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蓝釉瓷器的鉴别。
一、“孔雀蓝釉”简介
“孔雀蓝釉”又称“法蓝”，是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色调的低温彩釉。由于部分器物发色偏绿，因此也有人为其命名“孔雀绿”（或“法翠”）。坦言讲，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人们根据该类色釉的日常视觉发色不同而进一步划分所得，统称时可用“翠蓝”一词。限于“翠蓝”不太为人熟知，笔者在本文中就使用“孔雀蓝”统称该类色釉。
孔雀蓝在制作初期种类并不丰富，随着它的呈色、胎釉结合等诸多特性慢慢被人掌握，在陶瓷界的应用也渐趋广泛。根据制作品种，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类：孔雀蓝单色釉、孔雀蓝青花、与孔雀蓝有关的混和彩瓷（包括素三彩、五彩等）。
1.孔雀蓝单色釉
相对后两者，孔雀蓝单色釉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特别是早期精美程度不严格的陶类制品可以直接在坯上施孔雀蓝釉一次性烧成。对后来制作精美、要求严格的官窑瓷则要先高温烧制素胎，然后罩低温孔雀蓝釉二次入窑方能成器。可能有时感觉发色单调，制作者还会使用暗刻花纹、釉面施金彩等方法进行点缀性装饰。
2.孔雀蓝青花
“孔雀蓝青花”是低温孔雀蓝与釉下青花的结合体，在绘制好的钴料表面覆盖低温孔雀蓝釉烧制。元代之前制作者没有掌握好烧造技术，产品普遍为“孔雀蓝黑花”，直到明宣德时期才在官窑体制下取得历史性突破，制作出名副其实的“青花”。由于该类器物涉及到使用钴料绘画，因此制作工艺较单色釉复杂，难度与艺术造诣都非前者可比。
3.与“孔雀蓝”有关的混和彩瓷
在单色釉、釉下青花烧制获得稳步进展之后，御厂工匠还尝试把孔雀蓝与黄、褐等低温彩釉结合，共同装饰素三彩瓷，甚至作为低温釉上彩运用到五彩器中，填补了当时的蓝釉上彩空白。
二、“孔雀蓝釉”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孔雀蓝釉”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一对孔雀蓝黑花玉壶春瓶是我国较早期的孔雀蓝制品。从金、元产品工艺看，13世纪的磁州窑系翠蓝器水平相对较高，至今有不少绘画精美的“翠蓝黑花”器存世。（编者注：随着桂林明靖江王陵墓群出土孔雀蓝黑花梅瓶实物面世，结合器形演变，以往定为元代的一些孔雀蓝黑花器被现今研究界明确定为明代产品。）需要特别指出，有关学者根据科学成分分析发现该类制品使用低温石灰釉，与我国传统上以氧化铅为助融剂的低温釉配方并不一致，因此推断该类色釉极可能是引进西亚地区的原始配方，这也解释了孔雀蓝釉的原始起源问题。
景德镇在元代浮梁瓷局建立后也制作过一些孔雀蓝釉器，釉上还烘烤金彩双角五爪龙纹装饰，可惜大部分金彩发掘前饱受土壤侵蚀已经脱落。从整体发掘情况看，元代出土器品种较少，说明当时御厂孔雀蓝釉制作尚未形成太大规模。
三、明清“孔雀蓝釉”器的制作与发展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wwW.TAOci52.cOm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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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的发展历史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
孔雀蓝釉器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
醴陵瓷器的历史文化
讯 醴陵是一座古老而充满现代气息的江南城市，享有"瓷城"美誉，是举世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器原产地。进入二十一世纪，醴陵陶瓷产业抓住机遇，重整旗鼓，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瓷器是中国独创的发明之一，至今英文仍把瓷器称之为"china"。
