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文化。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窑具。
这次挖掘出土的遗物分别为唐、宋、金元和明清四个阶段，其中唐代的遗物有白釉、黑釉、黄釉、花釉瓷和三彩器等。宋代遗物以白釉、黑釉瓷为主，器形有碗、罐、瓶、盆等。此外还出土极少量的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碎片和窑具。金元时期是张公巷窑的繁荣时期，在清理的79个灰坑中，有59个属于这一时期。明清遗存有井和房基，值得一提的是，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花瓷，器形有碗、盘、碟、杯等。
在发掘揭露的灰坑中，有20个灰坑内出土张公巷窑生产青釉瓷或素烧坯残片，坑内堆积绝大多数是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物种类多达10余种，能复元的器物共计150余件。遗物除青釉瓷外，白釉、黑釉、豆青釉、钧釉和白地黑花瓷等，与该窑址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青釉瓷是张公巷烧制的唯一产品。
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
上图为“花口板沿平底盘”，
下图为“花口折腹圈足盘”。
从整体上看，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釉色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器物薄胎、薄釉，釉面玻璃质感较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色，胎质细腻坚实。
下图为“深腹碗”。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碗、盘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部分圈足底面无釉。
下图为“椭圆平底洗”。
下图为“盘口细颈瓶”。
这些器物往往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的。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窑具以匣体、垫饼和垫圈为主。匣体有浅腹漏斗状、深腹漏斗状、浅腹筒状和深腹筒状四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匣体的外壁常常涂抹耐火泥，此工艺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地层堆积和灰坑打破关系复杂，该窑的烧造年代尚难断定。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明显承继了汝窑的风格。从地层堆积来看，元代张公巷是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推测，张公巷窑烧造青釉瓷的年代大致在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
张公巷窑....两宋极品青瓷的代表
出土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外传瓷器——汝州张公巷窑
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的专家们,对张公巷窑址出土的文物,畅谈了各自的看法,现部分整理如下: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首先,在张公巷窑址首次发掘出土较多的窑具、丰富的素烧坯残片及有别于汝窑的青瓷器,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汝窑烧造工艺的流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青瓷的文化内涵。其次,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
赵维娟(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我们通过对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相近,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状。两者的含铁量大致相同,釉中清凉寺的氧化钙高于张公巷的。清凉寺瓷片中的氧化锰的含量高于张公巷的,因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着色素,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
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看了张公巷发掘出土的东西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对张公巷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张公巷从唐代开始,历经宋、金、元、明、清,烧造历史长。唐代应为民窑性质,到了北宋末烧造的品种单一,瓷片完全是单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层又有民窑的东西,还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对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里边瓷片这么单一,说明这个时期不是民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我认为张公巷窑在北宋末期,是官窑性质。到金元时这品种还没完全消失。我想今后还会发掘出大量的实物资料。张公巷虽取得重大成果,能达成共识的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要下大力气来保护好张公巷这个窑址。
李知宴(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堆积方式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还要进一步发掘。
