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瓷器。
在高丽王朝统治的历史上，也就是公元918年1392年之间，青瓷作为高丽文化的精髓，应该说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丽青瓷是高丽时期继承新罗时代陶瓷器工艺传统生产的瓷器，其高雅、美丽、清新，呈青翠的绿青色，又名翡翠色瓷器。据南宋《袖中锦》刊载，当时被南宋誉为天下第一的物品中，就记有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南宋人在古文献中的这种称颂，应是对高丽青瓷中世纪高峰发展期真实面貌的如实记载。高丽青瓷的发展，受中国北方汝窑和南方龙泉窑影响最深，高丽青瓷开始呈现深沉的绿玉式格调，刻划花以菊花唐草为主要装饰纹样，造型以典雅清秀取胜，已不见宋瓷的大胆夸张。
12世纪始，高丽青瓷发展达到高峰，釉色综合了汝窑、龙泉窑的工艺特色，产品近似于龙泉窑、汝窑的梅子青、艾叶青、粉青、天青、月白等色，最主要成就在于烧出了美丽绝伦的翡翠色调。统一新罗晚期，有位重要人物张保皋与青瓷的产生密切相关。他年轻时来中国应征入伍，中年回到故乡青海镇，被任命为青海镇大使。张保皋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将海上贸易延伸到了邻近各个国家，越窑青瓷的输入便是其海外贸易中的一项。
考古发现，在张保皋的驻地出土了唐代越窑执壶、罐、玉璧底碗等一批青瓷。随着需求量的增加，靠进口越窑青瓷已经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于是，张保皋从越州带回陶工，利用当地丰富的水土资源，运用越窑青瓷的先进技艺，很快生产出了与越窑青瓷风格相近的新罗青瓷。高丽青瓷的生产是由宫廷直接派官员窑直管理的。尤以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堂里和全罗北道扶安郡保安面柳川里的窑场最著名。其青瓷产品只供上层贵族，器物务求华丽，重质不求量，不惜工本。
仁宗长陵出土的青瓷瓜形瓶及方形台有类于宋代青瓷的高雅宁静，而青瓷透雕七宝香炉、青瓷透雕唐草纹盒、青瓷镶嵌透雕龟甲纹套盖、青瓷透雕双龙笔插、青瓷龟形水洼注、青瓷堆花莲荷唐草纹水注的华丽精巧，已超过宋瓷，足与金银工艺争胜。另外，高丽的瓷器工匠从大自然中找素材，充分发挥阴刻、阳刻、透刻等雕刻技巧，创造出新颖的艺术品。他们不断进行艺术探索，更有效地突出了瓷器的工艺之美，提高了纹饰的装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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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器：高丽青瓷“影影绰绰如青玉”
高丽青瓷龙纹罐
影影绰绰如青玉，玲珑剔透似水晶，致密的玉如嫩肤，触手犹如抚肌肤，这是朝鲜诗人李奎报吟咏高丽青瓷的诗句，恰到好处地呈现了高丽青瓷的神韵，如青玉，似水晶，色泽淡雅，流云泻玉，异常精美。
高丽是公元918年至1392年间存在于朝鲜的王朝，大约相对我国从五代十国一直到明朝初年，高丽王朝是朝鲜的第二个统一政权，后于1392年被李氏朝鲜所取代。狭义的高丽瓷是指朝鲜在高丽时期生产的瓷器。事实上，高丽在今天也指代朝鲜，所以，高丽瓷便成为所有朝鲜生产瓷器的统称。
高丽青瓷是朝鲜生产的最主要的一种瓷器，由于朝鲜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是中国的属国，所以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商业，受中国的影响比较深，高丽青瓷便是在中国青瓷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尤其受我国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越窑、龙泉窑的影响比较深。大约在北宋初年时，我国的青瓷被前来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者带入朝鲜半岛。之后，朝鲜便开始烧制青瓷，据《宋史高丽传》记载，高丽的使节团还曾参观北宋的定窑、越窑、汝窑和龙泉窑，对瓷器烧制时的技法进行了学习，由于使节团较为喜欢龙泉瓷如玉一般的细腻光润，回国以后，便着力发展以龙泉窑为模板的青瓷，并很快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公元12世纪时，高丽青瓷的发展达到顶峰，其生产的青瓷清新淡雅，和龙泉窑、越窑极其相似，在中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
