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定窑。
笔者初见此瓶即为其造型之秀美所震撼，开始以为是磁州窑之物，后经与藏友对其胎、釉的仔细鉴别，基本可确定为定窑之器。其中体会可供同好者借鉴，鉴赏观点还望识者首肯。识器鉴品知真伪。该器高为29厘米，小口，短颈，丰肩，腹收，圈足，小底，外剔刻多道弦纹。该瓶气势雄浑，器型饱满，俏丽俊美，为典型宋早期传统瓶式，无可挑剔。虽为通体白釉，但受后期条件的改造已使其面目全非，这也是初看似磁州窑的原因。其釉色已成为不均匀淡紫色斑状，平添了几分紫霞般的美丽，显然是在以干燥为主、水浸相助的氛围造就的结果。这种典型而又奇特的出土迹象耐人寻味，确定其为真品，当无问题。
排比之法识窑口。笔者根据文献对磁州窑和定窑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如两窑系的胎土存在较大差异：磁州窑虽跨域广泛，但其胎土基本可分为灰色、褐色两种类型，故为弥补这一缺陷，通常采用化妆土装饰，这是磁州窑的典型特征。而该器为典型白胎，虽与定窑器相符，但确也施加了化妆土，这最使人迷惑。据文献记载，定窑在晚唐五代至宋早期和金以后的晚期，因胎土淘制不精细，也有施加化妆土的特定时期。再细观此器，胎土确稍粗，并略含杂质，故施加了化妆土恰恰符合定窑早期的工艺特征。两大窑系的釉色也存在诸多不同，以两系均采用的剔刻划花为例：磁州窑采用施加化妆土—剔刻—施透明釉的工艺，釉有开片特征。而定窑因胎土较白，则采取剔刻—施微透明乳釉工艺，不开片，其流釉（泪痕）现象为定窑所特有。而该梅瓶在有流釉痕和不开片的基本特征上与定窑器完全吻合。
梅瓶，最早流行于宋早期，时称“经瓶”。《侯靖录》曾有：“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盛酒以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由此可知，梅瓶为宋时的实用盛酒器。“梅瓶”之称，较牵强的说法是因其口小仅可容插梅枝，故名。资料显示，定窑器出土于塔基佛教地宫中最多，这与其高档的品质和整器素白淡雅有关。但独不见梅瓶，显然怕沾了“酒”气，事佛不敬。有记载的定窑梅瓶均出于高贵的墓葬中，故为数十分珍稀。梅瓶在后世元明清时期也为常见器型，虽已失去了盛器之功能，转变为摆设器，但就器型之美而言，以宋为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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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
宋 定窑暗刻花卉圆盒
尺寸: 直径11.8cm
估价: RMB 6-8（万元）
金 定窑白釉葵口折沿锦鸡花瓜果纹印花菊瓣盘葵口折沿,浅圈足,覆烧,胎薄体轻,釉泛牙黄色,内模印锦鸡瓜果纹,为金代定窑上等之作品,传世难得,口沿小磕。
尺寸: 直径21cm
估价: RMB 5-8（万元）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一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quot;、"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 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清康熙 仿定窑白釉刻饕餮纹洗口瓶
尺寸: 高20.4cm
估价: HK$ 28-35（万元）
成交价:HK$ 58.75（万元）（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quot;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quot;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定窑概述
宋定窑划花莲华螭纹碗
定窑瓷器，若从窑址发现遗物来看，始烧年代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最晚到明宣德年间，定窑仍有生产，定窑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南北朝到唐代早期，这阶段定窑的主要产品是北方青瓷，到了这一阶段末期，黄釉粗灰胎瓷成为主流。
第二阶段是唐代中期，这一阶段，定窑出现粗白瓷，烧造方法出现支烧，器形以饼足尖唇碗居多，胎色灰白，多施化妆土。
第三阶段是唐代晚期到北宋早期，这一阶段是定窑白瓷的成熟期，这一阶段定窑出现大量的细白瓷，胎骨洁白细腻坚致，器形开始多样化，器壁变薄，匣钵垫烧为主流生产方式，烧造气氛多以还原焰为主，故釉色白中泛青，从瓷质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定瓷的质量最高。
宋定窑划花鱼纹大碗
第四阶段从北宋中期到北宋晚期，是定窑的全面发展期，这时期定窑出现刻划花装饰手法并成为主流，定窑成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时期提高生产效率的覆烧法出现，并大规模应用，但是瓷质，火温较前期有所下降，烧成气氛多为氧化焰，故釉色白中泛黄，这时期，定窑的色釉瓷器继续发展，酱色釉和黑色釉白瓷继续生产，数量较之前增多。
当代定窑刻花醉芙蓉杯
第五阶段从北宋晚期到金代，这一时期定窑高质量瓷土趋于枯竭，瓷质进一步下降，覆烧法继续沿用，但是也出现了涩圈垫烧的新方法，这时期借鉴于定州缂丝艺术的印花法广泛应用，并取代了之前刻划花的主流地位，同时因为白瓷土的枯竭，定窑出现了一些施加化妆土的剔花作品，应归为磁州窑系。
第六阶段从元代到明早期，这时期是定窑的衰落期，细白瓷基本已经不见，多是粗瓷。
定窑与定窑系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一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三） 定窑覆烧工艺
覆烧是宋代瓷器的装烧方法之一，是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因此称为覆烧，是河北曲阳定窑首先创造成的。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这就是覆烧方法为什么得到普遍推广的主要原因。
定窑覆烧方法一般认为始于北宋，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一百多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盘碗却是普通匣钵装烧，覆烧还未出现；文献提到北宋宫廷不用定瓷，是因为有芒。芒是指用覆烧方法而出现部无釉的缺点，定窑创用覆烧法的时间似在北宋的中期。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局”、“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前刻在坯足上。定窑瓷器传世品中有些铭文是宫廷玉工刻的。这类铭文都与宫殿建筑有关，如“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装饰，传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里绘建筑花卉，碗里口题有四句七言诗；一件为“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书“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书“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二 山西平定窑
