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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巷窑:开起汝瓷名窑之谜

张公巷窑:开起汝瓷名窑之谜

古代瓷器名窑 瓷砖墙面 全瓷瓷砖

2020-07-20

古代瓷器名窑。

笔者历经十余年的苦苦寻找,终于在汝州城内找到了文庙汝官窑址和张公巷皇家青瓷窑址,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把钥匙,为破解其它名窑的形成与失传提供了依据,汝州城内北宋出现两大名窑有其前因后果。

张公巷窑址的烧造年代

张公巷窑址自笔者2000年4月发现后,历经河南省文物考古所2000年5月8日、2001年6月、2004年2月三次挖掘,出土大量珍稀实物,张公巷窑址紧临北宋时汝州察院,充分证明此处是北宋皇家御窑,笔者已在“汝州城内张公巷窑址”和“汝州城内文庙,张公巷窑址探讨”加以详细论述。自2001年4月,笔者在一个探孔内出土60多片素烧胎片,后经省考古所2001年6月和2004年2月这两次挖掘,出土大量碎素烧胎片说明此窑是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平时产品作好素烧后放置,藏于库内等候宫廷下令待烧。在金兵即将占领时,这些待烧产品来不及烧制成瓷,所以全部打碎就地掩埋,此处窑址无疑是由于北宋南迁而停烧。南宋叶置《坦斋笔衡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说明张公巷窑始于政和,烧造16年,张公巷窑址的发现为汝官瓷的研究带来了柳暗花明。

汝瓷

文庙汝官窑

笔者1987年4月研制成功汝官瓷后,多次到北京请教冯先明先生关于汝窑之事,在一次交谈中,冯先生问我:“会不会除清凉市之外还会有第二处汝窑?”我说:“如果有,只可能在汝州城内,如果汝州城内找不到,就不会有第二处。”从89年开始,笔者一直在汝州城内寻找汝官窑的蛛丝马迹,无论单位和群众盖房挖地基,都要守候现场查找。1992年发现配釉作坊。1998年以后,陆续发现汝官瓷片出土,并总结出论文“汝州汝官瓷片,残器及配釉作坊的发现与研究”。1999年发现了大批保存完好的配釉用的原料;2001年在文庙发现大批配好的独特青釉;2002年发现了瓷片埋藏坑;并探出了汝官瓷片及匣钵片等。在文庙2万平方米范围内,都有汝窑遗址的实物存在,它不如张公巷窑址的集中,不如清凉寺窑址保存的完好。文庙汝官窑址停烧蚀处于和平时期,有意有时间进行彻底毁灭,说明文庙汝官窑的重要。从文庙和清凉寺出土的实物看,虽然是一脉相承, 但有明显的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做工都非常精细和张公巷异曲同工;其二,天青色非常纯正,从配制到烧成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其三,大部分产品蝉翼纹刻片清晰;其四,瓷台色比清凉寺偏白;其五,卷足比清凉寺轻而矮。这充分说明清凉寺天青汝瓷好,受到宫廷赏识,才弃定用汝。为了垄断汝瓷在汝州州衙附近的文庙建立贡窑 专为宫廷烧造,从此清凉寺汝窑停烧,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

汝州县窑器

在发现文庙汝官窑遗址的过程中,同时出土一些类似汝窑的瓷片和器物,这些器物制作和汝窑无二,也是卷足支烧,也有卷足垫烧的,其垫烧的一些足部色泽呈黑色,即铁足。其色泽以独特青釉为主,也有天蓝色铁足的,虽然是按照汝窑制作和烧成的;北宋徐兢在《奉使高丽图经 》云:“汝州新窑器,越州古秘色,大抵相类”。虽然徐兢所说的新窑器是指文庙窑址生产的和越窑相类似的独特青釉瓷。徐兢是当时人,对瓷器又精通,绝不会把耀州瓷说城是汝州旧窑器,也不会把高丽青瓷说成是汝州新窑器,从笔者所发现的实物看,汝窑新窑器是文庙所产,在张公巷窑址三次挖掘,均不见此类出土,而在文庙窑址也看不到张公巷窑址的实物,汝州新窑器确实存在。只是流传后世的实物很少。