高丽青瓷在借鉴中国青瓷的基础上，融合了朝鲜民族的自身特色。高丽青瓷色彩明丽，色泽柔和，玲珑剔透，装饰花纹淡洁素雅，装饰技法较为独特，形式多样，阳刻、透刻等雕刻技巧，又用镶嵌的方式在青瓷上镶嵌有许多花纹，民族特点十分浓厚。
如动物、植物花纹的图案，是其民族风情的体现，也反映出朝鲜人民崇尚自然的艺术传统。图中的青瓷罐，既有高丽时期的风格，又弥漫着近代的气息，可以说是高丽青瓷在近代的代表作品。
漳州窑的前世今生
“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南澳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南澳Ⅰ号”上所发现的青花瓷在国内陆上考古鲜有大批量发现，对远销国外民窑青花瓷的生产、贸易线路等一系列考古课题也少有实物印证，而本次“南澳Ⅰ号”上载有的大量民窑青花瓷，将给考古界许多信息。从这方面讲，“南澳Ⅰ号”的考古意义丝毫不逊于“南海Ⅰ号”。
明清外销瓷出口
“‘南澳Ⅰ号’有大量瓷器产自福建平和窑。”在几百件瓷器陆续出水之后，汕头市南澳县博物馆馆长黄迎涛告诉媒体，他上月初前往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一个青花仕女瓷盘，竟然跟从“南澳Ⅰ号”沉船打捞出水的一件青花仕女瓷盘花纹、瓷质一模一样。
原福建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林忠干研究员认为：“平和窑是明清时期福建漳州地区瓷窑的代表窑口，与同时期云霄、华安等地的60多处窑统称为漳州窑。”
林忠干研究员认为，明朝海禁，但是从隆庆元年开始，只在漳州月港设立了对外开放港口。明万历年间，是漳州窑的鼎盛时期。正是因为月港商贸的繁荣，极大刺激了漳州窑业的全面发展。
据了解，漳州窑址遍布各县及邻近地区，以平和南胜、五寨为代表的窑场作坊，引领生产和外销的潮流。在《东西洋考》等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瓷器作为出口商品，此后在考古发现中也屡有瓷器烧成年代的实物见证。
林忠干说，景德镇、德化窑等烧好的瓷器，也要水路运到月港外销。“南澳Ⅰ号”沉没的南澳海域是海上东亚古航线的重要通道，向北航行可到日本、朝鲜，向东可抵达菲律宾群岛，向南越过印尼等南洋各国，更远可抵达欧洲、非洲。
而漳州窑的产品发现与这一足迹相符合，在欧洲、东南亚以及日本都有不少传世品，就连南美洲的墨西哥也有发现。在17世纪的欧洲，漳州窑的青花大盘更是风靡欧洲上流社会，常有一盘难求的情况。就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曾专程来到福建，与本地学者共同发掘漳州窑，他们一致认为，漳州窑占据了明清时期福建外销瓷的主导地位。
漳州曾“十里长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漳州窑的兴衰，漳州窑在此产生并在明清时期大发展纯属偶然。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爆发农民起义，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叛乱后，为安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在各新建置的县治衙门充当杂役等，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士兵中有来自江西的制瓷能工巧匠。
