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瓷器鉴别。
从宋元至明清，陶器生产大幅萎缩。但各个时代的特殊品种，如宋、辽三彩，宜兴紫砂陶，琉璃和珐华，以及随葬用的陶俑、砖雕等陶器品种仍多有制作。
宋三彩的釉色以黄、绿、褐三色为主，还有白釉、酱釉三彩。器型以日用的盘、碗、盆、瓶、枕、灯、香熏等为主，还有小型的狗、马、猪等玩具。一般器物在表面施釉，底部和内部不施釉。装饰方法以划花和印花为多。辽三彩则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和地方特色。其器型中的皮囊壶、鸡冠壶、海棠花式盘碟、暖盘等都带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辽三彩胎质松软粗糙，呈淡红色，因此，制作时一般要施白色的化妆土，再上釉烧制。釉色以黄、绿、白为多，有单彩、两彩和多彩的器物。刻、划、印花纹是常见的装饰。
宋辽金元时期，陶俑的使用逐渐减少，但仍有其自身的时代特色。此时期的陶俑造型取材比以前更加生活化和多样化，在形象面貌和肌肤的刻画上，力求反映现实人物的风貌。同时砖雕俑这一陶俑的新形式开始流行，其内容以反映市民文化生活内容的杂剧、散乐人物、民间社火等较为常见。明代陶俑的种类趋于单一，数量也大为减少，到清代初期陶俑基本绝迹。tAoci52.CoM
宜兴紫砂陶器在明清两代制作极为兴盛，它以其自身鲜明的艺术特色，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陶器品种。琉璃和珐华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山西地区的低温釉陶器，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以铅作助熔剂，而后者则为牙硝。琉璃器多用做建筑装饰材料和香炉、狮子等寺庙用器。广东佛山的石湾窑创烧于宋，盛于明，而极盛于清。胎体厚重，釉厚而光润，尤以仿钧釉最为著名。石湾窑制品以建筑用陶最多，但代表其制陶水平的是陈设文房用器和各种陶塑。
总之，宋代至清代，陶器虽然不再是陶瓷业的主流，但是上述这些历代陶器名品，仍以其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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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至清代景德镇陶瓷观音造像研究
观音造像与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密不可分。本文主要用个案分析的形式对北宋至清代景德镇烧造的陶瓷观音造像进行分析，试图探讨其各时期的特点及其演变特征。引言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就不断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艺术相互影响，对中国陶瓷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观音在整个佛教文化中的演变以及在汉化佛教中的定型是一个最丰富、最意味深长的过程。景德镇作为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陶瓷产区，生产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其中也包括观音造像。一、宋至清代观音造像的发展特征从现有的资料表明，北宋时期景德镇开始烧造陶瓷观音，且多为素胎，后施以彩绘，尚停留在对泥塑彩绘及木雕彩绘造像的摹仿阶段，没有突出陶瓷本身的材质特点。南宋时期，其烧造得以发展，从所收集的标本来看，像身仍为素胎，但服饰已经开始施以青白釉。菩萨大多头戴化佛冠，其花鬓较为复杂。身穿通肩袈裟，饰璎珞。此时虽然延续了北宋时期素胎加彩的装饰手法，但已经逐渐显现出陶瓷材料的特质。元代“二元配方”的运用使陶瓷材料的表现力增强，所以摆脱了其他材质造像的影响，光润莹洁的釉面及繁复华丽的装饰使瓷塑本身的魅力展露无遗。此时的观音像一般为通体施青白釉，花鬓冠不如南宋时期夸张，但更加精细，多着通肩袈裟，璎珞装饰更加复杂，坐姿多轮王坐姿势。此外，这一时期的其他附加装饰有所增加，出现了加佛龛类型的观音造像，并且出现了侍者、跪拜弟子等。同时，由于青花的出现，这一技法也用在了陶瓷观音的装饰上。元代因其技术改革，造型贴合时代审美需求，所以观音的制作达到了顶峰。但随着德化窑的崛起及审美倾向的变迁，观音在明代走下了巅峰。