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aoci52.com - 收藏古代瓷器的好处】
1998年2月，笔者因筹办"耀州窑陶瓷展"，前往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工作了一个星期，期间通过参观、考察及与日本同行的交流，对该馆的收藏概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大阪位于本州的关西地区，是日本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它北与日本著名的千年古都--京都相邻，东边则紧靠日本另一个著名都市--奈良市，这两个城市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大阪古称"浪速"、"难波"。据日本史书记载：神武天皇乘船至九州向东航行巡视，到大阪附近，水流湍急，浪花翻滚，遂将此地称为"浪速"。大阪之名是因为附近多山，上町台一带坡地面积广大且坡面平缓，始称为"大坂"，明治初改称大阪。这座城市濒临濑户内海，市内河道纵横，自古以来凭借河海交汇之优势，与国内及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进行频繁的交往，位于大阪的港口"难波津"就是与海外进行交流的重点地区。
被称为"水之都"的大阪历史悠久，境内已发现弥生时代的遗迹多处。历史上曾有几代天皇在此建都，位于市内的难波宫遗址即为建于七世纪中叶的奈良时代的古皇宫。市内的名胜古迹还有平安时代的大会佛寺，江户时代的丹珠庵，明治时代造币局的泉布观等。位于东区的大阪城是16世纪末的的霸主丰臣秀吉所建，是大阪最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包括13处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建筑。其主体建筑天守阁巍峨宏伟，镶铜镀金，十分壮观，内部保存有丰臣秀吉的木像、使用过的武器及绘画等。此建筑后遭遇火灾被毁，现在的大阪城为1931年民间集资重建，唯有城内的樱花门因全用巨石砌成而免遭火焚，成为目前仅存的遗迹。大阪的名胜古迹还有日本最早的官寺-四天王寺，于公元593年圣德太子摄政时所建，也是几经烧毁后重建。住吉大社则是全日本住吉神社的总本宫，是为祭祀航海安全的保护神于公元三世纪时创建，该大社的四栋本殿已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夹在堂岛川和土佐堀川之间两条河流之间的中之岛位于大阪市北区，从江户时代就是经济、金融中心，聚集在这里的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和中央公会堂等西洋建筑都是著名的观光名胜。以专门收藏东洋陶瓷而闻名的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就位于以玫瑰园著称的中之岛公园附近。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收藏主要来自于旧安宅产业（株）的收集品。安宅产业的原会长安宅英一是一位极具艺术天分的收藏家，在他的指导下，安宅产业从战后的50年代就开始收集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陶瓷，至1976年时已收集了1000件左右。从1969年开始，就陆续举办陶瓷展，供公众参观研究。1975年旧安宅产业（株）出现经营危机，其珍贵收藏面临失散的危险，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后由住友集团收购全部捐赠于大阪市，并捐赠巨额资金建馆收藏、展示这些珍贵藏品。1982年11月，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正式建成开放，并从1992年起开始收集日本陶瓷。同时又接受了在日韩国人李秉昌捐赠的351件朝鲜陶瓷和中国陶瓷。通过不断的捐赠与收购，馆藏品得到不断地充实，目前约有2000多件藏品。上世纪90年代末该馆又进行了扩建。新馆是世界上首次尝试以自然采光展示的美术馆，在空间设计上富有新意，部分区域适时让自然光进入，将陶瓷原本的色彩与光泽展露无遗。目前，该馆已是大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设施，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东洋陶瓷宝库之一。
该馆收藏的中国陶瓷在数量上仅次于朝鲜陶瓷，不仅量大、质精，而且品种多，时代跨度长，从东汉的釉陶到明代的青花、彩瓷都有收藏，其藏品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史上各个著名窑口的著名品种，既有充满宫廷趣味的官窑器，也有在传统鉴赏领域被忽视的民窑作品。但清代的中国陶瓷不在安宅的收藏范围之内，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是他们认为唐宋元明是中国陶瓷最为华美，并充分发展到成熟的时期，因此宋代瓷器是这批瓷器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其二是由其在收藏中奉行的"彻底的完美主义"即日本学者所说的"安宅品味"所决定的，要求藏品的品质要具有"静谧"和"峻烈"感，认为陶瓷器不应该简单地给人以美学价值，更多的应该是具备使人精神高扬奋发的力量。
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中国陶瓷中有13件分别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重要文化财，其中有2件被指定为国宝，11件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此外还有一件被指定为重要美术品。日语中的"文化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遗产"。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走在世界前列，早在明治初期的1871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保护工艺美术品的《古器物保护法》。1950年日本制定了首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专门负责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其保护范围包括古建筑、书画作品、手工艺品、自然景观、地下文物等，还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也列入保护范围。日本的公立和私立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有很多被列为国宝、重要文化财和重要美术品，其中就包括有为数不少的中国陶瓷精品。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这些流失在海外的国宝--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的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的中国陶瓷精品。
