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瓷的瓷砖。
孙一琼，骨董时光微讲堂讲师，85年金牛座女汉子。08年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爱各种充满古旧气息的美物。受家中“老骨董”父亲影响颇深，从小耳濡目染与瓶罐碗盘金石玉铜为伍，逐渐对高古瓷、铜镜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05年暑假归国，于绍兴古玩市场中淘到第一件由自己掌眼的青铜杂件，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有时间便奔赴各大拍场为自己喜欢的拍品而奋战。学成归国后，继承父亲衣钵，接管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做过讲解员，翻译过馆藏书籍，在库房打过杂，亦担过器物部门的重任。现任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馆长，“玩物养志”是一直贯穿始终的座右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打破收藏圈中的地域限制，使精美细腻的越文化能被更多爱好者所熟知。
在高丽王朝统治的历史上，也就是公园918年——1392年之间，青瓷作为高丽文化的精髓，应该说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丽青瓷是高丽时期继承新罗时期陶瓷工艺传承生产的，它结合了外来文化，同时又极具韩国本土特色，遍布于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
现今我们所见的高丽青瓷，高雅、美丽、清新，大多呈青翠的青绿色，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条曰“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故而，它又被称为“翡翠色瓷器”。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当时的高丽青瓷工匠们，又从大自然中寻找素材，结合了自身的审美情趣，在这些翡色瓷器的器身上，加以阴刻、阳刻、透刻、镶嵌等工艺技法，将这些瓷器优雅而端庄的样式、清新而柔和的色彩、纤细灵巧的花样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创造出了在那个时代中十分新颖的艺术品。
高丽青瓷器阴刻草花纹瓜形水注
高丽青瓷阳刻牡丹纹花口碗
高丽青瓷镶嵌莲花纹瓜形注子
尤其是高丽青瓷独创的镶嵌法，更有效地突出了瓷器的工艺之美，提高了纹饰的装饰效果。应该说镶嵌工艺为高丽青瓷开辟了新的发展境界，使高丽青瓷不仅成为高丽时代的代表性文化遗产，同时也对陶瓷文化在后代社会底层的推广起了非常有效地推动作用。
13世纪 高丽窑青瓷镶嵌菊花纹盏托一套
浙江与福建、江西交界的古百越地区是瓷器的发源地，自3000年前的夏商之际开始，我们的百越先民就在这里发明并生产出最早的原始青瓷。
原始青瓷太阳纹工瓿
到了东汉时期，地处上虞曹娥江中游的上虞窑场，在当时就成为了全国青瓷先进制瓷技术的传播源，并且辐射到宁波、温州、江西、江苏等地，带动了各地区的制瓷业的发展。
而“越窑青瓷”的实质意义，经过各地推进与南北普及，也已经演变成为遍布各地的“越窑系青瓷”。经六朝及隋朝的发展，到唐、五代时越窑青瓷达到了顶峰，而北宋以后更是成为了中国青瓷的母本。
三国小猴嬉桃香薰
五代秘色瓷瓜形执壶
北宋秘色瓷浮雕龙纹片
越窑系青瓷历经几千年的演变，经历了从中国文化的直接传播、到双方国家文化的交流、再到中国窑场的对外加工，最终形成了今天隶属全世界范围的瓷器文化圈。
虽说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瓷器生产技术受不同的社会背景影响在当地演进变化的程度不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它们的直系源头或间接的技术源头都和浙江与福建、江西交界的古百越地区息息相关。高丽青瓷自然也不例外。
开头也说了，高丽青瓷不但在韩国陶瓷史上地位显著，而且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固然有着新罗时代遗留下的基因，但从本质上来看，它并非朝鲜半岛的“土著”，身上继承更多的，是中国的青瓷的“血液”。
13世纪 高丽窑缠枝花卉长颈瓶
13世纪 高丽窑刻划缠枝花卉云头纹青瓷罐
13世纪 高丽窑刻划云气纹玉壶春
12世纪 高丽窑刻划花卉纹青瓷盘
12世纪 高丽窑青瓷线刻牡丹纹出筋花口盏
12世纪 高丽窑青瓷竹笋形注子
12世纪 高丽时期青瓷狮子钮盖香炉
12世纪青瓷透雕七宝香炉
12世纪青瓷透雕唐草纹盒
12世纪青瓷鸭形砚滴
14世纪龙罐
为什么说被命名为高丽青瓷的李氏王朝翡翠色“国瓷”是由中国直接引入的“外来物种”？那么我是有以下理由的。
虽然说朝鲜半岛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制陶历史，但是他们的制瓷技术却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自中国越窑传入。考古资料显示，当时分布在半岛西南海岸一带的窑址就多达十余个，比如京畿道扬州郡长兴面釜谷里窑址、全罗北道镇安郡圣寿面道通里窑址、黄海道松禾郡云游面周村窑址等。
公元9世纪，新罗王朝由于争夺王位的斗争和随之带来的政治上的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庆州中央政府的势力削弱，而与此同时，地方豪强的势力却大为增强。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青海镇大使张保皋，他以全罗南道莞岛为中心据点形成了强大的势力，成为了东北亚海上霸主。
同时强盛起来的还有南海岸及其北部的地方豪强。而西南海岸一带基本为平原地带，加之岛屿众多、海岸线长，在当时与中国的海上交通相当便利，各种交流十分活跃。因此这个地方具有了比其它地方更有利于积蓄财富和首先接触到先进文化的良好的自然条件。
从陶器文化过渡到瓷器文化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虽然说9世纪的新罗首都庆州地区仍停留在陶器时代，西南海岸一带却因受中国瓷器文化的影响，已具备了制瓷的先决条件和经济基础。通过张保皋等人从中国浙江地区引进以青瓷为主的瓷器及技术，最晚也应是在9世纪后期新罗就开始少量生产瓷器。
9世纪末10世纪初也正是高丽王朝的兴建之始，故而当时将这一类新兴青瓷命名为“高丽青瓷”。而且由于这种最初期的高丽青瓷与我们中国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及其相似，在韩国学术界也常常以“唐式青瓷”来表述。
唐代越窑青瓷玉璧底碗
唐代越窑青瓷玉璧底碗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西南海岸一带发现的青瓷窑址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造价昂贵、生产数量受到限制、只能满足上层社会需求的、以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龙云里生产的为代表的优质青瓷，其中也包括了部分白瓷；二是以被大量投入生产、用于一般市民生活起居的、以京畿道仁川市景西洞等处为代表的绿青瓷。