平定窑最早见于明人李贤《大明一统治》⑥，陆应旸《广舆记》及清代文献多因之，旧有西窑之称。但据明清两代文献所记，仅知产瓷，具体烧窑情况都语焉不详。1977年发现了平定窑的窑址。
窑址共发现两处，初步判明始烧于唐，经五代、宋而终于金，有五百多年历史。平定窑地距河北邢窑、定窑较近，造型、胎釉有很多共同之点，烧瓷也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瓷器；碗足具有晚唐玉壁底的特征。晚唐五代的唇口碗与花口缸等器物也常见。宋代白瓷的风格。定窑产量最大的折腰盘，这里也有发现，甚至定窑产量不多的黑印花器，平定窑也烧制，可知两窑属于同一窑系。
三 山西盂县窑
盂县窑最早见于《元一统志》：“石甘有窑十处在盂州”。《永乐大典》记录比较具体，也只说：“盂县磁窑一座，在县东南三十里”》1977年在磁窑坡发现了窑址。盂县窑烧白瓷为主，有印花、刻花装饰。印花有莲花、牡丹纹等，莲花纹有不同布局。刻花装饰有两种，一种为粗线条，一种为刻花结合篦划纹，有莲花、鸟纹等；也有镂空装饰器足。装烧瓷器窑具采用定窑覆烧的组合垫圈。盂县窑烧瓷始于宋代。山西地区金代瓷窑普遍采用碗心一圈乔釉叠烧法，盂县窑也大量烧制这种碗，盂县窑下限止于金，应有近300年历史。盂县窑亦因地距定窑较近，造型、纹饰、烧成工艺受定窑影响，属定窑系瓷窑。盂县与平定同属太原路，而且距离甚近，但两窑烧瓷品种相同的却很少，还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 山西阳城窑
阳城窑过去以烧阳城罐知名。关于它的历史，文献很少提到。近两年来，山西省陶瓷史编写组进行普查，在阳城县东关外的窑畔间发同了一处窑址。阳城窑宋代以烧白瓷为主，标本中也有白釉黑彩小俑。白瓷主要是盘碗等器，有折腰盘，显系仿定产品。定窑大量生产的盖缸一类器皿，这里也有发现。标本中有两种盖，一种为刻花菊瓣纹，一种光素无纹饰，盖平沿，盖顶有瓜蒂小纽，与定窑特征相同。阳城窑瓷器胎较灰，为了增加白度，都敷一层白化妆土，做法与河南及河北磁州窑同类器皿大体相同。定窑器胎土较白，不需要敷白化妆土，这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烧法上阳城窑白瓷有的用单件装匣钵，有的用五支钉叠烧，碗里碗足大都留有支钉痕。支钉较山西地区其他瓷窑大，是阳城窑的一个特征。
五 介休窑
介休窑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发现。介休窑创烧于宋初，历金、元、明、清数代，烧瓷达千年之久，在北方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介休窑宋代烧瓷品种比较丰富，除以白釉为主外，还有黑釉和白釉釉下褐彩。装饰有印花、釉下彩绘、釉下彩绘划花和镂雕等我种技法。白釉以盘碗数量最多，早期器物有多种造型，胎较厚，器足部处理具有浓厚的地区特色，晚期印花白瓷受定窑影响，纹饰布局完美，线条清晰。窑址采集品中有残印模一件，为婴戏牡丹纹，构图布局与定窑讲求均衡对称不同。印花白瓷较多的小件盏洗，盏里多印缠枝花卉，盏心及圈足各有三个支痕，这是介休窑的独特支烧方法。介休窑印花时饰还大量运用于褐釉盘、碗、洗等器物。碗里多为缠枝花卉，盘、洗则四面饰以婴戏荡船纹。这种纹饰布局仅见之于介休窑，题材新颖，极富生活气息。这类黑褐釉印花器的器里都有一圈无血肉，具有金代制作特征。
六 四川彭县窑
彭县窑不见记载，窑址是1976年发现的。窑址在县西北三十八公里的磁峰公社，1977年进行了试掘，对彭县窑的烧瓷年代，制瓷工艺特点有了初步认识。四川地区唐代有大邑窑，以白瓷精美而博得杜甫的先赞赏。但大邑窑迄今未发现。彭县窑专烧白瓷，是四川省发现的唯一烧白瓷的窑址，对了解古代四川地区的前期白瓷可作参考。
窑址出土的标本有精粗之分，精者有的釉洁白，粗者呈灰白色；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刻花以双鱼纹最多，还有折枝莲、花时、缠枝牡丹、莲瓣、萱草纹等。刻、划并用，与定窑具有共同风格。印花纹饰以花鸟为主，如飞鸟衔草、凤穿牡丹、莲池鱼鹅、鹅戏莲、孔雀、鹰及各种折枝花卉，纹饰都在器物的里部，布局取材都与定窑风格相近。
彭县所见标本完整器物较烽，1953年彭县金口乡出土一件白碗，碗口外部划刻有“彭州金城乡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盏供献售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三十三字，明记此碗的烧造地点及窑业主姓名。彭县唐到元称彭州，金城乡即今磁峰旧名。这是一件唯一有确凿铭文可考的彭县窑白瓷。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彭县窑印花碗数件，碗里印花卉纹饰。彭县印花白瓷都用砂柱支烧，碗里中心留有一圈砂粒，这是它的美中不足之处。
论金代磁州窑
中国河北省南部的磁州窑，即观台窑、冶子窑、艾口窑、彭城窑等窑场，和与它相类似的烧制白化妆陶瓷的河南省鹤壁窑、修武窑、密县窑、禹县窑扒村窑、宝丰窑、鲁山窑，处介休窑、榆次窑、第治窑等，山东省淄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省萧山窑等窑同类制品一般都以磁州窑名称呼，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上述窑唐末、五代时期开始生产民众使用的生活器皿，在北宋时期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制作风格，并烧出精美的优秀制品。但是有明确年款和遗留作品甚少，故唯依照多项推论方能寻觅其制作风格的主脉。尤其是金代磁州窑陶瓷，与其它诸窑一样迄今几乎未作过具体研讨。生产日用杂器的磁州窑与青瓷、白瓷不同，其用作入葬明器少，年代明确的磁州窑陶瓷罕见。首先研究金代磁州窑是1958年进行的观台窑址调查。由于是临近土木工程前的紧急调查，仅在地沟以下五米深处找到七层地层，第一~第二层为元代、第三层为金代、第四层以下为北订时代。在第三层年代确定的线索为出土了金代正隆钱币，制作风格比元代地层远为优美。出土的纹饰瓷片中，刻划花草花纹饰碗、盘类较多，刻划花为始于北宋的装饰技法。照片中有刻花莲花纹钵、地纹为梳蓖纹，使主体纹饰更为突出。此种技法亦见于巨鹿出土陶瓷中。可以说在12世纪刻划花纹饰很流行。只是窑址出土的纹样粗放，很可能是12世纪后的产品。白地剔花与使用铁颜料的白地剔花在金代也很流行，但仍缺乏确实的根据。非常优越地体现金代磁州窑特色而引人注目的是毛笔绘画的白地黑花。白地黑花技法始于北宋末期，但在金、元时期最流行。金代初期出现许多制品。但现在仍然缺少区别北宋后期与金代初期白地黑花的线索。白地黑花纹饰如意头形枕中可看到装饰味很浓。日本大和文化馆藏鲶鱼纹枕、欧洲布朗迪基博物馆藏纹枕，日本箱根美术馆藏牡丹蝶纹枕样等都是在大块白地上以黑色轮廊子分明地表现主题纹饰，再以刻划表现纹饰的细微部分。这种的黑花纹饰与白地黑剔花很相似。笔法流畅更添加自由活泼的气氛。加入剔线的白地黑花陶瓷一直流行到元、明代。金代白地黑地蓖花的魅力在于其舒畅、恬静。后世蓖花纹则显粗糙、紊乱。金代12世纪磁州窑的制作风格有鱼藻纹深钵、蝶纹钵、牡丹纹吐鲁瓶、鱼藻纹吐鲁瓶等类似许多优美制品。