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问题,通过看其造型、釉胎,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随便简单地说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确定上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的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型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徽宗皇帝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从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等继承了晚唐的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应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
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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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仪式现场
大河网讯汝、官、哥、定、钧是我国宋代时期的五大名瓷，其中，汝窑、钧窑、哥窑、定窑的窑址都已经被考古界发现，唯独北宋官窑窑址一直是考古界的一道“谜题”。6月21日上午，随着汝州市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仪式的启动，备受各界人士关注的张公巷窑址第四次发掘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届时，这一千年之谜有望解开。
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西北距唐宋时期的汝州州衙遗址约1500米。2000年，张公巷窑址被发现，分别于2000年春、2001年夏、2004年春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三次考古发掘面积很小，出土以瓷片居多，极少整器，但胎之薄、釉之美已经震惊学界，业内人士对2017年的重新发掘充满期待。”出席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启动仪式的相关专家表示，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围绕张公巷窑的性质、年代、瓷种等也存在不少争论，诸多谜团有待此次发掘揭开。
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与与会专家交流张公巷瓷窑遗址相关情况。
据了解，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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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参观2004年发掘的张公巷T2、T3探方。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王莉英表示，由于前几次发掘面积太小，发掘成果甚微，长期以来对于张公巷窑的性质，还缺乏统一的认定，许多谜团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来解开，但张公巷窑的重要学术地位毋庸置疑。希望通过这次深度发掘，能够确定张公巷窑的烧造年代和窑业性质，解决北宋官窑的相关问题。并为筹建大型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汝瓷之都”文化名城创造有利条件，也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考古发掘工作启动，千年之谜有望解开。
汝州市政府副市长杨英武表示，汝州市正在着手编制张公巷保护性展示工程规划，积极争取2018年国家专项补助资金。随着张公巷瓷窑址的发掘进展，采用边考古发掘，边阶段性保护展示的方法，真实全面的展示张公巷瓷窑址的陶瓷烧制文化和艺术风格。
“预计今年年底，根据考古发掘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果，科学编制张公巷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力求让张公巷瓷窑址“活起来”，并结合汝州“建设汝瓷文化名城”的城市定位，建立一个文物保存状况良好、基础设施完善、拥有独特人文感观的优秀文物保护展示区。同时，根据考古发掘进度，逐渐向公众开放展示，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汝瓷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杨英武说。
成都科甲巷出土大量明清瓷器 现两米长明清墙砖
近期，因市政建设需要，市考古队开始对科甲巷旁的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进行常规的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发掘，昨日记者获悉，该工地内出土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瓷器和陶器，其中不乏图案精美的青花瓷，还有造型别致的小型石像，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出土遗物都已经残缺。
记者昨日前往该工地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工地西南部拓方，目前拓方区域约占整个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的一半。从探方的截面可以清晰看到，从上至下的地层中都有大量遗物堆积，其中以陶瓷残片为主。在发掘工地旁，十余个白色编织袋摆放在一起，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袋中所装都是这几天刚刚出土的陶瓷残片，其年代从明清至民国时期，以明清遗物居多。
“前些天我们刚刚把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的地基清理干净，发掘到了明清时期的地层，明清时期的春熙路也是市中心，所以出土遗物非常多，有些青花瓷非常精美，等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会慢慢研究。”此外记者还看到，工地的中部有一段约两米长、20厘米高的墙砖，据介绍，这段墙砖也是明清时期的，但由于残余有限，目前无法判断是何用途。
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说，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深挖地层，并将探方逐渐扩大到整个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预计将会有唐宋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出土。“春熙路一带在唐代早期还是郊区，但到了唐代晚期就成为市中心了，宋代的春熙路更是繁华，所以等发掘到唐宋时期的地层后，估计会有更多有价值的遗物出现。我们现在非常期待发现与唐宋江南馆街相关的遗迹，或许会有水渠与江南馆街的水渠相连，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唐宋时期成都先进的地下排水系统。”（记者祝丹妮）