入明后，素有“东方大港”美誉的泉州港已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明代著名的海外交通贸易中心——漳州月港。平和县外销瓷的迅速崛起，与月港的兴起是息息相关的。在漳州平和县境内南胜、五寨一带发现龙窑遗址数以百计，它们临溪依山而建，形成“十里长窑”。从平和花山溪顺流而下，直达月港，便捷的交通，使瓷业生产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甚至可与近邻德化瓷相媲美。月港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为百姓造福，获取厚利。从平和窑址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刻画技法、构图等与景德镇窑如出一辙，这也是其常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制瓷业出现原料危机。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最终酿成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之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造成景德镇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歇。东印度公司的老板手持景德镇瓷器样品和西方人喜爱的图样四处寻找供货方，沿海漳州窑成为替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基地。据文献记载：1621年至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日本人也从漳州购买大量瓷器，考古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清初，清政府实行“海禁”，月港走向衰落，漳州窑也因销路受阻而颓废，“克拉克瓷”从此在海内外销声匿迹，给后人留下一连串遥远而美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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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
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举行题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拍卖品均是从16世纪至17世纪沉船中打捞出来的中国瓷器，其中不乏被称为“克拉克瓷”的青花瓷器。“克拉克瓷”再度引起世人瞩目。无独有偶，近年来沉没于1600年的菲律宾“圣迭戈号”，1613年葬身于非洲西部圣赫勒拿岛海域的“白狮号”，埃及的福斯塔遗址、日本的关西地区等均相继发现大量的“克拉克瓷”。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罕见收藏。考古界根据其工艺、风格、纹饰特点，曾经推测它是明清所产的青花瓷。
20世纪90年代，在对福建平和南胜、五寨明清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找到了烧造国外所谓“克拉克瓷”、“汕头器”的窑址和销往日本等国的实物标本。
李封天目瓷的前世今生
天目瓷是我国古代铁系黑釉陶瓷的统称，为宋八大名瓷之一，因其独特的曜变艺术有“千金易得，一曜难求”之美誉。李封天目因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在我国天目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李封天目瓷窑遗址位于焦作市中站区李封村，一九八二年被誉为焦作市文物保护单位，南邻滔滔黄河，北依巍巍太行，距北宋国都开封仅一百多公里。这里文化底蕴丰厚，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府城早商遗址、许衡墓等古迹。李封天目瓷窑遗址面积约56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1至2.5米，地面上分布着大量的窑具和瓷器残片，其烧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宋金时期达到鼎盛，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天目瓷的历史渊源