优质的初期青瓷因还原烧造得好而显得釉色非常靓丽，胎质极为致密、瓷化好，甚至有些好的已经十分接近高丽青瓷鼎盛时期的翡翠色。而绿青瓷的胎土却因含有杂物及砂砾，显得不够致密，釉色也类似于灰釉，或因还原烧造不好的原因呈现褐色或者表面不均匀的情况。
那么越窑制瓷技术东传高丽，在整个世界陶瓷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可以说是为中国制瓷技术走向世界拉开了序幕。那么这里就有两点值得我们来思考和探索：首先，中国的制瓷技术为何最早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其次，为何朝鲜半岛引进的是中国越窑青瓷技术，而不是在当时同样名满天下的邢窑白瓷技术？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合葬有朝鲜半岛百济国第二十五代国王及其王妃的武宁王陵出土的两晋时期的浙江瓷器，是现今已知的在中国境外出土的最早的中国瓷器的例证之一。根据中韩两国学者研究，这些瓷器是当时的南朝政府与百济王室交好的物证之一，它们既说明了浙江瓷器外传古而有之的历史，也说明了早在南朝时期中央政府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就有采用中国瓷器作为外交礼品的先例。
中国越窑青瓷历经南朝的发展，到了唐代，越窑青瓷便步入了繁荣、兴旺的飞速发展阶段。当时，在浙江的慈溪、上虞等地，越窑窑场林立，从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无论是从装饰技法上或是从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上来论，浙江越窑青瓷的发展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与此同时，凭借当时唐王朝对外的邦交日益增多，中国与其他交好各国间的文化商贸来往频繁，以及浙江窑场本就处于东南沿海交通便利之处，越窑青瓷的外销规模日渐扩大，当时的瓷器可远销至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各国。
仅在新罗时期的太子宫废墟雁鸭池一处，就曾出土过大量的敞口、腹壁斜直、圈足底呈玉璧状的越窑玉璧底瓯残片。那么类似于这些越窑玉璧底瓯最早被发现是在唐代中晚期的上虞、慈溪等处的窑址中，就是属于当时越窑青瓷的大宗产品。
而对于当时由朝鲜半岛自主烧造的玉璧底系的青瓷，根据现有出土资料与学者们的分析考量，高丽青瓷的玉璧底初期优质青瓷的生产从9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了11世纪前半叶，而粗质的绿青瓷则是从10世纪一直延续到12世纪前期。
其中，高丽青瓷的优质青瓷逐渐与官窑衔接，而且在当时受中国南北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受越窑青瓷的影响最大最直接。接着，也受到临汝窑、耀州窑的影响。
青瓷镶嵌花纹花型盏及盏托
青瓷阴刻鹦鹉纹盒
正是由于唐代时期越窑瓷器的大量输出，以及越窑在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影响，能否获取更大量的这类瓷器并从这些瓷器本身获取更大的利益，便成为了当时半岛统治者和商业利益集团的渴望。
此外，当时的朝鲜半岛属于东北亚国际商贸路线上的中转站，若是能过在半岛上生产瓷器或者直接垄断瓷器生产，那么这必将决定了半岛能从对日本列岛的贸易中攫取巨大的商业利润。种种的这些诱惑与影响，成了当时盘踞在济州岛上并垄断了海上贸易的张保皋集团开始了获取越窑瓷器生产技术的巨大动力。
那么据传说呢，中国越窑青瓷的制瓷技术东传朝鲜半岛，是张保皋集团动用了武力，从越窑窑场抢掠了窑工的结果，那么无独有偶，后来历史上的壬辰倭乱时日本人又从朝鲜半岛抓走了以李三平为代表的一堆朝鲜窑工去日本，并开创了日本瓷器的新纪元，这个事件与张保皋抓越窑窑工的事件的对于他们本国的意义是一样的。
而且根据对最早期的高丽青瓷的考察研究，其实不难发现它们都有大量模仿同时期中国越窑青瓷窑场产品的痕迹，刚才也说了，韩国学术界用“唐式青瓷”来称呼这个时期的高丽青瓷，主要也是要表述这个模仿越窑的特征。
同时，在10世纪朝鲜半岛康津一带最早的高丽青瓷窑场中，它们的窑炉形态和中国越窑窑炉形态十分相同，在装烧技艺上，也有泥点叠烧、M形匣钵装烧、支钉垫烧等多种装烧方式并存，在这一点上也和越窑青瓷十分相似。
浙江上林湖后司岙越窑青瓷窑址出土
康津高丽青瓷窑址出土玉璧底碗
在众多窑址中考古发现的窑烧技法也都一一证明着越窑青瓷在高丽青瓷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在京畿道杨州郡长兴面釜谷里出土的玉璧底青瓷瓯采用的是简陋的泥点叠烧法，在窑址现场发现的瓯碎片的内底和圈足部位都留有泥点的痕迹；京畿道龙仁郡二东面西里的青白瓷窑中，就发现被大量采用的M形匣钵和支烧窑具；在龙西里瓷窑址中，除了发现匣钵和其它支烧窑具外，甚至还发现了当时中国窑工经常使用的火标。
除此之外，上述这些龙窑与中国越窑窑场一样，普遍都在窑床的底部铺了一层泥沙，用来防止瓷器与窑床粘连。而且这种高水平高智慧的相同技法绝不可能是不同技术人群之间的模仿学习，应该就是中国越窑窑工曾经就到过全罗南道的康津郡大口面挂栗里窑场指导并参与了整个龙窑砌造过程和青瓷生产过程的事实证据。
当然了，这些证据虽然不能证明越窑窑场工人的东渡和张保皋集团攫取中国瓷器匠人直接有关，但是却足以说明康津地区最早期的高丽青瓷窑场和中国浙江地区的越窑窑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制作出的青瓷，由于胎釉组成及装烧方法不同，烧制完成后的釉色也会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混杂在胎土和釉中的以铁分为主的微量矿物质的含量不同和所采用的的还原焰程度的强弱。
在众多的高丽瓷器中，青瓷是尤为精致，产量也最多。直至统一新罗中期为止，韩国只使用了陶器，到了统一新罗末期才开始使用瓷器。从陶器发展到瓷器，可谓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自然推进，而高丽青瓷由于受自然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它的产量要比陶器类要大得多。
我们把中国青瓷和高丽青瓷拿来作比较会发现，中国青瓷的釉色偏青灰，造型庄重，釉层感较厚，透明度弱；而高丽青瓷的釉色淡且清亮，透明感强，形态更生活化。同时，在高丽青瓷的制作工艺上采用了全世界最早的还原烧造铜红色，堪称一绝。
13世纪 高丽窑青瓷镶嵌菊花纹盏托一套
高丽青瓷一般都要经过两次烧造，在充分晾干了掺入少量铁粉的白土坯后，第一次是在700℃—800℃的温度中烧制，然后再在器物表面上施以含1%—3%铁分的石灰质釉，再用还原焰在1250℃—1300℃的高温下进行瓷化。
这样烧制出的高丽青瓷，胎土呈现出暗灰色，釉色类似于翡翠绿，若是还原焰强度给得恰到好处，整体的釉色会呈现出非常高的透明度。
高丽青瓷阳刻竹形水注
高丽青瓷方形台
高丽青瓷阳刻牡丹唐草纹大碗
