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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官员与瓷器

评论:官员与瓷器

瓷砖与地板 瓷器的欣赏与鉴别 古代陶器与瓷器

2020-08-04

瓷砖与地板。

2013年2月底,景德镇的气候乍暖还寒,春天已经到了!

此时,景德镇的陶瓷市场似乎还处于冬季,不少陶瓷商人、陶艺家都感觉到了“市场没有以前好做了。”有人认为,这和当前的反腐形势有关。2月25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恰逢其时地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论据。这一期的封面报道《瓷器的官场生意》几乎不加隐晦地指出,景德镇艺术陶瓷的繁荣得益于官场的腐败。

《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景德镇引起了强烈震动。短短两天内,我的QQ便收到了三位朋友发过来的网址链接,点开一看,全是这篇文章的网络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朋友全是陶瓷圏外人士。

有朋友问我,“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我的回答很文绉绉:“瓷器无罪,罪恶的是人的贪俗。”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院长何炳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别用“雅贿”给景德镇陶瓷贴标签。这一观点,我极为认同。

有人认为,官员爱瓷其实是爱钱。对此,我不敢苟同。

官员爱瓷是有历史文化根源的。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密不可分,从而催生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文人政治。从科举制度实行以来(甚至更早一些),官员都是从文人中选拔而出,文人不一定是官员,但官员一定是文人。历数中国古代的文化名人,有几个没有当过官的?以唐宋八大家为例,无一例处,全是高级公务员,有的甚至高导宰相之位。

既然是文人,就必然舞文弄墨,琴棋书画无所不及。而古代的瓷器还只是工艺品(日用品),难以与书画相提并论。如果有哪位官员在瓷器上写诗作画,简直是自降身价,贻笑大方。

到了当代,瓷器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工匠变成了大师,日用品成为了艺术品。文人有了很大的毛病,就是附庸风雅。当瓷器成为一种当代时尚的艺术之后,文人就会心生爱慕之心,群起追之。

当瓷器的市场价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穷酸的文人是买不起的,那些自视有文人气质的官员们也是买不起的。但是,只要官员们喜欢,再贵重的瓷器也还是有人会送的。这就是瓷器雅贿现象的根源。

景德镇瓷器能成为雅贿的“重灾区”,恰恰说明景德镇瓷器的价值所在。

借助反腐之风,挤掉景德镇瓷器的价格泡沫,让景德镇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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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艺术陶瓷的鉴赏与评论


景德镇陶瓷的独特陶瓷文化

陶瓷评论是景德镇陶瓷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协会的形式出现,在全国也可能是唯一的。但是由于起步慢,陶瓷谈论是归于文学批判,仍是美术批判,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也没有专门的结论。陶瓷谈论对景德镇陶瓷的开展有着活跃的含义,由于有批判,才不简单出浮躁;由于有批判,才会有行进。

陶瓷评论涵盖范围广,它与艺术陶瓷鉴赏不同,前者主要是针对事或现象,艺术陶瓷鉴赏的对象,不仅是艺术陶瓷作品,还会涉及创作者。陶瓷评论大致涉及到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及其发展方向、陶瓷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及其体制机制、陶瓷科技创新等等方面。而艺术陶瓷鉴赏,则主要是针对艺术陶瓷作品的风格、布局、装饰和技法。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当前,做好陶瓷评论或艺术陶瓷鉴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是认识程度还不够,对陶瓷评论的认识有待于提高。陶瓷评论不是可有可无,而且很有必要。8年前几个关心景德镇陶瓷发展的人,想成立一个陶瓷评论社团,经过6年的努力,在2011年得以成立。陶瓷评论家协会成立两年多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个中原因方方面面,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陶瓷评论的认识似乎还不能到位。二是环境氛围还不够,尤其是陶瓷评论,说真话难。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尖锐的、实在的,一般人都不喜欢听,媒体也不太会采用,也只好在个人博客或朋友聊天时说说而已。一些人为了花钱宣传自己,写手也好,媒体也好,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愿意,但多少从另一个方面宣传了景德镇陶瓷文化,也没什么可指指点点的。三是重视力度还不够。景德镇也有一批人、包括院校的专家学者,关注景德镇、关注景德镇陶瓷的发展,敢于在不同的角度发表一些评论,但是好像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并采纳一些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倒是个别的像《景德镇日报》瓷苑版、《瓷都美术家》等,还给了陶瓷评论的一块阵地。

