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定窑。
宋 定窑暗刻花卉圆盒
尺寸: 直径11.8cm
估价: RMB 6-8（万元）
金 定窑白釉葵口折沿锦鸡花瓜果纹印花菊瓣盘葵口折沿,浅圈足,覆烧,胎薄体轻,釉泛牙黄色,内模印锦鸡瓜果纹,为金代定窑上等之作品,传世难得,口沿小磕。
尺寸: 直径21cm
估价: RMB 5-8（万元）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一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quot;、"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 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清康熙 仿定窑白釉刻饕餮纹洗口瓶
尺寸: 高20.4cm
估价: HK$ 28-35（万元）
成交价:HK$ 58.75（万元）（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quot;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quot;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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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与定窑系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一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三） 定窑覆烧工艺
覆烧是宋代瓷器的装烧方法之一，是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因此称为覆烧，是河北曲阳定窑首先创造成的。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这就是覆烧方法为什么得到普遍推广的主要原因。
定窑覆烧方法一般认为始于北宋，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一百多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盘碗却是普通匣钵装烧，覆烧还未出现；文献提到北宋宫廷不用定瓷，是因为有芒。芒是指用覆烧方法而出现部无釉的缺点，定窑创用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的中期。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局”、“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前刻在坯足上。定窑瓷器传世品中有些铭文是宫廷玉工刻的。这类铭文都与宫殿建筑有关，如“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装饰，传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里绘建筑花卉，碗里口题有四句七言诗；一件为“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书“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书“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二 山西平定窑
平定窑最早见于明人李贤《大明一统治》⑥，陆应旸《广舆记》及清代文献多因之，旧有西窑之称。但据明清两代文献所记，仅知产瓷，具体烧窑情况都语焉不详。1977年发现了平定窑的窑址。
窑址共发现两处，初步判明始烧于唐，经五代、宋而终于金，有五百多年历史。平定窑地距河北邢窑、定窑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点，烧瓷也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玉壁底的特征。晚唐五代的唇口碗与花口缸等器物也常见。宋代白瓷的风格。定窑产量最大的折腰盘，这里也有发现，甚至定窑产量不多的黑印花器，平定窑也烧制，可知两窑属于同一窑系。
三 山西盂县窑
盂县窑最早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记录比较具体，也只说：“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磁窑坡发现了窑址。盂县窑烧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装饰。印花有莲花、牡丹纹等，莲花纹有不同布局。刻花装饰有两种，一种为粗线条，一种为刻花结合篦划纹，有莲花、鸟纹等；也有镂空装饰器足。装烧瓷器窑具采用定窑覆烧的组合垫圈。盂县窑烧瓷始于宋代。山西地区金代瓷窑普遍采用碗心一圈乔釉叠烧法，盂县窑也大量烧制这种碗，盂县窑下限止于金，应有近300年历史。盂县窑亦因地距定窑较近，造型、纹饰、烧成工艺受定窑影响，属定窑系瓷窑。盂县与平定同属太原路，而且距离甚近，但两窑烧瓷品种相同的却很少，还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 山西阳城窑
阳城窑过去以烧阳城罐知名。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到。近两年来，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进行普查，在阳城县东关外的窑畔间发同了一处窑址。阳城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标本中也有白釉黑彩小俑。白瓷主要是盘碗等器，有折腰盘，显系仿定产品。定窑大量生产的盖缸一类器皿，这里也有发现。标本中有两种盖，一种为刻花菊瓣纹，一种光素无纹饰，盖平沿，盖顶有瓜蒂小纽，与定窑特征相同。阳城窑瓷器胎较灰，为了增加白度，都敷一层白化妆土，做法与河南及河北磁州窑同类器皿大体相同。定窑器胎土较白，不需要敷白化妆土，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烧法上阳城窑白瓷有的用单件装匣钵，有的用五支钉叠烧，碗里碗足大都留有支钉痕。支钉较山西地区其他瓷窑大，是阳城窑的一个特征。
五 介休窑
介休窑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发现。介休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达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介休窑宋代烧瓷品种比较丰富，除以白釉为主外，还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装饰有印花、釉下彩绘、釉下彩绘划花和镂雕等我种技法。白釉以盘碗数量最多，早期器物有多种造型，胎较厚，器足部处理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晚期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纹饰布局完美，线条清晰。窑址采集品中有残印模一件，为婴戏牡丹纹，构图布局与定窑讲求均衡对称不同。印花白瓷较多的小件盏洗，盏里多印缠枝花卉，盏心及圈足各有三个支痕，这是介休窑的独特支烧方法。介休窑印花时饰还大量运用于褐釉盘、碗、洗等器物。碗里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婴戏荡船纹。这种纹饰布局仅见之于介休窑，题材新颖，极富生活气息。这类黑褐釉印花器的器里都有一圈无血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
六 四川彭县窑
彭县窑不见记载，窑址是1976年发现的。窑址在县西北三十八公里的磁峰公社，1977年进行了试掘，对彭县窑的烧瓷年代，制瓷工艺特点有了初步认识。四川地区唐代有大邑窑，以白瓷精美而博得杜甫的先赞赏。但大邑窑迄今未发现。彭县窑专烧白瓷，是四川省发现的唯一烧白瓷的窑址，对了解古代四川地区的前期白瓷可作参考。
