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瓷砖。
瓷盘底部的生产年代(上)瓷盘中的地图表明日本版图中不包括钓鱼岛。(下) 田蹊 摄
中广网兰州9月28日消息 9月27日，为了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家住兰州市北滨河路润泽苑的著名收藏家、国家拍卖文物鉴定师王志林拿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个19世纪日本仁孝天皇(年号：天保)地图瓷盘，在瓷盘内绘有日本的版图，钓鱼岛不在版图之内。
当日记者在王志林家看到在一个直径为44厘米的青花瓷盘中绘有日本全境地图，在瓷盘中详细地标注着日本平安城(今东京)、陆奥(今北海道)等各个地方的名称。在瓷盘的边沿部可以看到朝鲜(今韩国)、小人国(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琉球(今琉球群岛)、女镬国(今菲律宾)的一部分，地图中钓鱼岛并不在日本版图之内。盘子的底部则写着“天保年制”的字样。王志林告诉记者，这件瓷盘藏品属日本仁孝天皇即日本天保年间的官窑制品，对应我国清朝嘉庆末期、道光初期年间，从当时的这件瓷器上所描绘的日本地图可以清晰看出，在这一时期钓鱼岛并不属于日本的国土。据了解，在日本仁孝天皇时期(1817-1846)，许多日本的官窑瓷器都是由日本皇室委托我国景德镇烧制而成，这其中就包括此类地图瓷盘，但是目前为止，此类产于19世纪的地图瓷盘在内地已经非常稀少。据王志林介绍，除了自己的这件藏品，在我国内地他还见过两个直径为21厘米的19世纪的地图瓷盘，而这些瓷盘所绘制的日本地图中，均未将钓鱼岛包括在内。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有大量的历史依据可以证明，这些依据中包括了他们日本自己的东西。”王志林告诉记者，这件瓷器是自己珍藏多年的珍贵文物，原本他并不想拿出来，可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站出来。他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为国家的领土完整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记者杨来旺 薛长明 实习生伏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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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陶瓷盘的造型分类
盘食具，有陶、瓷制品。器形一般为圆形，敞口，浅腹，平底。陶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经常发现。器形有敞口浅腹平底盘、侈口浅腹三环足盘、镂孔高足盘、敛口浅腹高圈足盘、折沿六角盘等。夏代二里头文化早期出土的灰陶盘，口微侈，浅腹，平底，下有三瓦状足。东北地区夏家店文化中有假圈足陶盘。西周时期原始青瓷盘为敞口，浅腹，直圈足。春秋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盘的式样很多。东汉以后，瓷盘直径较大，器形与原始青瓷盘十分相似，通常用作耳杯的托盘。西晋以后，瓷盘成为食具中的主要品种之一，依据不同用途需要，历代烧造式样不断增加，造型更为丰富，出现撇口、敛口、弧腹、折腹、圈足深浅等不同形状。
高足盘盘式之一，南北朝、隋代瓷器中常见的品种。器形有大、中、小之分。形式为浅盘式，口沿外撇，盘心平坦，常有阴线圈纹，留有3个、5个或7个不等的支烧痕迹，下承以空心喇叭状高足。清朝雍正时亦有烧制。
青花缠枝莲高足盘
海棠式长盘辽瓷典型器之一，全器若海棠花形，盘面较扁长，折沿，浅腹，平底，多以三彩印花装饰。瓷制品源于木制餐具。这种器物也常见于辽墓壁面。
攒盘始于明代万历朝，延续至清末的成套餐具。以分割成数件的盘或碗相攒组合为一个整体，故名攒盘或攒碗，又称全盘、全碗。用以盛装不同的小菜或果点。按其件数区别，又称为"五子"、"七巧"、"八仙"、"九子"、"十成"。外部多以各种质地的套盒相盛。
日本青花瓷器
关于日本青花的始烧时间，一般认为是1616年，那一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在九州西北部的有田泉山发现瓷土，便在上白川天狗谷开窑，首次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这些青花瓷被称为“伊万里青花瓷”。初期伊万里青花(1646-1640年)仿制李朝青花风格，纹样多画简练的松、竹、梅、菊、柳、葡萄、卷草或山水等，笔调粗放，画法写意。釉色白中透青，青花呈色灰蓝。器型以碗、壶、瓶为主。日本MOA美术馆收藏的青花花卉纹小口瓶是一件仿李朝青花风格的成功作品，瓶小口、折肩，器身向下逐渐膨大，至底足部缩进，圈足，造型端庄大气，轮廓线婉转流畅。瓶的肩部画如意云肩纹，笔法简练；器身以凸起的双线筋纹分割为八个装饰区域，分绘青花梅、菊花、树木、蔓草等纹样，相邻两组以白地间隔，形成四幅独立的花卉小品。整器画面青白相间，互相映衬，蕴含着淡雅幽远的东方美学情怀。
1624年后，中国青花瓷输入日本，伊万里青花中出现了完全仿制明代青花瓷的作品，如户栗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双耳扁壶造型、装饰完全仿制永乐青花扁壶。同时，受明代天启青花和所谓“祥瑞”器的影响，伊万里青花瓷纹样出现了简洁、疏朗或通体装饰两种倾向。青花山水纹钵就具有明显的天启青花山水风格，体外壁以轻佻的笔触，写意的笔法，不事雕琢地描绘出远山、近水，还有那些影影绰绰的小桥、树木、花草、人物、飞鸟，画面空灵悠远，给人以无限遐想。而松冈美术馆收藏的青花凤凰纹八角盖罐可说是通体装饰的典范，上至盖钮，下至底足，花纹布满了整个罐体，腹部饰展翅的凤凰立在岩石上，四周花团锦簇，盖面也绘同样的图案，颈、肩及近底部都饰有连续花纹，画面繁缛华丽，布局密不透风。整器高大端庄，气势宏伟，做工精致，釉色白净，青花发色浓艳，是一件仿中国漳州、汕头等南方出口青花瓷(日本称作吴州染付)的佳作。京烧代表人物永乐保全创作的青花祥瑞手花瓶也明显受到景德镇民窑出口青花瓷“祥瑞瓷”的影响。