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批评、需要评论、需要有人“说三道四”,但只要是善意的、积极向上的,那就是可取的。艺术陶瓷鉴赏,虽然多说了一些好话、套话,也是受人之托。但如果看不到一片赞扬和喝彩声的背后,会让人的视线模糊,会影响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前进步伐。景德镇着力打好“陶瓷、航空、旅游”三张主牌,成效明显,而其中尤其要握紧拳头打好陶瓷牌。因为,是陶瓷让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铸就辉煌,是陶瓷让景德镇立镇兴市千年经久不衰。把握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方向,就把握了景德镇发展的方向和命运。

评论:新明珠500万巨奖与对错无关


新明珠重金办设计师大赛作为一件个案并不新鲜,一直没怎么在意,想不到汹汹舆论不让人清静,笔者也来捧个场。

首先,如果有人兑现,我认为这500万大奖至少在法律上没有什么问题。日前有媒体引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东省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经营者以提供就业机会、聘为各种顾问等名义,并以解决待遇,给付工薪等方式设置奖励焦点装修家居网……最高奖的金额超过5000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提出质疑。这样理解和运用法律恐怕不对,其实这些规定是用来限制“巨奖销售”的,而新明珠目前所做的,恰恰是购买!新明珠悬出重赏,为的是购买设计方案,别说是500万,只要愿意掏钱,5000万在法理上也不成问题。

其次,没有理由不给设计师报酬。两厢情愿,一方愿卖,一方愿买,新明珠这500万巨奖显然不是一些媒体说的“商业贿赂”。但是总有人把这个话题引伸到设计师“吃回扣”上,那就也说点题外话。对于设计师来说,“回扣”这种提法本身就不准确、不合适。设计师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脑力劳动者,在方案变成实物之前就那么轻飘飘的几张纸,然而这几张纸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特别是在家装市场。这几张纸如果不能变成钱,设计师为谁辛苦为谁忙?材料商或者客户总有一方应该给设计师回报,一般情况下这种回报是材料商给的,其实也是材料的最终消费者给的,设计师作为交易的中间人,不管是谁给的,只不过拿了应该拿的佣金。只是这笔钱可能往往没入账,大家在桌子底下就把事办了,一笔原本理直气壮的钱如今被弄得灰头土脸,还扯上了法律风险。当然在规则缺失的今天,恶性竞争在所难免,有人给10个点,有人给15个点,还有人给得更高,不过这已经不是设计师的问题了。除非产品的品牌、品质、功能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否则设计师没理由只收10个点,设计师需要一个理由说服自己和他的客户,但是有多少产品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再次,虽说设计师渠道是陶瓷等材料商的重要渠道,但也不宜过度开发,否则,品牌反而弱化了,设计师们疲惫了,也“宠坏了”,也谈不上什么相互尊重了。企业反复发掘设计师资源,只能说明陶瓷行业在营销手段亟待创新。按理说,一贯标榜“艺术”和“文化”的陶瓷行业,高水平的营销人员应该与设计师谈谈书画、空间什么的,这有点苛求我们的营销人员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按“俗人”的“通用语言”来沟通,那只能是“钱”。

重金办设计师大赛,兼及艺术与金钱,已经是比较上层次的事了。作为常规的商业操作,新明珠这500万似乎注定会花得了无新意,但是这无关对错,无可厚非,如果不是另有玄机,这种活动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有点反常。与应对媒体的纠葛相比,对新明珠来说更重要的事应该是:真办,办好。

