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瓷器历史价值。
陶瓷收藏名目繁多，“口号陶瓷”却是新兴的门类，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荆门市档案局退休职工关明成。
走进关明成家，书架、茶几、阳台上，从辛亥革命时期到近现代3000余件瓷罐、瓷壶，瓷盘等摆得满满当当。
随手拿起一件，上写“光复大汉”、“十八星条旗”，再现了辛亥革命的烽火；“三民主义”、“提倡国货”，凸显了抵御外侮的决心；“实行土改”、“共同建设新国家”，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的峥嵘岁月。
关明成说，口号陶瓷，就是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政治主张、政治纲领用简洁明快的文字、朗朗上口的语言，刻印或书写在瓷土上的陶瓷。
口号陶瓷的历史渊源
关明成出版过两本关于口号陶瓷的著作，对其历史沿革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口号陶瓷萌芽于
明清，发端于民国，成熟于解放初，巅峰于文革时期。
关明成的收藏中有几个明清瓷坛，上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孝友为先”等文字，是那个时代提倡的道德规范，可谓口号陶瓷的滥觞。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皇权统治，开启近现代口号陶瓷的先河，当时产生了大量纪念辛亥的口号瓷。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入侵，倡导国货的口号陶瓷大量出现。
解放后，口号陶瓷经历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其内容为“实行土改”、“公私合营”等。第二阶段从1958年到1965年，陶瓷口号为“三面红旗万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文革时期，口号陶瓷达到巅峰，几乎所有陶瓷制品上均有口号。此后，口号陶瓷渐渐淡出，只是在一些重大节庆活动中少量出现。
从古至今，陶瓷用品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能满足实用之需，又能满足某种精神追求。口号陶瓷多以日用陶瓷为主，主要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罐、碗、盘、杯等，因为这些日用陶瓷制品需求量大，使用频率高，宣传普及效果好。
关明成说，中国是个偏爱提口号、喊口号的国度，简单明了的口号有利于群众接受。辛亥革命时，为宣传政治主张，需鼓动民众，那时报纸、广播等传播手段不发达，而陶瓷作为居家必备品，每天都要接触，成为最佳的传播载体之一。
民国时期的口号瓷，采用五彩、粉彩、新彩等工艺。解放初，由于形势变化快，工匠们来不及设计新款，湖北一些地方窑厂将古代人物造型与新中国政治口号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有的口号瓷。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革时期，口号陶瓷从设计、装饰、做工到烧造技术都达到新的水平。
情系“口号陶瓷”
上世纪70年代，关明成便涉足收藏领域，邮票、纪念章、书籍等门类都颇有规模。真正与口号陶瓷结缘，还是在1997年调入荆门市档案馆工作后。他发现许多日用陶瓷上都记录有反映时代的口号，每一个口号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于是便萌生此念，并一发不可收。
15年时间，关明成利用节假日，几乎跑遍全国各大城市的古玩市场，与许多藏友和古玩经营者建立联系，经过不懈努力，已收藏有罐、壶、瓶、坛、碗、盘、杯、杂件等“口号瓷”3000多件，时间从民国到现代，跨越近百年。
“有人搞收藏是为了投资，我搞收藏的目的在于乐趣和研究，为社会作贡献。”这是关明成挂在嘴边的话。每得到一件藏品，关明成都要查阅史料，精心研究，找出藏品背后的故事。
关明成在《中国收藏拍卖导报》、《中国收藏》等杂志上发现收藏研究文章100多篇，参加过多次大型展览。他的藏品在湖北举办的中国第八届艺术节上作过专题展；荆门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图片展上，他的抗战陶瓷成为一大亮点；荆门市收藏家协会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30周年举办的“伟人毛泽东”展览，他精选30件口号陶瓷,组成的“毛泽东与新中国”专题，震撼了观众。他撰写的两本关于口号陶瓷的著述，已成为业界研究口号陶瓷的必备书。
关明成还有一件心愿，就是希望能建一个口号陶瓷博物馆，让更多的人走近口号陶瓷，了解口号陶瓷，为国家和社会积累更多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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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知识：广东陶瓷的历史——清代的陶瓷
清代广东主要采用龙窑烧瓷，瓷窑分布在潮州、揭西、大埔、惠东、梅县、佛山、高州、饶平、陵水、汀迈等地。其中佛山石湾窑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规模很大，全镇分上、中、下三个窑区，共有陶窑一百多座。产品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日用陶瓷、手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美术陶瓷和丧葬陶瓷五大类。制作一般都很精致，产品远销两广和东南亚各国。揭西，饶平、高州窑口烧制的日用青花瓷和大埔等地烧制的青釉瓷，也各有特色。大埔清初总兵官吴六奇墓出土的二百多件陶俑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陶俑分为三组，第一组是阴森恐怖的官府俑(44)，一个个神气十足的衙差，在堂前两旁站立着；第二组是前呼后拥坐轿巡行的情形(1.掌握了广东局部地区古陶瓷窑址分布的一般规律。2.认识到广东古代烧窑技术和制瓷工艺方面善于吸取南北等地名窑的优点，并善于模仿和创新，使产品不断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3.这批窑址(特别是唐宋窑址和明代仿龙泉青瓷窑址)的发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解决了广东部分传世陶瓷的窑口问题。