油滴天目茶碗，口径12.2厘米，南宋建窑产品。碗内外壁釉面上散布着均匀密集的闪着银灰色光泽的小圆点，浅褐黄色的碗沿釉色均匀整齐，貌似扣金工艺的装饰效果。碗外壁施釉不及底，可看见黑灰色的胎。此件油滴釉茶碗无论从造型还是油滴的形成效果，都可称是宋代建窑烧制的最为完美的一件油滴釉产品，因此它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
油滴釉是黑釉中的名贵结晶釉之一，盛烧于风靡点茶与斗茶的宋代，以建窑产品质量最佳。它的着色剂主要是铁的氧化物，其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5.34％，二氧化硅与三氧化二铁的比值比其他黑釉瓷高，在烧制过程中铁氧化物聚集，冷却时形成饱和状态，并以赤铁矿和磁铁矿的形式析出晶体，形成闪着金属光泽的油滴状圆点。油滴的形成对于烧制火候和釉层薄厚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火候过急，氧化还原气氛控制不当，油滴形成效果不理想或不能成为油滴。如果釉层过薄，烧制过程中釉聚集少或达不到聚集，也形成不了油滴或油滴过小。由此可见，烧制一件完美的油滴釉产品是多么的不容易。
油滴在宋代也被称为"鹧鸪斑"，是因其酷似鹧鸪鸟胸部羽毛的斑纹。油滴盏和兔毫盏一样，都是当时倍受珍视的饮茶用具，宋人有诗云："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不仅中国的达官贵人喜用它来斗茶，也受到酷嗜茶道的日本人的青睐，并由当时在浙江天目山佛寺留学的日本僧人带回，故此类黑釉瓷在日本被称为"天目"瓷，是被日本收藏界认为是茶道世界中享有最高地位的陶瓷制品。它对日本的茶道及陶瓷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15世纪的濑户窑所生产的天目茶碗即是仿其制作的。此件油滴天目茶碗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传世品。它最早的持有人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关白秀次，后流入位于日本京都的西本願寺，经三井家、若狭酒井家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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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市馆藏 民间国宝(组图)
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直口尊——巧如范金，精比琢玉
大唐西市博物馆展出的宋代耀州窑刻花缠枝牡丹纹直口尊曾在《寻宝》节目中被评为民间国宝。
该器之所以被评为国宝主要有以下特征:
1.釉色很漂亮。釉面光洁匀静，色泽青幽，宋代是最为重视釉装饰中釉本身对陶瓷器的美化装饰作用，实现了釉质如冰似玉，釉色雨过天青，千峰翠色等愿望。印证耀州窑以青瓷最负盛名。
2.本器采用刻画相结合的装饰方法。这种装饰方法在北宋中期日臻成熟。刻主题纹饰，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而奔放；画陪衬纹饰时，纤细如丝，排列有序，整体纹饰层次清楚，繁而不乱，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
刻花是在未干的瓷坯上用竹、木、铁等硬质工具刻出花纹，然后施釉入窑焙烧。这种直接在坯体上刻花的方法操作方便，线条刚劲流畅，颇具动感，浮雕感强。为达到最佳效果，并不单独使用，常与划花、剔花组合使用。划花在尚未干透的陶瓷器表面用木刀、竹条、铜铁制器等尖状工具浅划出的线条状花纹。
3.此器刻划富丽的缠枝牡丹花。耀州窑刻花题材丰富，牡丹纹是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称，寓意富贵，象征着对美好幸福、繁荣昌盛的追求。唐代便开始在瓷器上作为装饰纹样。宋代牡丹花装饰纹样尤为多见，花形写实，花朵硕大。形式有独枝、交枝、折枝、串枝、缠枝多种。
这件器物刻纹犀利洒脱，划纹柔和流畅，色泽青幽，图案立体感强，造型精巧规整，是一件反映耀州窑北宋刻画花工艺水平的代表作品。印证了文献中对耀州窑“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记载。
金框宝钿白玉带銙——身份、地位的象征
大唐西市博物馆展有一组精美绝伦的唐代金框宝钿白玉带銙。带计十四事，八刓，四銙；另铊尾、带扣各一。玉质晶莹剔透、细腻温润。掐丝工艺做框，其间镶嵌各色宝石，金玉珠宝相映生辉。
这一组金框宝钿白玉带銙曾在《寻宝》节目中被评为民间国宝。其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拥有者地位高贵。古代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它的质地和数量是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的。“至唐高祖……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银，庶人以铁。”唐制“文武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三銙”。 此器从带銙数量及玉、金质地来看，可知玉带的拥有者为其时显贵。
2.创造性的多种加工技法并用。此带计十四事，八刓，四銙；另铊尾、带扣各一。玉质晶莹剔透、细腻温润。运用掐丝工艺制成的金丝纹样分布在刓、銙、铊尾内侧，其间镶嵌各色宝石，金玉珠宝相映生辉。设计构思巧妙，富有灵活性和创造性的多种加工技法，掐丝就是将捶打得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条，纽搓成丝，用镊子之类的工具把金丝掐成各种纹样并焊接于器物表面。镶嵌就是在金银器上嵌饰珍珠、水晶、绿松石、红绿宝石等材料的饰物，以增加器物的富丽程度。
3.腰带的起源，有学者认为最早起源于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带扣。唐宋时期，有用革制作镶嵌有金、玉的玉带和金带，腰带上按等级缀以金、玉、银等。他们可以用来系束袍服，还用来佩带一些生产、生活使用的物件。
