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蓝釉瓷器的鉴别。
“孔雀蓝釉”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一对孔雀蓝黑花玉壶春瓶是我国较早期的孔雀蓝制品。从金、元产品工艺看，13世纪的磁州窑系翠蓝器水平相对较高，至今有不少绘画精美的“翠蓝黑花”器存世。（编者注：随着桂林明靖江王陵墓群出土孔雀蓝黑花梅瓶实物面世，结合器形演变，以往定为元代的一些孔雀蓝黑花器被现今研究界明确定为明代产品。）需要特别指出，有关学者根据科学成分分析发现该类制品使用低温石灰釉，与我国传统上以氧化铅为助融剂的低温釉配方并不一致，因此推断该类色釉极可能是引进西亚地区的原始配方，这也解释了孔雀蓝釉的原始起源问题。
景德镇在元代浮梁瓷局建立后也制作过一些孔雀蓝釉器，釉上还烘烤金彩双角五爪龙纹装饰，可惜大部分金彩发掘前饱受土壤侵蚀已经脱落。从整体发掘情况看，元代出土器品种较少，说明当时御厂孔雀蓝釉制作尚未形成太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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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蓝釉器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
我国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的发展历史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
孔雀蓝炉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磁州窑是我国瓷器的重要产地，烧造时间之长，产品之多，影响之大，为后人所关注。
这尊孔雀蓝香炉产自明代早期磁州窑，高7厘米，直径14厘米，炉内外均施孔雀蓝釉，厚唇，炉身朝外自然敞开，呈喇叭状，炉身盛开三朵黑釉葵花，视觉效果突出，四周配上茎叶，主次分明，画面剩余空白处采用席纹补白，笔意流畅，构图精巧。香炉圆底露胎，留有修胎的痕迹；炉腰下有凸起圈，圈下外装饰三只浮雕型如意足，特色鲜明，十分大气。
香炉所用的“孔雀蓝釉”又称“法蓝”，它以铜元素为着色剂，烧制后呈现亮蓝色调的低温彩釉。孔雀蓝釉原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金、元民窑陆续仿制，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明以后，以钴为着色剂的一种低温蓝釉出现，其釉色鲜艳，清澈透明。孔雀蓝或于白釉器上二次施釉烧制，或在素坯上直接施釉烧制。
孔雀蓝香炉所绘制的向日葵原产地为北美洲，可能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带进的物种，向日葵寓意向往光明，深受华人喜爱。望着香炉上的向日葵，我时常想起著名画家凡高的《向日葵》。凡高笔下的向日葵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他给人带来滚滚热浪，浓烈的金黄色彩，在有力的、雕刻般的笔触里，我们感受的是画家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炽热的激情，旋转不停的画笔以及他的智慧和灵气。而孔雀蓝香炉上的向日葵也一定有着制作人暗藏的密码，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还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激情？
磁州窑古属燕赵故地，它为磁州窑陶瓷粗犷豪放、雄健浓厚的艺术风格提供了肥沃土壤。磁州窑陶瓷“化土石为神奇”，处处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作为北方民窑的代表，磁州窑陶瓷装饰内容带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植物、动物、人物故事等。诗词与书法手段的结合运用，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瓷器的装饰技法和文化内涵。
中国陶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北方地区代表性陶瓷介绍
宋、辽、西夏、金、元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频繁的战争没有阻挡住陶瓷匠师们的探索，尤其是每当战争停止、和平来临，农业不再遭受战争的破坏，当商业复苏，城市又开始喧闹起来之时，瓷器制造业就得到迅速发展。