广东古陶瓷窑址分布范围很广，还未作全面普查，发掘工作也做得很少，我们手中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于说明广东省古陶瓷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有待今后的努力。至于广窑的陶瓷制作技术与工艺特色问题，与南北各地名窑的关系问题，历代陶瓷业的兴衰问题等，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陶瓷知识：福建陶瓷的历史
马克思曾经说过：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组织，必须研究遗骨的构造；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对研究福建陶瓷发展来说，我们不但要知道古代人民烧造了哪些陶瓷，也要探索他们是怎样来进行烧造的，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手段烧造。因此，对福建古代陶瓷发展的研究就有它重要的意义。
1954年发现的昙石山遗址，位于闽江下游的闽候县甘蔗镇恒心村昙石山，距福州二十二公里。经多次发掘，出土了不少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其中陶器尤为精美，而富有特征。这个文化的内涵，分为上、中、下三层；中下两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余年；上层属于青铜文化，相当于我国商末周初时期，距今约3200余年。因此，下层是我省已知的新石器遗址中年代最早的，这说明，福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能制造比较精美的陶器了。当然，从这些陶器来看，它的起源可能还更早。值得引人注意的是这批陶器中，不但有比较粗糙的《陶鼎》(陶鼎新石器高17.5cm口径16.Ocm闽侯县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红彩陶杯新石器高8.0cm口径10.6cm闽侯县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昙石山文化的上层类型，是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色，根据近年研究，它已进入青铜时代。这类几何印纹硬陶，火候高，胎质坚硬，在制怍时，用印模拍上，或用竹篦划上回纹、方格纹、菱形纹，篮纹、绳纹和其它编织纹等，作为装饰，这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同类文化中成为一种普遍的装饰，但各省并不完全雷同，而各有其特色，福建这种几何印纹硬陶遗址遍布全省各地，其发达情况，可想而知。除昙石山上层外，而以闽候县黄土仑遗址最为典型，出土了许多独具特色而别致的陶器，《带錾印纹陶鬶》(带鋬印纹陶鬶商高24.0cm口径12.0cm闽侯县鸿尾黄土仑福建省博物馆
陶豆西周高21.0cm口径20.Ocm闽侯县鸿尾黄土仑福建省博物馆
在我省与几何印纹陶同时出土的还有原始青瓷器。原始青瓷器在我国商代前期出现以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和传播，根据考古资料，从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和福建等地均有发现，这些发现，说明这种新生事物不是偶然而孤立的现象。《原始青瓷弦文簋》(原始青瓷弦纹簋西周高7.9cm口径13.6cm闽侯县甘蔗昙石山福建省博物馆
原始青釉弦文盂西周高5.5cm口径10.0cm福州市福建省博物馆
123456下一页陶瓷历史序言
陶瓷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中国陶瓷以其独特的魅力远播海内外，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后李文化”时期，淄博地区就开始了陶瓷生产。西周初，齐国始专设“陶正”官，管理陶器生产，并在齐都城内设立制陶作坊，从事陶器的专业化生产。魏晋南北朝前后，淄博地区的陶瓷生产完成了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唐宋时期，陶瓷生产技艺日趋精进，规模不断扩大，窑址星罗棋布，逐步形成了淄博特色，出产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陶瓷名品，寨里窑的青瓷、磁村窑的黑釉瓷、博山窑的绞胎和彩瓷等都曾名噪一时。明清时期，淄博陶瓷产品器型厚重，装饰独特，产销两旺，形成了以博山为代表的陶瓷生产和销售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淄博陶瓷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立足当地资源，开拓创新，开发出了滑石质瓷、高长石质瓷、高石英质瓷、骨质瓷等新瓷种，刻瓷艺术更是独树一帜，形成了淄博陶瓷的新特色，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建筑陶瓷竟相发展，产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陶瓷生产技术和陶瓷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元朝文化陶瓷历史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
但仅就江西景德镇而言，情况却大不一样，元朝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
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
明朝文化陶瓷历史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期。从洪武帝创建大明到崇祯帝上吊殉国，明王朝经历了267年的兴衰。在此期间，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自唐宋以降，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到明代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前代所不及。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以质量高、销路广，代表了明代制瓷水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较为详细地描述。其产品以青花、五彩为主流，在元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