醴陵陶瓷生产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远在东汉时期，醴陵就有较大规模的作坊，专门从事陶器制作。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醴陵开始烧制粗瓷。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醴陵瓷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使醴陵响誉世界的釉下五彩瓷便诞生于此时。1904年，湖南凤凰人熊希龄（辛亥革命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理）与曾参与"公车上书"的醴陵举人文俊铎，本着实业救国的思想通过多方考察，并结合醴陵的技术优势与实际情况。在醴陵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等主张，大力振兴醴陵瓷业。得到了湖南官府的大力支持。当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在醴陵正式开办，次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在醴陵成立，熊希龄任公司总经理，文俊铎任学堂监督。公司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独具特色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制出来的。采用自制釉下色料，运用国画双勾分水填色和"三烧制"法，生产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釉下五彩瓷器。釉下五彩瓷器瓷质细腻，画工精美，清新雅丽，别具一格，釉层下五彩缤纷，呈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的问世，立即得到业内人士和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好评。1909年到1911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分别参展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和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连续获得金牌奖，醴陵瓷器开始名扬华夏，走向世界。"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就是醴陵瓷在当时赢得的良好评价。
1915年，醴陵瓷器远涉重洋，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和贵州茅台酒同获最高荣誉，为中国赢回了两枚金牌奖章。扁豆双禽瓷瓶是1911年湖南瓷业公司的经典之作。瓶高46.8厘米，撇口直径20厘米，瓶体洁白如玉，造型宛如凤尾，线条流畅，其釉面晶莹润泽，色彩沉稳典雅，花色构图生动自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自此，醴陵瓷器举世闻名，采购客商络绎不绝，一批私营细瓷制造公司相继兴建，当时的盛况大有与景德镇并驾齐驱之势，釉下五彩瓷成为中国陶瓷的一大特色，是世界性的创举。
清亡后，军阀混战，1918年，湖南瓷业公司毁于兵火，仅仅出现20年的醴陵釉下彩瓷，自此开始停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寻找老一辈瓷业艺人和深入挖掘传统工艺。于20世纪50年代，经前辈艺人吴寿祺主持，醴陵釉下彩瓷得以恢复生产。釉彩品种、绘画工艺题材内容等，均远远超过清末民初水平。发展成有100多种不同色相的色彩用于釉下装饰。工艺成熟使醴陵釉下五彩能够表现多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瓷画，其工艺技术水平和艺术成就均达到一个历史的最高峰。其间醴陵釉下五彩瓷再一起行销全球，并有幸成为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治局常委特制日常用瓷和国家礼品用瓷，被世人誉为"中国现代红色官窑"。
随着现在民营资本的广泛进入醴陵釉下五彩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历史高峰。醴陵釉下五彩是对传统釉下彩技术进行了突破性发展，其色泽极为丰富，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和黑、白、茶、灰等各色，且每一种颜色又有不同有品类，而且窑变后所产生的色泽变化更为丰富。醴陵釉下五彩不但釉色多样，画面色彩具有水份感和静中有动的效果，而且用色大胆泼辣、工艺技法精致巧妙，看得见而摸不着，美中藏秀，光影闪动，给人一种尘嚣涤尽、心旷神怡之感。这些特色加上釉下彩所固有的胎质瓷化强度高，釉面玻璃化程度强，无铅镉之毒，耐酸碱，耐磨损，花面永不褪色，经久耐用等特点，能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审美和环保健康的双重要求，收藏和使用价值更高。