古人腰带上常携挂着弓、剑、砾石、算盘等。挂弓、剑等在古代是地位高的象征，也必然会受到别人的羡慕。从主人腰间的皮带上，就能体会到其忙碌的状态和尊贵的程度。但在今天，如果一个男人再在腰上挂一大串东西的话，那么就显得没有品位，没有内涵了。这正是古今的差别。
文/王彬
古玩收藏背后的伪局(组图)
俗话说：“乱世藏黄金，盛世兴收藏。”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古玩收藏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然而，最令广大收藏爱好者烦恼的是，市场上的古玩常常是真假难辩，有人甚至将多年积攒的巨资付之东流。 据省文物专家介绍，眼下在文物市场上流通的古玩相当一部分为赝品。古玩收藏爱好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难免上当受骗。那么，怎样才能摆正心态，游刃于古玩市场而不上当受骗？日前，记者进行了一番探究—— “仿古”与“作伪”是两码事
3月初，记者走访了数名省内知名的文博专家。
提起古玩造假，专家们一直认为，首先要分清仿古与作伪的异同。
所谓仿古，是指后代模仿前代的名品而仿制出来的品种。仿古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学习前代和别家的长处，如宋代的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在当时便有其他的窑仿造，虽有精粗之分，但也能风行于世。二是慕古，即对古人的崇敬和钦佩。从古至今一直就有仿制古玩的风尚。
而伪作品一般出现在清末民初，即在原有古玩珍品基础上进行重新加工，采取后加彩、后加年款、磨底、重组、作旧等方法，冒充真品。这种以追求纯商业利润为目的的伪造，早已脱离了仿古，就是作伪。
专家认为，仿古品与作伪品虽都不是真品，但在价值上相差很大。以一件明代万历年间仿制的宣德炉为例，其价值虽不如宣德炉真品，但仍有很大的收藏价值。而现代仿制的“宣德炉”，其价值当然大打折扣。
为了便于阅读，记者特地将古玩收藏分为四大类，一一请专家加以评说，希望能给广大收藏爱好者敲响警钟。
揭秘之一：仿制瓷器真假难辨瓷器作伪的手法多种多样，让广大的收藏者防不胜防。一位已在收藏业内浮沉十年的贾先生为记者详细说了其中关节。为了收藏瓷器，他没少“交学费”。根据老贾的经历以及省文物专家的分析，记者大体将瓷器作伪分了几类。
1、新瓷老锔老贾第一次上当，就是花高价买了这种赝品。当时经验尚少的老贾，在北市古玩市场上发现了一件青花瓷瓶，因确定瓶上的锔子（用来连接器物的金属两脚钉）是元代的，便认为这个瓶子也是元代的。后来，找专家鉴定才知道是假的。
专家解析：把新制的瓷器打碎，用古代的锔子将碎片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作伪手法。一般收藏者确定了锔子的年代，就依此推断瓷器的年代，上了仿制者的当。由于仿制容易，明代的锔子现在市场上能卖到几百元一个。
2、新瓷老底收藏瓷器的第四年，老贾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农村“搜宝”。当地人出示了一件底儿上有贡御落款的瓷碗。“我看落款和宋代建州窑的非常相似，觉得比较有收藏价值，就买了下来。回来后和朋友仔细研究才发现，碗底儿处有一圈胶，说明这个碗的底儿是粘上去的！”
专家解析：这种方法也比较常见，因为瓷器底上的印记落款很难仿制，所以一些仿制者从破损或者不具备很高经济价值的瓷器上将旧底切割下来，与仿制的瓷身拼接在一起，烧制成新的瓷器，再卖给经验不丰富者。
3、加彩“2003年，我从朋友手里买了一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纹瓶，因为清代人物图案瓷器传世量少，我硬是花了五位数的大价钱。去年，家里着急用钱拿到拍卖行，人家说是假的，人物是新画的。”
专家解析：加彩这类手法中包括真胎假彩，即将无纹饰的古代素瓷加上彩绘，重新烧制而成；补损成新，即将古旧破碎的素瓷粘合成器，在裂合处填上硬彩花饰，以此掩盖破损而成。但采用这种手法的并不太多，一是重新烧制时反而容易将瓷器烧坏，第二古旧的真品素瓷并不容易找到。
4、高仿真瓷据专家介绍，高科技手段被运用到文物造假上，能使作伪登峰造极、自成体系。比如，运用三维扫描技术，做出的东西和原物一模一样，而硅橡胶翻模技术的运用，使仿品上的花纹与原物没有任何差别。面对这样的高仿真瓷器，即使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也很难分出真伪。
揭秘之二：书画市场鱼龙混杂古画名作历来是人们追捧的对象，也是进行艺术品投资的一个好项目，更是历朝历代造假作伪者的主要目标。鱼龙混杂的书画市场既是收藏爱好者淘宝的好地方，也是造假者的“天堂”。
张先生对古书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他走到哪儿都喜欢找找古书画，一些爱好收藏的朋友给他取了个绰号“寻画人”。据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介绍，张先生手里有上百幅比较珍贵的书画，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假的。
书画作伪的方法基本可归结两大类：其一是完全作假，即运用勾、填、临、摹等手段，多依名家原本，按其笔法、构图特点进行“创作”。此类方法因经常露出作伪者的笔意风格，破绽较为明显。但有些完全凭空臆造者，只是假借名人之名，不管其书画风格如何，因为无法对证，反而容易骗人。其二是利用原画本身作假。多采取挖、刮、改、添款印，或以拆配、割裂等手段将原作改头换面，冒充名家作品牟利。这类作假的技术处理一般由装裱、修复的艺匠高手与画商或作伪画师合作完成。有时真假相掺，让人不易分辨。例如将通景条屏拆成单幅，手卷割成数段；或以大改小，杂凑册页等。此外，也有一些利用高科技手段如扫描，制作的假画，虽不易辨别，但在市场上非常少见。
揭秘之三：伪造古玉滥竽充数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之一。在中国人眼里，玉是与众不同的，它已经超越了单纯分类学的范畴，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造假者也正看中了这一点，打起了歪主意。
记者以打算入行学习经验为由，经朋友介绍，来到了皇姑区的一个小院，见到了一位“造”古玉的高手。虽然他看起来也就三十多岁，可圈儿里人却都叫他光叔。
据说光叔的“独门秘笈”是作旧。在古董行里，作旧和做假是一回事，只是作旧的技术含量要大得多，光叔在这一行里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专，活儿细。让人走眼的概率大小是考察作旧能力高低的惟一标准。
“这是个是‘雏儿’，什么也不懂，您给说细点儿。”带记者来的小朴向光叔解释着。光叔拿器桌上的一个佛头给记者看：“咋样？”“雕工出众，颇有神韵，但一看就是新作出来的。”记者乍着胆子，照小朴教的对光叔说。光叔看来挺得意：“哦，眼力不错，你再看看这个。”
