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瓷砖。
感悟经典魅力，呈现红色记忆。9月，为期10天的纪念建党90周年红色经典亿元画展在赣州市博物馆举行。作为赣州市第三届全民读书月暨第八届读者节系列活动之一，因为展出了一大批“含金量”颇高的红色藏品，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是我市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向外界展示红色藏品独特魅力而乘势搭建的一个会展平台。
赣南是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新中国的缔造者在这里战斗过、生活过，因此保存了众多的革命历史遗迹，留下了众多的红色历史文物和收藏品。近几年，红色藏品备受藏家宠爱，渐成价值洼地，其中邮票、货币、像章、军事用品等稀有藏品市场价值较高，藏书、像章、塑像、油画、瓷器、文献、连环画、老照片等普通物件比比皆是，这其中以像章、塑像、油画和文献最受投资者的关注，标出几十万元人民币高价的藏品也不鲜见。据媒体报道，一张上世纪30年代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名义发行的、带有列宁头像的1元面值的纸币，因为发行范围小，传世量少，在沈阳一张已被标价20万元。
坐拥一个巨大的财富库，如何挖掘其市场价值？近年来，我市通过参与会展、自搭平台等方式，逐步激活、培育红色藏品市场，使赣州红色藏品走入市场，展示魅力，体现价值。2010年5月，在深圳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106套、185件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收藏精品在深圳大芬油画村美术馆开拍，敲响了赣州红色收藏品拍卖的第一槌，多件藏品拍出高价。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80周年，我市文化、旅游等部门联合各地革命老区和国内外收藏家、研究学者、文化企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研讨会、拍卖会等交流交易平台，有效推进红色文化产业发展。广受关注的中央苏区革命传统主题展览，事实上有力提升了赣南红色藏品的市场关注度，提高了知名度。备受追捧的红色旅游，有效带动了红色藏品的流通、交易，拓展了民间红色收藏的空间。在“红色经典亿元画展”上，参展作品既有红色经典书法作品、红色经典邮票、钱币、票据，也有靳尚谊、陈逸飞等知名画家的15幅红色名画，还有部分热心市民提供的精美藏品。特别是陈逸飞的《寻梦家人》和靳尚谊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等名作，市场估值超过亿元。Www.TAoCI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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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类红色藏品需通门道
1 红色藏书。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红色藏书一直受到市场热捧。
2 像章。以毛泽东像章为代表的红色像章收藏门槛低、存世量大。据了解，全国至少有15万人在收藏毛泽东像章。极少数精品大套章价格可达上万元一枚。
3 红色经典油画。1995年刘春华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拍出605万元高价。2009年中国嘉德广州夏季拍卖会上，靳尚谊的《毛主席全身像》以2016万元成交。
4 “文革瓷”。“文革瓷”特指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
5 红宝书系列。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各种版本多达500余种，不同版本的价格相差悬殊。
6 新中国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这类藏品首选“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其次是“青山保林”(《青松岭》、《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再次是“三花”(《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
7 历年国庆专刊。藏家应重点关注在1974年以前存世量少的、精美封面设计的品种。
8 红色连环画。
9 红色老照片。
红色收藏品中的经典
革命题材的作品成为红色经典，经久不衰的历代传承。毛主席瓷器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因为毛主席瓷所蕴含的不只是那个红色年代的历史信息，还有伟人信息在里面。今天小编就为您介绍几款毛瓷水杯。作为红色收藏品中的经典，无论是个人收藏，还是馈赠亲友，都是很好的选择。
四季花卉杯套件造型源于延安时期使用过的“中山筒”茶杯，改良后加盖加彩，底部略为内收，杯身呈现出流线型。当年被称为“胜利杯”，寓意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为毛泽东所钟爱，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历史价值。