越窑制瓷技术在朝鲜半岛上生根发芽，开创了半岛制瓷业先河。随着越窑青瓷的高丽化，那么我们把高丽青瓷的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高丽青瓷的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9世纪末至10世纪前半叶，是高丽青瓷的产生及成长期，这个时期中，玉璧底青瓷，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唐式青瓷”开始出现。那么这一类的青瓷，无论是在器型设计上还是在釉色上，无论是在匣钵窑具采用上还是装烧技术上都与中国越窑极其相似，不能不说它们就是直接模仿越窑的产物。
这个时期的高丽“唐式青瓷”，多是以碗、盘为主的各种生活用具，窑址多分布在韩国西南海岸一带，尤其是康津。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龙云里和七良面。
在这些势力强大的张保皋管辖的地区，无论文化、经济、社会都要比韩国其它地区要领先一步，开化得要早很多。当张保皋引进了中国青瓷及烧造技术，加上有适合制造青瓷的条件，比如瓷土、水、木材等丰富的物产资源，又有便捷的海运条件将产品运送至庆州等其他地区，这为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销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0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是高丽青瓷的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是中国的唐末、五代、北宋时期。
在上一阶段中，高丽青瓷无论是釉色、造型、装饰及烧造工艺等，在继承了越窑的基础上，对中国景德镇窑、汝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的特点及生产技术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借鉴。尤其是在器物表面的装饰手法上，除了继承越窑的刻、划技艺外，还融合了长沙窑、耀州窑的工艺手法，比如彩绘、铁彩画、印模、雕塑等等，逐渐开始具备自己的个性。
11世纪前半期，高丽遭受了契丹频繁的侵略，举国上下都处于十分艰难的环境当中。不过高丽王室仍致力于教育和人才培养，兴办了国子监，编撰国史、雕版大藏经等，为振兴国家的文化艺术做出了十分巨大的努力。同时，高丽王朝还与制瓷艺术进入黄金时代的宋朝进行了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为高丽青瓷的腾飞提供了重要契机。
自古以来，韩国人的十分喜爱绘画，并且他们讲这一艺术形式与自然紧密结合起来。古代的韩国人认为所有一切都属于大自然，包括神在内。他们认为任何表面的粉饰和虚化都将在大自然的朴实面前黯然失色。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才是至高无上的美。
所以在12世纪前叶，高丽青瓷在釉色、器物造型与纹饰上融入了高丽人的独特审美观并进行了改进，崇尚翡翠色，釉质半透明，胎质致密且几乎不带开片。这也是高丽青瓷最典雅完美，且特立独行的风格。
12世纪后半期，古代韩国人将独创的镶嵌法运用在高丽青瓷纹饰上，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故而，在那一时期，镶嵌瓷成为了高丽青瓷的主流产品。所谓的镶嵌瓷就是指在青瓷胎土上刻出纹样，然后用赭土或者白土将刻纹填平，先素烧，再施釉烧的特种工艺瓷。
高丽青瓷雕刻龙头笔架
高丽青瓷镶嵌杨柳水禽纹水注
这种镶嵌工艺最初是用来作镶嵌铭文，后来随着铜彩、铁彩、堆花、填金等装饰手法在高丽青瓷上的成功运用，镶嵌逐渐成为了高丽青瓷中的崭新风格，是青瓷装饰的一次创新。而从镶嵌青瓷的图案纹饰来看，在构图和布局上非常明显地使用了朝鲜的传统绘画风格——朝鲜绘。这也是中国越窑青瓷技术高丽化后与当时的朝鲜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从12世纪末开始，高丽青瓷开始走下坡路。具体表现在器物上的变化就是整体施釉变厚、色泽变深、纹样密集、样式风格散漫。同时，纯青瓷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高丽史》卷十八《世家》毅宗十一年（1157年）四月条中就有说到，国王命令拆除五十户民宅建宫殿楼阁，同时用高丽青瓷瓦覆盖了整个观澜亭北面的养怡亭屋顶。后来根据开城满月台皇宫旧址中出土的高丽青瓷瓦的碎片来推证，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塘里应该就是当时烧制养怡亭所用的青瓷瓦的窑址。在这个窑址中不但出土了青瓷瓦，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许多纯青瓷和少数的镶嵌青瓷碎片。
1230年始至元宗中叶为止，高丽青瓷和它独特的镶嵌技术，虽然在纹样和器型上多多少少仍继承了原先的样子，但已不可抗拒地开始走上了一去不复返的下坡路。
随着蒙古军铁蹄入侵而造成的高丽王朝数十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混乱，彻底打乱了高丽青瓷精粹至美的风格。就算到了元宗最后臣服于蒙古军，高丽青瓷整个产业也仍如日落西山，再也无法挽回当初的辉煌局面。衰退的阴影可谓遍及青瓷的器型、胎土、釉、烧制方法、装饰纹样、创意风格等等各个方面。
高丽青瓷原先所拥有过的所有的美，都随着时代的推移越往后越糟糕。我们总说，艺术品的发展程度永远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成正比的。漫长的160年的动荡，成了高丽青瓷的衰退期，就像高丽的政治、社会意义，高丽的瓷器艺术也经历了十分相似于国运的历程，最后变得与优雅和美丽毫不相关，低劣的质地、笨重的形态、简略而粗糙的纹样，令人不可谓不嗟叹。 自此，高丽青瓷走向衰落，并逐步被粉青砂器和白瓷所替代。
回过头再来看，其实除了高丽青瓷对瓷器本身的模仿以外，高丽王朝的整个瓷器生产管理制度也基本学习的宋元时期的中国制度。在唐代生产秘色瓷器的慈溪上林湖、上虞窑寺前等等越窑窑场，就有很多出土有“官”、“官样”铭的瓷器残片和匣钵。
吴越王建国后，设置了烧造秘色瓷的官窑，并配有官员监制，造有“官院”。而这个“官院”在陆游著《嘉泰会稽志》一书时还能见其故址。
而到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赵光义又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这些记述非常明确吴越国建有烧造“秘色瓷”的“官窑”，而且从五代吴越国时期延续到北宋的宋太宗时期，而宋太宗时期的这些吴越国官窑属“越州窑务”，应该可以理解为宋越州地方政权接管和掌管了吴越国遗存的“官窑”。
这也就表明了从唐到五代到北宋，越窑场与当朝政府的关系是从官搭民烧的土贡、到专门烧制秘色瓷器、再到设官员监烧。
而高丽在自行设置窑场烧造青瓷之时，在窑业的体制上同样也继承了越窑的这一做法。9~10世纪，在西南海岸的全罗道、京畿道等窑场，也都是由官府直接监管。参与监督烧造官府用瓷的人员被称之为“窑直”，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从事有关窑务的管理。