“唐的？”“五代的？”“宋的吧？”……看记者发蒙，光叔的眼睛都亮了。“小丫头，和刚才的是一样的，只是处理了一下。”接着，光叔讲了“造”古玉的两个主要方法，一个叫“包浆”，一个叫“沁”。
“包浆”可以用个通俗的例子来解释。一把被常年累月使用的锄头木把，会形成一层光泽。这种光泽润厚自然，和木柄浑然一体，温滑如玉，这就是“包浆”。“包浆”短时间不可形成，也不是各种油漆、涂料能表现出来的。百十年的老桌子、老柜子、老椅子，凡是被经常触及、摩擦的部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包浆。新玉想要有包浆就要用人手不停的摸，至少要两个月才能达到效果。“不瞒你说，刚才你看的佛头我晚上睡觉都搂着。”光叔诡秘地说。
“沁”比较好理解。一些出土的东西，会在埋藏地下的岁月中形成沁。即土中的物质（包括土中水分所含的物质）会逐渐沁渗到这些东西之中，而形成可辨认的痕迹。沁又分土沁、水沁、血沁（古墓中尸棺中或尸棺旁的器物特征）等。即便是没有入土的器物，只要能够上年代，也会出现自然环境留下的沁，这种沁不是高人是不能一眼看准的。仿造沁主要有烤旧和使用化学物质两种方法。例如把玉烤熟放入红褐色的溶液中做假土沁，用火烧做假水沁等等。
据光叔说，识别玉的新旧一方面要看它制造时的刀工，另一方面就要看玉表面的受蚀情况，看玉色。近现代制造的玉器往往追求古玉效果，有时做得很像，但总是有区别。如果你得到了一件古玉，它的颜色同我们所知道的标准作品颜色不一样，那就要认真分析这种颜色是我们所未知的古玉沁色，还是人工做旧，以此来判断作品的新旧。
揭秘之四：假青铜器蔚为大观公元前21世纪，商周奴隶制社会，青铜礼器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对于收藏界来说青铜器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收藏几十件瓷器、木器、字画的藏家并不少见，而收藏几十件青铜器的人屈指可数。随着人们对青铜器认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青铜器，有了市场，作假者便乘虚而入。
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青铜器收藏家黄德先生。黄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收藏经历，将青铜器作伪总结出四种方法：
镶嵌法。将新做的青铜器用酸作旧，再用从老器物上刮下的老锈镶嵌在铜器上，这种方式很能吸引那些光考虑老锈、不看器型的初级收藏者。镶嵌老锈一般都选在口沿、纹饰、表皮等容易看到的部位。这种作旧的鉴别方法是，不要光看老锈，而要整体上去鉴别器物真伪。而且，只要仔细把玩，就会发现锈会很不自然地脱落，所以比较好认别。
后刻花法。一件老的器物，上面没有纹饰，后来刻上了花，雕刻细致入微。这种器物的鉴别方法是看凹槽里有没有包浆和锈色，如果是新刻的，凹槽里的包浆肯定被破坏。另外，什么时期的纹饰应该有什么时期的器型，如商代的鼎，刻上战国时期的纹饰，肯定是张冠李戴。
残器凑整器。在市场上，器型古怪的东西一定要注意，有可能就是一些残器拼凑在一起的。比如，用下半部分做成一个鬲；把盆子改成爵等。这种作伪的方法在市场上见得最多，因此在碰到奇特器型的东西时，买家一定要小心。
新胎贴老皮。做成一个新器物，用老皮根据真正器物的花纹刻出来，刻出和老青铜器一样的东西贴到新器上去，做的大部分是高浮雕作品。这种器物就要看胎里锈色和外皮锈色是否一样。专家建议：求宝应有平常心。
针对广大收藏者应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古玩市场，省文物专家建议，收藏者本身不应抱有侥幸心理，希望借收藏古玩一夜暴富，甚至总想拣个小便宜。收藏本是文雅之事，是为了养性，陶冶情操，而不能一味以赢利为目的，这样也不符合收藏的规律。并且这种侥幸心理就是给作伪者提供可趁之机。
只要是“官窑”出品的“贡瓷”，都成了天价国宝瓷(组图)
第一套60大庆特贡瓷--“牡丹荷花对瓶”由百年瓷都醴陵红官窑烧制。由牡丹瓶、荷花瓶组成，瓶颈均烧有“60周年”标识、瓶底烙有“60大庆特贡国瓷”火漆印。牡丹瓶身绘有6朵牡丹和3朵花蕊，象征“富贵中华”，国家繁荣昌盛，国民富贵兴旺。荷花瓶身绘制有6朵荷花和3朵花蕊，象征“和谐盛世”，国家盛世和祥，社会和谐发展。瓶体高均为39厘米，瓶口直径12.5厘米，采用“高
“贡瓷”是地方为有关部门特制的瓷器总称，一般由最高水平的官窑以最高技术烧制。我国历朝历代的“贡瓷”无一不是瓷中极品、无一不代表当时制瓷最高水平、无一不是当今的国宝。可近百年来，令无数人向往的“贡瓷”一直没有出现。新中国60华诞，几代人的心愿，人们终于迎来了代表国瓷60年最高成就的“官窑特贡瓷”--《牡丹荷花对瓶》
新中国史上的传世国宝瓷
第一套新中国60年“官窑特贡瓷”荣耀诞生
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60大庆“特贡国瓷”；中国文物学会监制、湖南醴陵市政府督造；相关部门用瓷专家张守智大师担任督陶官；“釉下五彩”传承人陈扬龙联合王坚义大师创作；使用将近绝迹的“高岭球土”和“绝密配方”，130多道纯手工烧制；永久入藏中南海紫光阁；国家知识产权部门、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地理标志产品”双重保护；北京市价格协会核准每件贡瓷以13800元公开发行。
CCTV《国宝档案》3年追踪报道揭开当代“官窑”国瓷神秘面纱
CCTV《国宝档案》视频截图
新中国成立后，醴陵“官窑”按照国家要求陆续烧制成功少量特贡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使用和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的瓷器，这些稀有的国瓷在60年中充当了“国家的名片”，在世界范围内代表中国的形象。其中陈扬龙大师手绘“牡丹瓶”尤为突出，曾被多次选用，被称为红色“官窑”中的“国宝贡瓷”。如今，60周年大庆，醴陵“官窑”被赋予了更神圣的使命--烧制新中国60周年唯一的“特贡国瓷”。
“贡瓷”历来是皇帝专享瓷，当代也只有国宴、外事国礼才少量特制，民间根本看不到，花百万也换不来一尊“官窑特贡瓷”。只要是“官窑”出品的“贡瓷”，都成了现在的国宝瓷。贡瓷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的珍贵，比如一件镂空的清雍正年间贡瓷在新加坡拍出136万，后来被湖南省博物馆回购。2004年北京拍了一件清宣统年间特贡釉下墨彩瓷，成交价860万。60年大庆迎来了中华盛世，根据盛世必以大器铭记的传统。60周年纪念至高规格“贡瓷”。并首次向民间公开发行，让神秘的“贡瓷”走出神坛。
100年前造就“中华瓷王”，今天造就“60大庆特贡国瓷”