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始于明。建国伊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政权，安定局面，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加强扶植手工业和工商业。洪武年间，太祖下旨仍沿用景德镇窑场为皇家御窑，承担宫廷御器和政府对内对外赐赠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烧造。洪武二年，建御窑二十座，专制御器，往往是“千里择一”，不计费用多寡，只求精品。《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朝廷派官督烧的情况，虽说此举劳民伤财，却在重压下着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
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这种半脱胎瓷器胎壁极薄，釉面莹净。也叫“填白”，是指在白瓷上可填绘彩饰，以薄胎而有暗花者最为杰出。以后历朝皆有烧制，但都比不上永乐时期的产品，到清代亦有仿制，更非永乐甜白可比。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器形是“压手杯”，敞口折腰，沙足滑底，一般在底部标有“大明永乐年制”或“永乐年制”字样，字体小篆。
到宣德年间，技术上又有所改进，据说御窑厂扩增至五十八座之多。这一时期生产的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而闻名，所用青花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由于这种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斑点，与浓艳的青蓝色相融一体，也使后世极难仿制。此外，宣德釉黑红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所制釉里红鱼纹高足杯在当时就已盛名天下了。宣德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落款部位很多，不仅出现于底部，也有书写在口、肩、腰、足等部位的，因此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
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为另一个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在这短短三代五十六年当中，宫廷和民间艺术匠师们创造了一大批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成化以五彩上”，在以后相距不及百年的隆庆、万历几代，仿制成窑已成风气，地道的成化瓷器商品价值就以“万”计，可见其水平之高。
此一时期的青花用料以国产为主，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也有称“平等青”的。明五彩的形式有“斗彩”、“点彩”、“加彩”、“填彩”等等，大同小异，性质一样，都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创制出素三彩，成为正德朝的著名品种。正德朝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
嘉靖一朝的官窑瓷器，产量巨大，是明朝烧造量最大的一个时期。青花料是用进口料与国产“石子青”配合使用的，所以呈现出一种蓝中泛红紫的鲜艳色泽。由于铜红釉的烧成难度较大，自嘉靖朝起改用低温铁红，因此，这一时期的矾红制作极为发达。另外，当时的民窑制品已相当精细，出现了以仿宣德、成化窑器而著称的“崔公窑”。 隆庆朝年份较短，所以传世器物很少。延续嘉靖和前代旧制，继续使用“回青”料。器物造型更加丰富。
万历中期以后，进口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出产的浙料，色彩沉静。彩瓷以青花五彩为主，图案花纹布满全器，效果华丽浓艳。民间窑更加发达，其产品精细程度可与官窑相比美，并大量远销至欧洲。
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急速走向衰落，御器厂的生产几近停止，今天很少见到官窑款的产品。此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以烧造青花瓷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受官窑式样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动物人物、诗词书法、几何图形等，造型活泼，画法随意。
在景德镇官窑以外，各地民窑也在蓬勃发展，如福建窑、江西横峰窑、广东广窑、浙江处窑、江苏瓯窑等等。其中以江苏所产的紫砂为最有特色。
紫砂这一品种的出现，上溯可能很早，各种说法不能一致。真正以紫砂壶的完整形象出现，是从明代正德朝以后。
紫砂壶的原料，产于江苏宜兴，分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五百年间，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见新，工艺愈加精美，成为海内外著名的陶瓷品种。
紫砂壶的出现，与饮茶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明人已不再时兴“斗茶”，改烹茶为沏茶，对茶具的要求相对提高。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紫砂壶泡茶味道仪表隽永醇厚，而且壶体能吸收部分茶汁，使用愈常，泡出的茶味越好。加之陶质的紫砂壶无釉无彩，正适合文人雅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从此便风行天下，制壶高手们也应运而生。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被认为是紫砂早期鼎盛时期，供春（龚春）、时大彬、李仲芬、徐友泉等人为知名手，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很珍贵，现存极少。这时的作品在造型上吸收了铜器的造型特点，并与当时的家具风格相一致。外形简洁、线条凝重、体积浑厚、比例协调，泥质颗粒较粗，更显质朴大方。