在全罗道高兴郡立原面云垡里等窑场也有类似越窑窑址中出现的粗精两类产品同窑合烧的现象出现，同时，与越窑贡瓷上书写“官”字款、定窑瓷器刻写“尚食局”和“尚药局”、巩县宋陵有“定陵”铭一样，高丽青瓷也在器物表面书刻“内”、“御件”、“正陵”、“尚药局”等铭文，清晰地表明了器物的专供专用。
由于越窑秘色瓷的地位以及它与宫廷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整个中国古代瓷器生产史上一直占有非常超脱且十分神秘的地位。后世人也用“秘色”来称呼后来那些烧造得十分出色的青瓷，来凸显其工艺美术价值。比如南宋时期陆游所著的《老学庵笔记》第二卷中就曾称以仿越窑青瓷出名的耀州窑青瓷为秘色瓷，明代徐应秋的《玉之堂谈荟》中也有用“南越秘色”来称呼广东出产的仿越窑的青瓷。
相比较之下，我们就可以得知，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称高丽青瓷为“高丽翡色”，其实是表明了早在北宋晚期时中国文人阶层已经对认同了高丽青瓷的品质。这既是徐兢自己在高丽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并且他还把自己的感受和评价留给后人，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把高丽青瓷与我们中国历史上水平最高的秘色来比肩。
到了南宋，高丽青瓷同时也进入了南宋宫廷。在对南宋临安宫殿、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在宫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出土有14件高丽青瓷，这说明高丽青瓷已经进入了贵族们的生活。在2010年出版的《清雅——南宋瓷器精品》一书中可以见到，一件高丽青瓷盖子上刻有“贵妃”铭文，那么根据南宋时期宫廷用瓷的铭文规律，我们可以断定这件器物必然是某位贵妃所有，这也是高丽青瓷进入南宋宫廷的重要物证。
杭州钢铁厂宋墓出土高丽青瓷碗
杭州出土高丽青瓷“贵妃”铭器物盖
诚如浙江省博物馆的沈琼华女士说的，“研究中国陶瓷史，不能不研究高丽青瓷，研究浙江越窑史更应把高丽瓷作为组成部分”。高丽青瓷的出现是浙江地区越窑技术东传和结合了异地文化后烧造而成的产物，如果打破国界来说的话，高丽青瓷同样可以被看做是众多越窑系的窑场之一。
同时，在高丽青瓷不断形成自身特点的过程中，不断从中国各个名窑瓷器中学习，汲取精华，才使得高丽青瓷的品质得到不断飞速地提升。正是这样，原本是模仿浙江越窑的高丽青瓷，最后才能走进南宋宫廷，并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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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见证伊朗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
新华网德黑兰7月23日电（记者杨定都）射灯打在一个瓷碗的背面，将“大明弘治年制”两排古体大字照得格外显眼。瓷碗两旁，硕大的青花瓷盘上勾勒着精美的花草图案。
不大的陈列厅内，摆满了大小数十件青花瓷珍品，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这里不是中国某家瓷器博物馆，而是伊朗北部阿尔达比勒市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伊斯兰教萨法维教团创始人谢赫萨菲·丁的陵园。
阿尔达比勒位于里海西南端，不论走水路还是沿里海南岸向西，这一带都是丝绸之路穿越伊朗前往地中海、欧洲地区的必经之地。上千件中国古瓷器在这里得以保存至今，昔日丝绸之路的繁华可见一斑。
谢赫萨菲·丁陵园里，当地导游法尔丁正在为一些学生讲解历史。他说：“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宝物，在我年轻的时候，家里摆放一件真正来自中国的瓷器，那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谢赫萨菲·丁陵园内原有包括400余件青花瓷在内的1162件古瓷器，伊朗政府将其中800余件转存位于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不对外展出。古籍记载，17世纪初，萨法维王朝阿巴斯一世国王将他私人收藏的瓷器捐献给谢赫萨菲·丁陵园，部分藏品是从两国数百年贸易往来中收藏的精品，也有一些是来自中国的馈赠。
法尔丁说：“中国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们，说明从很早以前中国和伊朗就已经是朋友了。”
中伊两国的往来始于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始通丝绸之路。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张骞派副使抵达安息（今日伊朗）。此后汉朝使臣抵达时，安息国王派两万骑兵到东部边界迎接，随后还派使节回访汉朝，敬献礼品。
伊朗历代都在丝绸之路上设立驿站哨所，保护商队免受侵扰，促进东西方贸易往来。如今，丝绸之路在伊朗家喻户晓，但由于历史变迁，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行进路线。人们公认它大致是一条横跨伊朗，与里海南岸相接的东西向路线。
德黑兰大学教授萨达克·齐巴卡拉姆说，有史以来，伊朗一直是连接东西方文化和贸易往来的桥梁，伊朗人不仅是丝绸之路的保护者，更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充当着东西方贸易的中间人。“丝绸之路不仅丰富了伊朗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也给他们带来了财富。没有丝绸之路，波斯商人就不会闻名世界。”
齐巴卡拉姆认为，因为经济受到制裁冲击，伊朗非常希望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经贸合作，帮助本国经济走出困境。
2008年，伊朗与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签署意向书，决定共同投资数百亿美元，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这些国家间的运输成本，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新注入活力。
然而，伊朗对外贸易处处受到西方制裁掣肘：许多产品被列为禁运物品，无法贸易；航运保险业制裁使得对伊贸易运力有限，成本高昂；金融制裁使得资金难以进出伊朗，结算困难。此外，制裁还会引发汇率和政策的突然变化，增加市场风险和不稳定性。
“伊朗要成功融入丝绸之路，恐怕还得先跨越西方制裁这一道‘路障’，”齐巴卡拉姆说。
米向军讲述西夏瓷的前世今生
西夏白釉刻花折枝牡丹纹罐
西夏瓷罐内的军哨
不久前，2017年宁夏民间十大珍宝“出炉”，经专家甄鉴，西夏白釉刻花折枝牡丹纹罐榜上有名。这件瓷器通体白色，专家们的点评是造型规整、自然流畅、刀法犀利、大气端庄。
1月18日，记者见到了这件藏品的主人——宁夏收藏协会常务理事米向军，倾听他讲述这件藏品的“前世今生”。