天目瓷在宋朝是皇室御用珍品，黑釉茶碗含蓄内敛的青黑特质与自然天成的神奇纹理非常适合宋人恬静中求变化的“斗茶”之风，也深受文人墨客、王公贵族的亲睐。北宋皇帝宋徽宗的“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和“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如醉乡”，以及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等名句把黑釉茶碗推到了历史的高度。还有北宋苏轼、蔡襄、范仲淹等名人雅士的赞美之词比比皆是，奠定了黑釉在宋代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
天目瓷的烧制历史悠久，有史料依据的传承关系可追溯到元代。据《许衡传》记载，许衡择居李封，是因李封乃卧牛之地，除煤炭日产斗金外还盛产陶瓷。“陶瓷做工精良、釉色细腻，碟子于酷暑季节盛菜两日不腐，除了给皇上上供外，远销黄河上下。”此后百年间，许氏族人定居李封，逐渐掌握黑瓷的烧制技艺，通过口口相传，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传承。传至当代已有近30代。
天目瓷盖取窑变之美,釉面铁质浴火重生,凝华为星,“星者,天之目”，有油滴、兔毫、鹧鸪斑、玳瑁、曜变等诸相，尤以曜变最为名贵，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曜变茶碗的存世量也极少。我国有三件北宋天目瓷茶碗已流失到日本，这些光彩夺目极具传奇色彩的宝物被日本人视为国宝，每七年展出一次。1941年日本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曾到焦作李封现场考察，并获得一定数量的宋代李封天目瓷。后主编《天目》专著一书，该书图版中有五件北宋李封天目瓷被称作“河南天目”。
天目瓷的特征是黑釉和酱黄釉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发生窑变，瓷器表面呈星状结晶体，这种结晶体对光的折射能产生如海边“夜空中的星辰”般的效果，看后让人感觉高深莫测，让人神往敬仰，有“碗中宇宙”之称。更值得赞美的是,李封天目瓷釉料采用纯天然矿物原料，富含多种矿物元素，有优化水质、保鲜抑菌、使酒及饮品瞬间变得更加甘醇之功效，达到了观赏价值与自然养生价值的和谐统一。李封窑烧制技艺深受宋金遗风的影响，品种以碗、盏、洗、钵、罐为主。天目瓷厚重内敛、饱满端庄，色彩绮丽，意境深远，非人为所致，而巧夺天工。
为了继承本土文化，早在1956年李封一村就有人烧制，成立了李封红星陶瓷合作社，1967年又正式改名为李封红星陶瓷厂。现在以柯君丽女士为代表的陶瓷艺人，热爱家乡文化，热爱陶瓷艺术，全身心投入到天目瓷文化的挖掘、研究上，立志重现北宋天目瓷的辉煌。她们就近取材，因地制宜，在继承传统的制作技艺同时，大胆实践，不断进取，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对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怨无悔，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烧出来的瓷器古朴端庄，厚重内敛，釉面晶莹，纹理精美，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瓷出于泥土，经匠心独运，浴火涅槃，终成大器。名瓷通神，通神以德。天目瓷纳天地之精华，参自然之造化，可谓“瓷之王者”。容天下必以德者。唯有量大，方能虚心谦下，容人容物，方能成大器！品物喻人，容器养性。拥天目瓷以拥天下，德者可达。
高丽青瓷“影影绰绰如青玉”
高丽青瓷龙纹罐（清）
“影影绰绰如青玉，玲珑剔透似水晶”，“致密的玉如嫩肤，触手犹如抚肌肤”，这是朝鲜诗人李奎报吟咏高丽青瓷的诗句，恰到好处地呈现了高丽青瓷的神韵，如青玉，似水晶，色泽淡雅，流云泻玉，异常精美。
