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文化。
日本出光美术馆，隶属于日本石油业巨头出光集团。1966年开馆，主馆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丸之内帝国剧场的九层，另有分馆坐落在福冈县北九州的门司港。
出光美术馆入口
出光佐三
出光美术馆的创建者是出光产业第一任社长出光佐三先生，从1905年开始，致力于美术馆的收藏。成立至今，出光美术馆共藏有各种美术品约1万件，其中包括国宝2件，重要文化财产51件，可谓是“东洋艺术宝库”。
出光美术馆藏品种类丰富，包括日本绘画作品，中国、日本的陶瓷器，同时也收集西洋绘画作品。其中日本绘画的藏品涉及日本美术发展的各个时期，其中包括国宝《伴大纳言绘卷》和《见怒世友》两幅作品。
有一间展室陶片室，展示日本、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陶片。陶片室面积小展品多，展示柜的下半部分采用抽屉式展柜，这样一来陶片室的收藏能力就增加了好几倍。观众可以像拉开抽屉一样拉开展柜欣赏里面的陶片，可以近距离得欣赏它们的花样、纹路和色泽。
出光美术馆收藏了中国自汉代至明代的陶器藏品，属于世界一流的收藏水准。至于日本的陶器收藏，从绳文弥生时代的土器，直到美浓烧、古九谷、京烧、伊万里烧等等日本各大名窑的一等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目前，出光正在做中国宋瓷展。建议抽空去一趟出光美术馆，那里有一个宋瓷展。
南宋 龙泉窑青瓷浮雕牡丹纹双耳瓶
金 定窑白瓷锈花牡丹唐草纹瓶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南宋 龙泉窑青瓷双鱼纹盘
金 定窑白瓷长颈瓶
南宋 龙泉窑青瓷香炉
南宋 吉州窑天目盏
金-元 钧窑紫红釉洗
南宋 修内司窑青瓷长颈瓶
南宋龙泉青瓷簋式炉
南宋龙泉青瓷贯耳瓶
南宋龙泉青瓷凤耳瓶
南宋龙泉青瓷敛口碗
日本人或许是除中国人以外，最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中国陶瓷的了，很多机构或个人收藏，都有极其精美且具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陶瓷精品。
出光美术馆的中国陶瓷种类丰富，涵盖多个时期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品，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私人收藏体系之一。
不仅仅限于宋瓷，出光美术馆藏的元明清官窑瓷器，也被誉为日本观赏陶瓷的核心。
元 景德镇窑青花龙纹罐
元 景德镇窑青花骑马人物故事图罐（昭君出塞）
大明宣德 景德镇窑青花龙纹罐
大明万历 五彩牡丹纹盘
大清乾隆 青花红彩龙纹瓶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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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馆藏中国文物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大，其中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在这些博物馆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最为丰富。资料显示，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
珍贵的中国雕塑
东京博物馆的东洋馆共分三层。第一层陈列着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埃及珍贵文物，印度、犍陀罗(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早期佛教文物，东南亚与西亚的考古出土遗物，等等。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一号展厅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宝庆寺、中国山西省长子县、山西省云冈石窟、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石佛造像，比如唐代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也有少量隋代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其中，6件公元703年至704年间的宝庆寺石佛造像甚至可考人名，比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萧元造弥勒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等，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新石器时代到汉代111件文物珍品
东京博物馆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的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有中国甘肃省、青海省出土的齐家文化红陶双耳壶、褐陶水差形土器，也有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白陶豆，西周时代的灰陶鬲，中国河北省易州出土的战国时代黑陶磨光纹小壶、夹砂红陶鬲，中国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战国时代彩釉壶，等等。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礼乐、祭祀用青铜器。
