓷器的总体特征
西夏陶瓷中的碗、盘、钵等圈足器均挖足较深(俗称“挖足过肩”)，器壁近底处较厚，近口处较薄，底则更薄，这是因为碗、盘等主要用顶碗覆烧法烧制而造成的。顶碗覆烧法支撑点在圈足部，为了能撑住整个坯体，不至于坯体变形，所以近底处的器壁是最厚的地方；同时，为了减轻坯体的压力，近口处器壁略薄，器底最薄。器物外壁多挂半釉，施釉较薄。白釉碗、盘内底有沙圈，其他釉色则为涩圈。白釉瓷和剔刻花瓷在西夏瓷器中最具特色，西夏瓷胎色多呈灰白色或浅黄色，故白釉瓷均施化妆土，盖住胎色，然后挂釉。在宁夏灵武崇兴乡西夏窖藏中出土的112件西夏瓷，器物多为白釉瓷，有白瓷碗、白瓷盘和白瓷碟等，内壁光滑，外壁较粗糙，胎细壁薄，很有代表性。剔刻花瓷的剔刻花纹一般采用开光构图，巧妙地处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使主题纹饰和地纹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
(二)西夏瓷的民族属性
瓷器的生产与居民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西夏瓷在造型、装饰、用途上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反映出党项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扁壶在西夏瓷器中是比较常见的器物，产量较大，壶两侧有两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它可能由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党项民族长期生活于马背，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上吊挂携带。另外，如瓷钩、瓷铃是游牧民族常需的用具，牛头瓷埙是游牧民族喜爱的乐器，瓷骆驼、马、羊、狗等工艺品则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物塑像多作秃发状，说明景宗元昊所下“秃发令”在西夏各代均严格执行。磁窑堡窑还出土有力士、擦擦、金刚杵、如意轮、圆形花饰、伞、莲花座、数珠和摩羯鱼脊饰等，这些器物都是佛教中的吉祥物或功德物，反映出西夏境内佛教非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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