陶瓷文化鉴赏-明代龙泉瓷古窑址出土-图
一处明代的古窑遗址日前在云霄县被发现，经权威专家论证，这是漳州首次发现的大规模生产龙泉瓷的窑址。但令人遗憾的是，古窑遭当地无知村民破坏，上百件珍贵瓷器流失，古窑文化层被部分破坏。专家称，文物价值损失无法估量。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古窑遗址，同时，申请经费准备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今年7月20日，云霄县和平乡上坂村拓建村道时，推土机在作业时无意中挖出一座窑炉遗址。村民们不知道这是文物，出于好奇，赶去挖掘窑炉并拿走了许多瓷器。
云霄县文物部门闻讯赶来后，在现场发现了散落的大量瓷器及窑壁残段，并制止村民破坏文物行为。经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栗建安测定，整个遗物分布面积约500平方米，其中被破坏面积约200平方米，遗物标本为仿龙泉青瓷，器形有碗、碟、盏、高足杯等，纹饰有云雷、莲花、菊瓣等。专家初步断定，古窑年代为明代，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保护价值。
云霄县博物馆馆长汤毓贤研究员告诉笔者，龙泉青瓷的烧制工艺非常高，是非常珍贵的瓷器器种，其烧制的胎厚、釉层厚、胎土要好，技术含量非常高。古窑的发现，对于研究明代的瓷器和烧制技术，具有非常深远的研究和考古价值。
据汤毓贤研究员介绍，龙泉窑目前在全省被发现只有浦城、崇武等寥寥几处，而在漳州，像这样大规模的古窑烧制龙泉瓷，还是首次发现。他慎重估计，窑下还有窑炉、模具、制窑工具等，目前初步采集的标本样本已经收集。因此，这次发现的大规模遗址非常有意义，未来至少能够申报成功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遗址现场位于两山包夹中，中间还有一条小河流，古窑就在溪岸边的公路旁。汤馆长说，这是典型的古窑分布，因为烧制瓷器一般都在溪流旁，方便取水烧瓷。
令人遗憾的是，这处明代古窑，在推土机作业无意发掘后，接连被当地无知村民和古藏爱好者野蛮挖掘，流失各种瓷器上百件。
笔者来到古窑遗址，在现场看到，被挖掘出来的古窑表层部分，布满了残缺不全的破损瓷碗，堆积成小山丘，犹如废墟。专家说，这是在挖掘过程中掏出来的窑渣。同时下面窑炉的一角壁在废墟中露出来了。在古窑旁，有关部门刚刚竖立起来的保护警示牌很醒目，提醒人们这是文物。
究竟有多少文物被挖走？汤馆长介绍，前后四五天时间，陆续有村民白天带着锄头到这里来掏挖。他保守估计，大概有上百件相对完整的瓷器被盗走。在现场，文物部门发现了塑料袋、箱子等装运瓷器的包装物。
汤馆长还说，古窑瓷器以碗类为主，还有花瓶、高足杯、杯盖等，这样的瓷器被盗走一件，可能就损失了一个瓷器门类，无法收集齐全，这个损失无法估量。更关键的是，在用锄头盗挖后，古窑的表层文化层被破坏扰乱了，给未来的发掘和考古带来了难度。
笔者了解到，省博物院的考古研究所，目前已经就遗址被盗挖事件上报国家和省文物局，建议对古窑及暴露部分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目前正在等待上级部门批复。同时，云霄文体部门已经就此申报发掘考古经费，据介绍，抢救性考古发掘将进行一个月左右时间。
据悉，由于在开掘过程中被村民挖走，先期流失的瓷器暂时无法追回，文管部门和和平乡紧急设立警示标志，同时，在古窑附近暂时砌挡土墙，以保护古窑。
据了解，未来的考古发掘如果发现规模大，将对之进行划界保护。对于流失的瓷器，博物馆建议由文管部门出经费，向村民购回流失瓷器。和平乡表示，如果发现有人盗挖，将依法处理。
陶瓷文化：龙泉窑（瓷器）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1简介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磁县，是华北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南宋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设窑厂，生一所烧的窑名“琉田窑”，又名“哥窑”；生二所烧的窑名“龙泉窑”，又名“弟窑”。
在今浙江省龙泉市境内，故名。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
从出土的标本来看，它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而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有近800年的烧瓷史。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杯、壶、瓶、罐等，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
南宋时期龙泉窑得到空前的发展，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这时，曾在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凌，唯有龙泉青瓷质量显著提高，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就是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而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从窑址的瓷片来看产品有白胎（灰白）和黑胎厚釉两大类。其中白胎青瓷约百分至九十几，黑胎青瓷只是少量的，但质量很好，胎簿釉厚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应是南宋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九年时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宋朝廷令地方州府为宫廷代烧的官窑瓷器。
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浙江省、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200多外，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造型大多胎体厚重，除继续生产宋时的器型外，创新品种有高足杯、菱口盘、荷叶盖罐、环耳瓶、凤尾樽等。质量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飞凤、花鸟、鱼虫、八仙、八吉祥、杂宝等，个别有文字装饰。