在模仿中国青花瓷的同时，伊万里青花瓷也融进了日本陶工的创意。如大和文华馆收藏的青花山水纹钵就是一件既受中国景德镇青花影响又有本民族风格的佳作，折沿上画景德镇青花常见的波涛纹和缠枝葡萄纹，但将这两种纹样画在同一件器物的口沿上却又是中国青花瓷不常见的。钵内的山水画法也有细微的不同，山峰都画成锥体状，且都独立存在，互不相连，好似大海中的岛礁，画法是不勾线条，直接用笔锋皴擦而成。这些差别可能与日本身为岛国的地理环境有关。
17世纪中期，正值中国朝代更替之际，天下大乱，景德镇瓷业也受到破坏，一向从中国进口青花瓷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因很难从中国买到瓷器而改收日本瓷器。而此时的日本由于吸收了中国的制瓷工艺，技术日益成熟，有田瓷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日本出口青花瓷造型优美，胎质细腻，釉色闪白或闪青，纹样按荷兰的要求多仿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外销瓷，即将器物装饰面分割成规则的几何空间，然后在其上画花卉、鸟兽、人物等重复或连续的图案，有的盘心还有英文字母V.O.C组成的图案，日本称之“芙蓉手”。如土耳其托普?卡普?萨莱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此类大盘，一件器壁分割成八个梯形开光，内绘不同的山水纹样，盘底中心绘盆花，两侧站立两只白兔，画面华丽繁缛。另一件的盘壁的几何空间内人物与植物间隔排列，盘心绘小桥流水，人物树木。
17世纪晚期的伊万里青花除大量出口外，还供国内的宫廷或王公贵胄所用，纹饰多以江户等地的版画为样本，但青花色调似受康熙青花的影响，色调自深到浅有丰富的渐变，与精心留出的空白成对比。如这件青花窑厂风物图大盘，借丰富的青花层次表现出画面景物的远近关系。
锅岛青花和蓝九谷是最具日本民族风格的日本青花瓷。蓝九谷与初期伊万里相比，瓷色更白，器形精巧，绘工精致。锅岛青花瓷作为佐贺藩主的御用器，选用有田泉山最优良的瓷土为原料，由手艺最高的技工精制而成。品种有白地青花、青瓷青花、青地白花等。
日本茶具种类介绍
日本茶具种类介绍
日本的茶道离不开茶道用具，茶具是茶道最具表现力的载体之一，强调同季节时令相适应，同时还要与茶室的布置协调统一，有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茶具的种类繁多，陶器、瓷器、漆器、铁器、铜器、土器、木器、竹器等等都有茶具的身影。大至用具陈设架、茶炉，小到茶勺、酒杯都可称为茶具。日本茶道的茶具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泡浓茶用的陶瓷小壶，叫做“茶入”，根据形状不同分为“肩冲”、“茄子”、“海壶”、“文琳”等;另一类叫做“薄茶器”，顾名思义是泡薄茶的，也分很多形状。
日本茶道中一些比较有名的茶具茶器有：
乐茶碗：属于大井户茶碗类，因织田信长之弟有乐斋持有而得名。被誉为有女性的曲线美的茶碗，使用了含有铁成分的枇杷色釉药。
白天目茶碗：产自中国天目山，故名。
赤乐早船：千利休在京都举行茶会时用早晨的快船将其从大坂取来，故名为早船。属于利休七式（七件名茶碗）之一，现存于日本
瓷盘的属性及象征友谊
瓷器具有艺术欣赏与经济实用两种属性。唐宋开始，与丝织品一起向海外输出，使中国有“丝之国”和“瓷之国”的美称。元代江西人汪大渊是一个大旅行家，曾到过非洲桑给巴尔等地，所撰《岛夷志略》一书，提到元代对外贸易情况，关于中国外销瓷器的记录有四十四处之多，其中十六处是讲青花瓷器的。特别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广泛、深远的影响，我国历代先民崇尚道教艺术的欣赏也感染了欧洲和东非人民。《人民画报》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刊登的“在肯尼亚的中国文物”，其中就有盍地遗址中发现的开光双鹿纹瓷盘，和广昌纪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明万历外销瓷盘完全相同。此外，上述瓷盘上的鹿纹，也许和佛教的《鹿野苑》的典故有关。
《鹿野苑》梵文，也称“仙人论处”、“仙人住处”、“仙人鹿国”等佛教圣地，属中印度婆罗奈国，在今瓦腊纳西城西北约十公里处，传为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说法的地方。释迦在尼连禅河（今法尔古河）畔苦行六年，不得“解脱”，后在菩提迦耶觉悟成道，即来此地，对阿若桥陈如、额靳，跋提、十力迦叶、俱力太子五个侍者说法，使他们成为第一批佛教信徒。
接下来小编再谈谈瓷器的友谊象征。
广昌纪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明万历外销瓷盘以双鹿为主题的装饰艺术，既迎合了国际友人崇尚宗教，祈求吉祥赐福的心理，又宣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这无疑是我国古代先民与东非、欧洲人民间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的一个明证。龙腾鹿跃象征东西方人民战胜自然的伟大神力。