12世纪白地黑花制品，有一件可作重要比照物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虎形枕，枕底面写有"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口家"墨写文字，可推为制于1162年以前。此枕上的墨款曾感到有些靠不住，但前些年在美国有机会目睹同类枕，从其雄健的制作风格可看作是12世纪后的作品。尤其枕面的水鸟图笔法娴熟简练，优雅地表现出悠闲的水边情趣味。鸟纹样常出现在枕画上，即使有细微差别，但都是金代作品。收藏于美国的虎形枕面上绘出的停立枝头的鸟纹样，画风稍显粗略。与此相同画风的鸟纹样出现在有"张家枕"铭款的瓷枕上。以此类枕为比照，另外几件"张家枕"或"张家造"款的瓷枕均可看作属12世纪后期或13世纪初的作品。还有一件带铭款的白地黑花三人物枕藏于费拉黛尔匪亚美术馆，铭款写"大写十八年(1187)仍然是12世纪后半期作品。纹饰以轻松笔触绘成白描风格，是有画尖的工匠或画匠消遣性作画，很难再看到第二件。仅用线条以白描绘人物的瓷枕很多，其中大多是金代之作。以细密笔触将山水画、故事情节中的人物画以白描绘在长方形瓷枕类的制品均属元代作品，与此类追认的画风为13世纪后半期。白地黑花瓷枕中有的枕面画有花鸟画，枕侧则大笔绘出草叶纹。此类草叶纹多出现于河南禹县扒村窑品，若将此类瓷枕花鸟定为金代之作，那么绘类似草叶纹的瓶、壶、钵等亦属同时期作品。整体绘草叶纹的瓶等制品上，其舒畅欢快的笔调形成白地上浮现漆黑纹饰的情趣，更能充分显示出此一时期磁州窑的美。还有以迅急笔法绘出牡丹折枝纹的梅瓶类，因其颇具魅力的意匠而受人珍视。也在有瓶身刻划文字，以梳篦纹地、上下还快笔绘有黑花的制品。此类作品过去均被看作北宋作品，但从其与瓷枕联系来看应当是金代作品。有铭款的马罗博物馆藏的大师傅口瓶，上?quot;淳佑11年"(1254)墨书文字。黑花草叶纹很简略，似属晚期作品。与其相比远为拘谨却雄浑有力绘出的牡丹纹瓶类，不妨看作12世纪的作品。此种绘风或许简便，快速。但纹样翻转且笔划很少，显示出最有效的形式。日本横河博物馆藏牡丹纹瓶是很好例作，它与现代日本人纹饰类似Ｕ庵只娣缱啡弦欢刃纬杉丛诤艹な奔洳捎霉Ｑ讣被婊暮诨ㄎ蒲谡鼋鸫恢绷餍泄?推断黑花年代的又一线索是宋红绿彩陶瓷。即以红、绿作釉上彩绘的磁州窑制品类别。根据某些制品上"泰和"、"正大"铭款，可以为属于13世纪初到中期制作的金代红绿彩。以碗、盘多，时代稍晚的陶俑类也很多。其产地据冯先铭先生研究有河南鹤壁窑、禹县扒村窑、登土壤曲河窑，山西高平八义镇窑、山东德州窑等。山东淄博磁村窑也出土过红绿彩。上述五处窑场红绿彩各具何种特征？制作时间孰先孰后？陶俑所占比例？尚有很多疑问。宋红绿彩的产地问题应该说还是很暧昧的。从遗品看，细微之处的制作风格有各种差别。主题纹样在技法上的表现方法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的制作风格变幻与展开。对此笔者重作评论：我认为宋红绿彩纹样形式大致分为两、三种，不会有更多品种。如颜色采用、纹样多以红画出，再加以绿补色，时而使用极少量的黄，完全是附加色彩。纹样表现分两种：一是取轮廓绘画，二是直接以笔腹绘画。红绿交叉使用此两种画法。各行其是简便，属简略画风表现。纹样常以简便、形式化绘出的具有流畅、动感、急感的线条，与鲜艳的色调一直构成纹样主题。红绿彩画风与白地黑花有许多相同处。它没有与刻划花与白地黑剔花技法结合，而与黑花方法各有千秋。从红绿彩简便与形式化画风观察，可以想象它继黑花流行后将其成果以更扩展的形式重开新篇章。红绿彩生产时间，根据泰和元年(1201)和正大七年(1230)墨款遗例，属13世纪作品。从金元出土文物看，此种遗例甚少。山西侯马金墓出土一件中央写有"清"字的红绿彩碗。该墓用砖与附近有大安4年（1212）题证墓葬用砖相同，故可推断为13世纪前半期作品。蒙古国卡拉克尔木遗址曾出土许多宋红绿彩碗、盘碎片。该遗址为蒙古第二代太宗(窝阔台汗)1235年初建城池之地。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将都城移到大都(北京)，不久成为地区性小城市。此地盛时为13世纪中叶，但此地亦出土有被认为是14世纪产品的元青花与青瓷碎片，故宋红绿彩年代尚不能确定其下限年代。其上限可定为13世纪上叶。主要生产时期基本在13世纪。金代磁州窑系窑场均生产过华美的宋三彩陶瓷。当然它承继了唐末、五代三彩的系谱，也是辽三彩的延续。现在尚无严格的区分出金三彩的线索，暂以宋三彩称呼。金代遗址中亦有少量墨书款金代三彩陶瓷。其制作风格与特色，如若确定为金三彩，即应研究其下限与及它同元三彩的区别。因此眼下对宋三彩与无彩的研究往往取折衷的方法。1956年西安郊外有至元三年(1266)墓志的段继荣夫妇墓出土的一件三彩瓷枕。近来蓑丰以其为主要线索将马发罗科罗博物馆藏三彩婴戏纹枕等定为金三彩。不过在横河博物馆藏至元6年墨书铭三彩兔纹碟及至元3年枕之间，如果插入蓑丰氏谈到的维克多得亚阿尔马特美术馆的兔纹碟，就可以搞清楚元代初期13世纪后半期一批三彩作品的年代问题。如是说蓑丰谈到的金三彩瓷枕不如说定为无三彩更为妥贴。中国方面的文献将北京房山、河南济源等地发现的类似瓷枕均介绍为宋三彩。报告举出确定年代的根据。中国研究人员似乎统一这一见解而通用。美物罗帕里坦美术馆藏有一件瓷枕，枕面绘鸟纹，侧面为印纹。瑞典与日本都藏有此类瓷枕。枕侧面印花有斜格子纹，也有相类似的如广田博物馆藏的牡丹纹枕。蓑丰将此类印花全部定为金代后期，13世纪的三彩。不过笔者认为仍然无法否定它们有可能上溯到12世纪，应该说磁州窑三彩陶瓷仍然留下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精致雅丽磁州窑
磁州是我国北方一个影响较大的民间瓷窑，器物胎体较粗糙厚重，胎色呈灰白或灰褐色，为适应粗瓷细作的需要，大量使用化妆土。器物多为民间用瓷，如碗、盘、枕、盆及玩具等。磁州窑产品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在宋（金）代瓷中独树一帜。在装饰方面，除刻花、印花、剔花之外，尤以釉下黑彩彩绘最富特色。这种装饰方法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水墨画风韵。
宋磁州窑白釉刻花纹枕（图1）。枕面为宋磁州窑流行的云头形。主题花纹采用刻花技法，有云纹、卷叶纹、钱纹。在这些纹饰的间隙部位划出复线，一般称为篦纹。这种纹饰补白效果极佳，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工艺上技法娴熟、刀锋犀利；线条流畅，形象生动。
元代磁州窑瓷器在宋（金）代基础上继续扩大生产，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西、甘肃等地广泛烧制。其窑系以烧造白瓷及白釉黑花瓷为主。器物造型硕大，胎体厚重，具有元代的时代气息。瓷器的装饰仍保持宋（金）以来的传统，从民间艺术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各式各样的图案都显得鲜活、自然豪放，题材都是广大人民所熟悉的，有历史人物故事、婴戏、龙凤、飞禽、花卉等。
磁州窑白釉黑花龙凤纹扁瓶壶（图2）。扁瓶壶为元所创，具有典型的蒙古族的独特风格。腹部扁平微鼓，两侧分别用黑彩绘出祥云龙凤纹，再以锐器划出鳞纹和羽毛。腹部大龙张口吐舌，双目圆睁，龙身扭曲，鳞爪清晰，形象矫健生动。腹侧绘卷草纹。白地黑花又称白釉铁锈花，是磁州特有的装饰技法。其特点是由单色绘画而成，具有古拙朴实和遒劲雄浑的风格，反映典型时代的气息。