毛瓷单杯系列之釉下月季茶杯：毛主席用瓷，是1974年为庆祝毛泽东主席82岁生日寿宴专门烧制的釉下手绘双面花五彩瓷。特制了月季花、芙蓉花、菊花、梅花系列产品器型为碗类，杯类等。从瓷质到造型、釉质、釉色、花纹的描绘、堪称陶瓷经典之作。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二十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月季花：应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季。月季花又名月月红，常开不谢，全年好景，以证毛主席“只争朝夕”之意（1963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象征全国山河一片红。
红色收藏 正在刮起的“红色旋风”
近期，为纪念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献礼大片《毛泽东》火热播出，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尤其是在藏友中，每一段精彩剧情都成为了他们茶前饭后的闲聊话题。
岁月飘红，收藏也飘红。在剧情真实、客观地展现一代伟人辉煌人生的同时，收藏市场也刮起一阵“红色旋风”，红色收藏市场一片红火。
从1998年开始从事红色收藏的陈亮说，新年的“红色剧献”注定了2014年成为“红色收藏年”，红色纪念品的火爆销售场面眼下已是一发不可收拾，这股“红色旋风”很是强劲，正在蔓延沈阳乃至全国的收藏市场，各种红色藏品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红色收藏孕育红色情结
“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有错，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即便现在选择红色收藏，我相信还是大有可为的。”盛京古玩城凝思阁业主陈亮对记者说，他从1998年开始收藏红色藏品，一直致力于红色收藏方面的收藏和研究，如今的行情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在红色收藏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陈亮回忆，1998年前后，在普通百姓家中，花很少的钱便可收来大量红色藏品，甚至在一些废品站都有机会得到。“就拿毛泽东纪念章来说，别看这些东西不起眼，它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历史，而且从工艺上来讲，代表着中国徽章艺术的最高水准。”此后，陈亮便投入到了红色收藏活动中。
“收寻不过是采购员，保存只不过是保管员，只有研究才是红色收藏真正的意义所在。”陈亮讲，红色收藏，其实就是收藏那一段历史，主要指对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革命战争、建设新中国等活动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遗存的收藏。
纪念章成红色收藏主流
从实际来说，红色收藏也是从纪念章开始的。据了解，全国至少有15万人在收藏毛泽东像章。普通像章品种几元钱一枚，质量稍好的能卖几十元至几百元，极少数精品大套章价格可达上万元一枚。之后才出现藏书、瓷器、油画、文献、老照片等藏品的收藏热。
陈亮介绍，我国最早的毛主席像章于1932年出自上海，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祝贺毛主席在江西担任当时的中央政府主席而制作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两次出现毛主席像章，一次是1943年，再一次是1945年在延安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上海出现了一枚22K金质毛主席像章，是由老凤祥银楼制作的……此后，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自发地大量制作毛主席像章。
毛泽东纪念章从出现至今，仅品种就达上万种。单从像章的规格来说，以圆形为例，直径最小的0.48厘米，最大的1.2米，绝大多数都是4～8厘米。特别指出的是，10厘米以上的大型像章尤为值得收藏，因为大章表面面积大，可容纳的内容多，图案精美、舒展、大方，再加上能制作大像章并非一般单位。因此，无论从存市量还是制作工艺上，大章都是名章、精品章之首，升值潜力不可低估。
红色藏品众多价格飞扬
不止是像章这样的大众藏品，记者在沈阳收藏市场上发现，不少专售瓷器、油画、文献、革命宣传画的门店，近期的经营业绩也不错。“同比去年销售额增加40%左右。”盛京古玩城的一位经营业户表示，建党90周年纪念币一共两枚，零售价为65元，三天内就卖出近十套。
除像章外，一些和“红色”沾边的邮票、纪念币、画册和书籍等也是身价倍涨。如原本170元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纪念邮票近期的价格就超过了200元。又如一个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小挂盘，其直径不过15厘米，价格竟在200元以上。中国银行发行的以建党90周年为题材的纪念币，一枚面值为5元，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市场价值已经涨到了20元左右。