窑址出土的标本有精粗之分，精者有的釉洁白，粗者呈灰白色；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刻花以双鱼纹最多，还有折枝莲、花时、缠枝牡丹、莲瓣、萱草纹等。刻、划并用，与定窑具有共同风格。印花纹饰以花鸟为主，如飞鸟衔草、凤穿牡丹、莲池鱼鹅、鹅戏莲、孔雀、鹰及各种折枝花卉，纹饰都在器物的里部，布局取材都与定窑风格相近。
彭县所见标本完整器物较烽，1953年彭县金口乡出土一件白碗，碗口外部划刻有“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盏供献售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三十三字，明记此碗的烧造地点及窑业主姓名。彭县唐到元称彭州，金城乡即今磁峰旧名。这是一件唯一有确凿铭文可考的彭县窑白瓷。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彭县窑印花碗数件，碗里印花卉纹饰。彭县印花白瓷都用砂柱支烧，碗里中心留有一圈砂粒，这是它的美中不足之处。
定窑介绍
定窑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历史学家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最古的瓷器》一文中曾谈到：世之言瓷者，以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均为宋代五大名窑，推而上之以柴、汝、官、哥、定为中国五大名窑。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是北方白瓷的杰出代表。经过叶麟趾先生提示、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踏访，再加上墓葬塔基定窑文物的出土，学者们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特别是近年窑址考古工作的开展，逐渐揭开了定窑的神秘面纱。
尚药局款盒盖（北宋晚）
定窑的历史地位
定窑是精细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北宋时期取代了邢窑的白瓷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这些精细白瓷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品味，成为他们所关注和青睐的器物。许多定瓷精品被征入宫廷，供皇帝贵胄使用赏玩，因此，定窑也被各地瓷窑纷纷仿效，对南北方的诸多窑场，如周边的山西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的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窑场仿造定窑的瓷器，通常被人们称为仿定器，由于定窑在精细白瓷生产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因而这些不同地区采用定窑的工艺生产的精细白瓷被命名为“定窑系”(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229页)。
定窑瓷器流布范围很广，考古发现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等地都发现有定瓷出土。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也未阻断定瓷的流通，近年来在杭州市开展的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的许多重要发现，如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等，南宋地层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窑瓷器，许多瓷器还带有宫廷使用的款识(马时雍主编《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不少北宋时期的定窑瓷片(三上次男《中世中国とエジプト—ト遗迹出土の中国陶瓷を中心として》，载出光美术馆《陶瓷の东西交流》，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90年，84-99页)非洲的东海岸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发现有定窑的瓷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发现有定瓷(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第113页)。有的还有铭文，说明定窑的产品行销海内外，战争和大洋都没能阻当住定瓷的吸引力，可见在内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定窑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定窑遗址的保护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85年，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专门的重要遗迹保护展示棚。1988年，国务院公布定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
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对定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制作遗址保护规划、支持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大力扶持复仿制品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养出了定瓷制作大师陈文增等制瓷名人， 2006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投资拍摄了“定窑考工记”纪录片，提出了建设定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计划等，正在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白釉凤首壶(晚唐)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窑白釉茶炉（晚唐-五代）
定瓷之美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定窑瓷器的造型很丰富，除祭器、玩具和佛事用具等外，大量的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盘、杯、碟、盏、盒、洗、壶、罐、瓶、枕、炉等。定窑的高端产品造型精美，有枕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县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划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达60.9厘米，通体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莲瓣纹，上腹部刻缠枝菊纹，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莲瓣，堪称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层次明快、饱满、优美，有浅浮雕之立体感，是国宝级的文物之一。定窑最精美著名的产品当属白釉孩儿枕，两岸故宫均有收藏。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及“新官”字款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可见定窑之美也受到了官家的喜爱。