收藏角度来说，由于釉下五彩瓷是直接在毛坯上作画，对画师技艺要求就非常高，由于是在高温下一次烧成，技术上很难把握，目前还只有个别瓷场能够烧制。 正是这种稀有性和难以仿冒的特点，即使是新作的釉下五彩精品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华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等单位组织的"97香港回归中国十大名窑（汝窑、钧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耀州窑、石湾窑、定窑、磁洲窑、醴陵窑）精品"征集活动中。醴陵窑釉下五彩陶瓷精品入选了十多件，在十大名窑中，醴陵窑的入选数量是最多的。虽然醴陵窑制瓷史这样短，但所生产出来的釉下五彩瓷器已是世界闻名，因为醴陵窑发明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釉下五彩陶瓷，为世界的陶瓷发展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起点。甚至，一些国内陶瓷鉴赏专家、收藏家断言说："宋代看五大名窑、明清看景德镇官窑、近现代看醴陵窑"。
古代彩瓷历史文化
我国古代瓷器的装饰方法是十分丰富的，一般来说，宋代以前多采用刻花、划花、印花等方法，即在坯胎未干以前，用一种工具在胎上刻成花纹图案或划成花纹图案，再有就是刻好模子印出花纹图案，然后施釉入窑烧制。元代景德镇瓷器的装饰方法，除一部分保留宋代的做法外，又大量兴起用笔画彩的方法，这种用彩料画出的花纹图案烧制的就叫做彩瓷。
彩瓷又分为釉下彩与釉上彩两大类，在坯胎上画好花纹图案后再施釉入，窑烧制的叫釉下彩。在坯胎上施釉后入窑烧制好的瓷器上加以彩绘，又以炉火烘烧而成的彩怪叫作釉上彩。我国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斗彩、五彩、法琅彩、粉彩等都属于釉上彩。我国瓷器彩绘极为丰富，其品种有二百多种，现介绍以下几种:
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铅釉陶器在汉代已经出现，至唐代开始盛行。就是在同一器物上用黄、绿、白或黄、绿、兰、褐等基本釉色，同时交错使用，而以黄、绿、白为主的低温彩釉陶器，这就是“唐三彩”。
青花
青花瓷器，从元代开始出现的，明代得到了广泛应用，到清代康熙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青花是属于瓷器的釉下彩。
青花加紫
用青料和氧化铜在胎上绘画，然后施釉一次烧制后，呈现出两种颜色，一是青花、一是紫色，故请之青花加紫。
釉里红
用氧化铜在胎上绘画后，再施釉入窑烧制成的，呈现出红色。字串6
釉下三彩
釉下三彩是由青花、釉里红、豆青三种釉下彩所组成的。
釉上三彩
釉上三彩是瓷器釉面上的彩色，其颜色由黄、绿、紫三色组成。三彩瓷器在康熙时品种很多，有黄地三彩、绿地三彩、紫地三彩、酱白地三彩，此外还有加兰三彩。
素三彩
首创于明代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有较大发展。它一般由黄、绿、紫、白、兰等色构成，只要没有艳丽的红色，就可以称为素三彩。
明代素三彩制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将釉彩施在坯胎之上一次烧成;另一种是将釉彩施于挂釉的素瓷之上，经炉火第二次烧成。
墨地三彩
创于康熙中期，晚期就停烧了，成品件数极少。墨地三彩是先在坯胎上刻出图案纹饰再用青花、黑里红、豆青三种彩料宣染后敷釉烧成。我国历代陶窑鉴定家都认定“五彩以描金为贵，三彩以墨色质地为贵”。而今已极为少见。
水彩
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一种瓷器彩色。此种彩色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颜色暗淡之特征，它是光绪末期，宣统以后瓷器上所使用的一种彩色。
软彩
所谓软彩就是一种含粉量极微，颜色暗淡的一种彩色，它介于粉彩与水彩两者之间，可以说是属于粉彩的范畴，它是在同治晚期开始出现的，到光绪、宣统时比较盛行。
斗彩
就是用釉下青花勾绘图案轮廓，然后在釉上用红、黄、绿、紫等各种彩色在轮廓线内填绘，经炉火烘烧而成的，使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结合在一起，互相争艳。
五彩
所谓五彩，并非五种颜色，而是多种颜色的含意。其彩绘方法与斗彩的彩绘方法大致相同。也是在烧好了的瓷器上施加各种色料，再次经过炉火烘烧而成的。不同的是斗彩的釉彩多为釉下青花勾画图案的轮廓线然后再在轮廓线内填以彩料。而五彩则不然，五彩虽有釉下青花，但它不仅是用以勾画轮廓线，多数还绘成完整或部分图案，并常用褐黑或褐赤色代替青花作为图案的线描。另外，还有一种五彩瓷器不用青花作为线描，而直接上了釉的白瓷上加彩。五彩是用黄、红、绿、紫、兰等颜色所组成。
明代五彩是由红、绿、黄、紫四种釉上彩和釉下彩的青花所组成。清康熙五彩却是由五种釉上彩组成，以釉上的兰彩代替釉下青花部分。常见的是由红、黄、绿、兰、黑五种颜色所组成。有的还增加了金彩。