“这件西夏白釉刻花折枝牡丹纹罐让我魂牵梦萦了两年，做梦都能梦见。”米向军说。2016年，他得知兰州一位藏友收藏了一件西夏瓷罐，亲眼所见后心里更是喜爱。经过多次沟通，最终用自己的一件藏品交换了这件瓷器。
收回瓷罐后，米向军在清除罐内的灰尘时发现，在厚厚的尘土下还躺着一枚西夏时期的瓷军哨。这枚军哨小巧玲珑，长不过一厘米，呈现不规则形态，哨音急促而尖利。“这种军哨设计精巧，声音不大，用于伏击时给己方人员发布指令。”米向军说。
现在这枚军哨挂在米向军的脖子上，“每当吹响这枚军哨时，我会闭眼冥想，仿佛穿越千年回到了古代厮杀的战场。”在他看来，每件西夏藏品背后都蕴含着传奇曲折的故事，每每触摸、把玩这些器物也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
宋代是制瓷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西夏和宋朝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因此西夏瓷多年以来鲜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在宁夏、甘肃、青海等地陆续发现西夏瓷器，学界才将西夏瓷独立为瓷器种类。
西夏瓷的纹路以剔刻花为主，有剔、削、刮三种技法。米向军表示，宋瓷的剔刻图案使用的是竹刀或骨刀剔刻，党项人以铁刀剔刻西夏瓷，形成了“刀刀见骨、刀刀见肉”的效果，纹路的形态类似刀削面后面胎上的刮痕。通过铁刀的剔刻，巧妙处理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主纹饰和次纹饰层次分明、疏密有序，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更显西夏瓷的硬朗、古朴、自然、神秘之美。
米向军指着瓷罐上的线条告诉记者，这种平滑的曲线不是轻易能刻出来的，必须心无杂念、一气呵成，即使是起伏较大的呼吸也能够影响剔刻效果。
据他介绍，由于蒙古对西夏的灭绝政策和党项人去世后“毁瓷”习惯，目前全世界完整保存的西夏瓷不足百件，还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极为珍贵。留存至今的西夏瓷基本以发现的“窖藏”为主，所谓窖藏是古代一些大户人家遭遇战乱逃难前将珍贵的器物埋入地窖深藏，但很多人一去不返，再未返回故土，因而窖藏文物无意成为留存历史的见证物。
如今，西夏瓷成为很多藏家梦寐以求的收藏对象，不少藏友以收藏到一块西夏瓷残片为荣，千年前的神秘王朝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记者 张贺 文/图)
周益军开讲毛瓷背后的故事 红色官窑的前世今生
在英文的表达中，“China”是中国，还有一个意思是陶瓷。由此可见，陶瓷已经成为中国千百年来对外形象的代表。我们可以从无数流传至今的陶瓷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看到中国人婉约深沉、纯朴自然而又慷慨激昂、豪迈大气的情怀。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陶瓷与中国人有着特殊的关系，中国人对陶瓷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醴陵是一座自古就充满现代气息的南方城市，也是我国著名的瓷城，自古就有天下名瓷，出醴陵之美称。釉下五彩是醴陵陶瓷的特色“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是醴陵陶瓷在清代赢得的良好评价。建国之后，醴陵陶瓷更是受到青睐，成为为毛泽东烧制瓷器的“官窑”。
那么，到底醴陵陶瓷又为什么叫做红色官窑？什么叫做毛瓷？它与其他地方的陶瓷有什么不一样，釉下五彩到底是什么样的技艺手法呢？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周益军揭秘了许多毛瓷背后的故事。
“怪”鱼盆是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
毛瓷是指毛泽东主席生前的生活用瓷。当然，这个“生活用瓷”也包括他身后的用瓷，比如说毛泽东纪念堂里面陈设的一些艺术陶瓷和陈设瓷。陶瓷的来源基本上有三个批次，第一批是1958年毛泽东用的盖杯，我们后来把它叫做胜利杯。1958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的陶瓷研究所，拿来了一个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用过的桶型杯子，要求陶瓷研究所制作这样一个杯子，但没有说明是毛主席用的。同时要求在样品的基础上加大改矮，加上盖子。
当时研究所选择了醴陵地区最好的制瓷原料来制作这个瓷器。到了6月份试制的样品就出来了，然后把这个样品送给湖南省委去审查，湖南省委审查以后觉得这个杯符合要求。到了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制作，一共制作了20个素色的杯，没有图案样式，白色的。
第二批就是1971年9月为主席制作的一批生活用瓷，这批生活用瓷主要包括菜碗、饭碗、盘子、小碟子，比如说毛泽东主席喜欢吃湖南的腐乳，往往就用小碟装着，还有杯、鱼盘，还有五件套的文具、茶具。按照要求，当时这些盘类、碗都要求加盖，一般老百姓家用的碗很少是加盖的，特别是鱼盘很少加盖。瓷器椭圆形的东西不好做，盖子要吻合难度更大，问起原因，工作人员说，主席因为用餐时间很不正常，有时候饭做好以后他顾不上吃，菜又凉了，热了几次以后他还没有来吃。所以，工作人员就想一个主意，把碗都加盖，让它保温，这样就不会凉，这是一个特殊的要求，所以，这个造型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后来看这个鱼盘怪怪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原因。
毛瓷的珍贵原料现在已消失
毛瓷包括纪念堂里面的用瓷，都用了我们湖南特有的一种原料，叫做球泥。球泥分为两种，一种是大球泥，一种是小球泥，这个球泥产生于湖南溆浦县叫做黄毛园乡的地方。这个矿不像我们广东的原矿面积很大，球泥矿是鸡窝矿，它不是满山遍地到处都是，它是一窝一窝的。这个原料现在已经没有了，在计划经济年代，制作毛瓷和国家礼品瓷都要通过湖南省计划委员会下指标。球泥非常珍贵，挖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球，然后把这个泥打开，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壳，把这个壳掏掉，把它加工以后就可以了。
其次是精湛的制瓷技艺。制毛瓷的人员是千挑万选的。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首先第一政治要合格，那个要求很严，很具体的，比如说你家里的成分怎样，历史上有没有不良记载，或者亲戚朋友有没有不良的记载，这些都是审查条件之列。
第二，工艺控制上非常严格。比如说泥坯入窑的时候，在入窑之前要用秤去称，一件一件都要称，每一样都要达到这个要求才能入窑烧成。不合格的，重量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都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前一道工序要控制后一道工序的质量，如果前面做得不合格，后一道工序洗水的看出来了就要把它打碎。要经过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是这样控制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是为毛泽东主席做瓷器，只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好。所以，控制得很严。