“由于红色收藏涉及邮票、金银制品、瓷器、印刷品、书画等诸多收藏门类，因此包容性极强，沈阳收藏爱好者中起码有十分之一收藏有红色藏品，而且藏品质量均很高，有些藏品甚至是文物级。”红色收藏爱好者韩先生介绍，沈阳红色收藏水平高于国内其他城市。
红色收藏同样也有风险
“入行以来，身边的几位朋友陆续转行了，现在只有我坚持到了最后。”一位资深收藏人士告诉记者，确定收藏题材后，短期内很难看到效益，必须通过时间积累，得到广大藏友的认可，才能显现出真正的收藏价值，所以收藏要有始有终。但任何收藏都是有风险的。
红色收藏渐热后，不少商家以建党、建军、建国等为题材，推出了“限量珍藏”的邮册、纪念币册，并铺下海量广告吸引市民购买。这样的“限量”不一定升值。收藏人士解释，藏品的价值如何，关键看藏品本身意义和市场对其的认可程度，所以不要迷信限量版。另外还要弄清藏品的真实成本，有些专题邮册，收入的邮票价值本来不高，但加上精美包装后就敢叫出天价，这注定了其收藏投资价值不大。
这位收藏人士表示，任何市场都有涨有跌，收藏市场也不例外。从目前来看，红色收藏市场处于上升行情，但当藏品价格形成透支状态时便会出现回落，人们投资避险的意愿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收藏者要把握收藏节奏，别盲目跟风投资收藏。
藏品中的寓意
收藏可以陶冶心灵、增长才智。在我的藏品中，一些藏品形象逼真、妙趣横生，它们中所包含的古趣、雅趣、奇趣和乐趣可谓妙不可言。现供二组民国瓷塑像和一尊当代木、根雕藏品与大家共赏。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件瓷塑人物像，造型准确、比例恰当，不仅人物形象逼真，而且神气活现。有钱者的讪笑，透出一种得意的内心满足，瘦骨如柴为利驱使的小鬼，又有不堪重负的无奈。为了钱，又有多少人能摆脱它的诱惑？
童趣：这组瓷塑人物像，一览无余地构造出两个童子在玩牌过程中的串通手法，就是以桌子和帽子作遮掩，把对方所需要的牌用脚趾夹过去，而玩牌的第三方童子却茫然不知，这一情景却被站在旁边的童子发现了。这件作品妙在瓷塑大师把这一瞬间定格下来，表现出串通方童子的心机和巧妙。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不少人在演绎着类似的作弊手法吗？
愚公移山：这尊“根抱石”的根艺作品，表现了雕刻艺术家巧妙地利用根与石的结构，加上独特的构思、夸张的手法和细腻的刀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现了雕刻家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性和天人合一的神韵。寓意深长、令人感叹，催人上进！
其实在不少的收藏品中，如玉器、瓷器等，都有纹饰图案，其图必有意，寓意隐含，或吉祥，或辟邪，或镇宅等等。只要认真学习、请教和揣摩，就能从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也会在怡情雅趣中增长知识、增添乐趣。
红色瓷器的种类
红色瓷器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瓷器颜色，寓意红火吉祥之意。红色被称为中国红。红瓷是以铜为呈色剂，经还原焰高温一次烧成。红釉于北宋初年已出现，但呈色不太稳定。真正纯正、釉色稳定的红釉是景德镇窑在明初创烧的鲜红釉。嘉靖年间又创烧以铁为呈色剂的矾红釉。 铜红釉为高温釉，铁红釉为低温釉。高温红釉种类很多，按色泽分别称宝石红、霁红、豇豆红、郎窑红。如按其发展状况，则永乐鲜红、宣德宝石红、嘉靖矾红、康熙的郎窑红和豇豆红较为著名。古代红釉瓷器种类有郎窑红瓷器、霁红釉、豇红釉、钧红釉、胭脂红瓷器、中国醴陵红瓷等。
红釉瓷器品种
1.霁红釉瓷器是明宣德时创烧的著名铜红釉品种，因祭红器作祭祀郊坛之用，故名。釉色深沉，釉面光润，不甚透明，不流釉，不脱口，不开片是瓷器中的精品，非常珍贵。用普通制釉原料，加入釉灰、氧化锡，氧化铜含量少于1%，生坯挂釉，高温还原烧成。
2.郎窑红釉是由清代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廷极（1663—1715年）督理景德镇窑务时所创烧，故名郎窑红。它是在模仿明宣德宝石红釉基础上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因釉色浓艳，如初凝的牛血，故又称“牛血红”。它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经1300℃以上的高温还原焰焙烧而成。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标要求很高，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所以郎窑红釉瓷器在当时就很名贵，民谚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 器物胫下部至底边由于釉汁的流垂凝聚而近于黑红，器物口部釉薄露骨，多呈粉白、淡青或浅红色，世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
3.矾红瓷 矾红釉色瓷器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低温红釉。因是以青矾（FeSO4.7H2O)煅烧所得到的氧化铁（Fe203）配入釉中，故称矾红。与铜红釉相比，矾红釉容易烧造，明代嘉靖年间，铜红釉瓷器烧造难成，有关官吏一再上疏皇帝，请求改烧矾红。