醴陵“釉下五彩”，俗以“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磬”著称，配方至今绝密，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一举夺下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最高金奖”，独步天下，称为“中华瓷王”。醴陵釉下五彩被誉为中国当代瓷艺最颠峰。60年大庆特贡瓷的烧制重任，当之无愧落在了醴陵红“官窑”。在醴陵市相关部门的督造、以及当代督陶官的严格把关下。历时四年，第一款“60年大庆特贡瓷”荣耀诞生，意示着我国瓷器史进入崭新的时代。
陈扬龙大师足以撼世界，两位大师联袂，价值连城
“60大庆特贡瓷”决非普通瓷，醴陵市相关部门深悟其道。特命“官窑”领军人物陈扬龙大师、王坚义大师联袂创作。陈扬龙年青时就参与中华瓷王创作，获得釉下五彩祖师吴寿祺真传。如今已成为釉下五彩新一代宗师，他独创“薄施谈染”法，公认为釉下五彩的唯一传承人。其作品长期作为外事用瓷被国内外重要机构收藏，民间少见；王坚义大师更被誉为中国画荷第一人，未来釉下五彩的希望。为了“贡瓷”需要，年逾70高龄的陈大师呕心创作“牡丹瓶”，与王坚义大师创作的荷花瓶，相互辉映、巧夺天工。正如当代督陶官张守智大师所说：一位大师足以撼世界，两位大师联袂，更价值连城。为当代红“官窑”划上了举足轻重的一笔。
[收藏欣赏]瓷器中真正的贵族釉里红(组图)
数千件明洪武年间景德镇的瓷片在挖掘机下出土，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釉里红。虽然都是残片，但一点也不影响它的珍贵价值。釉里红，这种稀少的瓷器品种开始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以其卓然大气的风范，成为瓷器收藏中真正的贵族。
釉里红的最大特点是烧制难度大，成品率极低。它是以铜为着色剂，在白胎上直接绘制各种图案纹饰，在上面施一层釉，铜在高温还原焰中发出了红色，所以名叫“釉里红”。
釉里红瓷创烧于元代，但数量极少，可谓凤毛麟角。原因是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在窑炉中火候不到，呈现黑红色或灰红色；火候销过铜离子便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现象或干脆退色，纹饰不连贯。当时烧柴窑很难控制窑温，只有凭把桩师父的经验与取出火照对比，无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元人尚白，汉人尚红，民族认同感也有别，所以釉里红产量一直很小。
然而到了明洪武朝，釉里红瓷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实物遗存量上比较，甚至比青花瓷还多。洪武早期的制品多呈黑红，不够鲜艳，甚至有些烧成了“釉里黑”也未被打碎埋掉。即便如此，此类品种贯穿洪武朝始终，坚持不懈。中、晚期多呈较纯正红色。风格古朴、厚重，器型硕大，纹饰丰满，气势夺人。充分展示了明朝开国之君的胸怀与气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好者，下必是焉”的传统。技术进步往往要靠人力来推动，而人力又往往以帝王的好恶与意志为转移，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为什么明成化朝的瓷器纤巧隽秀？嘉靖、万历朝的五彩瓷浓艳、热烈？清雍正朝瓷器典雅、秀丽？乾隆朝繁缛、工丽？这些都与帝王的爱好、鉴赏角度有直接关系。朱元璋是红巾军的领袖，“朱”字在字典上释义，只有两用：一是代表姓氏，二是代表红色。朱即红、红即朱。明王朝是朱家天下，也难怪釉里红的烧制虽然屡屡受挫，但却贯穿洪武皇帝的始终，甚至还远销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
宣德时期的釉里红瓷也颇为成功了，摆脱了元末那种黑红、粉红的晦暗色调。而且宣德时对铜红釉的烧造技术掌握得较好，纹饰清晰，色泽鲜艳，被称为“宝石红”。
宣德釉里红传世极少，其胎体细腻，釉面洁白，再和明艳的釉里红相配合，达到了釉里红工艺极高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以白釉铺地剔花填红釉的新技法，所填红釉已经略微高出白釉釉面，这是宣德釉里红的一个特点。由于高温铜红釉烧成难度极大，后世仿品达到宣德釉里红的水平，惟有清雍正一朝，而且创造性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
“青花釉里红”是在青花和釉里红烧造的基础上制成的，这种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青花料和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色料所绘制的釉下彩综合式的装饰，既有青花青翠品澈、幽靓素雅的特色，又有釉里红瑰丽而沉静、艳媚而不浮躁、热烈而又含蓄的特色。两者的长处有机融合，既素雅又艳丽，形成了青红相间、冷暖相衬、动静相映的审美特征，这种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铜和钴彩绘的工艺，可谓精彩华美之至，也价值非凡。
雍正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工艺最为成功的历史时期。青花为钴，釉里红为铜，两者对于烧成气氛的要求明显不一致，但雍正青花釉里红却将两者都烧得十分鲜艳，可见当时技术之纯熟。
云龙纹或海水龙纹，是最常见、价值最高的青花釉里红图案，它以青花绘出云朵和翻腾的海水，以铜红绘出飞舞的巨龙，真真是相得益彰。在雍正朝，青花和釉里红这两种釉下彩结合得非常完美，不仅吸收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云龙纹与海水龙纹各自的题材，最终创造出海水云龙纹图样。这种纹样超越了明代图案化取向将器物纹饰提升至绘画的高度。它以青花表现瓶底部的海水及器物腹部的云气，色调或浓或淡，都非常鲜亮；釉里红以淡绘的呈色技法表现出红龙翻滚于怒涛汹涌的大海上，形象极为生动。青花发色还时有晕散，这都是仿明宣德青花的色调。耿宝昌先生认为，这种青花色泽中含有类似宣德青花的褐色斑，它是人为重笔点染而成，飘浮于釉面中的。
雍正时期釉里红工艺得到全面发展，工艺技巧达到中国制瓷上的最高水平。绘画风格也发生极大的变化，由康熙时期的粗犷放达，用色用彩讲究浓艳强烈，从造型到装饰画面都由刚硬刺激转向用彩淡雅，色调温和。釉里红可以和青花一样运用自如地表现画意内容。
乾隆时期青花釉里红的龙纹图案就大不相同了。这时的海水云龙纹、海水纹依然安排在瓶底，但没有了雍正时期精工描绘的红釉巨龙穿行于云间，云气大量遮盖身体的特点，这是乾隆与雍正时期海水云龙纹的最大区别。乾隆时的青花釉里红特点是：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较淡雅，红色中常见绿色苔点，纹饰所绘青叶红花已经逼真于写实。