半人高的大缸没有任何接口
纪念堂的大花缸是醴陵窑代表突破性的一次。大花缸在上世纪70年代是一次拉坯成型的。像1米左右高的大缸大多都是接上去的，然后再做成一定高度的大缸。但是纪念堂的缸不能有接口，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用一次拉坯成型的方法才能做成，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们采用接力拉坯方式，拉坯师傅一个人在那里拉，然后由两个人抓住他的手臂一块使劲，这样才拉起来。你想想看，要把一团泥拉成40公分高、比较薄的器物，这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在计划经济的时候给他们特殊补贴，给他们每天加半斤肉、半斤大米补助，这是特殊待遇对待，在那个时候，这是最好的待遇。
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大缸烧了很多次，到快要交货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有出来，总是底下开裂。当时厂长急得很，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最后，天天白天拉坯干活，晚上大家坐下来分析开会。有一天拉坯师傅听得很不耐烦了，说我看这个原料不是太粗了，而是太细了，还要加粗。后来按照他的说法，把这个原料重新调配，让它粗一些，真的解决了问题，因为泥加粗了之后水分就能很快地排出来。
除了在技术上有创新之外，在装饰上也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刚才进到题材，是从毛泽东诗词里面选出的。现在虽然过去30多年了，但这些装饰的画面仍然非常优美，很漂亮。无论是从线条，还是从它的装饰形式，包括釉下五彩的装饰技艺，分水的装饰技艺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虽然这些花卉比较简单，但是它并不呆板。从色彩上，他用了大面积的红色和绿色。虽然红配绿很俗气，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红和绿的搭配，造成了对比非常强烈，但是艳而不俗的美感。现在看起来仍然很好看，它单纯而不单调，色彩对比很强烈，给人的印象很深刻。
中国古陶“活化石”的前世今生
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瓦窑自然村，是一个不足600人的小村落，但却保留着40多座“馒头窑”，保存着3000多年前的制陶原始生产工艺流程，这在国内实属罕见。
这是一个只有180户、598人的小村落。
这里承载的却是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陶文化。
这里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江山市清湖镇和睦村瓦窑自然村。
古陶“活化石”
揉一团泥，在木质转轮上转几圈，随心所欲地捏捏、拉拉，不出三五分钟，一个古朴的花罇就成型了。
每当有外地人来村里，村民王中阳都会积极地“卖弄”自己的手艺，然后推销自己的产品。到过和睦村的专家学者，无不为眼前的景象所惊喜：这样一个小村落里竟然还保留着40多座馒头窑，现在尚有10多座窑还在烧制各类产品，沿用的又是3000多年前的原始制陶工艺。
和睦村以制泥烙壶、瓦片闻名于闽、浙、赣三省。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文博副研究员姜江来多次到和睦村调查研究后发现，从生产的质地上看，和睦泥烙壶和商周时期出土的泥釉黑陶相近，现在生产的泥烙壶只是在工艺上有了一些改进和提高。
古陶专家、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毛兆廷老人介绍说，江山因拥有充沛的陶土、河流和山林资源，以及半山坡的地形，便成了陶瓷生产的热土。如今这一带山坡底下挖地三五米，都是古陶古瓷堆积层，随便捡一块，就有上千年的历史。据考古发掘证明：在和睦乌里山发现商周印纹陶遗址。因其独特的地位，江山陶的出土文物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巡展，并在北京展出5年。
一个现存的古老窑村，如此密集的馒头状土窑，如此完整的原始生产工艺流程，还在生产、延续……在国内实属罕见。一时间，和睦村吸引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地的专家教授。在他们看来，每一座“馒头窑”都像是长在地里无数年的文物，整个村落就是中国古陶的“活化石”。
不熄的窑火
和睦村瓦窑自然村历史上家家户户都制陶烧瓦，鼎盛时期有100多座土窑。和睦村支书席绪禄介绍说，清朝年间，村里来了一个逃荒落难的湖北人，贫病交加时，陆姓人家收留了他，还给他治病。湖北人感恩戴德，便将祖上传男不传女的泥烙壶手艺和盘托出。从此，陆家人不仅会烧制工艺简单的建筑陶——瓦片，还能够烧制较复杂的生活陶——泥烙壶、药罐、炭炉等。陆家的陶业生产很快兴旺起来。陆家泥烙壶手艺传到第三代时，因只有一个女儿，眼看手艺要失传。陆家人开始“比武招亲”：用比赛建窑的办法选女婿，村里王姓人家因此又成了陆家手艺的继承人。此后，泥烙壶手艺慢慢传遍了全村。和睦村的生活陶，通过清湖水运和仙霞古道，走进了周边江西、福建和浙江农村的家家户户。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睦村成了江山最忙碌、最富有的小村，姑娘们都希望嫁到这里。
目前，村里依然有10多位老陶工仍在坚守。他们不懂太多的原理，只知道用泥烙壶烧水、盛水、煎药，不馊不腐，这是塑料、不锈钢制品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惨淡经营，他们的窑里还是烟火不断：在烧制日常用品的同时，王中文兄弟尝试着烧制汉代的泡菜罐，王中兴等人在研究制作仿古彩陶……
古陶的新生
2005年，一个名叫姜子牙的陶瓷工艺美术师打破了古陶村的沉寂。
20多年前，姜子牙开始开发古陶瓷。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子牙骑着摩托车到处转悠寻找黑陶土原料，无意中他发现了和睦村瓦窑自然村，“激动得无以言表”，他几乎走完了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毅然决定在这里建立彩陶工艺厂和彩陶工艺技术开发研究所，将和睦原始制陶工艺和新兴时尚的彩陶理念相结合。他在原始制陶工艺中融入了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多种元素，开发生产仿古彩陶工艺品。当年8月，第一批60余种彩陶就开发制作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发制作了800余种彩陶产品，远销海内外。