磁州窑始烧于宋（金），元末渐趋衰落。产品以烧白瓷黑瓷为主，以白釉黑花为主要特征，是宋（金）、元北方民窑的杰出代表。其器型线条流畅、风格豪放，装饰题材丰富，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这一别具风格的手法，使之更觉精致雅气，深得收藏家的喜爱
定窑介绍
定窑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公认的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历史学家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最古的瓷器》一文中曾谈到：世之言瓷者，以为宋世有瓷，且以定、汝、官、哥、均为宋代五大名窑，推而上之以柴、汝、官、哥、定为中国五大名窑。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是北方白瓷的杰出代表。经过叶麟趾先生提示、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踏访，再加上墓葬塔基定窑文物的出土，学者们孜孜不倦深入研究，特别是近年窑址考古工作的开展，逐渐揭开了定窑的神秘面纱。
尚药局款盒盖（北宋晚）
定窑的历史地位
定窑是精细白瓷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窑场，北宋时期取代了邢窑的白瓷地位，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这些精细白瓷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品味，成为他们所关注和青睐的器物。许多定瓷精品被征入宫廷，供皇帝贵胄使用赏玩，因此，定窑也被各地瓷窑纷纷仿效，对南北方的诸多窑场，如周边的山西介休窑、平定窑、北京龙泉务窑等窑场，甚至江西的景德镇、四川的彭县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窑场仿造定窑的瓷器，通常被人们称为仿定器，由于定窑在精细白瓷生产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因而这些不同地区采用定窑的工艺生产的精细白瓷被命名为“定窑系”(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229页)。
定窑瓷器流布范围很广，考古发现东到我国东北的辽宁，北到内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陕西等地都发现有定瓷出土。即使在宋金对峙时期，也未阻断定瓷的流通，近年来在杭州市开展的南宋都城临安城考古的许多重要发现，如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府衙署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等，南宋地层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窑瓷器，许多瓷器还带有宫廷使用的款识(马时雍主编《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过不少北宋时期的定窑瓷片(三上次男《中世中国とエジプト—ト遗迹出土の中国陶瓷を中心として》，载出光美术馆《陶瓷の东西交流》，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90年，84-99页)非洲的东海岸以及东南亚等地也都发现有定窑的瓷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发现有定瓷(冯先铭《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第113页)。有的还有铭文，说明定窑的产品行销海内外，战争和大洋都没能阻当住定瓷的吸引力，可见在内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定窑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定窑遗址的保护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定窑遗址公布为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85年，曲阳县人民政府在定窑遗址设立了专门保护机构“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专门的重要遗迹保护展示棚。1988年，国务院公布定窑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
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和文物部门对定窑遗址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管理工作。制作遗址保护规划、支持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和保护、大力扶持复仿制品产业的发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养出了定瓷制作大师陈文增等制瓷名人， 2006年“定瓷烧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投资拍摄了“定窑考工记”纪录片，提出了建设定窑考古遗址公园的计划等，正在稳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白釉凤首壶(晚唐)
发现定窑
有关定窑的文献记载很丰富，时代最早的当属现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处铭文包括有：“冶将”“冶副将”“都知瓷窑”等与瓷窑管理有关的官职名称(王丽敏等《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条被定瓷研究者们广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内容中出现了“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瓷窑税务官职衔，龙泉镇即今定窑窑址所在地(董涛撰、周斯億等修《光绪曲阳县志》，光绪三十年曲阳小学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阳已存在制瓷业并受官府的监管。五代还出现了税务使收取课税，不仅证明确有瓷窑，而且规模可观，管理有序。古代瓷窑址一般以州命窑，曲阳古属定州管辖，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称为定窑。