乾隆以后，中国瓷器烧造最辉煌的时代渐渐远去了。嘉庆初期，乾隆以太上皇身份临朝，一切与乾隆时期无二，到乾隆死去，进入清中期，嘉庆皇帝崇尚节俭，官窑生产也不断缩减，青花釉里红的烧造数量开始减少，工艺开始下降，胎体渐粗，釉汁渐稀，釉里红色变暗。和世上的一切有着共同的命运，釉里红，这种曾经辉煌一时的瓷器品种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日本的馆藏中国文物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最大，其中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在这些博物馆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最为丰富。资料显示，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
珍贵的中国雕塑
东京博物馆的东洋馆共分三层。第一层陈列着包括木乃伊在内的埃及珍贵文物，印度、犍陀罗(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早期佛教文物，东南亚与西亚的考古出土遗物，等等。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一号展厅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宝庆寺、中国山西省长子县、山西省云冈石窟、河北省响堂山石窟等地的石佛造像，比如唐代宝庆寺如来三尊佛龛、天龙山石窟第21窟如来像，也有少量隋代金铜造像如势至菩萨立像。其中，6件公元703年至704年间的宝庆寺石佛造像甚至可考人名，比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萧元造弥勒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等，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新石器时代到汉代111件文物珍品
东京博物馆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的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有中国甘肃省、青海省出土的齐家文化红陶双耳壶、褐陶水差形土器，也有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商代白陶豆，西周时代的灰陶鬲，中国河北省易州出土的战国时代黑陶磨光纹小壶、夹砂红陶鬲，中国安徽省寿县出土的战国时代彩釉壶，等等。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礼乐、祭祀用青铜器。
绚烂多彩的历代陶瓷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早期瓷器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古越州窑产的青瓷神亭壶、青瓷双耳壶、青瓷狮子、青瓷天鹅壶、青瓷莲纹盘，唐代长沙窑产的黄釉褐彩碗、黄釉绿褐彩鸟纹碗、绿釉枕、绿釉奁，以及大量的唐代三彩随葬器，如三彩骆驼、三彩马、三彩天王俑、三彩镇墓兽，等等。东洋馆的宋代瓷器有：定窑的白瓷盘口瓶、白瓷莲花纹钵、白瓷印花花卉纹轮花钵，耀州窑的青瓷唐草纹水注、青瓷凤凰唐草纹轮花钵，钧窑的靛青釉轮花钵，官窑的青瓷轮花钵，越州窑的青瓷花纹水注等。
东洋馆的元、明、清瓷器陈列，涵盖各个时期的精品，几乎就是一部发展史。
中国绘画成日本国宝
东京国立博物馆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中，首推日本政府所指定的87件国宝和610件重要文化财产，而这些顶级文物中有一批是来自于中国宋元明时代的绘画与书法。在“中国绘画书法”陈列室中，仅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南宋李迪《红白芙蓉图》、南宋梁楷《雪景山水图》和元代因陀罗《禅机图断简寒山拾得图》4幅作品就获得了“日本国宝”的称号。其余珍贵绘画还包括南宋马远的《洞山渡水图》，明代朱端的《寒江独钓图》，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图》等。而书法作品则囊括了黄庭坚、朱熹、赵孟頫、八大山人(落款)、郑燮等名家。东洋馆第三层陈列则以朝鲜文物为主，也可间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对半岛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艺脉相承 去湖北美术馆看“鄂湘赣皖当代漆艺、陶艺展”
陈冀湘《刮骨疗毒图》，漆艺。湖北美术馆供图
楚漆、楚陶艺术作为楚文化的一部分，曾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这也为楚地的当代漆艺、陶艺承续文化、生发特质提供了基础。由鄂湘赣皖四省文化厅联合主办、湖北美术馆承办的“艺脉相承——鄂湘赣皖当代漆艺、陶艺作品展”今日在湖北美术馆开幕。
来自鄂湘赣皖四省60多位艺术家的120余件作品，代表着各地漆艺陶艺在本时期发展的水平，将在展览中亮相。这些漆艺陶艺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多元的艺术取向，题材广泛，造型独特，从某种程度上为观众们勾勒出同受楚文化滋养的中部四省在传承艺术脉络中的概貌。来自安徽的参展艺术家丁南洋称，漆艺、陶艺一般多见于院校、厂区，而此次在美术馆展出，终于走向了大众。
据湖北美术馆馆长傅中望介绍，湘鄂赣皖四省四省在漆艺、陶艺等方面都有着比较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在与传统的对接及与历史的对话中，其当代漆艺与陶艺不仅形成了特有的漆艺文化和陶瓷文化，而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面貌。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19日，观众可免费参观。
收藏拍卖行情观察瓷器板块：彩瓷风云(组图)
瓷器的演变代表了人们对丰富生活的追求，从颜色单一、质地粗糙的生活用品逐渐演变成青花、五彩等观赏器物，彩瓷不仅有艳丽的外表，其图案内容常常能反映更深层的意义，也使瓷器不仅作为器物存在而加入了更深的情感诉求。中国人对美好寓意的追求以及物以稀为贵的普世规律，使得彩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拍卖纪录，2014年春拍大明成化鸡缸杯的2.8亿元拍价并非偶然。
彩瓷的发源
最早的釉上五彩瓷是金代磁州窑系烧造的釉上红、绿彩瓷器。景德镇窑从元代开始烧造五彩瓷器。明朝宣德年间，官窑青花五彩瓷器烧成，目前仅西藏萨迦寺有藏；明朝中期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至万历朝发展到高峰。