明万历外销瓷盘上，又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物色就是双行龙为主题辅以双鹿纹的装饰艺术，画面和谐、布局得宜，疏密相间，繁而不乱。其中有盘内壁外区用夸张手法绘张口双行龙，一前一后，追逐奔腾，环绕外区；龙须上有鬣毛，龙脚为三爪，辅以火焰纹饰。其内区或绘双鹿相视，间以云彩、松针、花卉、水波、岛石，或双鹿直立，视线各异……
被日本冷遇的“紫砂”
日本与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饮茶史”，甚至以茶道而闻名世界。与中国茶具的飘逸与写意相比，日本的茶具或许更具有一种细巧与婉转的东方气质。近日，笔者拜会了东瀛游学归来、并有5年日本古玩店工作经历的瓷器藏家崔绍松，听罢他的娓娓道来，这来自异邦的陌生工艺竟变得熟悉而可亲了。
与中国人喝茶的习惯不同，日本人喝茶多用里外挂釉的瓷壶，“提梁壶很少，基本都是歪把壶，而且壶嘴一律朝左。”而日本人对中国传统茶器紫砂壶的“冷淡”是崔绍松在国内未曾想到的。崔绍松曾在游访时特别留意到，遍藏中国奇珍的日本博物馆中竟从未出现过紫砂壶的身影，而他带去作为礼物送给日本友人的紫砂壶也遭到了客气的“冷遇”。“日本也有‘紫砂’，叫作‘朱泥’，颜色非常鲜艳，但我拜访过的日本人却没有一家用这种‘朱泥’壶泡茶的，倒是我自己很便宜地花了1000日元买回了一把。”
日本友人在解释不喜欢紫砂壶的原因时，以“不便清洗”、“保温性差”作为解释，但崔绍松却从中感受到了日本工艺的“排他性”。“日本的几大皇家窑厂是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想在‘九谷’找到一点中国元素，比如说‘龙’，那是不可能的。”这种“保守”在另一个意义上可以视作对传统的坚守。日本的手工艺多以小作坊的形式集中在九州等地，受到国家的保护与重视，有着严格而有序的传承。“有些家族手艺传男不传女，而且七八十岁还在做工的老艺人比比皆是，他们珍视、守护着自己的‘核心’手艺，因而有许多继承人到了六十岁尚未接收到来自父亲的‘真传’。”崔绍松就曾访问过一个日本陶瓷厂，忙于做工的老师傅连最基本的程序也不愿多讲。
日本传统手工艺中创新很少，比如日本茶具上的传统绘画题材“百人一首”，在茶壶上绘制一百个小仓时代的人物与他们各自的箴言，一百个人物，上千个字，细致程度可以媲美微雕艺术，而令人惊异的是这种题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几乎从未发生变化。同时日本茶具的精美也令崔绍松感叹不已。“日本有严格的规定，一个茶壶只能配五个茶碗，而一个碗最少要绘制半年，那么一套茶具要画两年多，一笔一画绝不潦草。”而依照传统，制成的茶具上一般标有窑厂的名称，“大师之作”一般还会有艺人名字的落款，“我见过最多的，一个杯子上落了三个人名，有些徒弟会将师傅的名字落在自己之前”，而由于日本严格的立法，绝对不会出现冒名顶替、张冠李戴的现象。
但要说到最令崔绍松印象深刻、念念不忘的，还是日本人对待手工艺乃至对待生活的那种简朴的精神。大师们’穿着老旧的围裙，纯朴、平凡得甚至让人无法置信这一件件国宝级精品竟出自他们之手。”崔绍松曾去过日本皇家窑厂“桔及”观摩，他们烧制的瓷器，不仅是手拉坯的，甚至连机器都还是脚踏的。“坯胎越薄泥料越稀，我曾用卡尺量过，他们的坯胎最多不超过两毫米厚。”日本人的资源保护意识极强，“他们到中国唐山购买陶土，因为他们自觉本土资源的有限。”这让崔绍松想起了某次游历景德镇，发现连电线杆子都是青花瓷制成，使用资源之“慷慨”，让他不胜唏嘘，感慨国人在资源节约意识上与日本人的差距之大。
源于中国的日本陶瓷文化
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原因在于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分离，形成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四大岛。正如我们曾经所知，日本的茶道文化源于中国，其陶瓷发展也直接受到中国影响。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如果细细追究其陶瓷渊源，很多朝代从中国学来的陶瓷文化对日本陶瓷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日本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而且很多地方出口了大量的陶瓷台灯。这些瓷器上无不体现着中国陶瓷文化的身影。
日本出土古陶瓷出自潮州？
本报讯（记者吕晓扬）记者昨天从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获悉，日本知名古陶瓷专家、专修大学龟井明德教授，亚洲水中考古学研究所田中克子理事莅临该博物馆，就日本平安年代（中国北宋晚期）出土的白釉及酱釉佛教经筒及博多港沉船出水瓷器的年代及出产地进行调查。
此次莅潮，龟井明德教授带来出土的日本平安年代（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白釉及酱釉佛教经筒的研究论文草稿，田中克子理事带来福冈市埋藏文化财中心保管的《福冈市博多遗址出土的宋代潮州窑产品文献一览表》。龟井教授就其研究的白釉经筒生产地初步确定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或宋代广州西村窑。此次，龟井先生在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及潮州市博物馆均能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标本中找到其造型、胎釉、纹饰等工艺特征类同的依据。