4.豇豆红釉是创烧于清康熙时期的名贵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因其呈深浅变化的粉红色，有时掺杂绿斑或色晕，恰似豇豆色泽，故名。又有“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美名。
5.胭脂红瓷器”。胭脂红釉的呈色有深、浅之分，深者称“胭脂紫”，浅者称“胭脂水”，比胭脂水更浅淡者称“淡粉红”。被称为“蔷薇红”、“洋金红”、“玫瑰红”，为低温釉彩。包括釉和彩两种：一为浓艳的粉红釉，因色若胭脂而得名，始见于康熙晚期，雍正时用得较多，施釉较薄，色调鲜艳。另一种指绘画于粉彩器上的桃红色彩，多用于花卉图案上。
6.金红釉瓷器是以黄金为着色剂的低温粉红色釉。金红呈色鲜丽，娇柔悦目。17世纪晚期从西方传入我国，故也称洋红。清代康熙晚期的彩瓷中已见应用，雍正时期金红普遍用于粉彩瓷器上。根据呈色的浓淡，有胭脂红、胭脂水、粉红釉的区别。大约在釉中掺入0.2‰的金，可得较浓艳的胭脂色，掺入0.1‰的金，即呈淡粉色。金红釉一般施于白瓷器上，在800-850℃的炉内烤烧而成。
7.中国红瓷亦称醴陵红瓷,中国红瓷是湖南醴陵特产,醴陵红瓷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在四大发明出现以前,它就已经传遍世界。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醴陵红瓷承载着吉祥、尊贵、自古就成为皇室追求的珍品。今天，中国红瓷将红瓷技艺运用到日常生活器具中，使古代只能皇家享用的红瓷进入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
8.鲜红釉瓷器颜色釉品种之一。景德镇窑自元代开始烧造高温铜红釉瓷器，初创阶段呈色多偏暗。明初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窑烧制出纯正鲜艳的红釉，前人称之为鲜红。它以铜作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高温烧成。由于其对温度、气氛的要求特别敏感，稍有不慎即得不到纯正的红色，因此高温铜红釉是最难烧造的颜色釉品种，历来为人珍视。这种红釉器釉汁莹厚，器色鲜艳。因是当时祭日坛的用器，故也称祭红，又有积红、宝石红等异称。
“ 红色收藏”收藏什么
当下，在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双重推动下，各类纪念展、庆祝活动相继举办，“红色收藏”迅速升温，红色藏品价格一路飙升。
记者从市场了解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首日即被抢购一空，该套纪念邮票报价已达28元至30元，翻了一倍多；目前，在一些收藏市场，《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等热销。
种类繁多
“红色收藏”是指对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革命战争、建设新中国等活动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遗存的收藏。“红色收藏”不仅仅是收藏活动，更是对过往岁月的记忆，承载着时代印记和个人情感。因此，“源于收藏，高于收藏”，这与其他类型收藏有明显区别。
“红色收藏”种类繁多。传统的“红色收藏”题材主要包括九大门类：红色藏书；像章，全国至少有15万人在收藏毛泽东像章；红色经典油画；“文革”瓷，特指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各地陶瓷厂生产制作的带“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红宝书系列，《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各种版本多达500余种；新中国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这类藏品首选“三红一创”，其次是“青山保林”，再次是“三花”；历年国庆专刊，主要是1974年以前存世量少的、精美封面设计的品种；红色连环画；红色老照片。
金价走高带动贵金属藏品热，与“红色”主题相关的贵金属藏品成为“红色收藏”新热点。据介绍，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金银币，已涨了30%左右；2007年发行的建军80周年金银币，已从4000多元涨到了7000多元；2011年中国金币总公司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章”，一上市就受到热捧。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章可贵之处在于并没有就政治论政治，具有极其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文化厚重感，以多元丰富的结构框架和艺术内容来容纳丰富的历史内容。以时间流程为经线，以历史事件和地标建筑为纬线，勾勒出一幅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舍死忘生、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画卷。文物性、文献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是“红色藏品”的永恒价值所在。