在这400年间，南北大地窑场密布，瓷器出现了许多新的装饰和造型，形成了五大名窑六大窑系。宋时以汝窑、官窑、龙泉窑为代表的青釉瓷器如玉一般青翠滋润，色彩温和，造型优雅，达到了很高的美学境界。
但此时大多数的北方窑场烧不出完美的青绿色瓷，北方的瓷土远不如南方细腻，以磁州窑为主的白地黑花产品与南方细腻、轻薄、幽静的青瓷艺术在风格上相去甚远，然其灵动鲜活的纹饰颇受人们的喜爱。同时期北方瓷器还流行着一种剔花装饰。
剔花出现于五代晚期至北宋早期的磁州窑，具有相当浓厚的北方文化特色。剔花之所以在北方地区流行，是因为北方的瓷胎较厚，较之南方的薄胎瓷器更适合剔刻工艺。
剔花瓷器最初可能是仿自金银器，金银器上凹凸感极强的纹饰在某种程度上启发了制瓷工匠。同时木刻、石刻、砖雕中的浮雕作品也给了剔花瓷器许多影响，这些浮雕在民间建筑中常可见到。
大约在西晋时人们开始用化妆土来美化瓷器，先将优质瓷土粉碎去杂质后调成泥浆，施于粗糙的瓷坯表面，用以遮盖胎面上的疵点和细小孔洞，使其变得白而光滑，然后趁化妆土还没干透时用尖头竹棍或木棍刻划出纹饰，再用平头小铲剔去花纹以外的化妆土，露出胎体，最后罩透明釉或略乳浊的白釉入窑烧制。
烧成后施化妆土的地方釉色洁白光润，而露胎的地方呈现土黄色、灰白色或褐色，形成深浅不同的色泽，纹饰十分醒目。剔化妆土又可分为白地剔花、白地黑剔花、黑地白剔花、白地褐彩剔花、白地剔划填黑、绿釉剔花、绿釉黑剔花等。瓷器上的剔花工艺无疑从中吸取了许多养分。剔花装饰可分为剔化妆土、剔胎、剔釉三种，风格有所不同。
磁州窑所用原料主要是煤系地层中的高岭石质泥岩，以大青土为主，原料的品质不高。烧出的瓷胎多是灰、灰褐或咖啡色，无法与邢窑、定窑相比，所以从一开始聪明的磁州窑工匠们就使用化妆土精心地打扮瓷坯。
金代白釉剔花筒式罐，罐身有两层纹饰，上层是连续卷草纹，下层是菱形的变形花瓣，整体纹饰既图案化又充满了律动感。该罐的口沿内有一周凸起的边棱，正好可以承托盖。直筒罐始于北宋晚期，盛行于金代，在河北的观台窑和河南的当阳峪窑都有出土。金、元两代河南、山东也生产了很多白釉剔花瓷器。
剔花工艺还经常使用在瓷枕上。制作方法是先用工具切割出一定厚度的泥板，然后将泥板合拢，泥板的结合部位用泥条蘸泥浆粘接。晾晒一定时间后，修坯施化妆土，然后剔花。在枕的后部（或前或侧）戳一个小孔，个别的戳两个孔，为的是防止在窑内烧制时枕内热空气膨胀而损坏坯体。最后施透明釉入窑烧制。
辽代白釉剔花玉壶春瓶，晋北窑场生产，撇口、细长颈、溜肩、圆腹，造型倩丽，密密的纹饰裹满全身，六组弦纹将花纹清晰地分为五层：第一层为如意云头纹；第二层是辽代瓷器上很少见的凤纹，凤作侧面飞翔状，凤头很大，大眼勾喙，五根长翎尾简洁整齐；第三层是宋元时期瓷器上最常见的卷草纹；第四层是荷花水波纹，风吹水动花摇曳，充满了情趣；第五层是莲瓣纹。此瓶是粗犷与细腻、华美与朴素的结合。瓶身有明显的裂纹，曾经补过锔子。
辽—金代黑釉剔花玉壶春瓶，瓶身三层纹饰，主题纹饰同样是凤，只是由于流釉，花纹有些模糊。
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介绍
铜红釉瓷器与钴蓝釉瓷器烧制成功，也是元代景德镇的两个创新品种。为明、清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技术与物质基础。
铜红釉是将氧化铜掺入釉料之中，作为釉施于器物表面，在大窑内烧制而成。而釉里红是以氧化铜为原料，用笔绘画于瓷胎上，其上施釉，放入窑内烧制而成的，因此，它是一种釉下彩，两者是不同的，铜红釉瓷器与釉里红一样不易烧成，发色往往为紫红色、褐紫色，鲜红色者很少见。另一种铜红釉加印花装饰的品种就更为罕见。传世的只有一种盘，盘里印云龙纹装饰，制作精湛，器底一般无釉，俗称砂底。
钴蓝釉瓷器与铜红釉瓷器在制作工艺上完全相同，只是它们的着色原料不同。钴蓝釉是将氧化钴料掺入釉中，施于器物的表面，放入大窑内烧造而成。钴蓝釉瓷器烧成较为容易，流传于世的较铜红釉瓷器为多。除了一种印花云龙纹器外，还有一种蓝釉上再描金花的做法，俗称蓝釉描金，如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窑藏出土者就是一例。其制作非常精致，在传世瓷器中极为罕见。
蓝釉白花瓷器也是这时期的重要创造。有蓝地白龙梅瓶，有蓝地白龙纹盘，其特点是蓝白色彩对比强烈，白龙细部用划花描绘使其具有立体之感。它与青花瓷器的白地蓝花的做法正相反，别具一格，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关于钧瓷孔雀的神奇故事
钧瓷孔雀瓶是钧瓷中的珍品，造型非常美。瓶身两边，各有两只漂亮的孔雀，那孔雀是凤头凤目细脖颈，从背到尾，羽毛像花鳞片，五色艳丽。
钧瓷孔雀瓶