据悉，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一直以来与日本古陶瓷学者田中女史、森达也沟通密切，希望能将日方的研究成果或相关资料进行交流。此次在该馆的要求下，田中女史还将1986年之前有关日本福冈市博多古港出土及出水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的珍贵资料，作为学术交流与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互赠相关资料，并商讨双方合作研究这一重要课题，这一研究成果将为潮州陶瓷史补白，为潮州古陶瓷外销及潮州海上丝绸（陶瓷）之路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日本陶瓷中的“禅文化”
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相比起来，虽然自然随性却稍显放逸，虽然朴质本原却过于枯淡，虽然纯真多情却略为纤细，虽然空寂闲淡却流露悲凉。而这一切也在日本的日用陶瓷中得到了体现，呈现出日本日用陶瓷的独特之美。
“物哀”是日本式审美文化的一种专用名词，即是对事物的悲哀之情。日本人的潜意识里不相信永恒，以忧郁而敏感的心灵去看待万事万物，日本民众共有的这种审美心理使得他们迅速接受了禅的无常观和空观。
表面上，日本禅文化和中国禅文化一样崇尚自然简朴、随性闲适，幽玄静谧，但在本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日本禅宗没有“清规”，不持“戒律”，所以，我们在日本禅文化的艺术作品里，既可以领会到自然真率、空寂幽玄的情感，又可以略略感到一种颓废悲哀、虚无放逸的凄凉之美。
从材质上、造型上以及装饰上能够体现出禅宗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的不刻意追求却能达到最高境界的观念。所谓“放逸”，是说在创作的过程中即兴性强，娱乐性强，不拘小节。体现了人性世俗化的一面。这种作品有的显得很有韵味，虽虚怀若谷却能触动人心。
禅宗在日本的发展中逐步本土化，不只研习打坐冥思，还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引发了日本俳句、茶道、枯山水对朴素审美的追求，倡导一种自在、超然、化繁为简的艺术境界。它冥合于自然气韵适应于微妙的季节变化共感的“稻村文化”因而它很快便深入到了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日本文化心理的再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深入到了国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层次中。”
粉彩瓷盘上的龙舟赛
端午佳节来临，各式活动纷纷涌动起来。
我国民间过端午节历来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也很丰富，从早晨天蒙蒙亮开始，一直持续到正午才结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
晚清民国赛龙舟粉彩盘
直径25厘米，高2.5厘米
粉彩瓷上的龙舟赛，题材稀少，节日氛围浓厚，色彩粉润艳丽，人物表情各异，生动形象。
粉彩是康熙晚期在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烧的釉上彩新品种。因其烧成温度较五彩低，而彩色较五彩多，所以色调比五彩柔和娇艳，故又有“软彩”之称。粉彩的烧制到雍正年间极为盛行，逐渐取代了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其造型、彩绘技法以及纹饰等各方面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再度兴起，粉彩瓷器备受藏家青睐。近十年清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逐渐上扬，尤其是最近清代的官窑粉彩瓷器尤如一匹黑马横空杀出，带领清代官窑瓷器在拍卖市场上一路飙升。在各拍卖成交价格表中乾隆官窑粉彩的成交数量、价格要略次于雍正官窑粉彩。而后的嘉庆至咸丰的晚清官窑粉彩瓷器则是偶有上百万元的成交价格出现。比之清代官窑粉彩瓷器，民国粉彩瓷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重视、其艺术价值鲜为广大民众所知，相应的，民国官窑粉彩瓷器价格较低，比较适合大众玩家进行收藏。
中国陶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世瞩目。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考古遗存，还是流传于世的瓷器、书画，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除欧美学者外，日本学者作出的贡献相当大。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探究精神更是令世界陶瓷学界钦佩，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上田恭辅、矢部良明等一连串陶瓷学界熟悉的名字，一次次写进中国陶瓷研究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多次被中外研究学者参考和引用。日本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欧美学者是是难以企及的，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亲和性是日本学者取得这一优势的必要条件。