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瓷器鉴别要点。
在陶瓷外销方面，大明万历一朝是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时期。万历年间处于晚明的衰落之季，其皇帝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统治最长的一朝，其统治时期农业、商业凋敝，民不聊生，民变纷起，且成为明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此时其陶瓷外销在当时却显得特别活跃。从大背景来看，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就是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万历年间的陶瓷外销，或可为当代艺术市场的走向给予借鉴和指导。
陶瓷外销成最赚钱生意
万历年间，海关正式开放，公元1600年至1602年，英国和荷兰先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在我国台湾、广州、福州、厦门、金门岛等从事陶瓷业商贸活动。由于此时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全球性商业贸易也频繁兴旺起来。当时的万历政府还特别设置了市舶司以专门管理出口贸易。
我国陶瓷一直以来因其富有东方艺术之美及独有制陶技术，而受到国外的欢迎。到明万历年间，国外对陶瓷的热衷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达到高潮，使国外市场对我国陶瓷的需求猛增，陶瓷不仅大量涌进欧洲市场也开始进入美洲，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的对外出口的重要的大宗商品，当时从事陶瓷外销成为我国和海外商人最赚钱的生意。
据国外有关统计资料，仅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1604-1656)销售到荷兰的瓷器达三百万件，平均每年六万件。万历四十二年出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吨。据粗略统计,在十七世纪的八十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景德镇等中国瓷器1600万件。
从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我国陶瓷业的交易量数额巨大且逐年递增，可见，当时我国的海上贸易不仅没有处于萎缩、凋敝状态，而且空前兴盛。
税收促使陶瓷外销繁荣兴盛
在税收和当时社会发展方面，至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说法是认为万历税收是以发展矿业为名，实则是实行抽税以满足统治者的奢侈享乐，是违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对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残，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的。以至于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及农民暴动，导致了明朝的最终灭亡。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万历年间的税收是历史的进步，它促进了社会发展的质变，使封建晚期经济结构松动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海关政策和税收，即明后期万历1599年，正式开放海禁，完全以改明初的免税政策，并加重税收和允许私人商船出洋，是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转变,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万历的税收究竟对陶瓷外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让我们先从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客观的看待当时的税收。
万历年间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换成商业正在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海外贸易开始兴旺。税收方面实则是农业方面税重，商业税不受重视,税收十分低下，而陶瓷外销方面相应税轻。
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国内市场繁荣，当时的商人之利远远高于农民所获之利。商品的交流利高，商业市场也相应繁荣，这必然为商业的征税提供了充足的税源。但是明朝的“重农抑商”思想，依然使农业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主体。商业税入与两税收入悬殊甚巨,两税收入可以达到商业税入的6.5倍,如果与不止包括两税在内的农业税相比,商业税更显渺小。
可知在万历税制的安排中，农业税收远远超过商业税收；在和陶瓷外销紧密相关的海关税收方面差距更甚。海商获利甚巨,每年海上贸易额以千万计,而所征市舶税却不过数万两,利归于下。明万历年间，征收并加大海关税收是适应当时贸易发展的。
除海关增加税收外，内陆沿途关卡过多，可推出农业和其它商业也同样受到层层税卡的盘剥，因而相比于海商的暴利，海商赢利的速度可能更快。可以说税收的增加在海商方面是完全合乎经济发展的，而且是相对较轻的。
因而从当时商业赢利的角度来看，商业税收应高于农业税收，而海关税收从其获利甚巨来看，应高于其它的商业税收。而万历年间因其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没有看到各行业的发展赢利的不同，而几乎实行统一准则收税，这不但违反了经济的发展规律，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故而会出现农业萎缩、商业凋敝，唯独陶瓷外销等海上业务繁荣兴盛。
陶瓷外销方面实际上的轻税，使其它行业向海外贸易的转向，也促进了陶瓷外销的繁荣。