在龙泉窑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的釉色及高超的质量影响下，除浙江境内多处窑址如大窑、金村、溪口、大白岸、小白岸、梧桐口、笔架山、项户、道泰、山头窑、松溪、马垃力、安福口、安仁口、大方、大棋、下村、武溪等300余处外，还有江西、福建两省的多处窑址也仿烧龙泉青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这在宋、元民窑瓷器中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
2历史传承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
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
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开创年代
至今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
五代北宋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北宋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至今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至今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至今看来，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元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至今从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清代
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车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少将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声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剩南窖、瀑去埠头村、青溪水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辆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国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工艺特色
北宋
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罐、盆等少见。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南宋
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南宋胎色白，深中泛灰。除继续生产北宋原有器物，出现了八卦炉、鼎式炉、奁式炉、盆、塑象、渣斗、胆式瓶、五管瓶、龙虎纹瓶等等，五管瓶腹部呈多节葫芦状，瓶上部的竖管,三至七管都有，以五管多见。碗、盘器底较厚，挖足一般很浅，圈足宽矮，外底露胎。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线条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也有内划“S”形纹饰的，碗心印阴文“金玉满堂”或“河滨遗范”四字的也较多见。北宋末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壁较多使用，至南宋晚期，莲瓣纹变得短而宽，互相紧靠,瓣中脉线突起。
南宋可分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
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釉色白中泛青，釉层丰厚柔和，以粉青、梅子青釉最佳，足底露胎处呈紫色，俗称朱砂底。器物造型除碗、盘、碟、水盂、香炉等，还出现不少仿古器物,如鬲、觚、琮等器。纹饰以莲瓣、弦纹为主，南宋末出现双鱼、龙纹和贴花牡丹纹等。黑胎青瓷胎薄釉厚，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色青,多纹片，部分器物的口沿隐露胎色，呈紫褐，圈足底端则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器形以瓶、炉、尊、洗、笔筒、灯为主，纹饰少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
元代
造型高大，胎体厚重
胎色与南宋基本相同，釉色青中泛黄。仿古器物少见，新创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环耳瓶、凤尾尊、荷叶盖罐等等，高足杯足较短，上下大小基本一致，元竹节装饰，足内空心且较深。装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纹粗略,线条奔放，并出现了褐色点彩。器物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题材以云龙、飞凤、双鱼、八仙、八卦、梅、菊、马上封侯等多见。此外，还大量出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盘、碗外壁的莲瓣纹长而窄，排列较疏，瓣中间一般无脉线突起，不同于南宋。盘、碗底足一般挖足较深,有的深过外墙壁,外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露胎泛红,中心有釉。到元代晚期有的底足内全无釉，中心有乳丁状凸起。
明
与元代基本相同，但趋于粗糙。
胎较粗,釉色青灰,釉薄而透明，光泽较强，盘、碗器底一般不施釉，也有如元代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的。器物以高足杯、菊瓣纹碗、玉壶春瓶、执壶、盖罐多见，高足杯的足较高，有竹节装饰，一节或多节，挖足粗率且较浅。纹饰有人物故事及花托吉字、福、寿、金玉满堂等字。
器底特点
（1）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足端无釉.碗、盘底较厚，与此装烧方法有关；
（2）北宋早期用托珠垫烧,器底留有托珠痕；
（3）元代中期以后采用盂形垫具，器物外底中间一圈刮釉，中心有釉，似涩圈；
（4）南宋晚期至元中期采用垫饼托住整个器足垫烧，足端无釉，普遍为朱砂底；
（5）明代又恢复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外底无釉。