高丽是公元918年至1392年间存在于朝鲜（朝鲜和韩国的统称）的王朝，大约相对我国从五代十国一直到明朝初年，高丽王朝是朝鲜的第二个统一政权，后于1392年被李氏朝鲜所取代。狭义的高丽瓷是指朝鲜在高丽时期生产的瓷器。事实上，高丽在今天也指代朝鲜，所以，高丽瓷便成为所有朝鲜生产瓷器的统称。
高丽青瓷是朝鲜生产的最主要的一种瓷器，由于朝鲜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是中国的属国，所以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商业，受中国的影响比较深，高丽青瓷便是在中国青瓷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尤其受我国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越窑、龙泉窑的影响比较深。大约在北宋初年时，我国的青瓷被前来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者带入朝鲜半岛。之后，朝鲜便开始烧制青瓷，据《宋史·高丽传》记载，高丽的使节团还曾参观北宋的定窑、越窑、汝窑和龙泉窑，对瓷器烧制时的技法进行了学习，由于使节团较为喜欢龙泉瓷如玉一般的细腻光润，回国以后，便着力发展以龙泉窑为模板的青瓷，并很快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公元12世纪时，高丽青瓷的发展达到顶峰，其生产的青瓷清新淡雅，和龙泉窑、越窑极其相似，在中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
高丽青瓷在借鉴中国青瓷的基础上，融合了朝鲜民族的自身特色。高丽青瓷色彩明丽，色泽柔和，玲珑剔透，装饰花纹淡洁素雅，装饰技法较为独特，形式多样，图案优美，展现出与龙泉窑青瓷不同的审美情趣。尤其是朝鲜工匠惯于雕琢，他们充分发挥阴刻、阳刻、透刻等雕刻技巧，又用镶嵌的方式在青瓷上镶嵌有许多花纹，民族特点十分浓厚。
如图便是藏友收藏的一款清代的高丽青瓷——龙纹罐，它高23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9厘米，敞口，丰肩，鼓腹，收尾，和我国的罐子一般无二。在罐子上，镶嵌有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张牙舞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仿佛正在腾云驾雾，遨游于九天之上。龙有鳞有爪，活灵活现，看来，龙文化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釉面光洁淡雅，泛着淡淡的光泽，如温玉，似水晶，很是精致美妙。
高丽青瓷惯以绘制龙凤、动物、植物花纹的图案，是其民族风情的体现，也反映出朝鲜人民崇尚自然的艺术传统。图中的青瓷罐，既有高丽时期的风格，又弥漫着近代的气息，可以说是高丽青瓷在近代的代表作品。
古代瓷器：宋徽宗与青瓷
宋徽宗赵佶，可以借张岱的自作墓志铭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
宋徽宗摹唐张萱《捣练图》
宋徽宗《瑞鹤图》
他信道教，而道教是享乐的背面，
道教可能因其美学吸引了徽宗。
不用看懂老庄，
就如不用看懂离骚，也能感到其大美。
道教有对青色的追求，青辞，又名绿章，是道教献给天庭的奏章，以朱料书写在一种蓝灰色的纸上，雅致之极。
宋代重文轻武，从此，文人审美占主流地位，苏轼米芾提倡的文人画也始于此时。逸格从北宋起成为文学甚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徽宗的作品中，青瓷最佳。
伦敦大威德基金会藏宋汝窑盏托
青瓷是消极，退淡，冷遁的。这是一个高音的，淡色的世界，这是单一乐器的solo，用的是古琴而非羽键琴更非钟磬。
赵广超讲极简主义，就让学生看宋瓷。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重压下，当时的人要做一个艺术形式，包含了七情六欲，看上去还要很平静，这就是简约主义的上好示范。它不是贫穷，是高度净化的能力。