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据史载：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战国已开始。后又有秦时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日本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正式的政治交往始于汉朝。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早已开始，中国的物产，中国的文化已为日本人了解。前面提到中日文化的亲和性，就是建立在这种长期的交往和了解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是维系中日文化生生不息、代代衍传的重要纽带。正如一位研究中国画的日本学者田中丰藏所言：“要研究中国绘画必须掌握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阅读能力。”对中国陶瓷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要不然说拉丁语的国家怎么会将瓷器美其名曰“china”。研究中国古陶瓷的欧美学者大多是深谙汉语的汉学家或有中国血统的华人，而日本学者则是地道的日本人。日本学者先天的语言习惯和传统的文化脉系正是欧美学者所缺乏的。公元初，当古楼兰民族用亻去 亻卢 文书写他们历史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中国的青铜、铁器、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以及中国的丝绸、彩陶，也读到了中国的圣贤之书。日本史籍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年（284），王仁由百济来，献《论语》、《千字文》。这些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当时被称为“倭王”的人已能运用中国的汉字书写公文、“上表”答谢。正是汉语言文字，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也正是汉语言文字，让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全面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 东汉晚期，中国发明了瓷器。在这前后，中国的农业技术、金属器具和纺织品等传入日本，改变了日本人固有的日常生活观念，弥生时代的“远贺式陶器”便是例证。随即日本开始从中国输入瓷器和制瓷技术。日本史籍《书记》记载：大明七年（463年），日本天皇曾派遣使臣吉备君等到朝鲜，邀请我国制瓷匠师数十人前往日本传授技艺。从目前日本出土的中国古陶瓷看，日本开始输入中国陶瓷当在唐代。日本著名的“奈良三彩”便是模仿中国输入的“唐三彩”而制成的。现从日本出土和公私收藏的中国陶瓷分析，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瓷器窑口有：唐三彩、越窑、邢窑、建窑、长沙窑、耀州窑、吉州窑、赣州窑、巩县窑、磁州窑、龙泉窑、官窑、汝窑、钧窑、哥窑、定窑、德化窑、景德镇窑等。日本对中国陶瓷的输入是全面而广泛的，几乎包括中国所有著名的窑口瓷器。时间从唐代到明代末间断。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中国清代以后的瓷器在日本很少发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给日本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成为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我想，这也可能是近代欧洲对日本文化广泛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19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已成帝国之落日，难维生计。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亲睐，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中岛健藏也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陶瓷除有先天的语言文学、相似的历史情境等条件外，日本本国的中国陶瓷的出土和富有的公私收藏为其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实证。据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刘兰华先生提供的资料，日本仅收藏有中国宋代瓷器的单位就达40余家之多。日本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尊重传统文化的普遍心态为中国陶瓷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主要有三个视点：日本本国（包括近海）的出土与收藏；中国本土的陶瓷；海外（包括公海）的出土与收藏。日本学者对陶瓷的兴趣不仅局限于本国陶瓷的研究，同时也将更多的目光关注海外陶瓷的考古发现。在东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等出土、收藏中国古陶瓷较多的地区都留下了日本学者探寻和研究的足迹。