绚烂多彩的历代陶瓷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早期瓷器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越州窑产的青瓷神亭壶、青瓷双耳壶、青瓷狮子、青瓷天鹅壶、青瓷莲纹盘，唐代长沙窑产的黄釉褐彩碗、黄釉绿褐彩鸟纹碗、绿釉枕、绿釉奁，以及大量的唐代三彩随葬器，如三彩骆驼、三彩马、三彩天王俑、三彩镇墓兽，等等。东洋馆的宋代瓷器有：定窑的白瓷盘口瓶、白瓷莲花纹钵、白瓷印花花卉纹轮花钵，耀州窑的青瓷唐草纹水注、青瓷凤凰唐草纹轮花钵，钧窑的靛青釉轮花钵，官窑的青瓷轮花钵，越州窑的青瓷花纹水注等。
东洋馆的元、明、清瓷器陈列，涵盖各个时期的精品，几乎就是一部发展史。
中国绘画成日本国宝
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而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获得了“日本国宝”的称号。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落款)、郑燮等名家。东洋馆第三层陈列则以朝鲜文物为主，也可间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对半岛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志作品《佛尊》赏析
“形为本，釉为贵”的创作理念和“宁整勿碎、宁简勿繁”的设计风格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志长期坚持的。杨志擅长传统的钧瓷手拉坯成型工艺，其窑变釉色的配制具有独特的风格，创新的施釉方法使其作品窑变成色别具一格。在其钧瓷作品《佛尊》上，这些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钧瓷《佛尊》—借佛之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志作品《佛尊》赏析
佛教传入中原地区以来，以其普度众生的理念、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与中原文化水乳交融，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佛教文化。钧瓷与佛教文化的融合，把人们心中的信仰用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两种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杨志作品《佛尊》高60余厘米，器型硕大，手拉坯成型，状如坐佛，庄严静穆，窑变幻化美妙，祥云缭绕，群峰叠翠，飘逸的袈裟纹如梦似幻、灿若花海。该作品意境深邃、窑变自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师古而不泥古，求新而不媚新。”《佛尊》古朴厚重、典雅端庄，简洁大方、线条流畅，体现着曾经的御用官瓷的崇高和法度，展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含蓄之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深刻哲理。
艺脉相承 去湖北美术馆看“鄂湘赣皖当代漆艺、陶艺展”
陈冀湘《刮骨疗毒图》，漆艺。湖北美术馆供图
楚漆、楚陶艺术作为楚文化的一部分，曾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这也为楚地的当代漆艺、陶艺承续文化、生发特质提供了基础。由鄂湘赣皖四省文化厅联合主办、湖北美术馆承办的“艺脉相承——鄂湘赣皖当代漆艺、陶艺作品展”今日在湖北美术馆开幕。
来自鄂湘赣皖四省60多位艺术家的120余件作品，代表着各地漆艺陶艺在本时期发展的水平，将在展览中亮相。这些漆艺陶艺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多元的艺术取向，题材广泛，造型独特，从某种程度上为观众们勾勒出同受楚文化滋养的中部四省在传承艺术脉络中的概貌。来自安徽的参展艺术家丁南洋称，漆艺、陶艺一般多见于院校、厂区，而此次在美术馆展出，终于走向了大众。
据湖北美术馆馆长傅中望介绍，湘鄂赣皖四省四省在漆艺、陶艺等方面都有着比较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在与传统的对接及与历史的对话中，其当代漆艺与陶艺不仅形成了特有的漆艺文化和陶瓷文化，而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面貌。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19日，观众可免费参观。
日本的高档瓷器欣赏
日本高档瓷器之日光（Nikko）品牌创立于1908年，是日本陶瓷中最显赫的名字之一。200年前，英国首次将源自东方的白瓷技术掺混动物骨粉于瓷焙烧，划时代地创制了骨瓷(BOHINA)之后，NIKKO将骨瓷中的骨粉含量提高到50%，研制出最高素质的骨瓷产品，上釉焙烧温度达850℃至1120℃，令瓷质更洁白，更有晶莹通透的效果。
NIKKO的骨瓷碟不仅质地优良，设计上更体现着日本文化中独特的精致韵味，柔和光泽的釉彩，优雅大方的图案，单是端在手上欣赏就已经是一件人生乐事，如果再盛上一杯溢满香气的，一切的一切将无限接近完美。
NARUMI品牌1938年创始于日本鸣海，是世界顶尖的骨瓷品牌之一。其产品的风格既具欧式餐具的华丽典雅又秉承日式餐具的细腻精致，并以其严谨的制作体系，成熟的工艺和优良的造型深受高品位人士及全球众多五星级酒店的青睐。NARUMI的骨瓷产品都是采用高达47%牛骨粉作为原料,通过特殊工艺制作成形,配合精湛的印刷技术,使得花色更精致,层次感更强。其产品上的金色部分全部是用24K纯金勾勒，所以每一件产品都是精工细作的杰出作品，不但实用,更具有收藏价值。
前身NIDDON TOKI GOMEI KAISHA公司创立于1904年，迄今已成为日本最重要的高档瓷器制造商之一，产品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其产品多走高级路线，造型及花色采传统及典雅的设计，与NARUMI在风格上有些不同。
“美丽浙江·水之韵”——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暨钱江国际美术馆论坛隆重举行