从造型上看，要掌握不同时代的典型器物，以及同一器物在不同时代的造型特点。以鬲式炉为例，这种造型在宋代较为常见，宋代炉一般较矮，轮廓鲜明，板沿口外伸，束腰，腹部突出，三足紧收，廓线起伏明显，整体造型优美细腻。而明代的同类炉整体造型较呆板，廓线不够流畅。从细部看，宋代炉器足底部较圆，而明代炉器足较平呈蹄形。
从胎体上看，宋代龙泉窑器物胎土颜色为白中泛灰，底足露胎处可以看到桔红色窑红，胎体适中，较元、明时期的胎体要轻薄得多。明代龙泉瓷胎体厚重，胎色灰黄，底足露胎处显现赭褐色窑红。
从釉色上看，典型的宋代龙泉瓷釉层较厚，釉色青翠，光泽柔和，釉层中有气泡，分布大且稀。明代龙泉瓷釉层比较薄，玻璃化程度高，透明度好，表面光泽强，釉色或绿中带棕，接近艾绿，或黄中带灰，二者都很不悦目。
从纹饰看，宋代龙泉窑器物纯以釉色取胜，纹饰装饰极少，即便有纹饰也多是刻花装饰辅以篦点和划纹，以及波浪、云纹、蕉叶等图案，构图极为简练，手法生动。而明代器物上的纹饰，装饰较为繁复，图案带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是明代龙泉窑器物比较常见的装饰手法。
4鉴别真伪
要判定古代瓷器的年代和真伪，就要掌握不同时期器物的特征，这些特征要从器物的造型、胎体、釉色、纹饰以及款识等方面人手，典型特征就是时代器物的名片。在了解器物时代特征的同时，还要将不同时期的标准器熟记于心。所谓标准器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特征、最能说明这一窑口特色或者最能代表这一釉色品种的器物，掌握了标准器就有了判定的标准，就能以此作为比照，从不同的方面来判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和真伪。
器型
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
胎釉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
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
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些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
纹饰
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
装烧方法
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1简介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磁县，是华北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南宋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设窑厂，生一所烧的窑名“琉田窑”，又名“哥窑”；生二所烧的窑名“龙泉窑”，又名“弟窑”。
在今浙江省龙泉市境内，故名。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
从出土的标本来看，它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而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有近800年的烧瓷史。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杯、壶、瓶、罐等，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
南宋时期龙泉窑得到空前的发展，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这时，曾在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凌，唯有龙泉青瓷质量显著提高，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就是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而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从窑址的瓷片来看产品有白胎（灰白）和黑胎厚釉两大类。其中白胎青瓷约百分至九十几，黑胎青瓷只是少量的，但质量很好，胎簿釉厚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应是南宋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九年时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宋朝廷令地方州府为宫廷代烧的官窑瓷器。
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浙江省、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200多外，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造型大多胎体厚重，除继续生产宋时的器型外，创新品种有高足杯、菱口盘、荷叶盖罐、环耳瓶、凤尾樽等。质量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飞凤、花鸟、鱼虫、八仙、八吉祥、杂宝等，个别有文字装饰。
在龙泉窑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的釉色及高超的质量影响下，除浙江境内多处窑址如大窑、金村、溪口、大白岸、小白岸、梧桐口、笔架山、项户、道泰、山头窑、松溪、马垃力、安福口、安仁口、大方、大棋、下村、武溪等300余处外，还有江西、福建两省的多处窑址也仿烧龙泉青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这在宋、元民窑瓷器中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
2历史传承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
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
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开创年代
至今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
五代北宋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北宋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至今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至今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至今看来，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元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至今从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清代