有人做过专门的统计，宋至清时期文献和方志中有关定窑的记载三十余条，元朝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刘祁《归潜志》，卷八“联句亦诗中难事”条，中华书局，1983年)。刘氏所言的“花瓷瓯”是指定窑白瓷上那种以模印、刻画为主的装饰而言，其工巧富丽的程度，与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逊色，可谓独步一时冠绝当世。宋代大文豪苏轼赞誉定瓷：“定州花瓷琢红玉”(苏轼著《苏东坡集》(上)，卷三“试院煎茶”，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43页)。苏东坡北宋元祐年间曾知定州，对辖区内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饮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与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给定瓷以极高的评价，把定瓷与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认为皆为“天下第一”的名牌产品。《邵氏闻见录》中记有宋仁宗一日去张贵妃处，见宫内陈设有一件“定州红瓷器”，仁宗问怎么来的，贵妃回应说是某大臣所献，皇帝听后震怒，训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馈赠。说明定窑不仅白瓷天下知名，也产红瓷器，且在当时也属珍贵物品，并为达官贵人所喜爱(邵伯温撰《邵氏闻见录》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页)。
定窑虽因其在中国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屡见于文献记载，但由于窑火的熄灭，遗址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人们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定州本地并没有发现窑址，窑址遗迹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本〕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会》，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的叶麟趾先生，这位背负实业报国留洋归来的学者，决心揭开这个历史之迷，他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首次报道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即涧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第10页)。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据《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的记载，跟着日军扫荡的队伍进入了曲阳，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调查，获取了一定数量的瓷片，同年他以《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为题报告了窑址的情况(〔日本〕小山富士夫《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这批材料后来由东京根津美术馆结集出版(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瓷》，东京，小学馆，1983年)。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复查，从刻花、划花、印花、泪痕以及细腻洁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确认了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即史载的定窑遗址所在地(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采集到近两千瓷片标本，并初步判明了始烧的年代，认为唐代开始烧白瓷，五代时期有较大发展，宋代为极盛时期(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
定窑白釉茶炉（晚唐-五代）
定瓷之美
定窑白瓷唐代时就堪与邢窑媲美，宋到金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定窑的白瓷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定瓷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00oC以上，高于一般成瓷的1250oC，所以定瓷比其他窑烧出的瓷胎更坚致。定瓷的胎料经过精心加工，因此产品烧成后胎质细腻温润。定窑烧制白瓷为主，由于釉料中氧化钛含量较高，加之用氧化焰烧成，故釉色多白中泛黄，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给人以柔和悦目、温润恬静之美感，因此也被人誉为：中和之美。
白瓷乃彩瓷之母，定窑除烧制白瓷外，还兼烧白釉黑彩、黑釉、酱釉和低温铅绿釉、铅黄釉两色釉彩瓷等，定窑还生产三彩器物。黑酱、芝麻酱色釉瓷即是文献记载的“黑定”和“紫定”，更受时人的欢迎，价格皆高于白定。
定窑瓷器的装饰手法多样，主要有塑贴、刻花、划花、印花和描金花等。此外，定窑模制器物，剔花、黑剔花也有少量生产，以金代的装饰手法最丰富。定窑纹样有花卉纹、莲瓣纹、海水纹、云龙纹、禽鸟、游鱼、走兽等，丰富多样。其装饰构图简练，线条明快，层次分明，纹样清晰，图案布局富于变化，独具一格。定窑装饰技法中，印花最为人称道，在宋、金时期所有使用的印花装饰的瓷窑中，定窑以高超的技艺独占鳌头，被推为印花之冠。所见传世的印花花鸟图盘，内壁上的两孔雀之间以一枝牡丹相隔，盘心配以鸳鸯牡丹，图案优美宛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画。印花龙纹标本窑址多见，造型多数为盘，盘内满印云纹，盘心印一条姿态矫健的三爪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张牙舞爪，栩栩如生。
定窑瓷器的造型很丰富，除祭器、玩具和佛事用具等外，大量的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碗、盘、杯、碟、盏、盒、洗、壶、罐、瓶、枕、炉等。定窑的高端产品造型精美，有枕等生活用具，也有佛事用具等。如在定县出土的一件白釉刻划花莲瓣纹龙首净瓶，高达60.9厘米，通体刻花，肩部刻三重覆莲瓣纹，上腹部刻缠枝菊纹，腹中部以下又刻有四重仰莲瓣，堪称北宋早期定瓷的代表作。层次明快、饱满、优美，有浅浮雕之立体感，是国宝级的文物之一。定窑最精美著名的产品当属白釉孩儿枕，两岸故宫均有收藏。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及“新官”字款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可见定窑之美也受到了官家的喜爱。