这其中，三上次男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三上次男是日本著名的陶瓷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1907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从中国历史入手研究中国古陶瓷，著有《金代女真族研究》、《金史研究》、《古代东北亚研究》、《波斯陶器研究》、《波斯、埃及和土耳其的陶器》、《托普卡普萨拉伊的中国陶瓷》等历史著作和陶瓷著作。与其他古陶瓷研究学者一样，他们都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学。三上次男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足迹遍及埃及、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国，并遍览土耳其欧洲著名的博物馆。或新自参加遗址发掘，和亲临博物馆拍照、记录详细资料。令人敬佩的是三上先生曾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远涉重洋、不畏艰辛，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出土的六、七十万片瓷片进行了逐片的分类和比较，其苦不可言喻，精神可佳。正是这种虔诚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陶瓷文化特有的魅力和海外学者精研探求的文化责任。三上次男所著的《陶瓷之路》（1969年出版，十年内再版十一次）一书，可谓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以考察路线为纬，以中国古陶瓷在各国的出土为经，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展通过陶瓷贯穿在一起，奠定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学术地位。正如三上次男所说：“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陶瓷之路》中，三上次男介绍了中国古陶瓷在“陶瓷之路”上的出土、收藏，中国瓷器的销行路线、时代背景、瓷器断代、风格特征、工艺制造、贸易性质、文化内涵、民族喜好等，并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中国古陶瓷的文化扩张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前瞻性的研究远景——在世界史上，东西方贸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希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继续钻研，以获得更为巨大的成就。《陶瓷之路》为我们研究世界交流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是世界陶瓷学界的一本名著，正如日本小学馆的《世界陶瓷全集》评价的：“三上次男博士所著的《陶瓷之路》记录了目击器物，是一部杰出的著作。”的确，三上次男提出的“陶瓷之路”这一概念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一样，为世界海交史、贸易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叩开了智慧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本国（包括近海）出土、流传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妥善的典藏和深入细致的分类与研究。20世纪以来，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很多，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靠近中国东南沿海，海路运来的陶瓷绝大部分在此聚散。西部地区据统计有近50处中国陶瓷遗址。在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立明寺、于治市、福冈市、久米留市、西谷等地均有出土和收藏，仅鸿胪馆遗址就出土2500多个陶瓷点片。在典藏出土的中国陶瓷方面，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京都埋藏文化研究所、日本文化厅等单位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东京国立博物馆1978年3月编印的《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内容有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元明时代的陶瓷（长谷部乐尔著）、主要遗迹分布图、中国陶瓷出土主要遗迹一览表。长谷部乐尔著《日本出土的元、明陶瓷》（王仁波、程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从元代陶瓷、明初的陶瓷、明代中期的陶瓷和明末的陶瓷四个方面阐述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三上次男等著《青森、北海道的中国陶瓷——以青森，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为中心（曾丽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意义，尻八馆出土的中国陶瓷的几个问题，其他遗址的出土物。