汝州城两度设贡窑

宋代每一个名窑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不是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从清凉寺汝窑多次发掘情况看,它的规模之大,出土瓷片之丰富足以说明它是早期汝窑,当时仅供外销和群众使用.流传有“清凉寺至段店,一天进万贯”是可信的。正是清凉寺汝窑产品做工和天青色泽都独树一帜,才受到宫廷重视,才会有宋人叶置在《坦斋笔衡》中记载的:“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轴造青窑器”。受次在文庙设立类:的贡窑,其权利归汝州州衙管辖。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铀),唯供御捡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清凉寺汝窑在“禁烧”时停烧,他的烧造年代应在宋哲宗元佑元年以前的二十年左右。那么文庙汝官窑址为什么会出现汝州新窑器呢?从笔者发现的实物可作如下对比:文庙汝官瓷的制作非常精细,而汝州新窑器则显得粗糙,虽都在同一个区域,虽然不同时期烧造;汝州新窑器比文庙天清色汝瓷晚。这就为汝瓷的失传提供了依据。汝官瓷的失传与宋徽宗即位有关。宋史(二纪)《宋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徽宗二》记载:“(崇宁二年)九月辛巳,诏宗室不得与元佑奸党子孙为婚姻......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佑奸党碑”。由于宋徽宗酷爱艺术,继承他兄长宋哲宗的皇位后,重用小人,打击前朝贤臣,另一方面在艺术上想超过宋哲宗刚即位,以前对汝瓷早已不是那么深,所以可能借除佑党之机废弃了汝窑。由于是和平环境,有充分时间毁汝窑,所以文庙汝官窑毁灭的比较彻底。州官调离,工匠可能被杀,汝窑从此失传。汝官窑本毁弃同时,宫廷命禹州州衙管辖。

《宋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徽宗二》记载:"(崇宁)五年春正月戊戍,慧出西方,其长竟天......乙巳,以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政。毁元佑党人碑。......丁未,太白昼见,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随着宋徽宗艺术造诣的不断提高及政局变改,又想在汝州恢复汝瓷烧造。大观年间,汝州文庙第二次设贡窑,钧官窑从此废弃。由于汝瓷技艺已失传,生产出的汝瓷从铀色和制作工艺均赶不上宋哲宗时文庙烧制的汝瓷,这从出土的实物可以充分说明,所以史称汝州新窑器。1999年笔者在文窑发现大批粉碎的新窑器配铀原料和2001年在文庙发现大批配好的新窑器铀料可以充分说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存有一件称之为火照的园形器,上面写有:”大观元年岁次丁亥年三月望日将作少监监设汝州瓷窑务必萧视合青初实火照”注[4]。此物记载,也说明天青色汝瓷此前已失传。笔者虽没见实物,初步判定此火照可能是当时的汝州新窑器铀撩的试样。为了赶上和超过宋哲宗时期汝瓷的水平,政和间,宫廷在张公巷自置御窑烧造,虽工艺上已和哲宗时期汝瓷异曲同工,但铀色上确实在新药器基础上有所提高,达不到纯正的天青色,只有:“色好着与汝窑相类”。

张公巷是一把钥匙

综上所述, 张公巷窑的发现如一把钥匙,为破解宋时五大名窑的形成与失传提供了依据,文庙汝官窑遗址和张公巷皇家青瓷窑址出土大量实物说明,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以前以定窑为贡瓷。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建中禹州城靖国(1101年)以汝窑为贡瓷,在汝州城文庙汝官窑烧造,历经十五年。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以钧窑为贡瓷,在禹州城内窑台烧造,历经五年。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至大观四年(1110年)又以汝窑为贡瓷(汝州新药器),由文庙汝窑烧制,历经四年。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自置御窑烧造,至靖康二年(1126年)北宋、灭亡,历经十六年。(完)

注释:

1、朱文立:《汝州城内张公巷窑址》,《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2、朱文立:《汝州城内文庙,张公巷址探讨》,《’02古陶瓷科学技术 5 2002年国际探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3、朱文立:《汝州汝官窑瓷片,残器及配铀作坊的发现与研究》,《 '99古陶瓷科学技术 4 1999年国际探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

4、苏玫瑰(英国):《依据最新的考古学证据对一组汝瓷器的研究》《 '89古陶科学技术 1 国际探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

taoci52.com延伸阅读

张公巷古窑遗址引起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关注


一直倍受关注的河南省汝州市张公巷古窑遗址,5月20日吸引了来自全国和英、法、日、韩、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古陶瓷专家和学者,云集汝州。现场上专家们对张公巷古窑遗址的断代和发掘出的稀世珍品标本进行了考察论证。

记者现场主持:这里是河南汝州张公巷,2000年在这里发现了古窑遗址,因为当时发掘面积太小,专家无法对它的年代性质进行论证。今年2月5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这里进行了再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是124平方米,今天上午,将有全国一些知名的古瓷专家来到现场,对这个古窑遗址进行考察,然后,再对它的性质进行论证。

专家们首先来到了新发掘的3号、4号探坑前进行实地考察。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向专家们介绍当时发掘的情况。

同期声: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这个坑挖的是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平方米,在这个范围内总共八层……

随后专家们又来到汝州市博物馆,这里摆放着大量从张公巷发掘出来极为精美的青瓷器和标本。这些器物和残片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专门拿起一个瓷片来到室外,在阳光下用专用仪器仔细查看。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这个胎和宝丰典型的不一样,那么釉质也不一样,一个厚,带乳质状……

据介绍,在汝洲张公巷古窑遗址发掘出的这一批青瓷器和标本,与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发掘的青瓷器和标本有所不同。专家们认为,巷窑址是继宝丰清凉寺汝窑之后的一处重要的古窑遗址,但由于从探坑中发掘出有宋代、金代、元代等不同时期的实物标本,因此专家们对张公巷古窑址的年代和性质看法不一。1、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北宋官窑。历史上有两个北宋官窑,但是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有人说汝窑就是北宋官窑,长期以来国外也有这个说法,但是,找不到你就把汝窑拉过来这不行。张公巷发现以后,很可能是北宋官窑。

记者:2001年汝州年会您就是这个看法,至今您还是这种看法?