乾隆皇帝开创康乾盛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喜欢艺术收藏的帝王，在位期间共刊印《御制诗集》五部，也做了大量咏瓷诗，有的诗皇帝会旨令宫廷匠师将其镌刻在器物上，部分流传至今。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其喜爱。孩儿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三件，故宫博物院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造型如出一辙。此藏品深得乾隆帝的厚爱，在其咏定瓷的诗中，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仅有台北故宫一件外底上刻有《咏定窑睡孩儿枕》御制诗：“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签劳”(《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诗四集·卷13·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咏定瓷的诗计存有三十二首，可见其对定瓷之美也很钟情。
紫定瓶（北宋晚期）
考古定窑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对定窑进行了考察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对定窑窑址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对定窑进行了初步分期。80年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对定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公布。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从城市、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对定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层的堆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试掘了420平方米，清理灰坑5处，残窑1座，残墙2堵和瓷泥槽2处，共出土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与窑具26件，铜钱67枚。此外，调查中还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时期的遗物35件(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08期，394-412页)。
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分别对北镇村和涧磁村北涧磁岭的3个地点以及燕川村、野北村窑址区的4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了将近2000平方米，出土上万件器物。这次发掘的报告虽然尚未发表，但有些基本的信息可从年鉴上窥见一斑，具体的发掘情况如下：1985年在北镇村发掘450平方米。本年的发掘出土的主要是唐代的器物，应该是定窑最早的遗存，在晚期的地层中还出土有印模。1986年集中在涧磁岭发掘，共开5×5的探方9个，后发现窑炉、作坊遗迹后扩方，最终发掘面积达到900多平方米。这次发掘的收获十分丰富，清理了窑炉、作坊、碾槽等遗迹，出土了从唐、五代到金代的大批遗物，现在这处遗迹已修建了保护展示棚即“定窑遗址博物馆”；1987年，发掘集中在燕川、野北窑区，位于灵山镇之西，距涧磁村窑区约10公里，发掘共分三个地点，发掘面积425平方米，清理窑炉一座，出土有金元时期的器物，其中带有“尚食局”款的金代器物，遗存均应为金元时期。(刘世枢《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90-9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12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世枢“涧磁村定窑遗址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261-2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此后，在基本建设等过程中又抢救性清理了部分遗存和墓葬，大致为：1988年，涧磁村在修建硫酸铝厂时出土了大量的金代器物，文物部门调查收集了部分遗物，其中也有一些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使人们初步了解的金代贡御器物的面貌；1991年，为配合从遗址区通过的村际公路的修建，清理了2座五代时期的窑炉，印证了早年调查发现的一座五代窑炉的形制，证明其是以柴为燃料的窑炉；1997年，麦收季节，在涧磁岭向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被盗，但盗墓贼尚未挖到器物，定窑遗址保管所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并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此墓的棺床在墓葬北部，棺床东部、西部的局部地区遭到盗挖，棺床前部右侧的区域末被盗挖，而庆幸的是恰在此区域出土了36件晚唐时期至为精美的定瓷，包括2件三彩器，其中一件塔式罐，高约60－70厘米，一把绿釉凤首壶；还有一把白釉凤首壶，两件白釉塔式罐，另有茶碾、耳杯1件等。这批器物成为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的标志性产品；2002年，为修建定窑遗址博物馆，在棚的柱基部位清理出带“官”字款的3件粉盒，及精美的刻花和印花瓷片，疑为一座土坑墓的随葬品；2005年，建设保护棚时，在遗址西侧挖地基时清理了1座北宋后期窑炉，此窑炉现在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2页)
白釉龙首莲纹大净瓶（金早期）
曲阳涧磁定窑遗址
定窑创烧于何时，是隋代或唐初，还是唐中晚期，是官窑，还是民窑，贡御时间有多长，工艺的改进和创新情况，元代定窑的概貌，时至新世纪尚无确切的定论，为了解决这些学术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9秋冬之季，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在4个地点布方21个，加上遇到遗迹进行的扩方面积，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揭开了定窑的历史谜团，因此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自中晚唐到金末，定窑一直盛烧，到元代继续烧造。因此文化层很厚、很丰富，从2、3米到8、9米不等。其中以往从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层的清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金代的文化层普遍很厚，出土物丰富，说明金代是定窑瓷器烧造历史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时期，但是，器物的质量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
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我们在不同发掘地点的8、9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以往关于定窑的创烧时间有初唐和隋代说，都还缺少考古依据。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等地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可知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较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