“红色股票”
“红色收藏”并非新生事物，上世纪即已形成专门的收藏群体和小型交易市场。红色收藏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1年以前主要是民间自发行为；2001～2003年间，政府和企业家加入，带动了民间红色收藏热；2003年至今红色收藏已经掀起高潮，发展成为一种“显学”。“红色藏品”价格也逐日看涨，有的藏品价格甚至上涨了千倍。红色藏品有了“红色股票”的称号。
据统计，普通红色藏品每年都有40%左右的升值空间，一些顶级藏品的升值空间和收益幅度更是超出想象。
“主席用瓷”，也称“7501”瓷，在1997年湖南长沙拍卖会上，10多件精品单面梅花碗拍出了178万元的天价；1998年“主席用瓷”被深圳买家以1148万元的高价全部买走，高出起拍价近5倍之多，而这些瓷器单件当年的价格仅1元多；1995年，刘春华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拍出605万元高价；2006年，在北京中国书店秋季拍卖会上，《参政员毛泽东行踪》以18.6万元创造了红色藏书的拍卖纪录；2009年，在中国嘉德广州夏季拍卖会上，靳尚谊的《毛主席全身像》以2016万元成交。
规避风险
目前，红色收藏已成“燎原之势”。在大部分收藏者看来，红色收藏品是一支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可以长期持有，不少投资者甚至觉得是大好炒作机会。
业内专家提醒，这一轮红色收藏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效应”，“七一”之后，可能不会维持现在这样的高价位，收藏爱好者要提高警惕。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走专业化、专题化之路。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精力收藏经典，专题收藏，成系列藏品更有价值。
防止买进赝品。由于红色藏品价格行情看涨，一些人为了牟取暴利，他们会不择手段大肆造假。
注意藏品品相。品相直接影响到未来价值。尤其是纸质品，如宣传画、书籍、报纸、邮票、大字报等，在购买时，应力求高质量的品相，整个画面要完整、清洁。
不要迷信限量版。不少藏品以“限量”为卖点，炒作其收藏价值。发行量固然是决定藏品收藏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并非发行量越少的东西就是越好的东西。藏品的价值如何，关键还是看藏品本身意义和市场对其的认可程度。
选择权威的发行机构。发行机构是否权威，很大程度决定产品的收藏投资价值。中国金币总公司是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我国惟一经营贵金属纪念币的行业性公司，邮票的官方发行机构是国家邮政局，邮品的官方发行机构为中国集邮总公司。
2011年中国金币总公司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章”,生动展现了建党90年历程中起到里程碑作用的地点与物件。
藏品的真相
藏品的真相
关于故宫商业化的质疑之声还没有消退，由瓷器受损开始的一系列网友爆料，再次让故宫成为焦点。新一轮的故宫“黑幕”，全部与藏品相关。刚退休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看了网上的一些质疑，惊讶于外界对故宫藏品的了解如此贫乏，也反思，“故宫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系统，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梁金生一家与故宫有据可查的就有五代渊源。清咸丰年间，他的曾曾祖父就在内务府如意馆就职，担任咸丰皇帝的宫廷画师，曾祖父后来担任宫廷画院如意馆的掌管。爷爷梁廷炜本来承袭祖业为宫廷作画，1925“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担任组长，负责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1931年为躲避战乱，故宫选择了一批珍贵文物南迁，梁廷炜和年仅14岁的儿子梁匡忠开始了长达18年的南迁生活。1949年梁廷炜接到密令，跟随国宝去了台湾，1972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世。梁匡忠则留在南京故宫博物院，1953年返回北京故宫，梁金生是梁匡忠的第三个儿子，金生，就是生在金陵的意思。
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进入故宫已经31岁。“1979年国家刚刚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故宫大修，故宫就从社会上招了50多名维修工，统一招考。”梁金生在工程队干了5年，参与库房维修建设，然后被调到保管部织绣组，后来再到总保管组，跟父亲成了同事。那时候故宫还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利用现有的地面宫殿、库房来存放文物。“先天密封条件非常差，门窗不严，风沙一过，满屋子尘土，天天打扫都没用。而那些‘原状陈列’、小范围开放的地方，就算走‘太空步’，脚一落，特别细的尘土就飞起来。”梁金生回忆，“地面不防潮，湿度大的时候地面都长毛。”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的资深库房管理员方斌描述：“库房里后来配了专门的吸湿器，有半张桌子那么大，机器运转1个小时，300平方米的空间，能吸出两到三大桶水来。”