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车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少将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声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剩南窖、瀑去埠头村、青溪水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辆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国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工艺特色
北宋
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罐、盆等少见。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南宋
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南宋胎色白，深中泛灰。除继续生产北宋原有器物，出现了八卦炉、鼎式炉、奁式炉、盆、塑象、渣斗、胆式瓶、五管瓶、龙虎纹瓶等等，五管瓶腹部呈多节葫芦状，瓶上部的竖管,三至七管都有，以五管多见。碗、盘器底较厚，挖足一般很浅，圈足宽矮，外底露胎。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线条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也有内划“S”形纹饰的，碗心印阴文“金玉满堂”或“河滨遗范”四字的也较多见。北宋末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壁较多使用，至南宋晚期，莲瓣纹变得短而宽，互相紧靠,瓣中脉线突起。
南宋可分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
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釉色白中泛青，釉层丰厚柔和，以粉青、梅子青釉最佳，足底露胎处呈紫色，俗称朱砂底。器物造型除碗、盘、碟、水盂、香炉等，还出现不少仿古器物,如鬲、觚、琮等器。纹饰以莲瓣、弦纹为主，南宋末出现双鱼、龙纹和贴花牡丹纹等。黑胎青瓷胎薄釉厚，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色青,多纹片，部分器物的口沿隐露胎色，呈紫褐，圈足底端则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器形以瓶、炉、尊、洗、笔筒、灯为主，纹饰少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
元代
造型高大，胎体厚重
胎色与南宋基本相同，釉色青中泛黄。仿古器物少见，新创器型有高足杯、菱口盘、环耳瓶、凤尾尊、荷叶盖罐等等，高足杯足较短，上下大小基本一致，元竹节装饰，足内空心且较深。装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纹粗略,线条奔放，并出现了褐色点彩。器物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题材以云龙、飞凤、双鱼、八仙、八卦、梅、菊、马上封侯等多见。此外，还大量出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盘、碗外壁的莲瓣纹长而窄，排列较疏，瓣中间一般无脉线突起，不同于南宋。盘、碗底足一般挖足较深,有的深过外墙壁,外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露胎泛红,中心有釉。到元代晚期有的底足内全无釉，中心有乳丁状凸起。
明
与元代基本相同，但趋于粗糙。
胎较粗,釉色青灰,釉薄而透明，光泽较强，盘、碗器底一般不施釉，也有如元代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的。器物以高足杯、菊瓣纹碗、玉壶春瓶、执壶、盖罐多见，高足杯的足较高，有竹节装饰，一节或多节，挖足粗率且较浅。纹饰有人物故事及花托吉字、福、寿、金玉满堂等字。
器底特点
（1）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足端无釉.碗、盘底较厚，与此装烧方法有关；
（2）北宋早期用托珠垫烧,器底留有托珠痕；
（3）元代中期以后采用盂形垫具，器物外底中间一圈刮釉，中心有釉，似涩圈；
（4）南宋晚期至元中期采用垫饼托住整个器足垫烧，足端无釉，普遍为朱砂底；
（5）明代又恢复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外底无釉。
从造型上看，要掌握不同时代的典型器物，以及同一器物在不同时代的造型特点。以鬲式炉为例，这种造型在宋代较为常见，宋代炉一般较矮，轮廓鲜明，板沿口外伸，束腰，腹部突出，三足紧收，廓线起伏明显，整体造型优美细腻。而明代的同类炉整体造型较呆板，廓线不够流畅。从细部看，宋代炉器足底部较圆，而明代炉器足较平呈蹄形。
从胎体上看，宋代龙泉窑器物胎土颜色为白中泛灰，底足露胎处可以看到桔红色窑红，胎体适中，较元、明时期的胎体要轻薄得多。明代龙泉瓷胎体厚重，胎色灰黄，底足露胎处显现赭褐色窑红。
从釉色上看，典型的宋代龙泉瓷釉层较厚，釉色青翠，光泽柔和，釉层中有气泡，分布大且稀。明代龙泉瓷釉层比较薄，玻璃化程度高，透明度好，表面光泽强，釉色或绿中带棕，接近艾绿，或黄中带灰，二者都很不悦目。
从纹饰看，宋代龙泉窑器物纯以釉色取胜，纹饰装饰极少，即便有纹饰也多是刻花装饰辅以篦点和划纹，以及波浪、云纹、蕉叶等图案，构图极为简练，手法生动。而明代器物上的纹饰，装饰较为繁复，图案带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是明代龙泉窑器物比较常见的装饰手法。
4鉴别真伪
要判定古代瓷器的年代和真伪，就要掌握不同时期器物的特征，这些特征要从器物的造型、胎体、釉色、纹饰以及款识等方面人手，典型特征就是时代器物的名片。在了解器物时代特征的同时，还要将不同时期的标准器熟记于心。所谓标准器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典型特征、最能说明这一窑口特色或者最能代表这一釉色品种的器物，掌握了标准器就有了判定的标准，就能以此作为比照，从不同的方面来判定一件器物的时代和真伪。
器型
仿烧往往选每个时代龙泉窑的典型产品，如北宋的执壶、五管瓶，南宋的莲瓣碗、凤耳瓶、鬲式炉、元代的牡丹纹大瓶、刻花大盘、各式香炉等器物。仿品很少是对照真品的实物进行仿烧，因此造型上线条呆板，缺乏神韵，颈肩部的转折十分生硬，足端部过于整齐，器型比例失调，器物形制的规格和尺寸也不够规范。
胎釉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