汪庆正:更坚定了(这种看法)。更坚定了。更坚定了。

2、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耿保昌:是宋代没问题,但是汝窑还是官窑这两个定义上,还需要研究研究再说。

而一些河南的古瓷专家提出了另外的观点。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青云:我认为张公巷窑的时代是金代,它的性质是地方官府办的一处窑场。根据我的判断55号灰坑出土的铜钱和出土的器形,应该是典型金代东西其中有一样最典型的器物叫白釉柱子,这个白釉柱子造型器身修长,施化妆土上半截釉下边是高喇叭状的全足,应该是金代典型的东西。

专家们在现场向记者透露的对张公巷古窑址的断代、性质的不同观点和看法,预示着今后两天的研讨会将更加激烈。

据了解,这次研讨会也将对河南巩义黄冶窑遗址考古发掘的唐三彩的工艺流程以及在此发现的唐清花的生产年代做进一步的研讨。

名窑汝瓷出河南


汝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南宋叶真《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说明汝窑在接受宫廷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使北方青瓷的技术成为全国之冠。在制瓷工艺上开创了香灰色胎,超过了以前南方所有的青瓷,在烧成工艺上,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的支钉痕,其细小而规整的程度绝无仅有,汝窑主要依靠釉中所含少量铁份,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纯正的天青色,使汝窑釉面开裂纹片成为一种装饰,使在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了有意识的装饰。

由上可知,汝窑采用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同时又吸收定窑的印花技术,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窑产品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含玛瑙末,产生特殊色泽,其色有卵白、天青、粉青、豆青、虾青、虾青中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和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釉屋莹厚,有如堆脂,视如碧玉,扣声如馨,釉面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汝瓷的烧制,以小支钉满釉支烧。由于为宫廷烧制时限很短,产量有限,流传很少,南宋时已“近尤难得”。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说过“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得尽善美也。”汝州一带民间也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口碑广为流传。目前,传世汝官窑器物不足百件,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英国达维德基金会以及美国、日本、香港等私人收藏家手中。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遗址出土甚少,汝官窑口在何处?汝窑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人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寻找汝窑,直到80年代才在河南省宝丰县发现。经过中央和河南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汝瓷的窑口。

从1987年开始,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从而使这一重大历史悬案有了答案。到目前为止,对汝窑址已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品中除了与原世品中相同的完整器和碎片外,还出土一些传世品中见不到的新器形,如镂空香炉,乳钉器及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传世汝窑器鉴定与鉴赏提拱了可行的实物依据及新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汝窑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汝窑的高超技艺,不仅为宫中禁烧,更由于要求严格,产量有限,为一般人所难得,所以到南宋时,就已“近尤难得。”为了不断满足宋皇室的需求,继汝窑之后,又在北宋京都汴梁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然,大观政和间在京都置窑烧造的官窑器,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技巧,所以北京故宫物院收藏汝窑三足洗与北宋官窑的冲耳足炉,两者釉色极相似,风格也类同。

北宋末年,宋金对峙,金人南侵,北宋灭亡。宋皇南迁至临安后,仍在郊坛下设官窑烧造瓷器,史称南宋官窑,当然,南宋官窑更直接受到北宋官窑的直接影响,其中部分来自北方的制瓷匠师。随着北宋南迁到达临安,制瓷匠师也将原有的汝瓷与北宋官窑的烧造技术带到了南方,加上当地制瓷原料和条件,使南宋官窑更加兴旺发达起来。所以,北宋汝窑、汴京官窑与南宋官窑,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各有千秋,并有发展与创新。由于汝窑以玛瑙为釉,形成特殊色泽,还以香灰胎满釉裹足支烧,为其它窑所不及,更受到北宋皇宫的偏爱与赞赏,因而汝瓷成为“名瓷之首,汝窑为魁”,得以流芳百世。

什么是名窑汝瓷?