主办单位：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承办单位：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
论坛时间：2015年10月21日15:30时
论坛地点：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
论坛主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赵雁君
媒体支持：浙江日报 杭州日报 钱江晚报 中国美术报 雅昌网
10月21日15:30时，“美丽浙江·水之韵”——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暨钱江国际美术馆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政府机关、企业家代表、文化艺术界、收藏家及媒体记者等相关人士参加论坛。本次论坛由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雁君先生主持。
论坛由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雁君先生主持
浙江富水，江南如画，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五水共治”取得丰硕成果，人们重新享受着绿水青山、美丽浙江之际，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邀请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书法家协会的103位名家，联谊切磋，在钱江国际美术馆举行了“美丽浙江·水之韵”——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与水对话，用传统书法与山水人文这两种独特的文化元素，精彩演绎浙江之美！
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创办人、馆长张向中先生总结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的开馆历程
在邀请展举行之际，钱江国际美术馆论坛乘势而来，论坛以“畅享全省“五水共治”的丰硕成果，为政府进言献策，文化为民生服务”作为主题。 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创办人、馆长张向中先生总结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的开馆历程，各界人士畅所欲言，从美术馆的运营理念、发展模式、盈利渠道等角度深入探讨，总结经验，把脉钱江国际美术馆，论道民营美术馆经营发展之路。
钱江国际美术馆论坛现场
钱江国际美术馆论坛现场
钱江国际美术馆论坛现场
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自开馆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成为浙江民营美术馆全面发展的重要标杆。
2015年6月30日，杭州钱江国际美术馆开馆首展暨“一带一路”国际美术交流展隆重举办，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件艺术品参展，展品涵盖中国画、书法、油画、水彩画等，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杭州滨江汇集众多美术场馆。钱江国际美术馆自开馆以来，由于地处西兴地铁口得天独厚的优势，日接待参观者达100余人次。
为打造名副其实的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平台，钱江国际美术馆致力于把更多优秀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品奉献给中国、杭州人民：
2015年11月，2015年度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青年人才培养“新峰计划”20家作品展；
2015年12月，“大写我意”——陆国强中国画艺术展；
2016年9月，值世界峰会举行之际，以“和平、自由、人文、环保”为主题，再举办一次20国知名艺术家画展。
古铜珐琅彩出脊四龙罍赏析
这件清乾隆款古铜珐琅彩出脊四龙罍(见图)，高32.2厘米，口径长13厘米，宽10.5厘米，腹径23.7厘米，现藏沈阳故宫(微博)博物院。
该罍系仿古代青铜器式样而制，撇口，短颈内束，溜肩深腹呈弧形，底足较高，圈足外撇，胎体较厚；肩部左右侧对称饰有兽首双耳，兽口吐水呈环形；颈部、肩部、腹部、足部在四角和前后面中央均出戟，戟沿凸螦起伏，戟面刻以回纹；腹部前后面中央另有圆雕兽首环状装饰；颈部四面雕刻凸起的变体螭龙纹、花卉纹，颈肩部之间有圆形、竖条形、方框形、三角形等数层装饰图案；肩部、腹部、足部表面用4道横向单、双弦纹形成5个分割区，雕刻变体饕餮纹、蕉叶纹、螭龙纹、花卉纹等纹饰；足部底沿饰有两道回纹。全器施以仿古铜彩釉，器物边沿、雕塑凸起部位均为金色铜彩，表面凹下部分侧刻以回纹锦地，并施蓝、紫色珐琅彩釉，器物口沿、底沿内部均为酱褐色地，点缀蓝、紫色彩釉云纹和金粉；器底部中央刻有描金阳文篆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方圆章款。
此器造型古朴雄壮，仿古铜釉形象逼真。
大维德与他收藏的中国文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物收藏史上，大维德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
他收藏的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还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唐韩幹《照夜白图》，以及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创出世界漆器拍卖纪录的明永乐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