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可看出这一时期景德镇观音造像由元代的精细繁复转为学习德化窑的艺术风格，追求流畅简洁，头饰中，披风、高髻取代了繁复的花鬟冠，复杂的璎珞装饰也不见踪影。此外，由素三彩观音伏狮坐像可推知随着明代五彩、斗彩及各种颜色釉的逐渐流行，景德镇还生产除单色釉以外的其他种类的陶瓷观音塑像。清代观音继承了明代观音造型的特点，即装饰较为简洁，造型线条流畅。另外，清代将粉彩运用在了瓷塑观音上面，佛教造像十分讲究色彩的鲜艳明亮，粉彩的技术特征正好可以对其加以诠释。据《唐英瓷务年谱长编》载：“四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交观音木样一尊，随善才、龙女二尊，传旨：交唐英照样造填白观音一尊，善才、龙女二尊，尽力烧造，窑变更好，…，，送到京时庄严安供。于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烧造得．．．．，持进。”；“初十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江西照现烧造的观音菩萨、善才、龙女再烧造一份，得时在静宜园供。”；“五月初一日，太监张玉传旨问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太监张玉传旨：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诚’烧造。”；“六月二十三日，唐英面觐干隆。面奉谕旨：着烧造青花五彩观音菩萨一尊，随善才、龙女。”干隆曾多次降旨景德镇御窑督陶官唐英，要求烧造各类瓷塑，然而由于造像的造型复杂，对细部要求高，成功之作甚少，加之难以保存，故传世的粉彩佛像十分稀少。二、景德镇窑陶瓷观音造像与龙泉窑及德化窑观音造像的比较元代是观音生产的一个高峰，而明代是从高峰滑落的时期。本文将元代龙泉窑陶瓷观音及明代德化窑陶瓷观音与同时期的景德镇窑陶瓷观音进行对比，以突出其发展特征。2.1景德镇窑与龙泉窑观音造像的比较元代的龙泉窑是除景德镇之外，烧造陶瓷观音较多的窑址。从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其釉色多为青釉，而且为了体现出龙泉窑釉色莹润如碧玉的特点，往往施釉较厚，但较厚的釉层会使细节处模糊不清，而使塑像的造型略显粗拙，不够精致。而且其施釉手法类似于景德镇南宋时期，塑像肌肤裸露处往往不施釉来表现自然肤色。从露胎处可见其胎色较深，为浅褐色，这是为了衬托青翠的釉色在胎土里掺和了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而观音通体施青白釉，釉色莹洁，透明度高，能很好地反映出塑像细节的处理，而且胎质洁白坚细，比龙泉窑青釉露胎的装饰手法更能表现出佛教造像纯洁性和神圣性的宗教意味。此外，元代景德镇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胎中氧化铝的含量增加，烧成温度相应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这使观音的造型更加精致细腻，装饰更加繁复，这也更加贴合元代追求华丽的审美倾向，所以观音在元代达到了顶峰。2.2景德镇窑与德化窑观音造像的比较明代陶瓷观音造像的生产以福建德化窑独占鳌头。就其胎釉而言，德化白瓷观音胎质细白，加之氧化铁含量极低，氧化钾含量特高的纯白釉，焙烧时又采用中性气氛，所以釉色显得格外纯净，如凝脂冻玉。如果说景德镇的青白瓷较之龙泉青瓷更能体现佛教造像的宗教意味，那么德化窑白瓷则是其宗教意味的最好诠释。而且与景德镇的永、宣甜白相比，其釉层较薄，透光度极好，有利于表现其细腻的刻划，精细的制作。究其造型装饰而言，追求简洁洗练，主要以人物神形兼备，造型及衣纹的精妙处理取胜，符合明代简洁、精雅的审美倾向。而观音，因时代审美倾向的变迁，已不可能延续元代的繁复华丽的艺术风格，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出土的白釉观音可看出，其造型类似于德化窑的观音造型，说明景德镇在明代摹仿德化窑的瓷塑观音，但因其白釉釉层较厚，使其线条比较模糊所以难以达到德化窑的艺术效果。由于景德镇观音造像的审美和技术要求均未能达到时代的尖端，所以才从元代的顶峰滑落下来。三、观音造像的文化隐语除专为内廷供奉而烧制的粉彩观音像外，宋至清代的观音造像均为柔美宁静的女性化形象。从唐代开始，观音的形象就开始出现了女性的特征，并且在宋代彻底完成了由男到女的性别转变。观音形象的女性化一是因为中国文化中阴阳对偶的思想影响，女性的观音与男性的如来相对。其二是两性之中最能体现慈爱和悲怜的是女性，女性形象的观音是佛教慈悲胸怀最适于本性的体现。女性的观音形象说明景德镇烧制陶瓷观音时遵循的是汉传佛教的造像法则，但随着观音信仰的变迁，其造像也在发生异变。