传统工艺+艺术+文化=古陶新生。姜子牙的大胆设想激发了江山市委、市政府的灵感：保护和开发和睦瓦窑村的土陶资源，传承远古文化，激活民间资源，引领农民脱贫致富，开创新型文化休闲产业。江山市政府马上把“江山和睦彩陶文化村”的建设列为当年的重点建设项目，目前，由政府担保筹资上千万元建设的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一个行将衰落的老土窑村，即将成为仙霞古道上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宋五大名窑的前世今生
近日，故宫宋代哥窑瓷器受损事件被曝光。哥窑瓷器是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之一，存世量极少。故宫宋瓷受损事件让宋代五大名窑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焦点。本报记者专访了瓷器研究人员，以图还原出叱咤陶瓷史上宋五大名窑的前世今生。
实考 五窑成就陶瓷史高峰
明代《宣德鼎彝谱》一书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不过，由于柴窑一直没有发现窑址，便被搁置一边，“柴窑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没有考古资料做支撑。与此同时，柴窑也没有传世器。”于是，便留下了“汝、官、哥、钧、定”的说法。
中国素有“瓷国”之誉，英文China既指中国，又指“瓷器”。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史上，古代工匠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瓷器传奇，宋瓷便是其一。
唐五代时，宫廷就有收藏陶瓷之好，宋朝统治者也不例外。最初，宋代朝廷先是指令几个烧瓷质量较好的窑场如定窑等烧造贡瓷，后又专门设立汝窑、钧窑等官办瓷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令后世垂涎的宋瓷由此诞生。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冯小琦告诉记者，尽管五大名窑不能涵盖宋代瓷业生产的全貌，却集中体现了宋代的制瓷水平，从而也令宋瓷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大高峰。在冯小琦看来，宋瓷的魅力就在其朴素与内敛，“宋瓷从装饰上看以素为主，汝、官、哥、钧都是青瓷，定窑则是白瓷。”
当年，故宫文物南迁至台湾时，负责挑选文物的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尚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玮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吴玉璋便挑选了宋五大名窑等27870件。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瓷器专家蔡和璧指出，吴玉璋挑选这些瓷器时，有个标准，就是围绕五大名窑和清代珐琅彩瓷(俗称古月轩)，由此可见宋五窑的珍贵程度。
争议 哥窑并非宋代烧造？
“汝、官、哥、钧、定”，是宋五大名窑的简称，且在学术界和民间藏家处流传已久。然而，近几年，关于这一说法却一直争议不断。
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刚告诉记者，将“汝、官、哥、钧、定”说成宋五大名窑的说法近几年来一直受到不少挑战，争议主要聚焦于哥窑和钧窑，“事实上，《宣德鼎彝谱》一书中只是说了有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但并没有说明是宋代的，宋五大名窑的说法是后代人附会之辞。”李刚指出，事实上哥窑的名称是元代以后才有，直到元代才开始烧造哥窑。而目前，关于哥窑的烧造年代有三种观点，宋代说；元代说；宋元说。
至于钧窑也有争议认为不是出于北宋末年。古陶瓷专家陈万里曾经提出，钧窑兴起与汝窑衰落有关，“但后来研究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汝窑和钧窑并没有传承关系，其中官钧出现的年代应该不早于元代中期。”
陶瓷文化：陶瓷辊道窑的前世今生
我国成功使用陶瓷辊道窑的历史，应该就是从1984年5月5日第一条引进线成功投产开始的。而在此之前，国内一些产区包括佛山石湾，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至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批量生产马赛克、釉面砖（俗称瓷片）等建筑陶瓷产品，只是其制品是用隧道窑或其它窑炉烧成的。早年在石湾就曾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窑炉，诸如轮窑、樽窑、倒焰窑、多窿窑、隔焰窑、方窑、电窑等等。
1978年8月，佛山市陶瓷工业公司属下的建筑陶瓷厂和化工陶瓷厂，根据香港商人提供的"意大利砖"样本，试制成功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彩釉砖。而据业内资深人士的回忆：当年烧成这些首批彩釉砖的窑炉，建陶厂用的是隧道窑，化陶厂用的是龙窑。据了解，石湾的首条隧道窑是1966年在石湾日用陶瓷二厂建成投产的，号称全省第一条隧道窑。石湾的第二条隧道窑，则于1969年9月在石湾工业陶瓷厂建成投产。至全线引进时的1983年，石湾已建成隧道窑25座，实现了煅烧隧道化。只是这个"煅烧隧道化"不久又被烧成辊道化所取代了。
陶瓷烧成窑炉的辊道化始自1984年，只是历经30年的演变，当年引进的辊道窑与今天的辊道窑已不可同日而语。据当事者回忆：当年引进的第一条辊道窑，窑长只有44.6米（连辊台部分共68米），内宽1.5米，年产量30万平方米（相当于日产1000平方米左右）。再看看我们今时新建造的辊道窑：窑长大多为300多到400多米，有效内宽超过3米，日产量4-5万平方米。也就是说在这30年间，我们的辊道窑长度加长了八九倍，内宽增至两倍多，日产量更提高到40-50倍！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老佛陶"们表示，当年引进的第一条辊道窑虽则不算大，但却已让他们感到震撼。与之前我们使用的隧道窑等相比，其生产效率之高与能源消耗之低着实让人惊叹：原本烧制彩釉砖要烧28-30个小时，现在用辊道窑只需烧1个小时；原本烧制1公斤瓷砖要用3.7公斤的匣钵，现在用辊道窑根本不用托板也不用匣钵，这样可以节省多少的燃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辊道窑的使用是建陶行业一个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划时代的技术革命，而后来辊道窑自身的改进又把这个技术进步推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愚以为在过去的近30年里，陶瓷辊道窑虽然在不断地增长增宽，但其技术原理和基本结构并没有多大的突破。直至进入本世纪的一十年代，人们开始看到了让全球陶瓷业界耳目一新的东西。2011年下半年，佛山瑞陶达研发成功了热风增压助燃的辊道窑，节能效果惊人。以往的辊道窑，助燃风用的是冷风或几十度、百余度的低热风，而瑞陶达的助燃热风则可达到300多摄氏度。其可观的节能效果引起了业界众多的仿效，只是迄今为止仍处在助燃风提高数十度或百余度、能耗可降低几个百分点的"部分性仿效"阶段而已，好象始终未见有人可以做到瑞陶达那个助燃热风的温度与效果，于是专利维权亦暂告无从谈起。