乾隆皇帝开创康乾盛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喜欢艺术收藏的帝王，在位期间共刊印《御制诗集》五部，也做了大量咏瓷诗，有的诗皇帝会旨令宫廷匠师将其镌刻在器物上，部分流传至今。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到四十年间，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可见对其喜爱。孩儿枕是定瓷中的珍品，已知存世三件，故宫博物院一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造型如出一辙。此藏品深得乾隆帝的厚爱，在其咏定瓷的诗中，以孩儿枕题材为最多，共计11首，仅有台北故宫一件外底上刻有《咏定窑睡孩儿枕》御制诗：“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榻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签劳”(《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诗四集·卷13·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咏定瓷的诗计存有三十二首，可见其对定瓷之美也很钟情。
紫定瓶（北宋晚期）
考古定窑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对定窑进行了考察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对定窑窑址进行了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对定窑进行了初步分期。80年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对定窑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公布。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从城市、墓葬、窖藏、塔基等各种古代遗迹中出土定窑瓷器资料不断积累，使人们对定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涧磁村的地理位置、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窑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层的堆积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并试掘了420平方米，清理灰坑5处，残窑1座，残墙2堵和瓷泥槽2处，共出土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与窑具26件，铜钱67枚。此外，调查中还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时期的遗物35件(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08期，394-412页)。
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分别对北镇村和涧磁村北涧磁岭的3个地点以及燕川村、野北村窑址区的4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了将近2000平方米，出土上万件器物。这次发掘的报告虽然尚未发表，但有些基本的信息可从年鉴上窥见一斑，具体的发掘情况如下：1985年在北镇村发掘450平方米。本年的发掘出土的主要是唐代的器物，应该是定窑最早的遗存，在晚期的地层中还出土有印模。1986年集中在涧磁岭发掘，共开5×5的探方9个，后发现窑炉、作坊遗迹后扩方，最终发掘面积达到900多平方米。这次发掘的收获十分丰富，清理了窑炉、作坊、碾槽等遗迹，出土了从唐、五代到金代的大批遗物，现在这处遗迹已修建了保护展示棚即“定窑遗址博物馆”；1987年，发掘集中在燕川、野北窑区，位于灵山镇之西，距涧磁村窑区约10公里，发掘共分三个地点，发掘面积425平方米，清理窑炉一座，出土有金元时期的器物，其中带有“尚食局”款的金代器物，遗存均应为金元时期。(刘世枢《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90-9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12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世枢“涧磁村定窑遗址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261-2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此后，在基本建设等过程中又抢救性清理了部分遗存和墓葬，大致为：1988年，涧磁村在修建硫酸铝厂时出土了大量的金代器物，文物部门调查收集了部分遗物，其中也有一些带有“尚食局”款的器物，使人们初步了解的金代贡御器物的面貌；1991年，为配合从遗址区通过的村际公路的修建，清理了2座五代时期的窑炉，印证了早年调查发现的一座五代窑炉的形制，证明其是以柴为燃料的窑炉；1997年，麦收季节，在涧磁岭向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被盗，但盗墓贼尚未挖到器物，定窑遗址保管所闻讯后立即赶往现场，并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此墓的棺床在墓葬北部，棺床东部、西部的局部地区遭到盗挖，棺床前部右侧的区域末被盗挖，而庆幸的是恰在此区域出土了36件晚唐时期至为精美的定瓷，包括2件三彩器，其中一件塔式罐，高约60－70厘米，一把绿釉凤首壶；还有一把白釉凤首壶，两件白釉塔式罐，另有茶碾、耳杯1件等。这批器物成为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的标志性产品；2002年，为修建定窑遗址博物馆，在棚的柱基部位清理出带“官”字款的3件粉盒，及精美的刻花和印花瓷片，疑为一座土坑墓的随葬品；2005年，建设保护棚时，在遗址西侧挖地基时清理了1座北宋后期窑炉，此窑炉现在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2页)
白釉龙首莲纹大净瓶（金早期）
曲阳涧磁定窑遗址
定窑创烧于何时，是隋代或唐初，还是唐中晚期，是官窑，还是民窑，贡御时间有多长，工艺的改进和创新情况，元代定窑的概貌，时至新世纪尚无确切的定论，为了解决这些学术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9秋冬之季，对定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在4个地点布方21个，加上遇到遗迹进行的扩方面积，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揭开了定窑的历史谜团，因此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考古发现并清理了从中晚唐到元代各个时期的地层，自中晚唐到金末，定窑一直盛烧，到元代继续烧造。因此文化层很厚、很丰富，从2、3米到8、9米不等。其中以往从其他考古材料并不十分了解的中晚唐、北宋中期和元代地层的清理，为我们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金代的文化层普遍很厚，出土物丰富，说明金代是定窑瓷器烧造历史中生产规模最大的时期，但是，器物的质量比北宋时期有所下降。