税收的加重，海上贸易的暴利，使别的行业发展转向海上陶瓷外销。因而可以说万历税收使农业及一些别的工商业受到了破坏，但是对于海上贸易如陶瓷外销等行业来说，其税收是不重的，不但合理，而且是相当于海上贸易的暴利税收还是相应较轻的。甚而可以说，是在海关方面的轻税，而使财富又聚集到海外贸易上，一起使陶瓷外销更加繁荣兴盛。
所以，具体来说，是万历的重税，趋成了陶瓷外销业的更加繁荣。只是税收的不完善，海上贸易的暴利不仅没有减轻沿海农民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使别的行业凋敝，更加重了社会的不和谐。
全球性海外贸易随海关税增加而开始
万历政府没有注意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作为主要的国家经济收入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商业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大明朝虽然不管因何注意到了税收，但没有看到形式的变化，依然重农抑商，出现了明朝政治腐朽及海外贸易等商业繁荣并存的奇特局面，因而加上税收等各方面的不当，海上贸易的繁荣依然不能挽救大明朝灭亡的悲剧。
但单单从海关税收来说，并没有阻碍陶瓷外销的发展，相反的还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明智之举。我国开始从经济角度重视海外贸易，此是明朝政府的一大进步，是我们逐渐参与全球性贸易的开始。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年间，政府也开始了不断的改革税制，重视海外贸易，一些先进人士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方案。
在整个社会及今天的视野下来看，这种贸易呈现出结构性的贸易逆差，使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明代的中国，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当时中国的经济，同时，对全球的经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外销瓷作为一种商品，不但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文化价值，随着陶瓷的外销，东方文化也随之影响到了世界各地。因而可以说，海关税的增加对于陶瓷外销来说，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顺应近代贸易发展的，是我国参与到全球性海外贸易的开始，是我国历史上的进步体现。
但从我国现提到的社会和谐方面来说，万历重税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因而笔者认为万历年间的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是最大的失误。从万历年间的税收中我们可以看到，税收对艺术市场即陶瓷外销的影响。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税收应细分化，不仅农业、商业上的要区分，海关艺术市场方面的也要区分，使整个社会能够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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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古代陶瓷的兴盛时期
隋唐的统一，特别是唐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兴盛，瓷器制造业蓬勃发展了起来。瓷器产地更广泛，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且以地名冠之。如越窑、岳州窑、洪州窑、寿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长沙窑、鲁山窑、郏县窑、邢窑等等。
大体而言，在制瓷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南北齐驱的局面。但青瓷仍占主导，代表青瓷的最高水平当推越窑；而白瓷则以邢窑最为有名（白瓷自北齐创烧，历隋至唐发展成熟）。
这一时期瓷器多以素面为主，也见划花、印花、刻花、镂雕和堆贴等装饰手法，线条简洁，流畅生动。型制品种繁多，式样优美、浑圆厚重，制作规整，工艺水平相当成熟。德化陶瓷总站
同时，唐代盛行厚葬之风，色彩斑斓的三彩陶器（马、骆驼、仕女、武士、镇墓兽及日用器皿型制等）也作为陪葬品而大量生产。
“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以及其他彩绘瓷和花釉瓷的兴起，青花瓷的出现，使唐代陶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高峰的到来，为宋代走上巅峰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在这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陶瓷文化：老窑瓷：唐代瓷器的兴盛和艺术特色
瓷器的使用在唐代更为普及，唐代制瓷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瓷器烧制技术迅速发展。制瓷的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壶、罐等各种器皿，几乎无所不备。在唐代不少地方形成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这时各地制瓷中心有了窑名，反映出唐代瓷业的兴盛和不同的艺术特色。
唐代青瓷以越窑和长沙窑最为着名。唐代早期越窑瓷器胎体呈淡灰色，紧密细致，釉汁很薄，均匀缜密，温润似玉，青绿色，有的略闪黄。器型还有隋代的风格，立型器多瘦高，碗都大口浅腹，口、腹垂直，下腹斜折内敛，平底。唐中晚期的越窑瓷，胎体比以前更致密，灰白色，釉面均匀光润，有鳝鱼黄、淡青和青绿等色，通体施满釉。这时的碗、盘多撇口，底足宽矮，像玉璧，中间小圆内凹中施釉。底足有三、五、七个不等的方形或条形支钉痕。晚唐时出现了荷叶式或花口式盘和碗，瓷器装饰以光素为主，也有划、刻、堆贴和镂空纹饰的，以划花为多，常见纹饰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等。