三上次男著《津经、下北半岛的中国陶瓷和中世纪的东北》（李世琮译《山西师院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2期）主要叙述津轻、下北半岛遗址出土的中国陶器及中世纪中日贸易情况。熊本县博物馆编《日本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白英译《文博通讯》江苏1981年第1期）主要内容有商品陶瓷的研究、熊本县出土的中国陶瓷。小山富士夫著《奈良三彩和冲绳岛》（王晴堂译《文博通讯》江苏1983年第3期）主要谈到中国唐三彩出土情况和唐三彩传入日本的时代等问题。佐佐木达夫著《日本海的贸易陶瓷》（李天送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主要内容有遗址出土的陶瓷器、出土陶瓷器的时代特点、陶瓷器的消费与流通、日本海陶瓷贸易的诸阶段。长谷部乐尔著《日本传世的砧青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介绍了几种日本传世的著名砧青瓷，并讨论了几个相关问题：砧青瓷的一般特征、制作时间、制作方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和途径，以及近年来日本的鉴赏方法。此外，还有龟井明德的《14~15世纪的贸易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九州出土的宋元陶瓷器分析》（《考古学》杂志1973年58卷4期）、《日本出土的越州窑陶瓷器诸问题》 （《研究论集》九州历史资料馆1975年1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东洋陶瓷》1976~1979年卷6）；铃木重治的《京都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冲绳出土的中国产输入陶瓷器》（《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铃木重治、桥本久和的《龙野市福田天神遗迹SDOI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桥本久和的《高木规 市上牧——宫田遗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4第4期）、《大阪府中国陶瓷的出土状况》（《贸易陶瓷研究》1981年第1期））。矢部良明的《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王仁波、陈维民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辑1983年6月）。长谷川道隆的《大内馆氏迹出土的中国陶瓷》（《贸易陶瓷研究》1983年第3期）。藤冈了一的《净妙寺址出土越州窑青瓷水注》（《美术史》1950年1期）。小山富士夫的《仁和寺出土的越州窑盒子及影青盒子》（《陶瓷》10卷3期）。山田万吉郎的《木幡出土越州窑青瓷》（《日本工艺美术》1950年137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组织下，举办了《日本出土中国陶瓷的特别展览》，长谷部乐尔作了详细的整理和介绍。详细资料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1982年出光美术馆组织的《近年发现的窑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展》系统的展示了中国陶瓷在日本的出土情况。除以上提到的以外，森村建一、川上贞雄、森田勉、金武正纪、村上勇等也为日本出土的中国瓷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于1984发表了《高速铁道关系埋藏文化财调查报告IV》等。
二、海外了出土的中国瓷器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陶瓷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灿若群星，成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出土之陶瓷，规模之大、品质之佳、数量之多，为世瞩目。就拿越窑青瓷来说，越窑青瓷是中国较早输出出的瓷器之一，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国著名的陶瓷学家叶文程先生说：“浙江青瓷输出的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有：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在非洲有摩洛亚哥、肯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亚等。”世界拍卖市场上中国陶瓷居高不下的价格更成为人们争相竟投的典藏品。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水下考古的不断发展，，海底极其丰富的陶瓷遗珍不断重见天日，也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中国陶瓷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了世界各地的考察与走访，或参观博物馆，或参与遗址的考古发掘，或参加国际古陶瓷学术研讨会。