今年瑞陶达在沿用热风增压助燃的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种诱导式反传热超节能陶瓷辊道窑，一举颠覆了全世界陶瓷辊道窑的常规结构，节能减排效果更加惊人，已获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和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笔者并非热工窑炉专业人士，对诸多技术问题实难说得清楚，所以我只能把前两年的热风增压助燃辊道窑理解为一个大压力锅，而把今年的诱导式反传热辊道窑理解为大压力锅外再加上大焖烧锅。鉴于其可观的节能减排效果，窃以为今后几年这种新型窑炉将会大行其道，甚至连外国同行都可能要向我们购买这些专利的使用权。至于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亦不妨再观察个三五年。但是有一点或许我们现在就可以判定：中国陶瓷人的辊道窑技术，如今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了。
高丽青瓷与李朝瓷器概述
五彩瓷成熟于明代，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高峰时期，分别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和清代康熙时期，两者风格相近，又各具特色。国内外收藏者对五彩瓷的热度不尽相同，今天小编就带您分析下国内外收藏市场对五彩瓷的不同态度。
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五彩瓷是宣德时期的官窑作品，传世极少，仅见西藏萨迦寺有收藏，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遗址有少量出土，相信宣德窑五彩在明中期也难为藏家所见，更谈不上外销了。中外对五彩瓷器的态度分歧始于万历时期，万历五彩深得当时日本社会的喜爱，许多五彩瓷器销往日本后为上层人士所珍视。入清以后，日本人仍然痴迷于五彩，不惜重金求购，国内也因此出现了仿造之风。
而在当时的国内，五彩瓷并未像在日本一样受到推崇，青花瓷才是主流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青花瓷十分普及，至今国内留存这一时期的青花瓷也很多。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清初，时人叶梦珠在其著作《阅世篇》中对嘉靖一朝青花尚且推崇至备。晚明时期，随着外销瓷器市场的扩大，瓷器大批涌入欧洲诸国。欧洲社会对五彩瓷器的钟爱并不逊于日本。由于五彩瓷器的色彩对比强烈，在视觉效果上与欧洲建筑的居室装饰色彩十分搭配，故大为流行。欧洲商人遂大力收购并运往欧洲销售，造成了五彩瓷出口数量巨大。可以这么说，明中后期景德镇生产的五彩瓷大部分是专为海外市场制作的。
清以后，清政府实行禁海令，景德镇瓷器外销被迫中断，中国的五彩瓷器被日本生产的“伊万里瓷”代替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由此可见欧洲社会对五彩瓷的钟爱。当清廷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瓷器贸易旋即重新步入繁盛期。
康熙五彩得以大力生产并且水平高超独步有清一代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有着强劲的海外市场推动。当时绝大多数五彩瓷器的生产是基于外销的目的，因此留存在国内的甚少，这也是为什么五彩瓷在国外比在国内多见的主要原因所在。
同时期国内社会对五彩瓷的态度却与国外截然不同。有清一代的官窑瓷器，除了康熙一朝有五彩外，其他时期多为青花、粉彩、单色釉，清代民窑也很少再生产五彩品种，除了光绪时期出于仿古谋利的目的才有大量仿制以外。这就说明在康熙以后的100余年里五彩瓷器几乎被国人忽略了。
正是由于欧洲人、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五彩瓷情有独钟，在这种传统的审美和收藏心态支配下，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外古董商纷纷来华收购在中国国内留存的五彩瓷器。当时国内藏家多偏重宋瓷与永宣青花、雍乾官窑，认为五彩俗气，不够高雅，因此价位也甚低。一些精明的中国古董商趁此机会大量的为海外收购五彩瓷，造成国内的五彩瓷器严重流失，在国内留存下的精美者甚少，故今天的国内收藏群体难以接触到上好的五彩瓷器，自然也就无法激发他们的收藏欲望，更谈不上五彩瓷的专题收藏了。较之于其他品种，如青花、粉彩、斗彩等，五彩瓷明显缺乏一个收藏的历史传统。
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最辉煌的一笔是在200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以高达4404.475万港元成交，成为当时成交价最高的中国瓷器，直到今天也被业内津津乐道。此后，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虽然未再有如此惊人的表现，但也屡屡创出佳绩。在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明万历五彩龙纹出戟花觚以474.25万元成交。200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以434万元成交，一件清康熙珊瑚红地五彩牡丹花卉纹碗以386.51万元成交。在200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明万历五彩荷塘鸳鸯图蒜头瓶以428.24万元成交，一对清康熙五彩果鸟图碗以549.96万元成交;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清康熙珊瑚红地五彩花卉内绘果实纹碗以428.24万元成交。在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一对清康熙五彩果鸟图碗以549.96万元成交。
而在内地拍卖市场上，五彩瓷根本无法体现出应有的市场地位，能获得较理想价位者寥寥，目前市场最高价为一对清康熙御制珊瑚红地五彩九秋图碗以495万元成交，此外，清雍正五彩山水人物笔筒以220万元成交，清康熙珊瑚红五彩花卉纹碗以165万元成交，明万历青花五彩人物图盖罐以121万元成交。
虽然内地藏家这种审美传统绝非一朝半夕所能改变的，但对五彩瓷在海外市场上的受追捧也不应该再继续视而不见下去了，同样内地的拍卖公司也应该在五彩瓷市场的培养上多下些功夫。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五彩瓷在内地市场上会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