明万历五彩一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釉下青花，釉上用黄、绿及矶红三色，虽仅四种颜色，但在运用上交替错综，富于变化；一类是青花上加黄、绿、茄紫、矶红各种色彩，并用黑褐或褐赤色作为图案的线描，还有一类是不用青花，仅在釉上加以彩绘。一般说，康五彩比较浅淡、明五彩比较浓重，所以康五彩比明五彩更加艳丽。五彩品种很多，还有:釉里红五彩、青花釉里红五彩、天兰釉地五彩、豆青釉地五彩、米色釉地五彩、哥釉五彩、黄釉五彩、黑釉五彩、水墨五彩等。
粉彩
粉彩是在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上彩。因为彩料中加有铅粉成分，故称之为粉彩。粉彩可分:青花粉彩、祭红釉地粉彩、天兰釉地粉彩、豆青釉地粉彩、珊珊釉地粉彩、抹红彩地粉彩、绿釉地粉彩、窑变釉地粉彩等。
法琅彩
它是清朝彩瓷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因为珐琅彩的色料中含有玻璃质较多的缘故，因而有人称珐琅彩为料彩或洋彩。
古铜彩
在褐色的釉上加施古铜兰色或绿色锈斑及金彩，在彩色和纹饰方面仿古铜器，故称为古铜彩。此外，还有金彩、红彩、黄彩、红绿彩等。
台湾陶瓷历史文化
人类从新石器时代就知道陶器的做法，用黏土制作各种日常用品，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陶瓷的发展是一连续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先敌，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扩充。台湾陶瓷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的族群不断地融入，不同的制陶观念、技术和产品在不同的时期中向这块土地汇集，共同形成一部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台湾陶瓷文化。陶瓷杯体依其性质大致可分为土器(clayware)、陶器(earthcnwarc)、石陶器(stoneware)和瓷器(PorceMn)等四种。人类制陶文明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发脉络而发展的，台湾陶瓷的发展也脱不出这道轨迹。以上器的发展而言，台湾从新石器时代的大岔坑遗址中就出土了许多陶片，说明台湾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陶器的制作，后来的圆山文化、植物园文化、卑南文化、十三行文化、以及其它各地的许多遗址中，陶器都是最重要的出士文物。后来的原住民也都有制作陶器的纪录，直到现在，兰屿的雅美族人还在继续用传统的方法制陶。由此观之，台湾的制陶源远流长，历史相当悠久。
陶器在明清时期由汉人开始发展。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人入治台湾时。为了在台南兴建城堡与教堂，曾经从大陆雇用工匠到台湾，制造石灰砖瓦，是为台湾制作砖瓦之始。至于陶器的制作，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工艺志.陶制)的记载“郑氏之时，谘议参军陈永华始数民烧瓦。并说明台湾已开始烧陶，只是陶业尚未大兴而已。陈永华“教匠烧瓦”的时间判断应该是1662年(永历十六年)，至今已有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且到1796年(嘉庆元年)之间，南投才开始制造带釉陶器。1804年(嘉庆九年)，莺歌也开始发展陶业，大约要到道光年间台湾的制陶业才比较普及。这段时间，中国传统的制陶技术随着闽粤移民引进台湾，使台湾陶瓷文化脱离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期。产品完全是中国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建筑用的传统砖瓦之外，主要为日用的水缸、陶瓮、陶罐等粗陶器。比较精致的瓷器与碗盘都由大陆沿海进口，尚无发展的空间。由于这种强势文化的进入，原住民原始的制陶文化逐渐失去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没落乃至消失的命运。
石陶器从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日本的企业家看重台湾的陶瓷资源与市场，因而投入台湾陶业制作。他们一方面引进了日本传统的制陶技术和陶瓷品种，另一方面也开始台湾陶瓷的现代化。这段时期人统治当局除了极力扶持其本国的在台企业之外，也开始有计画地从其本国派遣技师来台训练本地的员工;同时本地的企业家也开始派员赴日学习技术，引进日本的制陶技术与观念，对于台湾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在这五十年之间，东洋陶瓷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并存，并使台湾陶瓷间接与欧美先进技术接轨，新文化因子的汇入，使台湾陶瓷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面貌。