汝窑是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南宋叶真《坦斋笔衡》说:“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说明汝窑在接受宫廷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使北方青瓷的技术成为全国之冠。在制瓷工艺上开创了香灰色胎,超过了以前南方所有的青瓷,在烧成工艺上,采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的支钉痕,其细小而规整的程度绝无仅有,汝窑主要依靠釉中所含少量铁份,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纯正的天青色,使汝窑釉面开裂纹片成为一种装饰,使在烧成过程中无意识的缺陷(由于胎、釉膨胀系数不一致而产生的缺陷)变成了有意识的装饰。由上可知,汝窑采用了南方越窑的釉色,同时又吸收定窑的印花技术,创造了印花青瓷的特殊风格,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汝窑产品土质细腻,胎骨坚硬,釉色润泽,釉中含玛瑙末,产生特殊色泽,其色有卵白、天青、粉青、豆青、虾青、虾青中往往微带黄色,还有葱绿和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釉屋莹厚,有如堆脂,视如碧玉,扣声如馨,釉面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汝瓷的烧制,以小支钉满釉支烧。由于为宫廷烧制时限很短,产量有限,流传很少,南宋时已“近尤难得”。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说过“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得尽善美也。”汝州一带民间也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口碑广为流传。目前,传世汝官窑器物不足百件,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英国达维德基金会以及美国、日本、香港等私人收藏家手中。由于文献记载不详,遗址出土甚少,汝官窑口在何处?汝窑之谜一直困扰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人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寻找汝窑,直到80年代才在河南省宝丰县发现。经过中央和河南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汝瓷的窑口。从1987年开始,由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进行试掘,首次发现了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从而使这一重大历史悬案有了答案。到目前为止,对汝窑址已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品中除了与原世品中相同的完整器和碎片外,还出土一些传世品中见不到的新器形,如镂空香炉,乳钉器及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传世汝窑器鉴定与鉴赏提拱了可行的实物依据及新资料。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汝窑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汝窑的高超技艺,不仅为宫中禁烧,更由于要求严格,产量有限,为一般人所难得,所以到南宋时,就已“近尤难得。”为了不断满足宋皇室的需求,继汝窑之后,又在北宋京都汴梁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当然,大观政和间在京都置窑烧造的官窑器,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技巧,所以北京故宫物院收藏汝窑三足洗与北宋官窑的冲耳足炉,两者釉色极相似,风格也类同。北宋末年,宋金对峙,金人南侵,北宋灭亡。宋皇南迁至临安后,仍在郊坛下设官窑烧造瓷器,史称南宋官窑,当然,南宋官窑更直接受到北宋官窑的直接影响,其中部分来自北方的制瓷匠师。随着北宋南迁到达临安,制瓷匠师也将原有的汝瓷与北宋官窑的烧造技术带到了南方,加上当地制瓷原料和条件,使南宋官窑更加兴旺发达起来。所以,北宋汝窑、汴京官窑与南宋官窑,不仅一脉相承,而且各有千秋,并有发展与创新。由于汝窑以玛瑙为釉,形成特殊色泽,还以香灰胎满釉裹足支烧,为其它窑所不及,更受到北宋皇宫的偏爱与赞赏,因而汝瓷成为“名瓷之首,汝窑为魁”,得以流芳百世。

宋代五大名窑之汝瓷


在汝州市蟒川乡境内,有个古称小窑沟的村庄(即现在的杨沟村),远在八百七十余年前的北宋王朝时期,这里汝窑遍布,工匠众多,有“汝瓷圣地”之称。其渊源流长的历史给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解放后,这里被国家文物部门列入古文物保护区。并在汝窑遗址处,设立了古文物保护区域标志,限制在本区域内不能修建房屋,挖土开矿,建造其他设施。

小窑沟古汝瓷遗址,位于杨沟南一华里处,垒草沟一带汝瓷遗址处,现仍留有少量瓷片和部分破碗笼。古瓷片多见于豆绿色和天兰色表面光亮有裂纹开片状。有碗、盘、瓶类瓷片较为常见。附近已经发现有制瓷用的耐火原料,颜色为黑褚色。经验证与古瓷片原料相同。

据世代相传,在汝瓷盛行的北宋王朝时期,小窑沟一带,瓷窑遍地,瓷器花色品种繁多,窑场内外,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工匠艺师艺术高超,汝瓷工艺做工精细,产品誉满九州。出自那些工匠艺师之手的件件精品中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及形态各异的龙姿烧制的十分精美,光亮透影如雨过天晴般美丽,呈报皇上观看后,赞不绝口,即命把汝瓷定为宫廷御瓷。有一次皇上派使臣招来工匠艺师们,要按照汝瓷工艺做出一架龙床来奉献皇上,若制作成功,必有重赏,工艺师们便答道:“我等甘心情愿,尽心尽力孝奉皇上1

数月过后,经过工艺师们的精心设计,雕塑出一架由各种龙姿组成的汝瓷工艺品龙床造型制作完毕,装入瓷窑进行烧制。烧窑工匠日夜坚守窑门,细心烧制。他们深知这次的烧制不同往常。若因一时粗心,就会给全体工匠带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由于用心过度,火温过高,将原工艺造型烧的走型变样。并且远远超出原工艺创作的范围,已形成锦上添花之美丽别致。

这一特殊工艺的龙床烧制成功,激起窑场全部工匠工艺师以及众人的喜悦之心,整个窑场上下,瓷场内外欢天喜地,三里五村,四面八方相互传颂,并立即呈报皇上得知。众人只有耐心待皇上给予加封尽赏的特大喜讯到来。