青花五彩瓷器烧造工艺复杂，先于坯上用青花料描绘出一定的纹样，入窑烧成。再以红、黄、绿、紫、赭等色彩描绘到已烧成瓷器上，最后再入窑以700摄氏度低温烧造而成。五彩瓷并不是指一定要有五种色彩，可以根据纹饰的需要增减，釉下青花是“五彩”之一彩。由于官窑五彩瓷烧造难度大，产量低，传世不多，多为小件，大件器物罕有。器形多样，图案纹饰以龙凤、花草为主，并有婴戏、八仙、鱼藻等画片。青花五彩瓷在明嘉靖、万历时期烧造极盛。
万历时期的五彩瓷器色彩鲜艳，造型多变，日本人尤为喜爱，五彩瓷器销往日本后为上层人士所珍视，不惜重金求购。五彩瓷器色彩对比强烈，在视觉效果上与欧洲建筑的居室装饰色彩十分搭配，故在那里也大为流行。正是由于欧洲人、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五彩瓷情有独钟，在这种传统的审美和收藏心态支配下，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国外古董商纷纷来华收购五彩瓷器。当时国内藏家多偏重宋瓷与永宣青花、雍乾官窑，因此五彩瓷价位也甚低。一些精明的中国古董商趁此机会大量为海外买家收购五彩瓷，造成国内的五彩瓷器严重流失，留存下的精品甚少，故今天的国内收藏群体难以接触到上好的五彩瓷器，自然也就无法激发他们的收藏欲望，更谈不上五彩瓷的专题收藏了。清康熙五彩群仙拱寿纹高足盌(香港苏富比)
彩瓷的文化意义
彩瓷的绝妙之处在于图案表达出的寓意，今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之所以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除了它的稀有珍贵，还有它的寓意。
“鸡缸杯”因其杯壁上画有公鸡母鸡而得名。用今天的话说，“鸡缸杯”就是画着群鸡图案的外形像水缸的喝酒小杯子。斗彩鸡缸杯是明成化皇帝御用的酒杯。官窑器都是不计成本，选取最精品的进贡，其余砸碎。流传到现在的鸡缸杯，无论胎、釉，还是型、画工等方面都有极高水平。据说“鸡缸杯”是成化帝为万贵妃所烧，万贵妃比成化帝大19岁，杯身两组图案，公鸡与母鸡和小鸡合家欢。一组公鸡在前守卫，母鸡在后觅食，三仔鸡亦在寻觅食物。另一组，公鸡回首，母鸡猎食，三小鸡相随。鸡取谐音“吉”，有吉祥之意。杯中公鸡正是成化帝化身，母鸡是万贵妃化身，小鸡们则有着其后代多子兴旺之美好寓意。万贵妃死后，年仅41岁的成化帝在同一年去世。
“鸡缸杯”是个说不清的东西，大巧若拙，貌似平庸，就是这样一个手不盈握的小杯，在明朝万历年间已“值钱十万”，所以一直以来，“鸡缸杯”在中国瓷器史上赫赫有名，堪称精品中的精品，不仅深受历代皇帝推崇，而且一直都是中国瓷器收藏家梦寐以求的藏品。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发现存于世的鸡缸杯只有19只，除4只在私人藏家手中外(其中只有3件是无瑕的)，其他都收藏于博物馆内。今年4月8日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便是这4只之一，而且没有瑕疵，这足以体现其稀缺性，拍出高价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清道光粉彩番莲福寿纹朝官耳三足炉一对(香港苏富比)
斗彩五彩粉彩
斗彩和五彩是继青花之后的另两种彩绘瓷器，均有釉下青花，又有釉上多种色彩，施彩工艺也颇为相似；而粉彩则是后来产生的另一种彩瓷。
斗彩是明宣德官窑创新品种，是将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巧妙组合的崭新工艺，也是彩瓷中的绝妙精品。斗彩这个名称，明代的文献里未见记载。最早使用“斗彩”这一名称并给予解释的，见于清雍正年间的《南窑笔记》：“成、正、嘉、万俱有斗彩、五彩、填彩三种，先于坯上用青料画花鸟半体，复入彩料，凑其全体，名曰斗彩。”《南窑笔记》的作者认为，凡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拼成完整图案的就称为斗彩。陶瓷史上最负盛名的斗彩是明代成化斗彩，其中斗彩鸡缸杯更是精美绝伦，这与成化瓷器修胎极精致细薄和施釉极晶莹润白有关。清代康、雍、乾三朝也都有艺术价值极高的斗彩瓷器制作。
五彩是在已烧成的白瓷上以低温色料描绘图案纹样，然后经第二次入窑烧成，最主要特点是有绚丽的色彩。关于五彩用彩，清《南窑笔记》云：“彩色有矾红，用皂矾炼者，以陈为佳；黄色用石末铅粉，入矾红少许配成；用铅粉、石末入铜花为绿色；铅粉石末入青料则成紫色；翠色则以京翠为上，广翠次之。”这些颜料是含有铁、钻、铜、锰、锑等矿物元素着色剂的低温色料。五彩是将这些颜色巧妙搭配在一起，构成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色料是成就五彩的基本条件。
粉彩是景德镇窑在明五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借鉴珐琅彩的制作方法创制成功的又一种彩瓷。其独特之处，是在彩绘时搀加一种白色的彩料“玻璃白”，在烧成的白釉瓷器的釉面上绘画，经第二次炉火高温烧烤而成。粉彩初创于清康熙晚期，盛烧于雍正、乾隆时期，成为清代瓷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品种。直到现代，景德镇的许多瓷厂仍在继续生产。在粉彩发明之前，我国彩瓷都是单线平涂，花卉等缺乏立体感。粉彩的工艺十分特殊，创作内容多以生活题材为主，人物故事、花卉鸟兽、草木虫鱼或是静物图案皆可入画，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清光绪中期的王昭明就是名家瓷器的代表人物，他工于山水、人物、花鸟，题材取自古意，题款大部分用唐诗，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所以，收藏粉彩一定要找名家名作，否则价值会大打折扣。
明万历鱼藻纹蒜头瓶"target="_blank">五彩鱼藻纹蒜头瓶(香港苏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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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瓷的“三国”之争
导语：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件“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的成交价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也是目前中国艺术品中所有三维物品中的最高价格，买家为上海收藏家刘益谦。斗彩如此高价的环境下，五彩瓷和粉彩瓷却也在各自发力，现在看来后两者的拍价还难以与斗彩相抗衡，未来是否有势均力敌之势呢？
鸡缸杯背后的市场规律