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对粉青、梅子青釉的仿烧，一般釉料不用化学配方，而沿用传统配方，即在瓷土中有选择地加入植物草木灰，尽管釉的质感非常像，但缺乏内敛的厚实感，往往浮光隐现。
明代龙泉窑豆青和深绿釉色的瓷器，胎壁厚重，器底粗糙，是现代仿制较容易掌握的，这类产品需仔细辨别。作伪器物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对器物釉表面进行去光处理，主要采用强酸溶液腐蚀、土埋及一些工业技术上的打磨。近些年来，专家学者对经过作旧处理的器表损伤，在高倍显微镜下表现出的不同显像，作了归纳和总结，提高了对古陶瓷辨伪的科学水平。
纹饰
龙泉窑产品的伪品的刻划纹样，不如真品线条的婉转流畅。贴花工艺的纹饰，不像真品的生动自然。露胎是元代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工艺，元代龙泉窑特有的葱绿釉色和露胎赭红色的相衬，伪品对这类产品的仿烧，提供了识别点。
装烧方法
装烧技术在龙泉窑的每个发展时期都是不相同的。在垫烧的工具上，归结起来不外乎垫圈和垫饼两类，但不同时代在圈足上所垫的部位是不同的，留下各时代不同的烧造痕迹。特别是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的“铁足”、“朱砂足”往往是不规则的。元代垫圈痕迹、明代器物的圈足露胎部，显露出“火石红”。龙泉窑早期的产品，十分完整的少见，多少留有些残疵，主要在圈足部分。因此作伪者往往采用“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或沾粘窑渣的手法来蒙人。
陶瓷文化：南北瓷器窑口
山西省
平定窑：在今山西平定县，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
介休窑：在今山西介休县，故名。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四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白釉黑花及黄褐釉印花瓷等。
霍窑：在今山西霍县，故名。又称彭窑。创烧于金而盛于元，结束于清代，以烧白瓷为主。
大同窑：在今山西大同市，故名。始烧于元代。以烧黑瓷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釉瓷。
浑源窑：在今山西浑源县，故名。始烧于唐，终于元代，产品主要有白瓷和黑瓷两种。
怀仁窑：在今山西怀仁县，故名。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以烧黑瓷为主。
阳城窑：在山西阳城县，故名。文献少有记载，窑址于1980年在阳城东关外的窑畔间发现。以烧制白瓷为主，多为盘、碗等日用器皿，其中折腰盘，显系仿定窑作品；定窑生产的大盖缸等，在该窑址中也有发现。胎色较灰，为增加白度，均施白化妆土。
盂县窑：地在山西盂县而名。文献最早记载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山西盂县磁窑坡发现了窑址。产品以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等装饰也有的以镂空装饰器足。
蒲州窑：在山西省永济，因旧属蒲州，故名，系元代北方着名瓷窑。
交城窑：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白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
榆次窑：在今山西太原孟家井，孟家井明代数属榆次县，故名。
陕西省：
耀州窑：在今陕西铜川市，宋属耀州，故名。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以后达鼎盛，终于元代。
旬邑窑：在今陕西旬邑县，故名。烧瓷于金、元，以青瓷为主
山东省：
淄博窑：在今山东淄博市，故名。根据考古发现，窑址一处在寨里，烧造瓷瓷，年代为北齐，是目前已发现的南北朝时期北方唯一的青瓷窑址。
河北省：
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唐属邢州。故名。以烧白瓷为主，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白瓷窑，
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品种，宋代取得很高的成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磁州窑：在今河北磁县，宋属磁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终于明代。产品以烧白瓷、黑瓷为主，品种繁多，有白釉黑花、白釉酱彩、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珍珠地划花、绿釉黑彩、红绿彩等等，以白釉黑花为主要特征，是宋代北方民窑的代表。
曲阳窑：因在河北省曲阳县境涧磁村，故名。这是我国宋代着名的定窑白瓷产地。
贾壁村窑：窑址在河北省磁县贾壁村，故名。是一处在北方有代表性的隋代青瓷窑场。
辽宁省：
江官屯窑：在辽宁辽阳市江窑屯，因名。为辽金时期民窑。创烧于辽晚期，盛于金。以烧白釉粗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器、黑釉器、三彩等。白釉色白而微黄，黑釉色纯黑。所烧器物，以碟、碗、杯、盘、瓶等生活器皿为多。均旋化妆土，黑釉产品多粗糙大器。
辽阳窑：在今辽宁辽阳或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内蒙古：
辽上京窑：在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皇城内，故名。为辽代晚期的官窑。窑场规模不大，但烧制瓷器较精。
林东窑：在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林东窑”。为辽代民窑，窑场规模大，专烧茶叶末绿釉和黑釉大型粗瓷器。胎质粗黄厚重，硬度高而坚致。茶叶末绿釉器以鸡腿瓶为最多；黑釉器则多瓷、罐，其中以双耳小罐为多。
赤峰窑：也称“缸瓦窑”。在今内蒙昭乌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驸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甘肃省：
安口窑：在甘肃省的平凉，华亭的安口，因名。旧有“陇上窑”之称。始烧于唐代，宋元时期以烧制黑瓷&xqypic铁锈花&xqypic和青瓷。至明清烧制黑陶与白陶，以粗缸等日用器为主。
兰州窑：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特产，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
湖南省：
长沙窑：在今湖南长沙市铜官镇，又名铜官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蓝釉等，是唐代南方的重要青瓷窑。