大体可以判定定窑的始、终烧时间，我们在不同发掘地点的8、9个探方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层，其下即为生土，并出土有中唐时期特征的碗、执壶残片等，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使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定窑的创烧时代在中晚唐时期，早不过中唐。以往关于定窑的创烧时间有初唐和隋代说，都还缺少考古依据。又通过对燕川附近的野北、杏子沟等地的地面调查，发现了大量的元代遗物，可知定窑在元代烧造规模仍较大，但产品质量下降，与宋金时期的精美定瓷已相差甚远。
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窑各时期贡御情况的重要遗物，如五代、宋初地层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层中的带“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金代地层中的“尚食局”，“东宫”款盘等。宋金时宫中设立六尚局为宫中服务，“尚食局”“尚药局”是其中的两个，“东宫”则是当时太子的宫殿，说明自五代、历宋至金代，定窑都在为宫廷烧制瓷器。这些带款识的器物多为贡御的器物，考古发现生产这类器物的地点在定窑遗址中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涧磁岭地区产品质量最高，器物种类最丰富。但即使是在集中出土这些官用器物的地点，也还同时生产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类产品。由此推测这种官作制度似乎是由许多水平较高的窑户承造官用的精致产品，同时其还从事商品生产的体制(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
北宋中期以后，窑炉燃料用煤，火膛发现有烧过的煤渣，定窑同时也是北方地区最早采用煤为燃料烧瓷的窑场，印证了定窑创新了烧制工艺，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生产薄胎瓷器，就必须努力克服烧成中器物变形的问题，所以定窑发明了覆烧工艺。定窑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同时也出土了大批量的不同形状的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用碗形支圈和环形支圈承托器物的口部入窑烧制即采用覆烧工艺，这种工艺首先解决了器物变形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覆烧的装窑密度大于一般的叠烧，特别是匣钵单烧，因此极大的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采用覆烧工艺可以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刘新园《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考古》，1974年06期，24-31页)。在定窑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支圈，特别是在涧西区和燕川区，有堆积如山的支圈窑业堆积。定窑发明的覆烧工艺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对整个瓷器业生产的繁荣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北方生产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贡御时间最长的瓷窑场，是中国古代白瓷生产中最具代表性的杰出窑场。白瓷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瓷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998年，1-9页)，对世界文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白瓷的发展史中，定窑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综观定窑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定窑遗址无疑是一座宝库，一座丰碑，它沉淀并代表着一项创造性的天才杰作和独特的艺术与美学成就。
磁州窑址
在今河北磁县，宋属磁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终于明代。产品以烧白瓷、黑瓷为主，品种繁多，有白釉黑花、白釉酱彩、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珍珠地划花、绿釉黑彩、红绿彩等等，以白釉黑花为主要特征，是宋代北方民窑的代表。
其产品特征和鉴定要领是：（ 1） 胎有两种，一种质地坚细，呈灰白色；另一种质地粗松，呈红褐色。（2） 白釉是奶白色，不太透明。（3）普遍使用化妆土，器内一般多不挂釉。（4）以生产瓶、罐、盒、碗、缸、瓮、枕等日用品为主，还生产玩具。枕以长方形和如意头枕面方座两种形式为多，枕底有的“张家造”、“赵家造”等款字。（5）装饰题材丰富，富有生活情趣，如马戏、熊戏、孩童钓鱼、池塘赶鸭、蹴球等，线条流畅，风格豪放。尤其白釉黑花、黑白色彩对比强烈,最具特色。（6）白釉划花盘、碗采用叠烧法，器内均有5个条形支烧痕迹。珍珠地划花色调为橙红色，色彩鲜艳。（7）器物上常见题写唐、宋诗词及通俗的诗句民谚作为纹饰。（8）元代产品特点是厚重，硕大，浑圆，大盆，大罐，枕多见。纹饰主要有云龙、云凤、云雁和鱼藻纹等等。
磁州窑唐诗枕
磁州窑模莹卉纹束腰枕（金）
在瓷器上书写诗词始于唐代长沙的铜官窑，宋代磁州窑继承了这一表现手法，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装饰特色，创造出比长沙窑更为丰富灵活、形式多样的诗文表现风格。尤其是在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瓷器上的诗文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诗词的来源上看，磁州窑瓷器上除了民间流行的俗语外，最为多见的是唐诗宋词和元曲，特别是唐代名家的作品尤为盛行。唐诗的兴盛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它不仅在唐代风靡朝野，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宋金元时期，唐诗那浪漫的情怀、流畅的诗句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磁州窑匠师随手拈来，即兴表达和抒发自己的情感，仅书于瓷枕上唐诗就有司空曙、孟浩然、白居易、杜甫、张祜、张继等名家的作品。