当今皇上得知此情,龙颜大悦,便立即派使臣前来察看,果然属实,使臣大喜。便命工匠艺师照此工艺在制作一架,立即回朝上报皇上而去。

使臣走后,全体工匠艺师转喜为忧各个闷闷不乐。他们深知龙床的造型的烧制不全是出自自己之手,要想制作出与此同样的造型是办不到的,若无同等工艺造型,就会得罪皇上,犯下欺君之罪,免不了遭遇灭顶之灾,株连家族及窑场众人,为此再三商定,终选走为上策,他们横下一条心舍财保命封闭窑门远走高飞,各奔前程。

从此以后,这里的汝瓷工艺走向绝路,遍地却留下了间间作坊,座座瓷窑与那堆堆瓷片。后来在这附近的人们把那些瓷场作为耕地,种植庄稼,把作坊改为住宅世代生活,并把这个地方取名小窑沟。

关于宋代汝瓷话龙床之事,后来人也曾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解放后,国家为了恢复汝瓷研制,对此地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收集了大量的古汝瓷片作为标本带走进行研究。并把此处定为汝窑遗址,作为我汝州的一处文物保护区。

破译马家窑彩陶之谜


马家窑文化实在是令人惊叹。它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文化,也是中华文明之源。我钟情于马家窑彩陶,喜欢它的雄健、粗犷和充满神秘的色彩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激情。在我眼中马家窑彩陶是雄性的,而相对精细的瓷器则是雌性。因此,当我踏上诞生马家窑文化的古老而神圣的土地时,心中非常激动。在那里与同行的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王志安会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一座小山包上,年代约为距今4000—5000年。走进村庄,看见院落的门牌上写着:马家窑xx号。登上褐黄色的小山坡,有一块“马家窑遗址”石碑立在道旁。我们考察了先民烧窑的遗迹,在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看到窑场、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那残窑的灰层中,散落着红陶黑纹的碎片、兽骨、石斧,佐证了先民们创造的文明。我偶尔拾起几块红陶残片,虽然被黄土湮没了几千年,但残片上黑的图案依然清晰明畅,让人爱不释手。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我到过西藏、新疆、内蒙、四川等地考察;处处感受到马家窑文化的辐射,他是大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化。

一、安特生其人其事

马家窑是安特生发现的。安特生来中国之前,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受北洋政府的邀请,来中国帮助寻找铁矿和煤矿。但后来他迷上了考古。他最早调查了北京周口店的化石,这是后来发现“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前奏。1921年4月他在河南仰韶村调查矿物时,发现彩陶片和石器,从而发现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仰韶文化。

1923年,安特生认为中国更早的古文化应在黄河上游。他从河南出发,沿黄河走到兰州之后,四处寻找,终于从一个卖烟渣的商民的货摊上,找到了一件装着烟渣的破旧彩陶罐。悉知商民所带彩陶器来自临洮,他立即赶到临洮,当时兰州到临洮还没有汽车,于是他就独自骑马沿洮河而行,不辞辛劳,苦苦追寻,足迹踏遍了临洮的许多地方,终于在离县城以南10公里的洮河西岸马家窑村发现了中国境内的一种新文化。安特生把它命名为马家窑文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学者顾颉刚、裴文中等专程考察马家窑等遗址,从而确定了“马家窑文化”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在发现马家窑遗址后,安特生逆洮河而上,在衙下集发现了寺洼文化,然后顺洮河而下在辛店发现了辛店文化。在临洮,安特生考察发掘半年多才回到北京。第二年他又来到甘肃,继续考察发掘马家窑文化的工作。他的学识渊博,考古经验丰富,不久在广河县的半山村又发现了半山文化;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现了马厂文化。安特生把马家窑彩陶、半山彩陶、马厂彩陶都划归马家窑文化范畴。可以说安特生对马家窑文化的发现,是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贡献,可是,过去却一直把他视作为文化特务,并以盗窃中国文物等罪名加以否定。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1924年对安特生来说是难忘的,他完成了在甘肃、青海两地对马家窑文化的考察工作,发表了甘肃考古笔记,使马家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享誉世界,让马家窑文化走进了世界古文化的神圣殿堂。当年曾参与发掘的魏廉清老人听过安特生的报告,在报告中安特生要他们热爱家乡,保护好马家窑遗存。后来安特生从收购彩陶中带走了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彩陶留在临洮县城洋人巷基督教教堂内。解放后部分彩陶交于教育文化部门,所剩彩陶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破”掉。安特生带走彩陶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回到瑞典后继续研究,出任远东博物馆馆长,并将这部分彩陶捐赠该博物馆,至今仍在那里展出。

最近,在瑞典东方博物馆新发现了胡适写给安特生的亲笔信,可见安特生与胡适的交往甚密。胡适对安特生在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充满了敬仰。