从南宋开始，形式普通、宽袖长袍的通肩袈裟代替了程式化观音造像中的天衣、披帛，清代的造像更是直接穿着世俗的广袖长袍和长裙。而且所有标本中轮王坐姿势的观音有11尊，占相当大的比例。轮王坐不同于圣观音即观音的标准像的结跏趺坐姿势，是一种比较随意自在的坐姿。这些都是更接近世俗化的一种表现。最明显的特征是头冠的变化。从元代开始，观音造像头冠中的化佛就在逐渐消失，元代的青花观音像甚至头戴凤冠，明清时期则完全被披风所取代。化佛冠是汉传佛教中观音的标志，观音是净土三圣之一，他和大势至是阿弥陀佛的胁侍，阿弥陀佛是观音的精神之父，因而在观音的冠上有阿弥陀佛的形象，这是识别早期观音的最好标记。但随着宋代开始佛教的世间化，民间观音信仰渐渐广为流传，最著名的就是妙善公主的传说，称观音为妙庄王三公主妙善，爱修行学佛，仁孝贞洁，慈悲爱物，舍已为人，在大香山成就正果。其无视正规佛教经典的权威说法，另外为观音立了一个身世。化佛冠的消失过程正反映了观音信仰的民间化，世俗化倾向，渐渐脱离了正统的佛教经典。景德镇观音造型反映出汉传佛教及民间的观音信仰，而元、清时期的上层统治阶级均信仰藏传佛教，但从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来看，元代及清代景德镇生产的陶瓷观音都未反映出明显的藏传佛教观音的特征，仅清代御窑烧造的少数专供内廷供奉的陶瓷观音带有这样的特征。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受陶瓷材料的限制，要表现藏传佛教造像的复杂造型有一定难度。其二，两朝的统治者虽然信奉藏传佛教，但其目的是作为沟通西藏关系，羁縻边远居民的手段，信仰的成分甚少，主要是出于“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治目的。而且因其采取的宗教宽容政策，对民间信仰的汉传佛教并不排斥，所以民间信仰仍以汉传佛教为主。而远离政治中心，居于江南的景德镇受其影响的程度就更小了。有学者认为元代景德镇观音遍身的璎珞装饰源于藏传佛教，但从本文材料来看，璎珞装饰一直存在，其变化主要是受到审美倾向的变化，由简到繁，再由繁入简罢了。四、结语北宋时期景德镇开始烧造陶瓷观音，南宋得以发展，在元代由于工艺的革新达其制作顶峰，而明代开始滑落，但其烧造一直延续至清代。随着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观音经历了素胎彩绘——素胎彩绘加部分施釉——满釉装饰——满釉加彩绘的发展过程。景德镇的陶瓷观音造像遵循的是汉传佛教的造像法则，但也因为观音信仰的世俗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正统佛教造像的仪轨。
三国至隋唐时期陶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大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大融合时期，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繁荣。这时期的陶器，仍以骑士俑等明器为主，北魏的彩绘陶俑发式、甲胄多为少数民族装束，而从北齐一些乐舞人扁壶等器物的特殊造型和图案上还可以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这一时期建筑用陶也得到继续发展，砖瓦的形制一般较小，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
隋代是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前奏曲，更是中国文化经过长期酝酿开始进入鼎盛的序曲。陶器以白土陶胎敷青白色釉的作品为多，风格鲜明，彩绘陶已很普遍，男女乐俑像及驼马的造型十分生动。
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潮期，中外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活跃，制陶工艺发展迅速。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是唐三彩釉陶，那些丰腴的贵妇、射猎的贵族、恭谨的文吏与女侍、牵驼的胡商、负重的骆驼、剽悍的骏马，记录了开元盛世的安富与尊荣、豪华与放纵。贴塑、镶嵌的凤首壶、瓶类，带有西亚文化风采，造型新颖，彩绘贴金新工艺绚丽辉煌，令人赞叹。
石湾窑陶器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石湾镇的石湾窑，以制陶业闻名于世。佛山石湾窑开始于宋，兴盛于明清。由于其善于仿制宋钧窑，人们习惯称之为“广钧"；又由于石湾窑产品为广东各窑杰出的代表作，石湾窑又被称为“广窑"。