长沙窑主要生产一些生活及文房用品，此外还有玩具、瓷佣等，种类很多。长沙窑瓷胎细密坚致，磁化程度较高，胎色有灰白、灰黄、灰青、灰红及肉红;釉面润泽，以青色为主，也有蓝、绿、酱、褐、黄等颜色。装饰品种极为丰富，有釉下彩斑、釉下彩绘、印花、贴花、贴花彩斑、刻划、雕刻、镂空等。
万书丛中一朵花：陶瓷书型花瓶
相信很多不喜欢阅读的人可能也会有一个怪癖：喜欢买书。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兴趣爱好了。买的书越来越多，却发现书架却很少，于是就有这样的苦恼：书没处放。现在，很多设计师从此入手，比如下面的一位艺术家将花瓶做成了书本的形状，不仅可以作为书架还可以增加了美感，兼具了实用与装饰的功能。
Hanabunko这款陶瓷书型花瓶，出品自日本的五八Product工作室。Hanabunko的名字来由也别出心裁，hana取自日文“花”、“bunko”则来自日文“文库本”，恰恰符合了这只花瓶的设计概念。
五岛史士绘出设计稿后，便前往佐贺县交由肥前吉田烧的职人制作而成，塑形及窑烧最艰难的部分要属瓶身中间镂空的圆心，还有如书本般完美的四个边角，选用雪白的白磁与宝蓝的琉璃，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花瓶深藏于书丛之中，淡淡地流泻出低调的惊喜。
如此既具有实用功能又具有美感的花瓶设计，放在书桌上插一朵鲜花，靠几本书，不失为单调的书桌增添了几份生机和活力。
海归的外销瓷
“海归”外销瓷
历史上，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追捧几乎众所周知，甚而由此在17世纪引发了“东方崇拜”与“中国热”。那么，又是怎样的瓷器，一度在欧洲价抵黄金，竞相收藏呢？近日，在瓷器藏家杨小涟先生的瓷器陈列室里，这些瓷器中的“海归”令笔者叹为观止。 明崇祯时期的青花降龙伏虎罗汉筒炉是杨先生的得意收藏。筒炉颈部微束，腹部圆鼓，腹底环收，矮圈足外撇。炉体满施白釉为地，釉质细腻莹润，釉色纯净光亮。腹外以青花绘制降龙伏虎罗汉故事图，以深浅不一的青花表现出生动的景物。怪石林立，水波荡漾，林木茂密；罗汉体态飘逸，面部丰满，镇定自若，正气凛然；虎为罗汉所擒，面露怯色，畏缩惧怕。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是十八罗汉的最后两位，有趋吉避凶、安民保宅的寓意，是力量和能力的象征。
杨先生说，明代早期瓷器多较为粗糙，但到了明代晚期变得非常精细，并以崇祯为最，为康熙时的鼎盛打下了基础。这件欧洲购回的外销作品的水平跟官窑的水平不相上下。炉身外镶嵌着法国风格的铜镀金支架，这是欧洲人依据自己的需要对中国瓷器进行的一种改良。中国人比较喜欢自然淡雅，而欧洲人则追求富丽堂皇，这种金属支架对瓷器本身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装饰，使瓷器有了“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多人为了追求经济价值，将海外购回的瓷器金属支架去除掉，而杨先生则认为，这框架少说也有200年了，“应保持文物原来的样子。”
另一件雍正时期的粉彩大将军罐是杨先生在美国南部小镇的一个古董店，从一位已逾八旬的老人手中购得的，颇为珍爱。瓶身画面表现的是“太平盛世图”，有商贾，更有民情民俗与市井百态。构图看似杂乱，实际上每一幅都有主题，官员、员外、樵夫、戏婴、牧童，一组组的情节关系巧妙联接。此外大到画面结构、情节安排、人物故事、动物神情，小到人物的服饰、帽饰、道具、动作都一丝不苟，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杨先生介绍道，由于粉彩最初成熟于清康熙年代，因而这件作品成形时尚属于粉彩的“幼年”阶段，由于工艺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较容易脱落，保存得这么完整实属不易。加之，雍正一朝11年，非常短暂，因而雍正时的瓷器非常罕见，这样的作品“在国内从未出现，只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过。”
另有嘉庆大瓶粉彩人物瓶、清中期梧桐青花壶等都精美绝伦，令人耳目一新。杨先生认为，外销瓷的生产集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和原材料，满足了欧洲人的审美要求，是中国瓷器在明代和康乾盛世制造出来的艺术精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家有万贯 不如汝瓷一件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
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汝瓷兴盛前后不过20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1992年秋，一件直径仅为8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154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5000万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汝瓷造型古朴大方，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其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随光变幻，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皆内库所藏，视若珍宝，可与商彝周鼎比贵，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间，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汝州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1938年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经过上百次实验和研究，1958年汝州汝瓷一厂专家们烧制出第一批豆绿釉仿汝器物。1983年8月汝窑天蓝釉经汝瓷厂专家试烧成功并得到陶瓷专家的鉴定，达到宋代汝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