二、八卦锅起源涡旋纹

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卦充满了神秘感,后人也为之津津乐道。到了马家窑遗址,看到彩陶上令人震撼的涡旋纹,我顿悟八卦的创始人伏羲可能受到了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周易》是周文王被囚时依据伏羲八卦演绎而成文王八卦,并进一部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的。易经是我国经书之首,是一部用阴阳学说揭示和描述宇宙内在本原规律的书,我年轻时读过,颇感费解。韩国国旗也是八卦图案,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大。

在马家窑文化遗址,我看到山上有不少被洪水冲刷的痕迹,不远处日夜奔流的洮河依旧汹涌澎湃,生生不息。先民对滔滔江水充满着崇拜和敬畏,于是就把这种真切的感受描绘在彩陶上。恩格斯指出:人类蒙昧时代的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就是渔猎生产。远古文明几乎无一例外傍水而生,水波形状的几何纹样在世界各地早期文明中都可以找到。我看了数百件纹饰各异的马家窑彩陶,特别是面对一大批富有激情的涡旋纹彩陶罐,它那流畅自然的线条,仿佛会产生流动的节奏和韵律,让人感到有无数的涡纹在眼前周而复始地旋转,好似八卦的旋纹,我突然来了灵感,先民在有限的空间里产生出无限的循环,这多富有创造力与想象力啊。我兴奋地对身旁的王志安会长说道:“啊,原来八卦起源于马家窑,这真是上苍赐我的见识。”我为自己的意外发现而欣喜不已。随行的朋友都对此说赞不绝口,并予以认同。

伏羲的年代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紫红色彩陶,图案上不少符号竟与比它晚一千多年的西安半坡彩陶符号基本相同,可见彩陶文化年代跨度较大。先贤伏羲演绎八卦时,很可能受到涡旋纹彩陶的启发。伏羲演绎八卦之地里这里并不远,位于甘肃天山市北20公里的卦台山。山上有伏羲创绘八卦的画卦台,那里山峦屏翠,渭水环流。渭河中心有滩地数处,形似太极图样。河滩交界有一大石,不方不圆,似桂如笋,外实中虚,如画太极,名分心石。八卦来源:“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当地还有老子提笔点太极的美丽传说。在临洮城东的东山,有一座巍峨挺拔的建筑叫“风台”,相传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升天处。老子叫李耳,他做过周朝管理图书典籍的官员,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的哲学家,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公认的中国第一位文化名人:老子西出大散关后,在渭水、洮水一带传道寻根,最后在东山的超然亭“飞升”。洮河东岸有座太极山,阴阳交错,与“太极图”十分相像,这可能是巧夺天工大自然的造化给予老子以感悟。这一古老的传说似乎同八卦的起源有一定的联系。

三、蛙纹应是女娲身

马家窑生产红黑相间的蛙纹彩陶,红彩的着色剂主要是铁元素,可能用赭石作原料;黑彩的着色元素主要是铁和锰等。矿物颜料的特点为经久不褪,让数千年前的彩陶至今艳丽如故。对于彩陶上的蛙纹,我过去一直认为可能是出于先民对青蛙的崇拜,或与当时水患严重有关。青蛙是两栖动物,能在水中生,会在地里长,出入自由。青蛙产卵量大,繁殖能力强,这与先民企盼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的理念是一致的。毛泽东《咏蛙》诗云:“独坐池塘如虎距,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先民们大胆地使用极其抽象的图案,似“人”似“蛙”,来表情达意。寄托理想和希望,实属高明。我在当地考察时,看到过造型各异的“蛙纹”彩陶,有不少器物上绘有人头浮雕,眼睛、耳朵、鼻嘴等十分清晰,这恐怕与青蛙并无直接联系。先民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我再苦苦思索,猜测“蛙”与“娲”同音,这是否与女娲补天的故事相关呢?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早已在民间流传。在一次洪水吞没举世人群的过程中,只有伏羲与女娲侥幸脱险,于是结为夫妻,人类才免于灭绝。后世人庆幸人类因之得以繁衍永续,便称伏羲女娲为人类始祖名字的典籍有:《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西经》。这些都是战国或秦汉时代的论著。女娲和伏羲二名并称,始于西汉《淮南子?览冥篇》。相传女娲和伏羲一样,亦出生于成纪,凤姓,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以蛇或龙为图腾。天水民间传说,伏羲与女娲成婚的地点,在现在的天水市北道区中滩乡西十二华里处玉钟峡内。还有一种说法,说玉钟峡在今秦安县城北七里处。

兰州人早将“蛙纹”通称为“神人纹”。这个“神人”很可能就是原始部落领袖女娲。甘肃博物馆编辑的《黄河彩陶》一书中将“蛙纹”彩陶,均以“神人纹”命之,这比较符合科学事实。“神人纹”身上长了很多善于游泳的“手”,发展到后来,先民的崇拜对象需要更多功能:不仅能够战胜水,还要能上天,能腾空而起。龙的雏形出行就在“神人纹”基础上产生了,我们在当地看到的彩陶上的原始龙纹图案就是最好的见证。