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盘等。宋金时宫中设立六尚局为宫中服务，“尚食局”“尚药局”是其中的两个，“东宫”则是当时太子的宫殿，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这些带款识的器物多为贡御的器物，考古发现生产这类器物的地点在定窑遗址中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也还同时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这种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官用的精致产品，同时其还从事商品生产的体制(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
北宋中期以后，窑炉燃料用煤，火膛发现有烧过的煤渣，定窑同时也是北方地区最早采用煤为燃料烧瓷的窑场，印证了定窑创新了烧制工艺，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努力克服烧成中器物变形的问题，所以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的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06期，24-31页)。在定窑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支圈，特别是在涧西区和燕川区，有堆积如山的支圈窑业堆积。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998年，1-9页)，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并代表着一项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定窑里面的定窑系窑囗瓷器
一、 山西平定窑
平定窑最早见于明人李贤《大明一统治》，陆应旸《广舆记》及清代其他文献，旧有西窑之称。但据明清两代文献所记，仅知产瓷，具体烧窑情况都语焉不详。1977年发现了平定窑的窑址。窑址共发现两处，初步判明始烧于唐，经五代、宋而终于金，有五百多年历史。平定窑地距河北邢窑、定窑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点，烧瓷也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玉壁底的特征。晚唐五代的唇口碗与花口缸等器物也常见。宋代白瓷的风格。定窑产量最大的折腰盘，这里也有发现，甚至定窑产量不多的黑印花器，平定窑也烧制，可知两窑属于同一窑系
二、 山西盂县窑
盂县窑最早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记录比较具体，也只说：“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磁窑坡发现了窑址。盂县窑烧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装饰。印花有莲花、牡丹纹等，莲花纹有不同布局。刻花装饰有两种，一种为粗线条，一种为刻花结合篦划纹，有莲花、鸟纹等；也有镂空装饰器足。装烧瓷器窑具采用定窑覆烧的组合垫圈。盂县窑烧瓷始于宋代。山西地区金代瓷窑普遍采用碗心一圈乔釉叠烧法，盂县窑也大量烧制这种碗，盂县窑下限止于金，应有近300年历史。盂县窑亦因地距定窑较近，造型、纹饰、烧成工艺受定窑影响，属定窑系瓷窑。盂县与平定同属太原路，而且距离甚近，但两窑烧瓷品种相同的却很少，还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 山西阳城窑
阳城窑过去以烧阳城罐知名。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到。近两年来，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进行普查，在阳城县东关外的窑畔间发同了一处窑址。阳城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标本中也有白釉黑彩小俑。白瓷主要是盘碗等器，有折腰盘，显系仿定产品。定窑大量生产的盖缸一类器皿，这里也有发现。标本中有两种盖，一种为刻花菊瓣纹，一种光素无纹饰，盖平沿，盖顶有瓜蒂小纽，与定窑特征相同。阳城窑瓷器胎较灰，为了增加白度，都敷一层白化妆土，做法与河南及河北磁州窑同类器皿大体相同。定窑器胎土较白，不需要敷白化妆土，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烧法上阳城窑白瓷有的用单件装匣钵，有的用五支钉叠烧，碗里碗足大都留有支钉痕。支钉较山西地区其他瓷窑大，是阳城窑的一个特征。
四、 介休窑
介休窑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发现。介休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达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介休窑宋代烧瓷品种比较丰富，除以白釉为主外，还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装饰有印花、釉下彩绘、釉下彩绘划花和镂雕等我种技法。白釉以盘碗数量最多，早期器物有多种造型，胎较厚，器足部处理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晚期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纹饰布局完美，线条清晰。窑址采集品中有残印模一件，为婴戏牡丹纹，构图布局与定窑讲求均衡对称不同。印花白瓷较多的小件盏洗，盏里多印缠枝花卉，盏心及圈足各有三个支痕，这是介休窑的独特支烧方法。介休窑印花时饰还大量运用于褐釉盘、碗、洗等器物。碗里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婴戏荡船纹。这种纹饰布局仅见之于介休窑，题材新颖，极富生活气息。这类黑褐釉印花器的器里都有一圈无血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
五、霍州窑
霍州窑遗址位于霍州市西南白龙镇陈村以南的汾河西岸，以烧造白瓷为主。这种白瓷口沿施釉，整体施化妆土，造型小巧，胎薄体轻，制作精工，纹饰精细，创烧于金而盛于元，与定窑相似。
曲阳定窑址
宋代瓷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曲阳宋属定州，故称定窑。其产品以白釉瓷器为主。1951年故宫博物院调查，1960～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发掘。定窑始于唐代后期，盛于北宋，为宋代名窑之一，元代以后衰落。可分为早、中、晚3期。
早期 为晚唐五代时期。曾发掘一座五代的窑炉，窑室平面略如马蹄形，长5.8米，宽2.6米，由烟囱、窑床和火坑3部分构成。用木柴作燃料,尚未用煤。窑具有筒式匣钵、漏斗式匣钵、圆形垫饼、三叉形支具、垫环和楔子等。出土的瓷器中有平底碗，外部施黄褐釉，里部施白釉，胎质较粗，胎釉之间敷有一层化妆土。比平底碗稍晚的有白釉碗，碗身作45度斜出，宽圈足形如玉璧，胎釉均较白，是典型的唐代器物。五代时碗的式样比唐代多，盘有四瓣莲花式，有对鹿纹枕及高足炉。