1955年三上次男就开始对印度洋、南海等周边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为1968年参加马尼拉东方陶瓷研究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赢得了陶瓷学界的广泛尊重。1969年完成的《陶瓷之路》一书更加奠定了其在本国及国际陶瓷学界的地位。20世经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长谷部乐尔、铃木八司、松见守道、杉村栋、重松和男、上野佳也、蓑丰等组成的日本“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其中，以埃及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遗址最为著名。日本出光美术馆至今还保存着1969年阿拉伯联邦政府赠送的福斯塔特出土的176片陶瓷片。福斯塔特出了大量中国古陶瓷碎片，据三上次男统计约有1万2千片。正如《陶瓷之路》所说：“中国陶瓷输入开罗的数量使人惊讶，好像家家户户在当时都使用过中国瓷器。”
三、建立在中国本土和中日文化交流基础上的陶瓷研究。对中国本土陶瓷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全方位研究中国陶瓷的重要部分。中国历代的陶瓷典籍、窑口遗址、出土器物、公私收藏、古陶瓷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研究内容有对窑口的专论、或区域瓷器的个案研究，有瓷器断代史的研究、或全史的扫描，有对工艺烧造的研究、或陶瓷艺术风格的分析，有从贸易和传播的角度、也有探计其文化意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奥田直荣的《天目》（丁炯淳译《陶瓷资料》景德镇1978年５期），小山富士夫的《天目》（《福建文博》1984年2期，《陶瓷全集 唐宋的青瓷》（平凡社）、《支那陶瓷史稿》，长谷部乐尔的《磁州窑》（刘志国译），铃木重治等的《潮州笔架山和长沙铜官窑见学记》（《贸易陶瓷研究》1984年第4期日本贸易瓷研究会出版），大岳花子的《宋代仿古和龙泉窑》（《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三上次男的《晚唐五代的贸易陶瓷》（张仲淳译）、《新中国陶瓷考古的成果》（《出光美术馆馆报》）、《宋元陶瓷的贸易》（《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美乃美株式会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铃木已代三原的《窑炉》（刘可栋等译建筑工程出版社1959年），监田力藏的《陶瓷文明的本质》，横河民辅的《支那陶瓷及其外国关系》，上田恭辅的《对中国陶瓷的多方面考察》、《支那陶瓷的时代研究》、《支那陶瓷研究的手引》、《支那陶瓷的染付模样》（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发行昭和４年至１６年），龟井明德的《关于龙泉窑开窑时期的研讨》（《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３期1999年3月），今泽洋的《青瓷贴花纹钵的传播转迹》（《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吉田光邦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贸易情况》（白英译《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总4集，也见《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3期1983年6月）。龟井明德的《渡海而来的中国陶瓷》（王景圣译《陶瓷资料》1978年2期）主要内容有：唐三彩的传来、天平的青瓷、越州窑青瓷、长沙青瓷与江南白瓷、舶来陶瓷的名称、经龛与中国陶瓷、一件公凭（背签）、天目与宋国商人、青瓷与平重盛。长谷部乐尔的《日本的宋元陶瓷》（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期1981年6月）内容有：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关系、宋元时期驶往日本的中国船只、日本发现的宋元陶瓷。三上次男的《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往》（贾玉芹译《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探讨了各个时期中国陶瓷出口日本的情况。今井敦著《东传日本的青瓷茶碗“马蝗绊”》（《东方博物》浙江省博物馆第3期1999年3月）。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陶瓷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还将自己收藏的瓷器捐献给中国。小山富士夫曾将1964年他在伊朗德黑兰所得的唐越窑瓷碗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1年总3期）作了介绍。日本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敬佩。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远远不止这些，在此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