1945年光复初期日本人的势力虽已退出台湾，但是台湾的陶瓷大致仍然承袭日治时期的经营形态。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后，才使台湾陶业的生态产生另一次重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掌控台湾陶瓷的重要资源，这批人士的背景与清初以来的陶师完全不同。早期陶师都是从传统的民间窑场出身，完全凭经验来制陶。制品容或有精粗之分，然而实际上谈不上造形设计与审美艺术。新移民中参与陶业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代表着中国管理阶级与上层社会人士。在这批人士的引导之下，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科学的管理与学理研究之路。此外，从大陆来台的艺术家也投入陶瓷的领域，开始注重产品的设计与艺术成分的加入，使台湾陶瓷逐渐走向精致化与艺术性，直接催化了台湾陶艺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台湾陶瓷一方面走向中原的精致文化，另一方面直接面向国际化，吸取欧美现代陶瓷文化。
台湾瓷器的发展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这段时间台湾的陶业生态再度产生重大的改变。经过多年的长治久安，台湾社会逐渐累积了财富，生活水准大幅提升，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国外信息更是大量流通。大批青年学子涌到国外留学，这些人才精英不但带回来最新的制陶技术，也带回来新渐的艺术造形观念，台湾本土人士逐渐取得陶瓷文化的主导地位。在经营策略方面从完全供应内需市场转而以外销冯导向，新产品不断地开发，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技术方面品质不断改进，脱离传统的陶器走向精致瓷器，另一方面也开始走向陶艺创作之路。整个台湾陶瓷至此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一力面走向本土化，一方面走向艺术化，乃至更进一步国际化。
直到1990年代开始，由于劳工与环保意识的抬头，加上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得陶瓷的经营遭遇许多困难，业者纷纷出走，到中国大陆与东南亚投资，台湾陶瓷文化至此由输入转为输出。陶瓷经营形态由工业生产转向商业贸易，产业由蓬勃发展而逐渐萎缩，由炫烂渐渐归于乎淡。惟有陶艺创作方兴未艾，形成另一波段的高潮。
台湾陶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南投的刘案章擅长陶瓷雕塑，作品以陶塑品为特色;松山的蔡川竹擅长釉药，以铜红釉为特色。两人在业余制作一些不以实用为目的作品，初具现代陶艺的本质。1949年之后，大陆来台的画家席德进、廖末林等以花瓶为媒材，在上面从事绘画创作，进一步使陶瓷具备“艺术”的成分。
1970年代左右，陶瓷被用来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媒材，陶艺作品具有美学意义和创作思想，使台湾的陶瓷真正走向艺术化。最初陶艺的创作理念在于对于机械大量生产方式的反动。他们认为机械生产的产品太过于冷感，缺乏人性的温馨味道。艺术作品必须跳脱机械的伽锁，而重新认识人性的价值。当时的陶艺创作以手拉胚为基础，强调手工的价值，作品绝大多数为兼具实用价值的工艺品。这个时期以前辈陶艺家吴让农与林葆家为代表。
紧接而来的创作理念是拒绝手拉胚机的拘束，同时受到抽象艺术的影响，舍弃具象的模仿，以双手为工具，以黏土为媒材，以抽象造形为形式，表现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这种创作理念以留美回来的邱焕堂为代表。
其后台湾的陶艺几乎与世界前卫的艺术思潮平行发展，个人的创作理念获得充分的尊重，无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或表现题材方面都得到完全的解放。陶艺家常常利用复合媒材作为陶艺创作的表现手法，打破了陶艺只能用黏土作为创作材料的传统束。他们结合陶瓷、木材、金属、纤维等材料来创作，赋予陶艺新的语言和生命。另一力面陶艺家更注重艺术理念的发挥，陶艺走向观念艺术与装置艺术等纯艺术表现，对内探索人类心灵深处的世界，对外批判人生与社会的现实面。至此，陶艺与其它艺术之间的藩篱几乎完全拆除，陶艺创作的天空更加宽广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