评论:陶瓷业 瞄准赚钱与环保的双赢


“现在,我国整个建陶行业都喜欢赚‘短钱’、赚‘快钱’!”这是前不久举行的第22届中国国际陶瓷工业展览会上,某业内人士发出的感慨。

他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目前,不少陶企经营者根本就没有将企业运营当作事业来认真对待,而是将投资建厂视为赚取快钱的机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陶瓷技术装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者说达到国家对节能减排的技术要求。虽然许多陶瓷厂不断地更新设备,但是,在技术更新的过程中,注重设备价格远比注重设备的技术性能多得多。

我国建陶生产与环境保护严重脱节与长期以来的粗放式经营有很大关系。尽管环保水平与陶瓷生产大国的国际地位远远不成比例,但陶业老板们仍乐此不疲地钻营如何赚取快钱。在他们看来,似乎要环保,企业就不能生存,环保与赚钱永远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今年3月份,佛山市某知名陶瓷企业董事长在某个公开场合说,陶企要达到政府要求的环保排放标准,不存在技术问题,关键在于投资意识和环保意识。该先生说,该公司仅三水工厂的技术改造投资和引进环保设备就需100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后期设备的运转费用。在当前原材料紧缺,能源涨价,而陶瓷产品销售价格却涨不起来的前提下,这1000万元是从企业销售利润调拨出的,企业环保投资不可能一点顾虑都没有。

诚然,在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状态下,增加巨额的环保投入,则意味着增加生产成本,进而加大了竞争压力,不能不让陶瓷企业有所顾忌。因此,也就出现了企业彼此观望的态度,你不环保,我也不环保,大家一起都不环保。但此举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当政府提高环保门槛后,为了生存,陶企开始硬着头皮被动节能减排。

当然,不能忽视那些因为环保意识觉醒而主动节能减排的企业,但综观整个大环境,陶瓷企业的环保自觉性的确不高。

众所周知,保护环境的关键在于工业企业节能减排,而企业节能减排的关键,则是企业经营者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革新并引进节能降耗的环保设备,另外,还包括认真执行清洁生产条例,而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而使环保设备成为不起作用"花架子"。最后,只有企业每个员工都有了环保积极性,将节能减排由被动成为自觉,建陶业才能真正迎来清洁生产,中国陶瓷才能真正崛起。

评论:涨价与迁徙都无法 根本解决成本压力


上两周有两条消息占据着各大煤体的重要版面,一是佛山13家主要陶瓷企业签下盟约,集体于6月1日开始提价5-15%;一是佛山停止审批陶瓷项目,并将下决心关停一批污染严重的陶瓷企业。这两条接踵而至的消息,可以说是佛山陶瓷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它们与近期佛山陶瓷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上演的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一起交织,构成了目前佛山陶瓷生态的主色图景。

上述几大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内在逻辑上有着紧密联系。由于原材料等成本因素的不断增加,迫使企业不得不直接以提价而寻求自保;而政府为舒缓与回应社会对和谐人居环境的要求,也不得不对陶瓷项目一刀切式的SAY“NO”;当然,企业在遭遇到成本与环保政策双重压力之下,也自然会“触底反弹”,以“水往低处流”的规律性迁徙向新的低成本资源地集结。换言之,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高压之下,涨价与迁徙就成为目前陶瓷企业解决成本压力的直接手段。

停止审批陶瓷项目,显然是政府作为守护人角色开始让“有形之手”发挥力量。在政府不断拿出“尚方宝剑”让陶瓷企业回归“社会公民”,担负其本应担负的社会成本时,陶瓷企业突然增大的成本压力顿时“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将多年来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历史“欠帐”问题迅速暴露出来。

陶瓷老板被称为“资源贱卖者”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由于长期在环保投入上的严重不足和廉价使用各种矿产资源,以及部分地区一贯的“放水养鱼”政策的纵容,致陶瓷企业放心地让陶瓷产品———这一牟利工具一直在“廉价”上运行。反过来说,陶瓷企业多年来能够赚取高额利润,应是全赖于吃了政策这碗饭。也正因为这样,什么样的环境就养了什么样的孩子,结果当政府全面收紧环保等条款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承担“公民角色”这一社会成本的陶瓷企业,“走为上策”就迅速成为其逃避责任的自然选择。