这件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不只一次打破拍卖纪录，在1981年、1999年就曾两次现身拍卖市场，成交价分别为528万港元和2917万港元，均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的世界拍卖纪录，究其原因，“真”和“稀”永远是拍卖市场的规律。
据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仇国仕介绍，鸡缸杯从16世纪至今不仅因其历史价值而被冠以无上光环，不少文献记载更显示，历代许多鉴藏家均叹一杯之难求—“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只已值钱十万”。这也是中国艺术史上仿作最多的一件工艺品：有出于敬佩，见贤思齐而烧制的仿作，如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皆曾命工匠仿造鸡缸杯，落各自年款；而企图鱼目混珠的赝品自然也更是比比皆是。仇国仕强调此次上拍的这件鸡缸杯可谓来源有绪，上世纪50年代出自英国私人收藏家LeopoldDreyfus夫人，有过出版记录；上世纪80年代曾历经英国埃斯肯那茨和日本坂本五郎等著名古董商收藏。1999年，坂本五郎将这件成化斗彩鸡缸杯委托苏富比拍卖，最终以2917万港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拍卖纪录。时隔15年，这件鸡缸杯再现拍台，估价已翻了10倍。“斗彩鸡缸杯是明成化皇帝御用的酒杯，并且深受历代皇帝推崇，在中国瓷器历史上赫赫有名，堪称精品中的精品，拍出高价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全球存世的成化鸡缸杯一共十几件，其中只有4件藏于民间，数量极其稀少。物以稀为贵是颠扑不破的法则，稀少到这个程度，能拍出高价也不足为奇。
有专家表示，2.8亿港元的价位对于鸡缸杯来说已经非常高了，未来升值空间并不大。事实上，许多人都对鸡缸杯的天价有所质疑，对此，仇国仕认为：“鸡缸杯说贵与不贵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太精美太稀少、名气太大，已然超出了"物以稀为贵"的一般意义。鸡缸杯因为其特殊性，其价位已然脱离了市场的一般规律，对整体瓷器市场也不具备一般的参考性。藏家对其的追逐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
搭茅屋收藏稀世国宝
坐拥连故宫博物院都没有的存世孤本，国家一级二级文物更是不计其数，可珠海这位收藏家却甚是“怪异”——
搭茅屋收藏稀世国宝
精美的明代佛造像
李辉柄鉴定乾隆青花六方盖罐
郭汉东给记者展开明心经上、中、下三册
周末大观
本月9日至11日连续三天，北京来的两位名人钻进珠海收藏家郭汉东的“茅屋”，捧着一个个宝贝“打分”。岁数稍大的李老，指点着一对青花罐：“这是一对清乾隆的青花六方折枝花果盖罐，仿明宣德，仿得很像。六方就比圆的要难，这对青花造型规整、色艳、精细，质量好，艺术水平高，是国家一级文物。”“茅屋”中还发现一批国宝级“金书”，随便一件都价值连城，可郭汉东这两年竟“破落”到带全家住进了烂尾博物馆边临时搭建的“茅屋”。
十二尊佛像，每组过千万
“李老”是李辉柄，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受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与李辉柄一起来的是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寓榕。她对羊城晚报记者说：“清三代（指康、雍、乾）这么大型的瓷器不多见，而且是一对，带字款，罐盖都是原盖，很难得。依它们的精美度和尺寸，一对的起拍价应在800万元-900万元。”
记者脚边还有12尊瓷佛造像，有白、绿两色，大的有1米高。李辉柄认为这是明代早期福建漳州窑的出品。他说，福建漳州和德化都喜欢烧造像，德化的技术水平高，瓷化程度高，德化瓷特别白，有透明感，而漳州瓷温度低些，呈牙黄色。但是漳州瓷存世少，大器更少。12尊造像也为国家一级文物。据称，漳州瓷是出口瓷，后由于禁海，出口不得又难以转内销，因而倒闭，所以现今反倒难见漳州瓷。李辉柄将12尊佛像分四组，每组三尊，分别是文殊、普贤和三世佛。董寓榕说，稀缺性和器型硕大决定了这12尊造像价格不菲，超过1米的瓷器很容易变形，烧制难度大。每尊造像的背后都有图章，是名家之作。因此，每组造像的起拍价肯定过千万。
国宝级“金书”，填补了空白
董寓榕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这次为郭汉东鉴定的不仅仅是瓷器，还有一些杂项，如金银器，有些东西填补了国家的空白。郭汉东拿出了三个像茶叶罐一般的金属罐，罐子呈淡淡的金色，上面阳刻着：佛说心明经。郭汉东小心翼翼地从每一个罐里拿出一册，在茶几上展开。三册分别为上、中、下，每册由36枚金片若竹简般缀在一起，用隶书抄刻下《心明经》。金片并非纯金，是金、银、铜的合金，含金量为0.6%。李辉柄说，这是唐贞观年间的东西，非常完整，连故宫博物院都没有，是存世孤本，绝对是国宝级。
说话间，郭汉东又拿出一卷这样的“金书”，也是贞观时期的，展开来约有4米。上半部分是八幅白描画，画的是马头、孔雀等八个明王，下半部是用小篆刻写的每一个明王的故事。或许这就是唐太宗时的连环画。郭汉东承认，类似的国宝级“金书”有一批。
李辉柄先生用两天半时间将郭汉东30年积攒下的宝贝梳理了一遍，从8000年前的数百块红山玉、良渚玉到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从古玉到青铜、编磬、陶瓷、金银，脉络、年代都很清楚。郭汉东有六七千件藏品，记者记忆中，他收藏的汉代皇室编磬宋代玉枕和八只宋代供御兔毫鼠须盏均为国宝级，现在明确的国宝级藏品又多了这批合金的经书。国家一级、二级文物更是不计其数。
私人博物馆，“穷”得烂尾了
董寓榕说：“我以前认为珠海是文化沙漠，郭汉东的收藏让我彻底改变了看法。他的博物馆若能落成，会给珠海带来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2002年就动工的汉东私人博物馆到现在还是半拉子工程，据说还差3000万元才能成为真正的博物馆。守着那么多宝贝却拿不出3000万？郭汉东的钱全买了文物。许多人劝他：卖两件，博物馆就建起来了。可他就是吝啬得“只进不出”。郭汉东对记者说：“这是30年的心血，当然舍不得，希望它们能留在珠海，一旦拍卖就不知去向了。汪洋书记说要建文化强省，我的收藏是珠海文化的一部分。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卖。”
珠海文化局局长刘福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文化应该社会化，政府将出台有关细则，支持建私人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剧场，比如以土地划拨或资金奖励的形式予以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