做库房维修的时候，梁金生就算能接触文物，也是“搬搬抬抬的事情”，“把要维修的库房搬空，东西挪到别处，修好了再搬回来”。到了保管组，他才有机会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毓庆宫里成箱的织锦和布匹。“半人多高的大锡箱子，站在旁边手伸不到底，底下的布匹，要爬到箱子里，举着递出来一卷卷地打开，查验清楚是一段还是一匹，再封好放回去。”算起来，这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梁金生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需要的无比耐心和细致。到了总保管组之后，梁金生定下了心思：“以我的年纪，再从事专项研究太难了，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下笨工夫。”
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宫的家底，这项浩繁的工程，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在继续。郑欣淼到任之前，历史上的6次清点，3次在1949年之前，分别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点查，文物南迁之后的点查，以及北平沦陷期间的点查。1949年之后的3次，分别是1954至1965年，1978年至80年代末，和1991至2001年。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历时10年左右。从皇宫变成博物院的故宫，不仅有历代帝王的珍藏，也是一个“家”，一个庞大的生活起居场所，有一应俱全的宫廷物资，和帝王后妃们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如何归类？算文物还是非文物？观念一直在变。从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在文物概念上，有了最大的拓展，把故宫98万余件藏品的记录，提升到了最新的180万余件。
郑欣淼研究过故宫的历史，他带的第一个“故宫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他发现，“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非文物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也就是1954年开始的那一轮，主旨是“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从1954到1959年，主要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库房，成立了处理非文物物资审查小组，政务院批示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宫共同组成故宫博物院非文物物资处理委员会，先后共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不同时期被当成非文物处理的种类各异，茶叶、皮件、貂皮，乾隆收藏的“假次画、宗教画”，乃至士兵甲胄都有。“前几年，周海婴先生还拍卖过鲁迅先生买的清宫茶叶。”现在看来，这是对待清宫藏品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但回到特定的情境，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不是个人问题，是时代民族问题”。
文物的观念在变化，历代故宫人对于故宫藏品的认知也在变化，但守护藏品的态度和原则始终如一，这种传承，梁金生最清楚。从1984年开始，他在“文物总管”的岗位上已经27年，成了故宫内部公认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梁金生说，故宫的藏品有两套账，一套是总保管组的总账，另一套是与总账相对应的各个库房的分类账。账目里，一种是“故”字号，这是1962年吴仲超院长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宫藏品账目；还有一种是“新”字号，这是1954年之后给新增文物建立的账目，最乱的是1949到1954年之间的文物，后来专门固定了一个“新”字号的字段。各个时期的账目都传承下来，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总账中的一本，16开大小的蓝布皮账本，全部是手写记录，蝇头小字，一行行清晰工整。这些账目是最原始的依据，每一次清查，新发现的文物新增号段，而原有的文物必须总账与分账、账目与物品逐一对应。