在很多人看来,佛山陶瓷企业以集体涨价的方式开始“起哄”,应该说在一定时期内巧妙化解了政策上的压力。这种巧妙在于,可以让政府误以为陶瓷企业的提价行为更多是对政府环保政策收紧的主动回应。但由于佛山陶瓷企业的集体提价或集体出走,并非正常意义上的市场良性驱动所为,所以即便是涨价或迁徙成功,这种“政策投机性”胜利,无论如何都难以改变其“贱卖者”形象。因为,真正舒缓成本压力的方法在于自身品牌精细化经营与思维上回归“社会公民”,而非以要挟式地在价格与迁徙路线上动刀动抢。

评论:做强陶瓷行业展会需要勇气与自信


10月份,已经成为陶业中人例行“赶集”的季节,今年也不例外。但对于不少参观完意大利博罗尼亚陶瓷卫浴展的陶瓷人来说,同样在10月份闭幕的国内展会纷纷用“国际化”字眼强调展会成功的心理暗示,在他们看来多少感到有些反差。

反差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中国人”在博罗尼亚展上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不公平之一是在博罗尼亚展中竟然有高达近1/3的陶瓷类产品是中国制造(有据专业人士私下估计),但多年来却只有鹰牌陶瓷一家企业可以在那里正式参展,其它大多数中国产品只能默默地充当“地下情人”;不公平之二是部分国际同行对“黄皮肤”总是抱以戒备心态,尤其是将中国式“黄皮肤”几乎完全排除在外,既不可拿资料,也不可以拍照片;不公平之三是,“中国军团”几乎已经成为博罗尼亚展中除“欧洲人”之外的最大参观团体,甚至可以说是博罗尼亚展中的不可或缺,但这几年来,参观团被拒签的消息总时有发生。

当然,我们无法将博罗尼亚十几年的历史浓缩于国内陶展的短短几年发展中,甚至用博罗尼亚展现有的规模与层次来苛刻地要求国内陶展能够“一夜暴富”。但我们在拥抱“国际化”,邀请更多“洋人”为国内陶瓷展增光添彩的同时,是否更应该眼睛向内,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化是否是国内陶展提升的唯一路径?

无法否认,我们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陶瓷产业的综合实力上存在巨大差距,但国内陶瓷产业在短短十几年内迎头赶上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的,由于目前中国陶瓷产业所显示出的空前活力与魅力,更让我们对中国陶瓷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内陶展如何走就更加值得深入探讨。

自然,我们不会赌气式地对“国际化”说不,但在热忱拥抱“洋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陶瓷自主创新的价值空间与巨大的展示能量。正如我们某一个仿古砖老总理直气壮地反击国际同行那样:请你记住,我们是一个大企业,明年的今天,我们就会将分公司开到你的家门口。同理,似乎国内陶瓷展更需要展示这种勇气与自信。

评论:谁来拯救景德镇瓷器艺术


不可否认,绘画界对于瓷器工艺是外行,自然要谦虚地向工艺美术师们请教学习。而对于瓷上绘画,绘画界的意见虽然偏激却是中肯的。

瓷器本身,因其造型、工艺等因素,已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即使不加任何描绘(图案),也足以显示其古雅高贵与独特。

中国瓷器与中国书画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与水准的中国艺术,是中国的“符号”。若结合二者,人们更期待的是两种极品的“极极相加”——达到至高无上的极上品。若“两极”结合,最终生下一个较之母本更不及的“下等品”来,那么这种结合宁可不要,而保持两种艺术的各自高品高格为好。

今天绘画界对于景德镇瓷器所提出的问题,准确地说指的是“瓷画”——绘于瓷上的绘画。问题的提出是有其理由的,我们在随处可见的景德镇当代瓷器展中所看到的瓷上绘画作品充斥着“俗气”、“匠气”,画家们贬其为“垃圾”并不过分。这些“作品”严重影响了景德镇瓷器的声誉。我想作为当代景德镇的工艺美术大师为此也同样会感到难过的。为何出现此种境况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瓷上绘画的作者不是当今绘画界的精英。