中期 为北宋时期。这是定窑的最盛期，形成了自已的特点，成为宋代北方最重要的窑场。窑址中的宋代地层内普遍发现煤渣，说明已用煤作燃料。在作坊遗迹中有搅拌瓷泥的砖砌长方形槽，有印花用模子、匣钵和大量专为覆烧用的支圈。说明此时普遍采用覆烧的装窑方法，大大提高了瓷器的产量。窑址中出土的瓷器，以碗盘居多，都是白瓷，胎土细腻，釉色润泽，白中略闪青黄或灰黄，口沿因覆烧而不挂釉，即所谓的“芒口”。器内壁用印花、刻花和划花的技法装饰花纹，花纹图案布局繁复而严谨，层次分明，以各种花卉图案和各种动物形象为主，当时还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发现有刻划“官”、“尚食局”、“尚药局”和“五王府”等款的瓷片，为宫廷烧造的瓷器上的花纹多为龙凤图案。另外,在窑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黑釉、酱釉和绿釉瓷片,即文献中所称的“黑定”、“紫定”、“绿定”。
晚期 为金元时期。北宋末年窑工部分南迁，定窑陷于停顿。大概在金代大定以后，定窑才恢复生产。窑址中曾出土过有金大定与泰和纪年的印模，此时的印花装饰仍具很高水平。出土品上的印花缠枝石榴、缠枝菊、鸳鸯、鹭鸶等纹与大定泰和纪年印模纹饰类似，吴牛喘月纹饰题材与陕西耀州窑出于金代层次者相同，碗里印花卉纹并凸起6条直线分为6等分的布局，金代比较流行。到了元代，定窑逐渐衰落，高质量的白瓷很难见到，只发现白釉粗碗，里心用黑彩书写一个字。
宋定窑以白瓷驰名于当时，器物又多饰以刻花、划花和印花，对当时各地瓷窑有较大影响。有的模仿器形，有的模仿纹饰，覆烧方法也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并形成以定窑为主的定窑系。已发现属于定窑系的瓷窑有河北临城窑、北京龙泉务窑，山西有平定、介休、长治、太原、榆次、河津、盂县、交城、阳城、霍县（见）等窑，江南地区受定窑影响的有景德镇、吉安等窑（见、），采用覆烧方法烧青白瓷的瓷窑，在浙江、福建、湖南和湖北等省都有发现。
定窑还是磁州窑
笔者初见此瓶即为其造型之秀美所震撼，开始以为是磁州窑之物，后经与藏友对其胎、釉的仔细鉴别，基本可确定为定窑之器。其中体会可供同好者借鉴，鉴赏观点还望识者首肯。
识器鉴品知真伪。该器高为29厘米，小口，短颈，丰肩，腹收，圈足，小底，外剔刻多道弦纹。该瓶气势雄浑，器型饱满，俏丽俊美，为典型宋早期传统瓶式，无可挑剔。虽为通体白釉，但受后期条件的改造已使其面目全非，这也是初看似磁州窑的原因。其釉色已成为不均匀淡紫色斑状，平添了几分紫霞般的美丽，显然是在以干燥为主、水浸相助的氛围造就的结果。这种典型而又奇特的出土迹象耐人寻味，确定其为真品，当无问题。
排比之法识窑口。笔者根据文献对磁州窑和定窑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如两窑系的胎土存在较大差异：磁州窑虽跨域广泛，但其胎土基本可分为灰色、褐色两种类型，故为弥补这一缺陷，通常采用化妆土装饰，这是磁州窑的典型特征。而该器为典型白胎，虽与定窑器相符，但确也施加了化妆土，这最使人迷惑。据文献记载，定窑在晚唐五代至宋早期和金以后的晚期，因胎土淘制不精细，也有施加化妆土的特定时期。再细观此器，胎土确稍粗，并略含杂质，故施加了化妆土恰恰符合定窑早期的工艺特征。两大窑系的釉色也存在诸多不同，以两系均采用的剔刻划花为例：磁州窑采用施加化妆土—剔刻—施透明釉的工艺，釉有开片特征。而定窑因胎土较白，则采取剔刻—施微透明乳釉工艺，不开片，其流釉（泪痕）现象为定窑所特有。而该梅瓶在有流釉痕和不开片的基本特征上与定窑器完全吻合。
梅瓶，最早流行于宋早期，时称“经瓶”。《侯靖录》曾有：“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盛酒以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由此可知，梅瓶为宋时的实用盛酒器。“梅瓶”之称，较牵强的说法是因其口小仅可容插梅枝，故名。资料显示，定窑器出土于塔基佛教地宫中最多，这与其高档的品质和整器素白淡雅有关。但独不见梅瓶，显然怕沾了“酒”气，事佛不敬。有记载的定窑梅瓶均出于高贵的墓葬中，故为数十分珍稀。梅瓶在后世元明清时期也为常见器型，虽已失去了盛器之功能，转变为摆设器，但就器型之美而言，以宋为之最。
定窑窑址
在今河北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品种，宋代取得很高的成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其白瓷产品特征及鉴定要领是：
唐、五代产品胎色灰白，较粗，胎釉之间往往敷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器物以碗为主，碗身较浅，唇口多见。底足见有平底、玉壁形足和圈足三种，平底碗一般外施黄釉内施白釉；玉壁形足碗里外施白釉，底足无釉露胎；圈足碗则足端无釉，足内有釉。尤以印花鱼鸟纹海棠式碗别具一格。器外底有的刻划“易定”和“官”字款。
北宋产品
1、胎薄而轻，胎色洁白。
2、器型以盘、碗、碟、盒和枕为多，还有净瓶、海螺等佛前供器。
3、白釉呈乳黄色，积釉处多见泪痕，隐现黄绿色。器外壁薄釉处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
4、主要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和剔花，印花以花卉纹为多，常见牡丹、菊、莲、萱草、梅等，也有龙凤、鸳鸯、狮子等动物图案，画面严谨整齐，讲究对称，印花定器是宋瓷中的佳品。刻划花常见莲纹、水塘双鱼和莲池游鸭等，刻划花纹多装饰在器物的一面，或里或外，里外都刻划纹饰的极少见。
5、北宋早、中期定窑覆烧法尚未出现，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粘附着垫烧的砂粒或支烧痕。北宋后期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上多不施釉，俗称 “芒口”，其它部分满釉。芒口处往往镶上金、银、铜的边圈，芒口为定窑产品的一大特征。
6、北宋定窑器底有刻划“官”、“新官”及“尚食局”等字款的，多见于碗、盘、小罐等外底部。
金代产品胎质细白，釉色多呈乳白色，胎釉与北宋定窑并无多大差别。但装饰大为逊色，无论印花还是刻划花，均差于北宋产品，少有佳作。纹饰流行印花石榴纹、印花犀牛望月纹及刻划花萱草纹，还有缠枝石榴、缠枝菊、鸳鸯纹等等。盘、碗内心印双鱼，器内壁鸳鸯莲花或牡丹飞凤也常见。烧造方法除一部分产品继续采用北宋后期的覆烧法，烧制“芒口”瓷外，一部分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器物的内底（以盘碗为多）刮釉一圈露胎。金代定瓷产品有纹饰，较好的一般采用覆烧法，反之，往往采用沙圈叠烧法。
宋代景德镇所仿定窑瓷器，称为“粉定”，亦采用覆烧法，口沿无釉，用金属镶包口沿，刻划花水平也较高，几可乱真。区别之处是景德镇仿定瓷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曲阳定窑瓷器
曲阳定窑瓷器简称定瓷，是白瓷的一种，居南青北白邢窑白瓷之后，定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古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涧滋村、野北村及东西燕村，在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瓷。
曲阳定州窑陶瓷，古直隶定州（因古时曲阳为定州辖区）。定瓷烧制始于唐（公元618——907），兴于北宋（公元960——1127年），失于元（1279——1368年），是我国北方大地上繁衍几代而影响深远的一个窑系。同当时汝、钧、官、哥窑一起，号称我国宋代五大名窑。
定窑遗址，规模宏大，世所奇观。它东起北镇（龙泉镇）通天河畔，西止燕川山下，方圆20华里，总面积达150多万平方米，俗称“一溜十八坡”。民间相传：当年大窑三千六，小窑如牛毛。虽然，定瓷兴衰是随历代政治经济的沉浮而变异，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萃，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文化启迪。定窑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定瓷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媲玉。《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之外有红、黑、紫、绿诸色。白定名贵，色定尤为名贵。宋•邵伯温《闻见录》曾有宋仁宗斥张贵妃接受臣僚王拱宸馈送定州红瓷的佳话。可知，宋时定瓷已为上层社会所倍至珍视。