他1935年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招揽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的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北京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绝唱。
他是西方最早研究汝窑的学者，也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国官窑瓷器的权威。他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3卷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成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的工具。
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英国乃至西方第一个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并将其收藏的全部瓷器与中国艺术相关的中外书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给亚非学院，成立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之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重镇。
大维德不仅是二十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品位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陶瓷质量之精、品位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所无法比拟的。
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情结”
1、大维德与故宫
大维德的父亲萨森·大维德爵士是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者。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也开始了他的中国文物收藏生涯。从1914年起大维德开始频繁地从伦敦两家主要经营中国文物的公司约翰·史帕斯和布鲁特父子处购买中国瓷器。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向博物馆咨询。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此时，在伦敦他已小有名气，1923年霍蒲孙编撰的《中国陶瓷艺术》中就曾提到他的收藏，但与同时期英国一流中国陶瓷收藏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随着收藏的深入，大维德越来越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他决定亲自去中国!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此后的1927、1930、1931、1932、1935年大维德又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记载：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爵士捐款5073.05元，用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聘请大维德为顾问。位于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1022件参展，其中有735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文物精品。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位”。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宋代其他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除瓷器外，这批清宫旧藏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等。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盐业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此后他开始了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系统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的收藏。
2、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品位”
在与故宫亲密接触的同时，大维德也广泛地与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商、收藏家及相关人士结交，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大量与清宫收藏类似的藏品。在大维德收藏中，就有来自民初北京著名陶瓷收藏家沈吉甫旧藏的宋钧窑盘、宋钧窑莲瓣碗、宋定窑刻花梅瓶、宋定窑刻花洗以及来自端方旧藏的宋龙泉窑琮式瓶等珍贵文物，宋龙泉窑琮式瓶全世界现仅存两件。大维德与上海著名古玩收藏家仇炎之也私交甚密，他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来自仇炎之的旧藏。据记载，大维德还曾在仇炎之的引领下一次就从上海张仲英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聚珍斋”里买走3万银圆的货物。同时，大维德也与其他一些在中国和海外有实力的外国古玩商和收藏家如日本的丸山、根津、法国的迈克·卡尔文、美国的弗雷斯特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维德收藏中的很多精品也出自于他们的收藏，如久居中国的英国人希普斯里，是英国皇家海关服务部专员，早在1887年他收藏的300多件中国瓷器就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院展出，大维德收藏中的雍正款珐琅彩梅花题诗碗和乾隆款珐琅彩开光西洋风景杯、山水人物杯等一批珍贵的珐琅彩藏品就来自于他的收藏。