石湾窑产品多采用本地陶土，器物形体厚重，胎骨暗灰，也有少量胎色呈白色或红色，其釉厚而光润，釉色丰富多彩，有青、黑、红、黄、蓝、白、紫等。这些彩釉由于配方不同，浓淡不一，因而所呈色泽繁多，仅青釉就有冬青、粉青、桑青、梅子青等。在这些釉色中，最富于变化的当为蓝釉，所谓“钧窑以紫胜，广窑以蓝胜"。此外玫瑰紫、翠毛等色亦为佳品。最为珍贵的为“三捻花釉"，即杨桃花釉，它是在浅蓝或红色的釉层中，密布芝麻点般的紫红色，幽雅娇艳，极为罕见。在仿钧窑的窑变色釉中，有一种在蓝釉中流淌雨点状葱白色的品种，人称“雨淋墙”，远远望去犹如飞流千尺、万马奔腾。
石湾窑的表现题材与器物种类非常丰富，有人物、乌兽鱼虫、仿古器物及仿各名窑产品、建筑装饰件等。目前所见明代产品有仿贯耳壶、长颈瓶、拄瓶、三足炉等，其釉色庄重，有蓝釉、翠毛蓝、酱黄、米色釉等。色釉多有开片；人物塑像有城隍、土地门官、神仙道佛等，表现手法单一，人物缺乏个性特征，且面部饰有较厚的色釉，五官模糊不清。清代石湾窑各种类型题材齐全，釉色应有尽有，人物塑像写意传神，除神仙道佛官吏外，还有众多劳动人民形象。与明代陶器相比，人物面部不再施釉，而以各种色彩描绘五官，整个形象着重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及个性特征。各种人物塑造得神气意足，栩栩如生。
陶器起源的传说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陶瓷制品就是养一盆花也需要有一个陶制的花盆。那么第一个发明制陶的人是谁呢?据古籍载他名叫 宁封子是黄帝身边一个能工巧匠。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制陶的故事。
传说黄帝时期人们虽已懂得用火烧熟食物吃，但却没有锅、盆、碗、罐等只能把猎获的食物用明火烧熟后双手抓着吃。口渴了就到河边爬下用双手掬水喝。这对老年人和小孩特别不方便。
有一次，宁封子从河里捕回很多尖尾鱼，放在火堆上，结果全烧焦了，宁封子一气之下把剩下的几条尖尾鱼用泥封住放进火堆里。就在这时黄帝派宁封子出外办事，他一走就是三天。回来后有人问起烧鱼的事，宁封子这才想起他临走时放进火堆里的尖尾鱼，急忙跑到火堆去刨。谁知刨出来一看鱼早已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泥外壳能看不能吃；再用手一敲还发出当当响声。周围看的人都笑了有人挖苦他说：“宁封子本事大把软鱼烧成硬鱼了。”宁封子毫不在意，只把烧过的泥壳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然后对大伙说：“你们别笑，鱼虽没吃上可烧出了一个有用的东西。”。
说着他把泥壳拿到河边盛满水后详细地观察了很久发现装进泥壳里的水点滴不漏。宁封子很喜欢用脑子，他想假若把泥封在其它东西上用火烧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他看到河滩上，有些被砍过的树墩灵机一动就把河边的泥沙用手刨出来糊在一个树墩上然后架起大火一连烧了三天四夜。等火熄后他刨开火灰一看；眼前已不是泥湖的半截树墩了而是一个土红色的硬泥筒。宁封子用兽皮袋把河里的水灌进硬泥筒里直到灌满为止也没有发现有漏水现象。
宁封子高兴得忘记了一切想把硬泥筒连水一起抱回去向大家报喜。谁知用力过猛却把泥筒弄破了。水流得满地都是。宁封子并不气馁。他坐在地上一直在想泥土经过火烧能变成硬壳既能装水又能盛食物为什么不多烧一些呢?可是到底怎么烧制他还是心中无数。他把两次试烧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向黄帝作了汇报又把打碎的泥壳请黄帝看。黄帝看后非常高兴认为这项发明太有用了于是就任命宁封子为桥国的“陶正”(官员)，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见的史书记载中的官窑瓷器检察官。
不知又经过多少次的实验和失败，中华民族的第一批陶器终于烧制成功了。陶器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大困难。考古工作者多年来从西安半坡，黄陵的桥山，河南的仰韶、龙山等地发现的大量彩陶如尖底瓶、陶罐、陶碗、陶盆等都充分证明制陶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随之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又发明了应用更广的瓷器，在上海世博会礼品中，有仿制古陶器、古瓷器的参展产品。
马家窑文化陶器