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中，唯定窑以装饰见长。其刻花奔逸、潇洒，可谓刀行似流云，花成如满月。印花制范精细，拍印考究，造就一种华贵雅典气韵，间辅以剔花、堆花、贴花等各得其趣。品类有盘、碗、瓶、尊、炉、枕、人物等。设计开唐、宋陶瓷形制之先河，或劲健挺拔，或秀美娟丽，无不咸称圣手，妙道自然。
一、定窑是官窑
偶尔翻阅当代文献，有人把定窑列为民间窑，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宋五大名窑均为官窑，已成定论，故五大名窑又称五大官窑。所谓官窑，含义是由国家政府监管，为朝廷及府衙等官方烧造器物用具的窑场，政治经济学称为“官手工业[1]”。在唐五代时期定窑就开始远销海内外，北宋开始进入皇宫。从传世定窑铭文可知，有史可查，有物可证的底款“尚食局”、“尚药局”、“官”、“龙”以及“五王府”“定州公用”等铭款瓷器，均由官窑为皇室、王公大臣以及官府而烧造，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据《古窑器考》记载：仁宗时期“由于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瓷窑”。可知，皇家及官府绝对有权在任何地方设置窑场。“遂命汝州建青瓷窑”一句话，足以说明，当时各大窑场均为皇帝官方控制并为朝廷及府衙烧造器物的窑场。
清·佚名著《南窑笔记》：“柴、汝、观（指大观窑）、哥、定、龙泉、宣、成、嘉、万、为宋明十大窑。盖以诸器毕制，命官专督者，俱名官窑，其均窑、厂官不在大窑之内。”由此而知，定窑为宋官窑已获确切证据。现在的定瓷遗址为宋代官窑遗址。宋代定窑有专门为朝廷烧造器物的官窑。依龙泉镇（现北镇村）原址南侧，近傍通天河下游有一寺院，名法兴寺。寺院东侧是有名的水马槽，这里水质清纯。源出于北部太行山底下泉水，其水冬暖夏凉。为利用这天时地利，专为朝廷烧造御用瓷器的官窑当年就建在这里。当时究竟围绕这一条名水建有多少座窑炉，均不见经传史载，谁也无法知道。但时隔千年之久，凡到过法兴寺遗址附近的，俯首能见到的均为印有或刻有龙、凤纹的残瓷片。偶尔见到一些带有牡丹、菊花、荷花或人物纹饰的，无论印或刻，品质都非常精美。此处所见到的瓷片，印花刻花龙凤纹为多见，其他题材的刻、印瓷片为少有。可以认定，在宋代定官窑中，这里可为典型的专门为朝廷烧造器物的较有特色的一处官窑场。
二、官、民窑同步发展
北宋定窑的发展，尤其北宋定窑创立覆烧工艺及刻划花装饰以来，卷起海内外陶瓷业蜂起仿效大潮，而当地百姓更是捷足先登。他们充分利用当地原料优势，因陋就简，因地设窑。虽说规模不大，技术薄弱，试以上马，便见走好。随之积月累年，终于开辟和形成了定民窑一种生产气候。可以想像，沿北镇村泉水沟和涧磁马驿沟两条水为窑场布局，依岸而建的为官窑，地理条件优越，取水方便。簇拥于这官窑周边，接踵栉比的小窑场为民窑。从北镇村泉水沟沿溪而下以致汇入通天河的这条有利路段，都可寻择到多少不等的瓷片，可见沿这条水两边都布有大小不等的官窑和民窑。一簇一片、一溜一趟，大小高矮耸起的都是窑场，形成了宋代定窑官民同步发展的生产格局。
三、十三座瓷片堆考
历史画卷是非常壮观的，人民是无比伟大的。站在这煌煌熠熠之定窑遗址瓷片堆旁，感到一种奇妙的荣誉感，其油然而起的是一种责任意识。猜测当年热火朝天的烧瓷景观，简直激人心弦，久不能已。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农民，把这一带称为一溜十八坡，取瓷片堆众多之意。经曲阳文物保管所实地勘查核对立标志者共计13堆（见彩版）。最大一堆约长100米，宽80米，高10米，其它12堆大小高矮不等。值得提到的是，每堆所组成的废弃物品类不同，有的多瓷片或支圈，有的则多匣钵片，有的则更混杂。其匣钵渣残瓷片质量和年代也不尽同。总之每堆都具有各自的共性和特点。如上提到的最大一堆可能是官窑所遗，因为这一堆残片遗物质量较好。其它12堆有多少都属于官窑，有多少属于民窑？尚待进一步考察分析。
这13堆瓷片，匣钵残渣是如何形成的，实际上非常容易理解。凡陶瓷生产单位，包括现代生产厂家，是大规模，还是小作坊，生产过程中所报废的一些器物碎片，窑具等都需随时进行清理。好些厂家都有自己固定的堆积地点，在古代更莫例外。可以明白，这13座像小山包似的瓷片堆均为当年窑场清出的遗弃物，其中主要为：炉灰、残瓷片、匣钵渣、支圈、垫片，其次是一些废杂料以及一些其它杂物。随着岁月的更迭，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绵、纸类早已腐化，只有那定瓷残片还在天地间，显示着她那玉骨冰肌。
有人建议发掘瓷片堆，认为肯定能挖出完整的东西来，其实这里边不会有真正完好的器物。因为当年定窑生产由于窑具质量配合不够精到，烧成成品率非常低下，其一级品率相对更少，他们是不会把好东西倒入垃圾的。果有所获，从学术上是可以找到许多答案的。以提到的最大一堆瓷片为例，它是定窑生产以来6——7百年的一个见证。我们不妨说，它是一部定窑产品形制、工艺特征以及烧成装饰的历史，是一部定窑原料配方、制备、艺术发展的历史，更是一部唐宋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
四、通天河西畔唐、五代遗址
现北镇村（北岸）以东500米处（通天河西部），有一唐、五代定窑遗址。所遗匣钵片、瓷片多为粗料、浅底小型号，仰烧。一些个别匣钵底内粘有垫片，器置处留有明显痕迹（见图）。垫片与匣钵之间撒有匣钵粉，呈黄褐色。器物多施半釉，并内外施化妆土，有粗胎施化妆土上半釉者。有玉璧底、圈足两种，胎较厚，边为唇口，釉泛青白，外有泪痕。寻视左右，但所见到的均为此类，不见精美瓷片，因疑为唐、五代遗址。
一、拉坯成型
宋代定窑，生产规模宏大，从业人员众多，在中国陶瓷史上实属罕见。拉坯成型为宋定窑主要成型方法，在定窑生产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一种传统而优秀的成型方式一直为一些民间粗细瓷窑沿用至今。拉坯成型。在宋代使用的机械为轳辘车，即采用二人合作。一个轴承，上部为木制轮盘，从轴承底部引出一条传动带套在另一方，约3米左右的摇动立杆。拉坯主要靠人摇转立杆使传动带旋转以牵引轳辘车转动，这样就可以在轮盘上放泥并开始操作。这种二人合作成型，需要配合默契，要求是摇杆者懂拉坯，甚至会拉坯，以使在摇杆快慢速度掌握在最佳程度，根据成型需要传递其适应的轮盘转速。有慢到快，再由快到慢，都需深谙拉坯艺术原理。其次要求拉坯的会摇杆，明白摇杆传动速度及其转数，以便指挥摇杆工人而利于操作。通常拉坯者为师傅，摇杆者为小工、学徒。师傅说，加劲摇，小工就使全力摇动，师傅说慢，小工就放缓摇。轳辘车转动要求是，从快到慢或由慢变快都需要渐渐的有序过度。最忌讳，时猛时缓，猛摇猛停。这种情况就像高速公路跑车，一旦出现猛刹车是会造成事故的。
二、印坯
印坯为宋代定窑主要成型方法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孩儿枕以及定州博物馆的长方几何型剔花枕等均为印坯成型。方法是先根据泥塑原作（原胎）制成陶模，陶模制作是在原作外面包一层陶泥，陶泥的厚度根据原作体积大小而定。一般在10——30mm之间。陶模制作首先按原作复杂程度而设计并分块进行，即要考虑陶模的成型和使用功能，还要考虑陶模使用时取坯的开合方向。陶模作成后进行素烧，约1000℃——1100℃左右，要求既有吸水性又具备坚固性，然后进入车间（作坊）使用。
印坯操作是先印出局部形体而后再进行拼贴。譬如长方几何型瓷枕：分别印出枕面，前后两面、左右两侧后，再进行组合粘接，最后粘底。这是一个几何瓷枕成型的基本过程。而其它一些难度较大的人物、动物，包括异形炉、尊等器物，虽然形状不同，而陶模与印坯的原理是一致的。
三、拉坯机
古代用的轳辘车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双人操作还是单人操作，不得而知。据推测，虽然宋代没有我们现在的机械优势，但其拉坯轳辘，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比我们现在民间粗瓷窑场的轳辘，在使用性能上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宋代定窑大规模生产情况下，肯定有为瓷业生产而专门设有的轳辘机械厂。轳辘的设计，创新肯定在过去数百年生产史上有所改进和发展。在提高转速和保证成型规整度上不断注入新的设计思维。可惜，今天无法见到宋代定窑轳辘形状与制作工艺的图纸和记载，只有凭空想象。
另外，轳辘车修理，换件都属于正常情况，故应运而生的拉坯机械修理铺，更换部件的作坊，金属制件、木制件、专营处、综合经营部（权且这样称谓），张家坊，李家坊，定当沿街而建。与定窑生产配合密切，形成与制瓷业相应并辉的一大景观。