四、舞盆留原始巫术

临近甘肃的青海乐都县柳湾彩陶博物馆已落成,新型的建筑像白色的圆柱顶着一个彩陶盆。陶盆上正是大通县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盆上的图案,共三组五个女子手拉手,他们整齐地侧着头,踏着统一的步伐,辫子甩向一侧,尾巴似的飘带一起甩向一侧,静止的画面上展现了节奏和动感,在清澈的河边整齐划一地踏歌起舞。先民们是欢庆谷物的丰收,抑或是在祝贺出征的胜利,一般学者都这么认为。

经过反复思索,我以为这恐怕与今天轻松浪漫的舞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我看来更像是在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在举行原始巫术,这应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巫,祝也。祝祭主赞辞者。”在西藏实地考察时,我看到那里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巫舞,巫师装扮成神的模样,充当与神沟通的使者,在祭祀中手舞之,足蹈之,以取悦神灵。舞者还不断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以吓退妖魔,祈求平安。由此我联想到今人对舞蹈纹彩陶盆的认识,可能只在表层而已。

舞蹈纹彩陶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泥质红陶,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敛口,卷唇,画面舞者动作协调,踏着音乐节拍,舞姿轻盈,神态生动,优美,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物图画之一。这件陶器的纹饰,画师是经过精心构思的,表现了在五千年前的黄河边就有了类似的精神活动。先民面对某些自然现象或者对自然力不理解或不可抗拒时,往往会归咎于神鬼的作用。古代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周书?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舞雩(古代求雨一种仪式)。”《尚书?益稷》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先民将自己打扮成各种野兽的样子,击打着石质乐器,跳着原始宗教巫舞。原始巫舞内涵极其丰富;有演习图腾崇拜;有向上苍袒露心迹;有祈求人口繁盛;有求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更有祈求驱赶魔鬼等。人们从更广阔的内涵加以推测都不为过。原始画家对生活的感受是深刻的,其表现技巧也是高超的,他以虔诚的心灵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表达了先民的愿望。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马家窑文化是一支与仰韶文化关系相当密切并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一种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相当发达,尤其是彩陶出土的数量之多和彩陶花纹之繁缛,是其它新石器时代彩陶无法比拟的,在造型和彩绘上又有独自的地方特色。今天所见的马家窑彩陶,都不是传世之品,都来源墓葬,而且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后代对去世的先辈的陪葬品,是虔诚之物,神秘之物,神圣之物。在绘制这些彩陶时,先民们必是怀着极其严肃的心情操作的。他们所画的每一笔线条,都不是随意之作,而是寄托着他们的情思,表达着他们的理念。他们绘制的图案,反映着当时社会现实和基本思潮,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

我国西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历史悠久的彩陶为特征,从距今约8000年历史的最早彩陶的发现,彩陶经过了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漫长的文化岁月,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婺州窑消失之谜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里写道:“碗,越州上,鼎州次之,婺州次,岳州次……”陆羽说的是瓷碗的品质。就泡茶品茶而言,他将婺州窑生产的瓷器排在了第三位。

历史上,婺州窑名气很大。然而蹊跷的是,这个曾经风靡全国的窑系在明代以后却销声匿迹了。

婺州窑

产地在金华及周边地区,因唐代属婺州,故名婺州窑。以青瓷为主,还烧黑、褐、花釉、乳浊釉和彩绘瓷。

婺州窑始烧于东汉,盛于唐、宋,终于明代。主要产品有盘口壶、碗、盆、碟、水盂、盏托、瓶、谷仓、鸡笼、水井等。

产品特征:胎体早期呈浅灰色,中后期呈深灰或紫色;釉色早期呈淡青色、青灰色或青黄色,中后期釉色青黄、紫灰或紫;釉面光亮开裂处有奶白色的结晶体折出,这是该窑青瓷特有的现象。

勃兴:陆羽曾封“天下第三”

因为“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金华古时被称为婺州,在这里烧制的窑系被称为婺州窑。

从事婺州窑研究多年的学者雷国强说,婺州窑是中国烧造陶瓷时间最久的窑系之一。“商周时期,金衢盆地就有原始瓷器,那是婺州窑的前身。”

婺州窑还曾远销日韩。唐宋时期,大量婺州窑乳浊釉器从杭州出发,漂洋过海,如果顺利,7天便可到达日本。

这种外销势头一直延续到了元代。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韩国西南角的新安海域发掘了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中国陶瓷、漆器等文物,其中就有许多婺州窑产品。

消失:原料存在致命缺陷

然而蹊跷的是,这个曾经风靡全国的窑系在明代以后却销声匿迹了。

“清朝时候在金华还有窑口在烧瓷,但不是婺州窑的概念,改烧青花瓷了。”雷国强说,这一著名窑系由盛转衰的原因,引起了不少历史学者和古陶瓷研究者的兴趣和注意。

金衢盆地江河丘陵地带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红色粉砂岩风化黏土,婺州窑的窑土就是使用这种原料,但因其含铁量高,杂质颗粒较粗,烧制成器后,胎骨的颜色过深,气孔率过高,影响到了成品的质量。