故宫的家底，就是靠这样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点、记录并传承下来，直到引入电子化的信息记录系统。梁金生说，“每一套总账，国家文物局都是备案的，故宫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动”，而且，任何的文物转移和调拨，账目上都必须记录，就算是因为人员交接问题，某个时期的分账出现偏差，“对比总账也一定能发现问题”。《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的草稿，就是梁金生根据工作心得总结出来的。
让梁金生觉得最可笑的是关于那五件宋人书札的指控。网友爆料说，由故宫拍下的这五件文物后来重现拍卖场。故宫的文物征集，刚好也属于总保管组的权责范围，收纳新的藏品，是故宫博物院自我丰富的一种方式，通过藏品呈现出不断代的历史和文化。梁金生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翻查出了当年的记录：“当时是徐邦达先生给院领导写信，希望故宫能够拍下这五件宋人书札，它们很有价值。院里讨论以后也决定参加拍卖会，但申请经费的时候，却因为数目太高没有得到批准，全部过程都有文件存档。”这件没有完成的拍卖之所以写进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里，属于工作失误，然后，被无限放大了。
失之交臂的这五件宋人书札，梁金生很惋惜。他回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故宫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尤其是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博物馆也少，文物商店把整车整车的文物拉来故宫，送货上门，任由故宫挑选。‘文革’故宫关门期间，也还有好多东西送进来，1966年底，在北展搞的‘红卫兵成果展览’，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宫，当然，这部分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全部退还回去了。可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的80年代，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又是一个文物进入故宫的高潮”。转折在90年代中期，“拍卖公司出现之后，局面就变了。80年代我刚负责文物征集的时候，故宫每年给我的征集费用是1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是每年10万元，到了1995年，征集费预算已经到了1000万元，都是拍卖公司抬起来的”。
故宫是拍卖公司喜欢的客户，故宫的名气就是提升拍品价值的最好宣传，但他们却并不会因此给故宫最公道的价格，遇到不厚道的拍卖公司，还会故意设局找人假扮买家抬价。梁金生记得，有一次拍卖，他进场后故意没有跟拍卖公司的人打招呼，坐在角落里，举牌几次之后，就再不动声色，看着价格被一路抬上去。到最后，场面上是神秘电话竞拍者胜出，但现实里，是拍卖公司不停地给故宫的领导打电话，追问故宫的竞拍者到底去了没有。最后，拍卖公司的把戏被戳穿，梁金生不仅用事先协议的价格拿走了拍品，还成功砍掉了交易的佣金。只不过，这些风光的故事只是少数，故宫的财务预算制度和文物价格的直线提升，已经让这条收集文物的路径越来越困难。“按故宫的规定，今年必须做出明年的征集预算，但是文物可遇不可求，我怎么知道明年会出现什么东西？”
关于藏品的诸多爆料出处何在，郑欣淼和故宫内部很多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破。“利益之争哪里都有，故宫是个老单位，也是个有各种告状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就被诬告盗宝，只是为什么出于私念，却要赔上整个故宫的名声？”
故宫的定位
郑欣淼就任之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11年。张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一直没有任命新的院长。郑欣淼是陕西人，从地方干部做起，1992年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继而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因为做眼睛手术必须离开高原，才到了文化系统，历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就此与文物结下渊源。2002年，故宫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同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郑欣淼和张忠培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位老人常常在电话里探讨，求同存异。张忠培的任期只有“2年1个月13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1989年8月被停职，1991年卸任，各种构想，空成遗憾。但他在郑欣淼身上，看到了诸多构想的实现。他对郑欣淼的评价是：“这个院长没有选错人。”郑欣淼也觉得，他们对故宫的思考有许多共通之处。回顾9年任期，郑欣淼的自我总结很简单，一只手就能数完：“故宫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宫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和故宫的国际交流。”