宋代官窑代表着当时制瓷业最高水平，机械设备肯定是一流的。可以揣摸，在轳辘机械制造方面也比民间的性能要好，拟或说造价也高。为适应官窑生产而设置的官营机械厂，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其时，官机械与民机械互相影响，相互提高，促进了定窑拉坯机械的不断改良。
根据宋定窑所遗真品及残片规整度分析，宋代定窑生产的轳辘已达到相当水平。尽管迄今所见到的一些民窑器皿的底足及其器壁尚未达到十分精到，但一些官窑瓷器还是相当规矩的。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云龙大海碗，直径280mm，器壁不足3mm，最厚处不足5mm，掂在手里颇为轻捷。翻看底足，至为规整并且手工意味浓厚。可知当时轳辘机械的质量性能是适应了当年定瓷业发展的。
四、拉坯队伍的形成
宋直隶定州作为一方名窑，拥有当时制瓷业的最大规模和最高水平，拥有最庞大的从业队伍。他东起套里，铁岭北以及唐县迷城西至土岭、韩家峪；南至曲阳的燕赵、补内，北到军城与涞源走马驿。方圆数百里百姓，尤其青年男、女纷纷来定窑求职。人手一套拉坯工具（一台形器，几把修坯刀）为自己专用，带上自己的工作服装，只要是拉坯好手，官、民窑都愿招聘。虽说旧时封建习俗对女性有诸多忌讳，但作为从事一项劳动，定窑并未限制女工介入拉坯以及作坊工作。这一点，即从农村迄今为止的一些民间粗瓷窑的“全家老少总动员”完全可以得到证实。
一方物业，一方人事。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同样苦乐于斯。小伙姑娘们白天在作坊劳动，努力完成着自己的一份工作，晚上操持着家务，甚至忙里抽闲耕种着田里的庄稼，实现和保证着瓷场农活两不误。远道招来的工人寄宿在窑场，按时完成窑场分配的工活，闲班又复联系别的作坊，带上工具又去干一份工作。民窑如此，官窑同样如此。官窑所不同的是，一些窑主和艺术监管为朝廷及府衙所派遣，而真正的干活的工人仍为民间所顾佣。官窑的拉坯高手其待遇要比民间高。在古代，官窑、民窑的技术信息是经常沟通和交流的。
五、龙凤纹与装饰
在官窑，花色品种时有更新，这些除了陶工自己设计之外，大部分是从宫中传出。或由朝廷派专人（宫廷画师）绘制后送来生产。定官窑所出现的一些龙凤装饰都属于这一类。当时龙凤为朝廷所独尊，民间是不敢随便使用和生产的。就是这些龙凤的姿态和装饰部位都是有一定讲究的。以宋定窑刻花盘（印花）龙凤纹图案为例，其鹿角、鹰爪、蛇身、牛耳、鲤鳞等，形态为团状，叱咤风云之势，表现着威猛与腾挪。细心考证，才发现定窑器物中的龙纹装饰却酷似宋早期陵墓龙纹，属地道的宋代院派画风，绝非民间匠人所出。这两组龙纹出自宋太祖赵匡胤与英宗赵曙陵墓（永昌陵、永厚陵），原作为陵墓座柱（现今河南巩县），尤以宋太宗赵光义的陵墓（永熙陵）望柱上的龙纹与定窑云龙盘龙纹尤其相似。其圆形身躯与曲颈、鬣毛、脊鳍以及飘动的火焰简直如出一家之手。在定窑生产中，刻划花龙纹、印花龙纹，包括贴、剔等龙纹装饰不少，但均属大同小异，这说明一个问题，当时人们对龙纹使用中的一种恐惧心态。关于凤纹，凤纹的产生同龙纹样，同为一种图腾崇拜之标志。因为在生活中原不存在，故在美化装饰上可以无拘无束，变化多样。凤在历史上同龙一样，具有一定的“权力”象征，故人们把它视为皇族女性以描写，又人们为祈望美好把凤凰列为爱情的偶象，故有“鸾凤和鸣”，“凤鸣朝阳”等喻示性很强的图案。同时人们又把她同龙安排一起，名为“龙凤呈祥”。清慈禧当权后，把宫殿玉阶中刻有龙在上凤在下的雕饰颠倒过来，成为凤在上龙在下。可见慈禧自比为凤。因此，后世人又把男女比作龙凤，遂出现生男为生龙，生女为添凤之生育称谓。总之龙凤被人们作为一种受崇拜的偶像，在人世间传颂于今。
鱼纹以及一些花卉类，大多属于富丽规整的形象均由皇宫画师提供。由窑场画工自己设计的占少数，民间窑生产不过是凭借官窑信息传递而间接获得，但有一些乡土气息很浓的东西则属民间窑自己所作。
六、刻花手
刻花手，或曰刻花把式，在宋代较为流行。从官窑到民窑都培养和拥有自己的刻花队伍和后备力量。同成型拉坯师傅一样，从四面八方招募的工艺美术人材，民间能工巧匠等成为定窑刻花队伍的主力军。同拉坯相比较，刻花艺术较为更难。因为刻花不但需要一定的文化艺术思维作铺垫，还需要一种先天能工意识。刻花队伍的形成主要体现在官窑刻花队伍的规范行为上。以古定瓷刻花图案为例，其中不乏其荷花、牡丹以及龙凤鱼纹，但并非像有人说的各具风范，不见雷同，而是一种图案形式在广泛的应用。有幅荷花刻花图案（见图），使用较广，从一些文物及碎片中屡屡见到。还有龙纹图案，不论印花刻花都是一样的构图形式，等等。在古代，图案的应用和形式，也都是经过规范化的。这种规范化的纹饰，从另一方面也是为市场（消费者）所需而生产。在宋代同样有瓷场自己的商品顾客，新旧客户，随客户意愿而制作。一批紧接一批，可能所需就一个图案，或因具体需求，可订作：荷花刻花1000件，菊花500件等，都是按主顾订单生产。凡是经过市场验证，认为是经典式的纹样或造型，都为瓷场归档定型成为瓷场的拳头产品。
在瓷场与瓷场之间，在官窑与官窑之间，在民窑与民窑之间，在官窑与民窑之间，其产品形制设计与装饰设计都有自己的基本特色。保留和体现着刻花的不同形式和艺术风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代尚未出现商标意识和著作权意识，至于自己的发明创作受到侵犯，也不可能受到保护。但官窑产品是不允许民窑随意仿造的，这种制约主要靠封建社会的皇室独尊来限制。同古代避讳一样，只要皇帝叫什么名或字，民间是不允许叫这同样名子的。除此外，官、民窑各自发挥其优势和特长，形成宋代官、民刻花相互借鉴交流的艺术氛围，促进了定窑刻花艺术的发展。
七、南涧到北涧金银十八石
定窑附近村民，祖祖辈辈躬耕于足下这块由大片大片遗址所占据的土地上，经冬历夏的辛勤劳作着，不知从哪辈子起，从哪个人最先传起一个故事：说是宋金战争，宋军无力抵抗金兵而节节败退，有两窑瓷器未及出窑工匠们就随时局南逃了。又有说法，“南涧到北涧，金银十八石。”是涧磁村村北至村南一段，每天税收金银有十八石之多。如是流传，说明当年定窑业之发达与区域经济之繁荣，而究其可靠性有多大，则无人弄得清楚。因为历史从不依传说为准而研究的。但足以证实一个问题，就是定窑自失传之后，人们一直念念不忘其所带来的好处，深知定窑瓷器之艺术价值及为世所重。
八、定窑失传的民间传说
定窑之失传，实以宋金之战为肇始，频年烽烟，所处一带经济受到极大摧残，定窑业更不例外。但在民间还不时听到另一种说法，尤其定窑遗址附近村庄似乎是尽人皆知：当年定窑烧瓷，个别窑主为了把窑烧好，每窑需装进一双童男、童女，用以祭窑。每次点火前并杀猪宰羊摆供上香，向天祈祷。至于这一双童男、童女从何而来，大都是从贫苦人家买来。年复一年，窑窑如此，窑业主获得高额利润，一双双童男童女无故化为灰烬。这件事终于被朝廷知道了，遂对当时所处一带窑业进行了大规模查封及对残害人命的罪魁祸首进行惩办。从此定窑逐步衰败，最终导致失传。
这种情况的发生，究其有多大真实性，尚可值得商隼。按民间习俗，凡窑业包括一些砖瓦窑都非常虔诚的奉祀和祭典天神——太上老君。其原因是当年烧窑完全靠经验把握，烧坏窑的情况非常普遍。为了把窑烧好，只好求助于天。在封建社会人们思相愚昧，凡事均听天命，出现这种情况原不奇怪。但民间更有“积善行德”“厚德积福”之传统。故说窑业祭烧童男、童女者若有，也为极少数。至于朝廷派官兵进行惩处查封也在情理之中。封建社会的法律，常是一人犯法，诛灭九族。类似这种情况，如查出一窑有此恶端，而导致大规模封查，也属正常。
九、定窑器皿中手刻鱼纹遇水游动析疑
定窑，作为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几百年间沧桑变故而窑业不衰，相反却逐渐壮大。以现存曲阳县涧磁、燕川之宏大遗址看，确实信而不谬。无怪乎宋以来诸多历史文献及名人笔记均多誉美之辞。世传定窑器皿中手刻鱼纹，遇水即能复活而游动。几分神话含有几分荒唐，不难看出其艺术色彩被描绘的何等浓郁。通过专家实际探讨、试验、演示、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手刻鱼纹“变活”不过是一种艺术处理的视觉现象。像美术家高超的笔触一样，仿生效果使人产生累真的遐想与错觉。正是这种遐想与错觉，凝结而编织了定瓷工艺美术神话。从而也展示和强调了定瓷制作艺术的特殊性。起初，仿制者只知道在器坯上按形象用刻刀勾勒轮廓，并未深谙此中三昧，不料最终效果与期望大相径庭。仅此一招，使得历来多少仿制者叫苦不迭。原来，定瓷手刻装饰是美术与工艺相结合，寓有双重语言的艺术载体，是在确定纹样形象以后，重在这把刻刀的使转工夫。其要诀是按所表现形象采用刀行形外，以线托形的运刀艺术，它刻出的不仅仅是线条，而是面——具有一定宽度的与线相结合的面。形象刻画成功与否全赖于这种线面的处理效果。形象刻画与线面宽窄和深浅直接构成其神韵感觉，成为整个装饰机制中重要的递变因素。