相传，这孔雀瓶出在唐代。据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妻子年轻时，才貌非凡，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她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养孔雀，认为孔雀是“文禽”，不仅羽毛艳丽，而且很有德性，其德性有九：一颜貌端正；二声音清彻；三行步翔序；四知时而行；五饮食知节；六常令知足；七不分散；八不贪淫；九知反复。父母在为她选择女婿时，根据女儿的愿望，要选择一个文武兼备的郎君。根据女儿爱孔雀的嗜好，就在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诏示天下英雄豪杰，说如果有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但是求婚者没有一个射中的。只有李渊两箭各射中一只眼睛，成就了这门美满婚姻。人们常把射孔雀比作择婿，把孔雀作为爱情的吉祥物。
后来李渊当了皇帝，除了在后花园养了很多孔雀外，还招来名工巧匠，烧制出一对钧瓷孔雀花瓶，放在后宫，据说这花瓶不仅高雅好看，而且能驱妖辟邪。传说，一天李渊正在后宫和皇后说话，忽见一团黑气扑进来，黑气里现出一个长发蓝脸，绿眼长舌的女人，伸手就抓皇后。皇后被吓得昏死过去，李渊伸手拔出宝剑向那妖女砍去。谁知那妖女用手一挡，宝剑飞到了一边，把李渊惊得向后退了几步，刚好碰到钧瓷孔雀瓶上。这时那钧瓷孔雀瓶突然大放红光，那妖女见到红光转身就跑。霎时孔雀瓶的红光又变成五光十色，映得那妖女缩成一团，在地上翻滚号叫，不一会儿成了一堆碎骨。事后李渊才知道这钧瓷孔雀花瓶竟有这么大的法力，就把它封为护国宝瓶。皇后醒来，更是对孔雀花瓶感激不尽，把它当作镇宫法宝。自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把钧瓷孔雀瓶视为吉祥辟邪宝物，有的家庭也作为风水摆设所用。
中西亚文化交融的结晶
八棱葫芦瓶
云肩海马纹缠枝牡丹大罐
鳜鱼水藻纹大盘
中国自古有“瓷国”之称，江西景德镇则是中国的“瓷都”。由于其优越的原料和精美的工艺，在宋代它虽为“民窑”，但已表现出高超的烧瓷技艺。元、明、清三代，朝廷征调国内最杰出的工匠、画师，不惜工本，烧造出供皇室玩赏享用的官窑瓷器，民窑瓷器的生产也得到充分的发展。景德镇瓷器生产臻于极盛，不仅荟萃了唐、宋以来全国各大瓷窑的工艺精华，而且不断蕴育、创造出一系列美轮美奂、风靡海内外的新品种、新工艺，青花瓷就是最重要的一种。
青花瓷是一种釉下彩绘瓷器，它涉及到烧制技术与青花原料两个方面。就青花原料而言，早在唐代“三彩”陶器的生产中已广泛运用氧化钴金属作为呈色原料；就生产技术而言，是景德镇窑工们综合历代烧瓷技艺、吸收当时南北瓷窑经验而取得的一项重大的成果。元朝帝国统治横跨欧亚两洲，中西交通往来十分繁荣，海外贸易发达。景德镇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不但国内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大量销往海外。
中国“瓷”融合波斯“蓝”
元青花瓷的创新与发展，除了国内外需要这一主要原因以外，元朝各种艺术形式与多样性的文化来源，也影响与造就了青花瓷器以新异的面貌独树一帜。随着元代的强盛，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迁居中国，伊斯兰文化随之涌入，西域的音乐、医学、文化习俗、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国，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生产也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钴蓝作为瓷器的装饰，首先为景德镇窑工们所创造。钴蓝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的喜色相一致。虽然把钴蓝运用于陶器的装饰由来已久，但把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窑工受伊斯兰文化影响，改用波斯蓝绘制的结果。
元王朝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适应销往国家和地区的需要，鼓励来料加工，使用进口青料，采用与吸收异国的造型、装饰进行生产。因此，作为外销商品特殊需要的青花瓷器，就更多地吸取了伊斯兰文化因素，呈现出风格的多样性。元青花瓷器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又是中西亚文化直接交流融合的结晶。
外销元青花瓷的主要特征