1934年，英国权威陶瓷专家霍蒲孙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器物，编著了《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该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在选入的这些瓷器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官窑瓷器居多，占选入器物的一大半。
在大维德收藏中，宋代官窑瓷器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除了从盐业银行购买的那部分清宫旧藏的精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窑瓷器。大维德收藏了12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大维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况如此。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大维德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藏中国陶瓷图录》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
明代官窑瓷器同样是大维德收藏中的亮点，他收藏的明代瓷器不下550件，被陶瓷界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五个明代陶瓷收藏之一。在大维德收藏中仅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此外大维德还收藏有一批永宣德时期其他种类的陶瓷精品。大维德成化斗彩收藏也很丰富，其中斗彩罐、鸡缸杯、夔龙纹杯、葡萄蕉叶纹高足杯等都是成化斗彩中的精品。
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同样卓尔不群，其“皇家品位”更加明显。在大维德来中国之前，他的收藏中几乎没有清代瓷器。大维德来中国后正是通过与故宫藏品的接触，才培养了他对清代瓷器的收藏兴趣。他曾提到1929年他在故宫时看到清宫当时被称为“古月轩”的珐琅彩收藏，他甚至还试图在故宫里寻找制作珐琅彩的作坊。珐琅彩瓷器原为清宫秘藏，是专门为宫中烧制的御用品，产量少，一般人很难见到。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品种非常窄，只局限于一些他在故宫见到过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彩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珐琅彩瓷器。传世珐琅彩瓷器主要集中在台北故宫，有400余件，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博物馆也只有少量收藏。而且从装饰题材上看，花卉较多，山水、人物稀少。大维德收藏了31件珐琅彩瓷器和料器，其中有2件山水、4件人物，题材涵盖各个方面，是除中国外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珐琅彩收藏。他收藏中的乾隆款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与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为一对，该碗当时以1.5132亿港币成交，创世界珐琅彩瓷器拍卖纪录。
除瓷器外，大维德也同样收藏了一些带“皇家品位”的其他种类的藏品。大维德的绘画收藏中有唐韩幹《照夜白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一些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其中《照夜白图》为清宫旧藏，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瑆，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图左上方“韩幹画照夜白”六字为南唐后主李煜所题，此外还有唐张彦远、宋米芾、贾似道、明项子京等人的题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题诗，是一幅流传有序的早期绘画珍品。张伯驹在《沧桑几度<平复帖>》一文中曾提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一个姓叶的人带走，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大维德。