书有唐诗的磁州窑瓷枕有八角形、豆形、长方形、六角形和卧人形。除绿釉枕、六角形枕为剔刻字体外，其余皆为毛笔书写的墨书。由于受枕面空间的限制，一般只选取绝句诗或律诗中的两句，形成对联的格式。只有刻划的枕面，由于笔划细，字数较多，收录了较长篇幅的诗文。
邯郸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金代八角形瓷枕中，长28、宽18，高1l厘米，枕的平面呈八角形，前低后高，两端微翘，器表白地，周壁绘卷草纹，素底有上莲叶下荷花阳文“张家枕”窑戳中。枕面粗细两道边框内，草书孟浩然五言绝句中的两句诗：“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运笔潇洒娴熟，婉转流畅——气呵成。
这两句诗选自华孟浩然《宿建德江》，全诗为：“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中”。这是一首描写旅途中乡思的诗作。小船停靠在暮色苍茫的沙洲边上，夕阳西下时，思乡之愁油然而生。远远望去，田野开阔，天比树低，水中明月，近在人前，描写了荒野的苍茫与明月的皎洁。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田园山水诗人，这首诗平实淡雅，写景如画，将自己的心情与描写的景物融为一体，含蓄蕴藉，清新自然。
上海馆收藏有一方元代八角形瓷枕，枕面上草书杜甫五言长诗中的两句： “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
这两句诗选自杜甫《秦州见敕(一作除)目》一诗，序中写道：“秦州见敕(一作除)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这首诗描写了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与离散多年的故友薛璩、毕曜重逢的感受与喜悦。“别来头并白，相见华眼终青”为全诗的佳句，这两句华诗的大意是：故人分别以来，你我头发都已斑白了，相见之后你们终会垂青于我这位穷朋友。青，指黑眼珠，传说晋人阮籍能为青白眼，见一般人为白眼，见佳宾则为青眼，青眼表示对人的器重，华今称“垂青”。这里是指牡甫看到故人薛璩，毕曜升迁后，写诗表示祝贺并希望他们能给自己以关照。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收藏一方金代八角形枕，出土于邯郸市峰峰矿区，长29.7，宽19、前高7.7、后高10.3厘米，枕的立面绘有卷草纹饰，枕底有上莲叶下荷花的阳文“张家枕”窑戳。枕面行草书有一首五言绝句：“云色暗天涯中，红城景最佳。黄昏人欲静，帘外雪飞花’，描写了北方小城黄昏飘雪时的美丽景色以及诗人闲适的华心境。这首诗作虽然找不到作者及出处，但字里行间富有浓郁的唐诗韵味。
在宋金时期人们为表达对战乱的不满，常借唐诗来抒发情感、感叹时世。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邦弟妹”，寄托了战乱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日本藏京收藏的一方南宋长方形绿釉划花瓷枕，长29.3，高10.2厘米，枕通体施绿釉，底部有“赵家造”窑戳。枕面以刻划的细线为边框，刻写全诗如下：“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上海馆收藏有一件金代卧婴形枕，长中39.3、宽17.4、高11厘米，枕形为一位梳着两个小辫的女婴曲腿侧卧，身着黄色钱纹衣衫，自然质朴，清新活泼，枕面行草题写有两句诗： “叶落猿啼霜满天，江边渔父对愁眠。’
这两句诗是根据张继《枫桥夜泊》——诗仿写的。原诗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华船。”寒山寺因唐代高僧寒山曾在寺内住持而得名，张继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又使寒山寺成为闻名中外的寺庙。
窑的窑场为了取水和运输的方便，大都设在漳河、滏阳河的岸边。张继这首诗所描绘的江边景致，与磁州窑场的河边景色有许多相似之处。劳作了一天的窑工，夜晚歇息在河边的工棚里，看到树叶飘落，秋霜满天、满睑愁绪的渔夫独坐在河边的小船上打盹，便不由华地想起了张继的这首诗，略做改动，意境更为贴近，语言也更为通浴易懂。
广州西汉南越王馆收藏一件金代椭圆形瓷枕，长22.5、宽25.8、高12.6厘米，枕面前低后高，外出檐，枕面外缘勾绘两条细线一条粗线边框，内草书唐代德诚禅师的诗作：“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在(载)月明归。”
德诚禅师(820—858年)为四川遂宁人，生活于中晚唐时期，隐居于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县)吴江畔，因常乘小船往来松江朱泾间，以垂钓度日，时人称“船子和尚”。南宋普济所编佛教禅宗典籍《五灯会元》中载有船子和尚的“钓鱼华偈”六首(七言绝句和《渔歌子》词各三首)。枕上的两句诗便是选自七绝其三，描写月夜独钓的情景，寓禅理于诗情画意之中，是六首中最为人称颂的，全诗为：“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前两句描写垂钓者居高临下，把垂线投入水中，荡起层层涟漪，以水动反衬出万籁俱寂的宁静。后两华句写水寒而钓鱼无获，空手而归。上句的“静”字和下句的“空”宇，表明了高僧明在自述中垂钓，实则感悟修炼者宁静澹泊、无欲无求、空明自在的佛家至高境界。诗境悠远，心情闲适，准确地表达了南宗禅的意境，从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南宗中禅的兴盛。
广州西汉南华越王馆还收藏一件金代三彩诗文枕，这件枕是磁州窑系山西中晋南地区烧造的，长26.6、宽11.8、华高8厘米，瓷枕呈六角形，通体施绿釉，前立面为模印菱形锦纹，枕角饰竹节形立华柱，枕面边框施黄釉，两侧剔刻对称的花叶，中间长方形框内刻写一首五言绝句：“故国三千里中，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中，双泪落君前。”
这是一首唐代很有名的绝句，它的作者是中晚唐的诗人张祜，他也因此诗而声名四弛。《何满子》是唐代的一种曲名，据说唐玄宗时有一中位沧州的歌者，名叫何满子，临刑时献歌，声词哀惋，在宫中广泛流行，后《何满子》成为宫词中的曲名。这首诗是反映唐代宫女生活的佳作，宫女的故乡远在三千里之外，已深居宫中达二十年之久，她唱着哀婉的《何满子》曲凋，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禁不住在君面前黯然泪下。短短二十字，一唱三叹，将宫女内心的凄楚，描写得淋漓尽致。
张祜，宇承吉，清河(今属河北)人，其诗作长于律绝，以山水诗及宫词而著称。他性情傲岸，落拓不羁，命途坎坷，在这首诗中通过描写幽居深宫女子的哀怨，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和遭际。唐武宗病重时，侍奉他的孟才人为其歌此诗，当唱到“一声《何满子》”时，竟然气绝而亡，展现了诗作撼人心扉的艺术感染力。
磁州窑瓷器上大量唐诗的出现，说明中窑场的工匠们不仅注重满足民间的欣赏口味，而且也满足乡绅及土大夫阶层对高雅艺术的追求。俗雅共赏的艺术定位，扩大化了产品的销量，同时提高了磁州窑的文化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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