那么,我们把当今绘画界的精英请到景德镇去画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绘画的材质发生了变化。瓷坯上行笔涩滞,不如纸绢流畅;青花等画瓷颜料也不同于墨等中国画颜料。画家们在纸绢上的作画方法直接用于瓷上绘画是无法完全达到预想效果的。在瓷上绘画,画家们需要一个对材质的熟悉与掌握过程,更何况烧出后的变化有时又是无法预见的……这些问题便涉及到瓷的工艺性。画家们要谦虚地向工艺美术师学习,他们的经验、绘瓷方法同样是“法宝”。我们的绘画精英们不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瓷画的创作与研究上,这样,从工艺师们那里取经更显得重要和节省时间。将工艺师的技术经验与画家的绘画水平相互吸收融合,才会创造出精美的瓷器(画)作品。

回顾中国古代那些精美绝伦的瓷器作品上的“绘画”,更多的是图案的形式——这种“绘画”还属于工艺性质。严格意义上的精美瓷画并不多见。近现代虽然有林风眠等绘画名家参与瓷画创作,同样是出于一时兴致,少有大作精品传世。景德镇瓷器,若完全承继宋元明清以来的图案式绘画,虽说可以保持传统,但其前景并不乐观。绘制图案的古人虽说也是“工匠”,但指导其“创作”的皆为当时的文化高人,这些高人们是懂得“艺”的。就像宋画一样,虽为“画匠”所作,但赏画与指导者都是诸如赵佶等文人,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的瓷画家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作为瓷器的艺术——一为“艺”,一为“术”,缺一不可。“艺”为文,“术”为技。无技,文何以附焉?无文,技何价之有?

评论:景德镇瓷器展销还能走多远?


太平南路,江苏饭店的拆迁工地。靠近马路的一溜广告牌被拆了一块。一张红纸上醒目的粗箭头将人们领进工地。满眼瓷器。又是一次景德镇瓷器展销,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各种车辆塞满了入口处的空地。“最后一天!”一张大大的标语道出了瓷器货架间熙熙攘攘的人群的由来。南京人已经摸准在各种景德镇瓷器展的最后一两天都会迎来“挥泪”大甩卖。“难道你还要把它再拖回家去吗?卖了吧!”通过这样的还价理由,很多市民花上不到100元就能将一个半大的粉彩瓷缸拿下。来自景德镇的货主会一边麻利地包扎和收钱,一边露出破釜沉舟的神情。

这些景德镇瓷器展到底如何组织而来?他们每年要跑多少地方?他们赚钱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遭遇:都是“瓷头”惹的祸

从摊主老夏口中记者第一次听说了“瓷头”这个称谓。

在景德镇,有专门的人到全国各大中城市踩点(农村和小集镇不去,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观赏瓷的市场)。他们的目标是离闹市最近的空旷场地。在从场地的主人手中短期租用(一般1~2个月)并“摆平”当地的城管及相关部门后,这些瓷头就会回到景德镇,在货主们聚集的市场上打出招商的广告。

租金能够接受,对那个城市又很有信心。货主们就会报名参加,一个临时组成的展销团队就这样押着货物,带着梦想浩浩荡荡地开往那个城市。

老夏对南京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瓷头告诉他展销的地点离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和最热闹的夫子庙都只有5分钟。所以他定了2米长的车位。(展销团队一般都是用一种9米长6米高的大货车运货,货的多少按照所占货箱的长度计算。)但到了南京却遇上了没有想到的事情。

瓷器展不在乎是不是露天,但一定要在乎场地平不平。因为要搭架子摆货,场地不平,架子就不稳,万一倒下来,就白走一趟了。

老夏交2000元租金的时候,特地问过瓷头:“地平吗?”瓷头说,平,我特地找人浇了一层水泥坪。但到了南京后才发现是一片拆迁后留下的瓦砾堆。气愤归气愤,展销还是要搞的。于是老夏和其他70个货主,在第一天的时候,一起平整场地。

不顺的事情接踵而来。瓷头溜了,并且没有付清给场地老板的尾款。老板不干了,把广告牌又装了回去。老夏他们就这样被围在工地里20天。于是老夏和其他70个货主一起找老板抗议,要求老板退还已付的钱。老板最后妥协了。“场地空着也是空着,我们来展销,大家都有钱赚,老百姓不买也能陶冶陶冶,多好啊。”老夏说,就是这个理由最终说服了老板。