六十年代兴起的简约主义，二战后物质匮乏是其根本原因。青瓷却是倾举国之力造就的简单形体。宋代的瓷匠，奉命用地上的泥土烧制天空的颜色。
他们是炼金术士，把道教的精神，物质的至美和统治者的理想炼在一起。
伦敦大威德基金会藏宋汝窑器
伦敦大威德基金会藏宋汝窑器
青花瓷跟人没有距离，神情清爽，响亮的调子。而青瓷在面前了，你还是觉得远，它从哪里来呢，可能是人迹罕至，飞尘不到的地方。
青瓷带着一种佛像上的表情，入了他们的色空观。
唐三彩，元青花，明珐琅，一时才俊，但是只有青瓷能得到文人的垂青。可能是因为这一帮人身体孱弱，他们一向只在虚无和冲淡中感到自在。他们不喜欢鲜明的热辣的形象。
古代瓷器：宋元影青瓷
影青瓷，即青白瓷，又称映青瓷隐青瓷罩青瓷，是宋元之间南方生产的一种瓷器。影青瓷青中带白白里有青，瓷胎薄如蝉翼，触手圆润自然，虽有瓷名却有玉质。遮眼透视，仿佛可以窥见瓷胎中清白一体的瓷骨，极为珍贵。影青瓷可以称为青白瓷，但并非所有青白瓷都可称为影青瓷，查阅资料中，除了青白瓷这一学名之外，诸如影青瓷映青瓷的称呼均是晚清以来才见诸典籍，宋元之际绝无此名。究其原因，无外乎诨号比本名更为传神，青白瓷中较为特殊的品类被清代古董商们形象称为影青瓷。
影青瓷造型非常丰富，主要有盘、碗、洗、盏、钵、盒、瓶、壶、罐、枕、注子、博山炉、动物、堆塑人物等。其瓷创烧于北宋，初时器型单一，生产较少，多承唐风，至天禧年间，工艺纯熟，器型多变，大量生产。瓷史上大名鼎鼎的江西景德镇即有青白瓷最早的窑址湖田窑，其烧瓷的全盛时期长达七百余年，可谓珍品无数，传世较多。影青瓷曾风靡一时，行销海内外。元代影青瓷制作渐粗，已经没有了宋瓷的精细灵巧，大开大合虽嫌朴拙，却彰显了草原民族特色，加上烧制方法比较原始，影青瓷的成色远逊宋瓷。但元人对影青瓷的喜爱并未就此衰减，元人爱玉，影青瓷似玉，所以有的元代瓷产品干脆还印有玉出昆山和玉出昆冈等铭款，明显地将青白瓷类比于青白玉。正因元人审美的独特之处，烧制产量和器型较少，传世佳作便极为珍贵。
古代瓷器：历史悠久的青瓷文化——瓯窑青瓷
瓯窑地处浙江南部，窑址主要分布在以温州为中心的永嘉、乐清一带。这里东临东海，南邻福建，西北面为括苍山区，瓯江、飞云江由西向东直入东海。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袵，收瓯越之民也。有人考证说，瓯字从瓦，说明瓯越人在远古就会烧制陶瓷。
瓯窑瓷胎色泽浅灰白，釉色清淡，有玻璃质感。晋人潘岳在《笙赋》中说道：披黄苞以受甘，倾缥瓷以酌酃(lng，美酒名)。这个缥瓷很可能就是瓯窑青瓷。
北宋鸥窑青釉
五代瓯窑青釉瓜形带盖曲流壶
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晚期温州瑞安一带的墓葬中就有原始瓷出现。东汉晚期，永嘉县的罗东乡箬(ru)隆村后背山窑、芦湾村小坟山窑等地，都相继发现了从原始瓷过渡到瓷器的窑址。据《景德镇陶录》记载：瓯，越也。昔属闽地，今为浙江温州府，自晋已陶，当时著尚。而清代朱琰在《陶说》中说：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者也。按照这个说法，瓯窑应该是越窑的前身。考古人员在对窑址调查和发掘中发现，在汉代或两晋时期，有一些瓯窑瓷器的风格和制作工艺与越窑很相似。但是，瓯窑的规模和瓷器质量似乎不及越窑。这里面很可能是文献记载有误，也可能还有遗存没有被发现。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定，瓯窑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风格鲜明的青瓷窑系。
南宋瓯窑青黄釉褐彩
北宋青釉观音坐像
汉代至三国时，部分瓯窑瓷器胎质不致密，胎体烧结度较差；胎釉结合不佳，常有剥釉现象；器形制作不规整，与同时期越窑产品有一定距离。自魏晋时期，瓯窑进入一个成熟和发展期。此时的器形丰富，有很多造型与越窑相似，同时又表现出特有的地方风格。