我国青花瓷器到14世纪以后，就通过贸易渠道输往西亚。南亚、南非、欧洲等地。现在能见到的这些青花瓷器包括当时出口而保存到今的传世品以及古代遗址和墓葬发掘出土的发掘品两类。其中传世品主要集中在西亚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与伊朗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博物馆，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宫改建而成。该馆里保存着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青花瓷器就有40件，不仅数量多，质量精，而且来源可靠，科学价值极高，是中土两国人民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我国青花瓷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土耳其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与连接东西方的枢纽，也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交会点。元青花瓷器便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融合的产物，受到了中西亚王公贵族的普遍喜爱并成为他们追求时尚、彰显奢华的标志。该馆的青花瓷器主要是元代景德镇烧制出口的。
这些外销青花瓷器主要特征有：
第一，器形硕大。器物有盘、碗、壶、瓶、罐5种。盘均为板沿、深形，有花口与圆口两种，最大口径48厘米。碗分撇口、直口、敛口3种，口大足小为其特征，最大口径为40.5厘米。壶长方扁形，肩部有四系，口残镶金，高39.5厘米。瓶分葫芦瓶、梅瓶、玉壶春瓶、盘口瓶4种。其中葫芦瓶又有圆形与八棱形之别，最高70厘米。梅瓶亦有圆形与八棱形两种，最高为43.5厘米。大罐分直口与盘口两种，直口者无颈，口径大于底径。盘口罐，有颈，肩山贴双兽耳。这些大型青花瓷器，都是当时景德镇按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生活习俗而烧制的。尤其是大盘、大碗，因他们举行宴会时，都用来盛满可供4人或8人共餐的食品，围盘屈膝而坐，以手撮入口中而食。所以在这些青花瓷器中就以大盘数量为最多。葫芦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均为中国的传统器形，但根据他们的需要加大了尺寸。盘口瓶是一大创造，它是以大罐的口与梅瓶相结合而成的新品种，极为罕见。
第二，纹饰密集。多层次不留地的装饰方法是该馆收藏青花瓷器的另一特色。纹饰题材十分丰富，有牡丹、荷莲、葡萄、松竹梅、竹石荷叶、如意云头、云龙、云凤、鱼藻、草虫、麒麟、孔雀、鸳鸯、海水、波浪、莲瓣、菱形纹、回纹、水草纹、卷草纹等20余种。
盘一般分口沿、盘壁、盘心三个装饰部位，以盘心为主题。这些青花瓷器上的纹饰题材有许多传统的中国纹样与图案，在宋代定窑白瓷印花纹样中都能找到，与同时代刺绣品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但在某些纹饰的构图形式上的变化与多层次、空间非常狭窄的装饰方法却明显吸取了伊斯兰文化技法。可以明显看出，中国陶工在和西洋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也向人家学习并用来丰富自己的绘瓷技法。
第三，呈色艳丽。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器是属于来料加工性质，青花以呈色艳丽，画工精细为其主要特征。国内出土的大件元青花瓷器尽管也是用进口的高铁低锰的青料——“苏麻离青”绘制的，但与之相比却大为逊色，不仅青花的呈色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在画工上也显得较为粗略。该馆的这批青花以呈色浓翠、用料均匀、色浓而薄、线条精细稳定、不晕散为其主要特征。画工们用颜色的深浅不同进行渲染，以表现光线的强弱，所绘纹饰具有立体效果。画法上，一般先用细笔勾线后，再用粗笔填色。尽管青花浓翠之中也有时呈现出黑色斑点，但因线条稳定不晕散，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多层次空间狭窄的花纹装饰效果，绘海水的波浪、动物的毛发均非常清晰。青花的呈色与画工的精细，不仅直接与青料的好坏有关，而且也与窑内的气氛、温度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温度过低，釉中气泡细密，会影响青花的呈色；温度过高，青料则易出现流淌与晕散现象。可以看出，这种外销的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筛选最精的青料绘制，由最好的窑工烧制出来的，代表了我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