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事情,几乎在每个展销目的地都能碰到。他们已经有了摆平的经验。

博弈:顾客和同行之间

今年是老夏跑展销的第5个年头。

“景德镇因瓷器有名,但指望每个旅游的人抱一个大瓷瓶子回去不现实。所以我们需要送瓷上门。只有这样才有饭吃。”这几乎代表了所有走出来的景德镇瓷器商人的想法。

但现在,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今年老夏跑了5个城市,潍坊、天津、唐山、济南和南京。总的感觉是北方城市比南方城市好卖,决定好卖的因素中,偶然因素更多了。他告诉记者,今年最好的运气是在潍坊,一个大老板把货包圆了。而最不好的是这次南京,到现在2米车位的货才卖了30厘米。昨天一天的收入是60元。他甚至建议记者可以写一篇负面的文章替他们造势,题目就叫“景德镇瓷器举步维艰”。

首先一个令他难受的是顾客杀价都不着边了。他将一个大瓷瓶上的玻璃罩子拿下,“这是‘七五0一’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南海瓷。高白釉、上等瓷胎,画工一流。每个都有编号,我们开价3万,有人上来就说300。”而更多没有玻璃罩罩着的瓷器都被杀在100元以内。

老夏对面的一位姓王的货主,在一对一人高的瓷瓶上,挂出了“相信南京终有识货人,现价3000”的牌子。他告诉记者,因为不能忍受顾客瞎还价才出此计策。

另一个压力则是来自同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所有的货主都是景德镇人,但他们并不能形成价格同盟。差不多的东西,货主间相互压价在展销会上比比皆是。贬损其他人的东西也是另一个手段。前一个货主口中的绝品,用下一个摊主的鉴赏秘诀一看,立即成了低档货。

虽然是同来,但却不会一同返乡。老夏告诉记者他们有句行话叫做‘卖在打包时’。特别是到了最后阶段,大家都在熬,熬走一个,就意味着自己的货能多卖一些。因此虽然明天是最后一天,但不会都走。只有撑不下去的才先走。

“卖不好根本原因就是太多了。”老夏说。事实上,小作坊生产的无序和展销活动的无序,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大量私人生产,造成了私人组团的景德镇瓷器展销越来越多,展销会上货主相互压价,竞相贱卖,造成利润下滑。为了保持利润,只有简化工序,压低生产成本。而这造成了更多艺术含量低的东西流入市场,从而产生新一轮贱卖。

景德镇瓷就这样被套住了。

困局:展销模式还能走多远?

但对单个货主来说,展销的最大困局来自成本的增加。

老夏家是世代烧瓷的,拥有一个私人作坊。和他的前辈们不同的是,老夏家的作坊只负责瓷器产生的最后一步,烧制。他们烧的胎子则是从专门的制胚人手中买来的。依照市场喜好买回瓷胎,然后交给瓷艺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绘上市场上热销的图案与颜色。然后拖到全国各地去展销。

在这种模式下,卖一个1000元的瓶子,10%是买胚子的钱,10%是请人画的费用,40%是烧制时的煤气费用,20%是展销成本,剩下的20%是获利。

而现在,成本中最大的一块煤气价格不断上涨。由于展销时的竞争,成本只能靠20%的利润空间来消化。

“目前,钱还是能赚到的。不然我们都不会出来了。但是煤气还在涨,靠展销赚钱还能过多长时间,就很难说了。”老夏最后说。

评论:“大师”岂能制造?