原始文化陶瓷历史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征，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隋唐文化陶瓷历史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历史上的罗庄陶瓷
陶瓷，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其后，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一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陶瓷制作技术，又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因此就有了世界"瓷国"之称。
在中国这座博大、高雅、渗透着亿万劳动人民血汗结晶的艺术殿堂里，陶瓷是一束瑰丽璀璨的艺术奇葩。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山东博山、河北唐山……都有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陶瓷名家名厂。然而，作为异军突起的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陶瓷，却以她自身的特殊优势，成为名扬中外的"鲁南瓷都"。
罗庄陶瓷，不仅是临沂陶瓷的代表，同时又是研究山东陶瓷和中国陶瓷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罗庄陶瓷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陶瓷的发展和起源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探索罗庄陶瓷的起源与发展，不能孤立地按地域分割来研究，而应将其置于中国陶瓷的研究之中。
关于中国陶瓷的发明和起源，近年来，一些历史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境内的先民们就在不同地域环境的生存条件下，先后开始了陶瓷的制造，并以江河流域为依托，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以黑陶工艺为显著特征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区，是一处独立发展的地域，它以山东境内北至潍坊，东至日照，西至曲阜和南至江苏淮河以北这一广大地区为轴心，呈四周扩散的态势。
大汶口文化以前的北辛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文化遗址。这时的制陶工艺颇具原始意味，火候较低，坯体较厚，手制痕迹十分明显，陶器造型也比较单调;但其中发现的两件陶器底部表面上印有规整的席纹，具有陶瓷起源的研究价值。其中一件陶盖鼎，虽然质地粗糙，装饰简朴，但对于器物造型起源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发。视其鼎身，无疑与某种自然形态相契合，明显带有模拟植物中的瓜类或动物中的头盖骨等特征。随着思维的发展，堆砌支架逐渐被随身粘撮的"鼎足"所代替，综合为鼎。这件充满稚拙之气的"陶盖鼎"，体现着模拟艺术与实用功能的统一，可以说是沂蒙陶瓷文化"物以致用"原则的启蒙之作。
以磨光黑陶器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大汶口文化的造型成就，使陶器形体美不断深化和演变，从而达到史前陶器造型艺术的高峰。早期典型龙山时期的陶器，以临沂大范庄出土的30多枚高柄镂空黑陶杯为代表。这种器物没有五彩，没有装饰，纯真天然，朴实无华。形态的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在此得到溶融、纽结、演变，从而再生出一个新的仪态的风范。1980年4月，在临沂罗庄区湖西崖出土的黑陶高柄杯，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陶器。这一时期的陶瓷，其显著的特点是造型灵巧，胎质细腻，漆黑光竟，薄如蛋壳，故被命名为"蛋壳陶"。"蛋壳陶"已在沂蒙山区的10余处遗址出土，从发现的数量看，约占己发现的全国的文化遗址的半数以上。
沂蒙山区的制陶业，自北辛文化时期开始，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不论其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制陶业始终是临沂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而这个支柱产业的发祥地，也始终以罗庄、付庄、朱陈、湖西崖等村镇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这里的瓷器制品，是在制陶业的基础上创造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起源之考究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早期瓷器"形成于东汉时期;一说"原始瓷器"在商代就已出现。从临沂城西红埠寺发掘的古瓷窑址考证，远在西汉初年，临沂地区已开始了原始陶瓷的制作，至明、清，在临沂城南逐渐形成了以朱陈、湖西崖、罗庄、付庄等村镇为中心的手工业陶瓷作坊区。
临沂罗庄陶瓷源渊流长，除历史记载外，在罗庄周围的村镇中，不乏历史的证据。在罗庄区罗西乡的后黄土堰有瓷窑遗址一处，据考证就是在唐宋朝代兴建的。这里的地下一米处，就有碗、盆、罐等瓷器碎片，再往下挖，则有明显烧过的黑色土坯和破碎模具。同时，在村民李延训的宅基地西边，还有一个大头0.5米，小头埋在土里，具有25齿的大型石碌碡;在村民李德润家门左边，也有一个光滑的大石碌碡;在黄土堰村前，还有一个大白石碌碡。象这种奇大、特殊、带槽齿的大型石具，都是用来研磨陶瓷原料的。这里原是"商贾云集的陶市"，后来，历遭兵革之变，而变得荒无人烟了。