岳州窑：在今湖南湘阴县，唐属岳州，故名，烧瓷于隋唐五代，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色灰白，胎较薄、较轻，胎体不太致密。
湘阴窑：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乌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安徽省：
寿州窑：在今安徽省淮南市，唐属寿州，故名。共发现隋唐窑址六处，是唐代着名的黄釉瓷产地之一。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隋代产品1隋代烧青瓷，胎质坚硬，胎体较厚，胎色青灰；断面较粗，有大小不等的气孔和铁质斑点。
萧窑：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金。唐代烧黄、白、黑釉瓷器，入宋以后主要烧白瓷。
繁昌窑：在今安徽繁昌县，故名。烧瓷于宋代，专烧青白瓷。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较薄，胎色白中闪青，釉面光润。（2）碗盘类器物施釉一般近底部，外壁旋削痕明显，底足可分三类；1平底内凹。2圈足平切。圈足壁斜切。（3）产品中以注子和注碗配套的温酒器最富特色。（4）器物大多无纹饰，碗内心饰团花纹较多见。（5）采用垫饼垫烧，器物足内无釉。
淮南窑：因在安徽省淮南市而称名。是一处隋代的青瓷窑场。
泗州窑：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泗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着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渭泗州窑在泗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江苏省：
均山窑：在江苏宜兴丁蜀镇之均山，故名。是东吴后期至唐代的青瓷窑场。常见青瓷品种有钵、碗、盏、洗、壶、罐等。青釉常作豆绿色，微微泛黄，器黑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装饰花纹有弦纹、水波纹、斜方格网纹、联珠纹和铺首，耳面常印有人字纹。
四川省：
邛崃窑：窑址在今四川省邛崃县，故名。创烧于南朝，是隋唐时期四川的一处重要青瓷窑场。
彭县窑：在今四川彭县，故名。烧造年代为宋代，专烧白瓷，是目前在四川省发现的唯一白瓷窑址。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体致密，胎色白中闪黄。釉面光亮，釉色白中带黄，但有一部分呈灰白色。
青羊宫窑：在今四川成都市青羊宫，故名。始烧于南朝，结束于唐末、五代，以烧制青瓷为主。其特征和鉴定要领是：（1）胎色有灰白、紫、淡红色三种，紫色和淡红色胎体较粗糙、疏松，瓷化程度较低。
广元窑：在今四川广元县，故名。始烧于唐代，停烧于南宋末年。烧瓷品种较多，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酱釉、绿釉、黄釉瓷等。
大邑窑：在今四川大邑，故名。为唐代四川大邑，故名。为唐代四川地区白瓷产地。
云南省：
玉溪窑：在今云南省玉溪市，故名。创烧于宋元，而止于明，烧制青瓷和青花瓷器，
广东省：
西村窑：在今广州西村，故名。烧瓷于宋代，品种有青白瓷、青瓷及黑瓷三种，以青白瓷为主，所产瓷器大多外销。
广窑：地在广东肇庆阳江。宋南渡后所建，胎质粗而色褐。器多天蓝色，不甚匀称，釉厚处或作靛蓝色，釉薄处或作灰蓝色，无釉处呈黄酱色。
惠阳窑：在惠州境内（今广东惠阳），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一在窑头山，创烧于宋代，以青白瓷为主，釉色不稳定，有青白、偏黄、淡黄与浅灰各色，装饰有印花、刻花两种，纹饰题材内容丰富，造型多种多样；一在白马山，创烧于明中期，专烧青瓷，碗外刻菊瓣纹，里印福寿字，这类青瓷浙江龙泉窑大量生产，白马山窑应属龙泉窑系。
广西省：
永福窑：在今广西永福县,故名.烧瓷于宋代,以烧青瓷为主.
藤县窑：在今广西藤县，故名。烧瓷于晚唐五代至宋，晚唐五代烧青瓷及酱褐釉瓷，宋代烧青白瓷。
容县窑：在容州境内（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故名，建于宋代，发现两处窑址，一在县西，烧青白瓷，遗物以碗最多，此外尚有杯、盏、盘、壶、钵等器；一在县东，主要烧绿釉，绿的色调与低温铅釉者不同，遗物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纹饰布局一如北方耀州窑系风格，唯胎白而薄，釉色翠绿艳美。
兴安窑：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严关附近，故名。始烧于宋代，地面遗物以青瓷占主要比重，尚有黑釉及玳瑁釉标本；装饰多为印花，印纹陶范也有发现，印花碗有荷花流水纹及福海寿山字铭
江西省：
景德镇：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文献记载始烧于唐玄德年间，但目前考古发现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烧青瓷和白瓷。宋代烧制青白瓷。元代青白瓷继续烧制，并创烧青花、釉里红及卵白釉瓷。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生产中心，明清两代烧制青花、彩瓷及单色釉瓷，成就卓着，名闻暇耳。
洪州窑：在今江西丰城县，唐代属洪州，故名。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陶瓷文化：元代其他地方窑瓷器
元代（1271~1368年）景德镇及龙泉窑以外的地方窑瓷器。比较著名的有河南钧窑、河北磁州窑及山西霍窑等，元代烧制钧釉瓷的窑址分布很广，河南以外，河北、山西等省也有烧造，窑址数量及分布面积大大超过宋代，形成一个庞大的钧窑体系。在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发掘中，钧窑瓷片的数量在各窑口瓷器中占第二位；出土钧窑瓷器的元代墓葬及遗址遍布北方各省及自治区。
图：元代钧窑系瓷器
元代钧窑系瓷器的造型有碗、盘、瓶、炉、罐、执壶、花盆、杯、钵、高足碗、梅瓶、枕等。釉色以天青、天蓝为主，有的饰以紫红色彩斑。元代磁州窑继续生产传统品种、烧制磁州窑风格瓷器的瓷窑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西、甘肃、陕西等省。产品以白瓷及白地黑花瓷为主，其黑花色彩偏褐，不如宋器黑亮，器形以大罐、盆、瓶类居多，各种形式的碗、盘、杯、碟、壶、枕等也十分普遍。装饰题材有人物故事、婴戏、龙凤、飞禽、鱼藻、花卉等，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形体硕大、胎体厚重是元代磁州窑瓷器的时代风格。山西霍窑以烧制仿定窑白瓷为主，装烧方法采用支钉叠烧，盘、碗内底及底足一般留有5个小支钉痕，与定窑不同，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