大师,是一个尊称,是在某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浮躁心理膨胀,市场经济的资源热炒,“大师”这个本来为人敬仰的名头高帽漫天飞,在一些艺术场合想不碰到一位“大师”都难。人们不禁怀疑,这样的艺术生态健康吗?这么多“大师”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下面以陶瓷为例,看看陶瓷艺术大师的产生流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内发展急需外汇,工艺美术品是出口创汇的主要渠道,于是国家制定“老艺人”制度,以保护和鼓励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发展。1979年,为了在市场化背景下,进一步保护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由国家主导评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次开评。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协会选拔监管力度不够,特别是“大师”名分与随之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紧密关联,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制度到第五届由行业协会转到国家有关部委评选的时候,遭受非议。业界人士认为,首次试水的评审主办单位抛开行业协会乃至评审专家,权力因素带到评选过程中,选出的“大师”令人质疑;在整个评审前后,舆论界对于收取评审费、参评人资格审定、评选程序的合理性问题都提出许多质疑。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国家级大师”或“省市级大师”逐渐演变成为某些政府机构或准政府的行业民间机构发财的钱袋。滥发“大师”帽子成为当代中国陶瓷界一道怪异的景观。

当诸级“大师”评选的真实意愿不在于推动陶瓷艺术的发展繁荣而在于做局捞钱,不可避免地引发“生产”陶瓷“大师”的庄家之间的竞争,“大师”发证机构之间相互诋毁、相互打压、相互排挤成为常态。2010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评出首届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主办单位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表态: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将“拒录”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2012年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主导筹建“中华陶瓷艺术大师联盟”,2013年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导“中国陶瓷大师联盟”,同时还成立“中国陶瓷工业协会陶瓷艺术设计中心”、授予“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身成就奖”、“中国陶瓷艺术与设计杰出贡献奖”,呈分庭抗礼之势。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属的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在2012年之后一年时间内连续评选出“中国刺绣艺术大师”“中国玻璃艺术大师”“中国玉雕艺术大师”“中国木雕艺术大师”等诸多“大师”称号。

国家级“大师”的批量制造也引发省市级“大师”连环反应,尤其引发当代陶瓷艺术“大师”的“产出”热潮。相对于其他“大师”,陶瓷“大师”因其独特的审美“大众性”及国际化认知,也成为竞争最激烈、含金量最高的大师头衔之一。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大师的名号,是利益驱动下官商运作的结果。一位艺术批评家说:“文化乱象的根源是利益驱动,甚至牵扯到一些腐败行为。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资质平平的文化工作者捧成‘大师’,‘大师’有身价了,创作的作品成‘珍品’了,‘大师’得利,一些官员拿这些‘大师’作品送礼,也得利,双方就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种做法古已有之,被称为‘雅贿’。”

“大师”之所以受追捧,与市场畸形价格评定体系有关。一位藏家说,从地方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协会评选的各类“大师”称号就有将近20种。市场上工艺作品的标价同大师的“级别”关系很大,同一件作品,从省高工到省级大师,价格可以翻一倍,如果再成为国家级大师,至少再翻一倍。

与学问领域的“大师”极度稀缺相比,当代中国陶瓷艺术领域的“大师”繁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具讽刺意味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大陆日用陶瓷整体上在当代世界陶瓷王国里处于“地摊货”低层级,设计观念落后,质低价廉,甚至为海外陶瓷名牌贴牌生产,成了世界品牌陶瓷的加工厂。中国陶艺在国际上的品质低势位并未因近年来诸类、诸级陶瓷艺术“大师”的极速“生产”而有所改观。成千上万陶瓷艺术“大师”未能创造出世界级的陶瓷艺术极品,未能创造出与千余年前祖辈陶瓷艺人比肩而立的陶瓷器物,颇具悖论和反讽意味。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教授分析说,是艺术标准之外的价值评判在推波助澜。由于艺术品价值判断缺乏统一标准,很多艺术品购买者和收藏者缺少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判断能力,这样,创作者的名头甚至官位就成为其作品价值的标签。在火热的艺术市场,“大师”的名头不管有没有体现艺术水准,都与艺术作品的价格直接相关。

让“大师”返璞归真,也是艺术品市场和艺术业态回归常态的过程。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画家冯远对记者说,大师称谓有的是“时名”,有的是“史名”。艺术界需要大师、期待大师,但大师要由后人来评,而不是由当代人说。艺术工作者克服功利思想,潜心创作,祛除浮躁,才会有艺术进步,艺术生态才是成熟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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