马家窑文化因1924年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古文化遗址发现而得名。它是受仰韶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但又有一定差异，因此有人曾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据测定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余年。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以洮河和湟水的中下游为中心，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多以泥条盘法制成，焙烧温度在1000℃左右。器物种类有钵、瓮、豆、瓶、盂、杯、壶等。器型特殊的有敛口深腹双耳罐、束腰罐、盆形双耳豆等。由于类型不同，器物造型略有区别。以罐类为例，马家窑类型的罐类造型结构均匀；马厂类型的罐腹部较粗，多侈口；半山类型的罐造型肥硕，腹径较大，底部较小，肩部丰满。
如果说仰韶文化开创了彩陶艺术的先河，那么马家窑文化则将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顶峰。
马厂类型的彩陶，某些器物加涂红色陶衣，早期纹饰以很宽的黑边紫红条带构成，晚期纹饰以红色或黑色线条构成，常见纹饰有大圆圈纹、菱形纹、变体蛙纹、波浪纹、人形纹等。纹饰线条无论粗细，都描绘得非常规整，以折线、曲线、圆圈纹、回纹为基本纹饰进行多种形式的组合，且某些器物上出现“卍”纹。半山类型的纹饰表现手法多样，以曲线构成的纹饰花样较多，如同心圆纹、螺旋纹、圆圈纹、葫芦形纹、网纹、连弧纹等。锯齿纹很常见，多用作镶边。还有一种最特殊的人形播谷状的谷神纹。在颜色上多见黑彩、红彩，同时有少数的紫红色彩。半山类型的纹饰构图有很强的立体效果，很多器皿平视与俯视所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马家窑类型纹饰在马家窑文化中最为精彩，纹饰线条均匀柔和，波线曲线大量应用，图案以几何纹为主，还有动物纹和人物纹。一些纹饰如鱼纹、火焰纹比仰韶文化更加生动逼真。最具艺术特色的波纹和漩涡纹，其组织结构巧妙，线条优美，笔锋流利生动，委婉曲折。在漩心中央与交错相连的涡线空当处饰以圆点，象征着波浪上跳跃的水珠，整个图案奔腾动荡，使观者如身临其境。此外，某些马家窑类型器物通体布满纹饰，连器物内壁皆绘纹饰（俗称内彩）。内彩发达，是马家窑文化突出的特征。
清代茶具
清代，茶类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绿茶外，又出现了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黄茶，形成了六大茶类。但这些茶的形状仍属条形散茶。所以，无论哪种茶类，饮用仍然沿用明代的直接冲泡法。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茶具无论是种类和形式，基本上没有突破明人的规范。
清代的茶盏、(茶壶，通常多以陶或瓷制作，以康(熙)干(隆)时期最为繁荣，以“景瓷宜陶”最为出色。清时的茶盏，康熙、雍正、干隆时盛行的盖碗，最负盛名。盖碗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盖呈碟形，有高圈足作提手；碗大口小底，有低圈足；托为中心下陷的一个浅盘，其下陷部位正好与碗底相吻。清代瓷茶具精品，多由江西景德镇生产，其时，除继续生产青花瓷、五彩瓷茶具外，还创制了粉彩、珐琅彩茶具。清代的江苏宜兴紫砂陶茶具，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康熙年间宜陶名家陈鸣远制作的梅干壶、束柴三友壶、包袱壶、番瓜壶等，集雕塑装饰于一体，情韵生动，匠心独运。制作工艺，穷工极巧。嘉庆年间的杨彭年和道光、咸丰年间的邵大亨制作的紫砂茶壶，当时也是名噪一时，前者以精巧取胜，后者以浑朴见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溧阳县令、“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传说他设计了新颖别致的“十八壶式”，由杨彭年、杨风年兄妹制作，待泥坯半干时，再由陈曼生用竹刀在壶上镌刻文或书画，这种工匠制作，文人设计的“曼生壶”，为宜兴紫砂茶壶开创了新风，增添了文化氛围。干隆、嘉庆年间，宜兴紫砂还推出了以红、绿、白等不同石质粉末施釉烧制的粉彩茶壶，使传统砂壶制作工艺又有新的突破。
此外，自清代开始，福州的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海南的生物(如椰子、贝壳等)茶具也开始出现，自成一格，逗人喜爱，终使清代茶具异彩纷呈，形成了这一时期茶具新的重要特色。