总的方向，是让故宫以开放的姿态，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500卷《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第一次透彻地向公众交代故宫的家底，让全社会来监督。”郑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够澄清一种误解，就是北京故宫只有皇宫，好东西都去了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38万件是档案，近20万件是图书，真正的书画文物只有10万件。好多人喜欢拿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比，其实两者差异很大，台北‘故宫’是公务员建制，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其实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文物总管”梁金生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回忆，故宫的游客从“假日经济”、“黄金周”的概念提出之后，才开始增多，游客暴增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09年10月2日，是故宫历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14.8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外面，从午门排到端门外，全是排队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里面，高个的只能看到人头，矮个的只能看到别人的衣服。游客散后，一地垃圾。”这种压力还在持续，2011年的国庆，虽然故宫已经做出了每日限流8万人的方案，并且提前通知公众，但从国庆当天开始，游客压力就在持续增加，同样在10月2日、3日呈现井喷态势。就算没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争议，这种旅游压力，也必然让故宫要越来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公众对博物馆文化需求的进步。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
“红色官窑”收藏行情看涨
近年来，“毛主席用瓷”、“红色官窑瓷”的市场关注度不断升温，在瓷器收藏市场上，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厂的老瓷器目前已经高价难求。据一位资深藏家介绍，许多藏家都认可的“红色官窑”，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或直接投资办厂的瓷器企业，所产瓷器提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使用外，也为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生活用瓷及出口创汇。而“毛主席用瓷”、“主席瓷”是对红色官窑瓷器一个直接的称谓。而“红色官窑”收藏热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而这波收藏热，更多的还是新瓷器推动起来的。1954年醴陵瓷器公司成立，釉下五彩瓷恢复生产并且发展迅速。随后，醴陵瓷业的群力、国光、永胜、星火四大瓷厂开始为中南海生产国宴瓷、生活瓷、礼品瓷等，从1974年至1978年间因烧制釉下五彩双面月季碗等精瓷，即后人所称“红色官窑”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瓷器中的极品都是呈送到北京的，其余略有瑕疵的则是被当时的党政军领导及老干部收藏。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群力等瓷厂停产，直到2000年前后恢复生产，组建成现代体制的企业并且冠名“红官窑”，其大量生产、仿制此前“主席用瓷”样式的新瓷器也迅速引起了广大瓷器收藏爱好者的目光，收藏的热度这才逐渐升温。笔者的一位藏友周先生，收藏了大量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醴陵瓷。周先生表示，老的“红色官窑”瓷器如今已经高价难求。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市场上冒出不少仿制品。对于普通的收藏人士来说，收藏的难度是很大的。而通过多年的收藏研究，周先生对醴陵瓷有颇为深刻的见解。周先生说，醴陵釉下彩瓷主要明显特征是胎细、釉白、彩凝重不透，但是不同时期生产出来的瓷器，其间又有一定的差别。周先生表示，收藏醴陵瓷要准确辨识是有难度的。普通收藏者千万不要在自己还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或是单纯地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进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