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南溪江下游沿岸的永嘉县罗溪夏甓山、东岸赤头山、瓯海区三垟樟岙(o)岭脚一带。此时常见器型有壶、罐、瓶、碗、碟、杯、槅、笔筒、砚台、水盂、熏炉、虎子、唾壶、谷仓、鸡窝、狗圈等。除了釉色和制作工艺上的差别，此时瓯窑的瓷器造型风格与越窑一样，器形多以动物为原形，如狮、鸡、虎、牛、凤等，有的器形与越窑几近雷同，如鸡舍、狗圈、狮形辟邪、槅、鸡头壶等。说明当时瓯窑分布区域在丧葬习俗上与上虞、绍兴一带是有相同地方的。但是也表现了特有的地域特点，其中虎形烛台、牛形灯、凤形碗等器型在越窑中未见。瓯窑的谷仓罐由汉代的五管瓶演绎而来，但与越窑谷仓造型有一些区别，东汉时期的五管瓶为葫芦形，器物下腹部为圆形，而越窑的比它更鼓一些。三国时期瓯窑的谷仓为直桶腹，肩部分别有4个小罐，罐与器腹不通。小罐之间塑有人物、百戏塑像。西晋时的谷仓为圆鼓腹，上塑五管或亭台楼阁，周围有百戏人物、飞鸟等，展现了为亡灵祈祷的场景。整体造型浑圆敦实，有的器形制作不规整，整个器形缺少协调感，层次比较紊乱。
汉代至三国时期，瓯窑常见纹饰主要有水波纹、印花斜方格纹、连珠纹等，并不丰富。南北朝时期出现莲花纹，纹饰工整，但是制作工艺欠佳，常有剥釉现象。东晋早期和南朝，普遍使用青釉褐彩，有文字、花卉或与堆塑并用的点彩。这种装饰手法在东晋时期的越窑曾使用，晚唐吴越贵族墓中出现过，并不普遍，十分独特、典雅。瓯窑的褐彩花卉装饰，一直延续到北宋。
隋代至唐代早期是瓯窑瓷器的一个低谷期。其产品的胎体灰白，釉色青黄，开片细碎。唐代早中期的瓯窑釉色青中偏黄，容易剥落。
晚唐至五代时期，瓯窑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干流南岸的市郊西山、杨府山和南溪江下游永嘉县境内的启灶黄田等地一带。此时的瓯窑青瓷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其釉色青淡或青黄，釉层滋润如玉；胎体细腻，胎色白而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在造型上出现了柔和匀称、活泼清新的风格。五代时期的胎体更加细薄，器形更加精巧，小型器增多。器物的造型也比前期丰富，常见的有执壶、罐、碗、洗、香熏、唾壶、砚和明器桌、筷、椅等。还有一些器型如五代青瓷曲流壶、唐代青瓷刻花粉盒，这类粉盒的器形呈瓜果形，盖体表面常刻有牡丹、莲花、飞天等纹饰，制作精美。其中杯口壶、曲流壶、明器桌、筷、椅等这类器型越窑未见。这一时期瓯窑的纹饰较多，装饰手法也比前期有突破，主要有印花、划花、刻花、绘花、堆塑等，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双鱼、飞天等。从考古资料来看，瓯窑瓷器的纹饰较之越窑丰富，尤其是褐色彩绘纹饰。越窑此时多有点彩和较少的彩绘装饰，纹饰题材不多，使用也不普遍。
宋代，温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曾设市舶务和来远驿，元代设市舶司并有停泊海船的码头。对外贸易的出现，推动了瓯窑的发展。此时，瓯窑的分布依然以市郊的西山、杨府山和永嘉的仁溪、岩头一带为主，其窑场绵延数里，颇为壮观。其中泰顺、文成、苍南、乐清山区的山坳里，有一部分规模较小的瓷窑，还生产白瓷和黑瓷产品。这些产品与瓯窑青瓷随着龙泉窑的外销产品一起进入国际市场，常见的青瓷器型有碗、壶、瓶、罐、洗、盂、熏等，品种繁多，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器型与越窑几近相同。有一些产品如观音坐像、南宋青瓷盖瓶、南宋青瓷刻花盖罐等器型，越窑未见。
这个时期是瓯窑生产的高峰期，胎体更加坚致、细薄，呈浅灰色。釉色呈淡青或灰绿色，淡雅滋润；釉层薄，但是均匀、润泽，器内外施釉。同时期越窑的产品为灰白胎，施青釉后呈青灰色。纹饰比前期丰富，几乎接近繁缛。主要纹饰有卷草、葵花、牡丹、菊花、双蝶、鹦鹉、如意和形态多样的莲花纹等。越窑此时的纹饰也是最丰富的。
值得一提的是瓯窑此时的褐色彩绘瓷。入宋代以后，瓯窑青瓷仍然较多地采用褐色彩绘装饰青瓷，有斑彩、绘画花卉和书写文字诸种形式，其纹饰配上淡色的瓯窑青瓷，显得典雅而有趣味。这种彩绘比越窑的题材丰富，构图也比越窑有创意。越窑褐色彩绘的装饰手法在唐代以后就不见了。瓯窑的褐彩青瓷绘画题材新颖独特，堪称浙江青瓷窑系中的一朵奇葩。
宋代以后，浙江的瓯窑、婺州窑、越窑基本都逐渐走向了衰落。今天，我们可以从早期龙泉窑产品中找到越窑、瓯窑、婺州窑瓷器的制作痕迹，这些痕迹是浙江青瓷文化绵延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