大维德的漆器收藏与清宫旧藏一样以元、明、清三代宫廷传世品为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现存世的永乐款剔红盏托，全世界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宫，另一件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维德收藏的这件上有乾隆御题诗，可见这只盏托深得永乐、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乾隆1781年为这只盏托所作的御题诗大意为：永乐的盏托还在，可是上面的碗却丢失了，后给它找了个嘉靖时的碗，倒也十分般配，虽然丢失了一半，幸运的是还能再次让它完整。然而虽然现在完整了，没准哪天又会失散……侥幸的是，乾隆担心再次失散的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维德收藏中，大维德从盐业银行与永乐盏托一并购得。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上，大维德收藏的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当时有评论称“它们使故宫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遗憾的是大维德的这些收藏除陶瓷外在上世纪70年代后陆续被变卖，如《照夜白图》、《梨花图》等绘画珍品1977年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得，而这只永乐剔红盏托1976年由香港著名漆器收藏家李经泽购得并于2008年通过佳士得卖出，其他收藏也都通过拍卖行等各种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
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宋、明、清瓷器，还是绘画和漆器，大维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或比较稀缺的品种，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袭了明清以来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孙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仅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已不下70件，堪称“小型宫廷收藏”。正如大维德夫人所说，大维德是以中国宫廷特别是乾隆皇帝的欣赏趣味和眼光来建立他的个人收藏的，在大维德的收藏中有着浓厚的“皇家情结”。
明代瓷画“鸣凤在竹 潜鱼出渊”
近日，在瓷友伯瑜先生处见到一块明成化“平等青”瓷片（见图），亭台楼阁，凤鸣鱼跃，人物传神，画意生动，是古句“鸣凤在竹，潜鱼出渊”的最佳配画。据说，大多古人写的是“鸣凤在树”，而非“鸣凤在竹”，历史上只有米芾、赵佶写的是“鸣凤在竹”。写“鸣凤在树”的古人却有怀素、智永、欧阳询、赵孟頫等。纸上纠缠许多笔墨，瓷上过去没有发现，而今天，我们从这块瓷片上看出分明的“竹节”，由此证明，是“竹”而非“树”，虽然写“树”也是可以的。至于“潜鱼出渊”，那是有点“鱼跃龙门”的美意了！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总称凤凰。按照古人的描绘，凤凰类似孔雀，但又杂糅其他动物的特点，据《宋书·符瑞志》中较为具体的说法，它是“蛇头燕颌，龟背鳖腹，鹤顶鸡喙，鸿前鱼尾，青首骈翼，鹭立而鸳鸯思。”凤凰是完美主义的化身，它和龙一起构成了“中华龙凤文化”，是吉祥和谐的象征。吉祥成语很多，“梧桐栖凤”比喻贤才择主而侍；“百鸟朝凤”象征盛世太平；“凤求凰”比喻男女相爱男子追求女子，也象征对美满幸福的姻缘向往和歌颂；“凤毛麟角”常用比喻难得的杰出人才或其他稀世珍宝；“有凤来仪”比喻吉祥的征兆和祥瑞的感应；还有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同样，潜鱼出渊，鱼跃龙门，也是中国神话传说，正式记载是汉代辛氏所著《三秦记》。据后人著述为《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对该书的引述来看，《三秦记》中曾多处提到“鱼跃龙门”的传说。如“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又如“龙门山在河东界……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等。《竹书纪年》是战国末期魏国史官的作品，书中关于“龙门赤河”的记载，说明当时“鱼跃龙门”的神话故事还未形成。而“鱼化为龙”的记载多出自汉代典籍，故神话故事的形成当在西汉初年，且可能与汉初“神龙崇拜”观念强化有关。
总之，这幅明代瓷画描绘的艺术场景，是“鸣凤在竹，潜鱼出渊”。这八个字说的是中国式祥瑞的象征，它出现在工匠笔下，出现在民间的众多实用器物上，也是中华民族长期向往美好的心底祈愿。
一块明成化的“平等青”瓷片，也为收藏爱好者们悄然推开了一扇明代瓷釉技艺的窗户。平等青，亦称“陂塘青”。它是国产青花料中的一种。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早期景德镇窑青花多用此料。有专家曾经说，平等青含铁量较少，烧成后，色泽淡雅、清丽而明澈、晕散不严重，呈色淡雅青亮，与明初永乐、宣德浓重青翠的苏麻离青截然不同，成为这一时期青花瓷的特色。
成化青花瓷，色泽淡雅，釉面肥润，抚之有玉质感。我们见到的这类“成化青花”，除了前期官窑瓷有的继续使用苏麻离青料，笔法也如宣德青花用小笔触，其青花发色浓重，有浓淡层次和黑褐色结晶斑，与宣德晚期青花非常接近，并和多数浅淡色调同时并存。中晚期主要使用江西乐平县产的陂塘青，也称平等青。
研究者伯瑜先生说，色料淘炼精细，含杂质较少，发色柔和淡雅，蓝中闪灰，呈色非常稳定、平静，颇有水墨画风格，与洁白温润的胎釉和纤细的纹饰相衬，分外脱俗。但往往因釉质肥厚，青花色淡，而有云遮雾障若隐若现的现象。尤以底足的青花款色调表现得最为突出。成化青花线条纤细，多用双勾线条勾勒图案，然后在图案内进行渲染，双勾线用浓笔，渲染用淡笔，因而其烧成作品则呈色浅淡雅致。
成化民窑青花瓷采用平等青料，青花颜色同样浅淡发灰。用分水方法渲染，轮廓线大多较粗，渲染之分浓淡两色，多为勾勒点染和单线平涂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由于经过精细加工，在适当的温度中，能烧成柔和、淡雅而又透彻的蓝色。这些知识，可谓是为我们科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