另据历史考证，临沂罗庄区盛庄镇王三岗村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有灰砂陶、红陶、黑陶等多种陶器被发掘出土。到明清时，罗庄、湖西崖、付庄、朱陈已成为规模较大、作坊集中的陶瓷制作中心和集散地。这里所生产的缸、碗、罐、坛、盆、碟及砂壶、蒜臼等黑釉粗瓷产品享誉苏北、鲁南、皖北、豫东，成为这些地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为什么罗庄陶瓷几经磨难，却能够发展壮大，这是因为这里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此处汇集了一大批民间陶瓷艺人。早在明末清初，在躲避兵荒马乱、地震水灾的年代，一群身怀绝技的山西喜鹊村的窑工，纷纷投奔到这个遍地充满陶瓷原材料和燃料资源储量丰富的地方。其中有周姓、孙姓两家窑业大户也从外地迁来，就在罗庄以西的朱陈村落户扎根了。二是罗庄当地的陶瓷原材料和燃料资源，这在当时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统计，以罗庄、朱陈等地为中心，就有大青矸、焦宝石、紫土、石英粉、瓷石、粘土、大青土、黄矸、黄药土等数十种陶瓷原料，再加上储量丰富、分布面广的地下煤炭资源，奠定了罗庄陶瓷业发展的坚实基矗但是，尽管罗庄一带具备陶瓷业发展的天然条件，但在战乱的年代，几经摧残，几经磨难，那些星罗棋布的私人陶瓷小作坊，怎能承受得起这天灾人祸?到临沂解放前夕，这里的私人作坊己纷纷倒闭，陶瓷厂家所剩无几。
罗庄陶瓷工业的发展，在解放前经历了曲折多难的道路。解放后，凭借罗庄陶瓷原材料、燃料资源丰富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陶瓷工业的发展和进步才逐步走上正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陶瓷工业的进展，使它走过了不少弯路。纵观解放后罗庄陶瓷近50年的沧桑巨变，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即1949年10月至1953年。这一阶段为恢复和重建阶段。上面谈到在罗庄解放前夕，当地的陶瓷厂家所剩无几。罗庄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以罗庄、付庄、朱陈、湖西崖为中心的陶瓷业，主要是碗、缸、罐、坛、盖、碟、茶壶、蒜臼等粗瓷黑瓷，以个体经营为主，迅速在这里建起来多家小型瓷厂瓷社，形成了星罗棋布、村村冒烟、家家作坊的新局面。第二个阶段:罗庄陶瓷的由粗变细、由黑变白的阶段。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罗庄建成一批陶瓷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主要以临沂瓷厂和临沂陶瓷一厂、二厂、三厂为主，各厂家纷纷进行由粗变细、由黑变白的陶瓷产品研制，并都以白粗瓷为主白细瓷为辅生产日用瓷，这是临沂罗庄陶瓷发展的第一次大飞跃。但这个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驴拉碾，脚踩泥，成型手拉坯，干燥靠太阳"，这正是当时手工劳动的真实写照。第三个阶段:自本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70年代初，本阶段的突出特点是陶瓷生产由手工劳作变为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这是临沂罗庄陶瓷工业的第二次大飞跃。各陶瓷厂家所从事的原料粉碎、练泥和产品成型均实现了机械化，烧成也均由直焰窑改为机动隧道窑。这种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实现，不仅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也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几倍、十几倍的提高。第四个阶段: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10年时间，临沂罗庄陶瓷出现了第三次大飞跃，这就是陶瓷产品由单纯内销转变为内销外销并举，改变了陶瓷产品只能内销不能出口的局面。随着科技发展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和运用，陶瓷产品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出口产品也由一般的杯、盘、碟等单件向餐具、茶具、酒具、工艺美术等成套产品发展，使临沂罗庄陶瓷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而且外销量逐年增加。第五个阶段:临沂罗庄陶瓷全面振兴、全面发展的阶段。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近20年的时间，罗庄陶瓷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产品结构上讲，除杯、盘、碟、碗和餐具、茶具、酒具、烟具、工艺美术瓷等日用瓷产品外，以墙地砖为主的建筑陶瓷又异军突起，临沂罗庄陶瓷批发城成为全国少有的大型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商品集散中心。从陶瓷厂家的数量看，市属临沂瓷厂和原临沂市陶瓷一厂、二厂、三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带动起了数十个初具规模的陶瓷厂家。从企业的性质来分，不仅有国有陶瓷企业，还有乡镇办、村办、个体办陶瓷企业，还有联合体和中外、中台、中港合资陶瓷企业。从营销角度分析，罗庄陶瓷产品不但满足国内客户，而且远销美国、加拿大、日本、东欧、香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出口创汇大户。应当说，作为临沂罗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的陶瓷工业，在这个时期迎来了生机勃勃、繁花似锦的春天。
1994年12月17日，根据国务院131号文的批复，临沂撤地设市，设立了罗庄区。这是罗庄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自此，罗庄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沃土，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进人了新的发展历程。罗庄的陶瓷工业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迎着初升的太阳，阔步跨人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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