“就婺州窑的发展而言,其所依赖的这一制坯原料的缺陷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婺州窑制坯原料限制了产品质量的提升。

除此之外,单一的釉色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制约了婺州窑的发展,“石灰钙釉是东汉以来婺州窑的‘主流’釉色,这种单一素面的青釉风格和面貌不能符合大众的审美,渐渐被历史淘汰。”

汝瓷史话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China(中国)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1086年到公元1106年,仅短短20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10家,藏品不到70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1992年秋,一件直径仅为8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154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5000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

中国名瓷“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150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6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26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宝丰曾为汝州地域)。该窑址北距汝州25公里,总面积110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7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20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1988年秋和1989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1999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2000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475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15座,作坊2处,大型澄泥池2个,釉料坑2个,灰坑22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10月18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20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1978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之遥。

位于郏县西北10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105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15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18000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72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14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8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2000年5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2001年6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40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1250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2001年7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40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2001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古瓷修复之谜


有机会造访上海博物馆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凝神注视玻璃罩内那些古代艺术品而被其流淌出的精美绝伦所窒息。特别是当他们被告知,这些积聚了中国历代工匠们毕生心血烧制出来的绝世名瓷,曾经是那么的脆弱不堪,要么粉身碎骨,要么残缺不全,不免让人弃之可惜,视之心痛。

这一切,没有比古瓷修复大师蒋道银先生再了然于胸的了。

“基于对时间和空间玄学的沉思,中国陶瓷的绘画、造型和釉彩无不充满了出世的空灵感,尽管那些画面的内容是在描绘尘世的生活。”当我和蒋先生面对面地坐在他那间并不宽阔的工作室里,兴趣盎然地聊起摆满工作台的那些残片时,他告诉我说,“中国的窑工们总是力求能创造出超越王朝兴衰的永恒艺术品,但他们无法与时间抗衡,只能一任亲手创制的旷代精品一再经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留下太多的遗憾。”

相貌普通的蒋道银先生迄今为止已经修复了500多件曾经残破的——但目前有些已经价值连城——古代陶瓷,从良渚文化扁足陶鼎到南宋官窑,从元青花玉壶春瓶到明青花龙云大缸,从唐彩绘陶仕女俑到徐秀堂紫砂艺雕螃蟹。有人说,他修复了古代窑工们的心血和智慧,但我以为,如果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讲,他修复的应该是曾经缺失的中国古代陶瓷史。

事实上,正是因为资料的严重匮乏,使我们接下来的故事无法从神奇的陶瓷器修复技术的起源开始说起了。不过,还是有人做出了比较大胆的推测,说既然早期的陶瓷器修复工艺曾流传于民间社会,那么这种绝技就应该象许多神奇的传说一样,其历史必然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以前,比如秦汉时期。在仅仅二三十年以前的西部农村地区,仍然可以在乡村间或见到一种古老的锯接技艺——一种用铜、铁等制成的两头带钩的锔子将破碎的陶瓷片相拼合的方法——和用虫胶、糯米等天然黏接剂黏合的“老法子”。有意思的是,张艺谋还曾经在他的名作《我的父亲母亲》里用这种技艺修补好了女主人公破碎了的碗(当然还有她伤透了的心)。

瓷器仿古在宋、清两代一度掀起过高潮。但当时的仿造,是出于对前朝器物的崇敬,是光明磊落的仿造,让人一眼看出来路,或者在底足上写明“大清仿明成化”等字样,这样的“仿”,不失为一种再创造,可以推动这个时期的工艺发展。而以攫取暴利为目的的瓷器作伪则是对“规矩”的破坏,是对艺术收藏的破坏。1930至1940年代,许多古董商都暗中聘请修复艺人用化学材料修复陶瓷,使修复后的瓷器几可乱真,从而以某朝某代的“珍品”为名寻找附庸风雅却不识货的买家。据说当年在上海滩活跃的以此为业者有些至今还健在。

瓷器的修复方法一般有两种:博物馆修复法和隐藏修复法。博物馆修复法不完全掩盖损伤痕迹,是严肃收藏家们最理想的方法。隐藏修复法则试图完全消除任何损伤的痕迹。亚洲的收藏家通常用截然相反的材料进行修复,比如,他们会用金色的漆来填补破裂线,这样修复的痕迹就成为这件瓷器本身的一个特征。

根据我的了解,目前中国从事古陶瓷修复的高手不过200多人,而在中国文物收藏占半壁江山的上海,真正从事古陶瓷修复的仅二、三十人,其中被称为古陶瓷修复“大家”的也就区区几个而已。这其中,又公推蒋道银为“第一人”。据他的朋友介绍说,早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舞美设计时积累下来的绘画、造型经验使蒋道银在几十年的古陶瓷修复生涯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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