通过施釉、烧成，釉层产生高温溶动，线面内釉色层次自然拉开，形成深与浅、浅与淡隐隐约约的色彩层次。或青白、或米黄，细分大体概括为黑、白、灰三个调子。通常情况下，刻面用手触摸不易感觉，注入水，则感纹饰异样清晰，时有草拽鱼游之感。难怪在一次对外贸易中，一位澳门老板起初没多在意器皿中的鱼纹装饰，在他的认识中，定窑手刻花纹再好也不过同器皿材质溶为一色，并无其它神奇。待入清水后，器皿中的鱼与荷花顿而明丽起伏，这一次使他大为惊讶。这正是定窑手刻装饰的独到之处，历来被认为是定瓷工艺中一项“绝活”而称誉陶瓷界。
定窑的烧成工艺
1、室温——300℃
这一阶段其实就是坯体干燥过程的延续。我们说坯体充分干燥后才能装窑，只是我们凭肉眼观察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干燥，从科学角度来说，坯体内还有一部分不能通过自然干燥排出的水分，这就需要借助外力，即窑炉来加热，促使坯体内残留的水分排除。此时，坯体发生的是物理变化，不会导致其化学成分的变化。此阶段加热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坯体入窑时的水分含量。另外，坯体的厚薄、装窑方法、装窑坯体密度等可影响坯体的含水量及其排出速度。
定瓷拉坯产品经过950℃素烧，坯体产生少量收缩，其强度和气孔率均有所增大，所以在第二次入窑烧成室温至800℃阶段升温速度可以快些，不会造成坯体因水分急剧蒸发而开裂。注浆产品则不同，为一次烧成，坯度施釉后湿度高，入窑时水分较大，其中一些坯体的支垫水分也较大，所以在此阶段要严格控制升温速度，尤其是大件厚壁的产品更应严格控制，以避免升温过快而造成开裂缺陷。另外，夏季空气湿度大，坯体入窑时含水量也相对较大，其产品更容易出现缺釉、滚釉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夏季空气湿度大，温度高，压力低，烟囱的抽力不足，在窑炉加温时产生的水蒸气不能及时排除，则导致了缺釉、滚釉缺陷。拉坯产品经过素烧，水分已经排除，坯体发生收缩，固体颗粒联结紧密，里外同时施釉的阔口产品更容易被水蒸汽浸透，而这类产品一般装在窑炉上层，温度相对较高、水蒸汽密度较大，釉层收缩、凝聚时产品口沿、底部的水分不能及时排出，更容易造成产品的缺釉、滚釉缺陷。
2、氧化分解阶段：300℃度—950℃
此时坯体中所含的有机物、碳酸盐及含铁化合物等都发生氧化分解，是坯体烧成的关键阶段之一。
定瓷配方中含有大量的紫木节，另有少部分砂石、窑炉渣等，这些原料里的主要有机物、碳素都在此阶段发生氧化反应，产生气体排放出来。此阶段必须保持氧化焰烧成气氛，如果不将有机物与碳素彻底燃烧干净排除尽，待釉层熔融后将坯体气孔封闭，就很难再烧熔排尽，从而造成烟熏、气泡等缺陷。严重时甚至连架支和产品底部都变成黑色或布满气泡。这就是碳素等未被完全排除，被已熔融的釉封闭，随着温度升高，碳素有机物气化产生气泡，排除体外不畅通所至。
温度在573℃时，配方中的石英发生晶型转变，只是一瞬间。因时间较短，结构不发生特殊变化，因而晶型转变较容易进行，体积变化也不大，在0.82％左右，此时一部分水分已排除，气孔率增加，坯体不会发生剧烈膨胀而致崩裂。
3、 高温阶段：950℃度——烧成温度
此阶段氧化和分解作用继续进行，形成大量的液相与莫来石，坯体的玻璃相随着温度升高而逐渐增多。这种玻璃相溶解石英颗粒、黏土分解物，Al2O3与SiO2又重新生成新结晶——莫来石。过剩的SiO2则转化为方石英，与莫来石晶体一起构成坯体的骨架（我们的梭式窑炉用的高温棉就是莫来石晶体）。此阶段石英晶型转变，由石英转变为方石英，体积增大15％左右。此时，玻璃态液相填充所有颗粒间隙，起胶合作用，使制品形成一个整体，不会因晶型转变而发生开裂。但液相量过多会导致坯体变形，只有合理控制原料配方中各氧化物的含量、烧成温度、保温时间，才能掌握此时坯体的液相量，使既不欠火烧生，又不致因过火而导致制品变形。
4、保温——冷却阶段
定瓷烧成达到要求温度不能马上停火，要进行适当时间的保温，不使温度急剧下降，按梭式窑说至少要保温一个小时。定瓷烧成的冷却阶段采取的是自然降温，当温度降到100℃左右时才可稍打开窑门，待窑内外温度平缓对流后出窑。
在保温——冷却阶段，定白瓷没有特殊要求，保温后只要自然降温即可。定窑色釉则不同，因定窑色釉属于铁结晶釉，它最灿烂的窑变即来自这关键的保温——冷却阶段。待达到一定温度，适当保温后，结晶釉析出晶体，形成从色泽到肌理的万千变化。如降温太快，错过了结晶要求的温度，使形不成晶体，或没有充分形成晶体，则色定艺术效果就不明显。
定窑白瓷
黑定菊花盏
定窑瓷器
定窑瓷器跟长沙窑一样创烧于唐代，繁荣于宋代。定窑瓷器中最著名的釉色是白瓷，以白瓷跻身于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定窑还有北定、南定之分。北宋之前，定窑窑址在北方的定州，这是烧制的物品称为北定；宋室南迁之后，定窑工人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称为南定。在景德镇生产的釉色似粉，又称粉定。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涧滋村及东西燕村，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的定窑品种：白釉、黄釉、褐釉、黑釉、紫釉、红釉、绿釉、金花、鹧鸪斑、加彩、白釉刻划印花、黑釉白花、褐釉刻印花、黑釉刻印花、白釉剔绘黄花、内外刻花、内外划花、内外印花、外刻内印花、白釉酱口、黑釉酱口、豆青地剔白花、白地绘黑釉花、唐三彩、咖啡色釉绘花、白釉剔黑花、青釉剔划白花、白釉黑花等。
定窑瓷器纹饰
定窑瓷器纹饰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其次，定窑还有大量的动物纹饰，主要有牛、鹿、鸳鸯、麒麟、龙凤、狮子和飞龙等。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的器物中心，祥云围绕，独龙为多，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飞龙身形矫健，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龙尾与后腿缠绕，龙嘴露齿，欲吞火球，背有鳍，身刻鱼鳞纹，龙须飘动，龙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其装饰水平与盘、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
划花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印花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定窑白釉孩儿枕，宋，高18.3cm，长30cm，宽18.3cm。
枕作孩儿伏卧于榻上状，以孩儿背作枕面。孩儿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身穿长袍，外罩坎肩，长衣下部印团花纹。榻为长圆形，周边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一面开光内凸起螭龙，开光外为如意云头纹，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面亦为如意云头纹。枕身釉呈牙白色。底素胎，有两孔。
定窑匠师独具匠心，将瓷枕塑造成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男孩儿形象。孩童眉清目秀，眼睛圆而有神，神情悠闲得意。整件作品线条柔和流畅，细部的刻画极为生动传神，成为中国古代瓷器中的名品。
古人喜欢使用玉枕、瓷枕，因为玉、瓷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的作用。宋代瓷枕盛行，南北方瓷窑普遍烧造，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品种有白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珍珠地划花、白釉黑花、黑釉、青釉、青白釉、黄釉、绿釉、三彩等。造型有长方形、八方形、银锭形、腰圆形、如意形、虎形、狮形、孩儿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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